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化论文范文

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当代文化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中源远流长，是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它的主要思想内涵是“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儒家思想依然对人性的塑造、道德的形成、文化的丰富、社会的健全具有深远意义。

第一篇：当代文化论文范文

文化认知与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方法探析

[摘要]研究方法的确定主要取决于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和界定。在传统的文化研究中。基于对文化概念的人类学和社会学认识，经验方法、结构方法和历史方法是文化研究的主要方法。但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崛起和文化产业的出现，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得到拓展，文化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因此时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提出了严峻挑战。总体上看，厘清文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力，探索“文化生产力”的性质、特点、规律、结构和机制。认识当今文化学与其他多学科交叉的特点，进而探究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方法和路径，已是摆在理论界和学术界面前的任重而道远的任务。

[关键词]文化概念和内涵；文化认知；文化生产力；研究方法

[文献标识码]A

一、文化概念及其内涵

“概念是研究之母”。讨论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方法，弄清楚文化究竟是什么及其基本内涵，对于明确我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是必要的，尽管这是一个见仁见智、至今仍难成共识的问题。

众所周知，文化概念，堪称人文科学研究领域最难把握和定义的概念之一。人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可以说是与人的出现相伴而生的。在20世纪，文化概念经历了重要的变化。在1920年之前，文化的定义只有6种，但到1952年，就已经多达160余种，文化定义之复杂可见一斑。由此也说明，由于“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外延十分广泛，对“文化”要下一个严格、准确的定义，确实是不容易的。

从总体上看，文化的含义主要基于两种基本运用，第一，作为一般词语，第二，作为分析性范畴。其中，作为一般词语主要是指某些兴趣、活动和成就，诸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作为分析性范畴，对文化概念的人类学解释和社会学解释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在人类学看来，文化是某一特定人群的行为模式。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在《今天的人类学》一书中认为：“文化是一整套行为的，和有关行为的模式。该模式在某一特定时期内流行于某一群体。”以后，克鲁伯和克拉克洪对文化给出了更为明确的定义：“文化由明确的或含蓄的行为模式和有关行为的模式构成。它通过符号来获取和传递。它涵盖该人群独特的成就，包括其在器物上的体现。文化的核心由传统(即历史上获得的并经选择传下来的)思想，特别是其中所附的价值观构成。文化系统一方面是行为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下一步行动的制约条件。”而社会学家则认为，“文化是在社会交往中直接地和非直接地”学会的。包括至少五个层面，即：认知层面、信念、价值和规范、符号、行为的非规范方式。

由此可见，尽管社会学和人类学对文化概念的解释存在差异，但是，在文化是一种行为模式，而且民族社会的个性是由不同的行为模式所决定的认识上，则是基本一致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化主要是指对人的行为和思想的教化。《易经》所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指通过创作和分享诗、书、礼、乐等来提高人的道德情操，或通过受教育和思想灌输而使一个人的内在和外在符合社会规范。近代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的传人，中国学术界便开始从人类学意义上理解文化，在梁漱溟、胡适等人的著作和“五四”时期“东西方文化论战”中，文化开始被作为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对环境的适应方式来加以理解。如梁漱溟认为“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样子”。胡适则认为“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

应该说，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研究热以来，对文化的人类学解释在中国文化概念研究中的作用日益显现，文化是“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的解释也越来越为学界所认同。所以，有学者指出：“不同的语言、服饰、建筑物、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构成文化的民族特点，并区分不同的民族”。不仅如此，该学者还对文化的结构进行了解释，认为“这些模式内容仅是文化的表现而不是内核。文化的决定层面是观念世界、激情和价值取向。它们决定民族文化的不同表现。不同的文化同时也产生不同的国民性格。”

20世纪初以来，人们对文化概念的关注和研究催生了文化学的诞生。“文化学”的概念大致始于1915年，最早使用“文化学”概念的人当为奥斯特瓦尔。他在当年所做的“科学的体系”的讲演中，清楚地认识到人类的独特之处不是社会而是文化或文明。因此，认为对这一特征的科学研究应该叫做文化学而非社会学。他把文化置于科学金字塔的顶端，他说：“很久以前，我就提议把这一正在讨论的领域称之为文明的科学或文化学(Kulturology)”。

当时，尽管“文化学”这一学科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不过有“文化科学”(cultural science)的提法，而且有人探讨了文化学的研究领域和子学科。例如，朱谦之说，可以把文化学分为两大部门：研究知识的文化生活者是文化哲学，研究社会的文化生活者是文化社会学。而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则属于文化学之列，其中研究人类文化的起源、发展、功能等的分支往往叫做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它是人类学的子学科。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文化哲学(cultural philosophy)是从哲学的视野、运用哲学的方法，以文化为研究对象，探索文化以及人的本性、特征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文化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中行为、信仰、习惯和社会组织的学科，它有时也被称为社会人类学”。

尽管文化有了文化哲学、文化社会学、文化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分类，但是，总体上看，人们研究文化的基本方法主要有三个：重事实、重考据的经验方法，注重文化诸要素相互关联的结构方法和以发展的眼光来研究文化的历史方法。同时，经验方法、结构方法和历史方法又是互为关联、相辅相成的，在对文化事实的考据以及对既定文化的形态描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文化内涵的变化与新时期以来文化认知的新思维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方法的确定，总是以对对象的认识为前提的。从上世纪初文化学诞生以来，经验方法、结构方法和历史方法之所以成为文化研究的基本方法，而且也是改革开放以前，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上所采取的主要方法。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文化的界定尽管多达数百种，但是，有一点则是相同的，即人们大都从文化自身的角度来认识文化，而文化对经济、文化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则长期被忽略。在对文化与经济发展、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文化也始终处于从属地位，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文化产业的出现，才改变了人们对文化的认知，由此也对固有的文化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战。

文化产业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电影业。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文化知识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日益密切，人们对文化知识的作用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

授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s Machlup)在研究美国经济发展实例之后，提出知识是社会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源，应当像经济发展的其他要素一样去生产和分配，知识生产不仅仅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而且要像经济资源一样进行开放，是“朝阳产业”。这些理论为美国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介入文化产业奠定了理论基础。而文化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结合，不仅推动了文化的大发展，也改变了以往普遍存在的“文化创作就是文化生产”的传统观念。因为，“文化和产业资本的结合带来的重要影响是，文化的小规模生产转向了以讲究效益回报的经济型生产，资本运作、产业运作的方式逐渐进入文化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其成熟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运行模式介入文化生产，使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在西方现代经济结构中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地位，并成为一些发达国家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一些文化跨国集团也随之形成，如美国时代华纳集团、新闻集团，加拿大汤姆森集团、德国贝塔斯曼集团、澳大利亚墨克尔集团等等。

文化产业的兴起，对于文化研究的意义是重大的。文化产业的兴起，首先使文化的功能得到拓展。文化不仅具有认知功能(或宣教功能)、传播功能、娱乐功能，而且还具有投资功能。而投资功能则体现为文化产品的经济价值，这也是以往基本被忽略的功能。文化的投资功能，反映了文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其次，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扩大，文化的产业属性和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被重新认识。

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产物，文化产品具有双重属性，即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属性。前者指文化产品中所蕴含的特定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审美情趣等；后者则意味着，文化产品的生产应当符合所有物质产品生产的基本特征，即通常情况下，文化产品都将经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并融入整个市场经济的大循环之中。但是，改革开放前，在我国，很少有将文化置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去加以考察的。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艺术产品(即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早已作过精辟的论述。马克思曾指出，艺术生产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艺术生产从内容到形式，乃至生产方式都有着不同的时代特征。在资本主义时代，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艺术劳动变成了进行交换的商品，即使从事精神创造的艺术家，也成了雇佣劳动者。马克思说，资本主义时代的作家之所以成为生产劳动者，并不是他生产出观念，而是因为他使出版他的著作的书商发财。这样一来，所谓高尚的艺术劳动，成了一种受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支配的制造特殊商品的活动，它的产品价值将取决于其商业价值。艺术便跻身于资本主义利润的大循环之中。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习惯地称资本主义时代的艺术为“生产”，称艺术产品为“商品”，称艺术活动为“生产劳动”。所以，马克思认为，“宗教、家庭、国家、法律、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在此，马克思无疑揭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类社会生产的本质特征，即无论是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都将受到“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艺术生产已经被卷入社会生产的范畴，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

但是，文化产业在我国出现以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学术界，基本上是从观念形态上和精神文明的角度来对文化进行界定的。在此方面，毛泽东关于“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的论述最具代表性。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文化产业在广东等沿海省、市率先崛起，到20世纪80年代末，对文化产业的研究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随着文化与经济、政治高度融合，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得以彰显，文化作为“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其主要表现是：(1)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经济较量中的文化因素日益凸显，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文化的支撑，这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2)文化产品与服务已作为独立的贸易形态，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方面；(3)文化领域已成为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较量的主战场。这样，文化已经不仅仅单纯是一种物化的或精神的成果，也不完全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体现，文化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或综合实力——“软实力”而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因此，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以来，“文化软实力”问题受到学术界和国家领导层的高度关注，关于“文化软实力”的研究屡见报端，以至相关论述和主流观点被写入执政党的纲领性文件，使之成为我国新时期文化发展战略。

如果说“文化产业”得到主流舆论的认可。并正式被纳入文化建设的重要战略范畴，是对文化的重要属性即物质属性认识的纠偏的话，那么，“文化生产力”命题的提出，无疑具有革命性的意义。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提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而文化被作为“生产力”这一创新理论的提出，使文化生产被正式纳入社会化大生产的范畴。这就使得文化不再仅仅是经济建设的手段和工具，而是直接走向前台，作为生产力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

三、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挑战与方法探析

从以上的讨论中，我们看到，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随着文化和经济的彼此渗透和高度融合，文化无论是从认知，还是从文化内涵、乃至文化建设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此相对应的是，在文化研究中，倘若我们仍然仅限于对文化的表现形式、结构分层、发展轨迹等进行研究，就文化而研究文化；仍然把它单纯作为宣教、传播、娱乐等工具来看待，而无视文化与社会生产高度关联的发展趋势，那么，我们固有的对文化的研究方法和知识结构必将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可以认为，当今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的发展特征，的确对文化研究工作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挑战之一来自我们究竟怎样认识“文化生产力”，在社会经济建设中，文化究竟怎样发挥作用。

文化生产力的提出，无疑是理论上的一个重要创新和突破。但是，正如文化概念众说纷纭一样，迄今为止，关于文化生产力概念的界定也是见仁见智的。从2001年起始统计，截至2007年底，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里可搜索到264篇题名涉及文化生产力的文章。其中，直接讨论概念问题者约四分之一，同时，一些研究文化生产力的专著也不断问世。这些论著虽分别在时代背景、概念内涵及其构成、性质、特征、功能、意义等方面多有议论，但是，似乎仍难以达成共识。

总体上看，目前，国内关于文化生产力的内涵揭示，以下几类观点较具代表性：一是从马克

思的“大生产力”观出发，定义为“精神生产力”；二是与社会发展形态相联系，定义为“新生产力”或“知识生产力”；三是从文化产业角度，定义为“创作和制造文化产品及提供文化服务的能力”；四是立足于构建和谐社会，定义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能力”或“促进社会、经济、政治协调发展的能力”。

但是，这四种解释也不尽如人意。这些定义虽各有所本，却均各有偏颇，难以支撑概念的准确度。如第一类，若“精神生产力”足以充实概念内涵，则完全没有必要别立文化生产力术语，沿用马克思的经典话语或许更具权威性。此外，如果用政治经济学话语来定义概念，即须同时设定“文化生产关系”(但这既没有现实条件、也没有现实必要)，否则便失去理论依据；第二类虽抓住了当今社会的转型时代特征，但也难以概括出文化生产力本质，并且对当今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国情实际还不够明了，显然夸大或拔高了文化生产力的时代作用；第三类定义又稍嫌狭窄，不足以涵盖文化生产力对传统产业的辐射能量；第四类则与第三类相反，外延过宽，甚至超出了文化生产力概念的边界。

关于文化生产力的讨论，有学者提出应当对文化生产力进行概念细分，认为文化生产力首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即“指人类运用以人文资源为主的各类资源来发展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以满足精神生活需求、增进自身人文素质的直接能力，以及促进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的间接能力；狭义则特指发展文化产业和借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能力。”并将狭义文化生产力细分为“生态／资源、观念／规则、创生(创造与生产)／播化(传播与化育)三大系统或六个子系统”，称这样才能使文化生产力落到实处。这种从改造自然和人自身的角度来定义文化生产力，似乎已经触及到了生产力的本质特征和属性。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文化生产力的提出，无论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还是从经济学立论，都是理论上的一个重要创新和突破。文化生产力的提出，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因为“要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就必须加大对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这意味着人类资源观的转变；必须增加生产力中的文化要素，这意味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增加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这意味着物质资源消耗减少；必须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这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一言以蔽之，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更加密切，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得到延伸，文化的功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文化生产力的性质、规律、动力、结构和机制，并进而探索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的特殊性等问题，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学术界艰巨而重要的任务之一。

挑战之二，由于文化生产被纳入社会化大生产范畴，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则意味着物质生产的所有手段，如市场配置、市场营销、资源整合、规模化经营、现代企业制度等等，都适合文化产品的生产。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蒙特利尔会议为文化产业下定义时所指出的那样：文化产业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文化的研究已远非固有的文化学或文化哲学、文化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历史学等学科所能囊括，而文化产业这种跨多个学科的边缘学科的崛起，使得管理学、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必将被运用于文化研究中。因而，文化研究的方法无疑呈现多元化和复杂化的发展趋势，如何借鉴多学科优势来研究文化问题，抑或探究新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重而道远的任务。

作者：张凤琦

第二篇：儒家文化与当代精神

摘 要：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中源远流长，是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它的主要思想内涵是“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儒家思想依然对人性的塑造、道德的形成、文化的丰富、社会的健全具有深远意义。将从儒家思想的内涵、儒家思想的历史渊源、儒家思想的现代性三个方面来论述当今社会条件下儒家思想的时代意义。

关键词：儒家思想;文化;道德;价值观

在中国经历了五千多年历史的沧海桑田之后，如大浪淘沙般沉淀下来世代相承的文化。这种独特的文化传统表现了一个民族特有的心理定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以及宗教信仰。无论是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历史乱世，还是稻米流脂粟米白的太平盛世，儒家思想都以一种主流文化的姿态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使华夏文明绵延千秋。儒家思想对国民心理的塑造、社会的稳定起到了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作用。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中，儒家思想作为思想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人格、对尽快建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為主体的价值体系，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一、儒家思想的内涵

儒家思想也称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提倡“仁政与德治”是整个中国历史上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思想意识学派。儒家学派不仅对中国、东亚，乃至整个世界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近1 700年的洗礼，在春秋末期被孔子所创立。儒家思想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其主要的思想内涵是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

所谓“礼治”，即礼义尊卑，其主要含义是“异”。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差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各有其礼仪。封建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国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的。若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所谓“德治”，即用道德的力量去感化教育人。儒家思想中崇尚的“仁、义、礼、智、信”成为评价一个人是否为君子的标准，在心理上促使人向往良善，鄙弃奸邪，追求“内圣外王”的君子人格，即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强烈的家庭、社会责任感，辅之优良的文化艺术修养。南怀瑾先生曾说：“孔子看到，即使一个安定的社会，文化教育没有完成，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基本上解决问题是要靠思想的纯正，亦即过去所谓‘德性’。”所以，道德作为法律的补充手段，成为维护人际关系的积极和谐、维护家庭的伦理纲常、维护社会的稳定有序的重要组成方式。

所谓“人治”，即重视人的特殊性。儒家相信“人格”的感召性，认为“为政之本，唯在得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治”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这种“人治”的基本精神，不仅给臣民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同时给统治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儒家思想中，“礼治”要求人们遵从秩序讲究礼仪，“德治”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讲究德行，“人治”注重君臣人格的培养。“礼治”、“人治”、“德治”通过外部的强制力量和内心的道德感召统一于一体，以其丰富的思想内涵成为历史的不二选择。

二、当代精神的主要内容与传递的价值理念

人类社会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自由、民主、平等的新思想深入人心，也给整个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胡适曾说“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当代人的生活方式正体现了当代文化的时效性意义和价值导向性。当代精神，体现了当代人的价值理念，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所谓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期发展当中，所孕育而成的精神样态。是种族、生活习俗、历史文化、哲学思想等等所熏陶、融汇而成的文化慧命，也可说是一个民族的内在心态。民族精神表现在一个民族的节操、气度、风范上。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复兴之路》时提到，“中华民族的昨天，可谓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番讲话不仅贯穿了中华民族的过去、今天和未来，也让整个中华民族对未来充满期待，也正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承受住了苦难和考验，开拓出了举世瞩目的成果。

其次，勇于创新、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2012年习近平出席美国副总统拜登及国务卿克林顿举行的欢迎午宴时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美建设新型合作伙伴关系是一项具有重要和深远意义的开创性工作。既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经验可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或者“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中国有句流行歌的歌词是这样唱的：“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这种敢为人先的气魄正体现了当代人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

再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无私耕耘的实践精神。2012年2月20日，习近平在中国—爱尔兰经贸投资论坛上发表讲话时提到：“纵使思忖千百度，不如亲手下地锄。”就认识的来源和基础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实践决定认识;就认识的功能和作用而言，马克思主义强调以正确的认识指导实践;就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实践和认识相统一，强调二者的紧密结合和相互促进。在实践精神的指导下，中华民族屡屡做出有益的尝试，开创先河，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最后，热爱中国、追求进步、抵御外侮、坚持独立的爱国主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魄。”这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民族的标志，也是实现中国梦的有力支撑。例如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中“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航天精神，为了祖国的发展壮大而艰苦奋斗、不断开拓进取，把实现中国梦的理想带上蓝天。

当代社会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其中传达的精神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当代精神不仅体现了当代人的精神特质，更是为当代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导向。

三、儒家思想与当代精神的融合发展

“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都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1]

儒家思想之中的人文主义思想丰富而深刻，在现代社会中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成为主流价值观的重要组成。儒家思想中做人、处事、为政的根本原则，是儒家思想最根本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经过历史的承袭，成为当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君子不器”“仁者爱人”有利于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形成。其对人的重视与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核心相互契合，注重人格的塑造。二者认为，人民是治国安邦之本，只有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根本方向，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第二，“天人合一”“和而不同”有利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儒家思想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统一，把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看成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一方面，儒家思想认为，人与自然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类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天人合一”中传递的生态观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高度契合，客观上要求人们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注重环境的保护，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它讲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整体性。正如《论语》有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整体博爱的观念把一种善意与友爱如多米诺骨牌般传导，从而形成积极和谐的社会关系，达到人与社会的高度统一。

第三，“仁政德治”“宽严相济”有利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全面践行。春秋时期孔子提出“宽猛相济”、荀子提出“隆礼而重法”、汉代董仲舒提出“阳为德、阴为刑”，这些先贤提出的治国哲学无不体现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之道。德法相依、德法相助，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一方面用道德来调整人们的行为，同时依靠法律的强制性来保障底线，这才能建成一个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架构。只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构筑依法治国的坚实道德基础，才能形成全民遵法守法的浓厚氛围，推进中国法制建设，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4.

[2]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思想[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3]许丙泉，卢政.孔子儒家思想与人文主义[J].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2).

[4]龙士云，论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与先进文化特性[J].湖北大学学报，2005(7).

[5]张芙蓉.论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6).

[6]赵亚芬.论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J].现代商业，2013(5).

[7]刘兆伟.论儒家思想与和谐社会[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6(1).

[8]陈祥耀.略论儒家思想的精华[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5(3).

[9]林坚.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点初探[J].人文杂志，2010(1).

[10]陈因.试论儒家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价值[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3(1).

[11]钟育强.浅谈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J].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学报，2009(6).

[12]张绪山.全球化视野中的儒家思想与中国现代性改造[J].齐鲁学刊，2011(1).

[13]李承贵.人文儒学：儒学的本体形态[J].学术月刊，2009(12).

[14]李承贵.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根源、变异及培植[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7(3).

[15]朱进有.儒家思想的内在特质[J].孔子研究，2006(2).

[16]李芳萍.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研究[J].前沿，2013(10).

[17]孙长江，覃明兴.儒家思想對中华民族性格的形塑方式[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09(2).

[18]王淑琴.儒家思想社会化及其当今启示[J].理论探索，2012(5).

作者：朱菁　朱方长

第三篇：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中的经典文化形态

摘要 经典文化不是大众文化的矛盾对立物。在中国当前的文化语境中，经典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有着相融合的一面。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当代文化语境中的经典文化形态进行合理的阐释：经典是某一特定时代与特定地域相交叉的产物；经典文化在大众文化语境中的存在方式可以被解读为对传统经典的继承与发展；经典文化在时代文化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并不断地被建构。

关键词：大众文化 经典 关系 合理阐释

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以及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经典文本也以新的面貌出现了，这种新的面貌有许多是与原经典的思想相违背的，这也是当今许多有识之士对经典现状进行批判的原因之一。纵观众多精英学者对经典的批判，可以分为这样三个方面：

第一，对正统思想的解构，如曾经忠贞的孙悟空与矜持的唐僧在当代再也找不见，他们居然先后结婚、恋爱；《荷塘月色》中的“我”会在满塘月色的水池中看到了MM在洗澡；《背影》中的老爸居然能够唱周杰伦的“哼哼哈嘿！飞檐走壁莫奇怪”……

第二，是话语的叙述方式，各类跨时空、跨等级语言的随意拼贴——古语的、今语的、雅语的、俗语的，如“孟母三迁”中出现了“Good Morning”、“狗逮猫咪”，等等。

第三，是人物的替换与拼接，如“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中，从缸中跑出来兔巴哥、圣诞老人、小矮人、西瓜太郎等各种影视和卡通人物；少年闰土变身成了“古惑仔”……

面对这些用经典符号演绎出来的现代故事，以及许多学者发出最后的叹息——“文学死了”、“经典死了”，在当代文化语境中，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经典”呢？

一 经典文化不是大众文化的矛盾对立物

当前，许多学者对经典文化持悲观和批评态度，认为经典文化的受冷落是大众文化的流行惹得“祸”，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但是中西方有着不同的文化语境，这种论调移植到中国并不合适。

西方的法兰克福学派是对大众文化批判的代表者，他们所批判的大众文化实际上是西方所说的“mass culture”，现在我们翻译为“大块文化”，而我国的大众文化翻译成英文则是“popular culture”，与西方法兰克福派所批判的“mass culture”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一方面，在法兰克福学派研究者的眼中，“mass culture”指的是“通俗小说、流行音乐、艺术广告、批量生产的艺术品等。它融合了艺术、商业、政治、宗教与哲学，在闲暇时间内操纵广大群众的思想与心理，培植支持统治和维护现状的顺从意识，行使社会欺骗的功能。”按照他们的观念，“mass culture”的崛起依赖于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这种技术太发达了，以至于走向了人类的反面，对人类的发展不仅起不到促进的作用，还会促使人类倒退。

而在中国，科学技术还远远达不到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那种发达程度，科学技术还是第一生产力。在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条件下，大众文化只能是“popular culture”，即受众比较多的文化，能够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文化。而成不了由发达的高科技所支撑的“mass culture”。

另一方面，在法兰克福学派研究者的眼中，“mass culture”导致了“物化”现象的产生（即马克思主义的“异化”），从而出现了种种人为物役（驱使）的现象——人被遥控器支配，变成电视动物、“沙发上的土豆”。

而在我国，一方面从来都没有过像如西方那样的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另一方面，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也没有受到过如西方启蒙运动般的影响，哪怕是20世纪之初的“五四”爱国运动，其所发挥的启蒙作用也是不彻底的。在中国，大众文化还是“popular culture”，还承担着启蒙的重任——从几十年前人人称道的“铁姑娘”到当今时代对于女性身体曲线之美的欣赏，大众文化都可以说是在肯定与发扬人类正常的人性。

二 经典文化与大众文化关系中的融合

1 大众流行文化中，经典元素是其亮点

今天的流行文化不是天生的无本之木，他们往往从经典文本中把经典的主题或细节、或人物拿过来，进行适合当前语境与特定需要的改编，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我们走在大街上，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广告话语：“上善若水，君子以自强不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些话语都出自我国古代的经典文本——前一句出自《老子》，老子在书中借用“水”的意象，歌颂了人的高尚品格，宣扬与世无争的道家思想；后一句出自《周易》，意指君子要发奋图强，刚毅坚卓，要增厚美德，容载万物。

又如，2005年春节联欢晚会有一个亮点节目：“千手观音”，这是一个舞蹈表演，由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出演。这个节目的成功与残疾人出色的表演是分不开的，但同时也与人们内心深处的无意识是分不开的，这种无意识是对于佛经记载的观音菩萨的虔信和膜拜。

千手观音是佛经上的六观音之一，他看到人间的疾苦就要普度众生。可是，人间有众多疾苦，如何能度的过来呢？于是，观音把身体分为四十二段，四十二段身体幻化成四十二尊观音，这四十二尊观音又合身为一，只留下四十二只手臂，又让每只手掌上长出一只眼睛，代表一个化身。这样除去主体的两只手臂，还有四十只手臂，每只手臂各配上佛门三界中的“二十五有”，两数相乘为一千。千手观音的自我牺牲精神与残疾人坚强的毅力唤醒了人们内心的无意识，这种无意识的神奇魅力与残疾人的坚强之毅力和绚丽的舞台光影相结合，形成了悲剧效果，赢得了大家的掌声。

同时，从当代流行的武侠小说文化中，我们也可以找到经典文化的存在。如金庸的武侠小说对于龙的引用，是将《易经·乾卦》中的概念化入武功——见龙在田、亢龙有悔、飞龙在天等，从而为武侠小说增色不少。

2 大众流行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以某种方式促进了经典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央电视台将根据四大古典名著改编的电视剧陆续地搬上了电视屏幕，这包括80年代拍摄的《红楼梦》《西游记》，90年代拍摄的《三国演义》《水浒传》……随着这些电视剧在荧屏的陆续播出及重播，在中国，甚至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都掀起了四大古典名著热，小说原著一时间变得紧俏，出版社忙得一版再版……，这样，电视剧的流行带动了经典小说文本的热销，使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得到了弘扬，也使得古典名著文化在广大群众中得到了普及。大众流行文化以特殊的方式完成了经典文化的普及。

当然，这个过程中存在着对经典或多或少的改编，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电视剧《西游记》是比较忠实于原著的，而后拍摄的《西游记续集》就有了很多迎合大众口味的成分，此后，1994年的电影《大话西游》、2005年拍摄的电影《情癫大圣》就已经歪曲了经典，甚至可以说是戏说了经典。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古典名著《西游记》中所宣扬的正统观念、禁欲思想在日益开放的当代社会是否难以生存了呢？是否已经落后于时代理念了呢？或许《大话西游》、《情癫大圣》的出现也是当代大众流行文化对传统经典的一种时代解读。但无论如何，这两部电影对传统经典文化元素的借鉴与借用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文化经典在当代的传承，也是经典历史流变的一个环节。只要我们文化的主导方向是正确的，被颠覆或歪曲的经典终究是会回到源头的，因为经典是几个时代淘洗出来的精华，而被歪曲的经典形态则是一个时代对经典的特定解读，这种解读有待历史的检验和淘洗。

三 解析当代文化语境中的经典文化形态

在当今文化语境下，大众文化中渗透着经典文化——经典文化在大众流行文化的流传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普及与发展；而经典文化的轰动效应及内容的永恒价值也为大众文化增色添彩。大众文化和经典文化相融合、相扶携。然而，现在学界对于经典文化的发展趋势依然有些悲观，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当代文化语境中的经典文化形态进行合理的阐释。

1 经典是某一特定时代与特定地域相交叉的产物

一方面，经典文化的发展依赖于特定的时代背景，永恒的文化经典是不存在的，无论是“文革”时的“样板戏”，还是现在的“四大名著”，都是相对于特定的时代而言的，每个经典都应该是经历了几个时代的建构、解构及再建构。当时代转型之后，随着旧的时代背景的逝去，经典必然以新的面貌出现在新时代受众面前。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许多学者所批判的或者呼吁的“经典的危机”只是经典旧形式的危机，而其所包含的永恒的价值，或者某种文化心理，或者文化原型的共识等在历史中流传下来的精华应该并没有受到威胁。因此我们说，所谓的“经典的危机”正是经典的新形式即将诞生的前兆，是经典文化在新时代的流传形式。

另一方面，文化经典隶属于特定的民族或种族，因为文化背景不同，人的思想、意识、心理必然不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当今社会中种种歪曲或颠覆经典的现象，我们似乎又得到了另一种结果——《Q版语文》中的闰土变成了“古惑仔”，这里所说的“闰土”与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故乡》中所刻画的“闰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这里，我们借用索绪尔在其代表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能指”和“所指”概念似乎更能说明问题——《Q版语文》只是借用了“闰土”这个概念，却没有借用其“能指”。因此，鲁迅先生作品中的经典形象还是其笔下的“闰土”，而不是“古惑仔”。

2 经典文化在大众文化语境中的存在方式可以被解读为对传统经典的继承与发展

文化经典在当代的存在有各种形式，有其完整形态，也有碎片化形态。特别是碎片化形态，使得人们头脑中形成“经典被解构了”、“经典消失了”的假象，乍看之下，经典文化似乎已经变得支离破碎。且不说这种借用的经典元素也在以特殊的方式传承着经典文化，文化经典的完整形态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存在着：那些精英作家、批评家大多藏有典籍，研究典籍，在曲高和寡的语境中享受着独到之乐；各大书店，我们能看到各种文化经典原著，以及适合青少年、儿童水平欣赏的改编（许多改编还是比较忠实于原经典的）。

此外，当被借的鉴经典元素在流传过程中再追根溯源时，一定又会回到传统文化经典，所以我们说，在某种程度上，当代大众流行文化对文化经典元素的借用可以被看成是经典的当代形态，是文化经典建构、接受或流传中的一环。

3 经典文化在时代文化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并不断地被建构

经典本身所具有的特征决定了其在历史发展中的价值——经典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原型，积淀了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共同元素。时代的变化是显著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是立竿见影的。然而，特定历史因素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共同元素不会骤然发生变化，这样，经典中所沉积的文化无意识与“实践经验”在各个时代会找到其存在的合理性。

因此，在当代大众流行文化语境中，拨开其华丽的外表，经典文化或者其元素还是起着一定的主导作用的，对文化发展的方向起着指引的作用。如若我们抛开当代流行文化对文化经典的建构与传承不理，反而过度地强调大众流行文化对文化经典的解构，那么，我们许多学者所谓的对经典的“拯救”也将会威胁经典文化的生存与流传。

参考文献：

[1] 林长治：《Q版语文》，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 欧力同：《法兰克福学派研究》，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3] [荷]佛克玛、蚁布思，俞国强译：《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 刘晗：《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在当下的命运》，《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2期。

（李光彩，保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作者：李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