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论论文范文

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当代文论论文范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摘要：周扬，作为影响中国当代文论的关键人物，他的一生与时代紧密牵系。他并不是依靠等身的著作成就其非凡地位，而是凭借其对中国当代文论的深切影响。周揚自身文学理论的大致思路在“左联”时期形成。在延安时期，他从文艺青年转变为党的宣传者，还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坚定阐释者与执行者。

第一篇：当代文论论文范文

在中西对话中构建当代中国文论

近几年，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按下了“快进键”。这一方面是因为环境倒逼，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文论霸权式冲击，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并没有带来对当下本土文艺实践的有效阐释，而是造成所谓文化批评的失语失范;另一方面还因为责任使然，此事体大，属文之大者，“我思故我在”，没有“思”，“我”焉何在?焉能与西方或他者对话?学术议程的“快进”蕴含着学界深沉的使命情怀和清醒的责任担当。由是观之，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曾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学西话：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以下简称《中学西话》)一书面世，其开创性意义和方法论价值就凸显出来。该著作是由曾军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组成员通力合作、攻关克难，取得一系列可观的研究成果。

一

聚焦透视“中国问题”。构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首先要解决的是理论资源问题，因为我们不能随意去创造，也不能凭空去发展，只能在前人传承基础上去创造、去发展;更何况在全球化发展不可逆转的背景下，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构建一个“纯中国”的文论体系，它注定必然是适用中国的，同时也是有益于他国的，即它是亦中亦西的或超越中西之别的。[1]这样来看，其理论资源主要有三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正确指导，二是对中国传统文论的继承创新，三是对西方文论的批判借鉴。[2]三者不能等量齐观，从从属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主导部分;从转换难度上来说，传统文论是“硬骨头”;从复杂性上来说，西方文论最难剥离。这里单就西方文论来讲，就其内涵而言，我们所反思的西方文论也已不是西方视域里的“西方文论”，而是已经中国化的“西方文论”，有几个重要的标志：它们被译成了中文;它们被赋予了中国学者的理解;汉语思维已部分影响了对西方文论话语的理解。就其影响而言，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精神分析、原型批评、读者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在中国各有市场，但因其融入本土文艺实践的程度不同，其影响力也不一样。与影响力相关联，这些流派在国内学术圈受到的关注度、被研究的深入度也不一样。因此，对西方文论本身的再认知、对其在国内传播情况的再认知，更深一层，对其与中国文艺实践关系的再认知，就显得重要且紧迫。

对此，《中学西话》选择了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作為撬起“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的支点，也就是采取了迂回折入的办法来切入，换个他者视角“看”中国，看“中国问题”在西方文论中如何被表达、被呈现，包括正解和误读，这就形成了“他看我，我知道他在看我，我知道他‘何以然’在看我”这样一个视角叠影、环绕、包围、击穿的关系，从而更清楚地发现“中国问题”和西方文论相互之间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发现西方文论对于当下中国文论话题体系建设的价值。依照这样的思路，该书分析了西方文论观照和研究的中国问题的两种形态：“以理论化形态出现的中国问题”和“以非理论化形态出现的中国问题”，并从西方文论与中国问题两者的关系角度，将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分成了两类：“内在于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和“外在于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这样，就从他者视角，为读者编排了一次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之旅、具有“异国情调”的中国文化之旅。

超越传统开展深度“对话”。该著作提出，需要全面升级中西文论的“对话主义”研究方法：超越“刺激—反应”模式，采取“需要—选择”模式;超越单向的“影响—接受”模式，采取双向的“折返—出入”模式;超越“比较—对立”模式，采取“对话—共识”模式。[3]6-9这是一种卓越理性的思考，也是一个务实管用的方法。举例来说，采取“需要—选择”模式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西学东渐”并不是“西学”刺激，“东方”反应，以为在“西学东渐”中，西学扮演着“强势”角色，中方“弱势”，只能被动反应，而事实是在“西学东渐”中发挥主体性作用的，恰恰是我们中国学者自己，经过试验、实践，哪些能够接受，哪些被拒之门外，中国学者是可以选择的。同样的道理，“东学西渐”也不是中国的文学艺术和思想学术被译介到世界，就实现了文化走出去，就以为有了“文化自信”和“文化优越感”了，其实中国文化只是在西学需要解决自身问题时被选择的时候才会被接受。[3]7应该说，“需要—选择”模式是更符合各方接受实际的。而随着“东学西渐”和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西方学者将会不断增加其直面“真实的中国问题”的比例。笔者以为，随着不同的主体加入“对话”，对话的形式和方法也将会升级，它自身也会呈现一种开放的、包容的格局。

方法论的升级内蕴着学术主体的自信。当人们回过头来看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文艺时，会觉得不少人失去了自己的定力，变成了追新逐后、俯仰于外来思想潮流与社会时尚的墙头草，丧失文艺审美的本位立场，丧失对学术真理和诗性正义的追求，丧失一个学者的学术人格与主体自我。[4]但当回首20世纪80年代的环境时，我们也会发现，其时包括文艺在内，我们各方面百废待举、奋力追跑，而西方包括文艺在内不断试鲜、戏潮逐浪，遂造成了我们“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甚至是美国化)”的片面认识。内因决定外因，如此说，并不是为当时的文化批评“集体失语”开脱，而是从另一个角度给予当时的社会环境一瞥。但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国人(包括大批学者)也频繁走出国门，我们也开始用打量的眼光看多彩的、差异化的世界，学者们也开始了反思自省、奋发图强，内心觉醒、动力焕发，学术主体自信慢慢开始有了、坚定了，胸中有丘壑，落笔筑山河。该书的作者队伍是具有清醒使命的学者团队，著作列出了三类与“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相关的研究主体：西方文论家、海外汉学家、中国学者自身，其出发点和目的是不一样的。显然，中国学者是“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的研究主体，目的在“经由世界，研究中国”，就是重估和反思西方文论知识的生产方式及其理论意义和价值，重建当代中国文论的主体性，体现作为“世界的中国”在文论知识建构中的独特价值。

二

《矛盾论》和《实践论》是毛泽东的两部重要的哲学著作，指导了中国革命实践，也影响到了西方社会，特别是西方的左翼学者。《中学西话》展开了对以这两部著作在西方的影响为核心认知的“毛泽东美学”的认知测绘。该书梳理了毛泽东的思想对布莱希特、萨特、波伏娃、阿尔都塞、马尔库塞、雷蒙·威廉斯、詹明信、德里克、齐泽克等的影响，分析了其理论形成过程中毛泽东的思想或中国现实问题或中国文化因子的“中国元素”的成分，并指出了其中创造性的解读和浪漫想象的成分，甚至基于研究者立场而伴随的不可避免的误读和扭曲，从而凸显了被遮蔽的中国毛泽东文艺思想中极为独特的声音。比如，马尔库塞就从“文化革命”的角度重新理解了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艺术思潮，认为艺术和美学形式的变革体现了“艺术的政治潜力”，认为无产阶级艺术具有充分的“否定性力量”;他高度评价中国革命文艺时期的流动剧院：“中国的戏剧并不在一个‘游戏的世界’里进行演出;它是革命事件的一部分，反映了演员和战士的同一性：演出空间和革命空间的统一。”[5]57西方文论家的这些“独特”的学术研究，在80年代随着他们著作的译介和传播开始进入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内部，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如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萨特的“介入”思想、阿尔都塞的辩证法、马尔库塞的解放美学、雷蒙·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詹明信的政治无意识、德里克的后革命，等等。这是一种折返影响。通过对西方“毛泽东美学”与中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平行比较、影响研究以及对中国的“折返影响研究”，《中学西话》既引领读者听到了他者的独特声音，也指出了他者研究“中国问题”中的一种倾向：如果说长期以来，毛泽东的思想对西方左翼思潮的影响主要是正向激励，西方左翼学者也主要是以“同情之理解”的方式来汲取毛泽东思想和作为“他山之石”的中国问题的思想启迪甚至是精神支撑的话，那么，西方左翼学者对毛泽东和当代中国问题的态度则经历了从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沉默，到80年代之后的隔膜，再到90年代之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的质疑，西方“毛泽东美学”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这值得我们关注。[5]60笔者以为，这是对“我”对“他者”的影响上的一种可贵的理论清醒。

文化因交流而多彩、因阐释而丰富，古代中国的思想文化也在西方现代思想家那里得到回响，并促进他者以此为支撑点，构建他们对中国的想象图景。比如，作为精神分析哲学家的齐泽克，其哲学思路和思想触角就伸向了代表古代中国文化的儒道思想。他研究了“庄周梦蝴蝶”的意象，其方法是采用弗洛伊德的梦理论、拉康的幻象理论进行阐释，认为现实中的庄子一直在思考如何摆脱物役，让身体和精神都达到自由的状态，而自在飞舞的蝴蝶就是庄子可以统一自己生活世界的一个象征物，即幻象，没有这个幻象，渴望逍遥游的庄子就飞翔不起来。换言之，人成为主体，就需要幻象，需要镜像中的他者，才能建构起属于自己的统一现实感。齐泽克还从精神分析的意识形态角度对儒家文化进行了解读，认为面对春秋时期社会的分裂，孔子选择倒退回周及其以前的“黄金时代”，努力恢复过去的礼乐传统和等级制度，这是不可实现的意识形态幻象。《中学西话》肯定了齐泽克对儒道文化阐释的合理成分，同时也认为他对庄子、孔子等先秦诸子文化的解读，表明了中国形象及其文化对西方人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在他们的眼中是具有古老文明的神秘之地;又表明齐泽克等有意无意从西方中心论观点来看待中国。“中国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成为西方文化的镜像投射之物，成为西方价值的反射物，而根本不看真正的中国是什么，也难以接受中国从他者转变为主体，来讲述中国自己的故事。一旦中国展示了真实的状况，恐怕有些西方中心论者的文化幻象构架会受到严重的打击。”[6]这说明西方学者很难超脱其根深蒂固的“西方文化中心论”立场和主体—他者、西方—中国的镜像关系框架来解读中国，以至于发生认知错位，甚至是误读。而要改变西方人的看法，首要的还是在于我们自己主动讲好中国故事，展示真实的中国。而这，在我们国家和平崛起、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显得非常重要。

三

在文论迭代中进行原始性创新。构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不可避免地涉及原创性问题，这也是衡量其体系建设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而在我国学术界，“原创性”问题已成为一种“原创焦虑”。但笔者以为，有焦虑、有期待，总是好的价值取向，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原创性面前，还是努力保持平和的心态，立足于己、实事求是，直面問题短板，不断开拓进取。在这个过程中，不苛求“从0到1”，尽可能追求“从1到2、3、4……”既不把原创性神秘化，以为原创性不管怎么努力也不可得;也不把其简单化，不去研究，不去求索，不下苦功，坐等天上掉“馅饼”。也可以像开发网络产品那样，开展迭代创新，不断对产品进行修复、更新、完善，不断地滚动发展，假以时日，由量变到质变，成果亦相当可观。由此来看，《中学西话》既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比如，创新了思维，提出了“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这一研究路径，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范式和概念，还拓宽了研究领域，等等。一批卓越的学者在做一些开拓性的工作，深入其中，跳出其外，追求平视，双向对话，刷新了认知视野，不断推出阶段性成果。

在互动中增加互文价值。借鉴中国古代文论的“互文”修辞手法，笔者以为，“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这一课题，具有很强的互文性价值。诚如论者所言：“不同文化、文学领域的差异性，并不意味着异域理论对于本土问题普遍缺乏可资借鉴的阐释效力，而是更倚重本土研究者借鉴水平与创新能力。”[7]现在，以专业主义和专业精神直面我们的问题和短板，系统梳理、发掘和整合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既领略西方文论家的哲思和智慧，也采撷“中国问题”之于他者的“已鉴”和之于我们的“未思”，并提取两者交融之时的火花照亮当下文论建设的价值。应该说，这行为本身就是一次有价值的对话、一次勇于走出去的挑战之旅。

另外，笔者以为，该书在分析每个论题时，在章节后若能附上一两篇西方文论家的相关学术文章或者片段，将更能帮助读者了解所涉及的西方文论家，也更能帮助读者把握本论题的主旨，增加科研成果的传播价值，这也算是一种互文价值吧。诚然，当前的这本著作，只是课题的阶段性成果，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精进，将会结出更多更丰硕的果实，进一步彰显助推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的实力担当。

注释

[1]曾军.文论话语体系需要超越中西之别[N].社会科学报，2016-6-20.

[2]2015年10月24日至25日，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十二届学术年会暨“当代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建构”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行，会议达成了“当代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建构，既离不开对传统文论的继承创新和对西方文论的批判借鉴，更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正确指导”这一共识。参见2015年10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郝日虹《建构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正当其时》。

[3]曾军.中学西话的“对话主义”研究视野[A].曾军.中学西话：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4]谭好哲.40年来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的反思[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

[5]曾军.《矛盾论》与西方左翼思潮中的“毛泽东美学”[A].曾军.中学西话：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6]韩振江.蝴蝶：齐泽克的古代中国镜像[A].曾军.中学西话：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183.

[7]余岱宗.中国文论的原创焦虑与阐释优化[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7-3(4).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

（责任编辑

作者：易秀娟

第二篇：周扬与中国当代文论

摘 要：周扬，作为影响中国当代文论的关键人物，他的一生与时代紧密牵系。他并不是依靠等身的著作成就其非凡地位，而是凭借其对中国当代文论的深切影响。周揚自身文学理论的大致思路在“左联”时期形成。在延安时期，他从文艺青年转变为党的宣传者，还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坚定阐释者与执行者。建国后十七年，他从延安的文艺界领导变成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指导者和践行者。在新时期他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其文艺思想更加开放和包容。

关键词：周扬;当代文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学阐释学的中外话语资源、理论形态研究与文献整理”(19ZDA264)阶段性研究成果。

周扬(1908-1989)，原名周运宜，字起应，湖南益阳人。早年曾在上海国民大学、大夏大学英文系学习，后留学日本。周扬1931年加入“左联”，两年后成为“左联”的领导人直至该组织解散。1937年他去了延安，并很快成为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战线领导者，先后任教育厅长、文艺界抗敌协会主任、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延安大学校长等职务。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等。“文革”中受冲击。1976年后，周扬复出并继续主持文艺界工作，直至1989年去世。

严格来说，周扬成为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论家，并不是依靠其等身的著作，而是依凭他对中国文论、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切影响。一个世纪以来，在中国文艺界，还没有第二个文论家能够像周扬这样，不但与同时代每一位重要的文学家都有这样那样的交集，而且还永远地改变了其中很多人的命运。与其他文论巨擘更不同的是，和周扬那几起几落、跌宕沉浮的人生相比，他的理论体系反倒显得不那么复杂艰深。如童庆炳先生所描述的，周扬一生的文学理论活动中真正发生影响的就是“一个中心——人民文艺论”和“两个基本点——艺术真实论和艺术形象论”[1]。但是，恰恰因为他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因为他的人生中交织着的斗争、批判、背叛、屈辱、反思，周扬的理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才能远远超出了理论本身的视阈，成为现当代中国文艺史与意识形态史的缩影。

与同时代很多学者类似，周扬的理论发展轨迹深受时代的影响，1937、1949、1966、1976这些重要的年份也成为周扬人生中天然的断限。在此，我们将按四个不甚接续的时期来阐述周扬文学理论的演变历程。

一、“左联”时期(1931-1936)

20世纪20年代后期，整个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此时的周扬是一个满腔热血的青年，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当然要说，周扬的勇敢和叛逆是受到了“五四精神”的影响，但他个人的求学经历也对他此时的选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周扬在上海求学期间所学的专业主要是英国文学，这使他更自觉、更主动地接触西方思潮，此中既有共产主义，也有柏格森与尼采主义、易卜生的个人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其中，共产主义对他影响最大，而尼采主义的叛逆精神也打上了一定烙印。

1930年3月2日，以鲁迅为首的革命文学团体“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这标志着我国“左翼”文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31年底，周扬加入“左联”，1932年便被推上“左联”常委的位置。1933年5月丁玲被捕后，周扬继任“左联”党团书记直到1936年春该组织解散。因为他为了早日参加实际斗争，在大夏大学时由英文系转入高等师范专修科，毕业后就去日本留学，在日本又因被捕而中断了留学生涯。周扬很少文学创作，主要致力于国外革命文学的译介和文学理论与批评。他能够成为“左联”的领导，一方面是因为组织的需要和冯雪峰等人的推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一腔热诚和勤劳肯干。临危受命的周扬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坚持负责“左联”的文化运动，为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般认为，此时期周扬的文学理论还不成熟，他对文学的理解还缺乏一种深沉洗练之后的真知灼见。实际上，周扬自身文学理论的大致思路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其中几个最重要的方面在此时期都已经做了思考，包括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现实主义和形象思维等。更为重要的是，此时周扬的想法应该是相对来说最真诚、最多含有独立思考的成分。

刚加入“左联”，周扬就与鲁迅等“左翼”文学家并肩作战，与以胡秋原、苏汶等为首的“自由人”和“第三种人”展开激烈论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胡、苏等人鼓吹文学脱离政治、脱离阶级、“马克思主义者不要真理”等主张，攻击“左翼”文化，而周扬的《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1932)、《文学的真实性》(1933)等文则给予了有力的回击。周扬文论中最核心的论题——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在此时被提了出来：“文学的真理和政治的真理是一个，其差别，只是前者是通过形象去反映真理的。所以，政治的正确就是文学的正确。不能代表政治的正确的作品，也就不会有完全的文学的真实。”[2]67“作为理论斗争之一部分的文学斗争，就非从属于政治斗争的目的，服务于政治斗争的任务之解决不可。同时，要真实地反映客观的现实，即阶级斗争的客观的进行，也有彻底把握无产阶级的政治观点的必要。对于文学之政治的指导地位，就在于此。”[3]9-10可见，周扬此时的表述尚显稚嫩，观点也比较绝对化，但从字里行间却可看出周扬的真诚，作为一个全心向往革命的热血青年，周扬鲜明坚定地坚持以政治为中心的一元论。其实，何止周扬，在那个热血的时代，“左联”的青年们很多都深受共产主义的感召，他们尤其努力紧跟国际共运的步伐，只是因为环境的险恶和联络的不畅，时常会有“滞后”。在此，周扬凭着外文的优势，总能更快地接受苏联文学界的新思想、新观念。就是他在1933年将苏联“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引进中国，同时对极左的“拉普”创作理论做了彻底的否定，这也是他此时期理论上最大的功绩。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中，他指出“拉普”批评家们常用“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方法的烦琐哲学公式去绳一切作家的作品，其中还纠缠着极端的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这种庸俗社会学的论调曾是“左联”青年们追摹的目标，而周扬的文章及时刹住了这一风气。更为可贵的是，他进一步提出：“艺术家的世界观又是通过艺术创造过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而表现出来的。艺术的特殊性——就是‘借形象的思维’;若没有形象，艺术就不能存在。单是政治的成熟的程度，理论的成熟的程度，是不能创造出艺术来的。”[2]36这也是周扬对自己以前过左倾向的反拨，这种反拨在他的人生中多次出现，只是造成的反响各有不同。不论如何，此时的青年周扬在论辩中逐渐成熟，也更多地注意到了文学本有的艺术品格。

不过，周扬还是为自己的年轻气盛付出了代价。随着周扬在“左联”领导地位的逐渐提高，组织内部的矛盾逐渐激化，始于1935年的“两个口号论争”使得周扬和鲁迅、茅盾、冯雪峰等人产生重要分歧，以至于鲁迅激烈地撰文称周扬为“拿了鞭子的奴隶总管”，是“无药可医”的了。这一论争给周扬以深刻教训，直到80年代，周扬还称30年代是自己的“另一个癌症”。也就是从这时起，周扬的文艺思想开始趋于沉稳。

二、延安时期(1937-1946)

1937年11月，周扬来到延安，很快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后来又担任鲁艺副院长和延安大学校长等职，并主持多种机关杂志，实现了从文艺青年向党的宣传者身份的转变。当然，此时期对周扬影响最深远的事情莫过于党的信任。初到延安，毛泽东对周扬这个不到30岁的青年还只是“不偏不倚”地关心培养，后来逐渐委以重任，甚至互相阅看文稿，毛泽东那篇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曾被周扬细细地阅改过。也是从这时开始，周扬逐渐主持了党的教育、文化、宣传工作，在历次运动中，并和毛泽东之间形成了一种固定的“互动模式”：运动之初，周扬常常是被动的，甚至没有预料到毛泽东对事件的反应;于是几乎每次运动初始，他都曾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但运动深入后他能够认识自己的缺陷，迅速調整，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坚定执行者。此中最值得称道的事，就是周扬在毛泽东“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成为了毛泽东文艺思想最权威的阐释者。

1942年5月，毛泽东针对延安文艺界脱离工农群众、一味搞“大、洋、古”的现象做了讲话，提出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在文艺的功能、文艺的源泉、创作的继承与革新和文艺批评的政治与艺术标准等方面都给出了指导意见。这篇讲话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1944年，周扬组织编写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该书共分五辑，分别为“意识形态的文艺”“文艺的特质”“文艺与阶级”“无产阶级的文艺”和“作家与批评家”，每辑都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鲁迅的相关论述。将毛泽东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列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领袖，这是周扬此时期一大功绩。在该书“序言”中，周扬说：“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革命文艺指示了新方向。这个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此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的课本。”[3]112如果说“左联”时期周扬的文艺思想一直在追慕苏联，从此时起，周扬忠实而坚定地传播与执行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并将之学理化、经典化，同时也奠定了自身在文艺理论界的领导地位。

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周扬的文艺思想渐趋成熟，并在实践上多有成效。在周扬文论的核心问题——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初到延安，他就在《抗战时期的文学》一文中直言不讳文学是“政治的工具”，后来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在历次运动的磨砺下，他的“工具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逐渐将之与毛泽东思想并轨。“座谈会讲话”之后，周扬以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为依据，系统阐发了毛泽东的文艺与人民群众关系的理论：文艺从群众中来，必须到群众中去。他首先指出：“毛泽东作了关于‘大众化’的完全新的定义：大众化‘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这个定义是最正确的。”[3]120以此为出发点，周扬发挥了毛泽东“普及与提高”和“如何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的具体论述，并将之应用到解放区的文化、宣传实践中。比如，“鲁艺”戏剧系原来热衷于《钦差大臣》《带枪的人》《日出》等重头大戏的排演，等等。毛泽东批评“鲁艺”这是“关门提高”，过于注重“大、洋、古”。“整风运动”后，周扬在批判了体现资产阶级意识的艺术之余，反复思索适合中国的“民族形式”，并最终选中了以赵树理的创作为典型。1946年，周扬发表《论赵树理的创作》，指出赵树理的创作“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实践上的一个胜利”[4]，因为他的作品写农民就像农民，只消几个动作几句语言，农民真实的情绪面貌就栩栩纸上。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成功因素，是赵树理的语言，因为他的语言是“真正从群众中来的，而又是经过加工、洗练的，那么平易自然，没有一点矫揉造作的痕迹”[3]376。这样的成就自然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典型体现，周扬后来将之发展为“新的英雄人物”理论，在新中国的文艺界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十七年”时期(1949-1966)

1949年7月，北平解放。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被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后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他也从延安的文艺界领导变成了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指导者和执行人。他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做的《新的人民的文艺》报告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的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全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3]371如此，周扬就把延安的文论精神推广到了全国，努力地在各个领域贯彻毛泽东的指导思想，直到1966年。

据后人追忆，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间周扬的主要成就，一是主导新中国第一次文艺体制改革;二是主抓文艺创作和戏曲剧目，颇有实绩;三是主持了大学文科教材建设[5]17。因为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文化经历，周扬的文艺思想主要是在历次讲话中展现出来，又通过多年来的领导工作践行了自己的理论。比如，作为全国文化和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周扬对当时文科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相对比较公允，对待传统文化和唯心主义思想比较宽容，也反对机械化、庸俗化地理解毛泽东文艺思想。当时有一种“以论带史”的主张，即将所有知识都串到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上。对此，周扬强调：“研究历史，不能先有一个公式，先立下个结论，然后再找一些史料来套，来证明。研究历史应当从史料出发……研究现状应当从现状出发。”[6]在此，周扬实质上依然扮演着毛泽东文艺思想贯彻者的角色。毛泽东在《讲话》中曾提出“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内容有害的作品，又反对只讲内容不注重艺术形式的偏向。在此，周扬一方面坚持了文艺与政治的紧密结合，同时也反对概念化、公式化的理解，并指出：“无论表现现代的或历史的生活，艺术的最高原则是真实。”[3]295这一原则在周扬阐述并指导“新的英雄人物”的艺术创作中起到了比较积极的作用。创造“新英雄人物”形象也是由毛泽东《讲话》所提出，但周扬一方面将其作为艺术创作的根本要求，另一方面，强调要联系现实，写出英雄人物性格的成长过程，在描写过程中也要注意从具体到一般的逻辑概括过程，而不是脸谱化、公式化的标语口号。从中也可见到周扬对他以往言行与理论的深刻反拨，尤其是“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口号，是他对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思考中最有价值的主张。

四、新时期(1976-1989)

1977年，复出后的周扬被任命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1979年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这一时期的周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其文艺思想变得更加开放与包容。

新时期周扬文艺思想的核心问题还是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复出后，周扬继续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党领导文艺主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影响和正确的文艺政策。这要求我们的领导者了解文学、艺术的规律和作家、艺术家的特点，为他们提供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的较好条件，保证他们进行艺术创作和學术讨论的自由。”[7]在坚持党对文艺直接领导的同时，他也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拨乱反正。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他做了《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这是晚年周扬最具代表性的文章之一。此文系统总结了“五四”以来我国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的发展历程，对新时期的文艺发展做了展望。在实践中，周扬依然以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者自任。他还归纳了三条“经验教训”，即正确处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文艺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文艺上继承传统和革新的关系。其中，第二点是最基本的。他认为：“作家任何时候都应当深入生活，忠实于生活，写他自己所熟悉的、有兴趣的、感受最深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作家不应只根据一时的政策，而应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观察、描写和评价生活。”[3]503这是对过去在题材问题上某些极左倾向的深刻反驳。在对文化遗产的态度上，周扬主张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同样也是新时期的新气象。新时期文学创作的繁荣，正始于斯。

五、结语

在影响中国当代文论最深远的诸家中，周扬是最特殊的。他的一生与时代紧密牵系，但回首往事，也充满曲折、大起大落;他与同时代几乎所有重要的学者都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但此中的恩恩怨怨，又总是纠葛着时代的因素;他并没有很多精力去融贯中西、铺篇排理，却依然能够强力地影响、推毂中国文论的进程。周扬文论的独特价值和魅力，就在于此。

参考文献：

[1]童庆炳.周扬文艺思想论略[J].东疆学刊，2006(1)：1-8.

[2]周扬.周扬文集(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周扬.周扬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4]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N].解放日报，1946-8-26.

[5]王蒙，袁鹰.忆周扬[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6]周扬.周扬文集(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312-313.

[7]周扬.也谈党和文艺的关系[J].红旗，1979(11)：26-30.

作者简介：窦可阳，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德国埃尔朗根大学命理研究所访问学者，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中西比较文论、周易美学、现代中国学术史研究。

李婉月，吉林大学文艺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中西比较文论、周易美学。

作者：窦可阳 李婉月

第三篇：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合法性反思

摘要：富有中国特征的传统文论在世界文论体系中具有历史的和理论的合法性基础，形成了具有稳定性和制度性的审美意识形态结构，规范着对文学经验的阐释与逻辑，为文学公共趣味的建构奠定了基础。但是在现代，中国传统文论遭遇着文学观念的合法性危机、概念范畴的普遍性问题、阐释文学经验的失效等困惑。要确立传统文论的当代合法性，则需要进一步展开对传统文论的知识学梳理，在跨文化交往中凸显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法，有效推进传统文论阐释世界文学经验的能力，从而使传统文论资源化成当代文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关键词：传统文论;合法性;范疇;世界文学经验

中国传统文学理论蕴含丰富而深刻的文学之思，长期得到学人的认同与实践。在卷入现代性之漩涡后，其观念与话语表述备受责难而趋于边缘化。不少理论家提出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试图既拯救传统文论，又使其在当下发挥重要的阐释力量。在全球化进程中，面对西方文学理论的合理性蔓延，中国文学理论则试图再次回归传统本原，期许寻觅富有品质性的理论提升，以解决时下的理论困境与合法性危机。本文以合法性为焦点对中国传统文论的基本观念、话语范畴、文学经验、意识形态等方面加以讨论，追寻其当代合法性的可能性及其限度，从而提出传统文论只能被视为思想资源之一，立足当下文学现实的理论原创才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合法性建构的正当路径。

一 传统文学理论的合法性特性

中国传统文学理论自先秦到今，观点多元，意义繁复，名言丰厚，彰显出中国文学领域自身的合法性，并具有经典的持久性与有效性。它在中国文学理论的当代创造与文学阐释中仍然具有基础性的观念规范性、价值导向性、话语适应性、实践创造性。与西方文学理论的合法性建构相比较，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合法性特性主要有三个特征：

一是文学理论观念的合法性从根本上说不是文学领域自身，而是在于决定文学特殊领域的更为深厚的哲学价值基础。因此文学价值的最终定位主要不是文学本身，而是宇宙本体与社会伦理道德本体，没有后者，文学存在的合法性就无从谈起。《尚书》所言“诗言志”的命题，不是在谈诗之本身，而是与“志”相联系，或者说由志决定，更进一步说是诗在人格教育与修为中展现其价值。《论语》中谈诗也是与儒家哲学思想联系，譬如“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之言，诗关涉人伦政治。中国传统文论有着尚古和追溯根源的特性，《文心雕龙》所谓“原道”，《诗品》溯五言诗之源，叶燮著有《原诗》，这种溯源是确立文学本身的合法性基础，寻找产生与决定性的根本。这些根本不是文学内部所决定的，而是在宇宙和社会的根本规范上奠基。通常这些奠基不是原创意义的奠基，而是在先王圣人之言或者典籍之说的奠基，也就是对于经典观念的依循与阐释。这样，传统经典的文艺理论观念都具有经学的观念的基础。一些学者称之为中国文学批评的“元范畴”或作为“文学理论体系的枢纽”的观念，事实上是“最一般抽象的名言”①，这些名言几乎是经学意义的。《文心雕龙》的《原道》是基于《周易》，《宗经》《征圣》也是如此。可以说，经典圣人之言的合法性确保了文学观念的合法性，文学理论之言受制于经典之言。不同的经典的合法性决定不同的文学理论观念的合法性。这样，儒道释经典的合法性观念形成了不同形态的文艺观念的合法性，各自以不同的终极观念催生文学理论形态，这就是儒家文学理论、道家文学理论、释家文学理论的合法性命题。这三种主导的文学观念的合法性基本上把文学视为形而下的，倡导在人道的层次上呈现“文”的存在。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基于经典或者经学基础上的文学观念的合法性具有普遍性和持续性特征。其观念的普遍性在于基于终极观念，如儒家之天道，道家之太一之始元，释家之佛道，这些终极性观念超越了有限观念，超越了地域空间与有限时间，超越了动态的变化，乃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其观念的持续性也在于经典的延续性与至尊意义，经典的决定性延续与文学基于经典的阐释，构成了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稳定性。不仅如此，基于经典的文学理论的合法性不仅在于经典观念本身，还在于经典制度化的长期存在，这主要通过政治制度与教育制度加以强化。经典制度化确保了经典的文学观念的普遍性与持续性，也规范了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价值维度。因此，经典化的文学观念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学领域的共同的价值基础，形成了基于这种基础的文学主体，因而不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理论家，具有价值共享性。理论家个体的价值内化与审美趣味则是批评展开的基础，脱离了这个公共价值，理论家则面临社会的责难与阐释的无效。

二是文学理论概念范畴的中国特征。概念范畴是文学观念的核心体现。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合法性主要通过核心范畴体现出来，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美学是范畴美学②，中国文学理论是范畴诗学。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家作为文人主要是汉语的继承者与书写者，尤其是经典文本语言的阅读者与体悟者。历史性的积淀使得经典话语内化于文人心中，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文人自身的修炼与积累是文字功夫与理论意识的提升，所以常有“功夫在诗外”，这种经验积淀的理论力或者能力使得理论表述术语化、概念化、范畴化，经典文本中的范畴或者一个字即一词，单一字词即是范畴本身，文本话语较少对范畴本身加以阐释与限定，阐释与限定被文人自身的功夫积淀所决定。这种基于命名本身与文本阐释的脱节以及命名本身与功夫积淀的联系，形成了中国文学理论范畴的特征与相应的合法性。这种特征在于，中国文学范畴是命名本身，而不是限定本身，范畴本身在文本中没有根本性的限制属性，没有诸多属性构建成一个范畴的本质及其区域范围，这无疑导致中国文论范畴的普遍性与模糊性的张力。譬如“道”范畴，一方面可以普遍性使用，另一方面则不明白到底是何种概念或意义。这种合法性在于，命名本身与功夫积淀的历史性联系，确定了命名的社会经验基础、人生体验基础与知识话语体验基础，有限的社会历史文化空间与人自身的历史性积累限度，使得命名范畴成为普遍性共识，这种共识形成了经典范畴的延续性，也形成了经典范畴进入文学理论范畴的共通性。《周易》的范畴与《文心雕龙》的共通范畴，如“道”“文”“辞”“意”“象”等则自然联通，刘勰没有在文学理论文本中阐释这些范畴，《周易》也没有具体阐释，但是内在进行意义传递，观念共享。

三是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合法性在于建构人与文学的内在联系。中国哲学与文学理论虽然追求最终极的意义或者道，但是都没有忽视人的生存问题以及与人生存相关的社会伦理政治问题。在这种意义上，文学则是中国文化的必然维度，是中国人之必然维度。不论是文学感性情感，抑或语言形式技巧的锤炼，都可以看到人的关联，关涉对人的关注或者焦虑。尽管韩非倡导法治而贬损人治，“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韩非子·孤愤》)，但是仍然在于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正义和规范性基础，为人类群体寻找规则。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大都是在制定与人相关的规则，把握“心”或者审美感性的规则，为人之乐制定规范，为人的性情确立合理的善的规则：儒家文学理论为人的情与欲设置一种尺度，以礼节欲，以理制情，孔子所谓诗之“无邪”，《乐记》所谓乐与礼之融合;道教文学理论确立人与欲望、知识的关联，“弃圣绝智”“道法自然”“不可言传”“技进乎道”;佛禅文论所追求的“妙悟”“境界”“空”圆”等表达了对人的身体与心灵的双重规训。中国传统文论对于身体的重视，对于生命的重视，对于心灵与身体、言行的重视，皆联系着人的整体的理解与阐释。这是传统文学理论合法性的重要表现，也是传统文学理论长期充满活力与生命力的原因之一。这形成了传统文学理论与创造本身的内在关联，文学为人抒写，引导人的情感与生存，而理论为人确立限度与规范。《关雎》的诗歌从文本本身来看就是男女之间的和谐之美，这自然成为《毛诗序》、朱熹《诗集传》的人伦规范价值的彰显。

二 传统文论的合法性危机

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在绵延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衍生演化，可谓斑斓多姿，从元范畴、元理论观念不断细化，催生众多入微入细的概念范畴与话语，加之不同文论主体的创造性阐释，形成了具有鲜明诗性与感性色彩的形象诗学，显示出阐释文学艺术现象本身的生命力与效力。从总体上看传统文论保持着根本观念的稳定性、话语范畴的延续性与趋同性，形成了传统审美领域的共同价值观念、结构形式与审美趣味，构建了人文学习教育、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审美创造与欣赏、理论表述的密切关聯。但是，在进入现代性过程中，传统文论的合法性危机接连涌动，规范性基础被质疑与动摇。其合法性危机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文学观念的合法性危机。传统文学观念立足于稳定而制度化的审美意识形态框架，通过经典与政治话语、阐释文本而持续得到强化与巩固。但是，在社会结构发生断裂的现代中国，传统的经学思想被质疑，政治意识形态被颠覆，人之存在的价值规范被重估，这无疑导致了传统经学基础上的文学观念的危机。虽然传统文论立足于以人为中心，所谓人为三才之一，乃宇宙之杰作，“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文心雕龙》)，但是这种人的形象是被经典所建构起来的关于人的想象存在，正如福柯所言的作者或者人的现代性建构一样。因此新的人的理想建构则成为现代文学观念的价值维度，个体之自律存在、个体的欲望存在、个体的审美存在、个体的民主存在、个体的平等存在，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赫勒(Agnes Heller)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一书中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理想建构与文学艺术观念的变化的研究值得借鉴。在文艺复兴时期，人的观念不仅仅是动态的，而且是不确定的，“它可以概括为每种人类关系的概念是动态的。价值的概念不断变化;无限性(空间、时间与认识)不仅仅是思辩的对象，而且是一种直接的经验，一种行动与举止的成分;完美不再是绝对的规范，因为到处的事物处于过程之中，只能不断地追求完美，但不是古代的尽善尽美(Kalokagathia)或者基督教的神圣性意义上的绝对的完美。”③这就是从静态的人的设定向动态而多元的理想创造转型，这是从中世纪人的定义向现代性的人的理念的嬗变，社会、人的理念与文艺理论、文艺创造内在关联。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论状况可以说与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型有着类似的结构与规律性。在现代中国，各种文学观念被审定与阐释，其中西方文学观念对于个体的看重，对于民主与科学的认同，对于世界的改变，对于语言媒介的感受，等等都被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家所认可与探索。其中“审美”本身的命题被现代文学理论明确提出来，这种以凝神观照的愉悦情感成为现代文学观念重要的合法性基础。基于现代性、基于人的此在本身的感性体验成为现代文学观念的基点，在这种观念的基础上，传统的稳定的文学观念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也就是说，文学的观念、人的存在的维度与人的存在的想象，与现实人的可能性密切联系在一起。传统文论所固定的人的维度无法满足现代人的存在感与价值感，审美规范性无法满足人的审美价值的设定。传统文论的危机就成为必然。

二是概念范畴的普遍性问题。在概念范畴层面，亦能见出传统文论的深层危机。传统文论范畴基本上以单字为词，包含着概念范畴本身的形象性与内在意义的模糊性、多元性、多义性，本身具有审美之意蕴，但是缺乏了普遍性的抽象意义。应该说传统文论话语与范畴通常是具有文学本身的形式与结构，包含着比兴之修辞，在一定程度上属于诗文范畴之列。《昭明文选》不仅以“文学的标准”选取诗、赋之佳作，而且选择了一些文艺理论文章，诸如陆机的《文赋》、阮籍的《琴赋》等等。在西方文学理论中，这种具有文学性的文艺理论文本也是存在的，如贺拉斯的《诗艺》、佩特的《文艺复兴》等等。但是由于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特征，概念范畴具有形式的意义，语言符号成为抽象的符号，概念意义单一而密切，范畴具有严格的属性限定，逻辑性与形式性较为凸显，形成了思想表述的线性模式。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追求的白话文运动则是应对文言文而言，新的语言追求显示新的概念范畴的价值设定与形式限定。现代汉语的双音节词与句子成分的逻辑关系的确立，显示了汉语概念范畴的现代性意义。当然，这种概念范畴的现代转型受到国外语言表达的影响，一些文学理论概念以双语的形式呈现，如刘半农论文中的文学(literature)，成仿吾文本中的全(perfect)与美(beauty)等。现代文学概念范畴的确定性与抽象性淡化了汉语语言本身的隐喻性、形象性与复杂性，也消减了概念范畴与主体内心的积淀性，主体通过识字教育与学习教育能够迅速地掌握并使用概念范畴，形成语言名言、表达者的内在意图与交往实际的内在统一。应该说现代社会发展不断在更新概念、主体观念与交往性的模式与速度。可以说，现代文学概念范畴的普遍性适应了现代社会的实际。在这种时代精神的定位中，可以看到传统文学概念范畴的沉重性与现代性的悖论。而且，传统文学范畴的固化导致了其范畴所及的限度，其时空的区域也是有限度的，难以获得更有普遍性的特性与能力。或者说，传统文论概念范畴的复杂性与模糊性显示了文论话语推进的曲折性，这种曲折性在传统文化知识视域、审美观念和静态慢生存的时间意识中具有合法性。但是现代性所追求的明确目的性、迅捷性、当下性、进步意识急切需要新概念、新范畴，这必然在文学理论领域导致基于传统和崇古的概念范畴的边缘与失效。如果说传统文论概念范畴确定是规范性命题，那么现代文论追求的是打破传统规范性，确立新的规范性的命题。因此，虽然传统概念仍然在现代文论系统中发挥作用，但通常是作为抽象的符号发生作用。从1917年到1949年所出现的主要现代文学批评，无不显示了传统文论范畴之失语。

三是对文学现代性经验的阐释失效。中国传统文论在阐释古代文学经验无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有效性，尽管存在所谓“强解”等之弊端，但是文学阐释有效地构建起了创作者与接受者的联系纽带，甚至达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理想状态，因而阐释基本具有较大的公度性，相对普遍的文学观念与积淀化的概念范畴与文学经验本身存在某种无言的默契或者审美惯例与文化制度，在某种意义上说阐释本身是多余的，因为彼此之间能够有效沟通，其中熟悉性与重复性在个体日常生活与族群存在之中，理论话语与文学经验彼此交织，相互应证、继发与互释。但是传统文论面对现代文学经验无疑错位接连不断。主要原因在于：现代文学经验的个体性、私人性日益突出，日常的、现代的文学经验在突破传统的规范下向多元、丰富性进发，外在世界经验与内心无意识感受皆同时纷呈，这些文学审美经验难以用古代文学观念与概念范畴来限定;文学审美经验类型的显著嬗变在于从诗词审美经验向小说叙事审美经验转向，从基于比兴传统的创作书写向基于叙事的文学书写，形成了文学经验结构的变迁。梁启超提出的“小说乃文学之最上乘”改变了传统文学把小说边缘化、游戏化、娱乐化的经验传统。传统文学理论对于诗词经验的阐释具合理性，对于传统绘画、书法等艺术经验的阐释也较为适应，这些文艺经验都具有文本短小、文字艺术性凝练、意境深远的特点，是基于隐喻模式的文学经验。而现代文学经验更多转向了转喻模式的经验。用隐喻经验的范畴去阐释转喻经验，就会隔着一层，不能达到王国维所谓创造的理想境界“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人间词话》)，这也属于一种强制阐释。譬如在评价传统文学经验，批评家习惯于说“富有意境”“意境深远”之表述，如果以这些话语进入茅盾的《子夜》，譬如说“该作品富有意境、情景交融，有韵味之致”，荒谬旋即可见。应该说中国传统文论之精华在于诗学，建立了富有原创意义的诗学话语体系，在世界诗学体系中别具一格，但是小说理论则更多地以西方为主。这意味着，中国传统文论在现代仍然具有活力，尤其在诗学阐释中颇有价值，文心理论的命题可以有效地阐释《断章》《再别康桥》等作品，但是对于李金发的《弃妇》、北岛的《回答》等现代主义作品呢?能够用传统诗学理论来阐释吗?回答是否定的，因为现代主义诗歌所昭示的文学观念与文学经验都不是传统范畴所限定的经验了。因此，中国传统文论的危机在于跟不上文学经验的迅猛步伐而主动或者被迫失落。

三 重建传统文论的当代合法性

中国传统文论在传统社会具有不争的合法性，虽然在现代遭遇合法性危机，但是仍然有其生命力，只是存在限度和理论共同体的漠视。在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中，传统文论的合法性重建成为一项重要的工程，不少文论大家都竭力建立传统文论的合法性基础：一是一直耕耘在传统文论研究的学者群在中国虽然人数不多，甚至有日益萎缩之趋势，但是其所做的理论工作可以属于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发掘传统文论的现代性意义。二是以现代文学理论观念审视传统文论，也看到传统文学理论的思想丰富性、话语范畴的多元性、文学价值的多义性，这是文学理论的一个无尽的宝藏或者文论思想的蓄水池，所以既有现实主义的文论思想，也有现代形式主义文学观念，甚至还有后现代主义的差异性、异质性、多元性的思想，既有审美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美学，也有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唯物主义美学，还有海德格尔视野下的现象学美学、语言符号学美学，等等。可以说，透过现代的文论与美学视野去审视中国传统，都可以找到其所属的思想资源，这说明中国传统文论具有巨大的生命力与合法性。在当代，重建传统文论的合法性具有多条路径，在我看来三条路径值得同时推进。

一是对传统文学理论的知识学梳理。这条路径在于对传统文学理论本身加以历史性文献整理与研究，确定传统文论原创意义的文学观念、价值理念，清理核心概念范畴的意义向度。这是确立最基础性也是最为根本性的合法性路径。就此而言，存在两种取向。第一种取向是基于文学理论本身的历史性进程的考察，确立其社会历史基础与话语意识形态的复杂机制;第二种取向是探究文学思想与话语范畴脱离具体语境的建构意义，挖掘传统文论的内在联系与复杂结构关系，不断建构具有民族特性的话语体系与知识框架。这两种取向类似于注疏与建构，犹如本雅明所提出的评注和批判之路径，前者获得历史性关联的知识框架或客体内容，后者在于联系相对普遍的价值关联，确立传统文论的真理性内容;前者是基于本源性文学思想的探索，后者属于阐释性的把握。对传统文论的本源性与阐释性推进，是延续中国传统文论思想的重要路径，也是建构传统文论知识话语的根本路径。故而，一方面，经典文学理论与批评文献需要进行科学的考据与系统整理，形成傳统文学理论的丰富资源网络，虽然这些研究不免趋于冷门，但是为万丈高楼之地基。另一方面，应加强对系统知识结构与概念范畴的阐释与建构，深化丰富多元的话语体系建构，既可以从宏大视角进行分析判断，也可以从微观层面展开核心命题与重要概念范畴的阐释，确立传统文论的知识学与价值意义。当然，这两种取向都不能避开研究者自身的文学观念的价值设定，这种价值设定有意无意联系着当代性，一切阐释都是当代史。如此理解，传统文论的知识学建构本身也是当代的中国文学理论的构成部分，而不是原创意义的文论。

二是在跨文化话语的交往对话中彰显人类普遍性。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合法性论证不仅是本身的知识学建构，而且要突出其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意义，彰显其观念与范畴的世界性意义。国外汉学领域的文学理论研究在此领域做了一些开拓性工作，通过西方的文学观念与概念范畴来诠释传统文学理论，在跨文化比较中看到了传统文论的独特性，同时也看到了普遍性命题，诸如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叶嘉莹对《人间词话》的探讨。但是这些探讨还非常有限度，一方面是研究的知识分子群体还比较小，多是小范围的扎实耕耘，另一面阐释者多倚重西方文学观念来挖掘传统文论，以西释中，这不免带来误解或者误读。具体而言，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传统文论要大胆回应世界文学理论，透视其对话能力，特别解决传统文论相对于西方文学观念、范畴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在国内外这些深层对话的机遇没有很好展开，只有在对话中才能彰显传统文论的合法性命题，同时看到其他文论形态的限度;二是要解决对话交往中的错位问题，突出多元对话，既有传统文论与西方古希腊文论的对话，也要探讨传统文论与中世纪文学理论的交锋，更多地要展开传统文论与西方现代文论与中国现代文论的激烈交锋，在交锋中彰显传统文论的可能空间与普遍意义及其阐释的限度;三是在文化交往与交锋中见出优劣，洞彻合法性与合法性之限度，找到文学观念与概念范畴的断裂与缝隙，为进一步创新传统文论，扩展其有效的空间，找到理论探索的机遇。中国传统文论的活力与有效性的展现离不开跨文化交往，在交往中不断推进文学观念和范畴的嬗变，但是在现代进程中，传统文论被作为“传统”或者“遗产”被复本原的研究，研究本身取得了理论自信的地位或者合法性，从而在世界文论话语结构中处于缺席的地位，被称之为“异质”而被阐释被边缘化，从而丧失了其现实话语建构的主体性地位，也失去了创新发展的无限机遇。

三是深化当代文学审美经验的有效阐释。传統文论的合法性危机很显著的问题在于它在当代阐释公共领域中没有话语权，失去了理解切入文学审美经验现象的能力。文学理论的活力在于阐释文学实践的有效性或者合法性。要彰显传统文学理论的当代合法性，就必须关注文学实践的历史性与时代性，把传统文论的创造性阐释所获得的理论话语推进到对文学现象的解读中，形成典型的文学阐释的个案，建立作者创作、文本话语本身与读者接受的中介功能，通过这种中介功能构建社会文化的整体影响力。在推进阐释中介功能的过程中，可以区分三种阐释合法性边界：一是以传统文论阐释传统文学文本，充分揭示传统文学经验的审美特性与内在意义，通过阐释彰显传统审美文化精神，实现传统文学经验的当代延续，使传统文学的经典意义仍然在现代性空间流淌，为现代人凝聚民族传统、深层的审美意识与审美结构，这主要体现在诗学经验的体悟方面。二是以传统文论阐释具有诗学特性的现代文学经验，如对现代自由诗的分析，对格律诗的鉴赏，对先锋诗派的判断，这种阐释不是纯粹的传统文论所能有效进行的，但是可以整合传统文论与现代文学思想与概念范畴，在文本的整体观照中体现文学审美经验的传统性与现代性。这种阐释不仅是中国的诗性经验，也涉及到跨文化语境的诗性经验。因而这种阐释既激发了传统文论的当代效力，同时也透视出传统文论的普遍性延伸，其话语阐释在审美文本的具体把握中获得合法性，文本也因阐释获得新的价值维度。三是在文学阐释中注入传统文论的审美精神，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也具有普遍性的文学评价系统。传统文论的审美经验不是拘泥于某种具体的文学观念，也不是囿于某些概念范畴，而是具有相对抽象、相对普遍的观念与哲学意义，譬如传统文学理论对“文”“心”“情”“礼”“乐”“自然”“言”“意”等范畴的丰富论述，事实上表达了中国特有的审美文化特性，同时也具有人类的普遍意义，因为中国传统理论很强调文学与人的关联性。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古人的一些经典的对人的文学性的思考，也类似于异域文化中对文学与人的存在的思考，因而具有人类的某些普遍性，这对于文学经验的阐释提供中国传统文论的视野奠定了重要的合法性基础。在某种意义上，人类文学的审美经验都可以用中国的文学精神加以阐发，体现了中国传统文论的包容性、多元性、复杂性。遗憾的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进程中，现代文学经验几乎被西方文论的观念与范畴所支配，文学经验被西方文化价值观念所殖民，反而强化了文学经验的西方化及其合法性。历经100余年的文学阐释之后，事实上发现传统文论是可以触及中国文学经验甚至世界文学经验的，但是没有多少传统文论家承担起这种传统文论的创造性、当下性的实践，甚至出现了传统文论阐释文学经验无力的尴尬，这无疑是传统文论无奈的放弃。

综上所述，传统文论的当代合法性命题需要反复提出，不断地思考与创造，在知识学的建构中，加强其跨文化交锋与交融的能力，提升对不同文论观念进行批判与吸纳的话语论辩力，推进以传统文论之精华融入当代文学经验，甚至世界文学经验之中，在理论建构与创造性阐释中彰显其生命力与理论的合法性，把传统文论资源化成为当代文学理论的理念与概念范畴的有机组成部分。

注释：

①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84页。

②程琦琳：《中国美学是范畴美学》，《学术月刊》1992年第3期。

③Agnes Heller，Renaissance Man. Boston， Henle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 p. 8.

作者：傅其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