远程教育的社会功能

远程教育的社会功能（精选十篇）

远程教育的社会功能 篇1

一、远程教育的本质和特点

远程教育源于19世纪中叶的英国, 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 其间人们对其本质的探讨从未间断过, 不同人有着不同的见解。纵览各种观点, 笔者认为远程教育的内在本质是教育要素在时空上的扩展和重组, 外在表现为:教与学行为的相对分离;对技术媒体的倚重;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远程教育的根本特征是开放性, 其内涵包括教育对象与教学模式两方面。[1]在教育对象上, 不受年龄、性别、职业、身份、地位的限制, 真正做到向全社会开放;在教学模式上, 突破了传统面授的教学模式, 以学习者为中心, 设计开发各类适于自学的学习资源, 以基于技术的多媒体代替教师的课堂面授, 并通过媒体网络把教学活动安排在学生个人适合的时间空间中。

二、功能主义理论

功能主义起源于19世纪英国社会理论家斯宾塞的学说, 经过涂尔干、帕森斯和默顿的丰富、发展, 成为最有影响的社会学理论。

斯宾塞、涂尔干与帕森斯的学说是一脉相承的, 他们认为, 社会是一个由许多不同的部分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社会和生物有机体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如同器官一样, 对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发挥着正面的作用, 促使社会系统始终处于稳定和谐的运行状态。[2]

默顿的关于社会事项的负向功能论。默顿认为, 以帕森斯为代表的传统功能主义的功能概念存有严重缺陷, 其中之一便是将社会学的观察局限于一个社会事项对它所从属的社会或文化体系的正面贡献上。有鉴于此, 默顿提出了与正向功能相对的负向功能概念, 他认为, 正向功能有助于一个系统的适应或顺应, 而负向功能则消弱系统的适应或顺应。在默顿看来, 社会系统的运行中普遍存在着负向功能, 这种普遍性既见之于一般情况, 又见之于相对状况。所谓一般状况是指一个事项在具有某种正向功能的同时, 通常也就存在着发生负向功能的可能性, 所谓相对状况是指一个事项对某些个人或群体可能具有正向功能, 而对另些个人或群则可能会产生负向功能。[3]

三、远程教育的社会功能

根据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向性上认识远程教育的社会功能。

(一) 远程教育的正向功能

远程教育的正向功能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分析:个体层面;教育层面;社会层面。

1. 个体层面

远程教育能较好地促进个体继续社会化。远程学习者以成人为主体, 通过远程教育, 个体一方面继续学习、提高原有的知识、技能, 以更好地扮演所承担的职业角色;另一方面, 不断学习由于社会角色的变换所需的新知识、新技能, 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

远程教育能促进个体社会地位的变迁。远程教育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 一定的教育资格能够获取与之相应的社会资源 (权力、财富和声望) , 而社会资源占有的多少在竞争性的人才选拔中是关键因素。因此, 受教育程度成为高社会地位的必要条件, 远程教育间接地推动了个体社会地位的变迁。

2. 教育层面

远程教育在教育观念的更新、教学模式的多样化、教育结构的优化和重组等诸多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尤为突出的是, 能有效地促进教育机会均等。一般而言, 教育机会均等主要指教育的起点均等, 包括两个方面:入学机会的均等和教育资源的均等。如前所述, 远程教育具有开放性, 学习者不分年龄、性别、身份、地位的限制, 享有均等的入学机会;远程教育可以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 进行教育资源的优化组合, 并通过媒体网络传送到每个学习者的信息终端上, 从而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

3. 社会层面

远程教育以其特有的规模经济效益, 可以多快好省地培养大批社会人才, 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

远程教育的发展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 使更多的社会成员受到高等教育和专门的职业训练, 提高了他们转换身份的机会与流动的能力, 增加了社会流动的普遍性和均等性, 社会流动能引起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 有助于中间阶层的形成, 进而推动社会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化。[4]

(二) 远程教育的负向功能

远程教育的负向功能表现为:人才培养目标有违社会发展需要和水平, 盲目开设专业、课程。一方面, 造成结构性人才不足和过剩问题;另一方面, 造成远程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 不仅未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而且成为社会发展的负担。

远程教育办学主体是介于盈利性和非盈利性之间的一类特殊组织类型, 一些学校往往以经济效益目标为导向, 这导致远程教育者自身利益的极度膨胀, 行为选择往往首先以自身利益取向为准, 在相当程度上失却了“社会代表者”资格, 视受教育者为实现其利益的一种工具, 教学质量难以保证, 导致远程学习者文凭与才能不相符, 远程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低, 不仅制约远程学习者个人的进步, 而且不利于远程教育的发展。

四、远程教育的功能形成过程

功能主义理论认为, 社会事项的功能具有一定的逻辑结构, 即:正向功能、负向功能及直接功能、间接功能等多种维度。以此为依据, 并参考吴康宁教授的关于教育社会功能形成的论述, 笔者认为, 远程教育社会功能的形成是一个过程, 主要经历三个阶段:功能行为的发生、直接功能的产生及间接功能的衍生。

(一) 功能行为的发生

从远程教育系统承受的社会期待到功能行为的发生是其社会功能形成所必须经历的第一阶段 (如图1所示) 。

社会期待是统治阶层及相关利益群体综合作用的产物, 两者之间关系复杂, 既有一致的部分, 也有冲突的环节, 在远程教育中凸显为育人和商业的矛盾。

此处所说的“功能行为”泛指可能导致产生一定功能结果的所有远程教育行动, 具体包括远程教育制度和结构的确立、远程教育目标的设定、课件的开发制作及技术媒介的选择。

在社会期待与功能行为的发生之间存在一个不可或缺的转换过程, 这一过程同时受到社会经济发展、远程教育系统自身和信息技术三方面因素的影响。

远程教育功能的发生有赖于系统平台的建设, 没有这一物质前提, 功能的发生无从谈起。近年来, 政府及社会各界投入巨资进行基础平台建设, 极大地促进了社会期待向功能行为的转化。

在一定意义上, 远程教育可以说是信息技术发展的结果, 信息技术催生了远程教育这一教育新形态。远程教育被称为信息时代的教育, 每一次信息技术的飞跃, 都会极大地推动远程教育的发展。不注重信息技术及其在远程教育中应用的研究, 远程教育的发展难以为继。

远程教育系统专业素质内涵丰富, 具体包括:与时俱进的教育观念、师资队伍的建设、远程教育的管理和质量评估体系。

(二) 直接功能的产生

远程教育的社会功能形成的第二阶段是从功能行为发生到直接功能的产生 (如图2) 。

远程教育的直接功能是指教育过程本身直接产生的社会功能, 具体表现为:个体社会化及群体结构状况;远程教育的间接功能是指通过教育过程所形成的社会成员和群体而产生的社会功能, 体现为社会结构与运行状况。

在这一过程中起制约作用的社会因素主要指各种社会组织 (包括大众传媒、家庭、社区等) 对学习者施加的各种文化影响。多种影响有着性质上的不同, 同向影响 (外部文化与远程教育系统价值取向相符) 能强化远程教育功能行为的作用力量, 而异向影响则弱化功能行为的影响。

远程教育对象以成人为主体, 在接受远程教育前, 学习者业已形成自己的文化特性。这一特性主要包括已有的知识、技能结构和信息技术素养, 这里突出学习者的信息技术素养是因为远程学习效果较之传统面授学习更加倚重学习者信息技术素养。

(三) 间接功能的衍生

对社会结构与运行的间接作用是远程教育功能形成的最后一个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 远程教育系统因素是其调节机制。远程教育系统若能依据时代发展与社会需要来确定人才培养目标、层次、数量, 合理开设专业、课程, 及时调整课程内容构成, 则可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人才基础;相反, 盲目开设专业、课程, 教授不合时宜的知识内容, 则不仅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反而会成为社会进步的阻力。

这一阶段的社会制约因素是社会人才环境,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才制度, 它影响着人才能否专业到位;二是人才待遇, 它影响着人才能否思想稳定;三是人才观念, 它影响着人才能否发挥潜能。[5]

五、相关建议

远程教育的发展依赖于其正向功能的形成、发挥, 负向功能的遏制, 而正向功能的形成、发挥是有条件的, 需要社会和远程教育系统共同努力, 提供、创设这些条件, 促进远程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其一, 知识经济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变动的急剧化, 顺应这一时代诉求, 培养出越来越多的不仅能很好地适应这些变化, 而且会有意识地不断促成与创造新变化的社会成员, 充分发挥其“社会更新职能”。

其二, 社会经济发展的多层次性导致远程教育模式的多样化, 远程教育的发展要与之相适应, 不同国家、地区必须采取适合自己的远程教育模式, 才能在远程教育和经济发展之间建立密切联系, 远程教育才会促进经济发展和个人生活的改善。

其三, 加强立法, 完善、统一远程教育质量评估标准及认证体系, 规范教育行为, 确保教学质量, 培养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 遏制其负向功能的发挥。

其四, 远程教育的发展仅靠政府的投入是不够的, 应拓宽投资渠道。开展校企合作, 一方面, 可以有效吸纳社会资金, 扩大远程教育规模;另一方面, 可以提高企业员工素质, 进而促进其发展, 使其获得相应的投资回报, 从而实现校方和企业的共赢。

其五, 以终身教育理念指导远程教育的发展, 终身教育理念对外体现了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 对内能促进远程教育与传统教育的整合, 使二者相互补充、相互融合, 为社会成员构建终身学习的社会环境。

其六, 信息技术的进步带来时空的压缩, 个体相对于群体的显著性增加, [6]远程教育作为信息时代的教育, 要重视学习者的分析、研究, 以此为基础进行教学设计、资源开发, 促进个体化教学的发展;同时, 加强远程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提高教师专业、技能水平, 并加强远程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 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经受传统高校的竞争和劳动力市场的考验。

参考文献

[1]丁兴富.远程教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2]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6.

[3]罗伯特·金·默顿.论理论社会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0.

[4][6]朱力.社会学原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论述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功能 篇2

进入21世纪的不长时间，我国就普及了义务教育，不少城镇普及了高中教育，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阶段，教育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了各种不同的功能。

一、教育的政治功能

（一）教育具有维系社会政治稳定的功能

教育的政治功能首先表现在它对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十分重要的作用。“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从历史发展角度看，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其维护社会统治、维系政治稳定的基本途径无一不是通过教育。即使是通过加强法治的手段实施社会政治控制也是与加强教育密切相关的，法的控制本质上也是法治思想的教育而实现。教育为社会培养各种政治人才。政治人才是指社会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的领导者与管理者。各级政治人才都需要通过教育培养。教育培养具有一定政治素质的社会公民。这是教育维系社会政治稳定功能的另一突出表现。社会统治阶级总是要通过教育造就公民，使受教育者具备国家、政府或执政常所希求的政治理想与信念。

（二）教育具有促进社会政治变革的功能

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社会政治的“恒定性”是相对的，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革，社会政治的变革也会发生。从总体上看，社会政治变革是不断趋于前进与进步。教育则是促进社会政治变革的主要因素之一。教育对于社会政治变革具有强烈的反作用。教育的普及化与社会政治变革。现代社会教育的普及化是现代社会政治变革的重要标志，同时又是推进社会政治变革的重要力量。教育的普及，作为一种社会教育意识，表明社会政治的平等与开放。教育的普及，深深地蕴藏着一种变革社会，促进社会发展的力量，这种力量业已在现代社会政治领域中得以展现。教育普及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将更有力地推动社会政治的变革与进步。教育通过传播先进的思想，宏扬优良的道德促进社会政治的变革。在现代社会，教育通过传播科学真理，宏扬优良道德，形成正确的舆论，同时产生进步的政治观念，以促进社会的进步与革新。教育能力的主导作用在于它能张扬社会政治、思想、道德领域中的正面因素，抑制与抵制腐朽、落后的消极因素，从而为推进社会政治的先进化服务。教育可以促进社会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化是现代社会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依赖于教育而推动。民主意识、观念的养成，非教育不能达到。民主意识又与科学意识紧密相关。缺乏科学知识素养也就无法提高民主的素养。所以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全体国民科学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是实现社会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前提与保证。

二、教育的经济功能

（一）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

教育担负着培养劳动力的任务，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社会再生产主要依靠劳动力再生产而实现。劳动力再生产的最基本的因素是教育和训练。教育与社会再生产的关系主要体现在通过教育培养、训练生产所需要的熟练劳动者和各级各类专业人才上。教育正是通过向各种生产部门输送经过培训的更加熟练的劳动力和专门人才以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经济的增长。

（二）教育促进科技发展的功能

教育是科学知识再生产的手段。教育再生产劳动力与再生产科学知识相一致。科学知识在未用于生产之前，只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要把潜在的生产力转变为人能掌握它并应用于生产中去，即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必须依靠教育。教育以极为简约的方式同时也以极为广泛的形式传递人类已有的科学知识。高效能地扩大科学知识的再生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教育是促进科技与发展的重要手段。现代科技革命和科技发展与现代教育革命和教育发展是相互促进的。不只是有科技革命才有教育革命，而同时是有教育革命才有科技革命。

三、教育的文化功能

（一）教育对社会文化的传承功能

人类文化的传承固然可以物或物化的观念形态存在，但更多地是以人的心理、行为方式存在。无论是何种文化的传承，都需要以人对文化的理解为中介。人对文化的理解则需要依赖于教育。教育自它产生之日起就是作为传承文化的重要手段。文化是教育的内容，教育是传递文化的工具。社会通过教育将人类的文化遗产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文化藉助于教育得以延续和发展。

（二）教育对社会文化的创新功能

社会文化总是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要发展就意味着要有创新。没有文化的创新自然也无真实意义上的文化发展。而文化之创新则需要通过教育而实现。一方面，教育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总是着眼于古为今用，传承文化的过程也是文化更新的过程；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急剧变革，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必然要求教育突破原有的文化范成，实现对文化的创造、拓展与更新。

教育的经济功能在现代社会得以加强。现代物质生产的发展，尤其是现代的发展与变革又强烈地反作用于现代物质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这是一种良性循环。关于教育的经济功能，主要应立足于现代教育对现代经济发展所发挥的作用进行分析

（一）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

教育担负着培养劳动力的任务，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社会再生产主要依靠劳动力再生产而实现。劳动力再生产的最基本的因素是教育和训练。教育与社会再生产的关系主要体现在通过教育培养、训练生产所需要的熟练劳动者和各级各类专业人才上。教育正是通过向各种生产部门输送经过培训的更加熟练的劳动力和专门人才以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经济的增长。

（二）教育促进科技发展的功能

科技革命深刻影响着社会，同时也将继续深刻地影响着未来社会。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观点来看，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首先促进现代经济的迅猛发展，同时也有力地促进现代社会各种领域和各种层面的变化。科技革命缘何如此持续推进？显然，这依赖于教育的贡献。

首先，教育是科学知识再生产的手段。教育再生产劳动力与再生产科学知识相一致。科学知识在未用于生产之前，只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要把潜在的生产力转变为人能掌握它并应用于生产中去，即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必须依靠教育。教育以极为简约的方式同时也以极为广泛的形式传递人类已有的科学知识。高效能地扩大科学知识的再生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教育是促进科技与发展的重要手段。现代科技革命和科技发展与现代教育革命和教育发展是相互促进的。不只是有科技革命才有教育革命，而同时是有教育革命才有科技革命。

远程教育的社会功能 篇3

石伟平，1957年12月出生于上海，现任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职业技术教育学科评审组成员、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学科建设与研究生培养协作组组长、国务院学位办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工作专家指导小组成员、教育部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教育学会职业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国际职业技术教育科学研究委员会委员等职。

作为我国高校中最具影响力的职业教育学科专家，石教授曾说过这样的名言：职业教育的“天”是国家和政府的各项政策方案，“地”则是一线的职业院校；只有了解社会现状、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倚靠“立地”来“顶天”。而作为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客座研究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级访问学者，他又充分把握国际交流方面的机会，为自己的职业教育研究工作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视野，他的《比较职业技术教育》一书已成为国内职教学科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两年前，当我们承担教育部委托的“高等职业教育现状与发展研究”课题时，他无私地将自己撰写了近2万字的高等职业教育国际比较研究成果提供给课题组，使我们最终完成的研究报告更加完整而丰满。今特从中节选部分，以飨本刊读者。

通过对世界各国和地区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状况进行比较研究，寻找一些普遍规律和有效做法，有利于我们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予以借鉴，对增强高职教育吸引力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和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

一、国际比较的几个视角

1.国际上高职教育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认可度如何?——随着时代要求的变化逐步融多功能于一体，受到很高的社会“待遇”。

从高职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其社会功能经历了一定的转变，无论在哪个国家，其发展初期都主要集中于为就业服务。然而随着教育大众化和个性化浪潮的冲击，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各国都拓展了高职院校的功能。从课程上看，美国的社区学院可承担的功能包括升学、转学教育，职业准备教育，技术准备教育，社区服务，补习教育，再就业培训，知识、技术提高教育，订单培训，职业资格证书培训，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教育。日本的专修学校可提供的课程主要有三类，一是高等课程，二是专门课程，三是一般课程。再如德国的职业学院(BA)，其毕业生可获得工程师等文凭和学位。也可以直接攻读硕士学位等。另外，以课程形式出现的高职教育，如英国的NVQ培训课程和澳大利亚的TAFE课程，都提供给学生既可就业又可升学的途径。而且，在舆论上，各国政府也积极支持高职教育功能的扩展，如1993年日本经济学会建议实施“结构调整和以人为本的教育”，把成人教育和各种非正规培训也纳入到高职教育之中。由此可见，高职院校的功能随着时代要求的变化，正逐步成为融培训、就业、升学、补习、社区服务、技术开发等多种社会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教育。

高职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低是我国高职教育发展中的一大问题，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各国提高高职教育社会认可度的做法，主要是“以特色取胜”、“以质量取胜”。如德国的应用技术大学(FH)走的就是与综合性大学完全不同的道路，教学上不强调学术性和基础理论，而是偏重应用技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学生的实习，实行严格考试，在专业学习方面实验实训占很大比重，这样就形成了其适用性强、学生就业前景好的社会形象，“向FH进军”成为德国高中生的梦想。再如，澳大利亚政府在《2004-2010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国家战略》的报告中指出：在职业教育中营造“以客户为驱动力”的文化。为了满足客户即求学者的各种特殊需求，雇主们就应当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也就是说学习者从职业教育那里获得哪些知识和技能。而这正是职业教育的目标，强调今后的TAFE目标将更多元化，为学习者个体度身定造所需的教育与培训。可见在这些国家，高职教育不但没有受到鄙薄，反而受到很高的“待遇”，其关键就在于高职教育本身能够拿出质量、办出特色。

2.国际上高职教育的管理与投入机制有何特点?——从分权自治为主转向加强宏观调控，政府成为投资和支持高职院校运作的主体。

各国高等教育管理体系有着各自不同的传统特点，总的来说主要由政府、地方和学校三块组成，其中以地方和学校自治为主的较多。不过，目前各国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都出现了值得关注的改革动向。美国联邦政府通过经济和立法等手段加强对高等教育的宏观调控，这种对教育事务的大规模干预起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里根上台后推卸了联邦政府对教育的部分责任，但自90年代起历届政府都相继总结了里根任内的教训，再次强调联邦的作用，而且比50年代更进了一步；英国在保持大学自治原则的同时，加强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调控职能，并引入市场机制。1988年和1992年分别发布了《教育改革法》和《高等教育法》，改革大学拨款方式，并将所有多科技术学院提升为新的大学，以摆脱地方教育当局对高校正常教学活动的过多干涉，同时取消传统大学与多科技术学院之间的人为界限，促使学校密切与工商界的联系，增强自身造血功能，摆脱在经济投入上完全依赖国家的被动局面；日本有意识地消除等级制度在教育、财政和社会方面造成的不平等，如20世纪90年代推行的主要改革措施有支持和资助私立大学、鼓励高等教育机构多样化、注重改善大学教学和科研条件、广泛招收社会人士在大学学习等；德国加强联邦和州对大学的控制，州政府对各校监督管理权力增大，这使得大学自我调节的条件和教授在聘任时的要价都受到更多的限制；法国则试图分散权力，扩大学区权限，但效果并不明显，1989年国家提出希望地方对大学的建设提供资助，地方表示同意但同时要求对大学的某些事务享有决策权。这些改革动向比较明确地显示出各国政府包括中央(联邦)和地方都开始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并加强宏观调控。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各国高职教育的投入机制，发现与我国以收取高额学费发展高职院校为主的格局完全不同。如德国的职业学院三年学习期间，人均实践

培训费用约为6万10万马克，主要由培训企业或社会机构分担，按照具有法律作用的学习合同，培训企业或社会机构向学生发放生活津贴，州文教部则向职业学院提供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费用：德国的应用技术大学也基本上完全由州政府、文教部及企业分担办学费用。又如美国，一般公立社区学院统计资料显示的经费来源中，州经费占42％，学杂费占23％，地方经费占18％，联邦经费占5％，其他(捐助、技术开发与服务等)占10％，因此学生不必缴纳很高的学费，一般每年平均学费为1518美元，与此同时学生还可以获得各种补助。英国则由政府发给每个学生一定的教育津贴，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入私立或公立院校进行学习，一般进入公立院校者不用额外添加学习费用。若进入私立学校则需个人出资一部分，但负担并不重。由此看来，世界各国都没有把高职院校当成主要由学生和个人支撑的产业，恰恰相反的是政府给予高职院校大量的投入，可以说政府已成为支持高职院校运作的主体。此外，高职院校还通过积极吸纳各种途径的投资确保学费的低廉，以此作为吸引学生的一件法宝。

3.国际上高职教育的学制与课程特征是什么样的?——纵向衔接，横向贯通，强调终身学习。课程灵活多样，实现“从学校到工作”的转换。

通览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现行学制体系及高职教育在现有学制体系中的位置，有些是和普通高等教育处于不同类别的关系。如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都是比较典型的双轨制，特别是我国台湾的“高等技职教育”拥有从专科到研究生的单独学制；有些是层次的关系，如美国的二年制的社区学院，毕业后可以升入普通高等学校；还有些是部分的交叉，如澳大利亚的TAFE课程、英国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它们可以直接升入职业教育的上一层次，也可以转入普通教育。无论现行学制体系是类别关系、层次关系还是交叉关系，都有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层次的高职教育或与大学的应用性专业的本科、研究生层次相衔接的体制，基本上形成了“纵向衔接、横向贯通”的态势。其中，专科教育全日制的一般为2年，如美国的社区学院、日本的短期大学、澳大利亚的TAFE、我国台湾的“二专”；本科教育一般为4年；研究生教育则3-5年不等。值得一提的是各国高职教育都强调终身学习与培训，高职院校中的全日制学生绝对不是主体，真正构成学生主体的是部分时间制的学生，其中大部分是参加各类业余学习、职业进修和社会培训的成人学员，如美国社区学院的全日制学生仅占37％，而部分时间制的学生则占到了63％。

近年来，“从学校到工作”的转换是世界各国职业教育都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其目的是让学生顺利地从学校过渡到工作。英国推出了课程与职业资格证书培训相结合、与现代学徒制相结合的方略以及业本学习(Work-based learning)，确保学生就学期间的所学可以为今后工作所用；美国则一直把以三个整合(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整合，学校学习与岗位学习的整合，高中教育与社区学院教育的整合)为核心的“从学校到工作”运动。作为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职业教育改革主题，进入21世纪后又进一步提出了“从学校到生涯”，即除了就业还要为学生的生涯发展做准备；此外，还出现了情境学习(Contextual learning)、项目学习(Project learning)、任务学习(Task learning)等。由此可见，各国都积极把就业导向的实践课程作为高职教育发展的重点，以此来顺利实现“从学校到工作”的转换。这些对于当前我国高职教育推进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对我国高职教育的若干启示

1.高职教育的社会地位如何提高?——从传统的职业教育观向基于人力资源的职业教育观迈进，从“趋同发展”向“以特色和质量取胜”转变。

我国高职教育发展至今30年来，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践界一直都在呼吁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转变鄙薄劳动技术教育的传统观念，但这一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高职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一直偏低。而从高职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越来越重视教育的机会均等，提倡为全民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从而导致职业教育观念的转变。原来职业教育是针对某一部分人群，即所谓“应试教育”中的“弱势群体”——中考或高考落榜生的职前准备教育：而如今变成了“面向人人”的全民教育，成为每个人都要接受的与普通教育同等的一种教育经历，并把它贯穿于人的一生。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拓展了高职教育的受益面，并把它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在中国要改变高职教育的次等地位，首先要让新的职业教育观念和理念深入人心，在若干政策、法规和宣传努力下，相信大众化、终身化的高职教育不会再成为广大学生及其家长们“无奈的选择”。同时由于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历史不长，往往受到以往传统的高等专科教育的影响，而传统高专的思路则是跟着普通本科教育走，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趋同发展”。而事实上，由于基础不同、特色不一、条件不够、经验不足等原因，高等职业教育在与普通高等教育同方向、同目标的趋同竞争中是无法获胜的。为此，我们必须找出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以实用性、实践技能和“就业导向”作为自身的特色，以严格的技能训练和技术应用理论的教学作为自身的质量保证，这样才有可能获取较高的社会地位。

2.高职教育如何为实现经济、社会和教育这三大目标服务?——密切关注经济发展阶段与高职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

纵观世界高职教育发展的轨迹，主要是为了实现三大目标：一是经济目标——为当时的经济发展服务；二是社会目标——为社会稳定和其他需求服务：三是教育目标——为实现教育平等或提高教育层次等需求服务。但是同时也要注意到，不同时期的高职教育为实现这三大目标是分别有所侧重的，如二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当时世界刚刚走出战争阴影，人们渴望生活的安定，为了实现安居乐业的社会目标，高职教育得到大规模的发展；70年代经济危机的普遍存在，使得人们把带动经济发展的愿望寄托于高职教育的发展，可以说更主要地实现了经济目标；而80年代随着经济的再度增长，人们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因此那时高职教育的发展主要满足了人们对教育本身的需求。但自90年代以来，事情就变得不那么简单了，社会、经济和教育都对高职教育提出了发展与变革的需求，因此它同时实现着三大目标。但是无论在哪个时期、哪个国家和地区，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经济目标始终是高职教育追求的主要方向。扩展高职院校的规模，可以推迟许多中职学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时间，这自然起到了缓解就业市场压力的作用；而且扩展高职院校规模。可以使更多的高中毕业生有机会进入高校学习，既减轻了升学压力，又能满足民众的大众化高等

教育需求。但是，假如经济部门基本不需要这样的或者消费不了这么多的高职毕业生，岂不是在推迟就业的同时，在为今后几年制造更严重的就业危机吗?因此，我国在考虑高职教育功能的时候，特别应重视以经济目标的实现为主导，才有可能兼顾社会和教育目标的实现。

3.如何看待高职院校入学门槛过低的现象?——注重多种功能的开发，包括升学、补习、培训与社会服务功能的发挥。

近几年我国不少地方尤其是发达地区的高职教育最低录取分数线越来越低，这一现象不免让人担忧：入学门槛放低造成学生素质“鱼龙混杂”，是否会影响高职教育的教学质量和社会声誉?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不少国家的高校有些也采取“宽入口”政策，有些则根本就没有入学门槛，如美国的社区学院可以免试入学，日本的专修学校入门也很容易，但他们同样可以保持高职教育的教学质量和社会声誉，甚至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其实，“宽入口”政策折射出的并不一定是低质量，而是开放度的增加，这其中隐含的就是高职教育多元功能的开发。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现状来看，高职教育不仅仅承担着就业准备功能，而是提供了多样化的课程，使学生有充分的选择余地，体现了学生学习个性化意识的增强。我国目前为解决这种担忧可有三种备择方案：一是提高高职教育的入学门槛，确保招收学生的学习基础和学习能力，加强了“入口处”的筛选，以降低高职教育实施的难度；二是保持低门槛，严格把好“出口关”，对于学力不符合要求的学生不予毕业，拉长学制，确保他们达到要求才能走出高职校门；三也是保持低门槛，但在高职教育内部开设多样化的课程，满足更多教育对象的需求，如针对学力不足的学生可开设补习教育，对缺乏文化水平的失业人员采取放慢进度，按需补充，对需要进行闲暇教育的学生，可以学习课程-但不获得任何证书或学历。通过学分制、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的考核来保证其实施。第一种办法针对的学习对象的基础都差不多，其教育质量和社会声誉不会受到影响，容易控制，但其对象因门槛的提高将减少许多，仍然类似于普通教育的选拔；第二种方式通过考核可以实现严把质量关，但有些学生因学力不足或其他原因始终跟不上进度。又没有补充的课程，导致毕不了业，这同样会令许多人对之望而却步；而第三种方式不但可以扩充高职教育的对象，也可以按照他们的需求设立多种课程，取得不同的学历、证书、学分或课程，但其代价就是高职院校必须根据不同对象的需求组织不同类别的课程、教师、软硬件资源等。笔者认为在三种办法中，符合高等教育大众化浪潮，顺应国际高职教育发展趋势，又能满足我国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接受高等教育的现实，第三种办法更为妥帖。

4.高职教育的学费为何居高不下?——加快投入机制的改革，启动多元投资机制。

在我国，高职教育不受家长和学生青睐的原因之一是其高昂的学费，它往往要比普通本科教育的学费还要高，而它大部分毕业生的就业回报率却偏低。投入成本和获得收益不成比例，显然是违反价值规律的，居高不下的学费成为让许多家长和学生望而却步的障碍。而从国际比较研究的结果看，国外的高职教育却并不那么昂贵，其原因是启动了多元投资的机制，一般除了学费外，各高职院校的经费渠道还包括中央(联邦)政府的教育拨款、地方政府的教育拨款、私人或企业的赞助、技术服务的报酬、各社会机构的支持等，其中属于政府出资的占60％以上。有些学院还为学生提供一定的生活津贴。而我国由政府举办的公办高职院校生均费用比普通大学的少，民办高职和行业企业举办高职院校的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学生的学费，为满足实施高职教育的实训设备需要和学校的日常开销，不得不抬高学费标准。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我们认为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理应加大对高职教育的投入，这是高职教育顺利运作的坚实基础，而它正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环节；企业和行业作为高职教育的直接受益者。也应积极参与赞助和扶持高职教育；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高职院校当打开思路，积极筹资，启动多元化的投资机制，切实做到《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所要求的“多渠道增加经费投入”，并加强对高职教育经费的使用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5.高职教育应该由谁来管理?如何管理?——强调分权与制衡，统一与完备。

各国对高职教育管理程度的相对位置如上图所示。当然这些位置只是相对的，并且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各国都在寻求一种相对平衡。我国在其中的位置，显然比较倾向于中央政府管理较多、学校自治权较少的局面。但结合更多的国情，可以发现我国虽然政府的管理较多，但投入与决策权并没有相配套，相对而言政府的投入较少，高职院校本身投入的运行经费较多，但学校获得的决策权却不足。因此，我们建议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学校在管理方面的权限与责任和投入统一，并做到分权与制衡、统一而完备：一是中央政府负责宏观调控，对学校的定位和培养目标予以引导：二是地方政府积极鼓励行业和企业的参与，组织制定行业标准，有节制地控制专业设置和招生人数：三是高职院校自治管理，自主运行。

6.如何解决高职教育毕业生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强调专业设置的适需性发展。

浅谈教育的社会功能 篇4

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理论界广泛争论的一个问题, 可谓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杜威认为, 教育是社会的, 教育的首要功能是社会化。他提出了“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和“儿童中心论”的观点。教育必须使受教育者去适应社会生活, 从而实现社会化的思想。其次, 杜威的社会学思想的直接目的就是通过教育来改良社会, 教育在改进社会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本人就是通过以上杜威的两个教育观点, 从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角度来讨论教育的社会功能, 从而体现教育是一种社会过程。

一、教育对社会的功能

在杜威看来, 教育是一种社会过程, 主要通过教育的社会功能体现出来。教育的社会功能主要有教育适应社会功能与教育改造社会功能, 具体表现在教育适应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和教育改造人口、政治、经济、文化这两个方面。

(一) 教育与人口

1. 教育适应人口需要。

古代社会, 社会生产力较落后, 生产的发展与经济的增长主要靠劳动力, 劳动力的数量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可是在现代社会, 当今世界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 人口多意味着国家的负担更重, 要求国家提供的教育机会增多;居民的素质低下要求国家多办教育机构来适应社会的发展。

2. 教育改造人口质量。

教育具有改善人口质量、提高民族素质的功能。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达到高度科学技术化后, 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知识、智力的积累与发展, 人口质量成为现代生产发展和经济起飞的关键因素, 教育已成为提高人口质量的主要工具。

(二) 教育与文化

1. 教育适应文化需要。

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 对文化有着传承和普及的作用, 使人类积累的文化代代相传, 并且由少数人传向多数人, 由一个地域传向另一个地域。教育传承文化不只是促进文化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提高受教育者的文化能力, 促进人的发展。

2. 教育改造文化。

教育改造文化主要体现在教育促进文化交流、融合、创新上。教育从两个方面促进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一方面通过教育的交流方式, 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吸收、相互影响;另一方面, 教育过程本身通过对不同文化的学习, 对文化进行选择、创造, 对旧的文化进行变革、整合, 形成新的文化, 促进文化的不断丰富和发展。

(三) 教育与经济

1. 教育适应经济需要。

当今世界正处于第三次科技革命, 科技的迅速发展使知识、人才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科技的发展提高了工作效率, 同时也需要一大批知道如何使用高科技机器和企业管理的高素质人才。这就需要教育提供这些方面的人才, 跟上时代的节奏, 适应变化发展的经济状况, 促进经济的发展。

2. 教育改造经济。

现代教育通过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专门劳动力的培养, 对经济的发展直接起着决定性作用。知识、人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 教育负有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重任。教育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 他们是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

(四) 教育促进政治民主化

民主问题是现代社会教育与政治关系的核心问题, 教育的政治功能主要是促进政治的民主化, 主要体现在:

1. 教育适应政治民主。

教育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当今世界, 政治民主化已成为许多国家的发展目标。教育民主化本身是政治民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民主化是现代教育改革的目标, 它表现为教育权利的平等和教育机会的均等。作为教育民主化重要体现的全民教育, 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重视。

2. 教育改造政治民主。

现代社会, 教育能够传播知识, 提高人的思想意识与民主观念, 成为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真正民主的教育不仅停留在提高领导阶层的民主教育, 重要的是要普及到每个学生, 使他们在民主教育中增强民主意识, 并把民主思想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

二、结语

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杜威教育理论的主要问题, 反映当时美国社会, 也是教育对美国社会转型的回应。杜威教育与社会思想具有时代性, 同时又具有现实性, 是教育史上的创举。

参考文献

[1]惠彦森, 马丽.现代社会的特点及教育的适应与超越问题探析[J].教育教学探索, 2010.

[2]刘焱, 陈建平.试论教育与社会改造[J].比较教育研究, 2005.

[3]吕达等著.杜威教育文集 (第4卷) [M].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5.

[4]王道俊, 王汉澜著.教育学[M].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

[5]吴式颖著.外国教育史教程[M].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

[6]袁德润.以教育为手段[J].教育与教学研究, 2010.

远程教育的社会功能 篇5

孙丽霞

(佛山市博物馆 广东佛山 528000)摘要:只有充分认识到新形势下发挥博物馆社会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提高展览水平,提高服务质量,完善服务设施，加强博物馆的宣传工作和青少年的教育工作入手，才能充分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关键词：博物馆 社会教育功能

博物馆事业发展到今天，它已不是一个单单的收藏、研究、陈列的科研单位，更是一个社会文化发展的标志，一个承担了“终生教育”、“素质教育”的社会教育机构，成为现代社会教育体系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何发挥博物馆的这一功能，是我们目前博物馆人需要研究的一个课题。

一、认识发挥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的改变，世界博物馆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发展，国际博物馆学研究的重心也逐渐由“物”的收藏保护转向了“物”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内涵，博物馆开始由收藏中心向传播知识文化的教育中心转变。博物馆的社会职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一直被忽视的社会教育功能成为了当今博物馆的一个核心职能。这一变化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博物馆自身发展的需要。尤其是现在，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与进步，信息产业的迅猛崛起，全球一体化的速度加快，所有这些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发展的空间，同时，也对人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们要不断地提升和丰富自己的知识以适应社会的要求。这种情况下，单纯的几年学校教育已不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长期的教育需求。同时这种社会形势也要求博物馆从“曲高和寡‘中走出来，不断调整自身发展的方向，融入社会飞速前进的大潮中。这样博物馆和其它蕴藏着巨大的教育资源的公益机构一样就必然要承担起其社会教育的职责。博物馆拥有的教育资源就是它拥有既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又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的“物”，这些“物”经过博物馆工作人员的研究发掘，陈列展示，具有了很强的社会教育功能。博物馆以其特有的直观性、真实性和科学性向人们传播社会历史文化知识，进行爱国主义、思想道德、审美情趣教育，培养民众的公共意识。这些方面，博物馆事业一直比较发达的欧美、日本发展得更为迅速。近些年来，我国的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也开展得轰轰烈烈，许多博物馆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思想品德教育基地，成了学校的第二课堂，成了民众自我学习，文化休闲的场所。博物馆在社会教育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充分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是现代博物馆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只有认识这一点，才能不断创造条件，为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开辟一个广阔的天地，让博物馆教育成为社会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环，推动博物馆事业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一、提高展览水平，是博物馆充分发挥其社会教育功能的关键环节。

陈列展览是博物馆与社会沟通的重要渠道，如何办好一个展览，较好地完成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首先从展览选题和内容上讲，展览的主题要与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当地的民俗、艺术、文化活动相结合，不是象以前有什么文物、有什么样的条件就办什么样的展览，而是要贴近社会，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展览，我们就办什么样的展览。2005年11月亚洲艺术盛会---亚洲艺术节在广东佛山市举办。佛山市博物馆结合盛会“弘扬亚洲艺术”的主题，推出了反映佛山地方民间艺术的“佛山木版年画剪纸专题展”不仅吸引了与会的各国高级文化官员和演艺人士，也吸引了当地广大群众的关注，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人们审美意识的提升，个性化的需求，展品的布置、陈列的形式、手段等这些方面有了很大的飞跃。除了运用传统的文物、图片、文字说明、模型、局部场景复原等来布置展览外，许多的声、光、电技术、多媒体技术、数码技术都运用到了陈列展示之中，这些技术的使用能够更加全面的、准确的展示展品的文化内涵，提高了展品与观众的交流程度，也更能激发观众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为观众带来了更多的便利。地方历史博物馆展览的最高境界应该是能够真实再现历史。英国的约克市就作了这方面的尝试。他们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发掘了约克市铜门区一处十世纪的街区遗址后，以创造性的思维，结合现代高科技手段作了全面的复原，人们通过“时光隧道”来到这里，可以看到十世纪的街道、房屋、渔夫、商人等生产生活场景和用具，听到当时生活在这里的维京人的语言，甚至曾飞翔在这片天空中的小鸟的歌声。这种极富创造性的展示形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吸引了大量的观众，也取得了非常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种独特而新颖思维，以及其它许许多多国内的国外的有益的经验与方法，都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用以提升我们博物馆陈列工作的水平。

二、全面提高服务质量，完善服务设施

博物馆的服务首先要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认识到我们不是观众的管理者，而是观众的服务员，从一个关心观众、理解观众、帮助观众的角度出发开展工作。让观众看到我们的展览是多么得吸引人，也要让观众感到我们的服务是多么得主动热情、耐心细致。让观众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让观众在博物馆的参观学习成为一次身心愉悦的体验和休闲。

讲解员是观众跨入博物馆首先面对的人，做好讲解工作是博物馆开展教育工作的基础的一环，也是最重要的一环。讲解员首先要有较好的职业道德、专业知识和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要真正了解博物馆陈列的主题、内容、目的，了解展品的特点、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同时要了解观众，针对不同的观众群，使用不同的讲解词，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这样讲解起来才能做到深入浅出，得心应手，也才能吸引观众，启发观众，教育观众。讲解员要争取做专家型的讲解员，这已经成为博物馆界的共识。

新形势下，除了做好基本服务工作外，新技术手段的服务也要跟得上去。例如展厅的语音导览系统、电脑触屏查询系统、博物馆网上的咨询和意见回馈及其它网上服务、多媒体演示系统，这些现代化设施既可自助使用，又可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使用，能够为观众参观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也让他们能更充分享受博物馆的展览资源。

近年来，社会上兴起了文化休闲的潮流，其中博物馆成为了文化休闲的重要场所之一。面对这一社会需求，博物馆应该抓住机会，提供相应的服务和设施，让观众不仅能在展览厅轻松自如地学习，还可以在展厅外的休闲场所陶冶情操、增长知识。在台湾历史博物馆就设立了文化服务处，其宗旨就是支援博物馆展览、典藏，推广教育等业务，扩展博物馆文化影响层面，为社会大众提供具有文化艺术气息的休闲场所，并借此争取较充裕的经济来源，协助博物馆发挥整体作用。为此相应增加了咖啡厅、茶坊、休息长廊等设施，供民众休闲放松。国内许多博物馆，尤其是新建和扩建的博物馆都十分重视文化休闲环境的建设，馆区宽敞优雅、花草树木郁郁葱葱，寄存服务、文物鉴赏服务、纪念品服务、餐饮服务配套齐全。上海博物馆、湖南博物馆还尝试在博物馆展览开放区域引进国际通行的五星服务标准，取得了十分良好的社会反响和效益。

三、加强博物馆的宣传工作，让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工作赢得全社会的认知

博物馆蕴含着巨大的社会教育资源，但是如何让社会了解博物馆，让广大民众接受博物馆的教育呢？我们必须两条腿走路，既要请观众走进来，博物馆也要走出去。走出去就是我们要主动用多种形式或手段推广宣传博物馆，推广博物馆内的种种展览、文化活动；同时博物馆的展览要紧密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相结合，与社会的热点、焦点相结合。请进来就是通过我们的工作将观众吸引到博物馆来。

利用报刊、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进行文博知识普及、当地博物馆概况介绍、陈列展览的推荐，通过这些宣传活动让博物馆贴近社会，贴近民众，让民众有了解博物馆，了解自己生活地区的历史文化的愿望，也就是接受教育的愿望。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大型电视专题片《中国博物馆》、《故宫》及专栏节目《国宝档案》等播出之后，社会反响非常大，非常受欢迎，这就极大地扩展了博物馆的教育空间，也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上海博物馆就十分重视展览的宣传工作，每个专题展览他们都要做周密的宣传策划，展览信息频繁出现在报刊、电视等媒体上，吸引了观众，扩大了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

开展形式多样的讲座，也是博物馆宣传工作重要的一项内容。我们不仅要结合专题展览举办相关的讲座，请知名专家的学术性讲座，还应该定期举办文博知识普及讲座，文物鉴赏讲座、结合当地政治经济文活动举办种种讲座。这种讲座应该成为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部门的一项日常工作，成为百姓文化生活中重要内容，成为百姓自觉接受社会教育的一种途径。

博物馆既是积累人类历史文明的殿堂，也是建设人类现代文明的基地。我们现代博物馆的定位就是社会公益性机构。走到社会中去，开展公益性活动是博物馆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博物馆提高社会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必由之路。从对青少年，对老年人免费开放，到定期对全社会免费开放，最后全部免费开放，这是一条现代博物馆应该走的路，是最实惠、最彻底的公益行为，这样才真正能让更多人走进博物馆。走上街头的免费咨询，派送文博宣传资料，免费组织的收藏培训、文物鉴赏活动，出版地方考古、历史、民俗文化教育书籍，积极参与地方文化建设等等这些公益活动的开展，就是在架起一座座博物馆与社会，与广大民众沟通的桥梁，让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

四、与学校教育紧密结合，做好青少年的社会教育工作

对青少年的教育是我们博物馆工作的重中之重。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学习的旺盛期，也是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时期，针对这个年龄段的人进行的教育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未来。所以博物馆向他们传播社会历史文化知识，进行爱国主义、民族自豪感教育，培养他们高尚的思想品德和审美情趣的工作显得尤为重要。而且这项工作在全社会来讲，博物馆具有不可代替的地位。

博物馆每年都应该和当地学校联合为学生制定一套详细的参观学习计划，根据他们的特点，引导他们参观适合他们年龄段的展览。引导他们参观时，要结合孩子的好奇、好动等特点，以生动活泼的语言为他们讲解，与他们沟通；特别要注意给他们多一些参与的机会，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达到最佳的教育效果。我国已有数百个博物馆、纪念馆被各级政府命名为“青少年爱国主义基地”、“思想道德教育基地”，它们在青少年的文化教育、素质教育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博物馆可以把流动展览、文博知识讲座、文博知识竞赛、文博图书推荐活动办到学校中去，学校也可以在博物馆开辟第二课堂，利用博物馆真实直观的资源优势，对学生进行生动有趣的教育。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很多学校的课程都是在博物馆完成的。我国南通博物苑、镇江市博物馆都与市内的许多中、小学签订了教育基地协议书，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这些活动不仅提高了教育的趣味性，也丰富了学校教育的内容，能够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

这些年来，我国博物馆界对社会教育功能的发挥做了很多的探索。但是这还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需要我们不断努力把这项工作深入开展下去，让全社会认识博物馆，让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资源有一个更广阔的发挥天地。参考文献：

1.李萍 高清 《论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发挥》 《南方文物》 2004.1 2.张誉腾《当代博物馆探索》 台北南天出版社 2000年第1版 3.郑海燕 《浅谈博物馆对未成年人的审美教育作用》 《中国文物报》 2005.7.29 4.李琴 《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博物馆印象》河南省博物院网站“文物之旅” 5.加强博物馆展示宣传与社会服务调研课题组 《东南地区博物馆新思维撮录》 《中国文物报》2005.8.18 6.王文建 《台湾历史博物馆工作初探》

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的探讨 篇6

关键词：博物馆；社会教育；宣传探讨

博物馆具有陈列展示、典藏管理、科学研究的功能，具有一流的陈列设施、丰富的馆藏标本和先进的研究设备。博物馆发展到现在，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收藏、陈列及研究的科研单位，更标志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承担素质教育和终身教育的任务，是现代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关部门需要对如何加强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加以研究，这是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1.博物馆的社会特征

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让博物馆的研究重心发生了改变，由原来的“物”的收藏转变为深层次地研究“物”的文化内涵。博物馆应当走出馆门、深入生活、贴近人民群众，用高质量的精神服务产品来服务于社会，用独特的文虎吸引观众，不断满足社会和群众的需要，改变文化产品远离社会的状况。博物馆的产品产生于社会存在供需关系，为社会提供文化产品、精神产品。精神产品必须要与社会热点问题及大众品位相融合，工作者只有深入到农村、工厂、机关，倾听民众的心声，才能真正生产出符合时代发展的精神产品，不能仅限于收藏的研究和对博物馆学的研究，而缺少博物馆要从“物”转移到“社会”，关注于社会热点问题，这是博物馆向社会化、现代化迈进的必然趋势。

2.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的重要性

人们的思想观念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博物馆的功能也发生了改变，由收藏中心逐渐变成了知识文化传播中心。博物馆的社会职能也发生了改变，被忽略的社会教育只能逐渐变成了博物馆的核心职能，这是博物馆发展的自身需求，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近年来，我国的博物馆发展中，很多博物馆已经成为了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是认识自然、学习科学的课堂，是回顾历史的讲台，博物馆已经成为了社会的第二课堂，能够帮助民众进行自我学习，并且可以让民众进行文化休闲。博物馆已经随着时代的进步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博物馆通过陈列具有艺术价值和具有丰富内涵的展物，来向广大民众进行社会教育。博物馆由于其独特的直观性、科学性和真实性来向社会及人们传播社会、自然和历史文化知识，培养民众的公共意识和审美情趣。

3.充分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的方式

3.1重视展览方式，不断提高展览水平

人们由于个性化需求正在逐渐增加，其审美意识和高新技术也在不断的发展，展品的布置方式、陈列形式和分布手段都需要进一步的提高。运用传统的布置方式如图片、模型、文物和局部复原等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发展的需要，还要运用高新技术如声、光、电技术和多媒体等来进行陈列展示布景。通过不同的展品布置方式和使用状况来进一步展示展品的文化内涵，能够实现全面化、准确化。利用高新技术能够激发观众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提高展品与观众的交流度，为观众带来更多便利。展览水平达到最高布局应当是能够真实再现自然历史，让游客参观欣赏之后，真实地感受到文物的起源，切实了解一个时代的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人类的历史有个全面的了解。

3.2开拓多元化的教育传播渠道

博物馆除了成品展示之外，还要广开门路，不断开拓出多元化的教育传播渠道。博物馆可以和各类学校取得联系，一起进行活动的组织，来拓展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可以通过智力竞赛、参观博物馆、博物馆知识演讲比赛、智力问答等活动形式，既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开拓视野，增长了知识，同时也让学生接受了潜移默化的教育。博物馆还可以出门搞展览，不能光是等待观众上门参观，还要深入到群众集体中去，让广大群众深入了解博物馆的历史展物。通常出门展览具有两种形式，一是把中国特色的展览到国外进行展出，向全世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二是在全国各地举办一些小型的展览，以此来普及文化历史知识。博物馆还可以以向社会进行专题讲座的形式来把一些历史事件、文物价值写成专题报道，定期向相关单位进行讲座，承担起社会教育的责任，充分发挥社会教育的作用。博物馆还可以推出普及性出版物，帮助观众更容易理解陈列展览的内容，同时还可以作为一种纪念物被带出馆外留作纪念。

3.3不断提高讲解水平和质量

讲解工作对于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具有重要的作用，其水平直接关系到观众的受教育质量和参观质量。博物馆的教育讲解人员应当遵循科学的原则，保证内容的正确性和观点的科学性，同时还要使观众产生无限的联想，乐于接受这些知识，能够把观众的情绪引向高潮。在讲解过程中，讲解人员要根据观众的要求适时调整讲解的内容，建立起一种平等、尊重、和谐自然的关系。讲解员在讲解的方法和目的上要因材施教，重视观众的理解程度和接受效果，根据不同的年龄段进行侧重不同的讲解。同时讲解的语言要是规范、亲切、自然的，还要讲究艺术性，让观众在审美中得到教育，对于“物”的知识深刻难忘。

3.4加大宣传，提高博物馆的影响力

博物馆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文物资源，所举办的展览不乏精品，但是由于长期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很多人都不重视宣传工作，只是坐等观众上门。在这种状况下，博物馆是无法实现良好的教育工作的，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要对博物馆的教育功能进行充分发挥，博物馆需要深入到社会中进行宣传。在新时期下，博物馆可以利用报刊、网络、电视等新媒体来进行文博知识的普及，让观众通过这些渠道深入了解博物馆的作用，从而扩大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

结语

关于拓展职业教育社会功能的思考 篇7

一、政府主导, 加强大职教体系顶层设计

构建服务型职业教育体系, 增强职业教育服务地方经济社会能力的目标, 是一个制度安排, 责任主体是各级政府。应该从国家层面加快制度设计, 制定稳定的长效保障机制, 在组织保障、制度保障、经费保障等方面出台相关政策和实施意见, 指导、督查地方政府落实, 分解工作任务, 实施管理考核, 有效推动大职教体系建设, 推动职业教育对接社区教育、继续教育、新型农民培养、行业企业职工教育培训等, 为构建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体系, 最终实现为社会和谐发展服务。

二、学校出击, 拓展职业教育社会功能

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起, 我国职业教育经过近30年低质量的扩张性发展、高校扩招影响导致的低迷期和国家大力发展等几个主要阶段。“十一五”以来, 以政府为主体开展的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投入机制、狠抓实训基地建设和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等内涵建设, 落实“职普比大体相当”的招生政策, 打造国家级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 (院) 、示范专业品牌等一系列改革, 引领职业教育健康发展, 使职业院校的办学条件、办学规模、办学能力和办学质量有了明显提升, 职业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率逐步提高, 服务社会的能力大大增强。

随着学龄人口的逐年减少, 稳定职业院校办学规模的内在需求促使职业教育必须拓展服务社会的办学功能, 以保证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同时, 在国家构建学习型社会、构建全民终身教育体系, 实现和谐社会这个大背景下, 职业教育拓展服务社会的办学功能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外在要求, 职业院校应当积极融入, 主动作为, 勇于担当这一社会责任。

(一) 以整合区域职教资源为突破口, 实现资源优势互补

现行的职业教育, 在区域内多以中等职业学校 (公办、民办) 、技工学校、培训机构等办学主体呈现, 专业设置重复, 招生无序竞争, 专业特色和优势不明显,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融入度不高。在国家加快城镇化、现代化建设进程的背景下, 构建基础条件较好, 办学功能齐全、分工责任明晰、专业支撑产业, 集学历与非学历教育、实用技术与科技成果推广、技能技巧培训与提高、传统工艺与兴趣爱好培养于一体的大职教体系条件已基本成熟。政府应加强统筹协调, 加快区域内职教资源整合的力度。一是构建大职教体系, 由政府牵头, 集中教育、人社、移民、财政、农业等部门的培训项目, 统筹分工, 统筹安排, 解决培训项目交叉、培训质量不高、针对性不强、效果不明显等问题。二是以职教中心为龙头, 整合区域内公民办职业学校, 根据市场需求, 重新论证, 借助国家资助政策, 按照办学质量和办学能力下达招生计划, 全面统筹招生、专业设置及管理、教学改革及学生管理, 避免无序竞争, 降低内耗, 形成合力, 共谋发展。

(二) 以提升专业技能培训为重点, 发挥职业教育辐射功能

1. 扎实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

以失地农民、库区移民、未升学初高中毕业生为重点, 开展转移就业职业技能培训。让他们选择学习对接国家职业岗位标准的1-2门实用技术 (工种) , 帮助他们考取岗位技能等级证书, 切实提升就业能力和就业质量, 切实改善生存环境, 提高生活质量。

2. 积极开展进城务工人员培训

一是地方政府要把具备一定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培训纳入本地劳动力素质培训和就业工作计划, 分解落实培训任务。二是职业院校积极承担培训任务, 制定涵盖劳动法规、社会治安、文明礼貌、交通安全、环境保护等适应城镇生活的“新市民”的常规教育、针对就业岗位群的专业技能培训、国家扶持创业的政策及创业指导、就业指导等内容的教学计划和实施方案, 并认真执行。使他们成为知法守法、自食其力的“新市民”, 使他们享受到免费职业培训的改革成果, 真正融入城市。

3. 送教下乡开展实用技术培训

职业院校应根据各地农业产业结构, 针对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储存、经营管理及就业创业等技能模块 (如水果栽培与品种改良、茶叶种植与加工营销、畜牧养殖和营销等) , 有地域性和季节性地制定“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专业课程体系、教学实施方案和实用型人才培养方案。采用送教下乡的形式, 注重培训内容的实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以追求产量和质量的提升以及农产品生产、加工和营销一条龙经营战略为目的, 切实指导农业生产和畜牧业, 让农民通过培训得到增产增收的实惠。

4. 参与企业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培训

职业院校要把参与企业职工技能升级和转岗培训列入工作计划, 主动加强与企业的联系, 针对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及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要求, 开展市场调研, 开设对接企业需求的实用课程, 采用模块教学、项目教学等手段开展培训, 校企互动, 充分发挥专业骨干教师和实训基地的示范作用, 切实提高企业职工技术技能水平, 服务于地方产业升级换代。

(三) 以终身教育特色活动为载体, 拓展职业教育社会功能

1. 适度开放, 搭建社区教育平台

充分发挥职业院校在社区学院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各地可依托职教中心、广播电视大学等教育机构, 赋予新的工作任务和新的增长点, 组建社区学院。职业院校可分时段、分区域不同程度向社区开放运动场、图书馆、多媒体教室、多功能厅、实习实训场所等职教基础设施和信息资源, 有效拓展社区教育学习基地, 丰富社区活动内容, 提升社区学习活动品位, 形成比较完善的区域性市民终身学习基地, 费省效宏。

2. 资源共享, 辐射新型社区教育

一是依托职业院校网络技术、网络信息资源和设备设施, 建立社区学习型网站, 并帮助有条件的社区学院、街道、社区居委会逐级建立数字化学习中心, 充分利用数字化信息处理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 拓展社区居民学习空间, 有力促进社区教育实现现代远程教育及实现县、乡 (镇) 、村 (社区) 网络资源共享。二是立足街情民意与社会发展需求, 充分发挥职业院校教师的专业优势, 加强社区教育特色课程开发, 开展规范化、系统化的社区教育。可增加具有专业特征的社交礼仪、健康和家庭护理、幼儿教育、家用电器使用与维护、汽车使用与保养、网络入门、电子商务等基本知识专题讲座, 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动脑和动手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以实惠实用的活动增强吸引力, 转变长期以来社区教育以文化体育活动为重点的局面, 丰富社区学院教育内容, 提升社区学院办学内涵, 为社区居民搭建“处处可学、时时能学、人人皆学”的多样化学习选择和服务平台, 逐步形成具有区域特点的、资源共享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促进街道、社区形成活动形式丰富多彩、活动内容寓教于乐、办学管理规范有序的市民终身学习机构, 成为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有力推手。

3. 多方互动, 提升职业教育社会形象

一是职业院校与社区互动, 二是职业学校与企业互动, 三是职业学校与农民互动。采用“请进来, 走出去”的方式开展培训。“请进来”开展专题培训、专题讲座和技能训练;“走出去”送教下乡, 开展实用技术培训。同时, 职业院校在开展上述活动中, 注重及时收集整理市场信息, 提炼相关典型案例, 为学校专业调整、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课程改革提供依据。

4. 传承文化, 促进民族文化的大发展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 是人类进步的灵魂, 是一个民族乃至国家发展壮大的精神力量。职业教育在传承民族文化, 提升社会公众保护民族文化的意识和能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积极贯彻落实国家民委、教育部、文化部等三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职业院校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工作的意见》的主要精神, 把民族文化、民族工艺融入在教育教学和社区教育活动中, 结合区域实际, 开设相关特色专业或特色课程, 如四川省典型的“蜀绣”、“唐卡”、“竹编工艺”等, 为地方培养具有较高人文素养的民族工艺技术技能人才, 推动区域民族文化的传承及其相关产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学习借鉴, 学校与终身教育并重发展

(一) 认清形势, 主动出击

职业教育的公益性、普惠性和开放性, 要求职业院校在服务教育公平、社会公正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中积极发挥其重要作用, 因而职业院校拓展社会教育功能势在必行。一是加强县级职教中心建设, 将县级职教中心办成学历教育、技术推广、扶贫开发、农村实用技术和劳动力转移培训、社区教育的重要基地 (2) 。二是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指导社区学院、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及农业技术推广培训机构开展针对性培训, 构建终身教育多级网络。三是开展农民学历教育灵活学制和实用技术培训相结合的培养模式, 培养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 服务三农。

(二) 点面结合, 稳步推进

配合社区, 创建学习型组织, 以点带面, 面点互动, 即创建学习型家庭、学习型街道、学习型社区、学习型企业和学习型学校等。以建设学习型街道、社区为核心, 以建设学习型家庭为基础, 帮助社区加强长效机制建设。通过抓组织落实, 改革运行机制, 调整规划计划等, 形成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协同、全民参与的学习型社区, 推动学习型社会创建工作稳步发展。

(三) 借鉴成果, 保质提速

学习借鉴国内外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终身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成果, 提高工作效益。一是转变观念, 树立大职教的新观念, 积极探索职业院校学校教育与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关系, 抓住国家职业教育工作会召开的机遇, 以职业教育发展新的增长点为抓手, 做好规划, 积极实施。二是政府重视, 统筹推动。北京市西城区实施的示范项目:“社区教育学校体系、市民终身学习服务体系、数字化社区教育网络、学习型组织建设职业教育社会化”, 极大地推动了区域终身教育体系建设, 具有非常积极的借鉴意义。三是加强学习交流, 开拓视野, 更新观念, 共享建设成果。四是院校作为, 促进多方互动。切实推进职业院校、社区教育、终身教育的融合, 努力实现多赢局面, 从而最终实现社会大和谐的中国梦。

在新的历史时期, 职业院校应在拓展服务社会功能方面, 努力做到坚持以人为本, 关注社会民生;坚持终身教育理念的宣传普及;坚持制度与机制创新;坚持把学校办学与学习型社会建设紧密结合;坚持“主动作为, 阶段实施、逐步发展、整体推进”的战略, 为职业教育打开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注释

11《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人才支撑》, 载于《中国教育报》, http://www.qstheory.cn/kj/kjdt/201307/t20130701_244679.htm。

社会经济与成人教育的经济功能 篇8

成人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作用已为实践所证明, 即“教育作为一种与社会经济相联系的活动, 它主要是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 同时“教育虽然受经济发展的制约, 但教育对经济发展也具有特别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成人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并非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直截了当, 成人教育的经济功能的发展, 既依赖于成人教育本身, 同时也依赖于经济发展的水平。抽象地概说成人教育的经济功能是没有意义的, 必须从现实的社会生活出发, 历史地、具体地认识成人教育的经济功能。

一、社会经济以成人教育的制约作用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 成人教育受社会发展水平和速度的影响和制约越来越大。以1995年计, 发达国家培养一名大学生的成本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25.5% (即一个人可供4个大学生读书) , 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指数为78.9%, 我国为81%。这就是说, 在中国, 一个人拥有的国民生产总值只能培养一个大学生略有节余。所以, 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情况下发展高等教育, 不仅受到综合国力整体水平的制约, 还受到居民收入水平的直接影响。在这种情况下, 要想使高等教育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 只能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 既要大力发展普通高等教育, 也要多种渠道并举, 积极发展成人教育, 而且要特别重视发展办学方式灵活、办学成本偏低而又能满足社会、公民的多样化需求的成人教育。可以说在中国, 大力发展成人教育, 是发展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必然的也是明智的选择。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社会, 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将替代以物质为基础的经济, 这种变化也必然对成人教育产生一定的影响和挑战。第一, 这种变化将使知识、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更加成一种必然。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是密切相关的,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割裂的现象也许会很快而且彻底地成为过去, 产学研真正交融一体的春天或许很快就要到来了。第二, 由于这种变化, 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倡导的“学会学习”从此有了更深一层的社会学和经济学基础。只有学会学习, 自主地、动态地、坚持不懈地掌握和创新科学技术的劳动者, 才真正有可能使知识和科技转化为生产力, 才真正有可能成为经济竞争中的赢者, 而成人教育也正朝这个方面发展。

同时,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使依靠智能进行劳动的人越来越多, 这就很自然地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智能型劳动不断升温的日子里, 成人教育究竟应当怎样来进一步开发成人的智力呢?从理论上宏观地讲, 成人教育应当像智力研究专家韦克斯勒所说的那样, 促使“个体能够进行有目的的行动”, 发展“个体合理思维以及有效应付环境的整体能量”。从实践上微观地讲, 成人学习者目前迫切需要提高的智能主要有三种:一是综合思维能力, 二是抽象思维能力, 三是创造性思维能力。第一种能力旨在面对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 能够从容地进行综合、归纳、分析和判断;第二种能力旨在面对新思想、新理论、新创造、新发明的层出不穷, 能够逻辑地进行推理和印证;第三种能力旨在置身充满竞争的时代, 能够通过组织和改造已经学得的知识解决问题, 或是有所发现和获得创新。明晰了成人学习者需进一步开发的智力, 成人教育者特别是成人教学活动一线的教师应积极改变传统的“填鸭式”、“灌输式”、“囤积式”教育模式, 有针对性地创新能切实提高成人学习者的能力、开发成人学习者的智力的有效的教学模式, 这对成人教育者是一个挑战。

二、成人教育对社会经济的推动作用

经济新时代的又一个标志是, 衡量效率的标准从强调劳动生产率向强调知识生产率转移。其中再进一层的共识就是, 知识生产率取决于教育与培训、研究和开发。成人教育对于这种变化, 和对于其他一些变化一样, 最初有始料未及之感, 尔后有体会到其中具有“革命意义”之感, 再后就是一种直面挑战的感觉。所谓“革命意义”之感, 就是发现, 教育经济学规律越来越明白地向世人昭示:教育———经济, 经济———教育, 时代已将两者紧紧地辗压在了同一个磨盘下, 它将磨合出前人无法想象, 今人亦难以预见的丰硕之果。所谓“直面挑战”之感, 就是指在这种情况之下, 聚集了知识创造、发展和传播多种职能的教育系统, 除了发挥好面向经济增长的研究和开发功能之外, 还应该在教育和培训方面, 将其大门敞开得更大更宽一些, 向更多的成年人提供重新学习的机会和条件。我国的成人教育和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有一个同样的心愿:每所大学都应该成为“开放大学”, 在空间上提供远距离学习的机会, 在时间上提供在不同的时候进行学习的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在更广的范围内、更深的层次上促进经济的发展。

三、成人教育的经济功能发挥到最大的策略

既然成人教育对社会经济有如此大的推动作用, 那么应该从哪几个方面着手使成人教育的推动作用发挥到最大呢?

1. 教育投资的针对性和市场性使成人教育的经济功能的发挥有影响。

投资既要满足教育事业发展所需要的经费, 又要使资源优化配置。当然, 教育投资并非越多越好, 如果投资没有针对性和市场性, 教育非但不能成为国家发展的动力, 反而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因为一方面, 教育产生的经济效益具有间接性、迟效性, 短期内不但看不到教育投资的回报, 反而会由于生产性投资 (包括人力、物力、财力) 的相对减小, 而延缓应有的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 盲目扩大教育 (特别是高等教育) 的规模, 会致使人才供应超过社会现有的经济水平对人才的需求, 造成“人才过剩”、“人才外流”等一系列问题。

2. 教育内容的职业性与实用性有利于成人教育更好地发挥其经济作用。

传统的教育理论过分注重知识的工具作用, 忽视它的基础作用, 即过分强调功利价值而忽视它的理论价值。我们并非完全否定知识的实用性对于教学的重要性, 但过于偏重知识的工具价值则可能造成成人学习者的知识面过窄, 不符合现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的现象。教育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就是尽可能地保护社会及个人能够应付危害和随之而来的难以预料的变化, 即使人适应新的环境。反映在教育内容方面, 要求我们的教学不应受过分“精专”原则的支配, 而应以“博贯” (博览贯通) 原则为主, 成人学习者在学校中所学习的内容应为将来能更广泛地适应社会做准备, 即要注重成人的全面素质的培养。

3. 教学方法的多样性与灵活性对成人教育的经济功能的发挥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传统的教学方法更多注重的是教师的教, 而以启发式教学为代表的现代教育理论要求教学必须引起成人学习者的兴趣和动机 (主要是内在动机) , 调动成人学习者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引导成人学习者通过观察、阅读、思考, 独立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从而发展成人学习者的创造性, 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这是现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 同时也是对教育的要求。

20世纪50年代末, 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新技术革命, 这场新技术革命是以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为显著特征的。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 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要求更新教学方法, 注重人的创造能力的培养, 尤其强调人要具备继续学习、处理复杂信息、敏锐发现问题、对事物作出关键性判断, 以及既能独立工作又能与人合作的能力与品质。显而易见, 时代对教育促进人的发展提出了更高层次的整体性要求。传统的以继承为主的教学方法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教学方法的运用应着眼于人的创造性的培养, 着眼于人的主体意识的树立, 着眼于人在未来社会中适应能力的增强。在成人教育中, 案例教学、实验课程应成为一大特色, 要以弹性学制、教师指导下的自学与讨论、定期面授等教学形式方便在职人员就学, 要结合成人心理、生理特点, 以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 适应广大在职人员的不同需求, 尤其要积极利用现代技术手段,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参考文献

[1]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2000年中国教育绿皮书.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年4月版.

[2]常立学.成人高等教育概论.石油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3]国家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998年12月24日.

[4]黄健.世纪之交发达国家 (地区) 成人教育的发展态势.教育研究, 1999年第7期.

学习化社会视角下成人教育的功能 篇9

一学习化社会的内涵

学习化社会是指以学习成长以及人格的构建为目的, 在为全体成年人提供定时的成人教育基础上制定关乎目的的相关制度, 从而能够保障成人教育最终目的的实现, 并且在此基础上能够建立一个朝向价值转换及成功的社会。这是196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前校长赫钦斯在其出版的《学习化社会》中提到的关于学习化社会的概念。

中国台湾某学者在《终生教育典范的发展与实践》中提到学习化社会是以终身教育体系为基础, 学习者是社会的核心, 同时人人都能享有同等的学习权利, 且能够使终生学习的理想得以实现。在这个社会中, 学习者的基本学习权利能够得以保障, 受教育的机会公正且平等, 学习障碍能够被合理去除, 终生学习体系能够适当的建立。

还有学者认为, 学习化社会是指一种确立了终身教育体系的教育社会。在这个社会中, 教育是个体也是社会的责任, 学习是个人的生活特征, 同时也是社会的特征, 这种学习化社会将教育行为与个人的学习行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学习是学习化社会的主要课题, 总之, 学习化社会就是使每个社会个体都能够随时随地、平等、自由地享受学习的权利, 并且拥有学习的机会和资源。

二基于学习化社会视角下的成人教育功能

1. 个体功能

成人教育的个体功能是指成人教育在社会个体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对个体的身心健康等方面起到的作用和功效, 成人教育的个体功能主要表现在促进个体的个性化发展, 从而提高个体的生存能力和生命质量。

以人为本是学习化社会的基础和核心, 它提倡的是个体的自由发展和自我实现。成人教育能够促进个体个性化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1) 有利于个体差异性的发展。成人教育注重因材施教, 针对个体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开展因人而异的教育, 同时, 由于成人教育具有丰富性, 所以能够根据个体的兴趣进行自主选择式教育, 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能力。 (2) 成人教育能够促进成人主体能力的发展。主体能力是指主体认识世界和改造外部对象的能力, 成人能够通过参加多样的课程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 由此可见成人教育是实现个性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成人教育能够提高个体的谋生能力和生命品质。首先, 在成人参加技能培训的过程中, 可以提高个体的谋生能力, 使他们能够更好更快地与学习化社会相融合。如农民工可以通过参加成人教育的课程获得非农技术, 提高谋生能力和谋生手段, 从而促进社会流动。其次, 构建学习化社会能够满足成人更多的精神需求, 提高生活品质和生活质量。学习能够使人们获得心理和精神上的极大满足, 能够提高精神境界, 从而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所以, 成人教育是提高人们生存能力和生活质量的重要保障和支撑。

2. 社会功能

社会功能主要是指教育所具有的促进社会发展的功效和作用,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 促进政府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 加快学习型政府的形成, 从而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和行政能力。通过改善政府人员自身的知识结构, 使其成为爱学习、终生学习的知识性工作人员, 同时可以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创新能力, 通过对其思维能力、意志力等方面的培养, 从根本上提高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 (2) 成人教育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 只有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知识结构和创新能力, 才能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成人教育灵活的教育方法扩大了受教育的规模, 提高了劳动者的知识文化素质和工作技能, 同时, 学习化社会背景下的成人教育主张终生教育, 这种理念使劳动者的知识结构不断更新和进步, 从而保证了人力资本自身的可持续性, 其人才结构的稳定性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成人教育有利于促进文化的传递和更新。由于成人教育不仅涉及科技知识, 还涉及文学、艺术等, 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文化交流。

三结束语

学习化社会背景下的成人教育研究是教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成人教育功能进行探讨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参考文献

[1]朱敏、高志敏.终身教育、终身学习与学习型社会的全球发展回溯与未来思考[J].开放教育研究, 2014 (1)

[2]孔全新、刘沂青.近十年我国成人教育功能研究综述[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14 (1)

远程教育的社会功能 篇10

一、社会结构定型化与教育桥梁

实际上, “任何教育均有一定的社会功能, 唯其性质与强度因情况不同而已”, “纯粹意义上的所谓‘零功能’其实并不存在”[3]367。在学术界, 不论是古典阶级结构理论还是当代学者的研究观点, 都认为教育是划分阶级阶层结构的重要依据和主要手段, 区别在于教育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社会对社会分层的影响各不相同。

影响社会分层的因素是多元的, 暴力、政治背景都在其中。考察社会分层模式变迁的历史, 教育是一个重要社会分层机制, 特别是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日益提高, 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进一步凸显。虽然社会学者在具体分析社会分层、描述社会地位时所选取的指标体系不尽一致, 但多数学者都把教育列入其中。早在1948年, 美国公立学校之父贺拉斯·曼恩就提出“教育超越人类其他任何方法, 是人类环境伟大的平衡器, 即社会机制的平衡之轮”的经典论述, 赋予教育在社会系统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4]。美国社会学家沃勒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由六个方面构成的描述社会地位的指标体系 (Index of Status Characteristics, 简称ISC) 中教育就是其一[5]。前面提到的索罗金、布劳、邓肯等对教育与职业的相关性的调查也充分论证了这一结论。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 根据李强的研究[6], 当今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了定型化的倾向, 主要表现为:第一, 阶层之间的界限逐渐形成。第二, 社会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率下降。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社会边缘群体从市场中获得利益”不同, 90年代末期, 底层向上流动的机会大大下降, 社会下层群体、社会边缘群体获利明显下降, 向上流动比例减少。第三, 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也逐渐形成, 社会各个阶层都开始形成一些作为本阶层所特有的生活方式。第四, 阶层内部的认同得到强化。从理论上讲, 阶层结构定型化以后人们社会地位的上升更有规律性, 人们在争取地位上升的过程中往往采取更为常规的手段, 比如考试、文凭、职务晋升等, 其结果是社会变得更为稳定。从当前影响中国社会分层的因素来看, 实现社会流动的机制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机制是依靠社会资本的力量, 如父母的职业背景对职业身份或升迁的影响;第二种机制是依靠市场机制, 如产业经营、炒股票;第三种机制是依靠教育, 获得文化资本。依靠社会资本实现社会流动机制主要依赖于先赋性因素, 这与现代开放社会的公平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 尽管这一条渠道对于今天中国的社会分层而言十分重要, 却只能是“公开的秘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个体可以通过参与市场竞争获得经济资源、社会声望和权力资源, 从而实现社会阶层跃迁。这一点从改革开放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表现得比较明显, 在此期间, 有一大批原来经济地位比较低下、生活十分贫苦的人, 甚至是社会边缘群体, 在市场经营中赚了不少钱而成为富有阶层的成员。但是, 自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以来, 阶层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明显, 富有阶层准入的条件比以前严格多了, 包括注册资本的限额、土地或铺面房的价格等, 这些准入标准越来越成为难以逾越的鸿沟。

在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等其他因素的诸多限制性作用下, 教育在社会分层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关于这一点, 从受教育程度对收入的影响可见一斑。教育背景的不同会导致收入的差异, 早在19世纪就被有的学者认识到了。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指出:“劳动工资因业务学习有难易、学费有多寡而不同。”由于受教育和训练的程度不同, 技能最高的白领雇员工资是技能最低的工场劳动者工资的9倍[7]。之后, 许多学者关于教育与收入相关性的研究, 几乎都表明教育与收入成正相关。美国社会学家詹克斯谈到:“所有这些研究表明, 受教育程度越高, 职业地位就越高, 收入也就越多……即便来自同一类型的家庭, 考试成绩一样, 最初职业相似, 大学毕业的人最终获得的职业地位也比只上完高中的人高。研究还表明获得学士学位对收入有很大影响。高中毕业生可能比具有同样背景但没念完高中的人收入高约51%。而大学毕业生可能比具有同样背景但大学没毕业的人收入多76%。”“不过, 考虑到收入, 大学的选择就重要了。这项研究发现‘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比‘非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收入多28%。”[8]

国内的研究结果与国外相一致, 它们都显示出受教育程度已经成为影响居民个人收入的重要因素。国家统计局近几年有关调查显示:居民的收入与文化程度成正比, 城镇居民个人收入总趋势是文化程度越高, 职务职称越高, 收入越高。中国人民大学1996年一项研究成果也显示, 高学历正在带来高收入, 教育程度与收入成正比例关系递增, 小学、初中、高中 (包括中专、职高等) 、大专、大学等各层次的收入以18%-24%的比例依次递增[9]。在人才市场上, 不同的学历人员的收入更是明码标价。高学历者不仅职业收入较高, 而且收入稳定性强, 一方面, 下岗的威胁相对较小;另一方面, 再就业能力强。近几年有关中国失业和再就业的研究表明, 文化程度是影响失业和再就业的重要因素。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 若将家庭财产60万-150万元定为中间阶层, 在深圳市15岁以上的常住人口中专业技术人员、管理者、经理和私营业主占26.8%, 这个群体的生活水平处于从小康向富裕发展的阶段, 他们的受教育水平也是最高的四类群体。虽然深圳市的情况在中国不具有广泛的普遍性, 但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 改革开放之初的脑体倒挂现象正在逐渐消失, 知识越来越成为获取社会资源的条件, 收入与受教育程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10]。近年来, 成都、重庆、西安三地的城市调查队近3年来的调查显示, 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学历越高, 收入平均水平也越高, 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均收入是小学学历的3倍以上, 是从未上过学人员的9倍[11]。实证研究证实了教育在社会流动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 不同群体获得教育资源的差异越来越大, 教育对收入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教育程度高者在社会中处于较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12]。

纵观世界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之后, 随着人类社会向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转型, 暴力、政治斗争等因素在决定社会分层方面起的作用越来越多地由文化、教育系统替代, 文化资本越来越成为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 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日益凸显。教育, 已经构成了一种身份赋予和社会分层的重要维度。进一步说, 与其他维度相比, 教育在现代社会分层中具有更基础性的意义。现代社会中, 教育在个人社会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 改变个人及其家庭社会处境的预期, 促使众多家庭不惜竭其所有来支付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费用。“教育改变命运”的观念深入人心。

二、断裂社会与教育屏障

在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背景下教育作用进一步凸显出来, 教育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日益明显。实际上, 通过接受教育有可能实现向社会上层的流动, 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这种“共识”导致许多重要问题被掩盖起来, 例如:教育对社会分层的作用是正向作用还是负向作用?教育是促进还是阻碍了社会分层?教育促进了哪些阶层的受教育者向社会上层的流动?教育同时又阻碍了哪些阶层的受教育者向社会上层流动的可能?这些教育对社会分层的促进和阻碍, 有多少是合理的, 又有多少是不合理的?教育公平所要求的教育对社会分层的作用应当是怎样的?如何促进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的良性发展……这些问题意义重大, 甚至关系到对教育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的评价。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

从表面上看, 与30年前相比, 今天的中国社会呈现出更加多元的姿态, 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途径不是更少, 而是更多。但实际上, 当前中国社会分层有其特殊性:第一, 这种结构是“丁字型”的而不是金字塔型的。中国是两个社会分层体系, 一个是城市社会的分层体系, 另一个是农村社会的分层体系。这两个体系几乎是独立运转的, 相互之间并不交融, 虽然有巨大的农民工群体流动于城市和农村之间, 但是, 由于与户籍相关的一系列限制, 多数农民工最终还是回到农村去, 而不是融入到城市社会中来[6]104。第二, 这种丁字型的社会结构实际上是断裂的。在这个断裂社会中, 一方面, 城市的失业下岗人员已经成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的一个群体;另一方面, 农村和农民无法与日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成为一体, 也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13]。这样势必会造成“是故士之子恒为士, 农之子恒为农, 工之子恒为工, 商之子恒为商” (《管子》) 的局面。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精英复制, 而不是精英循环。把一个社会中的人口分成精英与非精英, 这是一种悠久的学术传统, 也是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概括起来, 在精英理论史上, 精英的产生不外乎两种机制, 即循环 (circulation) 与复制 (reproduction) 。“所谓循环, 是指精英群体产生于非精英群体的过程;而所谓复制, 则是指精英群体的自我再生产过程。”[14]李强的社会阶层结构定型化的研究已经说明了当今中国社会精英复制现象的加强。李路路通过调查发现[15], 代际间社会地位的继承或再生产, 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关系, 由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没有改变这种再生产的特征;在权力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一般管理人员阶层与受雇佣者和工人、农民之间存在明显的鸿沟, 即在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封闭性。在这种封闭的社会中, 教育对社会分层的积极影响难以发挥出来, 相反, 它更多地是起着促进精英复制的消极作用。

在中国现阶段, 由于教育费用大幅攀升, 各种社会资本的“显在”和“潜在”运作, 加上文化资本的遮蔽作用, 教育提供社会流动机会的功能渐趋减弱, 下层子弟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越来越困难, 教育领域日益被看不见的手支配, 由教育导致的不平等和阶层固化的现象日益明显。2009年1月初, 新华社播发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 其中谈到“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 甚至还要高, 现在不同了, 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16]。调查结果证实了温家宝的判断。有学者做过调查, 1990年城市每万人口高等院校录取人数为13.75人, 农村为3.23人, 城乡差距为10.52人, 到了1998年城市每万人口高等院校录取人数为19.63人, 农村为6.07人, 城乡差距为13.56人。1990-1998年间, 城镇高考录取率平均高于农村10个百分点;每万人口高校录取人数, 城镇青年是农村的3倍多。1999年扩招以后, 差距继续保持并呈扩大趋势, 而且重点大学录取新生中农村生源的比例有所下降, 以清华大学为例, 1998-2000年新生中农村学生所占比例分别是:20.8%、19.1%、17.6%[17]。杨东平通过调查发现, 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招收的新生中, 农村学生的比例呈下降的趋势。北京大学1999年新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比1998年低近3个百分点, 清华大学2000年的新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比1998年低3个多百分点, 北京师范大学2002年则比1998年下降了8个百分点[18]217。对此, 我们可以形成这样一个判断:从绝对意义上看, 由于近年来高校的扩招, 农村学生上大学的绝对人数没有减少, 甚至还有可能增加;但从相对意义上看, 农村学生在大学生源中的比例在明显下降, 与1980年代相比几乎下降了近一半。这就大体可以推断, 当高校扩招结束, 招生规模相对稳定之后, 农村学生上大学的绝对数量将会减少。这意味着通过高考, 农村学生向上流动的渠道将会缩窄。城乡差异与阶层差异交织在一起, 两者具有极强的同源同构性, 地区间不平衡往往会转化为阶层间不平衡。地区间的不平等中, 就已经隐含着阶层间的不平等。那些高等教育资源集中的发达地区, 其考生的升学率高, 其录取分数当然就低;经济比较落后的人口大省, 考分就很高。过去我们对阶层之间的差距缺乏关注, 实际上在当今中国社会阶层贫富分化、竞争差距拉大的背景下, 这种阶层间的差距就变得十分值得关注。在高等教育大扩招后, 在高等教育内部出现了新的分层, 优势家庭的学生主要集中在重点大学, 城镇学生则较多地集中在民办等性质的大学。而农村学生更多地集中在较为薄弱的地方大学, 因为太高的录取分数使他们进不了重点大学, 太高的学费又让他们进不起民办大学[19]。

厦门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2004年对陕西、福建、浙江、湖南、广东、广西、安徽、上海等地34所高校 (包括部属重点高校8所、公立普通本科院校8所、公立高职院校11所、民办高职院校3所、独立学院4所) 进行了调查, 收到有效问卷7264份。调查显示,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和个体工商业主阶层的辈出率最高, 达5.9;城乡无业失业人员的这一辈出率最低, 为0.46。最高与最低阶层的辈出率差距达13倍。这表明出身较高阶层的子女拥有比出身较低阶层的子女更多的入学机会。在部属重点院校, 管理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辈出率最高, 达5.48和3.6, 阶层辈出率的最大差距约为17倍, 意味着国家管理干部子女进入重点部属高校的机会是城乡无业失业人员子女的17倍[18]。对成都、重庆、西安三地的城市调查显示, 不仅城市底层群体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难度加大, 其子女要通过教育、就业等正常渠道进入更高层次, 比如公务员、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父母职业、家庭收入、家庭社会关系等因素对个人发展的影响明显增强。成都市人事局的最新调查表明, 在目前的公务员队伍中, 父母是“进城务工人员”的公务员比例最小, 仅占2.8%, 父母是“普通职工”的占26%, 而父母是“公务员”的比例最高, 达到33.3%。据西安市民政局统计, 西安有低保对象16万人左右, 占城市人口的5%左右, 但2003-2005年间, 仅有3000名低保户子女考上大学, 为解决其上学困难, 民政部门对他们给予了一次性2000-3000元的资助[11]。在这里, 我们看到了一种马太效应, 拥有社会资本越多、处于社会阶层越高的人, 就可以获得越多的教育, 并拥有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 反则反之。一方面, 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在不断弱化;另一方面, 社会下层为了实现向上流动, 又不得不依赖于教育, “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努力就能成功”这类的信念掩盖了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

三、功能论与冲突论

实际上, 国外已有批评者指出 (Young, 1990) , 因教育环境的变迁以及学校有负重望, 教育存在着危机。古老的霍雷肖·阿尔杰 (horatio Alger) 成功的故事 (1) 好像不再是事实, “机遇天堂”的比喻已失去它原有的光泽 (2) 。这种情况在今天的中国也并不罕见。最近几十年, 专门为渴望依靠教育改变命运的人量身打造的教育领域的“阿尔杰神话”在中国不断上演。这类依靠个人努力, 克服千难万险, 过关斩将, 最终达到成功彼岸的故事激励着越来越多的人, 无论是言说者还是阅读者, 都能从中吸取力量。然而, 伴随着“教育产业化”、“大扩招”的退潮, 猛然回首后人们忽然发现, “阿尔杰”神话已经悄悄地被“西西弗”神话所取代, “这个人以沉重而均匀的脚步走向那无尽的苦难。这个时刻就像一次呼吸那样短促, 它的到来与西西弗的不幸一样是确定无疑的, 这个时刻就是意识的时刻。在每一个这样的时刻中, 他离开山顶并且逐渐地深入到诸神的巢穴中去, 他超出了他自己的命运。他比他搬动的巨石还要坚硬”[20]。对某些阶层而言, 通过教育改变命运, 这已经成为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 它是无可选择的选择, 是没有希望的希望。

在今天的中国,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 在对社会分层的影响方面, 教育是桥梁又是屏障。高考这种“目前最公平的选拔方式”的形式平等 (实际上在某些方面, 形式上也并不平等, 例如不同省份地区的录取分数线上的差异) 背后却隐藏着实质上的不平等。如果说在恢复高考之初我们可以说这种实质不平等是难以避免的, 消除实质上的教育不平等这只是一种必要的乌托邦, 那么在今天, 关于教育公平的问题, 无论是形式不平等还是实质不平等, 都已成为人们在讨论教育公平时不能回避的问题。所以, 我们应当问一问:是什么导致了社会下层学生向上流动渠道的缩窄?这个问题如果用理论化的视角来审视, 则可以通过功能论与冲突论加以解释。

对于教育对社会分层的影响, 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可以分别从社会学上的功能主义和冲突主义中找到理论依据。在功能主义看来, 社会存在着一整套比较固定的社会地位与职业, 与这些地位与职业相对应的是各种不同的条件和专门性的技术要求, 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或要求的人们才能获得这些地位和职业, 而教育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冲突主义则认为教育与职业之间的联系并不直接, 而是间接地通过某种身份文化而决定的, 教育就是通过培养具有不同文化身份的人, 从而使人们进入不同的社会位置和职业。

通常的看法往往与功能主义的解释相接近, 在他们看来, 教育的公平性是文化资本得以推动社会分层的基础。他们认为社会弱势阶层由于在经济和社会资本上的双重缺失, 要想上升到更高的阶层, 所能依靠的最主要的“本钱”就是文化资本。教育系统是获取文化资本的主要阵地, 是社会阶层流动中的重要渠道。教育过程能够使受教育者获得文化资本, 这些资本能够推动个体实现社会流动, 使原本属于社会低层甚至底层的受教育者进入社会中层甚至高层, 有利于中间阶层的形成, 从而减少社会底层人数, 使社会垂直结构为成中间阶层大、高层和底层小的稳定的社会结构, 避免在社会发展中的贫富两极分化。事实上, 正如冲突主义所揭示的, 教育具有文化资本再生产和社会阶层再生产的功能, 并具有维护社会阶层合法化的作用。社会上层子女因为先赋地拥有了适应于教育的文化资本和符码, 便拥有了更多的接受教育的机会, 而他们正是依据其接受教育的事实证明自身的优越性, 使其处于上层的社会地位合法化;而社会下层子女不仅受制于物质方面的约束, 而且他们在社会上层所控制的教育系统中也是处于弱势的地位。这种不平等不仅表现在不同社会阶层子女接受教育的机会上的不平等, 更深嵌在整个教育系统的全过程之中。综合两派的观点, 可以说在教育与社会分层的问题上, 文化资本不仅扮演着桥梁的角色, 同时还起着屏障的作用。教育不仅具备内在的“文化”功能, 也就是说, 通过教育, 文化得以保存、传播、更新, 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地位的生产 (这正是功能论所强调的) , 而且还具有外在的“再生产”功能, 通过这一功能再生产出不平等的社会关系 (这正是冲突论所强调的) 。在这两种功能的基础上, 教育进一步发挥其“合法化”的功能, 通过把它传播的文化遗产神圣化, 教育系统使人们的注意力偏离其社会再生产功能并有助于对其社会再生产功能的误识。

换言之, 教育系统的主要任务不是消除“区隔”, 而是要使“区隔”的存在合法化。这里的“区隔”既指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也指它们各自内部的不同层次。通过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这个社会炼金术的作用, 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得以掩饰自己的本质, 即它是如何把置身于经济与政治等物质权力的那种历史武断的社会秩序转变成文化精英阶层们温文尔雅之外部表现的。社会等级制度作为衡量社会成员优秀与否的尺度, 使一部分人获得了社会尊严, 使另一部分人沦落下层, 而社会炼金术的运作则使得无论尊严者还是沦落者都对自己处境的形成原因懵懂无知[21]。从统计的结果看, 通过教育, 文化资本成功地扮演了炼金术的角色, 完成了对社会各领域、各阶层的区隔, 它“不辱使命”。

通过对教育的双重身份的揭露, 对功能论与冲突论的比较, 可以看到教育作用的相对性。正如有的人主张素质教育, 有的人则喜欢应试教育, 关于教育对社会分层的影响, 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同样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以伊利奇述及的学校在收藏、再生产及美饰社会神话中的作用为例, 在伊利奇看来, 这些作用无疑属于负向功能, 因为它们欺骗了学生, 阻碍学生形成反思、批判与革新的意识;但若站在社会统治阶层的角度来审视, 则这些作用显然均为正向功能, 因为它们为统治阶层所期待, 有助于现存的社会秩序的延续[3]388。正如默顿所言:“我们已经看到对‘整个社会’履行基本功能分析之困难。因为事项可能对某些个人或某些次团体有功能, 而对其他人和其他次团体则有反功能。”[22]在当今中国, 对于拥有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人而言, 今天的教育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无论这种作用是通过“真的假文凭”还是“假的真文凭”, 抑或“真的真文凭”得以产生的;对于什么本钱也没有, 只能靠自己“天赋的聪明”和“后天的努力”来打拼的人而言, 即使教育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 但它也是不得不依靠的救命稻草;对于整个社会而言, 教育的桥梁和屏障的双重作用, 可以暂时缓和断裂社会中的若干矛盾——只要有一个教育改变命运的成功案例, 不管这个“下层人”是通过什么样的具体方式获得成功的, 也不管这其中有多少重要因素被人们所忽视, 教育的这种作用就不会消失, 阿尔杰神话就永远不会彻底失去吸引力——但从长远来看, 其中存在的隐患也是不容忽视的, 因为受蒙蔽者总会觉醒, 当成功的几率小到超出了他们的预期范围, 他们看不到幸运的光环落到自己头上时, 教育也就失去了意义, 西西弗神话也终有完结的一天。

摘要：现代社会, 教育在个人社会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一方面, 社会结构的定型化使得教育成为社会下层实现向上流动的最主要的途径, 教育是一座联通上下阶层之间的“桥梁”;另一方面, 随着断裂社会的形成, 日趋明显的精英复制现象与文化再生产结合在一起, 导致教育日益成为阻碍社会流动的“屏障”。功能论与冲突论分别从两种不同的角度对教育的社会功能进行了诠释, 只有将两种理论结合起来, 才能全面把握同时作为“桥梁”与“屏障”的教育功能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