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当代文学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刘江凯(以下简称“L”)：教授，您好。您因为批评中国当代文学而在中国迅速走红，您也讲过自己有学者、作家、翻译家三重身份，有没考虑过对中国当代小说的评论，其实是用学者的身份说出了作家的标准?顾彬(以下简称“G”)：是这样，有些小说我作为作家会说没有意思，但作为学者来说，可能还有意思。
第一篇：当代文学论文范文
网络文学与当代文学发展思考
摘 要：网络文学质量参差不齐，因此出现很多质疑的声音，而在大量的质疑与争议声音中，网络文学依托互联网平台获得蓬勃发展。当代文学作品虽输出了高质量的内容，但却无法满足当下部分年轻人的需求与认知，而网络文学与当代文学若想真正获得良好的发展，我们就要探究两者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密切关联性，能够看得到网络文学对当代文学创新发展发挥的引领与促进作用。
关键词：网络文学;当代文学;发展
DOI：10.16657/j.cnki.issn1673-9132.2021.34.001
网络文学是互联网技术发展的产物，当代文学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的。关于网络文学与当代文学发展的思考，相关人员需看到二者具备的优势与不足。当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应在合理的范围与尺度上，积极融入网络文学元素。网络文学获得蓬勃发展的当下，人们需利用现代化思维、包容开放的心态审视与分析当代文学的发展。在强调保证高质量输出内容时，应积极丰富文学创作主题、写作手法、服务范畴等。正视网络文学兴起对当代文学发展的冲击与影响，将二者的精髓与优势进行科学融合，使网络文学与当代文学都能获得健康、创新性、持续性的发展。即网络文学质量不断获得提升，当代文学创作的主题更加多元化，为大众提供更加丰富的阅读服务。
一、网络文学的兴起与当代文学发展的相互关系
(一)当代文学创作融入网络文学元素
关于网络文学与当代文学发展的思考，相关人员需对二者的特征与关联性进行全面分析。网络文学具有明显开放性、多元性、灵活性与不稳定性，受众大多是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当代网络文学有着鲜明的主题性、时代性与教育性，更易于受到具有独立精神与文学素养人的喜爱。当然，当代网络文学发展的过程中，部分具有创新精神的创作者，会将网络元素与现实社会进行科学融合。
当代文学创作者融入一定网络文学元素后，既可丰富创作手段与思路，还可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传播渠道。当然，当代文学进行创新发展的进程中，在积极融入新元素、新理念、新思想的过程中，需保证内容的质感、观点的独特。在寻求满足大众个性化需求的同时，需展现创作者的独特思路与语言风格，避免出现大量同质化的文学文本。
(二)网络文学引领当代文学走向更加开放与多元的形态
文学发展的助力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具有动人心魄的文笔与文学内涵，二是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与活跃的市场活力。当代文学的发展，既要依靠优质内容的持续产出，还需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可与喜爱。互联网时代下，网络文学获得蓬勃发展，在满足年轻人阅读需求的同时，给当代文学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
而文坛的创新与改革，需在文学创作的主题、艺术表达方式、市场运作等方面做出正确的思考，当代文学应改变传统单一的创作主题，应对社会基层大众的生活、新年轻一代的意识形态、多元社会现状等给予高度的关注，即应不受风格、题材的影响自由化地创作，并发挥网络文学商业运作的优势与作用。基于网络文学，引领当代文学走向更加开放、多元的形态。无论是当代文学的创作，还是基于网络文学的个性化表达，都应在文坛形成开放、包容之象，即允许通俗化网络文学的存在，并从中汲取精华合理地应用到文学创作中，从而促使当代文学的发展获得更多可能性。
除此之外，网络文学的发展平台与运作模式，应为当代文学的创新发展提供新思路与新方向。通过现代信息传播工具的科学化应用，大力提高当代文学作品的覆盖面与影响力，借鉴网络文学的商业运作手段，引领当代文学形成更加多元与开放的发展形态。
(三)当代文学的时尚性与亲民性特征突显
网络文学传播的即时性与便捷性，使作者与读者建立了更加密切的关系。网络文学创作者可根据大众的观点与反馈，对文本内容进行更改，或迎合更多阅读者的需求，对网络作品的结局进行更改。相较而言，当代文学与受众的思想交流与沟通展现出一定的闭塞性。即作者需将已创作好的成品呈现给大众，而人们最终阅读的内容完全是作者情感与观点的表达。人们既可与作者产生情感共鸣，也可从中获得思想的启发，只是双方交流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当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可换种思路对内容进行生产与传播。通过借鉴网络文学的发展经验，赋予当代文学一定的时尚性与亲民性。如依托网络平台，对当代文学作品进行连载，并根据大众的反馈与时代旋律，对相关内容进行合理的优化。
同时，网络文学创作者需借鉴当代文学创作的经验与原则，把握好写作的质量关。在强调网络阅读量与讨论度的同时，需向当代文学创作的艺术高度看齐。而当代文学的创作，应展现出一定的开放型与灵活性，可融入多种思路与主题。即创作者需对当下年轻人关注的话题进行全面了解，并从文学观点出发进行深度性的讨论与阐述。由此，基于眼下有创作价值的话题，形成系统性的创作主题进行写作。真正展现出当代文学的时尚性与亲民性特征，令其更具有生命力与活力的健康发展。
二、网络文学对当代文学发展所发挥的促进作用
(一)网络文学为当代文学发展提供新思路
网络文学的发展，改变了传统文学的话语系统。生活在基层的创作者，将不同的生命体验与民间智慧表达得活灵活现。网络语言、网络段子成为文学创作者写作的灵感与主题，并基于幽默、诙谐的语言进行观点表达。很多网络文学创作者不过度依赖生活观察与经验积累进行写作，而是充分發挥自身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例如，被很多年轻人追捧与喜爱的玄幻网络小说，为人们架构了虚拟、玄幻、完全脱离现实的世界。从某种角度来说，网络文学的发展为文坛创作提供了新思路与丰富经验。而当代文学若想获得更多发展的可能性，需在创作的主题与表达方式上进行更多的思考。不完全依赖生活经验的积累进行创作，可通过融入现代化的元素实现大胆的创新与文学变革。想象力作为文学创作的新思路与新方式，不仅可拓展文学创作的范畴，还可极大满足新新人类的个性化需求。网络文学与当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应相互借鉴、互相影响，助力我国文学领域健康、多样化的发展。
(二)网络文学的发展改变了传统文学体制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每个个体都可成为传播信息与知识的媒介。作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自媒体人，可在网络平台发表文学内容。越来越多的年轻文学创作者加入网络文学与当代文学创作中。成长在新时代下的自媒体人，他们不受主题、题材的限制进行创作，其更多是为了表达独特的观点或情感进行创作。
例如，目前网络文学中大量人文作品的盛行，标志着大众已形成新的审美与阅读需求。而当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各种质疑与批判的声音不绝于耳。从某种角度来说，当代文学的创作内容会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基于时代旋律与主题所创作出的作品，无法满足更多人的个性化需求。人类个体作为传播知识与文化的载体，当代文学需合理化迎合当下人们的审美与认知。若想保证当代文学获得健康、可持续性的发展，就必须保证其具备一定的市场活力。需积极融入网络文化，并借鉴网络文学创作与发展的特色与优势，逐渐从僵化的文学体制转化为多元体制。
(三)当代文学创作与发展方向逐渐趋向通俗化
新时代背景下，互联网技术与人们的生活与情感表达建立了更加密切的对接。在传统文学发展的进程中，创作者更趋向于外部写作动机，即所创作的内容与社会经济与政治形态具有紧密的关系。而在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进行不断的融合与相互影响的过程中，文学领域的创作主题变得更加严肃与主流化。
目前，越来越多的年轻作家依托网络平台发布作品时，逐渐形成新的文学创作机制。网络文学的兴起与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也为当代文学的创作与发展注入新的元素。而某种角度来说，网络文学与当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雅文学”与“俗文学”的较量与争论。而无论是当代文学中大家对通俗化网络文学的借鉴与批判，都使得网络文学的发展更加主流化。从目前网络文学被大量翻拍成影视剧上就可看出，大众审美的走向与标准正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
现代社会，人们更易于被通俗易懂、幽默风趣的语言所吸引，并在天马行空的文学内容中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力。而當代文学创作与发展，既要展现创作者本身的写作意图与目标，还需进行深刻的时代思考。无论是具有创新想法的年轻人进入到当代文学创作中，还是老一辈人的包容与开放，都促使当代文学创作形成了新的模式与方式。在创作内容与语言风格上更加通俗化与大众化，并利用独具风格的语言与观点展现作者的文学创作风格。文学艺术作品的呈现与内涵的表达，与当下大众讨论的热点与时代问题有了更密切的关系。
三、结语
总之，当代文学不断融入网络文学元素的过程中，促使其走向更加开放与多元的形态。当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既要持续保持优质内容的输出，还需积极借鉴网络文学发展的模式，对创作主题进行拓展与丰富。充分发挥互联网平台的优势与作用，科学拓展当代文学推广与宣传的渠道。确保时下更年轻群体积极关注到当代文学的发展领域，使他们成为优质文学作品的受众。此外，网络文学应借鉴当代文学艺术的表达方式，不断提高输出内容的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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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钱昆.略论网络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的意义[J].求知导刊，2014(10).
作者简介：张小俊(1978.12— )，女，汉族，山西晋中人，讲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教育管理。
[责任编辑 薛晓静]
作者：张小俊
第二篇：关于中国文学研究与中国当代文学
刘江凯(以下简称“L”)：教授，您好。您因为批评中国当代文学而在中国迅速走红，您也讲过自己有学者、作家、翻译家三重身份，有没考虑过对中国当代小说的评论，其实是用学者的身份说出了作家的标准?
顾彬(以下简称“G”)：是这样，有些小说我作为作家会说没有意思，但作为学者来说，可能还有意思。比方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吴强写的战争小说，作为一个读者我看不下去。但是如果你想了解当时一批喜欢自大的领导干部思想的话，通过他们的小说你完全可以了解他们当时的思想。
L：您说的这种情况，按照中国学界来看的话，就是有些作品文学意义不强，但是文学史的意义很强。
G：对，有。比方说巴金的《家》，他的语言不好。但是从思想来看，这部小说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这部小说我们可以了解到今天的困难。因为《家》里的主人公用太简单的方法相信未来，但是未来到了以后，他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当时他们都觉得对老人应该反抗，老人代表旧社会，年青人代表新社会。但年青人老了以后也不能再代表新的倾向，所以他们老了以后也会受到新的年青人的批判。今天特别是德国的社会，如果要了解的话，可以从《家》来看，因为现在，我们的社会承认的是年青人，年龄大的人都不算。另外，年青人想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但是他们真的能做到吗?反正他们在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年前后创造的世界太可怕。
L：我也看过另一个汉学家王德威的许多作品，您对他有什么评价吗?
G：王德威的观点不太绝对，他比较小心，我觉得还不够。我为什么觉得美国汉学、王德威的作品有些问题?如果有理论的话，他们都用一批固定的作品、固定的人，比方说fredric jameson(杰姆逊)、Jacques Derrida(德里达)等，但他们不可能会用完全新的理论，如果你看我的作品的话，我的注释可能都会用最新的理论。我不可能写上杰姆逊、德里达他们，因为太多人已经写过他们，他们不能分析一个受到社会主义影响的社会，所以，对我来说，他们的理论不一定太合适来分析中国当代文学。王德威刚刚发表了一部文集，中文是“历史怪物”，失望，完全失望。因为我们德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了最基本的有关历史的理论，他都不知道。所以我没办法通过他这本书更了解中国，或者德国。所以，他在这方面是很有代表性的。他们的理论是固定的，是狭隘的，他们不能够用完全新的理论，他们好像怕用新的理论，因为别人还没有用过。他们老用本雅明、本雅明的，无聊死了。但是本雅明不能够给我们介绍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世界。另外，这些过去的理论让他们会使用得安全。
L：老师，按照您个人的观点，如果让您给中国当代作家大致排序的话，大概是如何的?
G：好像还是八九十年代的王蒙、九十年代的王安忆、苏州写美食家的陆文夫，这部小说不错，但我不知道能否代表他。我原来也比较重视九十年代的王朔，但是我应该重新研究他的作品，他对我还是很重要，但已经过了十多年了，我没有再看他的作品。
L：那么李锐呢?
G：李锐我不太重视他的作品，觉得他的作品很有剧本的味道，另外觉得是一种图画式的小说，好像没什么思想，他的小说情节太主张故事，故事时代已经过去，如果还讲故事，可以拍电影。
L：您同意我在文章中对您中国当代文学做出的总结吗?如“翻译大于研究，诗歌多于小说”、研究有私人交往的痕迹、缺少九十年代小说等?
G：从数量上讲，诗歌翻译多于小说是正常的，因为更快点。另外如果我不搞翻译的话，可能就没有人搞了。我牺牲了自己，也牺牲了自己的写作。我每天早晨五点半到六点一刻才能写作。但是翻译的话，每天搞几个小时。我培养了不少德国学生用最好的德文翻译中国当代小说，比方说曼海姆(Marc Herrnarm)，目前可能有六到十个人在翻译小说。如果我也搞，区别不太大。但是翻译诗歌的人少，而且翻译诗歌的人不一定是诗人。上个星期介绍杨炼、北岛的诗歌，他们对我的翻译非常满意，这个我不能多说，要不然不谦虚。反正我在德国不少大报纸发现他们已经注意到翻译成不少好的德文诗，所以我觉得应该继续。如果我不翻译的话，没有人做。比方说欧阳江河的诗歌太复杂、太费力气。王家新的诗歌虽然容易一些，但是因为他的中文很特别，找合适的德文不容易，如果找不到的话，他的德文诗没什么味道。
L：您刚才提到欧阳江河的诗很复杂，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
G：他的思想、词汇、他用的语法，喜欢写很长很长的诗行，所以有的时候不清楚(什么意思)，问中国人也没用，他们也不清楚。受私人影响有一点道理，可以这么说。但我不太同意一批无论是德国的还是中国学者的观点：最好不要和作家交往。我觉得如果能的话，应该和作家交往。因为这样作家可能开掘你的眼界和思路，通过和作家们的接触，我经常能了解到完全新的东西。比方说王家新，他的诗歌写得比较简单，通过对话，我才发现，看起来他写得很简单，实际上从内容来看他并不简单。如果我没有和他接触的话，可能我没办法写他。九十年代小说文学史里有一些。
L：您承认对中国当代文学仍然存在很多隔膜?
G：对。为什么呢?就是从德国来看，中国当代小说家大部分还是在用十九世纪的方法来写小说。所以我老说莫言、格非、苏童、余华他们都过时了。
L：那比如说“先锋小说”呢?
G：他们那个时候模仿西方先锋派，不能说他们那个时候太过时，可能过时了十年、二十年，不能说落后了一百年。
L：但先锋写作在中国持续时间其实很短，很快就回到了传统的故事性写作。
G：对，卖不出去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不论是中国读者，也可以说是德国读者，不太喜欢看。在德国，很少会有人喜欢看先锋小说，恐怕是这样。
L：关于当代文学部分，有人根据注释怀疑您阅读的版本主要是德译本或是英译本，这个问题我们前面其实已经聊到并澄清过了。
G：是。我的注释不光说译本，同时也说原文在什么地方发表，这些原文我都看过。但也可能不是从头至尾地看，可能会对照地去看一部分。另外译本应该看，有两个原因：大部分的读者不会中文，所以他们需要译本，我应该知道译本行不行。第二通过译本我也可以了解作家，因为翻译也是解释，所以也可以通过译本来更多地了解和理解这部小说。我也是翻译家，每天搞翻译，每天和中文版本有密切的关系。
L：关于余华的《兄弟》，您曾讲过不喜欢。而《兄弟》在国内外的评论明显存在着有趣的分歧：国内整体是上“恶评多于赞美”(但民间评论，主要指网络读者似乎和主流评论并不一致)；国外(尤其是法国，据余华个人博客资料)则整体上是“肯定多于否定”。请您介绍一下德国对《兄弟》的评论大概是什么状况?
G：我了解到在德国，好像没有什么汉学家看过余华的《兄弟》，反正没有一个汉学家跟我谈过这部小说。在中国，有外国的汉学家们跟我谈过《兄弟》，但是他们原来也都是从中国出去的。在德国，有评论，有意思的
是，不是汉学家们的，是记者的，他们肯定有文学背景，学过日尔曼文学或者对中国文学感兴趣。我还记得两个书评，一个是《法兰克福汇报》发表的，这个批评家的名字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但是她的水平不错。《法兰克福汇报》书评的水平在德国是非常高的。她对这部小说的态度是给读者报道这里边有什么，她自己用一个外文的词来描绘这部小说，英文是“slapstick”(打闹喜剧)，就是电影、电视节目经常会看到有几个人表现的比较笨，出现各种搞笑的情节，让观众大笑。我觉得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因为余华讲故事的方法，非常简单，甚至有点过分，就是你可以感觉到故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L：可以预测小说的情节?
G：对，所以我看这部小说感到无聊。另外，余华有才能，但是他不能控制他的才能。所以他老在重复自己。第三次或四次看到同样的词、观点，我就没兴趣再读下去。所以他需要一个很好的编辑，告诉他不应该写四五百页，他应该集中在两百页。再说法兰克福的书评，基本上她没有否定余华的这部小说，我作为读者的感觉就是这是一部可以看的小说。我还看了德国另外一个非常重要报纸发表的书评，中文可能是《世界报》，批评家是德国+非常有名的作家，他的名字叫汉斯·克福斯道夫·布赫(Hans Christoph Buch)。他早就去过中国，我跟他还有另外一些德国作家代表团成员，1985年去过中国好多地方，北京、上海、广州还有其他地方。但是他还没有去中国以前，已经对中国非常感兴趣。他在1970年代初出了《鲁迅作品选》，但是那个时候德国、也可以说德语国家没有什么人对鲁迅感兴趣。他不会中文，所以他跟一个华侨从英文、意大利文来把鲁迅的作品翻译成德文，然后让那个华侨查一下。他的这部书非常成功，也影响到我对中文的了解。两年以前，是杭州，如果我记得对的话，他们希望我介绍一个德国作家在杭州呆半年，我介绍了他。大概是那个时候，他和余华见过面?布赫写的这个书评，他歌颂这本书，他说这本书应该看，余华算一流的作家。其他的德国报纸可能发也发表过书评，但是我现在记不清了。有意思的是，这些书评好像没有汉学家的书评，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基本上不感兴趣。如果他的任务是介绍中国当代文学，可能是上课的时候，但并不一定要写它。
L：老师，我想追问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这两个书评似乎基本上持肯定意见，我想知道他们肯定这本书最主要的依据是什么?比如在法国，很多评论都突出了这部小说的“当代性”表现，即这部作品对中国当代生活的表现力。
G：那个女作者，好像要说明通过这部小说，我们可以了解中国变化、发展等。那个布赫，他从另外+--角度，说通过这部小说，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有很好讲故事的作家。
L：那么第一位似乎仍然把中国小说当成社会学材料，强调通过小说认识中国，好像和法国的评论角度差不多。
G：这是一个普遍的方式。
L：第二位则似乎更多地从文学本身出发来评论。
G：是的。我也有写余华《兄弟》的评论，但是我会否定。
L：啊，那我很期待。我知道您持否定意见，所以这次特意选择了陈思和、张清华和我自己持肯定意见的文章，想和您碰撞一下。据我个人的观察，国内主流批评多数局限于道德和美学技术主义的范畴，我并不认可这种论调，觉得有点陈辞滥调。以陈思和为代表的“上海的声音”出现后，主流批评界才出现了些逆转的意思。国外的评论则非常强调《兄弟》的“当代性”而这一点也是我很重视的。我想请教您对《兄弟》中的“当代性”有何评论?
G：我不同意《兄弟》有什么“当代性”的地方。余华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作家，但我刚才说了，他不能控制他自己，他有一些主意、概念、或非常有意思的灵感等，但不是只用一次，而第二次、三次重复地使用。好像他不知道在语言中发现什么，所以，如果他只用一次，不错。但是如果继续用，就破坏了自己讲故事的方式。特别是第二部分，什么都有，什么都写，不论是中国社会发展还是什么变化，他都写进去。但是一个作家的任务不是把所有的现象描写在一部小说中，他应该集中在某一点上。给你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奥地利小说家得了德国最高的文学奖，得了五万欧元，才一百多页。写1900年个诗人在十天内想什么，说什么，语言非常美。但余华和其他中国作家一样，他不写十天，一天，他写三四十年。这个作家只写一个人，但是余华的小说里有好多人，比方说刘镇，还有什么诗人、铁匠，太多了。另外，这里有太多想表达的题目，这些题目之间有什么关系，不太清楚。他老讲故事，这些故事不一定是有机联合起来的。我看这部小说的时候，我老觉得我好像看中国传统小说，第一很长，第二主人公特别多，有好多好多故事，这些故事有什么关系，不太清楚。最重要是，现在德国作家比方说，他们都是从“内”来写主人公，但是《兄弟》主人公如果发生什么变化的话，基本上这个变化是从外来的。比方说李光头最后的变化，原因是他的弟弟死了。如果他的兄弟没死，他肯定还会继续玩女人。但是如果说这部小说还有什么“现代性”的话……
L：当代性。
G：我明白，我的概念有些问题，因为我谈的是现代性，你说的是当代性。但是这个问题我也可以回答。如果《兄弟》真的有当代性的话，那么应该说这部小说代表中国，代表中国的情况，代表中国的灵魂，代表中国人，无论是男女老少的变化。我不相信。所有的故事是创造出来的，特别是林红，她最后变成一个“老鸨”(妓女的妈妈)，这个我觉得开玩笑。我不相信在中国一个非常纯的女孩，对她的丈夫非常好，最后竟然因为丈夫不是男子汉，竟然和丈夫的兄弟玩，我不相信。
L：您觉得从逻辑上这样的故事情节是不能成立的?
G：《兄弟》从开头到结尾都有逻辑问题，从我个人来看很多情节不合逻辑。
L：从我个人来看，有一些情节确实存在您说的这些问题，但我觉得很多的情节在中国确实不可思议地发生了。
G：是，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可能会这样，但是这些故事可能在中国真的发生过，但是他们能代表中国吗?他们只能代表作家或者他的幻想。我自己的意见是：过了二十年以后，没有人再看这部小说。
L：好，那么关于“当代性”我们先讨论在这儿，因为我觉得应该先对“当代性”做出清楚地界定才能更好地谈它。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我已经提前发给您陈思和、张清华教授以及我本人对《兄弟》的研究文章，您阅读了吗?上次您重新肯定了王安忆的《长恨歌》，这次您对余华《兄弟》的评价会有所改变吗?
G：抱歉，我还没来得及读。不过，我们可以试着谈一下这个问题。老实说，《兄弟》看不下去，因为没什么思想。开头还可以，但因为他老在重复同样的情节，所有人都在谈看屁股的故事。第一次还可以，多了就太无聊了，不想读下去了。但是《长恨歌》不论是中文还是英文，我都很想看下去，很有艺术。也可能我是错的，但这是我的感觉，我还没有用学术的方法研究它，我只是说一下我
的阅读印象。
L：今天请您对我们三人的研究意见提出反批评，这样虽然会限制讨论范围，却也能更有针对性的讨论问题。您既然没有来得及看我们文章，我就连问边简单给您介绍和解释我们的观点吧，好在这些内容您大概一听就能明白。先从陈老师的文章开始吧。《我对(兄弟)的解读》一文，主要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并结合了“民间”叙事的“隐形文本结构”，肯定了《兄弟》“拉伯雷”式的文学价值。请您谈一下对这篇文章的看法，您认同陈老师的分析吗?又有哪些不同意见?
G：巴赫金，这个我明白，还有一个是?啊，隐形文本结构，这个我也明白。拉伯雷?啊，是那个法国人，我明白。
L：陈老师应用巴赫金的理论和他自己的民间叙事模式来分析《兄弟》，他的文本分析和理论阐释结合很好，还是很有理论说服力的。但因为您没看他的原文，要不我再给您简要陈述一下他文章的意思?
G：没关系，这个我能讲，我知道他文章的意思。我老在批判美国汉学，为什么呢?他们在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的时候，不一定从原文看文学作品，他们基本上从理论，从外国人的理论来看中国当代文学，所以，他们的出发点差不多—模一样，现在用巴赫金的理论来谈中国当代文学，有几十个人，烦死了!如果看第一个人用，还行，但是如果你看第二、第三个、第一百个用巴赫金的理论来谈贾平凹、莫言、余华，我看不下去。第一，巴赫金的理论是很有问题的，不一定是对的。另外，我不知道巴赫金用过英语写吗?我的意思是美国汉学家和中国学者都一样，他们从译文，完全相信巴赫金的理论就是这样，如果是从法文翻译成英文，应用时应该先看法语有什么。总之，巴赫金在德国没有什么地位，因为他的理论是很有问题的，有的时候是对的，但不一定都是对的。所以，我对他很有看法，我肯定不用他的理论。现在有一百个人、一千人用“狂欢”描写中国文学，太无聊。第二个问题，这个拉伯雷，是法国很重要的一个作家，德国也有过这样的作家。但是从德国或法国的文学史来看，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另外，我对作家的要求是什么?他不应该给我们看一个已经看过的世界，他应该告诉我：为什么世界是这样?为什么现在中国不少作家用“狂欢”的方式来写?这样他们可以避免我们问他：为什么世界会这样?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文革的时候，会有人用最残酷的方法来折磨别人?为什么文革结束后，刘镇的人好像没有一个人来反思当时的情况?他们还能一起活下去，一起吃饭、一块高兴等等，在德国，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作家让过去、当代互相面对的话，这有问题，他不敢回顾，他不敢提出最重要的问题。当时的人，如果他们活下来的话，为什么他们不要负责当时的罪?
L：您这个问题，我觉得确实非常好。在《兄弟》中，他的上半部还是延续了余华前期的风格，但是在下半部，我也认为应该砍掉一半，有些情节也比较罗嗦(是，很罗嗦)，语言也不是很精炼(没错)。还有一点，就是您说的那个问题，在下部里，刘镇的人完全忘记了文革的创伤，他们—起狂欢，发财、选美。这其实并不是余华个人的问题，我觉得这是许多中国人的问题。我们对文革的反省，相对来说比较淡薄一些。
G：是，你说得很对。
L：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陈老师的分析虽然很精彩，很到位，我觉得不如余华在随笔中提出的“歪曲生活的小说”更有说服力。这是我对余华“随笔写作与小说创作”关系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我认为陈老师是批评家式的“外部”阐释；而“歪曲生活的小说”则是作家对文学的一种近乎本能的“内部”体验。您读了这一段研究意见后，不知有何评论?
G：我明白，我不同意这个观点。为什么呢?我们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讲，把小说里的声音分成四种：第一是小说中主人公的声音；第二是作家的声音；第三是小说中叙述者的声音；第四是原来写小说作家的声音。四个不同样的声音。如果有人觉得小说里的声音是真正余华的声音，我根本不同意。为什么呢?给你两个例子，歌德和丁玲，我们上次谈过，如果我们相信他们小说里的声音就是他们的声音，那么就不应该看。但是这些作家的声音发生了变化。所以，将来，余华如果对《兄弟》发表看法，他和陈思和一样，也是从外部来看的。还有一个现象，到了鲁迅以后，中国小说界也有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现象，他可以胡说八道，所以我们怎么能知道小说里的声音就真正代表作家?
L：张清华老师在《(兄弟)及余华小说中的叙事诗学问题》一文中，谈到了“戏剧性”或戏剧性元素在小说叙事中的作用，并提出“戏剧性小说”的观点。同样也结合文本做了精彩的阐释，我觉得也很有理论启发性。您对他的这一观点有何评论?
G：对，我明白他的意思。这个理论很精彩。
L：是吗?您完全认同他的观点?
G：是的，完全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写小说的中国作家，他们不是在写小说，他们希望能把小说拍成电影。所以，余华有意识、无意识地跟随莫言、李锐，跟好多其他作家一样，写可以拍戏的东西。所以，他的这个理论完全是对的。
L：但这里我需要解释一下，张老师在这篇文章里并不是从影视改编的角度来谈余华，而是从“戏剧性”的因素，比如情节的对称性、人物性格的戏剧化等，肯定了这种因素在小说的价值，强调了“戏剧化长篇小说”的合法地位。
G：是，他说得完全对，所以很容易拍戏。但余华有一个地方，我很喜欢，就是他的人道主义关怀。无论我否定不否定《兄弟》，开始时真的有一些“人”，比如孩子如何照顾他的妈妈，这些让我很感动。
L：最后，我个人对《兄弟》的研究意见是“有小瑕疵的时代大书”，曾先后写过四篇文章。我认为《兄弟》在叙事对象上实现了由“历史叙事”向“现实叙事”的转变；叙事美学原则是“极力地压缩小说和生活的审美距离”；《兄弟》的当代性、以及其中巨大的历史信息和理论可能性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并认为余华可能无意中创造了一种新的小说叙述形式一“歪曲生活的小说”；而这种形式中，可能蕴含着中国当代社会贡献给世界的新理论因素—即和“真实”相对的“歪曲”理论。综上所述，我对《兄弟》越来越倾向于肯定其价值。我也很想听一听您我文章的批评意见。
G：这里我们碰到一个哲学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中国的形象，近年来在德国受到媒体怎么反应来谈一谈。如果一个人说中国是这样或者那样，这只不过是一种观点。无论他怎么说，都不能表现出中国的真实。所以一个小说家，他的小说也只能够表现个人的看法，而不能说他表现了中国的客观真实。你提出来的这个问题，从哲学来看是有问题的。因为没有什么真实。现在从阐释学来看，德国哲学家也包括波恩大学的，他们提出—个口号：最后的知识，我们得不到。所以，如果我把你的观点看成一个可能性的观点，应该知道你的观点和事实是分开的。所以，我们在谈的是怎么一起了解我们要谈的对象，观点是观点，事实是事实。
L：您刚才提到的“观点”与“事实”其实正是我一篇文章的题目——“文学的看法与事实”，这个题目源于余华提到的—位美国作家的话：“看法总会过时的，而事实永远不会改变”。我在这篇文章里主要谈了余华在随笔写作中透露出来的小说看法，如何表现在他后来的小说创作事实中，并由此引申出了我刚才谈到的“歪曲生活的小说”及“歪曲”理论的思考。我的观点其实也是分析了“看法”和“事实”的关系，正是因为我们无法抵达“真实”，但又不可能完全生活在“虚假”中，所以，“歪曲”其实才是我们生活的常态，是介于“真实”和“虚假”之间的实在状态。生活和文学中存在大量的“歪曲”，艺术的“歪曲”其实正好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真实”。《兄弟》中的许多现象如果用“歪曲”来理解，我觉得很合理。
G：好像我们在“歪曲”，好像余华在“歪曲”，但是他“歪曲”什么呢?他“歪曲”真实吗?这些真实他仍然认识不到。
L：但我们可以通过“歪曲”的方式来接近真实，有这种可能。
G：我同意通过所谓的“歪曲”，我们可以离我们的对象接近一点，还是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做，我同意。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
作者：刘江凯
第三篇：解放“当代文学”
解放“当代文学”？
更确切地表达我的意思，是说，要将“当代文学”从目前的“学科”框制中“解放”出来。
作为一个特定的中国文学概念，一个表达了当下的、鲜活形态的时间性文学意涵的概念，“当代文学”需要一种“解放”。
十多年前，《文艺争鸣》杂志曾组织开展过一次主题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危机”的讨论，就是讨论“当代文学”作为一种学科概念的危机。如果说比较文学界常常讨论的“比较文学的危机”，是对跨国、跨文化的“比较”是否可能的一种不自信的学科自我意识危机，那么，当代文学研究的危机，则是一种人为性的，是一种学术社会学博弈的现实结果，是一种表现为现实的学科体制现象，甚至是一种在“当代文学”作为一种学科在兴起建立之初似乎说得过去，但已有权威学者严重质疑，并且随着时间流逝语言命名包袱越来越重、越来越尴尬的社会语言学现象。
什么是当代文学？我的理解很简单，即当代文学是今人的文学，是活着的文学生活、文学参与者创造的不断发展前行的文学。在具体理解上，我们要把当代文学作为一种生命时间现象，体现着生命伦理和生命历史的意味，即如果一个作家还活着，那么他就在当代文学的视野之内，如果他故去了，他就不应在“当代文学”之内了，他成为了“历史”了。我曾在文章《什么是当代文学》中说过，作为一种时间性文学概念，“当代文学永远处于从过去的文学向将来的文学生长的过程当中，它是变动不居的，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为它设定一个固定不变的起点。当代文学应以研究尚健在的和尚从事创作的作家及其作品为主，或者说当代文学就是批评家的天地。研究过去文学的人，我们称其为文学史家或者学者，而研究当代文坛当代作家当代作品的人，他们直接就是文学批评家。批评家从不满足于成为一个历史学家和学者，他们要成为历史本身，要与文学的历史融为一体，他们本身就是当代文学的一部分”。我觉得，当代文学就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时间和进化中的动态概念。一方面我们应该恰如其分地理解“当代”的性质和“当代文学”的性质，不应将其固定化地用一个“起点”来将其学院化、学科化；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其变动不居的类似生命生活的发展、成长特质，而忽视它，不将它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来看待，仿佛一个“历史时间性”意义上的学科一定要有一个固定的起讫点，那就会不符合实际而形成一种语言和观念的教条和僵化。正如韦勒克和沃伦在其《文学原理》一书中为那种只有“少数坚毅的学者捍卫并研究”的当代文学辩护说：
反对研究现存作家的人只有一个理由，即研究者无法预示现有作家毕生的著作，因为他的创作生涯尚未结束，而且他以后的著作可能为他早期的著作提出解释；可是这一不利因素，只限于尚在发展前进的作家；但是我们能够认识现在作家的环境、时代，有机会与他们结识并讨论，或者至少可以与他们通讯，这些优越性大大压倒那一点不利因素。如果过去许多二流的，甚至十流的作家值得我们研究，那么与我们同时代的一流或二流的作家自然也值得研究。
这段话为当代文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存在做了非常有力的辩护。但这个辩护却无法成为将当代文学视为我们理解中的“学科”的辩护词。因为我们的“学科”对“当代文学”的理解与韦勒克和沃伦对“当代文学”的理解根本不一样。在韦勒克和沃伦那里，当代文学研究或许有天生的局限，却没有我们的“学科”的研究“危机”。
当代文学研究的“危机”（说危机也许过于严重，它不过是比照“比较文学危机”的一个说法）在于我们给它设定了一个固定的，仿佛不变的起点（1949年）。而这个起点的固化与“当代”这个富有生命动态的词汇发生了名实不符的矛盾。屈指算来，我们困在这种“学科”意义上的“当代”，都近六十年了，那些已可以说是“陈年往事”的越来越远的作家作品，那早已故去不在世的作家作品，还是“当代”吗？现代性是个好东西。但现代性也有画地为牢的技术性樊篱及其狭窄，也有“断裂性”的仿佛永远要确定一个告别过去的“起点”的嗜好。“当代文学”的“学科”尴尬在这里不能不说是由现代性的观念局限所造成的。
当然，对当代文学的这种学科化的理解，其更重要的形成原因也许还是现实的、物质性的“学科体制”层面的因素所使然。我们应该将“学科”视为一个现代性的更靠近物质层面的制度化、体制化的东西，它建立在现代大学教育的学术分工和教育制度之上。技术性的明晰化和稳固化是它带给学者和教师的便利，是将历史和现实事物、将学术对象加以逻辑化知识化的需求结果。是一种非常必要的学术秩序化动机和诉求。作为学术研究人员，我们都不可避免地生存在“学科”之上。尽管我们有时用一个“中国现当代文学”似乎表面掩盖了“当代文学”的学科化，但实际运作中，“当代文学”完全是一个“学科”化的客观而实在的学术存在形态，从学会、教育、专业等区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的界限是极为明确的。当然，我们应该理解现在这种将当代文学学科化的初衷，而且自有“当代文学”“学科”以来，它大大推动了当代文学的研究，培养了持续成长的学术力量，取得不断超越的学术成果。但所有这些积极的努力和成果，都不能解决将“当代文学”作为一种有着固定起点的“学科”，与将“当代文学”视为一种不断发展变化、意指当下文学及其现时生活的“领域”，这两种理解之间的矛盾。就现实状况，从小处说，这只是一个学科的命名问题；从大处说，则是中国文学“学科”如何整合的现实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有关“当代文学”的说法，也许就不仅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学术现实操作的难题。但是，既然为“学术”，为由学术而形成的“学科”，就总要科学和名正言顺吧，这是学术和学科起码的伦理要求。我知道，这并不是我们坐在这里，或写写文章就能解决的。说“解放”，谈何容易！
怎么“解放”？这不是我能够说的。
我只想指出，现在是应该说要将真正的“当代文学”从学科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了。“解放”是一种更明确的表达和诉求。无论如何，是一个“学科”也好，是一个学术“领域”也好，“当代文学”不能这样地成为一种异化语言概念而存在下去，“当代文学”需要恢复其仅指当下的鲜活的文学的本来含义。当代文学的“历史性”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但它的“历史性”应建立在“当代”作为一种人的生命生活的现世时间基础之上。
《文艺争鸣》杂志2007年推出了“当代文学版”，我在前面写了一个题为《当代的意义》的发刊词，并无意挑战“当代文学”概念的现有秩序，但实在有将“当代文学版”办成体现当代性、当代精神的切近文学现实、参与当代文学发展的刊物。但一年下来，十二期，反思一下，这方面做得并不很好。还是太学院，太“文学史化”了。对如此丰富的前卫的“当代”，刊物体现得非常不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这不能不说是与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学院化，以文学史为重的风气有关。我们有些无能为力。这也促使我们下决心今年要推出“新世纪新生代文学写作评论大展”，努力体现真实的当代性，增强现场感，或叫与时俱进。
应该谈一谈有关“当代文学”使用的语言问题。我们实在应该对语言的使用持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和态度。这么多年来，对于“当代文学”研究的学院化、学科化、固定起点化，其实我们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没有认真对待过像唐弢、施蜇存、王瑶这些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研究前辈和权威的反对、告诫。唐弢先生甚至说出了“现在出版了许多《当代文学史》，实在是对概念的一种嘲弄”这样的重话。可是我们依然故我。可见世俗中的学术潮流，学科化的现代物质诉求，其势力是多么强大。老一辈学术权威“威”而无“权”，这是对“文学史”学术史进行“文化研究”的绝好案例，是一个社会语言学视角的绝妙案例。这些学术老人之所以能如此逆学术时尚而动，发表了使我们不去正视其实越来越无法不正视的警醒之言，就在于他们的心中怀有对语言对学术概念的可贵的敬畏之心。从社会语言学的认知角度，我们相信一切语言都是约定俗成的，如果我们约定“当代文学”是指称我们任意或一定要指称的对象，那么谁也无可奈何。这固然有理，词典上有多少这样的南辕北辙的“约定”俗“成”的词汇，时势造语言，语言造时势。更有甚者，时下当代文学界的部分学者又似乎有意将“当代文学”仅仅限定在他们用意识形态历史变迁框定的“十七年”文学加上“文革”文学这样一种更为狭窄的时间概念内含上，用一种置身于我们身后的意识形态化理解的特殊的“当代文学”概念来表明它与所谓“现代文学”的对立，以及与当下的“新时期文学”对立，由此“当下”的“新时期文学”也并不充分具有“当代文学”的合法性。语言被“文化研究”所颠覆、扭曲、颠倒，造成语言奇观，如果此时你说“当代文学”是当下形态的，他们反而会嘲笑你是在“望文生义”了。人们对“真理”的追求，往往表现为语言的诚实。无论你怎样试图“约定俗成”，不幸的是“当代”这个词都并不可以任意随便“约定”，你遇到了一个很麻烦的不肯训服的词汇。它似乎在顽强地表明，一些语言或概念一旦生成，就带有某种神性，你必须真诚地面对它，你必须对它有所敬畏，有所规束，有所遵依，毕竟“当代”一词要比“当代文学”来得更早、更具有意义权威，你用具体“学科”来固化“当代”，甚至集群性地不顾一切地强行占有它，施暴于它，仍然无济于事。在我们写下“当代”二字的时候，你不怕它会像一条泥鳅一样从指缝间溜之大吉吗？你会变得可笑，变得尴尬，变得慌恐，变得不自信。
处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说，还是解放了吧。
我们将失去一个“当代文学”，还将获得一个生机勃勃的“当代文学”。
作者：张未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