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艺术体制社会文化论文

作为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社会第三方组织，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北京公益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繁荣，2005年12月，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在北京市委第九届十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要积极培育首都经济新的增长点，着力抓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为新的引擎，推动产业升级。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顺势而为。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现当代艺术体制社会文化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现当代艺术体制社会文化论文 篇1：

中国艺术生态与艺术区发展研究

摘要：艺术生态是社会文化的湿地，对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有着重要价值，目前中国艺术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保护和发展策略亟待研究。本文深入剖析与中国艺术生态关系密切的中国艺术区发展现状，借以管窥中国艺术生态之困境，进而从民众视野、艺术教育、艺术人才扶持、传统艺术保护四个角度探寻适合中国艺术生态保护和发展的策略。

关键词：艺术生态；艺术区；传统艺术；和谐发展

一、中国艺术生态现状

“艺术生态”指的是艺术的生态环境，主要研究影响艺术生态的各种相关的环境因素以及艺术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价值。严格意义上说，“艺术生态”属于“文化生态”范畴，是构建生态的社会人文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当代艺术市场的迅猛发展，艺术之于社会文化的“湿地”作用越来越显著，因此艺术之于人类社会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古代中国在传统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纯净、高尚、愉悦的艺术生态环境，自古便有利用艺术净化心灵、陶冶情操、感化社会的成功经验，而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变化，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不断遭到破坏，艺术在其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和谐的艺术生态环境不再，艺术之于社会的作用不再，因此研究艺术生态对现实社会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国自改革开发以来，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受西方文化影响很大，文化思想波动较大，艺术领域的变化和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三点：

1.艺术形式“西化”倾向明显

中国传统艺术以“琴、棋、书、画”或“诗、书、琴、画”为主要格局，成为古人修身养性之道，并倾其一生以学习和实践。受西方现代艺术和文化理念冲击，艺术由国人的修身养性之道转变为谋生的重要手段，传统艺术的格局被颠覆，中国现、当代艺术形式的“西化”倾向极为明显。固然，艺术形式的丰富对艺术生态多元化有着积极的意义，但一味以升学、就业为出发点推崇西方艺术形式，而忽视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传承与发展，则是对中国本土艺术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

2.艺术行为功利性严重

眼下，西方消费主义价值观盛行于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艺术在这个大环境下也无法逃离其影响。一方面，艺术成为了现代社会的消费品，价格成为市场对艺术的主要衡量标准，市场竞争不可避免地为艺术行为带来功利性的倾向；另一方面，消费主义价值观直接影响了艺术从业者的人生观，有为数不少的艺术从业者将自己的艺术行为作为追名逐利的唯一手段。艺术从业者和艺术行为的功利性无法满足中国社会急需提升民众整体艺术审美修养的迫切要求，甚至对民众审美还会造成一定的误导作用，缺乏良好的民众整体艺术修养的社会如何能够致力发展和谐的艺术生态环境？

3.艺术从业者国学修为不足

时下，艺术早已从需要倾尽一生去研习的修身养性之道转变为急功近利的文化快餐，研习艺术在很多人看来不过是应试、升学的捷径和追名逐利的手段，缺乏国学修为的艺术从业者如何能在西方文化思想的冲击下，把握自身的艺术立场，弘扬中国传统艺术？这已经成为困扰中国艺术领域的普遍问题，从这一角度去分析，上述艺术形式“西化”倾向明显和艺术行为功利性严重的现象就不难理解了。

二、艺术生态与艺术区之关系

艺术区大多位于经济、文化水平较好的城市，是现代艺术从业者自发或在政府引导下形成的聚集地，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该地区艺术发展的水平与状态。现代艺术区的雏形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纽约的艺术家自发聚集形成的“苏荷区”（SOHO），社会艺术生态环境与艺术区发展关系十分密切，从艺术区的发展情况不难管窥到艺术生态环境的发展态势，与此同时城市艺术区的发展之于艺术生态，又可谓是一把双刃剑。

从正面影响看，城市艺术区聚集了大量各种艺术门类的从业者，其中更包含了不少业内精英，他们将成为推动城市、地区艺术发展的中坚力量。聚集带动了交流，将有力推动艺术形式和理念的发展与革新。各艺术门类（尤其是中国传统艺术形式）自身的不断革新将为中国艺术领域不断输送新鲜的血液，艺术生态环境必将朝着生机勃发的健康方向发展。

从负面影响看，一方面从世界各地艺术区的发展规律来看，“以艺术为开端以商业为结局”的商业化发展规律是不争的事实，纽约的苏荷、中国的798无一不是艺术家最终为商业让步的结局。商业化的发展规律对已经成形并有着良好发展态势的区内艺术精神和艺术氛围无疑是巨大的内伤，也必然会对社会整体艺术生态环境造成一次次的污染和破坏。

另一方面目前中国城市艺术区已经从早期的自发状态逐渐过渡为政府引导或商业机构组织状态，从建设和发展上有着速度更快、规模更大的优势，但政府或商业机构的介入，往往为艺术自身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功利色彩，许多的新生派和激进派在进入艺术区的过程中往往容易受到更大的阻力，因此艺术区的氛围容易为政治和商业利益所左右，对艺术的自由发展显然有一定的不利影响，对艺术的自然生态环境也会造成人为的破坏。

三、中国艺术区发展现状及对艺术生态之影响

艺术作为人文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发展，艺术区作为现代城市特有的艺术文化模式，在中国正方兴未艾。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类：

北京798，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由自发形成的艺术聚集地逐渐商业化的案例。798是由一些经济压力较大的艺术家承租原来的北京798厂的一片闲置厂房而自发形成的一个艺术聚集地，随着众多商业机构的入驻，租金日益高涨，众多无法承受租金压力和商业化气息的艺术家纷纷逃离，眼下的798已经蜕变为一个名符其实的打着“艺术”名片的喧嚣而浮躁的商业旅游景点和消费场所。

杭州LOFT49，这是一个自发形成的艺术聚集地后经政府保护与规划发展为创意产业区的案例。LOFT49在杭州市政府保护运河文化、发展创意产业的政策引导下，已经打造为一块充满感染力的新型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地，区内的艺术家和艺术机构在政府扶持下享受低租金的政策，没有商业的影响和压力，与此同时，更为幸运的是政府对于艺术区的自由发展并未多加政治干预，浓郁的艺术氛围和独立的艺术精神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和延续。

深圳宝安22，这是一个由政府规划发展，自始至终与商业密切结合的艺术区案例。深圳宝安22艺术区是中国首个以“当代艺术原创产业”和“艺术交易”为发展特色的艺术区，由政府策划、发展至今已成为目前我国南方地区规模最大、服务最完善的当代艺术交易基地。

从上述3个案例和大量其他艺术区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艺术区整体仍处在不均衡、不自由的发展格局之中。“不均衡”是指艺术区的兴起与发展受社会经济文化影响呈现出东多西少、一线城市多二线城市少的地域不均衡格局。“不自由”是指艺术区的发展受到政治、经济等因素影响和限制较大，在现实国情的影响下，艺术区难以实现自由发展的态势。

一方面，艺术区的兴起与发展确实为中国的当代艺术寻找到了一定的出路，为中国艺术生态多元化格局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艺术区的发展不过十余年，还处于探索阶段，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有限，更由于当前部分艺术区过度商业化的发展态势使得中国民众对艺术区还缺乏整体的文化认同与理解，因此要实现艺术区对艺术生态环境的促进作用必须对艺术区的整体发展进行科学的、文化的、艺术的引导。

四、保护中国艺术生态之策略

中国艺术生态环境的改善已经迫在眉睫，如果任由艺术生态继续恶化，势必导致这块社会文化的“湿地”沙漠化，对社会的和谐发展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研究中国艺术生态的保护和发展策略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去考虑：

1.从民众视野角度，借助艺术区力量扩展民众艺术视野，提升社会整体艺术审美修养。

良好的社会整体艺术审美修养是艺术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沃土，利用艺术区将各类艺术成果的公众展示常态化、公益化，并可利用志愿者的形式组织艺术学生、从业者、爱好者对观展观众进行免费讲解，循序渐进地扩展民众视野，提升社会整体审美修养。

2.从艺术教育角度，借助政府力量普及艺术通识教育，借助高校力量发展艺术精英教育。

多层次的艺术教育体制是艺术生态环境长远发展的必要保证，中国古代文人自年幼即开始接受丰富的艺术启蒙教育，并倾其一生将艺术作为自己修身养性之道。目前中国艺术通识教育的普及程度还较低，一方面需要借助政府和商业的影响力推进艺术通识教育；另一方面借助高校艺术教育力量发展一部分精英教育，将艺术生态保护理论与方法深深植根于他们的思想中，将他们培养成为中国艺术生态保护与发展进程中的中坚力量。

3.从艺术人才扶持角度，借助政府和民间机构的力量，为艺术从业者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和自由发展的单纯空间。

4.从传统艺术保护角度，借助艺术思想的交锋促进传统艺术的革新与传承。

总之，艺术生态之于社会文化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社会文化之于社会和谐发展的作用亦是如此，保护好中国本土艺术生态环境，不仅有利于中国自身社会和谐发展，对全球的艺术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都是积极有益的。

（责任编辑：帅慧芳）

作者：徐津

现当代艺术体制社会文化论文 篇2：

文化为社会服务，大业赖各界共兴

作为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社会第三方组织，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北京公益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2005年12月，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在北京市委第九届十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要积极培育首都经济新的增长点，着力抓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为新的引擎，推动产业升级。

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顺势而为。协调整合社会资源，构筑本土支持体系，尽己所能地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加优异的环境与平台。

构筑本土支持体系，引领艺术产业发展于天宏：您能用简短的几句话来概括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的职能吗?

孟海东：可以概括为：“文化为社会服务，大业赖各界共兴”。其中“文化为社会服务”可划分为展览展示、吸纳资源、鼓励创新、文化交流这四项功能，通过这四个方面为社会提供文化服务。“大业赖各界共兴”就是与社会各界合作、互动，依托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的有效平台，聚集社会各界的力量，共同致力于首都文化的发展。

于天宏：基金会从成立到现在的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哪些不顺畅，能否举个例子?

孟海东：基金会在1996年成立伊始，做过一些与市场结合的尝试，唯一的不顺畅就是企业的诚信问题，合作时的一些许诺有时不能够兑现。

于天宏：文化行业的从业人员都是比较有个性的，当时选定您来担任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秘书长这个职务有些怎样的考量?

孟海东：我谈谈我的个人经历与文化行业的关系。我是基金会创建的参与者之一。当时基金会做过一些比较有社会影响的文化项目，比如1997年庆祝香港回归的大型书画笔会、每年一届的人民大会堂迎新春音乐会等。后来我去德国大使馆担任经济商务领事。到目前为止，我的工作经历对现在的工作是有定的帮助和支持的，尤其是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

于天宏：您刚才提到的“文化为社会服务，大业赖各界共兴”，基金会有哪些资源来推动各项的活动?

孟海东：“文化为社会服务”已经很清晰地表明了基金会的服务功能，“大业赖各界共兴”也能够反映出我们的服务是通过与社会各界的精诚合作来实现的。我们最大的资源就是社会各界的支持。基金会的活动是非常丰富的，都是在积极响应党中央、市委市政府的各项号召下进行的。如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框架下，基金会设立和谐社会发展基金，构筑“和谐工程”，其中包括和谐社区、和谐交通、和谐环境专项基金等。2007年，“和谐社区专项基金”成功启动，并开展多项社区公益文化活动。目前最为成功的是“城乡结对”活动，既带动了北京郊区的旅游产业与生态农、文为市区居民提供了安全健康的食品。在文化创意产业方面，自市委市政府提出大力扶植文化创意产业政策后，基金会首先在文化创意产业中选中了原创艺术，因为文化创意体现在原创上。在进一步研究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个发展过程后，发现其中涉及到文化安全问题，不管是希克还是尤伦斯，之所以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过程中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原因在于中国当代艺术缺乏本土支持，因此我们很鲜明地提出：“构筑本土支持体系，引领艺术产业发展”。在这样的整体思路下，我们在考虑什么是当代艺术?当代艺术应该怎么发展?798是如何形成的?宋庄艺术集聚只是如何诞生发展的?本土的收藏家能不能在当代艺术的发展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为此，我们在2007年启动“宋庄当代文化专项基金”，在2008年启动“798艺术基金”，2009年启动了“艺术北京专项基金”。此外，还有“中国当代艺术推广专项基金”来支持我们的艺术杂志，有“北京现当代美术文献研究专项基金”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收藏提供理论研究与参考。基金会计划从宋庄的原创艺术集聚地、798的展览展示空间、艺术北京的年度艺术品交易平台、文献研究的理论支持这几个方面出发，形成原创、展览、展示、销售、收藏的产业链，构筑起本土支持体系。

于天宏：在您的框架中，当代艺术占了很重要的比重，这也显示出基金会的超前决策力以及充分调动各方面资源发展文化事业的态势。您刚才提到宋庄和798从前几年开始启动专项基金，其实宋庄和798之前是一个自发的生长过程，基金会将如何发挥自己独有的作用来推动文化创意产业迈向一个更高的台阶?

孟海东：2006年底，北京市认定了首批70个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宋庄和798艺术区就在其中，可见市委市政府对它们的重视程度。从从业者的角度看，房屋的小产权纠纷、房租的上涨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而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核心问题是如何让艺术区带动区域经济，如何让798物业的效益得到保障。798管理方可以说是在艺术区形成后才接受管理者的角色，需要不断积累文化创意产业的管理经验，寻求明确的方向与支撑点。面对活跃的创意产业发展形势，798的管理者做了大量工作，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处理保持当代艺术区特色与适度市场化、商业化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对艺术家、艺术机构、艺术品内容、艺术品交易的规范管理和保持园区内当代艺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氛围的关系，如何协调好政府、企业、艺术家、游客、媒体不同的利益诉求，使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商业化与艺术性等多种需求、多种碰撞得以有效兼顾，这是798艺术区需不断探索和实践的课题。基金会主要从宏观的角度看待这些问题，尽量在这些问题中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搁置分歧、团结一致来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在世界上的蓬勃健康发展。

于天宏：面对中国各个方面的转型发展，798艺术区的管理者应该成为一个更加专业的管理团队，以创造更多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政府作为更大的管理者是否应该有更有力的措施来指导?我认为798应更多地向公共利益倾斜。但是如果政府机构没有这样的政策，就难以实现这样的倾斜。孟海东：市委市政府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有着清晰的规划，只是需要时间来落实。以长安街沿线为例，“一街两边”文艺演出带的定位是非常明确的，但在这一定位下实现长期良好的发展，并充分发挥其在文化创意产业中的作用，需要一个过程。在城市管理上，市委市政府下了很大的气力，很多的城市空间已经合理有效地利用起来了。其实798已经为整个朝阳区的文化创意产业起到了重要作用，798带动了周边更多艺术区的发展以及餐饮娱乐产业的发展，这些效益已经引起政府的关注。

用创意做桥梁，构建人文北京内涵

于天宏：现在基金会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孟海东：最大的挑战在于社会各界对文化的关注程度不高，我们在和社会各界的接触中发现各界对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还未从经济利益的视角中跳离出来。我们工作能够取得突破的关键还在于社会对文化的关注与支持。

于天宏：能够支持文化发展的力量来自于政府和有资金实力的企事业单位。这些机构未能充分关注文化的原因可能在于：文化在中国还是一个不能拿来作为衡量单位机构成绩的硬性指标，基金会现在有没有意向推动软的文化指标与

硬性的评估指标发生一些关联?

孟海东：我们也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这在当前文化视野尚需提高的情况下是唯一有效的办法。另外从基金会来讲，我们要推出什么?与别人交流的时候是谈我们募集了多少钱、做了多少项目吗，在中国公益事业中，“希望工程”可以说是做得最好的，但是“希望工程”的成功不在于它募集到了多少资金，而在于它是种引领性的精神品牌。所以如何对社会资源进行有效的协调、引导是最关键的，例如我们将城市高压线以及千篇律的城市建筑进行艺术化的改造，资金投入很小，但是却可以提升整座城市的文化内涵。

于天宏：中国之前的建筑几乎是使用一张图纸建设的。政府现在与其花费大量资金美化建筑，不如将一片建筑承包给一个广告设计公司进行设计改造，然后为这家公司免费提供办公场所作为交换。

孟海东：这是一个理想的模式。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现在又成为创意中心，而创意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刚才又将创意具体化到设计方面，我们也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将北京建设得更加艺术化，北京在这方面的资源也非常丰富，关键看如何将这类资源调动起来。日本战后的公共艺术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引领了日本的科技产业，日本的动漫产业已经融入到了国民生活之中。北京公共空间与日本的差距显而易见，所以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去发展。党中央提出要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虽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推动相对容易了很多，但是要将中国的软实力升华到精神的层面，还需要一个载体，所以我们研究美学与动漫产业的关系，又研究了动漫美学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关系。现在又在研究用动漫的方式带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我们想到了一个载体就是熊猫，因为熊猫是可爱的、平和的，让不同的艺术家用不同的方式在熊猫白坯上进行创作，把中国的文化注入到熊猫的身上，然后向全世界推广。

于天宏：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如何才能达到像希望工程和壹基金这样的高度?

孟海东：现在最受关注的壹基金和希望工程，成功的关键在于视觉传播和品牌推广，他们使用了国际上先进的传播和运营方式，而且他们受到了全中国的关注，能够运用强大的社会影响力调动社会资源，其他类似的成功机构大概都是这样的模式。希望工程和壹基金能够得到中国人的深刻认同，我认为中华民族积德行善的传统思想是重要因素之一。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的瓶颈在于如何使文化获得像慈善一样的认同程度，突破这一瓶颈，基金会就会有飞跃式的发展。当然在我们的工作中，可以感觉到人们对文化的认可程度越来越高，我们希望文化成为中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前我们关注衣食住行，现在关注怎么衣食住行，这就是开始追求文化品质的开始。

于天宏：如何界定文化创意产业呢?

孟海东：文化创意产业的界定有过很多的讨论，难以形成定论。基本的指导思想是：产业如何通过文化提升附加值，文化如何借助产业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创意是二者的桥梁。公共文化作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目标，其实也提升了整个城市的品位和城市的人文内涵，但是目前也存在没有评价标准的困难，文化创意产业的作用不能仅以GDP来评测。

于天宏：我觉得在政府的文化创意产业体系里，从调研到专业顾问资源的调动上，缺少来自民间的活跃力量。当然近年来，政府部门在这方面有所转变，目前有没有更加综合的筛选体系，吸收更多的体制外人才进入政府创意产业体系?

孟海东：大而言之，民营和国有两类文化企业在目前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过程中都有成功案例。像现在经常报道的中国木偶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就属于民营资本参与国有艺术院团改制并控股的示范，而华谊兄弟还得到了政府的资金奖励，还有北京儿艺也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先进典型。以前体制缺乏活力的部分已经进行了改革，通过不断的文化体制改革触发了人才的能动性和创造力。从具体而言，只要有人才对文化创意产业起到推动作用，北京又化发展基金会就愿意和这些人才合作，共同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我们即将举办的“首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论坛”，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原则：内容大于形式。论坛的六个发言人分别是798艺术区的杨文良、木偶艺术剧院的赵永庄、朝阳文化馆的徐伟、华谊兄弟的王中军、风险投资的赵小兵以及崇文区文委的李承刚，将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实实在在地分析各个方面存在的问题，探寻文化创意产业的机遇与发展思路。这次论坛与北京市政协、北京市文联一起合作，希望能够提出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供政府参考。为避免浮躁，将文化创意产业的问题从理论上进一步深化与提高，会后将做个论文集，邀请21个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投稿或对其负责人员进行访谈，从理论上加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研究。

现当代艺术体制社会文化论文 篇3：

体制的艺术与艺术的体制

自文明社会诞生以后，人类就是体制化的动物。艺术家是以艺术创作者的身份生活在体制中，并通过艺术创作与体制发生关系。在人类历史上，艺术与体制的关系有时融洽有时扞格，但大多数时候艺术会走在体制的前面，充当破除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的先锋角色。从本质上说，艺术永远是为政治服务的，问题在于，它服务的是什么样的政治。当艺术与政治的目的并行不悖时，艺术与体制的关系就是和谐融洽的；否则，二者之间就会对立不睦。在封建帝王时代，艺术主动或被动地充当了专制政治的附庸，由于艺术家没有自主独立意识，其艺术也就成了为皇权服务的工具。在今天的西方社会，自由的艺术与民主的政治相互依存，共同推动造福于大众。

作为一个西方当代艺术研究者，基于这些年对西方社会和当代艺术现状的考察，我认为当今的西方艺术处在一种政治、学术和市场一体化的体制中。回顾西方现代艺术发展史，我们知道，它也曾经历过一个艺术与体制之间剧烈冲突的时期，这就是现代艺术史的早期，亦即现实主义和印象主义盛行的19世纪下半叶。当时的法国处在从封建专制向民主共和制度过渡时期。在艺术领域，以皇家美术学院为代表的官方艺术占据着艺坛统治地位，新兴的以现实主义和印象派为代表的民间艺术对固有的政治体制和艺术秩序发起了挑战。1855年库尔贝在巴黎世界博览会展馆外自辦个人画展，1863年巴黎沙龙展之后举办“落选沙龙展”，诸如此类的事件和现象都标志着官方学院派艺术与民间自由派艺术的尖锐对立。马奈在“落选沙龙展”上展出的《草地上的午餐》不仅遭到法国社会保守势力的攻击，还受到国王拿破仑三世的斥责。民间自由派艺术与官方学院派艺术的对立，表面上看是艺术观念和审美趣味的不同，就其本质而言是新艺术与旧体制的矛盾。那时的法国艺坛存在着两种艺术评价标准，一个是官方学院派艺术评价标准，另一个是民间前卫艺术评价标准。更重要的是，资产阶级的大规模崛起导致了艺术市场的兴起，曾经作为教堂、宫廷贵族专属品的艺术开始走进规模庞大的中产阶级家庭。商业画廊在欧洲各国大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反过来又促进了前卫艺术的繁荣。从一定意义上说，市场化的艺术就是民主的艺术。从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转换，是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艺术自身也在这一历史转换的进程中扮演了推动者的角色。

对照西方历史，我们发现，当今的中国虽然与西方同时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在生产技术、生活用品和信息等物质文明方面与西方是基本同步的，但在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层面，我们仍处在法国19世纪后半期，也就是库尔贝和马奈生活的时代，处于专制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型时期。在经济领域我们实行的是双轨制，在中国艺术界同样存在体制内与体制外两类艺术家及其不同的艺术价值观。我这里所说的体制内与体制外艺术的分野，更多地是指艺术家的立场而非身份，供职于画院和美术学院、拿工资吃皇粮的艺术家虽然具有体制内身份，但不一定抱持体制化的立场。通常情况下，人们将那些紧跟主流意识形态、弘扬主旋律的艺术看作是体制化的艺术，而将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艺术家的创作视为体制外艺术。中国体制外艺术的出现和兴旺归因于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壮大。从当下的现实状况看，体制化艺术与体制外的艺术各有生存空间、彼此平分秋色；而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存在体制化艺术日渐式微、体制外艺术日益强大的必然性。

我们知道，任何体制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体制不断变化不断更新的历史。西方现代艺术史告诉我们，只要符合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需要，体制外的艺术终究会成为体制内的艺术，像印象派和野兽派那样最初备受非议和攻击的前卫艺术，如今早已成为人类艺术史上的不朽经典。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当下政治、经济和文化双轨制的形成，既有中国历史自身演变过程中新旧意识并存的原因，也有中西文化交融两种观念彼此同在的缘故。由于历史线性发展的模式被打破，中国进入到一个西方现代生产力与中国固有生产关系既彼此对立又同时共存的时代，这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社会形态。

对于艺术和艺术家而言需要面对的有两个体制，一个是社会体制，另一个就是艺术自身的体制。社会体制主要是指政治体制，政治体制的本质是利益分配。不管是社会体制，还是艺术体制，其核心都是价值观。建立体制的目的都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发展。艺术体制由艺术创作、批评批评、艺术教育、艺术收藏和艺术欣赏等要素构成，艺术家、策展人、艺术学院、收藏家、画廊、博物馆和欣赏者等相关人员共同组成了艺术体制的主体。艺术体制的建立，从本质意义上说，就是使艺术的发展从无序变为有序。艺术体制一但建立，它的作用就会随着艺术的发展而发生变化。艺术体制建立之初它会有利于艺术的进步，慢慢地它总会成为艺术继续进步的桎梏。因而，新旧体制的不断更迭就成为艺术发展的必然规律。实际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体制，更没有一劳永逸的好体制。艺术永远是在突破体制、建立体制、再次突破体制的过程中发展进步的。艺术的进步就表现在于对体制的突破，更确切地说，艺术的创新体现在对社会体制与艺术体制的双重突破。只不过，艺术往往是通过突破艺术体制进而达到改变社会体制的目的。

在西方现当代艺术史上，艺术的发展更多地表现在对艺术体制自身的不断突破。不管是观念主义对形式主义的背叛，还是从现代主义演变为后现代主义，再从后现代主义进入当代艺术，西方现当代艺术的演变始终是一个在艺术自身的体制内不断突破的过程。因为在20世纪的西方世界，民主政治已经完全实现，社会体制不再成为艺术发展的枷锁。即使它对艺术仍然具有制约作用，也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对于艺术家来说，只需将注意力放在艺术本体上，处理好艺术自身的关系就已足够。上文提到西方当代艺术是单一艺术体制，纯学术已经成为唯一评价标准，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中国当代艺术既是在不断突破社会体制的进程中向前发展，也是在逐渐突破艺术自身体制的过程中向前推进。虽然社会体制对艺术的制约仍然存在，艺术的完全独立尚未实现，但这一步是必然会到来的。我们知道，任何事物的变化都会经历从量变到质变、从渐变到突变的过程，不能指望变化在一天之内发生。种种现象表明社会体制对当代艺术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宽容，甚至可以说当代艺术正在被社会体制接纳。因此，我对中国艺术的未来充满信心。我们需要警惕的是艺术体制自身可能出现的僵化，以及这种僵化对艺术不断进步、继续创新的阻碍。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伟大的艺术家创建艺术体制，平庸的艺术家迎合艺术体制。艺术体制是用来为艺术服务的，也是用来打破的。让艺术永远走在体制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