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心理学思想研究论文

【摘要】文章回顾、总结了“美国教育技术学领军人物学术思想研究”的初衷、价值和阶段性成果,反思和评价了该项系列研究的成功与不足之处,在对美国教育技术学历史与逻辑的把握中,梳理了美国教育技术作为一个领域产生发展的基本脉络,揭示了‘媒体派’和‘学习派’的双峰对峙与双重变奏是美国教育技术学发展的内在矛盾和内在动力。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家庭心理学思想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家庭心理学思想研究论文 篇1：

陈鹤琴幼儿教育思想研究30年发展概况

【摘要】陈鹤琴逝世后的三十年间，有关陈鹤琴幼儿教育思想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研究内容涉及其生平、活教育理论、儿童心理及其研究方法、各领域课程与教学、玩具与游戏、家庭教育、师范教育、特殊教育、比较研究以及实践应用研究等方面；研究成果呈现出量上不断丰富、质上日趋细化和深化的趋势，研究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不过，相关研究仍存在内容重复、零散，方法单一等不足。陈鹤琴幼儿教育思想研究有待进一步向纵深拓展。

【关键词】陈鹤琴；幼儿教育思想；思想研究；30年

陈鹤琴（1892-1982）是我国著名幼儿教育家，他一生著述甚丰，构建了一个相对完备的幼儿教育理论体系，为新中国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陈鹤琴幼儿教育思想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宝库，对之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挖掘，对于推动当前我国幼儿教育改革向纵深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价值。笔者对自1982年至今近三十年来有关陈鹤琴幼儿教育思想的研究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和分析，旨在描绘出陈鹤琴幼儿教育思想研究的概貌，并讨论尚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从而为推动陈鹤琴幼儿教育思想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支持。

一、研究方法

（一）文献检索

笔者先以“陈鹤琴”为搜索词、以1982～2011年为检索时间段，在中国知网（CNKI）全文数据库中搜索，共获得相关研究论文346篇，硕士论文11篇，博士论文1篇。笔者再以“活教育”为搜索词，搜索获得相关研究论文152篇。然后比照以“陈鹤琴”为搜索词查阅到的研究论文，剔除重合文献，又获得25篇研究论文。

（二）研究方法

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检索到的研究文献逐一阅读后，进行编码分类，并利用Excel对研究文献进行量化分析。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陈鹤琴幼儿教育思想研究文献大半出现在其诞辰和逝世纪念日前后的2～3年之间，笔者认为1982年至今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阶段一：1982～1990年；阶段二：1991～2000年；阶段三：2001～2011年。

（一）陈鹤琴幼儿教育思想研究各阶段文献数量分布

如表1所示，三个阶段共有研究论文346篇，总体呈不断增加趋势。

（二）陈鹤琴幼儿教育思想研究各阶段研究主题分析

三个阶段的主要研究内容如表2所示。进一步分析可看出：（1）关于陈鹤琴幼儿教育思想概述及其生平介绍的生平研究方面已有非常细致的研究成果。（2）活教育思想是陈鹤琴教育思想中的哲学基础，相关研究涉及内容包括活教育思想概述及其思想渊源，活教育思想指导下的课程与教学、师范教育等方面。近十年的研究则较多集中在活教育思想对当今幼教改革的启示等方面。（3）家庭教育、领域教育、儿童心理及研究方法、特殊教育、比较研究、师范教育、玩具与游戏等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太多。

深入分析三个阶段的研究情况，可以看出：第一阶段（1982～1990年）可视为研究的准备与起步阶段。这个阶段对陈鹤琴的追忆、缅怀以及思想概况研究的文章较多。偏重在对史料的挖掘与整理，但研究队伍尚未成形。开始探索陈鹤琴的幼儿教育思想及其实践。第二阶段（1991～2000年）开展过两次较大型的纪念活动，一次是1992年纪念陈鹤琴先生诞辰100周年，一次是1997年纪念陈鹤琴先生诞辰105周年。由此出现了有关陈鹤琴研究的热潮。这一阶段研究队伍有所扩大，研究领域相对细化，相关研究论著、论文大量出现。〔1〕第三阶段（2001～2011年）再次掀起陈鹤琴幼儿教育思想的研究高潮。这一阶段研究队伍进一步扩大，生平研究更趋全面系统，实践研究更加细化。受中国幼教改革不断深化的影响，本阶段对陈鹤琴的活教育思想及其对幼儿园课程与教学影响的探索不断深入。

（三）研究人员分布情况

1．研究人员工作单位分布

研究人员工作单位大致可分为六类：中等和高等幼师院校、幼儿园、出版机构、教育行政部门、研究机构、教师进修院校等。总体上看，以中等和高等幼师院校为主，其次为幼儿园。

从三个研究阶段来看，第一阶段未署工作单位的作者较多，亲属、友人、学生所写的纪念类文章较多。第三阶段中等、高等幼师院校专业人员激增，这也许与第二阶段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大规模推进有关。第三阶段的最大特色是开展陈鹤琴幼儿教育思想研究的幼儿园教师人数激增。这也许不仅与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进一步深入有关，还与提倡“教师即研究者”的理念有关。

2．研究人员地域分布

通过对研究人员工作单位所处地域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大半个省、市、自治区以及香港地区都有陈鹤琴幼儿教育思想研究者，另有来自日本的研究者。虽说研究人员地域分布范围较广，但也有明显集中趋势，江苏、浙江、上海、北京等地研究者较多。

三、结论与讨论

（一）陈鹤琴幼儿教育思想研究30年发展概况

1.研究内容相对集中

陈鹤琴的生平、思想渊源探讨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活教育思想及其对当今幼教改革的指导意义以及有关音乐、美术、健康等领域的课程与教学思想也颇受研究者关注。

2．研究水平逐步提高

30年来，有关陈鹤琴幼儿教育思想的研究总体呈现为由单纯的回忆缅怀、史料整理与挖掘到史论结合的比较研究以及对陈鹤琴幼儿教育思想在当今幼教改革中的指导意义的深入分析，研究日趋深化。

3．研究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

阶段一的研究着重在对陈鹤琴相关著作的解读以及子女亲属、亲朋好友对陈鹤琴先生的回忆和思想总结。阶段二的1996年，教育部颁布了《幼儿园工作规程》，由此出现了大量将《规程》精神与陈鹤琴幼儿教育思想联系起来的研究。阶段三的2001年，教育部颁布了《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由此又出现了大量将《纲要》与陈鹤琴幼儿教育思想联系起来的研究。

4．研究队伍不断壮大

开展陈鹤琴幼儿教育思想研究的人员最初以子女亲属、亲朋好友为主，到阶段二、阶段三时，有较多中等、高等幼师院校专业人员和广大幼儿园教师加入。

（二）30年来，陈鹤琴幼儿教育思想研究的不足

1．研究内容相对集中，重复性研究较多。已有研究对陈鹤琴生平、活教育思想等方面的成果较多，但对其思想渊源、形成机制等的研究仍有待深入。其他如师范教育、特殊教育、家庭教育、玩具与游戏、教育科研方法等的研究有待加强。陈鹤琴如何根据“洋为中用”原则创造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幼儿教育思想体系，尤其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2．研究相对零散，不够系统深入。例如，有关活教育思想的研究文献虽多，但内容零散，不够系统深入。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有脱节现象。

3．研究队伍较为集中，中西部地区研究力量明显薄弱。

4．研究方法较为单一，以文献法为主，其他方法运用很少。

四、结语

目前，陈鹤琴幼儿教育思想研究在国际上已开始被关注。有日本学者将陈鹤琴幼儿教育思想与日本幼儿教育专家仓桥惣三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有日本博士研究生以陈鹤琴为博士论文研究内容。因此，我们应深入开展对陈鹤琴学术思想的挖掘、研究工作。例如，我们要进一步厘清陈鹤琴教育思想与新教育思潮的历史联系以及与杜威教育思想的理论联系；梳理中国现代儿童教育思想体系形成的脉络，寻找学前教育学科形成的逻辑起点以及本学科各研究领域（儿童心理学、学前教育学及各领域课程与教育、教育研究方法等）相互作用、逐步展开的逻辑线索，从而为当前我国政府“将大力发展学前教育作为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的突破口，作为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任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民生工程”提供理论支持。〔2〕我国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要办好学前教育，绝不能患上“外国病”“花钱病”“富贵病”，这正是陈鹤琴幼儿教育思想对当今幼儿教育实践的重大指导意义。此外，他的活教育思想指导下的课程与教学思想以及师范教育理论、教育科研方法以及特殊教育、家庭教育等思想对当前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仍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价值，亟需加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北京市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陈鹤琴研究资料〔C〕.北京：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2002：2-5.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41号)〔J〕.幼儿教育,2011,497/498(1/2):4-6.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Chen Heqin’s Thoughts o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 the Past 30 Years

Yang Yinghui, Zhang Yongying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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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颖慧 张永英

家庭心理学思想研究论文 篇2：

学术权威人物个案研究的理念与方法论

【摘要】文章回顾、总结了“美国教育技术学领军人物学术思想研究”的初衷、价值和阶段性成果,反思和评价了该项系列研究的成功与不足之处,在对美国教育技术学历史与逻辑的把握中,梳理了美国教育技术作为一个领域产生发展的基本脉络,揭示了‘媒体派’和‘学习派’的双峰对峙与双重变奏是美国教育技术学发展的内在矛盾和内在动力。文章阐述了借鉴美国同行经验的三点启示,提出从学术领军人物成长土壤的研究和内在精神世界的探究两方面深化本项研究的思路,并强调开展个案研究要不断提高研究的层次和水平,由“追随”到“平等对话”,能否取得与发达国家教育技术学同行进行“平等对话”的资格,取决于中国教育技术领域发展的实力和教育技术学科建设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和专业人才培养所达到的水平。

【关键词】教育技术学;领军人物;个案研究;方法论

由焦建利教授主持,华南师范大学未来教育研究中心与《现代教育技术》杂志合作进行的“美国教育技术学领军人物思想研究”(Educational Technology Top Leaders)项目即将顺利完成。我很高兴应邀为这个在国内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别具一格的项目,撰写一篇小结性的述评。

一 再谈研究的缘起

十二年前,我从北师大调到华南师大,专业研究也从教育哲学转向教育技术学,但立足点仍然延续着我所酷爱的未来教育(从现实的困惑、历史的反思中把握教育的趋势与未来),并创建了未来教育研究中心。

将近“天命之年”的这次“跳槽”,对我的挑战和压力是可想而知的。许多知识和技能都必须从头学起,晚飞的笨鸟只能选择扬长避短的“捷径”。我多年来一直在传统学科(哲学、教育学)中耕耘,初入教育技术学领域自然很不习惯,其中最大的困惑,就是整个学科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成熟的研究方法,踩在这片领地上总觉得“不踏实”!想寻找专业的“经典”向本领域的大师们求教,在国内却找不到指路人。这迫使我带领未来教育研究中心的教师和研究生们艰难地开拓前进。让我们感到欣慰和兴奋的是,美国的同行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成果。初步的跟踪研究使我看到了中美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差距,也坚定了开展美国教育技术学大师级人物研究的决心,这种对学科历史与现状的系统考察和国际比较,显然是任何一门学科建设都不可缺少的基础研究。2002年底中国电化教育协会在昆明召开的年会邀请我作大会报告,借此机会,我倡导和呼吁要研究教育技术学专业的“五个十”(十位大师级人物、十本经典著作、十个权威专业或权威科研机构、十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十个专业网站),这一倡议引起了较大反响。[1]如今七年过去了,“五个十”的研究已经成为中国教育技术学研究领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不仅有效缩短了我国与美国同行学者的差距,提高了我国教育技术学的开放程度和对外学术交流水平、层次,为本专业更快地走向世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可喜的是培育了一批有才华、立志从事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青年学子,他们是中国教育技术学研究领域未来的希望。

这次为期一年在《现代教育技术》连载的“美国教育技术学领军人物思想研究”专栏,可谓“五个十”阶段性成果的一次集体汇报和公开亮相,虽然水平参差不齐,但却不乏精彩之处,尤其值得赞赏的是,每篇文章都是在查阅和研读了研究对象大量原著的基础上,采取团队研究的形式,研讨制定每篇文章的写作框架,并通过电子邮件等形式与当事人进行了直接交流和互动,每篇文章都经过材料汇报、文章框架制定、初稿讨论、定稿修改等环节,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研究的水平和质量。为了增加文章的亲和力,每篇文章前面都加了被研究者的照片和精心选择的一句话,有的话还是专为中国读者撰写的,精炼地概括出其主要学术观点、研究重心,鲜明个性。这样的设计,在我国教育技术学杂志的系列文章中别具一格,值得倡导。

读过该系列文章之后,掩卷深思,收获、感慨、畅想交织在一起。为将此项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特发表以下四点述评。

二 由“一斑”窥“全豹”

“美国教育技术学领军人物学术思想研究”属于人物的个案研究。此类研究的水平和价值取决于两点:其一是个案选择的科学性,关键在于能否将真正的学科领军人物选拔出来;其二是能否将研究个案置身于美国教育技术专业发展的历史背景中,正确地认识和揭示其历史地位,由“一斑”窥“全豹”,这显然必须选择正确的研究方法和路径。

对此当然见仁见智。焦建利教授在引论中介绍了他们的研究方法,并特别强调将选择的重点确定为“那些对当前教育技术学有重要影响并正在发挥着重要影响的人物”,“对于那些已经过世的学者,虽然其思想始终影响着学术界,但是在拟列候选名单时,并没有将他们列入其中。”这样的选择我是赞同的。其结果还有待读者来评价,更需要经受历史检验。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本项研究之前,我们团队对“五个十”已经进行了一系列前期研究(不仅限于领军人物及其代表作,而且包括美国教育技术的学术重镇——权威专业或权威科研机构及其演变发展)。从一开始,我们的研究就不是孤立的“一斑”,而是努力从整体上、发展上窥“全豹”。我们很幸运地找到了两位“向导”:在美国教育技术学历史的研究中,有两位先驱者的研究成果为本领域所公认并广泛引用,这就是塞特勒(Paul Saettler)和伊利(Donald Ely)。以他们的研究成果为入口和阶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和把握美国教育技术学产生发展的主线和全貌。

塞特勒是用毕生精力投身于美国教育技术学历史研究的学者。1968年,塞特勒出版了世界第一本关于教育技术历史研究的专著《教学技术的历史》(A History of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22年之后,他的第二部教育技术史专著《美国教育技术的演变》(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Educational Technology)于1990年问世,奠定了他在教育技术学历史研究中的权威地位。未来教育研究中心2003届博士宫淑红对塞特勒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并以《美国教育技术学的历史与范式演变》(2003)为题,完成了其博士学位论文。

伊利注重对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和解读,他第一次系统梳理了美国教育技术学历史上具有重要学术地位与影响的系列人物,为教育技术学的发展勾画了一幅清晰的人物和思想图谱。未来教育研究中心2006届硕士郑旭东与伊利先后进行了20多封邮件交流,伊利还专门为他撰写了二十多页的学术自传(伊利在美国也没有发表过自传)。郑旭东硕士论文《唐纳德•伊利教育技术学思想研究》(2006)能够达到较高水平,这和伊利的直接指导是密不可分的。

在塞特勒和伊利这两位“向导”的指引下,我们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对孤立的人物、著作、事件加以梳理、整合,穿透历史的曲折和迷雾,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贯穿在美国教育技术学历史发展中的基本脉络:“媒体派”与“学习派”这两大主流学派的双重变奏,由此把握了贯穿整个学科发展的内在矛盾和逻辑主线。

在此基础上,我们团队分别对“媒体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查特斯(Werrett Wallace Charters)—戴尔(Edgar Dale)—芬恩(James Finn)—海涅克(Robert Heinich);和“学习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斯金纳(B.F.Skinner)—加涅(Robert Mills Gagné)—梅瑞尔(David Merrill)进行了研究。其中还包括对这两派的思想先驱杜威和桑代克的研究,以及对两派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巴纳锡(Bela Banathy)等人的研究。[2]这样就对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前,在美国教育技术学发展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领军人物有了比较清晰的整体性认识。这也就是我们在本项研究中将重点转到对美国“当前教育技术学有重要影响并正在发挥着重要影响的人物”之原因和前提。

这次选择的十位学者,其成果和学术影响力应该都是公认的,多数属于中年“实力派”,有些人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还比较陌生。对他们的系统介绍,有助于我国研究和实践工作者更好地把握20世纪九十年代后美国教育技术学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当然,领军人物的选择,特别是研究角度、资料的选择和思想的评介,必然受到研究条件、特别是研究者水平的局限,比如,本项研究对十位领军人物各自在美国教育技术学思想发展中地位之把握等“学术大视野”上,就存在明显的局限,如果在项目开始的总体设计和人物选择、排序过程的指导思想上,能够增加一些系统思考和整体关照,或许能使本项研究达到更高的层次,价值必然更大。不过,这是难以避免的遗憾,也由此留下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和路径。

三 从“历史”到“逻辑”

我们研究历史,决不是以史论史,而是要以史为镜,以史为鉴,这就必须寻找、总结把握历史的必然性、规律性,也就是揭示出历史的逻辑。

同任何历史一样,教育技术的历史绝不是个别人物和偶然事件的堆砌,而是通过各种看似偶然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开辟了一条波浪式、螺旋式发展的历史道路,这就是隐藏在历史现象背后的逻辑必然性、规律性。认识和把握历史的逻辑,可以避免历史的曲折,少犯历史的错误,减少各种历史与现实中的遗憾,使我们自觉地、而不是盲目地开创更加美好的现实与未来,承担起历史赋予本专业的使命和责任!

中国学者研究美国教育技术的历史更不能就史论史,其目的在于借鉴同行学者的历史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对教育技术自身发展特点和内在矛盾运动规律的认识)把握学科发展的逻辑,指导本领域和专业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少走弯路。

概括“五个十”研究的成果和感受,我们在对美国教育技术学历史与逻辑的把握中,可以获得以下三方面的启示。

1 教育技术作为一个领域产生发展的基本脉络

现代教育技术是伴随着二十世纪初迅速发展的媒体技术产生、发展起来的。最初的动力来自用媒体技术改造教学,提高教学效率的理想追求与内在需求,同时也来自媒体制造商投资、开发、宣传鼓动的外在刺激;一战期间的“视觉教学运动”,二战期间军队培训的需求,国家重大项目的启动和政府投资的导向(如六十年代在“国防教育法”保障下的课程现代化运动),成为美国教育技术发展的重大机遇;信息技术的不断更新,尤其是当代多媒体与国际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是本领域发展持续不断的强大动力;而经验总结、理论研究的开展和对实践的指导,则成为本领域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本领域发展最终的立足点和最主要的内在动力,则在于能否满足学校教育改革的需求,能否真正促进教学效率的提高和学习者学习能力的发展。

2 教育技术学作为一个学科和专业生成发展的内在逻辑

在对教育技术实践与研究领域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探索中,产生了最初的媒体教学专家,他们通过开展媒体教学的各种对比试验研究,力图揭示媒体的教学功能和价值。在美国教育技术学研究舞台上,开始是以戴尔、芬恩为代表的早期媒体派教学专家一统天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传播学的影响和行为主义心理学发起的程序教学和教学机器运动,推动了孤立的媒体研究向整体教学过程研究之转化,并使系统科学及其方法论成为本学科重要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此后学习心理学两大学派的先后加盟,使学习科学从本学科的理论基础逐渐上升到基础理论,形成了以学习研究为基石的教学设计流派,并使系统化的教学设计和教学开发成为教育技术学研究的主战场。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之引进,不断开拓着教育技术学研究的思路和舞台,逐步形成了学科研究的理论基础(包括教育教学理论、传播学、心理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统科学及其方法论)。显而易见,“媒体派”和“学习派”的双峰对峙与双重变奏,是美国教育技术学生成发展的内在矛盾和内在动力。二者分歧的根源,一方面是技术观的差异;另一方面是对学习在教育技术学中地位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决定的对教学本质之不同认识。这种不同学派的分歧和争论,有助于多种学术观点和多学科学术视野之间的对话、交流和沟通,并促进了相互之间的融合。

3 美国同行的经验和启示

综观美国教育技术领域与学科的发展,可以给我们三点启示。

启示之一:必须处理好发展中各种复杂的内外关系。

内部关系主要包括:媒体与教学的关系,学习与教学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领域与学科的关系,宏观与微观的关系等;外部关系则主要包括同政府的关系,市场的关系(商业利益),与相邻学科的关系,与其它领域和部门的关系等。

启示之二:必须重视和加强学科基础理论建设,充分发挥本学科对教育现代化的影响。

美国教育技术学之所以能够始终领导世界潮流,其牢固的学科基础是引人注目的:首先是追踪日新月异的媒体技术,推动着教学手段和教育环境的更新换代;其次是不断创新的学习科学理论基石(从斯金纳到加涅,心理学背景的大师级人物在美国教育技术学发展的舞台中先后充当了“第一提琴手”);第三是整合、应用前两者,在教学设计和各种技能培训中脱颖而出,甚至独占鳌头;第四是与大众传播学相随相伴,逐渐打破了学校教育同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之间的壁垒;第五是以系统科学作为方法论统整各方,使教育技术学在多学科交叉的复杂系统中不断选择和逐渐确立自身的研究领域、对象和专业性质、特点。

启示之三:必须注重发挥专业学会的桥梁作用,加强不同学派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在美国教育技术领域与学科的发展中,专业学会和高等院校同时发挥了重要作用。高等院校成为理论研究和学术创新的基地,成为人才培养和学派成长的基地;而每年召开的专业学会则成为各种思想碰撞交流的舞台,尤其是专业学会选择重大理论问题和学科发展的重大难题,组织专门的研究机构(如定义与术语委员会)开展专题研究,对取得突破性进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一个多学科交叉并具有较强应用色彩的专业与学科,美国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至今仍在创建与争鸣之中。正由于此,本学科研究的开放性和发展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四 究“土壤”探“精神”

在对美国教育技术学领军人物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他们之所以能从同时代的专业人员中脱颖而出,成为领域内的学术精英,对专业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除了个人的才智和努力之外,每一位学者成长的土壤和条件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对学科领军人物产生、成长之土壤的研究和挖掘,是将研究引向深入的必由之路,也是研究所达到之深度和广度的一个重要标志。这里所指的土壤包括时代的需求、特殊的政治文化及社会政策背景,甚至还有个体所身处的学校或院系的小气候;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整合、浓缩为更直接、更重要的土壤:对当事人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关键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因此,关注和捕捉、挖掘这样的关键人物和历史事件,就成为个案研究,特别是访谈和叙述研究的关键和成功之诀窍。这类感人而精彩的故事几乎贯穿在每一位美国教育技术学领军人物曲折的成长道路上。比如查特斯为戴尔发展创造的关键机遇;芬恩对海涅克技术观的决定性影响;加涅与梅瑞尔的忘年交及其对两人的相互影响;持续了25年的欧克博奇会议为此间成长起来的一大批美国精英所创造的特殊土壤和条件等。在此次发表的十篇人物个案研究中,这样的精彩故事也不断闪现。比如加涅对迪克(Walter Dick)、梅瑞尔、瑞泽(Robert Reiser)的巨大影响;更值得关注和称道的是伊利,在雪城大学读博士时伊利得到其恩师布朗(James W.Brown)的赏识和重用,在欧克博奇会议上又幸运地被独具慧眼的芬恩相中,破格举荐当时年仅31岁的伊利主持了美国历史上对教育技术定义和术语的第一次官方界定,推出了著名的“63定义”,由此决定了伊利在此后五十多年的学术道路上与教育技术领域定义研究的不解之缘,可以说从“63定义”到“94定义”无不倾注着伊利的心血,打上了其思想和智慧的深刻烙印;同时,伊利也不负师恩、不负众望,将雪城大学创建为享誉教育技术领域的学术重镇,将恩师的关爱转化为自己众多弟子们成长发育的优良土壤和条件,成为桃李满天下的名师,读者在十篇个案中不难发现,其中克拉克(Richard Clark)、瑞格鲁斯(Charles M Reigeluth)、瑞维斯(Thomas C. Reeves)都曾就读或就职于雪城大学,这足以证明伊利和雪城大学在美国教育技术界曾经具有的地位和影响力。对其原因的更深入挖掘,可以转化为我们今天学科建设、发展的重要启示和资源。

除了土壤及外部环境之外,我们还强烈感受到每一位杰出人物所具有的崇高、独特之精神世界。他们虽然专业背景不同,成长道路各异,但几乎每位领军人物都具有强烈的求知欲与好奇心,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胸襟,具有深刻的学术批判精神和自我反思与超越精神,具有强烈的专业追求和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创业精神、为推动本学科发展的执着和献身精神,对利用技术改进学习及推动教育变革发展的使命感和顽强拼搏精神,在各种困难和挫折面前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和内在追求……这些正是他们的成功之道,也是我们最需要学习和借鉴的宝贵财富。我注意到,本项系列研究在对研究对象成长之土壤的研究和每位学者内在精神世界的探究方面都下了不少功夫。当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下去。

五 由“追随”到“平等对话”

这次对美国教育技术学领军人物思想进行的系列研究,属于单向的学习和借鉴研究,在研究过程中虽然有一系列通过电子邮件等形式的交流和对话,但基本上都是访谈性质的,或者可称之为“仰视”的,而非“平等”的对话。教育技术学对于中国来说,属于引进的“舶来品”,因此,这种“追随”式的研究和对话是必要的、也是必经之路。但人物研究总不能始终停留在这样的层次和水平。能否取得与发达国家教育技术学同行进行“平等对话”的资格,取决于中国教育技术领域发展的实力和教育技术学科建设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和专业人才培养所达到的水平。

对美国教育技术专业及其领军人物的研究和借鉴固然是重要的,但外来的思想和技术要想移植到中国教育的土壤,则必须与中国的国情、教情结合。因此,对中国教育技术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和反思就更加重要。这种反思的深度和广度,不仅是我国教育技术学专业成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是我们与国外同行进行“平等对话”的实力、资本和“底气”。认识到这点之后,我于2004年初带着几位团队成员在南京大学的舞台上开展了对我国教育技术学专业继往开来的研究与艰苦创业实践:一方面系统挖掘与激活我国早期电化教育专业的历史经验和丰富资源,另一方面在综合性大学探索我国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创新之路。七十年前,这片校园(金陵大学)曾经是中国电化教育的重要诞生地和早期电教人才孕育、成长的摇篮。经过近六年艰难曲折的创业,我们在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专业人才培养实践几条战线上同时耕耘,收获不少、感慨更多。借此机会,愿意向本刊读者作个简要的汇报。

我们始终认为,对于教育技术专业的师生来说,必须打好学习理论的坚实基础,而且要把心理学中的各派学习理论融会贯通、因地制宜地整合运用,转化为教育技术学中的学习科学与学习技术,尤其要培养和提高自身在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创造性学习能力。经过十年的艰苦努力,我们创建了《学习科学与技术》这门网络课程[3],初步形成了一整套新型教学模式,目前正在探索跨时空、跨学校共建共享的网络课程新模式。经历了这一漫长的研究、创造过程之后,我们不仅对加涅、梅瑞尔、乔纳森(David Jonassen)等美国学者及其理论与实践成果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且在与瑞泽、里奇(Rita Richey)、乔纳森等人的面对面交流和对话中,有了更多的独到见解和学术自信,并引起他们的兴趣。2006年,我访问了美国学习派的大本营佛罗里达州立大学。2007年底,我们发表了三万字的论文《教育技术学范畴体系建模研究及其方法论》,与美国“94定义”研究群体展开了深层次对话。[4]2008年11月我和博士研究生郑旭东一起出席了美国AECT年会,以此论文与美国同行展开了对话,引起里奇、瑞泽等人的高度重视。今年4月,美国AECT中最具学术性的组织“定义与术语委员会”(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s Definition and Terminology Committee)换届,当年“94定义”的主持人里奇应邀出任该委员会筹备和召集人,她邀请我和郑旭东参加该委员会的工作,经过各位美国专家的讨论,并经AECT两位主席批准,我们成为本届AECT “定义与术语委员会”中四位境外委员中的两位,将与美国同行一起进行为期三年的协同工作,研究和制定教育技术学的新定义。我深感到,这不仅是我们个人的机会,而且是中国学者与世界同行平等对话、共同创造21世纪教育技术学新天地的责任、地位和使命。学科“定义与术语研究”是学科的理论基石和发展指南,多年来,中国学者都在不断追踪、传播美国教育技术学的“定义”,并努力进行中国特色之创新,但这种“引进”、“追随”研究受到各种条件限制,难免要“慢半拍”,如今我们一定要将中国文化、教育的丰富思想资源和教育技术学专业发展的中国之路探索,介绍和注入到新“定义”的研究和创建过程中,我恳切希望与国内同行分享并共同承担这一历史责任。

现代意义上的教育技术诞生和发展的历史还不到一百年,与此相应的教育技术学之历史则更加短暂,因此本学科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尤其是学科基础理论建设,显然还很不成熟。但由于本门学科是多学科交叉、发展极其迅速的新兴学科,对其历史和理论的总结、研究和反思就显得更加重要。近二十年来,在以多媒体和互联网为标志的当代信息技术推动下,国内外教育技术都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代,创造了许多领域和学科发展的“神话”,当然也带来了一系列不得不面对和正视的问题。当前迫切需要冷静下来,理智地思考专业与学科发展的客观规律,寻找一条可持续性发展的健康道路!

十多年来,我们这个以学科基础理论为主攻方向的学术团队,得到了教育技术学领域老、中、青三代学者的理解、关心和支持,我们在感谢的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本学科基础理论建设和课程建设任重而道远。理论的探究是异常艰苦的,需要宁静,需要耐得住寂寞和清贫,需要承受孤独甚至承受被误解、曲解,被冷落的勇气和毅力,这是无数智者、学人的共同经历、共同命运和共同体验。同时,理论的探索和建设绝不是靠少数人能完成的,需要几代人不懈的努力。当前不仅需要在专业内部加强学校、学者之间的争鸣与合作,而且需要更多地吸引相关学科的优秀学者加入到中国教育技术学专业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来,才能创造学科发展的新繁荣。

参考文献

[1] 桑新民.现代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创新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03,(9).

[2] 徐晓雄.教育技术学视野中的加涅学术思想研究[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4; 赵建民,郑旭东,桑新民.教育工程学思想探源—视听教育先驱者查特斯及其学术命运[J].开放教育研究,2008,(2); 梁林梅,郑旭东.美国教育技术领域的先驱、智者和引路人:詹姆斯•芬恩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08,(10); 桑新民,郑旭东.创造信息时代的欧克博奇[J]. 电化教育研究,2006,(2); 梁林梅.贝拉•巴纳锡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07,(2); 丁煜,桑新民.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学系统专业与学习系统研究所评介[J].电化教育研究,2007,(3)等.

[3] 桑新民.学习科学与技术[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4] 桑新民,李曙华.教育技术学范畴体系建模研究及其方法论——与美国"94定义"研究群体的对话[J].中国电化教育,2007,(11-12).

作者：桑新民

家庭心理学思想研究论文 篇3：

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现状及其对策

[摘要]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面临学生功利性倾向、效果不佳等问题，究其原因来自社会因素、硬软件条件不足等，可以采取社会的良性引导、发挥学校的育人作用、加强研究生自我教育等措施，使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更有实效性和针对性，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接班人，实现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

[关键词]研究生 思想政治工作 现状 对策

[作者简介]刘秀伦（1965- ），女，重庆人，重庆邮电大学网络社会发展问题研究中心，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王天罡（1987- ），男，吉林白城人，重庆邮电大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重庆 400065）

[基金项目]本文系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网络社会发展问题研究中心重点课题“网络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研究”（项目编号：K2009-114）、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重庆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建设与教学实践”（项目编号：0822121）、重庆邮电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重点项目“‘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课程建设”（项目编号：y20101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最高层次，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层次人才的重要来源。我们不仅要重视研究生专业知识的培养，更要注重其思想政治素养的培养。胸怀远大理想、勇于自立自强、乐于接受新生事物、热爱祖国是研究生思想的主流，但也有一部分研究生受到不良思想的影响，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社会责任感缺乏等问题。同时，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也存在着不足，表现在学校对思想政治工作重视程度不够、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不足等问题。因此，为了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使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更有实效性和针对性，我们对重庆邮电大学等重庆市高校300多名研究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状况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希望从中发现一些规律和问题，并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本次采用问卷随机抽样的方式，发放问卷360份，回收有效问卷325份。

一、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现状

我国历来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也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还存在着不足。

（一）研究生对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持积极态度，但目的功利化

为了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了解研究生对于思想政治学习的态度至关重要。在“对学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态度”的调查中，29.8%的研究生认为“赞成，很有必要”，56.6%的研究生认为“通过适当的形式和方式，可以接受”。可见大多数研究生对于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持积极态度，仅有12.5%的研究生持“不喜欢，没有必要”和“无所谓”的态度。在“如果學校里定期或不定期举办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您会参加吗？”的调查中，16.6%的研究生“会参加”，38.9%的研究生“会参加与自己有关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10.5%的研究生选择“没有时间，不会参加”，11.9%的研究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走形式，没什么用，不会参加”，22%的研究生选择“感兴趣的就参加”。这说明大多数研究生在是否参加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方面目的性比较明显，一部分研究生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持有一定的偏见，认为其意义不大。

（二）思想政治工作途径方式多样，但效果有待加强

思想政治工作途径方式多样，有橱窗、墙报、政治学习、听报告等。调查结果显示，通过“学校活动”“政治学习”和“听报告”等被动方式学习的研究生占58%，而通过“橱窗、墙报和图书室”等主动方式学习的研究生占42.6%。有24.5%的研究生通过学校组织的“宣传教育”接受思想政治教育，47.7%的研究生通过“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媒体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在众多学习途径中，“媒体（网络、报纸、电视、广播）”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时吸引了79.8%的研究生，只有13.3%的研究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对于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有效。由此可见，现在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途径种类繁多，但效果相对较低。大部分研究生喜欢直观、有吸引力的学习方式。我们可以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适时地融合一些有思想政治教育意义的纪录片、历史片，这样既可以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也能起到较好的思想政治工作效果。

（三）思想政治工作成绩显著，但应注重与研究生思想实际的结合

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在多方关注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如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不断加强，研究生思想道德水平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等。在“您对目前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是否满意？”的调查中，满意的占76.6%，不满意的仅占23.4%，可见以往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成功的，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当前思想政治工作也存在着不足，在“您认为当前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的调查中，选择“内容单调枯燥，缺乏创新”“教育过程形式主义”的研究生有60.6%，32.5%的研究生认为“学校对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思想政治工作与学生思想实际联系还不够紧密”。可见，目前思想政治工作总体上是有效的，但也存在很多问题。要进一步改善和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就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和趣味性，通过课堂教学、社会实践等多种手段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二、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社会环境因素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西方敌对势力并没有放弃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的图谋，他们利用发达的经济、先进的文化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企图潜移默化地西化、分化我们的年青一代。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西方敌对势力同我们争夺下一代的斗争日趋尖锐和复杂……正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向我国未成年人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企图潜移默化地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对外开放不断扩大，我国社会经济成分、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的独立性日益增强。研究生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多，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对其影响较大。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一部分研究生思想混乱，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错误观念在研究生中存在就不足为奇了。

（二）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

一方面，研究生作为高校中的特殊群体，由于年龄相对较大，知识积累较为丰富，参加社会实践相对较多，已经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思维模式和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研究生进行思想教育、纠正错误的思想观念相对更加困难。费孝通在其《反思·对话·文化自觉》中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可见，真正的美不是强硬地使人变成没有思想的个体，而是不同的绚烂和谐的存在。如何在尊重个性多元化的前提下，保证意识形态一元化，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研究生的独立性和分散性是由研究生的自身特殊性所决定的。研究生课业负担较轻，大部分时间由自己支配，科研及社会实践是研究生的主要任务，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分散性，从而導致研究生的日常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难以开展。

（三）软硬件不能很好支撑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

最近几年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生源的复杂化，带来需求的多样化，而高校软硬件建设相对滞后。从软件建设上来看，37.5%的研究生认为“当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单调枯燥，缺乏创新”，23%的人认为“思想政治工作过程形式主义”，认为“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与研究生思想实际联系不够紧密”的达到了21.1%（见下图）。大部分研究生“对思想政治工作持支持态度，但是对其内容和形式有较高要求”。同时，研究生规模激增，教师队伍建设却相对缓慢，对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教育与培训相对滞后，从理论到理论的教学不能很好地与研究生生活实际相契合。从硬件建设来看，有限的办公设施影响了教师搜集资料、备课的效率；网络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相对缓慢，网络平台建设也跟不上学生的需要。

三、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

（一）发挥社会的引导作用

1.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在研究生教育中的地位。江泽民同志曾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在各级各类学校中都要摆在重要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和削弱。”思想政治教育仍是我国研究生教育体系中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研究生教育所培养的是德才兼备的人才，因此，高校不仅要树立研究生全面发展的教育观念，而且要树立以思想政治教育为先的研究生教育理念；在提高研究生的专业知识素质、创新能力的同时，还应全面提高研究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要为广大研究生提供良好的锻炼平台，加大对研究生的人文关怀力度，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研究生全面发展的人文环境。

2.努力营造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良好社会环境。要依法取缔干扰学校正常教学、生活秩序的娱乐场所，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完善贫困生资助机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新闻、报纸、出版等机构要弘扬主旋律，增强责任感，为研究生的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坚持正面宣传，尤其是研究生中的优秀代表和先进事迹的宣传。研究生是互联网的主要受众和服务对象，因此可以积极利用网络这个传播途径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就能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开辟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途径。

（二）突出学校的育人作用

1.提倡问答式教学。问答式教学即所谓的“产婆术”，是指在与学生谈话的过程中，通过讨论问答甚至辩论方式来揭露对方认识中的矛盾，逐步引导学生自己最后得出正确答案的方法。思想政治工作不能脱离实际，要结合社会热点、学生感兴趣的话题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把课堂交还给学生，通过课堂互动、问卷调查，层层深入地分解问题，让学生自己得出结论。进行“产婆术”教育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个过程中，需要学校组织教师参加校内外的培训，提高教师自身的政治素养和教学能力，这样才能使思想政治课更有时代气息、技术含量，达到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

2.完善辅导员制度。辅导员制度是目前大学普遍采取的一种学生管理制度，辅导员主要从事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生管理以及学生党团建设等方面的工作，是与学生接触较多的一个群体。但是现存的辅导员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如辅导员忙于繁杂的学生事务性工作，不能全身心投入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加剧的社会竞争以及对职业发展的担忧给辅导员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等问题。学校应该区分学生工作各职能部门、人员的责任与任务，规范相关事项沟通与协调的工作程序。首先，切实减轻辅导员日常事务性工作，把工作重心放在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上。其次，加强对辅导员的职业生涯指导，解除其后顾之忧。对于绝大多数辅导员而言，人生规划与职业生涯发展方面的指导与帮助是他们更迫切的需要。第三，组织对于辅导员的教育与培训，支持辅导员学习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提高其解决研究生学习生活问题的能力。

3.充分发挥导师教书育人的作用。提高研究生思想素质，教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导师相对于其他思想政治工作者而言，更贴近学生，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导师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要用自己高尚的品格给学生起到表率作用。但是有相当多的导师只注重业务能力的培养，忽略了精神层面的关怀。研究生虽然在年龄、学识和社会阅历等方面强于本科生，但是大多涉世未深，处理问题的能力欠缺。因此，研究生导师应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既注重业务能力的培养，也要注意给予研究生精神层面的关怀，协助其培养自己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充分认识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

4.加强研究生救助体系。近年来，研究生招生人数连年大幅攀升，研究生就业难问题突出。大多数学生在就读期间就会尝试各种工作，学校迫于就业的压力，对学生在读期间的工作采取默认的态度，相当一部分研究生因此荒废了学业。因此，学校应该在课程中安排相应的与就业相关的课程，针对家庭困难学生建立系统的救助体系，解决其后顾之忧，相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更好开展，取得更好的效果。

（三）重视研究生自我教育的作用

1.加强理论学习。研究生不仅要注重专业知识的学习，也要注重多读中外经典，提高自身修养。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立场、观点、方法，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实践性和指导性。研究生要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导自己的实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爱国、自强、诚信、务实等思想对于当代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高个人修养具有积极的作用。研究生要注重学习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树立良好的道德观，这样才能提高自身修养，有益于社会和自己。

2.积极参加社会实践。研究生不仅要加强课堂的学习，也要注重在实践中学习。坚持用理论来推动实践，用实践来修补和补充理论。研究生参加社会实践，有助于找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有助于增加思想政治工作的可信性。社会实践是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环节，对于研究生的成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高等学校要充分重视社会实践，并且注重其与专业学习、服务社会、与择业就业结合。组织诸如参观访问、社会调查、教育实习等实践活动，从实践活动中锻炼自己的能力，养成优良的品质，修正不良的思想和行为，通过实践活动了解社会，丰富思想，坚定信念。

[参考文献]

[1]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

[2]王培君.关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五大层面[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2（3）.

[3]胥海军.高校辅导员工作体系规范化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2011（9）.

作者：刘秀伦 王天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