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家庭教育伦理思想的发展与继承的论文

我国家庭教育伦理思想的发展与继承的论文（共8篇）

篇1：我国家庭教育伦理思想的发展与继承的论文

论文摘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教育始终受到历代统治者及社会大众的重视。先秦时代，儒家就指出家庭是国家的基础，强调家庭管理的好坏直接关涉到国家统治秩序及社会的稳定发展，并提出儒家伦理思想的总纲领，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此，“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齐而后国治”便成了中国传统家教的指导原则。中国古代家庭是由宗与族在血缘关系基础上形成的，故家教的内容首先强调祭祀祖先的重要性，这是家庭道德教化的根本。儒学家们更将孝德作为家庭教化的出发点，并把这种孝道推广到国家政治方面，以尊君、忠君为天经地义，从而达到“以孝治天下”的目的。这种移“孝”作“忠”的说教，逐渐发展成所谓的“名教”，以维护中国社会的秩序。汉代以后，家教更受到普遍的重视，相继出现了“家训”;“家范”、“家仪”、“家规”、“治家格言”等家教书籍。其中所宣教的“勤俭持家”、“六亲和睦”、“尊老爱幼”、“以身作则”等。

中国古代家庭始终是处在宗法制度与宗法观念支配下，因而在家教中所强调的家法，则更多的是体现男性家长的意志与权威。同时，这种家长的权力在历代又都受到法律的认可与维护。如妻儿违反家规，冒犯教令，除了有庭训责打，甚至可“依法决罚”，国家法律承认父祖的惩戒权，这无疑是家教中的糟粕。因此，我们对传统的家教思想必须作具体的分析，剔除其封建糟粕，吸取其合理的思想。我国富有道德价值的家教思想，可作如下概括。

一、德教为本

德教为本，是指家庭教育要以道德教育为根本，为基础。家庭教育的内容可以是诸多方面的，如:德、智、体、美、劳等等，古代人们认为在这些方面的教育中，道德教育为首要的根本的教育。家庭教育首先是教育自己的子女如何做人，也就是如何处人处事、待人接物，成为社会中的一员，成为有道德、有理想的人，其最高目的在儒家看来，则是为了成贤成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孟子·梁惠王上》中说:“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梯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而“宝身、全行”即珍视自已的身体、生命，追求德行完满又成为孝道的要点。颜之推甚至从胎儿之始就重视道德教育:“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朱熹见从“孩幼而教之以孝梯诚敬之实”直至“少长而博之以诗书礼乐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间，各有以知其义理之所在，而致(达到)涵养践履之功也”。十分重视道德教育及其道德修养必须从童年抓起。成人之后，方能自然地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

家庭是儿童教育的第一环境。培养下一代成为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是家庭的重要社会功能之一。德教为本反映了这一要求，应该说是家庭教育的一个普遍的原则，古今皆然。虽然德育的具体内容随着历史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但以德教为本的这一普遍的原则是不会因具体内容的变化而变化的。

二、六亲和睦

六亲和睦，又寸于家庭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其基本的思想是指家庭亲属之间的和睦相处，中国人一向把它当作家庭建设的理想目标。六亲和睦以“和为贵”，标明和睦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强调和睦相处是幸福美满家庭的基础。而要做到家庭成员的.和睦，则又要以教育成员之间格守各自的角色规范为前提。“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才能内部安定，外有成功。”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兄弟》篇中，对兄弟之间的关系，作了淋离尽致感人至深的分析后指出:“兄弟不睦，则子侄不爱;子侄不爱，则群从疏薄;群从疏薄，则憧仆为仇敌矣。如此，则行路皆踏(践踏)其面而蹈其心，谁救之哉?”王夫之对家庭和睦之道也有独特的见解:“和睦之道，勿以言语之失，礼节之失，心生芥蒂，如有不是，何妨面责，慎勿藏之于心，以积怨恨。天下甚大，天下人甚多富似我者，贪似我者，弱似我者，千千万万尚然，弱者不可妒忌强者，强者不可欺陵弱者，何况自己骨肉，有贫弱者，当生怜念，扶助安生;有富强者，当生欢喜心，吾家幸有此人撑门户”。

六亲和睦的家庭伦理观念，很显然与西方强调个性独立有所不同，更多地体现了东方古老伦理的特色。我们并不否认传统的六亲和睦观念是建立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封建家长制基础之上的，以此它的实现受到了历史条件的局限。然而和睦的家庭一向为人们普遍所向往，就现代来说，建立在平等观念之上的家庭和睦，仍是建立现代幸福家庭的必要前提。

三、尊老爱幼

尊老爱幼，可简约地归结为孝与慈这两种思想。关于孝，在中国全部历史中和人民古往今来的生活中，都占有极高和极重要的份量。可以说，孝是中国文化最突出的特色，也有人称中国传统文化为孝的文化。

《孝经》是一部孔子述作的孝学专著，自从在汉代重新面世后，历经诸朝各代，不仅受到一般社会层面的高度重视，而且得到历代朝廷的无比青睐，被尊奉为千古圣书。《孝经》的最大的社会价值，在于它能够通达人性，以德教人，以理晓人，委婉清明，解释迷误，启发心智，进而感化人心，导引人行，成为历代历朝最为优良的教民化俗的工具。孔子在《孝经》“开宗明义第一”中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清楚地表达了他对孝的含义的认识:起初是事奉双亲，后来引伸到包括忠君，最后归结于立身修德。那么怎样才算得上孝子事亲呢?“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优，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这五个方面都能做到并做好，才能称得上是孝子事亲。事亲如何联系得上事君呢?因为事亲者“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在家里能够做到循人伦礼仪，所以延展到官场上到社会上也是会以礼待人的。因此，孔子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但孔子也并不提倡愚忠。他的学生曾子问他，儿子是否只要顺从父亲的旨意，就可以说他是孝顺的呢?孔子即刻反洁:“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命，又焉得为孝乎?”让父陷于不义，怎么能称得上孝顺呢?孔子的孝亲思想十分丰富，从以礼治家、孝敬父母始，最终达到忠孝一体、家国同构的政治目的。这也是《孝经》既能为百姓接受在民间广为流传，又被历代统治阶级奉为圣经之一的重要原因。孔子之后，孟子对“孝”也有诸多论述。如就公都子关于匡章这个人孝不孝的问题作答时说:“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贷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从孟子这段对“五不孝”的解释中，可了解古人的孝学观点与孝义的基本内涵，何为不孝，又何谓孝，亦由此稍明。

老子说孝与儒家有别，径渭分明。比如《老子》第十八章有云:“六亲不和，有孝慈。”又云:“国家昏乱，有忠臣。”其第十九章有云:“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老子辩证地看孝慈忠信意识与其价值意义。当父子、兄弟、夫妻等六亲之间发生矛盾、不和不睦之时，当社会上出现抛弃仁义纵行邪恶之际，方见得孝顺与慈爱的重要与需要;当国家处于衰跌**之秋，才显得忠臣的必要与紧要。亲疏见孝子，国乱识忠臣，这些颇具哲理的论断，颇见老子思想特色。，庄子论孝与老子异曲同调，哲理性极强，思致深刻。如“以敬孝易，以爱孝难。”以敬礼行孝是容易做到的，而真正以赤诚的爱心去行孝那就比较难。“忘亲易，使亲忘我难。”子女易忘父母，而父母是难以忘怀子女的。这也就尖锐指出人性和世情的未足善的一面。

除上列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之外，历史上诸多名家，大都有关于孝学孝行的论述及实践。另外，历史上大量的蒙学类书籍，如《小学》、《三字经》、《弟子规》、《幼学琼林》、《小儿语》、《老学究语》、《好人歌》、《幼学诗》、《太平天国三字经》和女德女则类书籍如《女诫》、《女论语》、《女训》、《女二十四孝图说》、《女三字经》、《女小儿语》、《张氏母训》等莫不以大量的篇幅言孝，逐渐深化了人们的孝亲心理意识，使之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国民性。

至于“慈”，这是对做父母长者的要求，要求他们能慈爱自己的子女(“爱幼”)。作为父母来说，不仅要供给幼小的子女以衣食，更重要的要教育他们如何做人，成为有道德的人。尊老爱幼一向为我国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这一思想对于建立现代家庭来说，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一个和睦的家庭离不开“孝”与“慈”这两种思想。因此，我们对于这一传统的美德应当继续加以发扬光大。当然，现代家庭是建立在平等思想的基础之上，而不同于旧式的家庭是建筑在宗法制的封建家长制的根基之上。

四、勤俭持家

勤俭持家是我中华民族，尤其是我国历代劳动人民的一大美德。勤指勤快，要勤于劳动，反对徽惰;俭指节俭，要生活俭朴，反对奢侈浪费。我国古人深深懂得，勤俭两字为“治生之道”，为“发家致富之本”，而徽惰与奢侈浪费则是败家破国的祸首。因此古人十分重视和提倡勤俭持家，以勤俭为美德，以徽惰奢侈为耻辱。在这方面我国古代留传下不少有名的格言与佳话，如:“民生在勤，勤则不匾”。“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力作不求富，富自到矣。”。“力能胜贫，谨能避祸。“《周易》、《尚书》、《孝经》、《论语》等典籍中，都有有关勤俭之论述。大约成书于三千年前的《周易》就提出了贵俭的思想，它把人们对于节俭的态度分为“甘节”、“安节”、“苦节”三种，即甘于节俭、安于节俭和苦于节俭。最好的是“甘节”，就是甘于节俭，把节俭当作“甘之如怡”的乐事。这样的三种态度，必然产生三种不同的结果:“甘节，吉”即甘于节俭，前途是吉祥美好的;“安节，亨”，即安于节俭，凡事亨通顺利;“苦节，贞凶”即苦于节俭，占卜预测未来将是不幸的。对于后一种态度，《周易》的作者给它下了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结论:“不节者，则暖若。”就是说若不能节俭，势必陷于贫困，落到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地步。孔夫子也曾说过:“一革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优，回也不改其乐”，对其大弟子颜回生活的艰苦朴素大加赞扬。宋代宰相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提出的“众人皆以奢糜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程颐也将“节俭朴素”称为“人之美德”。六世纪后期先后为四个王朝效力的颜之推晚年时，为保持家庭的传统和地位，写了《颜氏家训》二十篇，想以自己的经历和体验来教训子孙，鼓励子孙继承家业，扬名于世。这部封建时代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科书对勤俭持家有丰富的论述。其中对“俭”与“吝”之间的关系作了辩证阐述。他说:“然则可俭而不可吝也。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吝者，穷急不恤谓也。令有施则奢，俭则吝;如能施而不奢，俭则不吝，可矣。”《颜氏家训》在中国历史上有深远的影响，后人称之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又称之“篇篇约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另外在民间流传甚广的朱用纯的《治家格言》对勤俭持家也有精采论述:“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谬，毋临渴而掘井。自奉必须俭约，燕客切勿流连。器具质而洁，瓦击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懂。”所有这些有关勤俭的论说，是我国人民历史经验的总结，不光是为人之道，治家之方，也是兴国之策，时至今日，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是当大力提倡的。

五、以身作则

以身作则，这既是对学校教育工作者的要求，也是对家庭教育者的要求。即对父母家长进行家教的要求。家长应以其言行风范，为子女作出榜样，使其乐而接受教育。如果父母家长言行不一，表里相违，对子女的教育就不可能收到好的效果。身教重于言教，学校教育是这样，家庭教育更是这样。

颜之推认为在儿童道德教育方面，重要的不在长篇说教，较为有效的还是长辈示范。这种成人道德榜样所发挥的影响，他称之为“风化”，“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下者也，自行行而后者也。”这是一种自然的仿效，丝毫不需强制。他认为作为父母，应当教育子弟立志，树立较高尚的生活理想。他引用齐朝一事例来教训子孙。齐朝一士大夫尝说:“吾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晚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这样教育子弟，志趣低下，实在可鄙，颜之推对此极为愤慨，严戒子孙切勿效之。

父母是子女的第一老师，古今皆然。，现代教育实践依然表明，一个人在其一生中，受父母的影响往往是最大、最持久的，父母的一言一行皆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子女的成长。这种影响包括子女的品行、性格、习气、兴趣乃至处事待人的态度与方法等等，因此在子女身上总保留有父母的影子。由此可见，作为父母来说，以身作则是十分重要的。

篇2：我国家庭教育伦理思想的发展与继承的论文

21世纪初，美国国家工程院公布了20世纪20项最著名的工程成就，包括电气化、汽车、飞机、给排水系统、电子工程、广播电视、农业机械化、计算机、电话、空调与制冷、高速公路、宇航、因特网、家用电器、核技术和新材料，等等。在这样一个技术主导的世界里，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涉及工程，如铁路工程、通信工程，它们缩短了人们时空上的距离，使交流变得快捷和方便;而水利工程在防洪减灾的同时还可以灌溉、发电。工程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但它也影响和改变着周围的自然环境。随着工程技术活动的不断增加和大型工程项目的不断涌现，工程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环境污染问题与生态破坏问题也愈加凸显。20世30年代以来陆续出现的全球八大环境公害事件，使人类对环境问题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人们开始审视以往对待自然的方式，并引发了关于环境伦理观的大讨论。同时，一种新的伦理观—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也逐渐被人们接受和认可，并成为研究热点。从工程实践的角度出发，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思想在工程中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的。作为工程的实施主体—工程师，只有树立正确的环境伦理观和相应的环境道德素养，才能在今后的工作中尽可能减少工程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影响。那么，培养高素质的工程师，使之不仅具备过硬的专业知识，更拥有正确的环境伦理价值观，是高等院校的工程教育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1工程师的环境伦理责任

在现代社会中，“工程”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狭义而言，工程定义为“以某组设想的目标为依据，应用有关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通过一群人的有组织活动将某个(或某些)现有实体(自然的或人造的)转化为具有预期使用价值的人造产品过程”。就广义而言，工程则定义为由一群人为达到某种目的，在一个较长时间周期内进行协作活动的过程圈。

环境广义上就是指人类生存的家园地球，它包括岩石圈、土圈、水圈以及生物圈。环境为工程系统提供一切物质资源，如生态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等。同时，环境又是承载工程活动的产品和副产品(如“三废”)的主要场所。环境与工程作为两个相互依存的系统，它们时刻进行着物质和能量的传递，这样一种互动方式又可以分为两种性质不同的互动方式：一种是良性的互动方式，即工程系统的输人一输出过程中，基本上没有造成环境的破坏，良好的环境为工程系统的进一步实施提供了条件;另一种是恶性互动方式，即在工程系统的输人一输出过程中，环境被严重地损害和掠夺，被损害的环境反过来对工程系统的发展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害。

工程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表明，在工程与环境的`互动发展中，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工程活动主体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航空工程的先驱者、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冯·卡门教授曾说过，“科学家研究已有的世界，工程师创造未来的世界”。工程师在现代工程活动中始终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角色，他们是现代工程活动的核心，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和操作都是由技术人员即工程师去完成的。换言之，工程师是工程活动的设计者、管理者、实施者和监督者。美国学者维西林和冈恩也认为，“工程师与其他职业不一样，其直接涉及环境的保护。无论什么工程，工程师都是做事的人。建造一座水坝需要许多专业人员的技能，如会计师、律师和地质学家，但却是工程师实际建造了水坝。正因为如此，工程师对环境负有特殊的责任。”这种特殊的责任也就是工程师的环境伦理责任。

篇3：我国家庭教育伦理思想的发展与继承的论文

1 邓小平“两个尊重”思想的新理念

1977年5月, 邓小平发表《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的讲话中指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邓小平认为, 当代国与国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和综合国力的竞争, 实质上就是人才的竞争。只有培养出大批高素质人才, 才能够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邓小平“两个尊重”思想是我们党人才教育理念的重大创新, 这个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核心的教育理念, 凸显了人才问题的前瞻性和时代性, 为后来确立了我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基本思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中央确立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国策, 为推进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今天, 我们党在继承“两个尊重”的理念基础上, 科学地提出了“尊重劳动, 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尊重创造”, 全面实施人才强国战略:“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 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人才队伍, 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新局面, 把我国由人口大国转化为人才资源强国。”邓小平关于“两个尊重”思想一系列有关论述, 使我们认识到, 如何把大学生培养成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已成为高校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也就要求高校在实际工作中要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充分认识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大力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2 邓小平“三个面向”思想的新思维

1983年9月, 邓小平同志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邓小平“三个面向”教育思想把握了世界教育发展的客观趋势, 开辟了教育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突出了教育的战略地位和重要意义, 成为新时期发展教育事业的指导思想。今天, “三个面向”已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三个面向”的实质是面向信息化和知识经济。因此, 中国的高等教育必须全面适应“三个面向”鲜明的时代要求, 通过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育模式的变革和教育制度的创新, 迎接知识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这种挑战就是要求创新高等教育, 培养创新人才, 发展知识经济, 尽快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必须坚持以邓小平“三个面向”教育思想为指导, 坚持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 进一步深化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 紧紧把握好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 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不断开创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局面。

3 邓小平“四有新人”思想的新发展

1985年, 邓小平强调要“教育全国人民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邓小平在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和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思想的基础上, 提出“四有新人”等一系列有关论述, 为高校探求培养大学生全面素质的内涵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邓小平认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应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 是党制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方针的理论基础。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着力提高教育质量, 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这一论述, 体现了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教育事业, 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4 邓小平“二三四”教育思想的新要求

(1)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核心内容就是如何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对于高校来说, 现阶段要实现培养大批高素质人才的办学目和任务, 就是要认真做好带有全局方向的工作, 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三进工作, 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把学生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2) 必须坚持全面教育教学改革。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把每个孩子都培养成有用之才。”当前, 迫切任务就是积极推进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 大力创造良好的内外部改革环境, 推进考试制度、教育教学管理等方面的改革。从而突破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 把教育发展引导到有利于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对高校而言, 当前的任务是坚持提高教育质量, 确立内涵式发展道路, 确立实施素质教育和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这就要求高等教育要为之培养素质更高、具有社会责任感、更富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人才。

(3) 必须坚持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至关重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建设创新型国家, 迫切需要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实现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的关键是能否培养合格人才, 激发人才的创新能力和创造热情。那么, 如何有效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我们认为, 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必须尊重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 推进内涵式发展。探索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 完善实践教学体系, 突出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培养, 健全产学研一体化人才培养机制, 推动交叉培养和联合育人, 大力培养创新型人才和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摘要：邓小平教育思想为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及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 是构成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我们把邓小平关于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思想概括为:邓小平“二三四”教育思想, 即“两个尊重”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三个面向”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四有新人”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这一思想为实施全面素质教育指明了正确方向, 提出了新的要求。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教育思想,素质教育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邓小平人才人事理论学习纲要[Z].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30.

篇4：浅析传统德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一、德育创新是时代的呼唤

首先，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有助于弘扬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提升综合国力。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民族国家，如果没有振奋而统一的民族精神，国家就很难保持统一和稳定，更谈不上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谈不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的德育思想是其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核心，注重成人之道的教育和安身立命的人文关怀，将家庭德育、学校德育、社会德育有机地统一起来。

其次，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有助于加强我国现阶段的公民道德建设，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论及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时强调指出，要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的原则方针，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使公民道德建设既体现优良传统又反映时代特点，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如果只讲物质利益和金钱，不讲理想和道德，人们就会失去共同的奋斗目标，失去行为的动力和价值源泉，就会从整体上缺乏競争力和生命力，也很难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为了更好地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道德需要，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道德教育，创造为人民群众所津津乐道的道德文化氛围，而这就离不开对传统德育和优秀伦理文化传统的开发和发掘。

二、继承和发展传统德育思想资源的基本原则

对于中国传统德育，我们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全盘否定势必导致德育观上的虚无主义，全盘肯定势必导致德育观上的保守主义或复古主义。而这两种观点和态度都是不正确的。正确的观点和态度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批判继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和古为今用以及综合创新的方针，并给以创造性的发掘与现代化的转化。

古为今用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人类伦理文化遗产的一个方向性原则，它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古”和“今”即伦理文化传统和时代伦理精神的关系，既不能盲目地迷信和不加分析地肯定古代伦理文化，也不能割断当代伦理文化与古代伦理文化的历史联系，应当开发古代伦理文化的资源为当代伦理文化建设服务。

我们应当辩证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待伦理文化遗产的原则和方针，对主要是糟粕性的部分予以彻底的批判和抛弃，对其民主性的精华予以继承和发扬，对其精华和糟粕混杂的部分予以全面地清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三、继承和发展传统德育思想的方法

继承和发展传统德育，必须尊重传统德育资源，在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开发和创造。尊重传统德育资源主要体现在对传统德育资源的发掘整理上，其关键在于发掘出传统德育资源的当代价值。我国的传统德育资源，不仅为我们民族在历代的文明进步中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仍然有着不可忽略的现实价值。例如，古代圣贤所提倡的“天下为公”的无私奉献精神，“自强不息”的开拓精神，“见利思义”的道德价值取向，“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居安思危”的民族忧患意识，“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崇尚自然”的朴素情怀，如此等等，不仅在封建社会受到政治家、思想家甚至平民百姓的重视，而且到了今天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赢得人们的青睐。中国的优秀传统德育思想，特别是儒家德育思想，早已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尤其在东南亚影响极为深远。所谓“东南亚文化圈”，基本上是以儒家道德伦理思想为主体的文化构成模式。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主张效法东方，借鉴中华文明成果。1999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学者，几乎异口同声地称赞儒学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并一致肯定儒学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价值。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社会主义的新型德育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凝聚人心、提升精神、形成整体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伟大工程，也是社会主义教育实力和青少年精神风貌的重要标志。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伦理文化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它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型德育，需要我们发掘民族传统德育思想的源头活水，把根深深地扎在民族传统德育思想的深厚土壤里。

（作者单位：四川江油教师进修学校）

篇5：我国家庭教育伦理思想的发展与继承的论文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的伦理道德教育居于极其重要的基础性地位，有着无可取代的社会和文化功能。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传统家庭教育有其丰富的内容和宝贵的经验。因此，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伦理道德教育的价值，并将其发扬光大，完成其现代化转化，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而且对构建现代新型的家庭教育模式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传统的中国家庭指在中国封建宗法制和小农自然经济条件下存在的家庭。古代中国，家庭教育中德育职能至上，视家庭为个人社会化的重要场所，重视个体自我教育。《大学》有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治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家天下的中国古代社会，齐家既是修身的目标，又是治国的基础。因此，如何“齐家”便成为古代家庭教育的根本追求。

传统家庭教育把对家庭成员的道德教化作为其首要任务和最终目的，父慈子孝、君义臣忠、兄友弟恭与贤妻良母的观念至为深入。“尊德性而道学问”，强调知识授受的道德化，从而使知识授受与道德教化合二为一，在教学中培养道德，在道德训练中学习经典。因此，从儿童本身的生活体验出发来培养其尊老敬长的情感，最为自然最为贴切。因先天的血缘关系和后天的养育关系，儿童自然而然地会产生一种对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家庭群体感的认同和对家长养育之恩的孝敬情感。这种天然的情感是维系家庭的重要力量。家庭教育以此为基本出发点，既符合人的自然本性，又切合儿童的生活和情感的体验，也是家庭教育获得细雨润物效应的基本因素。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而存在，通过家庭教育可以有效地传播民族传统文化，塑造家庭成员的人格，使其在一定程度上遵从社会意愿，成为社会的同质因子。但现有家庭教育的实然状况限制其应有职能的有效发挥，甚至出现负效和职能错位现象。表现在：

1、在家庭教育观念上，一方面沿袭了传统家庭教育中的“光宗耀祖”、“望子成龙”等价值观念，存在着“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一方面又受现代社会主文化、各种亚文化甚至有意无意受某些反文化影响，价值观念趋向多元化，注意到家庭成员的多方面发展，但又忽视家庭成员人格主导方面—道德品质的培养，出现重智轻德甚至家庭道德教育空白的现象，致使家庭成员人格畸形发展。

2、在家庭教育职能方面，忽视大众传媒在家庭中的有效利用，使其传递了大量不必要甚至有害的信息；社会还缺乏一套强有力的道德规范体系，使家庭教育中道德观念的培养处于茫然无措的状态，严重影响了家庭教育中以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为牢固基础的德育职能的发挥；现存人才选拔制度引发了学校教育职能的偏颇，使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发生错位，弱化了家庭教育应有的职能，增加了家庭成员利用消极的亚文化甚至反文化中的价值观塑造自我、设计自我的可能性，使其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异质因子。

由此可以看出，现存家庭教育模式无论价值观念层面、教育职能层面还是具体的教育手段、方法层面都存在着不少局限性。转轨期的社会孕育着新型的家庭，需要全新的家庭教育，因此，从实践角度看，建立新型家庭教育模式是非常必要的。

构建新型家庭教育模式，是理论和实践的双重需要，也是对现有家庭教育反思的结果。同传统家庭教育相比，现存家庭教育的德育职能逐渐被弱化，逐渐被智育和其他一些功利性较强的教育职能所代替，出现家庭道德教育空白的现象，导致个体人格的缺失。现代家庭教育应强化其德育职能，尤其是摆正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位置。古人主张“养正于蒙”、“教子婴孩”，就是要从小注意家庭成员道德品质的培养，把道德实践范围扩大到社会生活领域，使品德的不断提高与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统一起来。笔者仅以当前在幼儿教育、基础教育阶段最被国学教育者看好的古代蒙学教材《弟子规》为例，进一步剖析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在构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和青少年家庭道德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弟子规》从宋朝开始推行，流传在中国有近千年的历史。由于它通俗、易懂、易行，包含了大量思想修养、待人接物、饮食起居、生活礼规等做人的基本准则，特别讲究家庭教育与生活教育，曾经盛行一时，被誉为“便于诵读讲解而皆切于实用的”“开蒙养正最上乘”的读物。在进行青少年道德教育时，其独具特色的伦理道德、童蒙养成的教育思想，应引起我们足够重视，并进行深人研究，使之为今天的青少年教育实践服务。

（一）蒙以养正，德教为先的家庭启蒙教育

现代家庭伦理建设必须抓家庭教育，不重视家庭教育，或者虽重视但不得其法，都不可能形成良好的家庭伦理。儿童的第一学校是家庭，儿童在这里接受做人和做事的最初教育，打下一生立身成才的基础。家庭教育的特点是亲切的，随时随地的，启蒙重于知识，模拟重于传授，而父母是无法选择的首任教师。在对待父母和长辈的关系方面，《弟子规》特别强调儿童要听从父母的教导，养成听话、孝顺的习惯。儿童在幼年时期，尚未在经验和思维方面形成个人的主见，道德观念也不具备，需要父母的正确教育和引导。现代教育理论也认为人的最初道德观念、是非标准、为人处世的准则是从家庭中得到的。所以强调家庭教育在一个人成长中所起的作用，就是强调家长对孩子的启蒙教育，特别是要强调家长根据社会生活准则，对孩子的行为活动提出要求，给予指导，并注意其表现，随时对之作出评价，使孩子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等是非善恶标准。

（二）勤奋严谨、生活有序的行为习惯养成教育

道德和行为习惯的养成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日积月累的过程，它广泛地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待人接物和处事之中。在自身的行为举止和生活习惯方面，《弟了规》认为，应使儿童养成生活有序、讲究卫生、珍惜时间的习惯。珍惜时间。学生时期是人生之基础，“少不学，老何为”。因此要“朝起早，晚眠迟；老易至，惜此时”。

2、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晨必盟，兼漱口；便溺回，辄净手；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置冠服，育定位；莫乱顿，致污秽”。

3、正确的衣食标准。教育孩子从小应树立正确的生活价值观念，主张“衣贵洁，不责华；对饮食，勿拣择”。

4、良好的步履情态。“步从容，立端正”。5，稳健明哲的处事心理。“事匆忙，忙多错；勿畏难，勿轻略；斗闹场，绝勿近；邪僻事，绝勿问”。

以上规范要求青少年抓住今日时光，讲究个人生活卫生。而现实中的青少年，衣帽不整者有之，奇装异服，生日宴请，攀比奢华，追求奢侈生活方式者有之。这也说明在经济发达的今天，我们更需要提倡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做事先做人，学智先学人，育才先育德，德才兼备，既要有才，更要有德。

（三）诚信克己、慎言向善，重视人际交往的道德修养教育

《弟子规》认为，道德目标一旦确定，就要重视个体道德的自觉性和主观能动性，使道德规范转化成为一种内在的自觉需求，并最终形成为一种制约一个人行动方式的习惯化的行为。在儿童教育中，它主要倡导儿童在诚实守信、见贤思齐、对人仁慈等方面进行道德行为习惯修养。

1、诚实处好与他人关系。人别人房室应声音响亮地打招呼，“将人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人问谁，对以名”。借物须及时归还，“用人物，须明求；借人物，及时还”。

2、言而有信，说话文明。“凡出言，信为先；市井气，切戒之”。

3、语言谨慎，言必有据。说话吐字，要重而舒缓。“凡道字，重且舒；勿急疾，勿模糊”。

4、正确认识和对待过错。明确“错，和“恶”的根本界限，“无心非，名为错；有心非，名为恶”，这对改正当前在青少年中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和问题，大有裨益。

（四）学会感恩、学会尊重、学会关心的情感追求教育

《弟子规》中反复阐释的“人则孝”、“出则佛”、“泛爱众”等规则体现出来的主要是情感追求。其中“人则孝”是感恩教育，“出则梯”是尊重教育，“泛爱众”是关心教育。

孝不仅是德之本，也是一切教化之根本与起点。因而，古代众多童蒙教育中都强调孝的内容，提倡“百行孝为先”，认为这是行为处事的基本和道德实践的起点。让孩子感父母之恩，报父母之恩，决不仅仅是培养一种家庭的美德，更是培养一种责任意识、自立意识、自尊意识和人格意识。当代家庭，独生子女在家里得到过多关爱，往往容易形成自我中心主义的性格，只考虑自己的需要，不考虑家里的困难。很多大学生虽然知道靠父母辛苦挣来的血汗钱上学，却大把挥霍而对父母没有一丝感激；明明是贫困生，接受了热心人的帮助后，却想把受助记录抹掉。“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感恩，是一个人的基本品德，是人的生存发展需要得到满足以后产生的主动寻求回报的一种心理体验，是人性高贵之所在。因此，对儿童进行感恩教育，让受教育者感受别人对自己的爱，体验理解别人对自己的付出，并把报答别人作为自己的一种人生信念，是情感教育的重要任务。

尊重教育是满足别人被尊重的心理需要的教育，这种教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教育，每个个体才能获得被别人尊重的情感满足。尊重他人，是一种爱心的付出，是一种情感的交流与互动。因此，对于儿童来说，培养他们尊重别人的情感尤为重要。在《弟子规》“出则佛”条中，我们看到的就是如何尊重人的教育。

提倡关爱社会每个成员，见善思齐，仁德日进的社会公德。关心每个社会成员，要象爱护自己、关爱自己的父母那样去关爱所有人，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以“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让孩子学会关心，其实也是对孩子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未来社会是竞争激烈的社会，只有会关心别人的人，才能处理好与周围人的关系，才能获得更多成功的机会，也才会成为一个真正幸福的人。当前，大多数独生子女往往受到家人过多的呵护，可是关心别人的机会实在太少，长此以往将难以形成照顾别人甚至照顾自己的能力，对未来的人际交往、心理发育、甚至事业发展都会带来很多不利的影响。因此，今天教孩子学会关心就成了父母最大的责任。“泛爱众”表达的就是一种非常广泛的关心意识，这种关心意识与现代教育中“学会关心”的理念是相通。

篇6：我国家庭教育伦理思想的发展与继承的论文

摘要：本文首先简述了《理想国》中的城邦正义和个人正义。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理想国》中反映的柏拉图哲学体系下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统一和矛盾。最后尝试着达到对《理想国》的“同情之理解”。

关键词：柏拉图;理想国;正义;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统一与矛盾

《理想国》是柏拉图对当时的政治现实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写就的著作。系统地阐释了作者的正义观、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我们从柏拉图的理念论体系来理解《理想国》中的正义、幸福、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柏拉图关于国家政治设计的目的，了解柏拉图的国家思想对后世政治哲学中制度设计的影响。

一、城邦的正义与灵魂的正义

《理想国》以讨论“什么是个人正义”作为开始，依次讨论了城邦的建设、城邦中的三个等级和城邦的正义等问题，最后回归到“什么是个人正义”。在柏拉图看来，一个理想的城邦是由智慧、勇敢、节制三种理念构成的。这三种理念分别在现实世界中形成了城邦中的三种品质，也同时相对应地形成了三个阶级，分别是护国者、护卫者和被统治者，其本质上就是学者阶级、军人阶级和劳动阶级。而城邦的正义就是能够使智慧、勇敢、节制在这个理想的城邦产生，并在它们产生之后一直保护着它们的那个品质。简单来说城邦的正义就是三个阶级各安其职、各尽其责、互不僭越，正义就是一种秩序。正义的目的是为了使全体公民得到最大的幸福。“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而在其德性幸福论的体系下，只要每个人完美地拥有其依附的这一个阶级的品格，不僭越，则国家中的每个人就都是幸福的。这个国家的任务就完成了。这就是柏拉图的早期政治思想。

类比的方法论是柏拉图著作中的很大一个特点。柏拉图认为可以先读“大字”，再读“小字”，由大见小。因此在讨论了城邦正义的基础上，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在接下来的对话中论述了什么是个人正义。和城邦相类似，个人的灵魂有三部分组成：理性、激情和欲望。“我们每个人如果由于自身内的各种品质在自身内各起各的作用，那他就是正义的，即也是做他本份的事情的。”也就是说，正义的人就是拥有其应该拥有的品格的人。每个人拥有其应该拥有的品格就是正义的人，正义的人就会得到幸福。

这里我们注意到，《理想国》中的个人灵魂的正义是在城邦的正义下才得以成立的。每个人在城邦中拥有其个人独特的技艺，属于其独特的阶级。当每个人拥有他个人作为该阶级成员需要拥有的品格的时候，他就是正义的。护国者拥有智慧，能完善地治理国家的时候，他就是正义的;护卫者拥有勇敢，能有保护国家不受外来袭击的时候，他就是正义的;劳动者能够提供劳动，提供物质资料，并且节制自己的欲望，使自己服从于统治阶级的时候，就是正义的。因此可以认为，在柏拉图的政治和伦理体系中，伦理思想中的品格“真实存在的东西并不是个别人而是人类，对柏拉图来说，伦理思想变成了政治思想”。下文将对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展现的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统一和矛盾进行分析。

二、理念论体系下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统一

“理念论”的方法论思想深深影响了《理想国》中对国家政治和个人伦理的探讨。柏拉图的“理念”在方法论上来讲，可以被界说为类的概念，“所以无论何种类概念均属于纯形式的更高级的世界”。具体来看，《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多次使用了类比的方法来推出结论。最大的类比就是城邦正义和个人正义的类比。这个类比形成了理想国的整体骨架。还有城邦中的三个阶级和个人灵魂中的三种品格的类比。其中个人的理性可以上升为城邦中的学者阶级，个人的勇敢可以上升为城邦中的军人阶级，个人的欲望可以上升为城邦中的劳动阶级。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柏拉图认为个人正义是的更高形式就是城邦的正义。在理念论的思想下，个人正义一定具有更高层次上的类概念，也就是城邦的正义。虽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申明是为了寻找个人的正义才虚拟了一个理想的城邦，由大见小，“先探讨在城邦里的正义是什么，然后在个别人身上考察它”，但是很明显看到《理想国》的主要目的是想论述柏拉图的政治思想，也就是他的理想城邦思想。因此，从柏拉图的逻辑来看，不是由城邦的正义来推导个人的正义，而是个人的正义上升为城邦的正义。 可以认为，柏拉图哲学的伦理思想不在于个人的能力和幸福，而在于类的伦理的完美。因此，在柏拉图理想城邦中的人，并不是单个存在的，而是从属于其类概念上的城邦的。对柏拉图来说，其伦理思想就上升成为了政治思想。这样，在理念论体系的影响下，柏拉图的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得到了统一。这种统一是对当时雅典，甚至是整个希腊城邦政治日趋腐化的对抗。在柏拉图的时期，雅典城邦民主政治已开始败落，“在当时希腊政治生活分崩离析，个人幸福风靡一时，柏拉图理论与之抗衡，将国家的概念提高大驾驭一切的高度”。⑥如此就可以解释为何柏拉图哲学中的伦理思想是低于并且服务于政治思想了。

但是，柏拉图使个人伦理从属于国家政治体系的做法，必然导致极端限制公民的个人自由，弱化个人利益，甚至不能谈个人利益。这样一来，《理想国》中的国家理想就变成了为实现科学理论的军事国家了。因此，如果排除柏拉图的理念论体系对伦理学的影响，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中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下文将论述这种矛盾。

三、柏拉图伦理思想与政治思想的矛盾

柏拉图的伦理思想是“德性幸福论”，他宣称只要拥有了其该有的品德就是幸福的，这里拥有品德和幸福同一的，不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但是与后世的德性幸福论不同的是，柏拉图的“德性幸福论”适合其政治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在其理想的城邦中，个人的品德(也就是个人的幸福)是和这个城邦的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

具体来说，柏拉图认为，在他的理想城邦中每个人只要拥有其该有的品德就是幸福的。但是，他的理想城邦中的人是有阶级差别的。每个阶级的人应该拥有的品德是不一样的。学者阶级的品德是智慧，因此拥有了智慧，这个阶级的人就拥有了幸福;军人阶级的品德是勇敢，拥有了勇敢，这个阶级的人就拥有了幸福;而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劳动阶级，也就是被统治阶级好像没有被赋予他们独有的品德。

如此看来，按照柏拉图的逻辑，由于每个人隶属于各自的阶级，因此每个人应该拥有的品德是不一样的，因此在他的理想城邦中三个阶级中的人的幸福标准是不一样的，有等级差别的。为了解释他的这种有差别的品德和幸福论，特别是为了让被统治者相信这种有差别的幸福。柏拉图甚至引人了“腓尼基神话”。

但是伦理学研究“正义”、“幸福”、“品德”这些概念，都无非是为了找到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能够排除等级差异和政治制度影响的标准。而柏拉图的伦理思想却不是这种目的。柏拉图的“德性幸福论”就和其政治思想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为了调和这种矛盾，柏拉图使其哲学中的伦理思想就附属于其政治思想。比如阅读《理想国》前几卷我们会认为柏拉图论述城邦的正义仅仅是为了与个人灵魂的正义做类比。

由于《理想国》中伦理思想和其政治思想的矛盾，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成为了极端限制个人自由的、弱化个人利益的国家。就如马克思所说，“他的理想国只是埃及种族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虽然这种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结合在当时的雅典社会具有现实的意义，但是却泯灭了个人的自由。

四、理解《理想国》

篇7：我国环境伦理学的进展与反思论文

“环境伦理学”(environmentalethics)或“生态伦理学”(eco-logicalethics)这两个概念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我国理论界“现身的”，经过20多年的发展，虽然尚不能说它们己经家喻户晓，但是情况己经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环境伦理学或生态伦理学不再只是两个干瘪的概念了，而是有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或实践内涵，这主要体现为：拓出了自身的问题域——从伦理学的视角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或者探宄人与自然关系中的道德蕴涵;有了支撑起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或范畴，如自然价值、自然权利、环境正义等等，而且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作为明确的实践导向等等。其次，环境伦理学在我国的伦理学的大学科体系(一般来说，我国伦理学的体系是由伦理学原理、中外伦理思想史和应用伦理学三大部分构成的)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了，虽然比较普遍的观点只是把它作为应用伦理学之一脉，然而其自身也细化出了不同的研宄领域，如对环境伦理学基本理论框架的探讨和对东西方环境伦理思想资源的分析挖掘等等。再次，其实践意义也得到了肯定或承认，也就是说，从现实性上看，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除了要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借助于法律的调控之夕卜，道德力量的介入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其他方式所无法代替的.这三个方面大致可以代表我国环境伦理学或生态伦理学所取得的进展。

当然，20多年的时间对于一个学科或一种理论思潮的进展来说毕竟是太短暂了，其自身的许多内涵还没有获得充分的展现，思想脉络尚未定型，思维向度也还没有得到较为充分的伸展，所以对这种思潮的回溯或反思似乎有仓促之嫌。但是我们在此所做的思考并不是要获得一种定性的结论，只是想回过头来看看这股理论思潮的发展轨迹，并对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做出思考或前瞻。

1.环境伦理学在我国的产生发展一方面与环境保护主义(environmentalism)在全球的兴起并一度呈席卷之势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但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我国的环境伦理学是在实践基础和理论准备都不充分的情况下起步的。环境伦理学的兴起应当是全球环境保护运动发展的必然产物，我国环境伦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的组成部分，这是我们反思我国环境伦理学发展轨迹所应当具有的视角。所以，20世纪中叶以后，生态问题己经成为西方社会的一个“控制点”，它连接了太多的问题或者说它可以“引爆”许多问题。这样一种社会背景无疑为以关爱自然为旗帜的环境伦理学的产生提供了合宜的现实土壤。

正是由于具备了这样一些条件，西方环境伦理学从20世纪中叶到末叶的几十年时间里，发展十分迅速。这期间发生的几次明显的理论转向是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20世纪60年代以前，西方社会只有少数人关注环境问题，环境伦理学一开始也是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出现，它以传统的哲学目的论、进化论和生态学等为基础，提出了拓展伦理视阈的方法和途径，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高于人的利益的满足。无论在论证逻辑还是价值导向上都与“人际伦理”存在很大反差甚至违逆了传统伦理学的话语形式和论证方式，所以环境伦理学在一开始也必然会处于一种曲高和寡的地位。美国环境伦理学的奠基人奥尔多?利奥波德在40年代就呼吁人们要树立一种与自然保持平等和谐的道德观，但是并没有多少迎合之声，他的《沙乡年鉴》一书虽然在1949年就己经出版，但是“这本书在图书馆和学者们的书架上静静地躺了近”。

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西方环境保护主义运动开始进入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环境保护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始于对生态灾害或各种公害事故的关注。当然社会民众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并不是自发产生的，也是需要引导或唤起的。对西方社会说，1962年出版的由美国海洋生物学家瑞彻尔?卡逊撰写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在西方环境保护史上是占有重要的地位的，许多社会民众都是由于阅读了这本书后变成了环保主义者或者走上了环境保护的道路。在这一时期所发生的许多事件也都是可以永载人类环境保护史册的，如确定了“地球曰”，召开了世界性的环境保护大会，许多著名的环境保护NGO组织宣布成立等等。这一时期环境保护运动的所要实现的主要目标就是“遏制”，包括遏制人口的增长、遏制污染的蔓延、遏制工业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对环境造成的破坏等等。12与此相对应，这一时期的环境伦理学中虽然仍然保留着激进的成分，但是又增加了对工业文明框架中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展开价值批判和反思的新内涵。

环境问题作为20世纪未解决的问题之一被带入了新的千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在环境问题上的态度和观点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虽然环保力量还在分化，不同集团和阵营之间的争辩对抗还频繁地发生，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环境问题是个牵涉层面非常繁杂的问题，它需要不同的力量从不同的途径来共同协商合作，正如环境保护追求生态多样性一样，环境保护的组织和力量也应当是多样的，任何单独的利益集团，更不用说个人，在环境问题上是不可能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的，所以追求协同配合、共同发展应当是走向新千年的环境保护运动的必然趋势。说的更形象一点，如果把环境保护看成是一件绿意飘荡的长裙，那么谁都有资格来剪去裙裾的一角。“不同的组织满足不同的需要——所有都非常重要——在环境的伞翼下……就像我们追求自然界的多样性一样，我们在政治风格和所要完成的使命方面也需要多样性。141与此相适应，在新的世纪里，西方环境伦理学也必然呈现出多元共容的格局，即环境伦理学自身的谱系将明显扩展。

我国的环境伦理学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以后才开始有了一定的发展。相对于国外的情形，我国的环境伦理学在今天还只能算是一株稚嫩的幼芽，这固然与其发展时间较短有关，但是也与现实条件和理论基础有关。从人与自然关系的状况来看，我国虽然具有地域辽阔和生态多样性的优势，但仍然是个自然灾害多发和频发的国家，生态环境还是比较脆弱的。我国长期是个农业大国，人口过多对生态环境施加了很大的压力，然而我国的大部分人口都居住在农村，一方面农业生产虽然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特别是从先秦以来就未曾停歇的垦荒屯田等生产活动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水土流失、土壤沙化等现象，另一方面农业文明体系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又避免了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也就是说工业化的后发性使得我们国家避免了过早地遭遇工业化条件下所产生的各种环境问题，特别是公害问题，这似乎是值得庆幸的事情，但在客观上却抑止了民众对生态问题的敏感性或生态意识的觉醒。所以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压力不断增大而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时，国民的生态意识水平依然提高比较缓慢，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利害相关的环境问题，也就是说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长期以来是停留在非常表层的功利层面的，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很容易被眼前的其他利益欲求所取代和置换。而这种现实状况也在客观上限制了与“环境关注”相关联的理论的萌生与发展。同时，中国几千年积淀下来的道德资源非常丰厚，以人伦关怀为基点和准则的道德文化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并形成了足以长期沿袭的文化惯性。而在这样一种现实基础和理论背景之下，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就很难获得强大的`推动力。

但是，环境伦理学毕竟还是在中国实现了着陆，这种着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所获得的与世界的全面接触，尽管现实基础和理论条件的缺失使我们没有自然地“娩出”环境伦理学的思想元素，但是不可阻抑的世界性“绿色运动”的感召必然诱使我们主动地投入它的怀抱，而通过外部输入的方式来形成和扩展出环境伦理学的理论视阈便成为我国环境伦理学发展的起点。然而正是由于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带有很明显的“外部输入”的痕迹，所以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接受现实和理论的双重挑战或质疑，从现实来看，它必须要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发展取得一定的默契。很显然，在我国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起步晚、起点低，法律和市场的规范调控机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伦理的介入也更显得阻力很大。而从理论上看，环境伦理学在我国的发展长期面临着要为自身的合法性进行辩护，要不断面对“环境伦理学何以可能”的提问，学理上的广泛纷争而不是现实的关注构成了我国环境伦理学发展早期的一大特色。

2.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一方面比较密切关注国外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动向，而另一方面我国的环境伦理学又失之于缺少自己的话语和理论基点。

在前文中我们己经提到，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兴起带有明显的外部输入的特点，也就是说我们首先是通过介绍国外学者的论著而把环境伦理学的概念和一些基本的理论架构及其实践指向引入国内的，直至今天这方面的工作还在继续着，而且在我国环境伦理学的理论研宄中占据很大的比重。

迄今为止，许多国外的环境伦理学家的名字及其思想都在国内的论著中出现过，诸如阿尔多。利奥波德(AldoLeopold)、瑞彻尔。卡逊(RadidCaisori)、皮特。辛格(eterSinger)、汤姆。瑞根(TcmRegan)、保尔。泰勒(Paul.Tayor)、苏珊。福莱德(SusanL.Flader)约翰。帕斯摩尔(JohnPassmore)罗宾°阿提费尔德(RobinAttfidd)、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mdesRolston)阿伦。奈斯(ArneNaess)、乔治。塞欣斯(GeogeSessions)等等。这种情况最起码说明，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是非常注意关注国外的理论动态的，而这对于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也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的。但是，这其中也有值得我们反思的东西。

首先，在我国尚不具备充分的现实基础和理论背景的情况下，通过译介国外的研宄成果来触发我国理论界对环境伦理学的研宄兴趣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始终着眼于此，那么就可能会导致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缺少自己的话语和理论立足点，更重要的是难以找到切入现实的路径。其次，即便是我们对国外环境伦理思想的译介也缺乏一种整全的理论视角，可能更多关注的是“激进的环境伦理学”(radicalenviimimentalethics)而对这种思想及其价值导向与中国现实国情的适应性则缺乏认真的思考。而这两个方面所集中反映的问题就是，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不能疏离我们的现实国情，更不能丧失其服务现实的实践品格。

目前中国最现实的国情就是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当今单边主义肆虐的国际大环境下，加快发展是当务之急。在环境问题上，承担全球共同的责任是必须的，而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更是十分重要的。而实际上，今天所有的全球性问题都要通过民族化或区域化的转化才能获得最终的落实。西方环境伦理思潮固然反映了人类对环境问题的一些基本认识，体现出了环境问题的普遍性以及人类应对这一问题的共识性，但我们必须承认，西方环境伦理思潮有其自身的形成背景，也有其介入现实的社会心理基础和文化土壤，所以它对中国社会的适用性必然就构成了一个文化移植过程中的常态问题，特别是被讥讽为带有“中产阶级生活情调”或代表“白人中产阶级生活情趣”的激进的环境伦理学对于思考或应对我国的生态问题的价值和意义则更值得认真思考。因为我国的环境保护从最根本上要谋求全社会的共同福利，要实现或体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然也要维护国家的环境安全。

西方也有学者指出，激进的美国环境保护主义在环境问题上主要是追宄人的骄傲和生态上的自大。虽然主张从人类中心转向生物中心可以赢得许多人的共鸣，但是认为人类在生态问题上必须接受生态整体性的指导，这个极端结论则有许多不可取之处。实际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物中心主义的分野在理解环境退化的动态方面是几乎没有意义的。“地球面临的两个基本生态问题是：(1)工业化世界和第三世界城市阶层的过度消费;(2)日益增长的军事化，既有短期意义的(如正在进行的局部战争)又有长期的(如军备竞赛和核毁灭的可能)这些问题没有哪个能轻易地和人类中心——生物中心的区分有联系。的确，这些过程的原动力几乎不能包括在这种哲学的二分法中。工业社会和军事化造成的生态学上的浪费特征的直接原因远远超越世俗：在整体层次上，是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对立，在微观层次上，是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

无论在那个分析层次，这些原因不能降至一个更深层的对待自然态度的人类中心论，相反，却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他们引起的生态退化违背了人类的最大利益。并且认为，激进的环境主义正在以一种极端伪装的形式下推进西方的生态价值观念，如果说这种激进的价值观念对于己经解决了温饱问题的西方中产阶级来说是自然的、合宜的，但是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则是不适宜的或是有害的。以印度为例，印度是个长期定居高密度人口的国家，农业人口占多数，长期以来农业人口与自然环境之间有着良好的平衡关系。而一些西方的激进的环境主义者正试图“把美国自然公园的系统植于印度土壤中，而不考虑当地人口的需要，就像在非洲的许多地方，标明的荒地首先用来满足富人的旅游利益。

可能出于无意，在一种新获得的极端伪装下，深层生态学为这种有限和不平等的保护实践找到了一个借口。国际保护精英正在日益使用深层生态学的哲学、伦理和科学证据，推进他们的荒野十字军。15这种观点虽然也难免显得有些激进，但是的确看到了西方环境主义价值理念的一些局限性，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的忽视或表现出的强势姿态。所以，这里所说的寻找我国环境伦理学的立足点和建构自己的话语系统也就是指要在基于国情的基础上形成能够有效地介入调整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导向。为此，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就不能仅仅地依靠话语的移植和思想的引进，而必须在对我国现实的生态问题进行认真的实证研宄的基础上，做出适当的理论概括和价值规约，使得环境伦理学在我国既具有全球视野，同时又具有民众基础和实践途径。

3.我国环境伦理学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十分重视理论体系的构建和话语逻辑的圆通，但另一方面对于其在实践中的落实重视不够。

回顾我国环境伦理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不难看出，这一领域的研宄性论著不断出现，但是我们更多地是围绕着某些理论命题或基本概念来展开思考的，如关于环境伦理学的独特性(具有自身理论特质)和附属性(是传统的道德体系的固有内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自然的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自然的主体性和非主体性等问题展开讨论，但是对于环境伦理学如何与我国的环保实践相结合则着力不多。

从世界环境伦理学发展的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环境伦理学的产生与其说是理论发展的需要，而毋宁说是现实需要的催动。也就是说，正是在面对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严峻现实时，才产生了反思传统价值观念的需要;也是在直接地感受到环境问题对于法律和市场调控来说还留有真空地带的时候，环境伦理学的渗透也才凸显出现实的必要性，所以环境伦理学的合法性并不仅仅是由理论上的自洽所能体现的，而必须包含着实践的意蕴，也就是说，如果环境伦理学不能对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发挥出实际的作用，那么它存在的意义就必然会受到质疑。所以环境伦理学要避免被建成一座思辩哲学的“象牙塔”，要避免面对现实问题时罹患上“失语症。

迄今为止，伦理学的理论形态林林总总，并没有一种一成不变的理论范式，但是伦理道德从来就不是学者所玩弄的文字游戏，任何精巧的理论思辨都无法代替伦理学对人的价值和生命意义的了悟与现实关怀，否则伦理学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因之，寻找或疏通环境伦理学的实践路径则是夯实其存在基础的重要环节。

而寻找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实践路径有两方面的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其一是：必须要对我们所面对的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具体内涵有切实的把握，而这是我们确定对环境问题进行伦理性应对的前提。其二是:必须要结合实际对环境伦理学的价值理念、话语形式进行清理和加工，使我国的环境伦理学具有自身独特的理论内涵。

基于此，我们认为，我国环境伦理学在未来的进展应当在如下几个方面有所开拓：

第一，具有“大环境伦理学”与“小环境伦理学”的双重视野。这里所说的大环境伦理学主要是指通过综合人文与自然而形成的宏观环境伦理学体系。诚如前文所提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就是历史问题、文化问题，脱离人类历史和文化发展是无法捕捉到人与自然关系形成和变迀的内在根据的，“自然是一个历史范畴。这就是说，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什么被看成自然，这种自然同人的关系是怎样的，而且人对自然的阐明又是以何种形式进行的，因此自然按照形式和内容、范围和对象性应意味着什么，这一切都是受社会制约的。

所以我们在思考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时应当具有宏阔的人文视野，要考虑到历史、文化等因素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同时也要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对社会发展和文化演进的巨大影响力。当然，把自然和生态环境问题纳入到广阔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中来思考并不能遮蔽自然生态问题的独特性，因此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还必须有具体微观的视阈，要对具体的生态问题展开个案分析和思考，即人文的了悟不能取代严格科学的分析。只有具有了这样双重视角，我国的环境伦理学才会有坚实的基础。

第二，为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构建价值支撑系统。伦理道德并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个孤立的层面，它具有广泛的生活渗透性。所以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也不是一脉独流的过程，它需要各种因素的支撑。我国环境伦理学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许多问题与缺乏广泛的社会支持是有关联的。在现实生活中，环境伦理学与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宗教观念和经济目标、法律规范之间的张力过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它的现实影响力。所以我们需要整合各种因素，为环境伦理学构建起坚实而广阔的社会价值支持系统。

篇8：孟子对孔子法律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关键词：民贵君轻,暴君放伐论,性善论

孟子, 名孟轲, 战国时期邹 ( 山东邹县) 人。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又一泰斗级人物, 仅次于孔子, 人称“亚圣”。孟子的很多观点继承了孔子的思想, 但在此基础上, 也提出了一些更为有建设性, 更具革命性的观点, 这便是对孔子思想的发展。下面分别就继承与发展进行陈述与分析。

一、对孔子法律思想的继承

( 一) 仁政思想

作为孔子的头号崇拜者, 他曾经说, 孔子的思想是出类拔萃。现实中, 孟子把向也孔子学习作为其一生的理想。因此, 孟子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与孔子如出一辙。而其最核心的思想, 便是仁政思想。

进入战国时期, 封建地主制度在中国完全确立, 而封建制度本身的一些固有顽疾也在这一时期涌现出来。封建地主大肆地兼并土地, 使得大量农民流离失所, 激化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 社会动荡不安。统治者要寻求一种先进的统治方法, 从而稳固自己的地位。在众多出谋划策的学者当中, 孟子受到了最大的重视。他提出, 为有对被统治者施行仁政, 才能得民心, 得民心者, 自能得天下。进而提出了“仁政”的主张。仁政主要包括三项主要内容:制民之产; 不违农时, 保护生产; 减租减税, 反横征暴敛。

“制民之产”, 即为让人民有自己的财产。正对应孟子所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让百姓能有稳定的财产, 才能安定民心。而在当时, 农民最迫切的愿望便是拥有土地。这一主张正符合了当时的形势, 孟子认为,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 使得老者衣帛食肉, 黎民不饥不寒, 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既然让人民有“恒产”可以使天下长治久安, 那么一切有利于保护农民财产的政策, 也就自然地随之而来。要让人民有财产, 首先就要不违农时, 保护农业生产。为了让人民的财产不减少, 也就必然要实行减轻租税, 反对横征暴敛。只要主思想正确, 接下来的政策必然顺理成章。因此, “孟子的‘仁政’思想其主要精髓就是‘民本’思想。”它与孔子的“仁”, “礼”思想一脉相承, “仁政”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讲, 就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

( 二) 尊贤举能; 徒法不足以自行

孔子提倡“为政在人”, 而孟子对这一点的学习是很认真的, 所以他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尊贤举能, 便是最直接的体现。即所举之人必须是贤人, 能人。另外, 对应孔子的“人存政举, 人亡政息”观点, 孟子进而提出了“徒法不足以自行”的思想。孔子与孟子都提倡人治, 这也正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主流观点, 即为“贤人治国”思想。如果说孔子是主张人治的始祖, 那么孟子则是他最好的继承人。与孔子一样, 他的思想依旧存在片面性。从他的“徒法不足以自行”可以看出, 孟子的观点反映出他的“英雄史观”, 即片面强调了当权者的个人作用, 无视法律。他曾经说: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期间必有名世者。”可见, 他已经认为个人的力量可以改变历史的发展, 这种历史循环论, 在今天看来, 即是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发展进化的理论。从这一点来讲, 尊贤举能, 徒法不足以自行, 更是对孔子法律思想“为政在人”, “人存政举, 人亡政息”的继承。

( 三) 重教化, 省刑罚

对应孔子“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 孟子对其思想再一次继承, 即为“重教化, 省刑罚”。孟子与孔子一样, 崇尚道德教化, 而将刑罚置于次要位置。但孟子并不是主张放弃刑罚, 而是从“德主刑辅”的思想出发, 提出了“先德而后刑”的主张。对于可开化的人进行教化, 而刑罚的实施则要慎重。“省刑罚”, 也是孟子仁政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认为刑罚多, 即是对百姓的不仁, 主张统治者减少刑罚。这样才能是国家安定。总而言之, 孟子与孔子一样, 也是主张“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

二、孟子对孔子法律思想的发展

不能突破老师的学生不是好学生。在这一点上, 孟子也是十分成功的。经过对孔子思想的学习研究, 孟子在继承的基础上也有所发展, 在一些方面也有了自己的建树, 并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解答。

( 一) 从“重礼”到“重心性”

孟子已经从“礼”这种形式, 上升到“人性”这种实质上来了。心性论是孟子思想的主要内容, 其内容包括一系列小内容。它是以性善论为基础, 强调人格休养, 道德教化, 舍生取义等等。在以天人之际为核心的中国古代哲学中, 其核心应在于人, 而不在于天。这既是孟子所崇尚的。

心性论对今后的儒学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 与孔子的“仁”相比较, 孟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答了为什么要“仁”。这种意义, 他弥补了孔子仁学的缺憾, 为其所倡导的仁义之道第一次找到了理论上的根据, 从而使其真正变得切实可行; 其次, 它将人与天、自我与外物沟通联结, 从而将宇宙人生打成一片。孟学对后世儒学的影响、孟学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主要即是由这些因素决定的。

( 二) 从“以德治国”到“如何有德”

如果孔子认为以德治国是良策, 那么孟子就是最早分析这一良策该如何实施的人。以孔子的德治思想治理天下, 是儒家学派的共同观点。但现实告诉我们, 不可能人人都对“以德治国”感兴趣, 总会有缺德的人。针对这一现象, 孟子通过对社会犯罪原因的分析, 解答了如何能让人民“有德”的问题。孟子认为, 要让人民有德, 必须让人民有稳定的财产, 即上文提到的“恒产”。孟子这种从客观实际入手分析的举动即是对孔子“礼”的发展。这种挖掘犯罪原因的论断正是当今犯罪学理论的萌芽。“有恒产者有恒心”, 这一观点在今天看来, 是十分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 即为物质决定意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要有恒产, 就有恒心, 从而达到“仓廪实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辱”。

( 三) 从“当权者严于律己”到“民贵君轻, 暴君放伐”

春秋时期的孔子在其“仁政”的思想基础上, 提出了“当权者要严于律己”的主张。到了战国时代, 孟子在其基础上, 又加之以重民思想, 演化为了儒家革命论, 即孟子所说的“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并直接指出, 暴君可以诛杀, 因为即便君权十分重要, 但君权要有限, 应顺应民心, 不可胡作非为。这相对于孔子的思想来说, 无疑是更加具有革命性的。孔子的原始民主思想, 只是强调了当权者个人的修为, 具有单向性; 而孟子的理论对孔子的理论进行了发展。“民贵君轻”和“暴君放伐”思想进一步鼓励了民主运动的思想, 从单一的个人修为, 发展为君民互动的发展模式, 这不得不说是孟子思想理论中的精华之处。

( 四) 孟子先验的人性论

性善论是孟子法律思想的理论基础, 也是他一切理论观点的出发点。所谓性善论, 即是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 生来就具备美好的品德, 都能接受道德的教化。性善论的提出有它的历史背景。与孔子所处的时代不同, 孟子所在的战国时期, 各个国家都已经通过变法确立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在统治过程中出现了专制, 暴政等弊端, 使得不同层次的百姓产生了不同性质的想法, 社会思想一片混乱。为了挽救这种混乱的局面, 就必须探索出人性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现实需要的迫切性, 使得孟子对人性问题的探讨更加深入, 关于人性的论证更加系统。”孟子的性善论正是在孔子的“仁”学基础上形成的。

孟子所谓的性善, 包括四个“善端”, 即是广为人知的“仁”、“义”、“礼”、“智”。这四个“善”构成了性善的所有内容。“端”即为萌芽之意, 正所谓“恻隐之心, 仁之端也; 羞恶之心, 义之端也; 辞让之心, 礼之端也; 是非之心, 智之端也。” ( 《孟子·告子上》) 因为孟子认为“四善”的根源在于心, 所以性善论也为他的仁政主张提供了依据。

之所以说性善论是一种先验的人性论, 是因为孟子的这一人性论太过于理想化。的确, 人的确有美好品格, 但绝不是生来所具备的。首先, 孟子把天下大治寄托于一位有德的明君, 这即是过分相信某个人的作用, 而这种思想的根源, 就源于他这种先验的人性理论。即便是在当时, 孟子的理论也不是被多数人所认可, 正因为他的性善论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思想, 在某种程度上说, 是脱离实际的。

三、孟子思想的现实意义

( 一) 揭示了犯罪的一个社会原因

“无恒产”作为社会犯罪的一个原因, 在《孟子·梁惠王》中体现的最为明显, 对于当今社会发展也有重要意义。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 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 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 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这样才能在实际生活当中让人人有德, 降低犯罪率, 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谐。

( 二) 指导现代社会的民主

当今社会中, 在满足了人民物质需要之后, 如何建设一个民主的社会, 如何能促进社会利益的公平分配, 是更为重要的问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过程中, 孟子的这些民主思想也可以为现代人所利用,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三) 性善论对法治发展的风向标作用

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 必然要追求个人道德素质的提升, 这也是历朝历代所追求的共同目标。在飞速发展的社会当中, 难免会出现道德滑坡的现象, 这并不是因为人的本性不善良, 而是因为缺乏良好的外部环境和自身的道德修养学习。孟子也意识到了人性的可失性, 所以也提出了“存心养性, 养浩然之气”的修心方法。我国法律制度目前已经对性善论进行了吸收, 例如我国现行的劳教制度。正是因为“人之初, 性本善”的思想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不可动摇, 才会愿意给人以改过自新的机会, 通过教化摒除后天恶性, 重新变为善人。正是这种先验的人性论, 为现如今的劳教制度提供了文化与心理的资源, 使得中国的现代法治能够进一步健全, 人性化。从发展的角度看, 事物总是要经历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 思想觉悟上的提升也会受到时代环境等外在因素, 以及个人心理等内在因素的共同影响。但发展是绝对的, 只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孟子的理想人格, 性善论, 在现代社会有所表现, 这也是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进步。

通过以上一系列的论述, 对比反映出了孟子对孔子法律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而研究“孔孟”法律思想, 就是在很大程度上研究中国古代儒家法律思想。中国法治的发展, 一定要有历史的积淀做基础, 不忘本原, 才是中国法律发展的最适宜原则。在改革内部法律的时候, 我们可以借鉴古代的法律思想, 让法律更人性化; 在面对西方近代的法律思想的时候, 我们要提倡的不是单纯的“拿来主义”, 而是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结合中国实际来消化吸收外来法律文化。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 只有批判的吸收, 不失本色, 才能保证中国的法治建设沿着良性循环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新主编.中国法律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21.

[2]马作武.中国法律思想史纲[M].广东: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8.45.

[3]毛濛.从性本善看孟子的仁政[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2010 (04) :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