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家庭教育思想

2024-05-03

朱熹家庭教育思想(精选十篇)

朱熹家庭教育思想 篇1

朱熹, 字元晦, 号云谷先生、晦翁、考亭先生等, 汉族人, 祖籍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 即现在的江西省。朱熹19岁高中进士, 曾经担任湖南路的安抚使, 官至宝文阁待制。是我国南宋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理学家, 是我国宋代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其代表作有《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和《晦庵词》等。后世的人称其为朱子, 他是我国古代继孔子和孟子之后, 弘扬儒学的杰出的大师。

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 我国封建社会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其学术思想, 在南宋以后的封建社会成为了封建统治者的官方哲学。其道德教育思想的形成和确立, 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完善。朱熹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 元朝在皇庆二年恢复科举制度, 将朱熹的代表作《四书章句集注》作为考试的内容。明朝开国之后继续将朱熹的著作作为考试内容, 使其成为了巩固封建秩序的思想武器。在道德教育上, 后世继续强化朱熹所提出来的“人伦”、“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

二、朱熹道德教育目的论

1. 道德教育的基本目的。

朱熹认为对人们进行道德教育, 基本目的或者说最低目的在于教会人们学会和实践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社会伦理道德, 使人们自觉服从和遵守封建社会所提倡的伦理道德, 简言之就是使人“明人伦”。朱熹一方面承认人人都有道心和人心, 同时也强调人类社会具有封建等级差别。即所谓:“物物有个分别, 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因此封建社会所提倡的上下尊卑是天理, 人类应该遵守, 不可改变。朱熹先生在家训中将封建社会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和师友等社会角色所应该遵守的规范总结为君对臣要仁, 臣对君要忠, 父对子要慈, 子对父要孝等等。他认为这些规范都是先天存在的, 每个人都需要严格遵守的。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健康而正常地运转, 也才能促进社会和谐, 使社会稳定而健康地向前发展。如果这些规则遭受破坏, 则社会就变得混乱, 人们就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道德教育的最低标准就是教会人们自觉遵守“人伦”或“三纲五常”等封建社会伦理规范。

2. 道德教育的最高目的。

朱熹认为对人们进行道德教育的最高目的在于塑造个人形成一种理想人格, 即所谓的圣人。圣人应该具备“仁”这一道德品质, 达到“仁”这种道德境界。“仁”这一道德品质的重要含义是“爱”。这种爱是个体对世界万物、对他人的一种无私的爱, 是个体所达到的“廓然大公”的价值观与精神境界。因此, 朱熹先生也将“仁”与公相提并论, 他认为:“仁是爱底道理, 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则仁, 仁则爱。”[2]一个人只有先做到无私然后才能做到对他人、对万物无私地爱。个体有私欲是无法达到“仁”这一精神境界的。公与仁的关系在于“仁”是存在于个体内心的道理, 是先天具有的, “公”是个体控制自己的私欲之后表现出来的行为, 换句话说“仁”是个体内心的价值观, “公”是表现个体内在价值观的外在行为。人们想要达到“仁”的境界, 首先必须清楚自己的私欲, 仁是一种大公无私, 一个真正做到大公无私的人才能成为“圣人”, 才能讲明义理。君王达到“圣人”的境界就可以成为贤明的君主了;臣子做到了“仁”就能成为忠君之臣;父亲做到了“仁”就可以成为慈爱的父亲;儿子做到了“仁”就可以成为孝顺的儿子。然后就可以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大道。

三、朱熹道德教育阶段论

1. 学前儿童道德教育。

朱熹将八岁以前视为学前儿童道德教育阶段, 他十分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朱熹认为, 学前儿童的道德教育主要是依靠其父母、兄长等家庭长辈教给儿童一些基本的简单的礼节。朱熹曾提出为学前儿童选择乳母的标准:“必求其宽裕慈惠, 温良恭敬, 慎而寡言, 使为子师。子能食之, 教以右手。能言, 男唯女俞。六年, 教之教与方名。”[3]因此, 朱熹先生主张学前儿童教育的基本内容, 包括吃饭的礼仪、问答的礼仪, 同时也要教其数数、命名等基本常识。同时朱熹也强调胎教的作用, 认为孕妇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对胎儿以后的个性有影响。朱熹的这些早期教育思想在当时封建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2. 小学道德教育。

朱熹将个体8—15岁这段时间划分为小学道德教育阶段, 同时他认为学校教育可以划分为“小学”与“大学”两个阶段, 即“古之为教者, 有小子之学, 有大人之学”[4]。小学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在于教学生洒扫、应对和进退这些礼节, 教学生尊敬师长, 对朋友亲善等道理, 这些道德教育内容都是个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对小学儿童进行道德教育要讲究方法, 形式多样, 不能呆板。他认为, 个体道德教育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小学阶段, 个体性格与道德素养在小学已经基本养成了, 大学道德教育只要在小学阶段道德教育稍加修饰就可以养成了。如果小学阶段的道德教育不成功, 个体没能形成良好的行为道德习惯, 长大之后是很难补救的。

3. 大学道德教育。

朱熹先生认为, 15岁以后的道德教育是大学道德教育阶段。他说:“及其十有五年, 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 以至公卿大夫元子之适子, 与凡民之俊秀, 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5]可见大学阶段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在于正心、穷理、修己。大学道德教育是小学道德教育的扩充, 二者是互相联系不可截然分割的两个阶段, 个人想要达到修身治国平天下这一人生目的, 仅仅依靠小学道德教育是不够的, 必须在小学的基础上再进一步, 将小学阶段的道德教育内容推向极致, 使个体穷理, 最终到达止于至善, 养成大公无私的品格, 完成道德教育的最终要求——达到“仁”的境界。因此大学道德教育的重点在于知道个体思索人生的具体问题, 探索人生的终极道理。

四、朱熹道德教育方法论

1. 立志。

朱熹认为, 个体树立起高尚而远大的道德修养志向, 是道德教育最终能否走向成功的第一步。朱熹在回答“为学功夫, 何以为先”这个问题时明确提出了首先要立志的方法—“亦不过如前所说, 专在人自立志。既知这道理, 办得坚固心, 一味向前, 何患不进, 只患立志不坚, 只听人言语, 看人文字, 终是无得于己。”立志是个体道德教育的首要方法, 在于它能使人树立起正确的、高尚的、远大的道德修养目标, 从个体内部建立起一种激励机制, 并明确道德修养的目标, 唤起个体内部道德的动力系统。如果不树立起道德教育的志向, 则没有明确的目标, 只能终日浑浑噩噩, 虚度韶华。

2. 省察。

省察也是道德教育重要方法, 省察即反省检查, 要求个体要经常对自己的行为习惯进行反省和检查, 展开自我监督。朱熹认为个体想要修成美好的德性, 就要时时刻刻对自己的思想行为进行省察, 他认为反省是修身的真谛。个体要经常反省自己刚刚萌生的想法, 检查其是否符合礼仪规范, 符合礼仪规范就让其成为自身思想的一部分, 如果不符合礼仪规范, 就要将其扼杀在萌芽之中。个人同时还要对自己已有的想法和行为进行反省, 看其是否符合道德规范, 如果符合就将其继续发扬下去, 不符合就要纠正自己的不良思想, 改正自己的行为习惯, 使其尽量符合礼仪道德。朱熹对内省法的强调能够启发个体进行道德修养的能动性与自觉性, 促进个体道德修养。

3. 读书。

朱熹在其心学理论体系中, 很多时候都在探讨“为学”这个话题。读书的目的或者作用在于使个体明白道理, 明白道理的目的在于修身, 读书使人明理, 因此读书也是道德教育中不可或缺的方法, 读书一开始就与道德修养有着紧密的联系。朱熹认为个体要形成大道, 实现人生目标, 必须从“道问学”和“尊德性”这两个方面入手, 道问学要以达到尊德性这一目标, 是达到尊德性的方法, 两个本来是一个整体。可见朱熹认为读书明理是开展道德教育的方法和手段。中国古代典籍, 绝大部分都是教人做人与做事的道理的文章, 是古代贤者对人生做的思考。儒家经典无一不是这样的, 因此读书能使人明白道理, 了解古圣先贤的人生智慧, 促进个体思索人生, 提升个体自我修养的水平。

4. 拘敬。

此外拘敬也是朱熹所倡导的重要的道德教育方法, 朱熹认为:“敬字工夫, 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 不可顷刻间断。”[6]所谓拘敬, 是指个体精神专一, 心无旁骛, 注意力高度集中。是个体端正心态, 保持诚恳的态度, 收敛自己杂新的道德修养方法。道德教育需要个体不断加强自我修养, 树立道德教育的远大志向, 坚定不移地进行道德修养, 端正道德教育的态度, 拘敬这种道德修养方法要求人们要高度集中精神, 丝毫不能放松对私欲的控制, 专一地体会认识天理, 不能有丝毫的懈怠与麻痹。朱熹认为, 拘敬可以分为外物静生与内心体察两个方面。人的心性本来是明理的, 只是由于外物蒙蔽, 因此不能明理。个人如果能控制私欲, 时常收敛本心, 始终使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 不使其随心所欲, 就能做到遵守和弘扬天理。

参考文献

[1]朱熹.朱子语类[M].黎敬德编, 王星贤校点.北京:中华书局, 1986.

[2]刘佩芝, 冯会明.朱熹的德育思想及其启示[J].江西社会科学, 2006 (12) .

[3]王敬华.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民办教育研究, 2009 (5) .

[4]洪慧贞.朱熹的道德教化思想及其人文价值[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9 (5) .

[5]夏青.论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J].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5 (2) .

朱熹的教育思想 篇2

一、理学的兴起及其集大成的人物——朱熹

汉代登上独尊地位的儒家经学,自魏晋南北朝以来逐步僵化、衰落,而且受到玄学、佛教、道教的强烈冲击,学术旨趣越来越下降,仅靠官方的提倡和选士的激励,才能维持在学校教学中的垄断地位。尽管唐代韩愈等人高呼捍卫和发扬儒家道统,但儒学要想重振,必须自身有一个新的发展。这一发展是在宋代实现的,这就是理学的产生。

开理学之先河的是北宋中叶的周敦颐(1017一1073年),他兼容儒、佛、道诸家学派,创造了“无极而太极”的宇宙生成说,成为理学的本体论。张载(1020一1077年)和二程(即程颢、程颐兄弟)分别从唯物和唯心的角度阐述了理与气、道与器的因果关系,并涉及到道德性命、天理人欲等,构成理学的基本范畴。南宋中期以后,朱熹(1130-1200年)对宋代理学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发挥,成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和主要代表人物。元、明、清三朝,程朱理学一直是官方推崇的统治学说。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出生于福建南剑(今南平)尤溪县一个官宦世家。父亲朱松是程颐再传弟子罗从彦的学生,朱熹从小深受父亲教诲,成年后又师从父亲的同学李侗,故深得程学真传。同时又吸收了周敦颐、张载的思想,形成系统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宋代理学集大成的人物。朱熹18岁就考中进士,担任过不少地方的官职。宁宗即位初,入朝兼任侍讲,但很快就被免职,后来还被列入伪学逆党,直至他去世九年后才得以翻案,被追赠为中大夫,谥号“文”。朱熹一生致力于教育和学术研究,在地方任职时总是重视教化,曾重建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亲自参加书院的教学、管理工作。他亲撰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又称“教条”),也成为教规的范本。主要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近思录》、《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等。

二、论教育的目的和作用

朱熹的教育思想建立在其理学思想基础之上。朱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理和气两种因素构成的。“理”是精神性的范畴,是创造万物的本源,也是万物运行的目的,是第一性的。“气”是物质性的范畴,是构成万物的材料,也是“理”的载体,是第二性的。体现在人类社会中,封建的“人伦”,就反映了“天理”的内容。“明人伦”就是要体认天理,穷尽天理。这样,朱熹就把封建的人伦道德神圣化、永恒化。可见朱熹的教育理论,是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基础上的。

朱熹认为:每个人都具有一种天然的理性的本能:“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自然万物(即“气”)都包含着一定的“理”,依靠这种本能的“心灵之知”,就可以接触体认事物,了解掌握事物的规则(即“理”),这个过程就叫做“即物穷理”或“格物致知”。

从人性论的观点出发论述教育的作用。朱熹继承和发挥了二程、张载的人性说,认为人和万物一样,是理与气结合而成的,人性的主流,即禀受于“理”的部分,就是“天命之性”。他说:“性者,人之所以得于天理也。”“性即理也”。天命之性是纯然至善的,是超越个体而普遍存在的。理和气结合在一起,就体现为“气质之性”。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有清有浊,清明至善即为天理,昏浊不善则为人欲,而每一个人所秉受的气质之性各不相同。圣人之性清明至善,没有丝毫昏浊? 无人欲之私,故圣人与天地同体,不教而自善。贤人之性次于圣人,通过教育也可达到“无异于圣人”的地步。中人之性则善恶混杂,界于君子和小人之间,“教化之行,挽中人而进于君子之域;教化之废,推中人而堕于小人之涂。”这是继承发展了董仲舒和韩愈性三品的学说。就一般人的内心而言,都有“人心”和“道心”两种成分。“道心”体现天理,人心体现人欲,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存天理,灭人欲”,使“人心”服从 “道心”。这个过程也就是“明人伦”的过程。

朱熹建立在理学思想基础上的教育作用论,既吸收和归纳了先儒的观点,又更为系统和精密,将封建纲常推崇得更为深刻和神圣化,因而深受后来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欣赏。

三、论小学和大学的教育阶段与教育内容

朱熹在总结古代教育的基础上,对小学和大学的教育阶段划分及教育内容作了系统论述。人生8岁入小学,15岁入大学。小学和大学是不可割裂的两个学习阶段,即都是为了体认天理的,只是内容程度有所不同:小学学其事,大学明其理。小学是为大学打基础,大学是小学的深化。

朱熹将小学教育比做“打坯模”,强调要从儿童幼小时,就要进行良好的道德行为的训练。小学以“教事为,具体说,就是“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在儿童阶段空讲大道理是收不到效果的,最好是从具体的行为训练着手,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教育与生长发育融为一体,就可以“习与智长,化与心成”。朱熹编写《小学》一书,汇集古代圣贤“嘉言懿行”,并以日常生活中的人伦道德主题分立纲目,如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心术、感化、衣服、饮食等,内容包括名儒的格言和前人的典范事例,对儿童进行生动形象的教育。又撰有《童蒙须知》,对儿童日常生活中应该遵守的礼仪、行为一一作了具体规范。

大学阶段是在小学之上的深造,即“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是发明此事之理”。其纲领,就是“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学的教材主要是《四书》和《五经》。朱熹认为:《四书》是大学的基本读物,是化入圣贤之学的门户,人人必须学好《四书》,至于进一步学习《五经》,那是专门研究的事了。朱熹认为:《四书》是大学的基本读物,是化入圣贤之学的门户,人人必须学好《四书》,至于进一步学习《五经》,那是专门研究的事了。所以,《四书》地位实际上超过了《五经》。

四、论教学和读书方法

追求至高至上的天理是程朱理学的修养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一方面要内省,明志养性,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也要外求,认真学习,体认客观事物。朱熹认为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学习的首要内容自然还是儒家经典,因为它凝聚着天理的精蕴。朱熹指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蕴则已具于圣贤之书,故必由是以求之。” 读圣贤之书并非一般的增知识、长见识,而是要体认天理,朱熹概括为读书穷理。他说:“为学之道,莫先欲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欲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这是朱熹对自己“平生为学”的总结。

朱熹去世后,他的弟子门人将朱熹有关读书的经验和见解整理归纳,成为“朱子读书法”六条,在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六条的内容如下:

1.循序渐进。朱熹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循序渐进的含义:首先,学习的过程应当根据知识的难易程度确定次序,由浅入深,由小及大。他说:“事有大小,理无大小,故教人有秩而不可躐等”。并称:“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后传以远者大者”。其次,循序渐进也包括知识的积累和持之以恒的治学精神。他注解《论语》“譬如为山”时指出:“学者自强不息,则积小成多,中道而止,则前功尽弃”。治学应该坚持不懈,不断长进。其三,循序渐进还体现在读具体的书上,要按照首尾篇章的顺序,“未明于前,勿求于后”。强调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前进。

2.熟读精思。朱熹强调读书必须反复阅读,在遍数上不能打马虎眼。不仅要能够背熟,而且对书中的内容了如指掌,“一一认得,如同自己作出来底一般”。熟读是精思的基础,要对书中的名物训诂,都要一一领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刻理解文章的精义及其思想真谛。

3.虚心涵泳。读书必须以虚心的态度去体会圣贤的用心和寓意,来不得半点主观臆断或随意发挥。尤其是不能自己先有个意见,再“把圣贤言语来凑他的意思”,甚至穿凿附会地硬行联系,这样是学不好的。

4.切己体察。也就是“须要将圣贤言语,体之于身”。读书不仅是要获得知识、寻求义理,更重要的是落实到自身修养的提高上,这是儒家提倡“求诸己”,讲究自律的思想体现。如果读书只是为了向别人炫耀,或是为了获取教训别人的材料,也就丧失了本义。

5.着紧用力。读书学习一定要抓紧,要努力。朱熹比做“撑上水船,一篙不能放松”,不进则退。读书又是细致功夫,不能蛮干。他以鸡抱卵为喻,急躁是不行的,而且过冷孵不出来,过热又会死。为此,他提出“宽着期限,紧着课程”的读书原则。要考虑到熟读精思的高标准需要,总的读书期限不能安排得过于紧凑。而一旦进入学习阶段,就绝不能放松,要按部就班地完成任务。

6.居敬持志。朱熹视为读书的“致精致本”,关键还在学者的志向及良好的心态。“敬”就是端正态度,诚心诚意、兢兢业业地去做,可以说是做好一切事情的基础,读书也不例外。而居敬a则还有专静纯

一、持之以恒的意思。“持志”即有坚定志向。朱熹指出:“立志不定,如何读书?”要保持努力学习圣贤之道、修身复性的志向,才能真正取得成效。

朱子读书法是古代最有影响的读书方法论。六条均反映了读书学习的基本规律和要求,在今天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它的局限性在于,主要是指读圣贤之书,自然句句是真理,读书的目的就是穷理,而穷理的目的就是进行封建伦理道德修养,掌握知识仅在其次,也不可能涉及质疑和问难的原则,不重视书本与实践的结合,这正是封建正统教育的弊病所在,所以也遭到后来不同学派人士的批评。

五、论教师与教学 “存天理,灭人欲”归根结蒂是个人修养工夫,朱熹认为学习主要靠学者自己努力上进,自求自得。他对弟子说:“读书是自己读书,为学是自己为学,不干别人一线事,别人助自家不得。”这是激励的话,不是说根本不需要教师。但教师应该发挥引导的功能。他说:“指引者,师之功也。”教师的作用在于;示之于始而正之于终。重点抓学习的开头和结尾。教师的任务在于:“作得个引路的人,作得个证明的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

在德育方面,朱熹主张教育者应以正面引导为主,尤其是对儿童,更应少说那不该做的事,以免起反面诱导作用。他指出:“小学书中,多说那恭敬处,少说那防禁处。”尽量多作积极的指引鼓励,少作消极的禁止申斥。因此,教师要晓之以理,并以身作则。他在《白鹿洞书院教条》中说:“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如果学生明白了道理,并且能自觉地身体力行,那么,也就用不着由别人给他们制定种种规矩禁令了。这些原则都是很有价值的。

朱熹家庭教育思想 篇3

关键词:教育目的;道德教育;启示

一、朱熹生平简介

朱熹(1130一1200年),字元晦,后改为仲晦,号晦庵,南宋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朱熹一生主要是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毕生讲学不断,也是南宋著名的大教育家。朱熹一生编撰了多种教材:《小学》、《四书章句集注》、《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白鹿洞书院揭示》、《读书之要》、《童蒙须知》等。其中影响最为深广的《四书集注》后来成为科举考试的专用教材,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教育长达数百年之久。

二、理学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教育的作用和目的

朱熹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变化气质”和“明明德”。“变化气质”即改变人的气质,去弊明善,发挥人的善性。“明明德”的意思是弘扬高尚的品德。并且,朱熹还进一步指出,要“明明德”,就应该“复尽天理,革尽人欲”。因此,他告诫诸学者:“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1]

关于教育的目的,朱熹明确将“明人伦”作为其学校教育的目的。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2]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也明确把上述五伦列为“教之目”,指出“学者学此而已”。

与此同时,朱熹严厉抨击了当时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他认为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忽视了伦理道德教育,过分强调追求名利。他要求改革科举,完善学校教育。

(二)论“小学”和“大学”教育

朱熹十分重视小学教育,他认为8岁到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关于小学教育,朱熹认为小学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其教育内容以“教事” 为主,即“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3]在教育方法上,朱熹强调要把握时机,及早施教。其次,要求形象、生动,能激发兴趣。再次,让儿童按照《须知》、《学则》的要求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

朱熹认为,大学教育是在15岁以后。大学教育的内容由“教事”转向“教理”,即着重探究“事物之所以然”。朱熹在《小学辑说》中阐述:“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兄等事。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就上面讲究所以事君、事父兄等事是如何。”又解释说:“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大学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4]朱熹认为大学的教育任务是在培养“圣贤坯璞”的基础上,把诸多学子培养成对朝廷的有用之才。在大学教育方法上,朱熹总结了两点:第一,注重自学。他曾对学生说:“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做得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5]第二,主张不同学术之间的交流学习。

(三)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

“存天理,灭人欲”是朱熹德育思想的归宿,也是其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朱熹对“天理”的解释是“浑然天理便是仁”。具体而言,仁、义、礼、智即天理。朱熹还认为“天理”,是指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这种天理是至善的,是人的本性。朱熹认为“人欲”包括不正当的“欲”和正当的“欲”两个组成部分。正当的“欲”是指不能消灭的、应该提倡的人的要求和欲望,不正当的“欲”是违背天理的要求和欲望。针对正当的“欲”和不正当的“欲”,朱熹反对全盘地提倡“灭欲”。

三、朱熹德育思想对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朱熹作为南宋著名的大教育家,一生从事教育活动,致力于学校的德育建设。提倡以“明人伦”作为教育目的,反对以科举为考试标准想而选拔人才的学校教育。朱熹关于教育的目的和作用以及小学教育、大学教育等方面的思想,对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朱熹“明人伦”“明明德”的德育思想,明确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朱熹德育的目标是使受教育者懂得圣贤之道与人伦之理并根据“三纲五常”遵守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学会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从而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思想政治教育是以人为研究对象,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人全面发展的同时,也同样在促进社会的发展。现如今,我国道德失范的现象层出不穷,即使不少相关政策的出台,但都收效甚微。此种现象就对我国高校德育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更加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功能,着重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着力解决这些问题,并避免此现象蔓延高校,助长不良风气。

(二)朱熹知行结合的德育思想,丰富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德育方法

朱熹强调知行合一的道德教育方法,注重“知先行后”、“知行相须”、“行重知轻”,并强调“行”是检验真知的唯一标准。无论是小学阶段的教育还是大学阶段的教育朱熹都十分强调德育的“知行合一”,而现如今的思想道德教育仅仅把德育作为一门课程来传授,忽视了德育的“行”的重要性。因此,导致现在的德育评价体系不够健全,而且大学生在道德行为方面,有失偏颇。因此,借鉴朱熹知行合一的德育方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在传授理论知识的同时,注重大学生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境界,从而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宋】朱熹.孟子集注[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

[3]【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张建政.道德教育的阶段和层次——试析朱熹小学、大学教育思想[J].教学研究,2007(2).

朱熹家庭教育思想 篇4

一、朱熹的教育思想中关于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的论述

南宋的教育家朱熹被学者普遍认为是“我国古代第一个把儿童教育、青年教育和成人教育作为一个统一过程来关注的人。”这三个过程联合起来就构成了终身教育。

(一)成人教育

从朱熹的社会教化来分析,《大学》是“大人”之学,成人之学,是终身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教材典范。十五岁以后是实施“大学”教育的时期,小学是大学的基础,小学重“事”,大学重“理”。对于成人的知识和学问,《大学》的“格物、致知”只是成人教育的初始,再囊括“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如所说的“八目”是完善的大学之道、成人之道。正是如此,欲成人必先修身养性,树立优秀的人品道德,将良好的德行传于天下。

(二)终身教育

朱熹认为,童蒙教育时期是“作圣之基”,道德教育是其核心内容。他认为幼儿教育“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使其习与知长,化与心成,而无扞格不胜之患也。”即通过合理的教育方法和教育理念,使儿童从小就能辨别荣辱、善恶。朱熹结合了前辈的教育经验,将学校教育划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在教育的实践过程中,朱熹撰写了大量的典籍。

朱熹认为,道德教育同时也是终身教育。他将孔子的“行己有耻”的思想演变为“行己有耻,则不辱其身”的观念,并将此理念应用于教学的一系列实践中。对富有热情的青年人,应广读群书,扬长避短;对老年人而言,要“择要用功”。为人处世的道理、道德观念应贯彻始终,没有年龄划分,即为“同”;但是学习的方法则要根据年龄的不同而发生改变,即为“异”,此为朱熹教育阶段论的辩证法所在。

二、朱熹的教育思想对现代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的意义

朱熹根据人的年龄结构、心理特征等不同因素,将道德教育分为三个阶段,并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因地制宜、因材施教。

朱熹教育思想对现代成人教育意义深远。如果说小学阶段是了解事物的表面,那么成人阶段则重点要求人学其“理”。朱熹强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但是实际上能达到这点的人有限。在不同的时期,对人的要求也有所不同,成人道德教育时期重点培养个人的各项素质以及才能,这方面对于当今社会的人来说不太容易。目前,具备高学历的人很多,但是对国家有实质贡献的人却不多。从朱熹的观点分析,对人的发展尤其是成人教育要做出长远规划,以此实现更好的人生。朱熹提出在进行道德教育时既要“致知”,又要“力行”,达到知行合一。教育我们除了学习书本理论知识,还要在实践上下工夫。并且,朱熹在教学时侧重强调这点,对现今社会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

朱熹的终身教育理论和他推行的一些教学实践,对我们终身教育有非常大的借鉴意义。《小学》一书原本是为儿童编写,但因其中蕴含很多做人的道德规范,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他常常拿出来让成人学习,这表明朱熹的教育阶段论是按年龄划分,而其中包含的为人处世的道理和道德理念并不受年龄的限制,在各个年龄段都适用。在学习方法上,朱熹根据老幼不同会区别对待。朱熹非常重视社会教化的作用,并认为它与学校教育一样重要。朱熹将这种思想应用在他的从政之中,具体体现在他在各个地区实施的民俗条例以及乡规民约等社会教化的一些行为之中。他的童蒙养正的思想,其道德教育贯穿于终身的思想,朱熹在很多地区所实施的“约民以礼,政教并举”的、将治政与教育融为一体的、推行教化的一系列实践活动等举措,排除了其中的封建因素,采纳了其正确的一面,对搭建新时代下的终身教育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朱熹的教育思想对现代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启示

(一)注重德育,立成人教育之基

朱熹一生都在不断探索教育的精髓,将德育始终排在第一位。他认为德育是育人之根本所在。“修德是本,为要修德,故去讲学”。历史发展至今,朱熹的观点对我们做好现代成人的教育和人才培养工作仍然具有颇高的指导意义,同时与国家提出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育人理念不谋而合。(1)尊老爱幼,家庭亲睦。朱熹在《家训》中写道:“事师长贵乎礼也……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对长者要尊重,对小孩要爱护。(2)戒骄戒躁,反思慎行。朱熹认为,在与人交往中,要做好自己,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当平等待人、勇敢担当,做人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3)涵养德性,明礼修身。从小事做起,从自我做起,“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要关注细节,注意小节,自律自省,注重修养,品德高贵。(4)诚实守信,人际和谐。“交朋友贵于信也”“言忠信、行笃敬”即指这层含义。朱熹认为,与人交往要保持理解和宽容,懂得以理服人,帮助别人修正错误,有公正、廉明之心,营造和谐的集体氛围,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二)创新方法,铸终身教育之路

朱熹在重视道德品质教育之外,对教育方法和知识的吸收掌握也下了很大的工夫。他分别从“教”和“学”两个方面出发,通过深入的研究,开创性地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首先是“如何教”的问题,一是建立科学的教育理念;二是选拔合格的教师任教;三是采用正确的教育方法。朱熹从自身角度出发,反对传统填鸭式教育,主张引导式教学模式。其次是“怎么学”的问题。朱熹认为,在教育过程中,教师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而学生同时也要珍惜学习机会。一是要学会举一反三,学习方法受用终身;二是要懂得循序渐进,学习往往先易后难,要逐步掌握知识要点;三是要做到知行结合,包含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经过实践检验的才是真理。

朱熹作为中华传统儒学的代表,他的教育理论可以称之为道德教育理论。其对不同年龄段的群体,有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教育方法,对现代成人教育及终身教育影响深远。经过历史长河的发展,我们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在继承的同时,要不断进行教育创新,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要。

摘要:朱熹是南宋时期杰出的教育家,也是中国儒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所构建的教育思想体系融合了广博的哲学知识以及长期的讲学实践和自身的融会贯通。朱熹的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他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一直被人们沿用至今。对朱熹的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思想及对现代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的意义进行阐述,并探索更为合理的教育方法,使朱熹的教育思想广泛地传播并长期应用下去。

关键词:朱熹,教育思想,终身教育,启示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黄立鹏,冯文全,朱琳.浅析朱熹道德教育思想[J].德育纵横,2009(1):5-7.

[3]陈玲.论朱熹的科学思想方法[J].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3):29.

[4]姚进生.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3(9):103-108.

朱熹思想与佛禅 篇5

朱熹思想与佛禅

朱熹是宋代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集理学思想之大成.他在创立理学思想体系的过程中,出入佛教.朱熹为维护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力主辟佛,这是他对佛教态度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则通过援禅入儒,进一步强化儒家哲学的思辩性及精致性,最终实现了对佛教的超越.

作 者:黄世福 HUANG Shi-fu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合肥,230039刊 名: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年,卷(期):200211(6)分类号:B244.7关键词:理学 禅 心性 佛学

朱熹家庭教育思想 篇6

摘 要:2000年至2004年所发研究朱熹道德思想的论文,较20世纪90年代亦有进展。主要能结合现实经济社会研究朱子德育思想,并能进一步拓展朱子德育思想的研究空间,提升了朱子德育思想的研究境界。郭淑新文章联系现实社会经济生活,詹石窗、于国庆文章是第一篇研究朱子论述身心健康的论文,张品端文章把朱子的道德观与“家庭美德教育”联系起来,拓展朱子德育思想研究境界。

关键词:朱熹;道德思想;述评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1-0058-03

进入21世纪,中国学术生态发生较大变化,此从朱子道德思想研究领域亦可窥见。论文数量明显增多,而论文质量并没有明显提高。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发表的朱子道德思想研究论文,最有成就的是温步腾文章[1]。该文明确提出朱子道德教育目的论、道德教育阶段论,论及朱子的五个德育方法: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知行统一、提倡虚心、温故而知新。另有李越、司晓宏专论朱子《小学》中有关道德教育的思想原理和方法[2],方钦荣文章开始联系实际讨论朱子道德思想[3]。后半期有三篇论文在突破前人研究空间。这三篇论文是李玉梅的《从诠释学的理论重估朱熹的道德史观》[4],乐爱国、高令印的《朱熹的科技伦理思想》[5],徐刚的《朱熹环境伦理简论》[6]。因为学界前人在朱子道德目的、阶段、内容、方法诸多方面均有详细的讨论,涉及理气论、人性论、格物致知论很多方面,后学研究要有新意诚为不易。2000年到2004年这5年期间学界有关朱子道德思想研究有何进展?以下逐一加以述评。

陈凤在《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发表《简论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及其现代意义》[7]一文。文章大体是根据前人观点资料综合后成文,总体水平较好,所论朱子道德思想内容主要有:“明五伦”的道德教育目的,道德教育的三个阶段,注重知行合一践履法、教师指导与一定规范相结合和“博学”、“忠恕”、“内省”的道德修养法。全文层次清晰,观点平实可靠,文献资料丰富,语言表述流畅。最后的几点思考具有时代精神。

郭淑新在《理论与现代化》2000年第9期发表《朱熹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8]一文。文章以朱子的义理经济价值观为思想参考,给现代社会提供有益于健康经济行为之借鉴。文章第一部分谈“仁义为先”——从意识上唤起获之有道的自觉。对朱子论述义利关系的阐释把朱子的义利观庸俗化,朱子的义利观不是为了“一箭双雕”,更不是一种极高明的获利手段。第二部分论述朱子的“诚”、“信”伦理——古今一以贯之。所谈朱子的诚信思想,确实对于现代人的生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者的目的是要联系实际说明朱子诚信观念的现代意义,论述符合朱子的本意,对于建设现代市场经济生活的道德伦理规范有积极意义。第三部分论述朱子“奢俭不失中”——治国安民之道。所论是朱子关于物质生活享受必须科学适中的思想。具体论及奢和俭的问题,朱子是阐释孔子的思想,就奢俭而言,宁可俭不可奢,最好是科学适度。本文联系实际论述极具时代意义;第四部分论述朱子的“正心诚意”——塑造理想人格。

作者是借用现代经济伦理的概念谈论朱子关于义利关系的学说。我们认为,“经济伦理”与“科技伦理”、“环境伦理”一样是从西方理论翻译过来的名词。研究朱子的经济伦理思想最好能够从他本人的语境来考察研究。经济伦理研究的本质目的是协调物质文明发展与人类心灵精神家园建设的关系,使得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充实、丰富、高雅,并促进与社会经济生活的和谐健康发展。

本文重点不在旁征博引文献进行解说,而在于从朱子某些重要的伦理观念出发,联系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许多现象,作出针砭时弊的阐释,以供现代社会市场经济运行之参考。其中对于朱子原著的理解未必十分准确,但所揭示之本质含义则大体不错,所作联系实际之阐释确实很有针对性,很有思想启发意义。此篇文章作为朱子经济伦理思想之研究具有典型意义。

雷小波在《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发表《朱熹常规教育思想的现实启迪》[9]一文。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述朱子道德教育的内容:一是从“明人伦”的教育目的出发,把德育提到教育的首要地位,同时强调社会伦理道德教育和日常行为规范教育是德育的基础;二是强调从学生实际出发,进行道德教育,让学生在日常生活和学习当中践履道德行为;三是提倡“穷理”与“笃行”并重,注重从细微之处入手进行严格的道德行为训练。考察全文可知其论点和资料均未超出前人范围,但其综合前人资料以《朱熹常规教育思想的现实启迪》为题,观点平实,层次清晰,联系实际,资料丰富,论述合理,语言流畅,有传播朱子学术思想之意义。

黄钊在《武汉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发表《朱熹以“存理灭欲”为特征的道德修养论述评》[10]一文。作者主要观点是:朱子的“存理灭欲”观是其道德修养的重要特征。认为学界受到左倾思想影响,批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很多,肯定其合理因素的著述几乎没有见到。此说反映了特殊时代学术气氛影响之深,证明理解朱子存天理、灭人欲理论之难。然从具体学界研究状况看,就朱子道德修养论研究言,关于朱子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已经受到很多学者的重视。张善成1983年发表的论文即认为:朱熹正是从人性论出发,通过论述道心人心,天理人欲的关系,确定了“存天理、去人欲”的道德修养原则。后来许多论文也都论及此点,并大体肯定其“合理因素”,所以不能说学界研究没有对朱子“存天理、灭人欲”理论的合理性加以探讨。本文集中论述此点,对朱子这一重要的理论进行研讨仍然具有学术意义。本文认为,朱子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在本质上与古代圣贤之道一脉相承。人们的道德修养不能不从“人伦之本”抓起。这一阐述有积极意义。文章引证朱子理欲观原著文字加以阐述亦符合朱子原意

本文第二部分探讨朱子“存理灭欲”论的基本方法与途径,论及“居敬”、“穷理”、“立志”、“笃行”几种主要方法,许多观点不超出前人范围,具体论述较好,引证资料亦为自己所择,观点正确,对朱子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理解较为切实。作者认为朱子的知行学说:对于指导人们正确地践行,确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正确地践行”此观点有意义。文章能够把朱子的道德学说的目标和修身方法之关系作辩证的说明。本文第三部分关于评价朱熹“存理灭欲”论的几点思考,所叙述的南宋时代背景资料和观点亦有意义。细细考察文本可知,本文基本观点不出前人,甚至对于朱子天理人欲的局限之论述也不出前人范围。但能够集中论述朱子“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理论,综合前人所论之朱子道德修养方法,有一定的价值。

于民雄在《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发表《朱熹的“理”与道德理性》[11]一文。本文所引朱子原著较少,自己发挥较多,许多不符合朱子原意,只是自己按照现代的一些理论进行发挥。本文有时根据朱子原著文字阐释较好,不过,即使是理气所谓的逻辑先后也是相对的,是作为人的主体性的研究讨论需要,而不是绝对的在先,只是相对的在先,从根本上说,理气不分。既然不分,既然为一体,有何先后可言?朱子是站在人类社会思维经验的立场认识此“理”,并不意味着此理可以离开具体的事物而存在,所谓超越的“理”只是个体生命的意识存在,仍然是与气合一的。没有人的大脑的物质载体,即不可能存在意识之理。许多学者正是误解了朱子的这些话,以为朱子论理超越了具体的客观物质形态。

文中所论朱子之“理”的超越的永恒性只能是人大脑的意识存在,朱子说“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是人的意识的产物,意思是:哪一天山河大地不存在了,也是此理之体现,物质性的山河大地不在了,那个存在和不存在的理还是在有意识的人的心中存在的,宇宙中若是有了形成新的山河大地的条件,山河大地还是会出现的,旧的山河大地陷了,其形式形状虽然没有了,然而其物质能量还是存在的,只是存在的方式不同而已,此中亦必有其理。当朱子探讨这些问题时,他的心中始终存在一个永恒的可以思考判断的人的生命意识。本文的阐述主要套用李泽厚关于朱子思想的论述,又把学界论文关于朱子思想的综合叙述之。

陈颖在《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发表《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及其模式研究》[12]一文。文中用了一个新的说法“模式研究”,其它内容“朱熹道德教育思想”和“当今道德教育的借鉴意义”均是前人研究很多的话题。文章的主要内容从小标题可一目了然:一是朱熹道德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二是“人性论”与人的道德发展模式;三是“明人伦”与圣贤人格的道德培养模式;四是“变化气质”与道德实践模式;五是“居敬持志”与道德修养模式。从所列标题可知,本文的所谓“模式”其实并无实在内容,只是在每一个具体论题上加上此字眼而已。文章大抵是根据前人的成果资料加以综合的研讨叙述,然其层次清晰,条理分明,语言流畅,论点平实,大体可观。

詹石窗、于国庆在《东南学术》2002年第6期发表《论朱熹的身心健康思想》[13]一文。这是第一篇研究朱子论述身心健康的论文。本文关于朱子身心健康思想的研究与朱子哲学思想密切相关,涉及生死观、性命论,顺道、持中、主静、宜时具体养生方法。所论朱子身心健康思想的现代意义对于现实社会中的人有启发作用。从总体看,本文的选题很有价值,因为以前尚无专门论述朱子身心健康思想的论文。所引朱子原著与论题也有一定的联系,但其阐释有时候与原文意思脱节,为了符合论文主旨,便牵强解析,硬作弥合。往往引用其它相关养生理论为之先导,然后把朱子原文作出与之符合的解说。总体看,本文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可以作为研究朱子身心健康思想的参考文献。

张品端在《韶关学报》2003年第2期发表《朱熹的道德观对家庭美德建设的意义》[14]一文。文中论述比较实在具体,其论题把朱子的道德观与“家庭美德教育”联系起来,学界少有,有学术意义。本文现实性、时代性强,文章开头即结合中央精神研究朱子道德观,并着重研究朱子的家庭美德很有现实的启发价值。本文从孝道、修身之道和恕道等三个方面对朱子家庭美德观进行研讨,视角很独特。对朱子的孝道论述比较全面深入,所引文献能够说明朱子孝道不是对父母的绝对服从,这比一些论朱子孝道的片面观点好。

文章认为朱子道德修养很重视躬行实践。还把朱子的修身思想与建设和谐社会联系起来。此点前人早有论述,实际上是朱子关于政刑与德礼关系的学说。既是社会管理的大政方针问题,也是具体的管理方法问题。

本文还论及朱子恕道思想,其具体阐述尤其是联系实际生活的推论大体不错。本文最后云:朱熹道德思想也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比如朱熹以“爱亲”为“本”的家庭伦理思想,就存在着“为我之私”的局限。这个认识错误。朱子的“爱亲”为“本”的家庭伦理思想,与“为我之私”风马牛不相及!这是对于圣贤之道的继承,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是仁之理,是科学的伦理道德思想,对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意义。

陈凤在《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学报》2003年第4期发表《略论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及现实启迪》[15]一文。本文与2000年发表的文章大致相同,但亦有两点差异:一是摘要有所变化,但实质还是一样的,不过是前文较详,后文简略;二是前文末没有参考文献,后文末加了6条参考文献。

上述所论朱子道德研究论文9篇。比较学界前人研究成果可知,本时期所发研究朱子道德思想的论文,较前亦有进展。郭淑新文章从朱子某些重要的伦理观念出发,联系现实社会经济生活,针砭时弊,揭示之本质含义,是30多年来学界研究朱子道德伦理思想领域难得之论文。詹石窗、于国庆的文章是第一篇研究朱子论述身心健康的论文,涉及生死观、性命论,顺道、持中、主静、宜时具体养生方法。虽然题目似与朱子道德思想无关,实质朱子道德修养即以身心健康为目的,故本文亦拓展了朱子道德思想研究的空间,很有学术价值。张品端文章把朱子的道德观与“家庭美德教育”联系起来,亦能拓展朱子德育思想研究境界,有学术意义。不难看出,朱子道德思想研究论文内容重复前人研究问题开始突出,能够较有新意者必然是在具体内容方面有所拓展,如经济伦理、身心健康、家庭美德,均为学界前人论文所未涉及者。重复前人论文内容,如朱子道德思想目的论、阶段论、方法论等,往往蜞能超越前人范围,实为应时文章,任务所迫,于学术进步无所补益。

参考文献:

〔1〕温步腾.简谈朱熹的道德教育[J].理论学习月刊,1990(4).

〔2〕李越,司晓宏.朱熹《小学》中的道德教育思想拾粹[J].唐都学刊,1991(2).

〔3〕方钦荣.学校德育方法:朱熹的几点启示[J].南方教育论坛,1993(3).

〔4〕李玉梅.从诠释学的理论重估朱熹的道德史观[J].学术研究,1995(6).

〔5〕乐爱国,高令印.朱熹的科技伦理思想[J].孔子研究,1998(3).

〔6〕徐刚.朱熹环境伦理简论[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6).

〔7〕陈凤.简论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及其现代意义[J].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0(4).

〔8〕郭淑新.朱熹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J].理论与现代化,2000(9).

〔9〕雷小波.朱熹常规教育思想的现实启迪[J].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

〔10〕黄钊.朱熹以“存理灭欲”为特征的道德修养论述评[J].武汉大学学报,2001(5).

〔11〕于民雄.朱熹的“理”与道德理性[J].贵州社会科学,2002(4).

〔12〕陈颖.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及其模式研究[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2(4).

〔13〕詹石窗,于国庆.论朱熹的身心健康思想[J].东南学术,2002(6).

〔14〕张品端.朱熹的道德观对家庭美德建设的意义[J].韶关学报,2003(2).

〔15〕陈凤.略论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及现实启迪[J].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学报,2003(4).

朱熹家庭教育思想 篇7

朱熹是南宋时期非常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直很看重德育教育, 始终都把德育教育放在最首要的位置之上, 并把自己德育教育的实践活动相结合起来而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德育思想。在如今的教育生活当中, 朱熹的德育教育思想也还是很有借鉴价值的。现代社会中, 更加看重素质教育, 这就需要把智育、美育、德育、体育相结合, 然后有机地把这些统一到德育教育的各个环节里面去。朱熹到了晚年的时候, 身体开始出现很多病症, 但是仍然不肯放弃教学, 真是令人敬佩, 也无怪乎后人送他“宋代孔子”的称号。他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思想理论, 并把其结集成书, 留给后人作为参考。当时钦定的教科书以及科举考试的依据标准是《四书集注》, 这便是朱熹的作品。朱熹的德育教育思想对南宋以及以后的教育都有很大的影响, 尤其是他关于教育目的以及教育方法的看法, 一直被教育界所推崇, 即使在当今学校中的德育教育, 也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在朱熹看来, 教导学生的时候主要从积极的方面来对其进行说服和指导, 尽量少地对其进行处理性的消极工作。老师要明白义理的深刻内含, 通过言传身教来让学生心悦诚服, 这样做的效果会比订立规章制度好很多。朱熹一直强调义理的重要性, 认为只有理义在学生心中扎根, 学生才能更好更准确地进行立志。有了目标, 学习才会更高效, 学业才能有处着力。在他的一些书当中, 明白地对学生的言行举动作出了严格明确的规定, 这是为了引导学生进行规范的日常生活。虽然这些理义在如今看来并不能实用, 但是其对学生积极教育的方法却还是很有借鉴价值的。朱熹认为学生学习的内容不能只看整体, 还要系统地、循序渐进地进行。例如小学的时候要注重基础的教育, 学习进退礼节、洒扫劳作以及礼乐等等, 慢慢培养其德性。等到长大的时候, 就要进入大学进行学习, 这时候要学习“穷理”“致知”, 并开始接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了, 以让其人格慢慢完善。在这其中, 朱熹是比较看重小学教育的, 但是在他之前, 小学并没有什么书籍, 于是朱熹就根据实际自行编著了《小学》, 后来成为小学的必读书籍。其次他还为小学编著了《蒙童须知》, 内容都具体可行,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小学生形成好的学习态度, 养成好的学习习惯。朱熹主张学习读书应依次进行, 分段对小学生进行启蒙教育。这些都体现了朱熹在教育方面很重视由浅入深, 先简后繁。小学是大学教育的基础, 大学是小学教育的延伸和扩充, 虽然深浅程度不同, 但是内容是一贯的。循序渐进, 学生才能更好地接受知识, 这点也对当今的德育教育有启示作用。

朱熹在自己做学问的时候, 就一直贯彻着理论结合实际的思想, 因此当他教育学生的时候, 也是由“笃行”和“穷理”入手。“笃行”就是进行实践, 就是在知晓了博学、慎思、审问、明辨等知识的时候, 再到实践中去体验这些道理。“穷理”就是穷知事君和事父兄等理, 穷理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一个是从书本上来穷理, 一个就是从书本外的所有抽象的事情上来进行穷理。笃行和穷理两方面是缺一不可, 密不可分的。只学习而不进行实践的话, 就不能知道理论放到实际当中之后的效果, 那么就和不学也没有什么区别了。朱熹重视知行合一, 这在今天的教育当中也是很值得学习的, 躬身实践, 也向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大学德育教育中要学习这些思想。

二、朱熹思想对近代教育的启示

朱熹认为在教育学生的时候要少一些处理性的工作, 相对应地应该多做些类似指导以及说服的积极工作, 进而达到防止消极思想蔓延的效果。在德育教育的过程中, 要多注重正面积极的教育, 多对学生进行启发和诱导, 从而抚顺学生的学习情绪, 调动学生积极接受教育的动力。促进学生慢慢养成积极的态度, 减少消极情绪, 进而防止消极思想的产生和滋长。大学生的思想更加的活跃, 是一个新的全方位塑造自己的时期, 求新的意识比较强烈, 同时更倾向于独立而不愿意再受到硬性的要求规定。面对这种情况, 大学里面的德育教育更需要谨慎进行了, 在坚持进行正面教育的前提下, 把多样性、主导性、广泛性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 用科学的发展观武装学生的头脑。只有当学生形成了正确良好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才能够逐渐养成好的思想品质和道德情操, 从而更好地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 为社会做贡献。目前来说, 对大学生进行正面德育教育的方法主要有三种, 分别是榜样法、激励法和表扬法。刚进入大学的学生刚走出高中一心读书的环境, 一时很难适应大学看似轻松悠闲的学习生活, 通常会出现迷茫的现象。这时候给他们树立一个或几个榜样, 用榜样的事例对学生进行教育, 这不光对他们的学习激情和目标有所帮助, 还能对他们的道德的意识和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教师要努力激起学生的进取心, 可以通过提出道德品行的具体细节, 发现学生的弱点和缺陷并帮助其进行改正, 从而使学生能有目标地进行德育教育。当学生的德育方面有所进步的时候, 就要适当对其进行表扬, 从而良性循环使得学生更加乐于去形成好的道德意识。朱熹向来主张在进行德育教育的时候, 内容不但要有整体性, 同时还要注意系统性。教育的过程当中, 要讲究循序渐进, 分步骤一点点来提高学生的德性, 从而最终达到完善。同时循序渐进不只是每个阶段的循序渐进, 各个阶段之间所学内容也要有循序渐进的关系。例如, 小学教育就应当是大学的基础, 而大学教育应该是小学内容的提升, 即使是程度的深浅不一, 内容上却应该是连贯的。而单独看大学教育的时候, 在这一个阶段里面, 也一定要依照循序渐进的方法对学生进行教导。教育者最好采用强劲有力的方法来改正学生的不良行为, 不断引导学生从生活中的小事做起, 从身边的点滴开始做起, 让学生注意自己的言行,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进而不断积累直到量变转化为质变, 逐渐成为完美的自己。学生因为自身年龄、天赋以及生活经历等的不同而在心智水平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因此不同阶段的德育应该有不同的方式和内容, 而在对同一个阶段的学生进行德育的时候, 也要尽量注意到学生的个体差异, 对其因材施教。这点应用到大学德育教育当中, 就是要注意思想道德教育内在的发展规律, 分阶段来实施教育。而在不同阶段的教育过程中, 也可能会有一些共性, 就需要教育者在共性的基础上注意学生的个体特点来对其进行教育。大学的道德教育, 更是要做到以人为本, 依据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来教育学生。大学阶段的主要道德教育应该是“穷理”和“成智”两方面, 把理想信念的教育放在首要位置, 以爱国主义为中心, 然后对其开展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教育, 弘扬和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大学生的自尊开始慢慢变强, 个人人格开始慢慢形成, 所以当有屡教不改的学生的时候, 就更需要对其进行因材施教了, 发现他们的错误, 坚持使用纪律约束他们的同时更要耐心对其进行疏导。

朱熹一直很看重“知行合一”, 当今学校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时候也要对“行”引起注意。引导学生实践知行合一就表示学生必须要走出课堂, 到外面去实践从而来丰富学生的实际行动能力和生活体验, 并且养成良好的习惯。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形成, 道德判断能力的养成都和实践有着密切关系。在大学道德教育当中, 引导学生进行“行”的时候, 是引导学生走到课堂之外, 走向实践当中去, 而不是只进行一个形式, 更不是用命令的方式强迫学生。道德在本质上应该是发自本身良心的、自愿自觉的, 不能一味依靠他律, 而更多地应该靠学生自律。让学生自愿自觉地走出课堂, 到外面去进行实践, 教育者对其进行一定的指导来让其更好实现知行合一。个体思想品质的不断提升实质上是一个内在的过程, 而不是一个外在的形式, 在接受教育而后慢慢觉悟的过程, 而外在灌输对这个过程起不到实质上的效果。因此, 在大学道德教育的过程当中, 使用任何强制性的东西不但不能起到促进学生养成道德人格的作用, 反而可能会引起学生的抵触心理而达到相反的作用。如果引导学生, 让他们自愿接受道德教育, 并把道德规范逐渐转化成自己日常的道德行为习惯。通过学生自身的主动精神来承担起道德责任并践行道德义务, 从而逐步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水平, 这才能真正达到大学道德教育的目的。

在道德教育当中, 朱熹继承了老子的德育教育理论, 并结合自身的实践对其进行了创新, 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教学方法, 并被后人应用。有教育家总结了朱熹的教学原则以及方法, 发现其主要包括了温故知新、适当启发、日常入手、教学专一、注重兴趣培养、引导学生独立思考等方面的内容。虽然这些都对现代德育教育有一定的启示, 但时代的不同也决定了这些思想方法只能是借鉴, 更多的还是需要我们亲自结合实际去进行探究摸索。大学教育中, 结合现代社会的具体情况, 确定道德教育方法, 慢慢规范学生的行为, 对他们的道德行为进行培养, 引导其逐渐成为好公民。

参考文献

[1]朱熹.朱子大全:第二十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2]李长喜, 卓晴君.德育理论于实践[M].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2.

[3]孙培青, 李国钧.中国教育思想史[M].中国文献出版社, 1997.

[4]张中强.德育在中国的发展[M].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9.

浅析朱熹《小学》中的伦理思想 篇8

一、后生初学, 且看《小学》

朱熹的道德教育主要集中在《小学》《大学章句》和《大学或问》中。朱熹思想中, “小学”是“大学”的前提和基础。“小学”是“培其根”, “大学”是“达其支”。所谓“大学”是指“大人之学”, 即成就内圣外王的圣人之学, 学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小学”则是指“小子之学”, 学的是“洒扫、应对、进退之事”。正如朱熹本人所云:“后生初学, 且看小学之书, 那是做人底样子。”朱熹指出《小学》所关心的知识义理是“大概”, 即一般常识性认知。在他的道德教育观中, “小学”阶段主要在于道德实践, 以“行”为重, 以“行”兼“知”, 而且, 小学之“知”, 也只是“知”个大概即可, 即认为躬行实践才是最为重要的。他将道德教育理解为由“小学”与“大学”的对立统一而又具有独特发展规律的过程。他主张道德教育要依据学生的身心发展所处不同阶段的特点进行区别。在本质上, “小学”与“大学”都是一致的, 二者只是学习的不同阶段而已, 区别在于“处事”与“求理”的关系。

《小学》成书于宋孝宗淳熙十四年 (1187 年) , 是朱熹在武夷精舍讲学之时出的一本以德育教育为主的启蒙读物。根据朱熹与其弟子刘清之二人谈论小学的信函可知, 《小学》一书实际上是二人合编。一般意义上讲, 《小学》即为“小子之学”, 也就是供青少年学习用的书。可以说是集我国古代道德教育之大成的, 对我国影响较大的一部蒙学教材。《小学》一书在古代影响极大, 一方面被用于学堂作为儒学入门书, 成为孩童学习扫洒应对进退之节, 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的教科书。另一方面还被许多成年人看作存心养性的, 与《近思录》等性理学名著齐名的修养书。全书共六卷, 《内篇》四卷分别为《立教第一》《明伦第二》《敬身第三》《稽古第四》, 《外篇》两卷分为《嘉言》《善行》。书中辑录的都是朱熹自圣经贤传及三代以来的嘉言善行, 专设“稽古”“嘉言”“善行”以突出榜样示范的重要性。其中《内篇》所辑录的多半引于秦汉以前的经传子史中, 《外篇》多半汇集的是唐宋以后子史文集中有关小学儿童的道德教训和伦理故事。其中, 《内篇》重在说理, 为全书正篇;外篇则重在实证, 为全书之附篇, “内篇者, 小学之原本;外篇者, 小学之支流”, 可见《内篇》是全书的主体部分。而《小学》一书, 其教化在于“明伦”, 其要在于“敬身”, 即《小学》一书最重要的部分乃是《内篇》中的“明伦”和“敬身”, 又以“明伦”为重。“稽古”则是有关立教、明伦、敬身的实践模范实例。

朱熹在《小学》一书的编写方法上, 也具体体现和实践了他的“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这一思想。他在《小学》编写宗旨中就指出:“今颇搜辑以为此书, 授之童蒙、资其讲习, 庶几有补于风化之万一云尔。”也就是说, 他编写《小学》一书的目的, 一方面是为了使学生掌握基本的语文知识, 为更深入的学习打下基础, 如识字、阅读、写作等;另一方面, 又对儿童提出了具体明确的道德要求和行为准则, 使儿童受到思想道德教育, 学会为人处世的道理, 进而达到提高社会道德的目的。

二、习与智长, 化与心成

“习与智长, 化与心成”是出自《大戴礼记》中的《保傅第四十八》, 即“习与智长, 故切而不攘, 化与心成, 故中道若性, 是殷周所以长有道也”。朱熹在《小学·原序》中写道:“古者小学, 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 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 欲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 而无捍格不胜之患也。”朱熹提出的“习与智长、化与心成”, 指出了习智之间的习长促进智长, 化心之间的化成指向心成的学习规律。

在《小学》内篇的《立教第一》中, “小序”以“述此篇俾为师者知所以教, 而弟子知所以学”点明了其初衷:“以明立教之本”。其实朱熹述此“小序”的目的, 一方面是使为师者恪守天命圣言以教人, 不致于误人子弟而导致“败坏人才”;另一方面是使为弟子者恪守天命圣言以为学, 不致于走错路、走弯路而“枉费工夫”。虽然这是一部朱熹为“小子之学”而写的书, 但是《立教》前的“小序”, 就告诫作为老师的为师者, 更应当对此熟读深思, 若不思考, 便不知为何而教人。《立教第一》共四部分, 分别为:“立胎孕之教”“立保傅之教”“立学校政刑之教”“立师弟子讲习之教”。其中“立胎孕之教”中说:“凡生子, 择于诸母与可者, 必求其宽裕慈惠, 温良恭敬, 慎而寡言者, 使为子之师。”意思就是说一定要给儿童选择具有宽慈、温良、恭敬、谨慎、善良等美德的人, 作为儿童的乳母和保姆。儿童时期记忆力好, 模仿性强, 容易受模范人物等的言论和行为影响, 因而提出“乳母之教, 所系尤切”, 她们的言行品质会对儿童道德人格的形成产生熏陶渐染、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 进而提倡“嘉言”“善行”以感染和熏陶儿童。“立保傅之教”由礼记《内则》篇引男女刚柔之义, 分别讲“男子事”“女子事”, 由《曲礼》篇讲幼子天性未泯, 其养正之初、从幼而植, 并认为对于学前儿童应教育其一些简单的礼节, 以实现从幼儿开始的道德教育。

三、明以人伦, 敬贯始终

所谓“明伦”, 其实也就是阐明伦常之意, “无别无义, 禽兽之道”。因此要明确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 并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来处理这些伦理关系。“小学一书, 不外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伦, 无论不出乎仁、义、礼、智、信。是性也者, 其小学之枢纽也与。”具体说, 则包括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这种伦理关系为社会的道德教育奠定了基础, 同时高度概括了伦理道德的主要方面, 提倡用这些道德教育来协调不同辈分之间的关系。可见, 朱熹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根本目的是“明人伦”, 具体到个人的行为中就是学做人, 即认为做人应当要有做人的样子。

《小学》一书, 通篇都贯彻着“敬”。所谓“敬身”, 其目的其实仍然在于“明伦”。因为“敬身”的内容即为要知其“心术之要”, 即“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知其“威仪之责”, 即“席不正不坐”“足容重, 手容恭, 目容端, 口容正, 声容静, 头容直, 气容肃, 立容德, 色容庄”, 以及知其“衣服之制”“饮食之节”。通过辑录论述前人的道德教训, 朱熹对小学蒙童提出了一系列明确具体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要求。例如, 在孝敬父母方面, 要求“入则孝, 出则悌”“贤贤易色, 事父母能竭其力”。在朋友交往方面, 要求“不与恶人交”“对贤者, 要狎而敬之, 畏而爱之”, 交了朋友后就要“言忠信, 行笃敬”。在学习方面, 要求学业则“须是严立课程, 不可一日放慢”, 上课听讲要做到“坐必安”“听必恭”。在为人处事方面, 要求蒙童待人要“色思温, 貌思恭, 言思忠”等。要求“一行一住、一语一默、须要尽合道理”, 做到“傲不可长, 欲不可纵, 志不可满, 乐不可极”。总之, “敬身”就是要体知这些修身养性的功夫, 然而最终这一切的修养还是要体现在伦常行为之中。在回答“敬”作为小学之功夫, 是为学的开端, 但“敬”为什么又是圣学的终点的问题上, 朱熹的回答是:“敬者, 一心之主宰而万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 则知小学之不能无赖于此以为始;知小学以赖此以始, 则夫大学之不能无赖乎于此以为终者, 可以一以贯之而无疑矣。”

综上所述, 本文想要指出《小学》并不等于小学。若论《小学》的道德教育对象, 主要指八岁到十五的儿童, 目的在于“培其根”。但如果从“小学”与“大学”教育的连续性和伦理规范的培养来看, 小学是“培其根”, 大学是“达其支”, 那么不论学者的年龄如何, 由小学而至大学的顺序却是不可逾越的。朱熹把古代贤人的所谓“嘉言善行”汇集记录起来而编成《小学》, 可以为我们今天的道德实践和伦理规范提供非常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 进而深化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规范, 将“嘉言善行”注入时代内容, 古为今用。正如朱熹所言:“读者往往直以古今异宜而莫之行, 殊不知其无古今之异者, 固未始不可行也。”

摘要:从教育的连续性来看, 从小学的“培其根”到大学的“达其支”, 不论学者的年龄如何, “习与智长, 化与心成”都是由小学而至大学不可逾越的过程。朱熹把古代贤人的所谓“嘉言善行”汇集记录起来而编成《小学》, 可以为我们今天的道德实践和伦理规范提供非常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 进而深化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规范, 将“嘉言善行”注入时代内容, 古为今用。

关键词:《小学》,习与智长,明以人伦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83.

[2]朱熹, 编著.小学[A].朱杰人, 严佐之, 刘永翔, 主编.朱子全书 (第十三册) [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3]张伯行, 集解.小学集解[M].广州:广雅书局, 1901.

[4]王传贵.朱熹《小学》中的童蒙教育思想[J].道德与文明, 1983 (06) .

[5]李越、司晓宏.朱熹《小学》中的道德教存思想拾粹[J].唐都学刊, 1991 (02) .

朱熹生态伦理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 篇9

关键词:朱熹,生态伦理思想,当代价值

朱熹, 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 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 是孔子之后儒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的人物。朱熹认为, 世界的本质是“理”, 提出“存天理, 灭人欲”的思想号召。从整体上讲, 朱熹关注人类社会生活, 放眼自然界, 相信人与自然之间的独特关系, 从而形成自己的生态伦理思想。比如说, 朱熹在前人“仁”的学说上, 指出“仁”就是“心之理”、“爱之理”, 让仁学进入一个新阶段, 从而完成人的仁爱从道德伦理向生态伦理的转变[1]02。这就是朱熹的过人之处。实事求是地讲, 朱熹的生态伦理思想缺少科学论证, 多是个人的顿悟。但瑕不掩瑜, 他的生态理论中, 依旧有超越时代的预见性。上世纪70年代, 西方国家开始构建生态伦理学。它是一门从伦理学视角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学问。生态伦理学认为, 工业文明不合理的开发利用, 就是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西方学者在研究生态伦理思想的时候, 惊喜地发现朱熹的生态伦理思想, 并且积极借鉴。在生态环境状况日益恶劣的今天, 朱熹生态伦理思想绝非墙里开花墙外香, 对我国建立生态伦理思想也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在今天, 我们构建和谐社会, 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社会, 而朱熹的生态伦理思想, 只要应用得当, 就能够给我们当代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宝贵的借鉴意义。

一、朱熹生态伦理思想的形成背景

儒家提倡仁学, 朱熹是第一位将仁学从道德伦理转变为生态伦理的思想家。在了解朱熹生态伦理思想内容之前, 我需要了解其思想的形成背景。

1. 经济繁荣的社会条件。

两宋时期, 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 生产力大大提高, 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得到长足进步。在经济上, 南宋推行“农商并重”的政策, 小商品经济发展迎来良好的发展契机。海外贸易和全国各大商品城, 遍地开花。南宋时期的海外贸易相当发达, 对外贸易港口高达20多个。对外合作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到60个。全国范围内形成相当规模的商业网络, 冲破唐朝以来的“市坊”分离的商业格局。商业的繁荣, 也为南宋政府带来大量税收。根据下游资料证明, 南宋时期, 商业税收比重超过农业税收。这是前朝历朝历代没有过的状况。同时, 繁荣的经济背景, 也导致工商制造业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朱熹面对这种场景, 考试思考如何面对应对生态环境问题, 从而推动朱熹构建生态伦理思想[2]03。

2. 频发的自然灾害。

从1127年南宋建立到1279年南宋灭亡, 南宋共经历152年, 其中自然灾害共计378次。从资料中显示, 南宋时期, 这些自然灾害有两个显著特点, 其一, 长江以南地区的自然灾害资料要比其他地区详实, 富裕地区的相关记载要比贫困地区的详实。根据中国气候史的研究发现, 南宋时期气候偏冷, 沙漠化严重。气候的转变, 导致旱灾频发。另外, 南宋时期商业发达, 森林资源遭到大面积破坏, 导致水土流失加剧。与此同时, 南宋时期经济人口大量增加。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 人们不合理的开发方式, 给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总而言之, 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 让朱熹开始关注自然, 明白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从而构建生态伦理思想。

二、朱熹生态伦理思想内容

生态伦理学主要是从伦理学的视角, 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强调, 人类不仅仅要关怀人类本身, 也要注重关怀自然。朱熹在这方面做过很多精辟论述。下面的内容, 我们将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顺应自然的价值观和万物一理的认识观三方面介绍朱熹生态伦理思想的内容。

1.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天人合一是我国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理念。它强调, 天道与人道的和谐统一。作为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朱熹, 对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进行大量论述。他认为, “论万物之一原, 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 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也。”这句话是说, 万物之间, 同出一源, 最大的差别还是因为气的不同。朱熹还认为“以气言之, 则知觉运动, 人与物若不异;以理言之, 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 这就指出虽然万物同出一源, 但是因为在在阴阳五行之间的差异, 到这人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差异。朱熹也认同, “人乃万物之灵”, 但这不能构成人伤害万物的理由。“好鸟枝头亦朋友, 落花水面皆文章”, 才是我们人类应该对待万物的态度。为了能够让人认识到天人合一的道理, 朱熹讨论很多具体事物中蕴含的理。人兽草木之间各有各的理。比如说, 草木的理就是依时而生, 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爱护草木, 就要取之有时, 用之有节, 而不是滥砍滥伐, 只掠夺不种植。尊重自然, 就是要尊重万物的生长规律, 心存敬畏, 不仅仅对人友善, 对自然万物也是如此。这种思想对于当前面对严重生态危机的我们,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2. 顺应自然的价值观。

朱熹生态伦理思想, 要求我们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更要我们顺应自然。选择住址有讲究, 要“审慎考察天地山川等自然环境”。朱熹认为, 一个良好的住址, 一定要背山面水。住宅前面有水流, 树木茂密, 交通便利, 面南朝北, 东西有环山围绕。这样的环境才是居住的风水宝地。出了活人住的地方有讲究, 死人住的地方也有讲究。这话虽然玩世不恭, 形容朱熹在住址方面上的观点倒也恰如其分。朱熹认为, 人要选好墓穴, 以“土地肥沃、植物茂盛、气候温和、水量充足”之地最佳。同时, 他还认为, 墓地的好坏, 和后世的运命有直接关系。这种观念在今天依旧有相当大的影响, 一个人飞黄腾达, 就会有人说“祖坟冒青烟”了。无论怎样, 我们从朱熹对住址的选择方面, 就可以感受到他对天地人自然关系的认同, 人活着还是死去, 都应该顺应自然。

3. 生生之德的认识观。

在儒家学说中, 仁学是最重要的观念之一。经过宋明理学的发展, 他们将仁学从人类伦理道德转变为生态伦理道德, 从而构建了生生之德的认识观。朱熹认为, 生生之德体现着人与自然的有机结合, 也包含着天人合一的伦理学意境。宇宙万物之间的生死轮回, 都是生生之德的具体表现。人有生老病死, 树有落叶归根, 这些都是自然规律。人都不能漠视它, 应该主动接受它。朱熹说:“天地以此心普及万物, 人得知遂为人之心, 物得治遂为物之心, 草木禽兽得之遂为草木禽兽之心, 只是一个天地之心尔。”在这句话中, 朱熹将自然中的生于文化伦理中的仁结合在一起, 尊重生命, 也是对人自身的尊重, 更是在尊重自然界。朱熹将生的观念与传统儒学融为一体, 以“天地之心”说明生生之德, 仁就是爱人和爱物, 一个人要有天地良心。用朱熹的话说就是“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则块然生物之心, 在人则温暖爱人利物之心。”这从根本上表明了人与自然万物要互相尊重[3]10。

三、朱熹生态伦理思想当代价值

朱熹是儒家学说继孔子之后, 又一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在儒家的仁学的基础上, 强调敬畏自然, 尊重生命, 完成了道德伦理思想向生态伦理思想的转化。由于时代限制, 朱熹的生态伦理思想还有一些糟粕之处。这就要求我们应该取其精华, 剔除糟粕。接下来的内容, 我们将具体讲解朱熹生态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首先, 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伦理学, 通过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能够激让我们人类对自然界和自身的认识, 注重与自然界的和谐相处。朱熹认为, 天人之间, 同质同源, 人应该具有仁爱之心。朱熹生态伦理思想提倡, 树立自然环境的保护意识, 而不是一味索取, 这和现在提倡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不谋而合。党十八大对生态文明这一课题非常重视, 将其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高级社会形态。它要求我们尊重自然, 爱护自然, 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所以, 人应该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提高当代人的生活质量, 也要给后代的生存发展着想。

其次, 尊重生命, 就是爱护我们自身。朱熹生态伦理思想提倡生生之德, 并将仁从道德伦理向生态伦理转化。生生之德是自然法则, 天地良心, 更是道德至善。换而言之, 朱熹提倡每个人都应该尊重生命, 这也是对人自身的尊重。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表示, 构建生态文明体系, 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这种做法就是和朱熹提倡生生之德在当代社会的回响。在构建当代生态伦理文明, 就是要我们每个人都明白, 人是自然界的一份子, 不能因为自身利益, 而忽略自然利益。朱熹在湖南任职期间, 积极推动绿化活动, 明文规定, 不得滥砍滥伐, 推动植树造林活动———朱熹超越了那个时代, 敢于和当时的滥砍滥伐的行为做斗争, 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4]06。

最后, 以德服人, 树立生态伦理意识。环境问题日益严重, 就是大自然向人类敲响警钟, 人类的索取已经超过大自然的承受能力。用朱熹的话说, 这些人就没有生生之德, 没有树立生态伦理意识。党十八大报告非常重视生态文明建设, 提出“推荐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建设美丽中国”。这也表示我国政府对生态伦理意识的重视, 就可持续发展的口号变成行动的决心。

当然, 这条路我们还要走很远。把口号落实到行动当中, 政府方面, 应该注重政策宣传, 制度建设, 为普及生态伦理思想创造可操作的环境。公民从宣传教育中认识生态文明的重要性, 提高对生态文明的关注, 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一己之力。相信积少成多, 最终海纳百川, 我们才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1]王永彬.围炉夜话[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8.

[2]肖群忠.中国道德智慧十五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3]张清俐.发掘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N].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4.11.5.★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城镇化视域下农民思想道德素质现状及培育问题研究, (2572015CC06) 。★作者杨丽艳为东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刘永春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鲁力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业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朱熹面对这种场景, 考试思考如何面对应对生态环境问题, 从而推动朱熹构建生态伦理思想[2]03。2.频发的自然灾害。从1127年南宋建立到1279年南宋灭亡, 南宋共经历152年, 其中自然灾害共计378次。从资料中显示, 南宋时期, 这些自然灾害有两个显著特点, 其一, 长江以南地区的自然灾害资料要比其他地区详实, 富裕地区的相关记载要比贫困地区的详实。根据中国气候史的研究发现, 南宋时期气候偏冷, 沙漠化严重。气候的转变, 导致旱灾频发。另外, 南宋时期商业发达, 森林资源遭到大面积破坏, 导致水土流失加剧。与此同时, 南宋时期经济人口大量增加。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 人们不合理的开发方式, 给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总而言之, 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 让朱熹开始关注自然, 明白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从而构建生态伦理思想。二、朱熹生态伦理思想内容生态伦理学主要是从伦理学的视角, 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强调, 人类不仅仅要关怀人类本身, 也要注重关怀自然。朱熹在这方面做过很多精辟论述。下面的内容, 我们将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顺应自然的价值观和万物一理的认识观三方面介绍朱熹生态伦理思想的内容。1.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人合一是我国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理念。它强调, 天道与人道的和谐统一。作为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朱熹, 对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进行大量论述。他认为, “论万物之一原, 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 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也。”这句话是说, 万物之间, 同出一源, 最大的差别还是因为气的不同。朱熹还认为“以气言之, 则知觉运动, 人与物若不异;以理言之, 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 这就指出虽然万物同出一源, 但是因为在在阴阳五行之间的差异, 到这人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差异。朱熹也认同, “人乃万物之灵”, 但这不能构成人伤害万物的理由。“好鸟枝头亦朋友, 落花水面皆文章”, 才是我们人类应该对待万物的态度。为了能够让人认识到天人合一的道理, 朱熹讨论很多具体事物中蕴含的理。人兽草木之间各有各的理。比如说, 草木的理就是依时而生, 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爱护草木, 就要取之有时, 用之有节, 而不是滥砍滥伐, 只掠夺不种植。尊重自然, 就是要尊重万物的生长规律, 心存敬畏, 不仅仅对人友善, 对自然万物也是如此。这种思想对于当前面对严重生态危机的我们,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2.顺应自然的价值观。朱熹生态伦理思想, 要求我们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更要我们顺应自然。选择住址有讲究, 要“审慎考察天地山川等自然环境”。朱熹认为, 一个良好的住址, 一定要背山面水。住宅前面有水流, 树木茂密, 交通便利, 面南朝北, 东西有环山围绕。这样的环境才是居住的风水宝地。出了活人住的地方有讲究, 死人住的地方也有讲究。这话虽然玩世不恭, 形容朱熹在住址方面上的观点倒也恰如其分。朱熹认为, 人要选好墓穴, 以“土地肥沃、植物茂盛、气候温和、水量充足”之地最佳。同时, 他还认为, 墓地的好坏, 和后世的运命有直接关系。这种观念在今天依旧有相当大的影响, 一个人飞黄腾达, 就会有人说“祖坟冒青烟”了。无论怎样, 我们从朱熹对住址的选择方面, 就可以感受到他对天地人自然关系的认同, 人活着还是死去, 都应该顺应自然。3.生生之德的认识观。在儒家学说中, 仁学是最重要的观念之一。经过宋明理学的发展, 他们将仁学从人类伦理道德转变为生态伦理道德, 从而构建了生生之德的认识观。朱熹认为, 生生之德体现物之间的生死轮回, 都是生生之德的具体表现。人有生老病死, 树有落叶归根, 这些都是自然规律。人都不能漠视它, 应该主动接受它。朱熹说:“天地以此心普及万物, 人得知遂为人之心, 物得治遂为物之心, 草木禽兽得之遂为草木禽兽之心, 只是一个天地之心尔。”在这句话中, 朱熹将自然中的生于文化伦理中的仁结合在一起, 尊重生命, 也是对人自身的尊重, 更是在尊重自然界。朱熹将生的观念与传统儒学融为一体, 以“天地之心”说明生生之德, 仁就是爱人和爱物, 一个人要有天地良心。用朱熹的话说就是“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则块然生物之心, 在人则温暖爱人利物之心。”这从根本上表明了人与自然万物要互相尊重[3]10。三、朱熹生态伦理思想当代价值朱熹是儒家学说继孔子之后, 又一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在儒家的仁学的基础上, 强调敬畏自然, 尊重生命, 完成了道德伦理思想向生态伦理思想的转化。由于时代限制, 朱熹的生态伦理思想还有一些糟粕之处。这就要求我们应该取其精华, 剔除糟粕。接下来的内容, 我们将具体讲解朱熹生态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首先, 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伦理学, 通过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能够激让我们人类对自然界和自身的认识, 注重与自然界的和谐相处。朱熹认为, 天人之间, 同质同源, 人应该具有仁爱之心。朱熹生态伦理思想提倡, 树立自然环境的保护意识, 而不是一味索取, 这和现在提倡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不谋而合。党十八大对生态文明这一课题非常重视, 将其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高级社会形态。它要求我们尊重自然, 爱护自然, 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所以, 人应该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提高当代人的生活质量, 也要给后代的生存发展着想。其次, 尊重生命, 就是爱护我们自身。朱熹生态伦理思想提倡生生之德, 并将仁从道德伦理向生态伦理转化。生生之德是自然法则, 天地良心, 更是道德至善。换而言之, 朱熹提倡每个人都应该尊重生命, 这也是对人自身的尊重。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表示, 构建生态文明体系, 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这种做法就是和朱熹提倡生生之德在当代社会的回响。在构建当代生态伦理文明, 就是要我们每个人都明白, 人是自然界的一份子, 不能因为自身利益, 而忽略自然利益。朱熹在湖南任职期间, 积极推动绿化活动, 明文规定, 不得滥砍滥伐, 推动植树造林活动---朱熹超越了那个时代, 敢于和当时的滥砍滥伐的行为做斗争, 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4]06。最后, 以德服人, 树立生态伦理意识。环境问题日益严重, 就是大自然向人类敲响警钟, 人类的索取已经超过大自然的承受能力。用朱熹的话说, 这些人就没有生生之德, 没有树立生态伦理意识。党十八大报告非常重视生态文明建设, 提出“推荐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建设美丽中国”。这也表示我国政府对生态伦理意识的重视, 就可持续发展的口号变成行动的决心。当然, 这条路我们还要走很远。把口号落实到行动当中, 政府方面, 应该注重政策宣传, 制度建设, 为普及生态伦理思想创造可操作的环境。公民从宣传教育中认识生态文明的重要性, 提高对生态文明的关注, 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一己之力。相信积少成多, 最终海纳百川, 我们才有更加美好的明天。参考文献

[1]赵峰.朱熹的终极关怀[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2) .

[2]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3) .

[3]苏敏.朱熹生态伦理思想探析[J].江西社会科学, 2007 (10) .

朱熹礼学思想中“宜时用”原则概述 篇10

一、朱熹论宜时

朱熹说:“礼, 时为大”[1]卷八十四2178, 可见合乎时宜在修订礼仪、施行礼仪之际的重要性。在《朱子家礼序》中说:“三代之际, 礼经备矣。然其存于今者, 宫庐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节皆已不宜于世。”[2]873礼既然从实际需求中来, 而当下的需求必然与古时的需求有所不同, 时礼也就必然应该与古礼有所不同。

现时礼制若想得以通行, 不能完全拘泥于古礼一丝一毫都不得变更。先说变更的道理何在:“夏、商损益, 继周者亦必有损益, 盖气运升降, 不容不尔。特圣人能因时而不逆之耳”[3]卷四十六2181;“观孔子欲从先进, 与宁俭宁戚之意, 往往得时得位, 亦必不尽循周礼。必须参酌古今, 别制为礼以行之……世固有人硬欲行古礼者, 然后世情文不相称”[1]卷二十三561;“观孔子欲从先进, 又曰:‘行夏之时, 乘殷之辂。’便是有意于损周之文, 从古之朴矣……若必欲一一尽如古人衣服冠履之纤悉毕备, 其势也行不得”[1]卷八十四2185。历史上、事实上的损益必然有, 而且也是不得不如此, 继周者、孔子都不是完全因循守旧丝毫不变, 只因为需要“因时而不逆之”, 顺乎社会风俗的变化而非逆潮流而动, 正如禹之治水方针, 疏而不堵, 这样才有良好的效果产生。

而为什么必须在不损本原的基础上有所变更, 来合乎时宜, 在这方面朱熹也多有论述:“古礼难行。后世苟有作者, 必须酌古今之宜”[1]卷八十四2178, 又言:“然居今而欲行古礼, 亦恐情文不相称, 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礼中删修, 令有节文、制数、等威足矣”[1]卷八十四2177, 又言:“大抵古礼不可全用, 如古服古器, 今皆难用”[1]卷八十四2183等等。正是因为“难行”、“情文不相称”、“古服古器今皆难用”等等这些原因, 会导致礼制如果不有所更张, 将难以施行。

道理讲完, 朱熹还把许多事实来做例子。比如为什么古礼难行?举乡饮酒礼、祭礼等, 《朱子语类》中说:“大抵古人制度恐不便于今。如乡饮酒礼, 节文甚繁, 今强行之, 毕竟无益, 不若取今之礼酌而行之”[1]卷八十七2226, 《文集》卷六十一:“若用韩魏公法, 则有时祭, 有节祠。时祭礼繁, 非居丧者所能行”[3]卷六十一2969等等。

二、朱子论宜用

礼之宜用的关键在于简洁, 从而容易应用到社会伦理之中, 但是现实情况是随着古往今来不断累积, 礼文越来越繁琐, 许多考礼者一头陷进故纸堆中, 落入伊川与朱熹所讥“役文”[3]卷三十六1560、“迂阔”[1]卷八十四2177之窠臼而不能自拔, 所以朱熹对待礼, 极关心使纸上礼文能与实际伦理应用紧密结合起来。

《朱子语类》有言:“有圣人作, 必将因今之礼而裁酌其中, 取其简易易晓而可行”[1]卷八十四2178, “若圣贤有作, 必须简易疏通, 使见之而易知, 推之而易行”[1]卷八十四2179, 里面说道:“若要可行, 须是酌古之制, 去其重复, 使之简易, 然后可”[1]卷八十九2275, “某怕圣人出来, 也只随今风俗立一个限制, 须从宽简”[1]卷八十九2275, 卷八十九“问冠、婚、丧、祭礼。曰:‘今日行之正要简, 简则人易从’”[1]卷八十九2272等等, 这些都表达了同一个意思:礼须简易。因为繁琐而不能使人觉得畅晓明白的礼, 就无法广而推行, 不能推行的礼, 只是纸上礼, 是死掉的礼。

而若要容易应用, 就必须在不失本原基础上, 删繁就简。“而今礼文觉繁多, 使人难行。后圣有作, 必是裁减了方始行得”[1]卷八十九2284, “今所集礼书, 也只是略存古之制度, 使后人自去减杀, 求其可行者而已”[1]卷八十四2185, “若要可行, 须是酌古之制, 去其重复, 使之简易, 然后可”[1]卷八十九2275, “窃谓后世有大圣人作, 与他整理一番, 令人苏醒, 必不一一如古人之繁, 但放古之大意, 简而易行耳”[1]卷九十2313, 继前文朱子“礼须简易”的意思已经明确之后, 那么又如何简易呢?所谓“去其重复”、“整理”、“裁减”、“减杀”等等。

不只是提出原则, 朱熹自己也在身体力行的这样做, 如将婚礼之六礼削去其三;又如将丧礼之三十七节削至二十一节等等。凡此种种, 可见朱熹念念在兹者, 礼之宜用也。

三、辟佛与践履

自唐而宋, 佛教禅宗几掩胁天下, 官绅士大夫乃至贩夫走卒皆争趋之。《文集》:“今老佛之宫遍天下, 大郡至逾千计, 小邑亦或不下数十, 至于学校, 则一郡一县仅一置焉, 而附郭之县或不复有。其盛衰多寡之相绝至于如此, 则于邪正利害之际亦自明矣”[3]卷十三653, 一郡之内上千所的寺庙对比区区一所学校, 这样的比例让人闻之有所心惊。当此状况, 也就不能不引发朱熹辟佛之辩, 不辟佛, 儒家礼仪与伦理观念根本难以施行, 什么宜时、易用都成虚谈。

前文已述朱熹欲使礼宜时易用, 而能以伦理落实的形式通行于乡闾。尽管朱子辟佛, 目的多重, 但不辟佛, 礼难行于世则为可知。《文集》卷六十三《答胡伯量》中, 胡伯量来函问:“治丧不用浮屠。或亲戚意欲用之, 不知当如何处?”朱熹回答:“且以委曲开释为先。如不可回, 则又不可拂亲之意也。”[3]卷六十三3037治办丧礼时, 为礼者即便不想搞佛教诵经、超度那一套, 但“亲戚”却都要用佛教仪式, 佛教思想散播之广大与为礼者之惑以及朱熹之无奈已经可见。《朱子语类》中曾说:“浮屠诵经追荐, 鄙俚可怪。既无此理, 是使其先不血食也!”[1]卷九十2322然而没有办法, 如果亲戚都要采用佛教仪式的话, 也只得“不可拂亲之意也”。由此也可见, 单只把礼修订的宜时易用还是不成, 不辟佛, 礼终究仍难以在社会施行。只有在建自身而退佛祖的基础之上, 才能真正给民众以伦理依凭, 使其有所遵循, 不致轻易流入异端邪说, 才能以此抵制佛教对民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影响, 才能使儒家伦理观念在现世中得以施行。

另一方面, 辟佛, 要有辟佛的道理, 儒家所特重的“践履”, 正是佛门难以自圆的缺陷。《文集》“便只成释子作弄精神意思, 无复儒者脚踏实地功夫”[3]卷二十五1114, 此句正说出儒与佛的差异。作弄精神与脚踏实地, 既是价值观上的不同, 也是表现行为上的不同。既然说脚踏实地, 那么再从理论回到礼的落实上, 礼是什么?“礼者, 履也, 履道成文”[4]402, 《讲礼记序说》言“礼者, 履也, 谓昔之诵而说者, 至是可践而履也。故夫子曰‘君子博学于文, 约之以礼’”[3]卷七十四3585。也就是说, 不能践履的话, 礼即是悬空而不能落实的理, 就是要去做去行才是礼。所以说, 辟佛, 是要践履, 践履, 才是行礼。

文集中曾载:一个自称儒者的李伯谏去学佛, 在给朱熹的信中自言初读孔孟伊洛文字, “止是资举业”, 而后来学佛, 乃是“怕生死”, 对此朱熹评价:“无缘得其指归, 所以敢谓圣学止于如此。”“从始至末, 皆是利心, 所谓差之毫厘者, 其在兹乎”?差之毫厘, 即谬以千里。而李伯谏复与朱熹书, 为佛教辩白, 谓儒家以仁为要, 而释氏亦言“正觉”, 亦号“能仁”, 朱熹回复:“释氏之云‘正觉’、‘能仁’者, 其论则高矣美矣, 然其本果安在乎?”[3]卷四十三1952这一句就直问到痛处, 光靠嘴说的高矣美矣有什么用呢?关键不在说, 而在做。为什么朱熹有“其本安在”这样的反问?因为“仁之实, 事亲是也”, 还因为“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欤”, 而佛门讲究遁入空门、四大皆空, 并不“事亲”, 亦无“孝弟”, 皆不能做, 空言“能仁”, 岂不贻笑?

《朱子语类》中说:“顷年张子韶之论, 以为当事亲, 便当体认取那事亲者是何物, 方识所谓仁。当事兄, 便当体认取那事兄者是何物, 方识所谓义”。朱熹认为这就是“二心矣。禅家便是如此。”接着举禅宗例子:“其为说曰:立地便要你究得, 坐地便要你究得。他所以撑眉努眼, 使棒使喝, 都是立地便拶教你承当识认取, 所以谓之禅械。某尝举子韶之说以问李先生曰:当事亲便要体认取个仁, 当事兄便要体认取个义, 如此则事亲事兄却是没紧要底事, 且姑借此来体认取个仁义耳。”[1]卷三十五936在朱熹看来, 以孝事亲本是发自内心, 然而又多出一个心来体认此心是孝, 去识得此心是仁, 这就是二心了。而更重要的是, 按照禅宗思维模式, 事亲事兄并没要紧, 通过事亲事兄而体认仁、识得义才是要紧。这就是儒佛的一个大区别, 在儒家, 仁即在孝弟本身, 而在佛教, 则是要通过孝弟的手段去体认一个虚空的仁。所以《朱子语类》中说:“心只是一个心, 非是以一个心治一个心”[1]卷十二200, 也就难怪《观心说》中提到:“释氏之学, 以心求心, 以心使心, 如口龅口, 如目视目。”[3]卷六十七3279

当然, 禅宗能够通行天下, 其理论上、修行上也必有某些过人之处, 这点朱熹也承认, 如“佛氏之学, 超出世故, 无足以累其心, 不可谓之有私意”;“人之心性, 敬则常存, 不敬则不存。如释老等人, 却是能持敬”;“若是佛家, 尽有能克己者, 谓之无己私可也”等等。然而尽管佛教的理论不可谓不高妙, 但却缺少最应该重视的一环, 即是践行。《朱子语类》:“知、行常相须, 如目无足不行, 足无目不见。论先后, 知为先;论轻重, 行为重”[1]卷九148, 只是知道理论或者说只在内心寻找终极意义是不足够的, 践行, 才是更重要的。这不只是对儒家内部那些只迷于故纸堆中的儒者以及只在内心中寻找终极意义的儒者的批评, 也是对世人趋向禅宗, 只关注内心而不务外务的指正。《朱子语类》:“人之心性, 敬则常存, 不敬则不存。如释老等人, 却是能持敬。但是他只知得那上面一截事, 却没下面一截事”[1]卷十二210, 即是说佛教倒也能持敬, 但欠缺的就是践履。

《朱子语类》里面说:“圣人千言万语, 只是说个当然之理, 做得一分, 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测也”[1]卷十一187, 《文集》:“故圣贤教人, 必以穷理为先, 而以力行终之”[3]卷五十四2567, 《朱子语类》:“只有两件事:理会, 践行”[1]卷九149, 通过这些话, 大体可看出朱熹对践履的重视, 因为礼, 即是伦理, 亦是践履。

摘要:朱熹礼学思想中的“宜时用”原则, 是解决“实际要怎样做”的问题, 是儒家伦理价值观向实际应用的落实, 宜时、宜用, 无不关系到践履, 是构成礼学有机体的重要支柱, 并且具有伦理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礼学,宜时,宜用,践履

参考文献

[1]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朱熹.朱子全书·家礼[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朱熹.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上一篇:多元智能理论视角下一篇:开放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