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现象下当代文化论文

摘要：随着NBA和CBA职业篮球联赛在我国的推广和发展，已成为一项被人们认同和感兴趣的体育文化现象，从而使体育社会对其文化性的形成要素的内涵和演进、概念、内容、形式、体系、特征、趋势以及中外文化异同性进行了再认识。作者以独特的视角进行了深入研究，以求结合国情探讨和推动中国篮球文化的发展与构建。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异化现象下当代文化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异化现象下当代文化论文 篇1：

乡村振兴背景下文化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意蕴与政策路径

摘要：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文化治理现代化展现了超越传统文化治理双轨运作的政策潜力。重新认识乡村振兴与文化治理现代化之间的价值耦合关系，可以发现文化治理构成了乡村振兴的重要面向，乡村振兴本身也隐含着探寻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渊源和政策脉络。立足于由“文化”及“治理”的制度改革逻辑，文化治理现代化呈现出文化权利保障、文化制度建设的系统化和规则化、治理主体结构的多元化以及以效率为导向的数字技术运用四重价值意蕴。因此，应促进农村居民文化意识觉醒，在村级层面扶持成立文化组织，依托文化项目培育壮大乡村文化产业体系，积极引入数字技术提升文化治理的深度和广度，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相应的文化基础。

关键词：文化治理现代化;乡村振兴;价值意蕴;双轨运作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基于教育与文化机构的互助推进全民艺术普及战略研究”（18YJA760045）

乡村文化植根于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熟人社会之中，是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基础所在。然而，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乡村文化面临着被动边缘化和日益衰微的困境和挑战。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向纵深领域推进，乡村文化在基层治理场域中的作用和功能得以凸显出来，文化治理也由此构成了当前乡村振兴实践的重要面向和政策切入点。

在既有的学术对话中，关于“文化治理”的概念内涵及社会功能经历了一个从分歧走向共識的过程，集中体现为两种进路：一是将文化作为治理对象，将治理理念引入到文化场域之中，通过国家、社会和市场等多元主体的融合作用介入到文化管理体制变革和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政策过程之中①;二是将文化作为治理工具，通过文化进行治理，强调“以文化人”的软治理功能，反过来通过文化方式来推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协调发展②。但在综合主义进路看来，文化既是治理的对象，也是治理的工具，两者无法割裂开来。③ 如果无法重塑乡村文化体系，持续衰微的乡村文化也难以为乡村治理提供相应的治理资源;反之，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势必会促使文化功能超越原本的界限，对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治理目标产生影响。因此，文化治理在实践过程中总是以多重面孔出现，呈现出相互交融的形态。

此外，部分研究尝试对文化治理和乡村振兴战略之间的耦合机制进行探究，以期在文化治理的视角下建构乡村文化振兴的可行路径。④ 但是，相关研究仍然停留在宏观取向的政策衔接层面，未能立足于乡村振兴战略对文化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意蕴及其现实表达进行梳理和归纳，这也就导致文化治理现代化往往“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与之相适应的政策设计也流于表面和形式，缺乏实质性内容。有鉴于此，本文将以传统文化治理作为参照，确立文化治理现代化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价值意蕴，从而在乡村文化的振兴过程中达成乡村社会良性运行的总体目标。

一、传统文化治理的双轨运作及其转型

在不同历史时期，传统文化治理呈现出鲜明的双轨运作特征。所谓“双轨”运作，是指在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人们基于自身的生产生活实践形成了“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地方民俗和文化惯例，构成了自下而上的满足自身文化需求的地方供给路径，而在超越具体地区的公共文化领域，为了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对于社会生活的渗透和控制，国家也会通过“文化下乡”等政策举措来进行公共文化建设，这也构成了自上而下的国家供给路径。

在乡村地区，文化活动主要体现为农民自发组织的地方民俗、宗族仪式以及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所积淀的传统民间艺术，是与农民生产生活相适应的内生性文化实践。对于乡村公共权力而言，其权威源自民间社会，维护村庄秩序主要依靠来自传统的力量。在费孝通看来，乡村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维持社会秩序的并不是有形的权力机构，而是无形的文化传统。因此，礼治秩序需要通过文化仪式不断巩固和增强，文化治理在传统色彩极其浓厚的乡村社会显得尤为重要。但随着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外流动，农民“离土又离乡”的生计方式消解了传统乡村文化得以维系的主体基础，村庄精英的外流使得乡村公共文化活动的开展难以得到专门组织和资金的支持，最终不得不淡出留守农民的日常生活。此外，农民进城受到具有现代性特征的都市文化的影响和熏染，渐渐地失去了对于乡村公共文化的认同感，导致传统乡村文化在文化涵化的过程中不断被边缘化，与之相应的礼俗秩序也趋于瓦解。

另一方面，在剧烈的转型过程中，文化管理体制及其制度实践也经历了从全能主义政治背景下的计划管制转向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行业产业发展的内在变迁，文化治理进入到具有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和具有市场性的文化产业并举的新双轨运作阶段。⑤也就是说，在具有公共性的文化事业领域，以国家和政府为主导，为全体国民提供普及性的公共文化服务，满足人们的基本文化需求，其组织载体是以群艺馆、博物馆和艺术馆为代表的文化事业单位;而在具有市场性的文化产业领域，则以经济效率为导向，通过市场企业的建立与发展推动形成相关文化产业，为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提供多元化的文化产品。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进行了一系列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文化治理的现代化进程在政策驱动下得以启动，其基本意涵也从最初的文化繁荣发展不断衍生为极具治理意义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得益于制度红利，处于增量状态中的文化产业和处于存量状态中的文化事业在过去40多年实际上都得到了极为可观的发展，在我国文化治理格局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是，文化治理的现代化进程在城乡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地区差异，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文化资源、文化活动以及人才队伍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乡村公共文化长期以来处于落后和匮乏的状态。近些年来，乡村文化治理主要通过具有公益性质的乡镇文化站来进行，极其依赖国家财政资金的专项投入，在体量上难以满足广大乡村地区的实际文化需求，所能发挥的社会功能也局限于开展全民艺术普及活动的业务范围内，从而陷入到“机构空转”的行业软收缩之中，无法真正担负起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时代使命。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另一供给主体，文化产业由于自身逐利性的行动取向，在乡村地区文化消费水平有限的情况下，也难以实现自我造血，无法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为乡村地区提供与现代化进程相匹配的文化产品。随着城乡差距不断拉大，乡村文化治理所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无法为基层治理提供相应的文化资源，在社会流动不断加剧的背景下，甚至连开展最为基本的公共文化活动都难以得到稳定保障。

总之，传统文化治理所倡导的双轨运作逐渐失去了原本的社会基础，在自身难以为继的同时也导致地方传统文化陷入到本体性的生存危机之中，而在转向以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为核心的新双轨运作时，后者所产生的文化效应在短期内又无法实现对乡村社会的完全浸润，难以填补因民俗文化艺术的消亡而产生的“文化真空”，以至于与新时期相适应的乡村公共文化体系始终未能建立起来。因此，在乡村文化的振兴过程中，既要挖掘乡村社会中的优秀文化传统，激活传统文化治理中可供利用的资源，更要走出传统文化治理面临的内外困境，在导入现代文化治理的过程中实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构。

二、乡村振兴与文化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耦合

文化治理现代化既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义，同时又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了现代化的政策视野和理论资源，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实现两者在政策设计上的有效衔接。一方面，乡村振兴必然离不开乡村文化振兴，文化振兴也构成了文化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文化治理和乡村振兴都有着共同的现代化指向，两者实际上都是探索现代化道路的不同政策实践。最终，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也会反哺乡村社会，促使乡村社会建立起良性运行的治理秩序。

（一）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面向

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不难发现文化振兴构成了乡村振兴的重要面向。从现实背景来看，乡村振兴战略是作为解决乡村治理困境的整体性方案而提出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应对乡村社会持续衰退所产生的治理危机⑥，而乡村社会反映出来的深层次困境恰恰是文化危机。

从主体上看，乡村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与农民群体及其社会生活实践紧密相连，“离土又离乡”的务工模式导致农民在乡村生活中“不到场”，内生于乡村社会的文化生态逐渐丧失了内在均衡和自我协调的基本条件和动力机制，难以继续保持自我维持和自我发展的封闭性状态。随着农业人口加速向城镇地区转移，乡村社会的空心化程度将进一步加剧，优质的市场机会、资源要素和从业人员难以从城市地区回流到乡村社会之中，而乡村社会的各种资源则持续不断地流向城市地区，乡村文化随着村庄治理资源的减少而越发凋敝。

除此之外，市场经济中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唯利是图等消极思想通过农民工的返乡实践侵蚀着原本的乡村文化价值体系，导致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出现了种种认识偏差和困境。在传统礼俗秩序中，个体的生活意义都是从乡村文化网络中获得的，其精神归宿在于地方道德世界。也正是如此，乡村道德伦理能够对个体的越轨行为产生制裁和约束作用。但随着乡村文化体系受到多种因素的冲击，传统道德伦理越来越无法发挥这种维持社会秩序的治理功能，建立在熟人社会基础之上的村庄社会关联日益疏离，村庄成员也就失去自我整合起来的社会机制。因此，乡村文化危机也会随着集体文化生活的失调逐渐向其他领域传导和扩散，进而形成乡村社会的全面治理危机。

（二）乡村振兴战略的现代化渊源

文化治理现代化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治理进行简单的修补和调整，而是要寻求对传统文化治理的变革和超越，这也要求我们将乡村振兴战略置于现代化的框架中进行分析。纵观百年历史变迁，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并非从无到有的过程，而是有着由来已久的现代性渊源。

在20世纪20—40年代，以梁漱溟、晏阳初以及卢作孚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开展了最早的乡村建设运动。在“西学东渐”的冲击下，支配着中国人日常行动逻辑的传统文化秩序遭到批判和“自毁”，在三纲五常、人伦情理以及家族制度难以对个体行动产生约束效力的情况下，原本由伦理关系组织起来的社会秩序也逐渐崩溃。因此，这一代学人试图通过建立新式学堂、革新地方民俗以及改造私人生活的方式建设乡村社会，以此来改变传统文化秩序失调的现状，进而寻求民族复兴和国家现代化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又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开展了数次乡村建设运动。从1949年开始，农村社会先后进行了土地改造、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建立人民公社等重大变革，这些运动开展的初衷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更被视为从落后的农业国家向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过渡的中间桥梁和路径选择。⑦ 1978年，在保持宏观政治结构总体稳定的情况下，党和国家率先在农村地区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克服计划经济体制日益僵化的弊端，这也成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先导。2005年，我国进入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由此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其落脚点在于“人的现代化”和“物的现代化”，整个国家也在这一时期进入到以“社会”为主题的运动周期。⑧

毫无疑问，上述发生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乡村建设运动实际上都构成了20世纪初期以来对于农村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现代化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在这个意义上，乡村振兴战略正是对这一谱系的延续、创新和超越，体现了自晚清以来一脉相承的现代化使命。如果认为实行乡村振兴战略只是为了缓解一时的治理危机，无疑是窄化了乡村振兴战略所被赋予的政治期望和时代使命。

（三）由“文化”及“治理”：两者之间的价值联结

在综合主义进路下，关于文化治理现代化的两种认识在政策逻辑上构成了由“文化”及“治理”的递进关系。首先，文化治理现代化要求建立现代化的乡村文化治理体系和运行机制，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之间的交流、融合和互强，促进社会主义乡村文化繁荣发展，为农民群体提供全覆盖的艺术普及活动，并在此基础上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形成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涵养国民性格的整体文化环境。其次，乡村文化从总体上塑造了乡村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和精神气质，对于乡村治理的建设方向和价值导向具有规定作用，构成了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因此，文化也便具有了“治理”的意义，与相对“硬核”的制度和规则相区分，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资源，其治理水平直接影响到自治、德治和法治的实现程度。而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振兴也具有超越自身边界的社会功能，即通过反哺作用促进乡村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等不同领域的全面振兴。因此，无论是乡村振兴战略还是文化治理现代化，实际上都包含了从文化走向治理的价值倾向，即在乡村文化全面振兴的基础上，运用文化手段促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文化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意蕴

文化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文化振兴在建设内容上具有高度的耦合性，但在制度实践中也形成了自成一体、具有内在关联的政策改革逻辑。如果说乡村文化振兴旨在形成乡风文明的最终结果，那么文化治理现代化则呈现出更为微观的政策指向和更为具体的改革意涵，并且尤为强调“现代化”的逻辑指向。文化治理现代化是与传统文化治理相对的概念，其政策目标在于对传统文化治理方式进行变革和超越，建立起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具体来说，文化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意蕴可以从权利层面、制度层面、权力性质层面和效率层面进行理解。

（一）权利层面：保障公民平等享有文化权利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文化治理现代化需要提高基层公共组织的文化供给能力，保障公民平等享有文化权利，平衡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从内涵来看，文化权利指的是人们自由参加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和科学进步带来的福利、平等获取和享有公共文化服务的权利。⑨ 作为现代国家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文化权利的实现能够涵养国民道德情操，形成以文化审美为引导的生活风尚，使人们在文化生活中修身养性，从而发挥缓和社会冲突的作用。

相较于经济和社会权利，文化权利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在制度保障、政策执行和范围界限方面都缺乏明确的规定和监督。由于文化权利归属于全体公民，具有显著的外部性特征，因此应当由政府提供相应的公共文化服务，满足社会成员的文化需求。在推动乡村发展过程中，可以侧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促进农村居民文化权利的实现：培育社区文化组织，培育文化权利意识，促进大众文化参与;履行文化供给职能，提供相应的公共文化产品;提供资金、场地和相关基础设施等等。

（二）制度层面：文化制度建设的组织化和规则化

在传统文化治理时期，乡村公共文化领域基本处于自治的状态，主要由非正式的宗族组织自发供给。在实行改革开放后，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世俗化的经济建设，公共文化难以进入到各级政府的政策议程之中，文化制度建设随之停滞不前。此外，国家从农村社会全面退出，也就无法实现对广大农村地区的控制和渗透，在基层乡镇财政收支紧张的情况下，已经无力为农村居民提供相应的公共文化服务，从而悬浮于村庄治理之上。

自2012年以来，国家在宏观层面加强了文化领域的制度建设工作，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在提供社会公共文化产品中的主导地位。2015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按照一定标准推动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促进实现社会公平”。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公共文化服务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上述法律政策的制定为乡村文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依据，但这些制度设计仍过于宏观，有时难以回应相对丰富和灵活的基层文化需求和制度实践。因此，有必要依托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基层文化制度建设。一方面，明确乡镇政府在乡村文化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统筹主导地位，强化乡镇文化站和村两委对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职能;另一方面，在村庄扶持建立起现代化的公共文化组织，进而形成“乡镇政府—乡镇文化站—村两委—公共文化组织”的组织建制。相对贯通的组织架构，有助于在对农村居民文化需求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在村庄层面建立起适应地方文化需求的制度规则和运行体系。

（三）权力性质层面：治理主體结构的多元化

现代治理理论改变了科层官僚制自上而下的等级运作方式，主张不同行动主体在特定的场域中能够共同分享公共权威，并且运用不同于政府部门的方法和技术来完成公共事务，从而获得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灵活性。⑩

在文化治理领域，可遵循现代治理理论的基本原则引入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和非营利性机构等非国家行为主体，转变原本的“政府—市场”二分结构，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格局。其中，政府部门继续发挥好自身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主导作用，市场在乡村文化资源自由配置和推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其他社会主体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共同参与到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生产、创作和供给之中。通过建立多元化的治理主体结构，能够消解文化治理的行政化色彩，使得文化治理的最终结果不仅仅是为“政治”服务，而是以满足人们日益多元化和差异化的文化需求作为政策导向。

（四）效率层面：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

在财政持续增加投入的制度红利下，乡镇文化站在乡村公共文化供给中却始终保持着低水平的运行状态，服务质量和供给效率滞后于乡村公共文化的实际需求，整体上呈现出“低效率的增长”的发展特征。{11} 近年来，数字技术创新应用成为基层治理场域中的普遍现象，引入大数据、云平台和区块链等现代化的数字技术手段，有助于提高文化治理能力，增强文化治理资源的利用效率。{12} 例如，湖北省群艺馆积极开展数字文化馆建设，建立起包括群文活动资源库、艺术普及培训资源库、群文人才资源库和团队资源库在内的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库，通过“文化点单”的方式进行“文化下乡”，为贫困地区开展文艺表演活动。同时，“文化直播”也成为外界了解少数民族文化的新方式和新平台，进而带动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由此可见，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正在改变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基本形态，从而重塑文化生产和传播的整体环境，这将构成文化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向。

四、乡村振兴背景下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政策路径

在现代化的视野中，文化治理既要回应振兴和发展乡村文化的内在诉求，也要引导文化要素参与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之中。在当前的政策窗口下，乡村振兴战略为广大农村地区注入了新的治理资源，源源不断的政策、项目、资金以及人才向农村地区的倾斜成为新时代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机制。因此，借助乡村振兴战略所带来的政策红利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不仅符合两者共同的价值追求，同时也具备政策设计上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一）促进农村居民文化权利意识的觉醒

长期以来，农民在集体主义生活中形成了重义务而轻权利的习惯，个人权利的实现总是在履行义务的过程中获得的。尤其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自上而下地汲取农业剩余，而又无法为农村社区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随着工业反哺农业阶段的来临，国家与农民之间不对称的地位关系得到调整，大量财政资金通过项目制的方式进入到文化领域之中。2000年，中央有关部委为了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开展“送电影下乡”工程，要求在21世纪初实现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目标。2005年，国家发改委和文化部开展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通过乡镇综合文化站来开展群众性文艺活动，同时提供阅读书籍、科普培训、电影放映、体育健身等公共服务。然而，农村居民养成了以私人生活为边界的休闲娱乐方式，尚未形成自觉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意识、观念和习惯。国家在农村地区开展文化活动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参与度和满意度。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村干部和村两委应通过公共教育、宣传活动和日常舆论等方式，动员农村居民参与到公共文化的生产和供给过程之中，激活农村居民的文化权利意识，从而发挥农村居民在公共文化体系中的主体性地位和能动作用，整合和链接各方资源来推动文化治理。

（二）在村级层面扶持成立文化组织

在既有的文化管理體制中，形成了“省群艺馆—市（县）群艺馆—乡镇综合文化站”的垂直管理模式，不同层级之间是业务指导与被指导关系。而在乡镇层级以下，一直以来都缺乏相应的组织载体能够承担起开展公共文化活动的责任和义务，文化治理面临着无法深入到村庄社会内部的“最后一公里”困境。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组织振兴的论述，应在每个村庄建立起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基层组织体系，将经济精英、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大学生村官以及返乡创业大学生等吸纳到组织体系之中。只有建立起相当规模的文化组织，才能增强基层文化单位对村庄社会的文化治理能力。结合农民的实际文化需求，文化组织可以自主开展公共文化活动，并且通过乡规民约的方式予以正规化和程序化，形成相对稳定的制度规定。另一方面，随着文化活动将原子化的农民联结起来，相关文化实践成果逐渐沉淀为地方性知识，为人们所共同认可，这也会反过来促使传统道德伦理所弘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再度发挥作用，提升乡村居民整体精神风貌，实现乡风文明。

（三）依托文化项目培育壮大乡村文化产业体系

项目制是一种围绕特定的政策目标而“条线式”运作的国家治理体制，其优势在于可以通过国家专项转移支付来动员各级政府进行相应的资金配套，以此来获得公共服务的增量资金。由于乡村文化产业尚不发达，而要满足农村居民多样化的公共文化需求，改变政府在乡村文化供给中的“一家独大”现象，需要通过项目制逐渐推进乡村文化产业发展。通过文化项目，可以引导各种资本进入到乡村文化领域之中，将分散于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文化资源整合起来，共同围绕政府所制定的文化治理目标来形成乡村文化产业生态。一方面，文化项目弥补了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正外部性效应，拓展了文化产业的盈利空间，有助于多元文化主体的孵化和发展;另一方面，文化项目本身是一种市场信号，不同主体在项目招标的利益驱动下展开竞争，需要不断提升组织自身的硬件设施和“软实力”，良性的项目竞争能够促使文化产业实现内涵式发展。在文化治理初期阶段，文化项目对于扶持乡村文化产业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而只有在乡村文化产业的引导下，文化资源最终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高水平运用。

（四）利用数字技术提升文化治理的深度和广度

所谓深度，就是对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采集、存储和开放，使高水平的文化精品资源能够通过数字技术和广大的农村地区联结起来，从而摆脱具体时空地域的制约;所谓广度，就是利用数字技术手段将地方民俗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以及西式文化艺术等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不同类型的文化资源能够在数字技术空间中兼容并存和融合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数字技术的应用固然能够带动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使农村居民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便可以获取到公共文化产品，但绝不能片面地将其视为传统文化治理的替代方式。文化价值本身就是在面对面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数字技术在带来更丰富和更高水平的公共文化产品的同时，也可能因人际互动的缺失而导致农民在文化身份认同和集体意识方面的虚无感。实际上，只有将数字技术与传统文化供给方式结合起来，才能让农村居民在享受现代文化产品的同时，发挥出文化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治理功能。

总而言之，文化治理现代化不仅仅是每年在农村地区开展若干次文化活动，而是要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建立起与农村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公共文化体系，具有涉及公民文化权利、文化制度建设、治理主体结构以及治理效能提升等诸种现代化面向的综合作用。只有在上述价值意蕴得到实现的基础上，乡村文化才能实现自我造血，进而构成乡村社会治理的底层秩序。

注释：

① 李少惠、崔吉磊：《中国公共文化治理的本土化建构》，《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

② 刘忱：《国家治理与文化治理的关系》，《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年第10期。

③ 吴理财、解胜利：《文化治理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振兴：价值耦合与体系建构》，《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④ 刘彦武：《从嵌入到耦合：当代中国乡村文化治理嬗变研究》，《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第10期。

⑤ 耿达、傅才武：《公共文化行政：理论、模式与发展路径》，《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⑥ 张海鹏、郜亮亮、闫坤：《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创新和实现路径》，《中国农村经济》2018年第11期。

⑦ 吴林隐、吴毅：《重建“政道”与“治道”的再平衡——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特征与挑战》，《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0期;吴建征、武力：《国家整合与体制重塑：以1949—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中心考察》，《湖北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

⑧ 沈原：《又一个三十年？转型社会学视野下的社会建设》，《社会》2008年第3期。

⑨ 黄觉、雅努兹·西摩尼迪斯：《文化权利：一种被忽视的人权》，《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9年第4期。

⑩ 郁建兴、刘大志：《治理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11} 傅才武、李延婷：《公共文化建设为什么不能强化供给侧财政投入方式：一个解释框架》，《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12} 刘凤、杜宁宁：《数字社会转型背景下城市基层治理逻辑变革研究》，《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作者简介：孙刚，华中科技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湖北武汉，430074;罗昊，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4。

（责任编辑  刘龙伏）

作者：孙刚　罗昊

异化现象下当代文化论文 篇2：

新视角下的篮球文化内涵、现状与趋势的再研究

摘 要：随着NBA和CBA职业篮球联赛在我国的推广和发展，已成为一项被人们认同和感兴趣的体育文化现象，从而使体育社会对其文化性的形成要素的内涵和演进、概念、内容、形式、体系、特征、趋势以及中外文化异同性进行了再认识。作者以独特的视角进行了深入研究，以求结合国情探讨和推动中国篮球文化的发展与构建。

关键词：文化；篮球文化概念；演进；体系；产业性；民族精神；趋势

所谓新视角，就是善以新的思维方式，从前沿演进的不同角度重新审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作为篮球从业者来说，我们都在传统篮球理论与实践中熏陶成长成才的，但当代篮球运动，无论量和质已都发生了，变化，已进入职业的新的社会层面，就要以新的思维、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篮球和篮球运动，以及它的文化内涵(包括史源、本质、属性、功能、特征、特点、规律、哲学基础、制胜要素、培养模式、前沿趋势)。这才能使自己成为与时俱进的篮球创业人，新时期篮球文化的探索者、实践者和传播者。真正成为一名能自由驾驭篮球运动优秀的篮球大师，这样才能人篮球之境，解篮球之意。

如何深层而正确理解篮球文化的文化性、人文性、民族性、交融性、艺术性、产业性，谈谈我们的再认识。

然而，存在于体育界、篮球界的文化意识，小到个人，大到团队、民族和国家，所存在的文化性现象则太多了。为此本文就篮球文化中反映的几个问题谈谈看法。

1 思维、学风、创新与篮球文化

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因为中国篮球运动文化的主体形式是外来传人的，几十年来，整体上在移植与承袭中普及与发展，但我们民族自主性的创新不足，比起许多后起先进篮球国家，发展中步履起伏、徘徊、喜忧相伴。我们认为问题的缘由之一是：思维与学风问题。

就是说：对外来传人文化怎么对待?怎么学?学什么?学后如何用?如何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变革与运用、创新与发展，形成与我们民族传统结合的中国篮球新文化?这些方面在过去一段时间来似明、似惑，对比近几年来世界篮球文化发展的趋势显然是滞后了。思维凝固，学风不正，球魂难塑(篮球文化)，所以说：传统思维方式及浮躁的篮球学风影响着中国篮球文化系列的形成与发展。外来篮球文化在我们这个古老文化传统的国度上滋生发展，产生过好的影响，我们必须坚持继承、发扬、借鉴、创新、超越、争强的信念。但随着当代全球化的影响，仅停留在迁移性的传承，显然不可能达到可持续性地与世界大篮球文化与时俱进。固步性的承袭思维方式，正是我们对外来文化没有认真进行意识的消化，必然导致出现意与愿反，(也就是说：没能联系篮球运动发展的趋势与中国篮球运动的实际相结合，做到洋为中用)。所以说，对世界篮球运动持虚无自我的浮躁学风，已是当今中国篮球文化形成与发展的首要障碍。

所谓思维就是观察事物的方式，及其得出方法的形象和正确判断与结果。所谓学风是指学习与研究风气。而文化学习研究过程的学德与学法的表象与结果的社会影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希望篮球从业人员治学必须坚持科学、历史、辩证、严谨、求实的态度和创新思维方式与创新目标追求的精神。力求避免那种浮躁的、孤傲的、虚无的“做秀文风”与“玄学怪论”。这在当今科技发展的大好环境中，随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空前展开，固然也能一时诱发起学研开放的作用，但也随之导致不同领域中产生学风不正、伪真混淆、学派惨贬的负面影响。这急需篮球从业人员在组建中国篮球文化，并推向方兴的市场之际去深刻思索、反省，在严慎的研究中去体察分辨，在活跃的学术争鸣中去弃伪存真。做到：

1)在运动实践上，决不能在篮球运动教学、训练实践的人群中，存在着盲目的追星时髦，照猫画虎，结果虎猫两不像，失去了中国篮球文化的原貌。

2)在理论体系上，决不能遗弃中国篮球运动蕴存的民族文化传统理念，盲目搬抄“洋符号”，人云亦云，不注重务实操作，喜于幻测，主观推理分析，故所得结论与结果脱离中国篮球运动实际。

3)在科学探索上，决不能不注重把握篮球运动的本质规律和发展的前沿趋势，固执传统实践经验，一成不变，其结果是“牛头不对马嘴”，意与愿反。

4)在目标定位上，决不能将思路和目光局限于国内，而应该放眼长远与整个世界。

以上种种的存在将会致使篮球从业人员对当代篮球运动特征、规律、趋势，处于迷茫的云雾之中，不识当代篮球“庐山真面目”。就如古代诗人苏轼所作《庐山中》一诗所反映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诗中涵义引入发省。

中国竞技篮球运动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们认为在一个时期内存在不重视篮球文化建设和人文哺育，造成业内人士学研不兴、学风不浓、学态不正、篮球理念与理论落后于实践是最显著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篮球理论者多数脱离竞技实际，而竞技实践者重视理论研究不足，过去一度存在相互排斥，形成竞技实践系列和院校理论系列之间的无形隔阂。

回忆建国以来，正由于不同时期、不同形式、不同存在这种门户之见、造成我们的理论研究成果始终未能充实渗透于篮球实践之中、未能起着指导与加速竞技篮球与社会篮球协调有序的发展、没有构建成科学、系统、具有中国特色的篮球文化。众所周知，没有真实的文化内容做基础的篮球理论，绝大多数理论成果就必然被束之高阁。至今，甚至连几十年前由前苏联与美国篮球业内人员提出并已革新的一些陈旧的概念、词汇、言语等，依旧烙印在我国篮球业内人士的头脑中、反映在各类篮球教材、篮球专文、篮球新闻传媒报道上，以致对115年前发明的篮球运动对其本质认识上未能赋予新的内涵，属性模糊、体系陈旧、规律无序、特征不明，不重新推敲、变词、改意，依旧承袭旧规、一成不变。还有那些应该随着篮球运动飞速发展需要、以宽阔的视野与时俱进，联系中国篮球传统的风格而确立的新理念，作为矛盾运动的篮球运动，当代特征反映，如：所谓攻守平衡(不平衡是绝对的)、内外结合(外线是主要的)、攻守过程(进攻是主要的)、体能素质(力量是主要的)、个体与整体(整体是主要的)、高度速度(速度是主要的)、防守原则(防人是主要的)、攻防阵式(基础配合是主要的)、攻防技术、战术(基础技术是主要的)、理论与实践(实践是主要的)、多元性与民族性(民族性是主要的)等，反应滞殆，仍停留在不加思索的睡梦中，致使中国篮球运动的发展方向几度处于茫然。中国民族篮球文化的理论体系不能科学建立和持续、充实、完善、创新、发展，进而沉沦在一种幻测和民族虚无主义的状态中。所以说篮球学风不正，如何成就科学篮球文化?科学篮球运动?当然，上述指出的主要方面并不意味着对“对应面”的不重要，而是要突出篮球运动规律内容中重点的特重点，在重视主要方面的同时，决不能忽视对“对应面”的也重视，这就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的对应论。

2　篮球文化的内涵

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制造的全部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也特指社会意识形态。”篮球文化属社会文化大范畴内的特殊下位社会现象。篮球文化的精髓是从业者的品位、道德、智能、技能以及面对内外环境的才能，它们是多元的文化沉淀、人文景观等等的形式与价值观念。篮球文化也是为篮球事业不断创新发展塑魂的系统工程中的基础环节。因此，在思考篮球文化这个领域时，必须有开阔的视野和视角来审视文化的本质含义；若离开了文化、体育及篮球本体的本质、特点、功能、规律及其制胜要素与其发展过程的社会价值(从业人员的职业品位、道德、智慧、技能、能力的文化累积所沉淀的习俗和信念)，那就不可能在篮球生涯的过程中，正确对待自己和与篮球运动相关连的人与事的各种环境，一个有着深厚篮球文化沉淀的人，一定热爱他的祖国、热爱他的民族、热爱他的篮球事业、热爱他的同伴、以正常的心态对待对手、对待比赛过程和比赛结果。

因此说，篮球文化也是：世界各地域人群，通过从事篮球活动过程，围绕本体特征不断总结、创新、发展形成的各种有形与无形的，物质与精神的内容与形式方法的总称。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反映时代演进水平的社会现象和意识形态。而这种文化的内容、内涵丰富多彩，它包含人的思维方法，行为形象、社会制度特点、竞赛形式手段方法，及其它综合保障因素，核心是物质与精神的价值现象。它随着现代篮球的普及与发展、创新与提高并带有地区性、民族性。从1891年由美国人创始篮球游戏以来，由于它的趣味性，并经过三次发展浪潮，就流传世界各地区。而各地区人群带着本土、本国、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形式在实践中不断充实丰富了内容，成为当代一种多元文化交融在一起的一项跨国的文化财富了。它的主体文化特征是地面与空间立体性的竞技竞争：特点在于高空性、集体性、个体性、凶悍性、对抗性、人文性、多样性、交融性、大众性、通适性、娱乐性、趣味性、增知性、教育性、展示性、健身性、产业性、政治性等的综合交融．因此显示着它特殊的社会、物质、精神的魅力。

由于各国、地域、民族、传统、习俗不同，政治、经济、制度的不同，价值观念的不同，生活观念追求的不同，这种国际篮球文化在实践过程中，都呈现着篮球本体内容、形式具有各自的民族、地域乃至个体与整体上的不同差异性。虽然它的功能不尽完全显示在所普及的国家、地域、人群或个人的行为之上，然而，它的国际性的多元性文化现状和民族性文化内涵，及人文性社会景观与后发性发展潜能，变幻性活动形式等等，必将更广泛吸引世界人群的参与，进一步在更广阔的天地中展现本体的多元化文化价值功能。

例如在2005—2006赛季，中国篮协推出了包括国际化、产业化、规范化的运作方针。还提出了“我的球队、我的比赛、我的CBA”的品牌推广口号，同时还提出了“服务球迷、服务社会、服务赞助商”的办赛宗旨以及与国家青少年基金会共同建立了“我与CBA共成长”基金，还推出了季后赛总冠军至尊鼎和总冠军戒指。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中国CBA的文化(包括CUBA等学校篮球活动)在借鉴NBA篮球文化丰富自己的内涵和人文价值观念，充分体现着联赛鼓励参与者，积极追求、角逐“顶级”、“至尊”、“梦想”，实现了中国篮协的本意宗旨，打造以团队、协作、拼搏、奋进为主要内涵的国家队文化；以CDA品牌为目标的赛事文化；以促进祥和、理想、文明、休闲、理智的球员文化；以继承篮球史实为基本内容的博物文化；提高参与者综合素质的人文文化。”

尤其近20年来一直在议论中的中国篮球运动训练指导思想，经过反复的总结、论证确定了下来，即是：“以世界篮球先进技战术为目标，坚持‘三从一大’科学训练原则，系统训练、区别对待，三线队伍以基本功训练为主，青年队以专项体能和基本技术训练为重点，强调动作的规范性和篮球意识的培养；成年队以攻守对抗训练为核心，强化体能、作风和技术运用的能力，准字当头，从实战出发，全面创新”。同时提出了技、战术风格，即是：“学习世界先进篮球技战术，形成我国篮球运动员全面(攻、防技术)、稳定(技术发挥)、准确(传球、投篮)、凶悍(对抗和拼抢篮板球)的技术特点和内外结合、攻守兼备、快速多变、多点进攻的战术风格”，这是当前中国篮球文化在理论上的一个发展，已成为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篮球文化建设的基础要素，尽管上述文化要素、指导思想、技战术风格在提法上还须有一个实践、认可的过程，但它必将对未来中国篮球文化全方位的综合发展、提高，起着方向性的指导作用。所有这些最充分演示当代中国篮球文化体系的充实、完善，并成为一种激励人、鼓舞人的社会教育现象。

3 篮球主体文化的演进过程

篮球文化是伴随着篮球游戏的创立而产生，也伴随这项游戏的升华而完善发展形成文化体系。最初可称之为地域性、乡土性、娱乐性校园健身娱乐游戏。这时候的篮球文化仅带有迷茫娱乐健身色彩，主流文化现象是本体性行为娱乐与游戏玩耍。随着现代篮球活动的传播、推广、充实、完善，分阶段地逐步形成组合性的现代篮球文化的当代体系。

尤其自1891年美国人创建篮以来的20世纪30年代以后，也就是篮球运动发展掀起三次浪潮以来，随同也掀起了世界篮球文化的三次大发展。而是包含着更丰富多彩的文化性(文化、知识、智慧、科技、人文、修养、素质、道德品位、制度创新)，更包含着其他多元的有形与无形的物质和精神景观。

伴随篮球运动演进发展的过程，篮球文化的演进可分为五个发展阶段(表1)：

其五个时期中第二时期、第三时期、第五时期掀起的三次发展浪潮也就成为篮球文化充实、提高、飞跃、发展，形成体系的基础(表2)。

4 篮球文化的分类体系

当代篮球文化的分类，总体上承袭传统的分类形式，略加综合，分为精神的、物质的或者说是有形与无形的两种。

当然，业内的研究人员也有各自的分类标准和不同的分类体系，大致有以下几种分类形式：

1)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有形文化与无形文化)(图1)。

2)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图2)

3)物质与象征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图3)；

但不管是分成二种还是三种，其内容与内涵脱离不了以上第一类两个上位文化范畴，其它则分属于上位文化中的下位文化形式，可以以层次进行分界，但是不宜过分细化，牵强的分割，会导致内涵的混乱使入迷惑。

什么是篮球文化的核心文化?我们认为：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意识，但从辩证的角度解释，意识可以使物质从量变到质变。参与篮球活动的主体是人，而篮球人的运动行为又受球和规则所指挥，必须跟着游戏规则变化而变化，这就是篮球运动特征决定了篮球文化的核心之所在了。至于业内人士把心态文化看作是篮球文化的核心，可以再进一步探讨。

5 审视当前两种篮球文化形态的思考

5.1 篮球文化的产业性 篮球文化产业在我国仅仅处在萌芽时期。当今首先是要弄清什么叫文化产业。“所谓文化产业简单地说：就是按照经济法则和方式去进行规模化和市场化的文化生产与营销”任何体育文化产业的实现(包括篮球文化产业设想与推行)首先必须准确把握体育文化的本质特征与规律以及对产业运行特征规律的认识。

足球文化推向市场走产业道路其失败之因，就在于对上述问题的认识走入某种误区：如急切地把尚未成形的低水平的中国足球运动，误认为已达到高层次文化的高度，而匆忙推向市场，心态上的急功求利必然适得其反，也是导致它在认识和实践中不断遭遇盲点和惑境，最终造成足球文化产业面临流产。其主体文化产品的低劣(球员与球队、裁判与教练及管理者)，脱离实际地过分地单纯追求功利，物质主义，名利第一，不符实际地高呼“冲出亚洲，赶上世界”的口号，以及片面追求职业化、商业化、产业盈利与消极的观赏化，不仅降低了足球文化的道德晶位，而且也消解了足球文化的文明内涵，从而使中国足球文化形式与内容盲从外国足球文化，而叛离了足球文化的本体与本土形象，其文化属性的效能也就违逆了文化的宗旨，于是中国足球文化一定程度上泯灭了民族传统个性，从而使中国的足球文化失去了历史的厚度和思想的深度；失去了精神的依托和心灵的正确理念，变成了无根的足球文化，致使其结果被广大球迷透视比赛为浮萍和游离的孤魂。所以，中国足球导致在自我异化中追求产业化，快频率的转换与超常规的跨越，必然导致意识眩晕与迷失自我，从而使中国的足球运动整体上失去专项特征，主体也变得个性消泯，中国，足球传统特色散失，暂存一时的光彩黯然，球迷叛向冷淡，这种在盲目媚外中追求本项目文化的产业化，教训是令人深省的。因此，中国篮球文化发展必须引以为鉴：

1)、文化产业主体要有一定数量的高品位、高道德、高文化、高竞技水平的球星与球队，并具有很好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价值观。

2)文化产业主体与社会其他参与者的篮球信仰观，人文素质与文明水准的程度。

3)文化产业的组织运行者对篮球项目规律和文化产业运行规律的认识水平和实践才干。

4)赛制活动整体包装、做秀的诱惑力，以及物质保障的多样性、完备性、创造性和先进性。

5)文化产业的社会经济承受力与营销风险以及承受力的贮存实力。

6)民族性篮球文化的特征，传承与挖掘水平的高低。

7)各项管理体制、制度、机制的务实完善及其它相关保障条件。

5．2 篮球文化的民族性 中国篮球的职业化、产业化进程的理念与实际操作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约30—40年。目前存在着发展困难是正常的，但我国篮球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存在着后发优势，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目前一方面在学习国际先例，借以探索寻求追逐篮球文化的本源形式与规律，以及篮球文化的产业化内容、途径与市场份额，为我提供借鉴；而另一方面决不能有意无意地淡化和贬抑中国篮球文化的存在。任何文化的民族个性和乡土特色是瑰宝，只能珍惜完善充实，要是忘了，这样就不仅损害了中国篮球民众的文化传统自尊感情，也难以构建出中国篮球文化的特点(包括指导训练思想、技术特点与战术风格、赛事包装等)，而且也对正在设计运行的职业化、产业化，拓展运行的途径和未来篮球文化产品，在中国本土市场上应占有的位置，最终有利于与国外相关篮球文化产业和国内其他文化产业的抗衡。在中国举国体制下，部分竞技项目有序地走向真正的职业化、产业化是可行的，从国际视野反映，体育文化中的篮球文化走产业化道路是这项运动文化实现快速、持久和优化组合，形成良性循环发展的必由之路。

如果说，篮球文化能对民族精神和人生境界的驱动与提升起到本体价值的话，那么，带有民族个性的中国篮球文化的塑造与有序形成和运行成功，从微观上审视，它无疑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必将起到某些潜在支撑，也能在一个小领域有效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明程度、发展速度、生产水平。姚明、王郅治、巴特尔、郑海霞、苗立杰、隋菲菲，以及CBA走职业化、产业化道路的综合影响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种社会价值的取得关键在于构建中华民族特征的中国篮球文化时，就要突出中国文化的民族个性和自身优势，要把握并从中国篮球民众的心态轨迹与行为追求，研究出特殊的文化内容与规律，制订好中国篮球民族文化的法则和法规制度，最大限度反映出中国篮球文化形式的民族个性。

世界上所有体育文化形式，真正体现出价值与魅力，就在于它国家的、民族的、专项的、个体的、个性化的创造精神和独具的感染力，充分展示并与国际环境有机组合。NBA篮球运动家乔丹等都是这样走上了特殊的境地，产生了特殊的社会综合效应，从一个侧面也深深显示子他们所在国度、所在民族的个性、理念和形象。世界任何高水平的文化内容与形式的形成都不是无源之水，都蕴涵于民族个性创新精神与吸收它来文化之中，都反映在从个体人到群体人，再到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再到全球多元交融化的创新发展，这都是特定运动项目、特定民族和特定的制度环境、特定历史与特定生活互相影响所形成的。审视不到这一点，就不能开辟广阔的篮球天地，挖掘出无限的综合资源。因此，当前研究篮球文化，要实现创建中国式篮球文化并使之繁荣与发展，就要锐意探索、强化和大力提升中国篮球文化内涵的、历史的、民族个性与优势特征。而不要也决不能淡化和消弃我们民族的个性特征。决不要充当其它国家篮球文化的仆从，更不要自我同化、吞噬和易质，避免在失去自我中将我们民族文化的分支——年轻的篮球文化的个性、特点与优势涤荡殆尽，使我们的中国篮球运动在多元化篮球文化并存与竞争的世界篮球文化的格局中沦为无根的族群。

6 中外篮球文化的差异性(以中国与美国为例证)

1)美国是现代篮球运动的发源地，它的职业化产业化进程已有半个世纪以上，已形成完整的篮球文化体系。从NBA联赛的景观可知，美国民众对篮球运动的崇爱，美国篮球竞技水平之高，球星的技艺魅力无穷，商业化运作功效都令人刮目相看，篮球文化形式丰富多彩，赛事包装更具先进，不愧是世界“篮球王国”。

之所以造成这样的景观存在着它的特殊性。

原由之一：西方体育文化承袭古希腊的文化色彩。

原由之二：在于自由主义、个人意识自我设计至上。

就NBA主客场赛事过程中，NBA深深的将比赛、文化、娱乐、产业有机的融为一体，所有参与者的每个个体和群体都能随着球队波涛起伏、拉拉队的歌舞乐曲、吉祥物的表演都融合成一股激励的暖流，给球队成员以动力，并给自己的球迷给予物质与精神的关爱，而每个赛季的国际选秀更具跨国互动的人文文化色彩。

2)中国篮球运动1895年传人，至今已有111年的球史，篮球运动深受中国广大群众欢迎，特别自1949年后的近五十多年来，在普及中提高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曾在国际大赛中

获得优良的成绩，目前拥有两亿多篮球爱好者，特别在青少年中更为活跃，也涌现出姚明、王治郅、巴特尔；郑海霞、随菲菲、苗立杰等在美国NBA和WNBA服役过的著名选手。以CBA联赛为代表的准职业性比赛的十个赛季所推行的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和制度的更易，推动了职业篮球进程，篮球文化朝着国际化、人文化、商业化、系列化、社会化方向发展。而活跃在高等院校的CUBA和大超联赛，对推动学校校园篮球文化更具多样色彩。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变迁发展中，萌生着东方民族自身的古老文明和传统文化并一脉相承，其文化内涵遵循儒、道、佛界的思想影响，“天人合一”、“万物同属一气”的生命观、“克已复礼”、“中庸、仁义”，“不为人先”、“公平竞争”、“和谐统一”与“礼让”的道德规范，其实质就是公平、和睦、不相竞争，反映出明显的非功利主义。

当今我国的篮球文化形式无论是精神的和物质的无不显示着承袭性与移植性。在篮球价值观念理念方面，我们强凋篮球的健身、教育、修心功能；竞技比赛中一度也适时强调比赛第二，友谊第一的亲和观念；在运动规律上强调攻守平衡，有章有序的比赛；在战术指导思想上，我们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反对个性英雄主义；在战术配合中，我们提倡并强调整体组合进攻，个体战术行动服从整体战术要求，显示一定程度的高度集中；在队伍行为的管理上我们强调军列式整体行动、集约化管理；在从业价值理念上，我们强调国家利益至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在篮球组织体系上强调政府性行为规范管理为主的“举国体制”，社会性管理协同；在赛事辅助性运动形式与行为上，我们强调传统性风俗和统筹性形式，特别是不更多强调个性化色彩，如啦啦队的表演、乐曲播放的内涵、口号等；在各俱乐部球队的标志物形象上，主要是以城市、地区特征和我们民族象征性动物、理想追求及传统风俗与促进品牌来展示的，如：北京鸭、吉林东北虎、广东华南虎、江苏龙、八一火箭等，都反映它蕴存的本土传统文化性，以上虽与NBA的文化有类同的意向，但其内容的形式却明显带着不同的传统文化内涵；在运动员球场行为上，中国运动员较为内向，缺乏激情和自我作秀及王者风范，自我价值鲜明的信念淡化；在球迷文化方面表现了重情而少重智，因此主场文化氛围人文性、文明性不够，球迷与观众的上帝形象水准局限，主人翁的期盼与球队的比赛进程不能有机结合；在篮球文化产业运作上，CBA示展的品种和品味更单一枯悴，既反映不出民族文化的内涵也没有显露出令球迷信服的篮球文化的特殊品牌，更没有组合成系列；在篮球人培养的教育性文化范畴内，无论运动员、教练员及其它参与人员则显示更为淡薄滞后。

7 世界篮球文化发展的趋势

基于世界篮球文化发展的多元化和国际化，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篮球文化，将伴随发展。

1)国际性——随着世界经济进入WTO的趋势，使篮球运动进一步成为跨国的运动，在不断的改革发展创新中得到提高。

2)多元性——即篮球文化形式内容将更丰富多彩，内涵更深奥。

3)异同性——即篮球运动面向全球、各地域、国家、民族发展过程中，由于政治、经济、生态环境、教育水平、竞赛形式的差异，当然形成篮球文化的形式有同有异，在异同中融合发展。

4)民族性——即在构建篮球文化体系过程中，注意本民族传统优势融化组合成民族自尊与自信、自爱的独特的社会形态与形式的现象。

5)依存性——即加强国际交流互相取长补短、依存，共同发展。

6)产业性——即篮球运动特殊的功能与社会效益，推动与加快篮球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不同国家、地区将以特殊文化形式将篮球文化推向市场。

7)政治性——即篮球文化作为一种意识范畴，必然与其本土的政治、经济体制相呼应，并为政治与经济服务，更具有象征性、教育性、凝聚性、鼓动性。

8)艺术性——即随着当代篮球技战术与科技手段的融合，篮球文化形式与产品将趋于艺术性、观赏性、趣味性、娱乐性方向提高。

9)和谐性——即作为全球性的篮球文化将全方位在形态与形式，国际与本土，本体与它体，互动与互学地和谐发展升华；

10)系列性——即篮球文化的形式产品将向多元系列、多样的产品品牌化发展；

11)人文性——即随着全球篮球人群人文意识的提高，篮球文化意识将更具个性化、人文化、人本化、教育化、法制化的文化方向发展提高；

12)社会性——即篮球运动将更受社会各界人群的关注、爱好、参与，也将对篮球文化的创新给予更多的支持，成为社会一朵更趋完美、艳丽的花朵，更被全社会融入生活。

作者：李颖川　孙民治　于振峰

异化现象下当代文化论文 篇3：

解读汉英互译中的文化空缺现象

一、翻译中的文化空缺现象

（一）文化空缺现象

空缺现象是在20世纪50年代首先由美国语言学家霍凯特发现的，他在对比两种语言的语法模式中提出了random holes in patterns (偶然的缺口)的概念。前苏联翻译理论家巴尔胡达罗夫在对比不同语言词汇时,采用了“无等值词汇”的术语.80年代末俄国学者索罗金等人在论述话语及其民族文化特点时提出了 vacancy(空缺) 理论。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通过语言反映的是该民族绚丽多彩的文化形态，丰富多样的文化现象，一个民族与异民族文化间有着明显的非对应性，即相互间的文化差异性。文化空缺的现象就是在两种文化的相互撞击中才被人们感知的。英语和汉语分别代表和反映的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的典型代表。由于地域、社会发展和宗教的影响，这两种文化所各自特有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往往大相径庭。出现文化空缺是常有的事，随着中外文化交流日益朝着深度和广度发展，一方面西方文化里空缺的概念 ，随着交流的日益频繁而被认知和接受，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及其独有的概念亟待介绍和传播，这给汉英翻译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二）翻译中的文化空缺现象

在翻译实践中，文化空缺现象主要反映在对文化空缺词的处理上。“所谓文化空缺词指的是只为某一民族语言所特有，具有独特的文化信息内涵，既可以是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步形成的词，也可以是该民族独创的词（徐珺2001：79－81）。”词语的文化内涵的不对应形成了语言之间的文化空缺现象，出现了大量文化空缺词。例如 frankfurther, hot dog, overkill, hippy, beddo等英语词汇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的表达。同样汉语中也有这样的反映汉语文化独特事物的词，在英语中也难以找到对应词，比如“天干”“地支”“棒棒军”“恶搞”“闪婚”等。

近些年来，翻译从重视语言的转换转向更重视文化的转换，翻译理论也深深地打上了交际理论的烙印。这说明翻译已经可以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翻译不再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一种文化转换模式。翻译涉及到两种语言中的不同文化之间的转换，自然而然就会产生语言和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没有一种语言不是植根于某种具体的文化之中的；也没有一种文化不是以某种自然语言的结构为其中心的 ”。（Juri Lotman & B.A. Uspensky 1978）翻译首先涉及到的是意义，而词只有与文化相关联才有意义，因此译者必须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识。提高文化意识，建立文化预设，从而理解词语的文化内涵，这才是翻译的基础。

二、文化空缺现象产生的原因

（一）思维视点的独特导致的文化空缺现象

思维方式是沟通语言与文化的桥梁。一个民族思维模式的形成是在该民族长期的哲学背景、文化传统之下逐步确立的，而语言在其中起着巨大的凝固作用：思维方式的差异是造成语言差异的重要原因。比如，在表示程度之深时，中国人往往用“十”，如“十全十美”“十恶不赦”等。而“九”在中国被看成是最大的阳数，象征着天，因此有“九霄云外”“九天揽月”等习语。

（二）宗教信仰的差别导致文化空缺现象

宗教信仰上的差异往往导致文化上的空缺，理解上的障碍。佛教、道教是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宗教，习语中便有诸多反映其独特文化内涵的表达，如“不看僧面看佛面”“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等。而基督教对英语语言的影响在下列短语中可见一斑：“Curious as Lot’s wife”“douting Thomas”“wise as Slomon”

（三）风俗的不同而导致的文化空缺现象

世界各族虽处于大体相同的生存环境中，却往往有自己独特的社会生活状况，有自己独特的世情风俗，这也导致了巨大的文化空缺。缔结婚姻，中国人希望是“门当户对”“郎才女貌”，英语中则有“marriage of true minds(真诚的结合)”。结婚时，中国人要选择“良辰吉日”，再“拜天地”，“进入洞房”。英美人则来到教堂，举行“a white wedding”，再去度“honey moon(蜜月)”。文化空缺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这是由两种文化的特性所决定的。本民族语交际的双方以为是不言而喻的文化信息，对于另一语言文化的读者来说则往往会不知所云，文化空缺的存在为翻译带来了困难，使文化内涵词的翻译更加充满挑战。

（四）社会历史变迁导致的文化空缺现象

英汉各民族有其形成的历史背景，各个时代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反映到词汇上，便使其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及鲜明的文化个性。汉语如“桃园结义”“焚书坑儒”“梁上君子”“卧薪尝胆”；英语如“meet one’s Waterloo”“fig-leaf diplomacy”等。

（五）价值观导致的文化空缺现象

汉民族自古以来价值观的核心是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注重集体主义，轻个人主义。而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强调自由，平等。英语中有“Amercan dream”“aunt Jemima”“Yappoes”。这些文化空缺词汇在汉语中都没有一一对应的汉语词汇。

三、翻译中的文化空缺及对策

杨仕章认为翻译不仅仅是双语交流，它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翻译的目的是突破语言障碍，实现并促进文化交流；翻译的实质是跨文化信息传递，是重现原作的文化活动；文化信息是翻译操作的对象（杨仕章 2000：66-71）。笔者认为文化内涵词及文化空缺词的翻译应本着文化交流、文化平等、保留文化特点的文化翻译观原则。对于文化空缺词的翻译，可以采用异化和归化的方法：

（一）异化翻译模式

1.音译法

汉语中的人名、地名等采用音译法自不必说，对一些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特有事物的词语最好音译，如麻将－mah-jong, 胡同－hutong, 饺子－jiaozi，炕－kang, 秀才－xiucai，功夫－gongfu。曾有人把“胡同”翻译成alley 或者lane, 很显然这两个词都无法体现“胡同”一词所包含的丰富民俗风情内涵。有时需要采用音译加范畴词的方法，这种情况在英译汉中很常见，如AIDS(艾滋病)，ballet(芭蕾舞)，SARS(沙斯病毒)等。汉译英中也有，如把“法轮功”翻译成the Falungong Cult。

2.直译加注

译借法虽然简洁明快，不拖泥带水，但往往会使读者的理解只停留在表面，不能完全深入其文化内涵。如果在直译的基础上，对有些词语适当加注，效果更好。如给“eight-legged essay” 加上“a literary composition prescribed for the imperi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known for its rigidity of form and poverty of ideas” 这样的注释，“eight-legged essay”的文化内涵一看便知了。

3.解释性翻译法

汉语中的政治、经济、文化术语以及牵涉到一定文化背景知识的固定用语，中国人可以用自己所知道的背景知识来帮助理解，而外国读者可能不具有这种背景知识，所以首译或译文中首次提到时可补充说明。因此，直译一定是在不会产生误解的情况下进行的，否则应在直译的基础上添加解释，即“解释性翻译”。如：

“假日经济”（holiday economy） 例证：The message was similar to a recent call by experts for strengthening of the nation’s “holiday economy”, a term that sprung up in 1999 when China lengthened its major holidays.[China Daily 2001/05/07]

“三讲教育”（即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解释性翻译有：the “three emphases” education stressing theoretical study, political awareness and good conduct; the “three emphases” on education in theoretical study, political awareness and good conduct. 直译有 the “three emphases” education 和 the “three emphases”两种。

当然，这种直译通常是在解释性翻译之后的语篇中再现时才运用。

（二）归化翻译模式

译者应该依据译文的阅读对象和源语在源语文化中的功能，在译语文化里进行功能的等效，可以不受源语文学形象或表达意象的限制。不过前提是译者借助语境弄清楚词语的语用用意，而不是字面意思。同时，译者通过译文把源语中的语用用意传达给译文读者。下面讨论在归化翻译模式指导下的具体翻译方法。

1.借用法

借用包括“文化意象的借用”和“语言借用”两种。如把“绍兴师爷”译成lawyers from Shaoxing 是异化翻译中的译借法，而翻译成Philadelphia lawyer 和expert in legal briefs是归化的翻译。前者是文化意象的借用，后者则是语言的借用。

汉语中的一些新词有的恰好能在译语中找到对应词或意义相近的词来代替，但必须保证源语和译语在使用频率、语义褒贬色彩等方面要接近。以下是一些典型译例：

牌楼：memorial arch

气虚：deficiency of vital energy

白条：IOU

粽子：a pyramid-shaped dumpling made of glutinous rice wrapped in bamboo or reed leaves

三角债：chain debts

这种翻译方法的优点就是译者可以不拘泥于汉语词语的构造模式，而是通过仔细分析和推敲词语的深层意思和文化内涵来翻译。中国古代“牌楼”的翻译考虑了其功能；“气虚”的翻译则研究了该词所代表的中医文化内涵；英语里“我欠你的债”（I owe you）谐音是IOU,与汉语“白条”类似，故“白条”的英译可以借用它。如“不能给农民打白条”译成should not issue IOUs to farmers；“粽子”的译文体现了其外形特征和构成。当然如果粽子有一天和“饺子”一样成为世界食品时，其最佳翻译则应该是“zongzi”,而不是现在的意译或释译。“三角债”最初采用异化手法译成triangle debts,但现在通过改变比喻形象予以归化，意译为chain debts。借用chain store 和chain reaction这种语言表达，不会给读者带来理解障碍。

2.代换法

代换法就是在保留原文交际意义的基础上，用译文中某个概念意义不同但文化意义相近的词代换原文词的方法，即省略意象，保留语用用意。如：

挥金如土：to spend money like water;

精神文明：cultural and ethical progress;

胡子工程：prolonged project;

一刀切：to impose uniformity;

Roadside business：汽车饭店；汽车影院； 汽车旅馆

Senior citizen：老年人

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归化翻译还是异化翻译，必须保持语域的一致。口语不能译得文绉绉，反之亦然。同时要避免归化过度。Hawkes 把《红楼梦》里的“怡红公子”翻译成“Green boy”,“怡红院”译成“Green Delights”,都避免了使用“red”，因为“red”在西方文化中有“流血，殉难，造反”之意, 但他忽视了红色在中国文化中吉祥喜庆的意思和作品关于爱情的暗示，失去了介绍中国文化的机会，可能误导读者认为主人公 “Green Boy” 缺乏经验和不懂世故，这是“归化过度”。

四、结论

综上所述，不同社会文化因素的障碍是语言交际中的客观存在。一种文化在一定的语言交际环境和情景中会具有特殊的语义功能，联想涵义和心理期待。我们不可能完全翻译出原作的精神、意境、气氛和力量，但只要翻译者从深层次语言内涵出发，运用归化和异化等科学有效的翻译方法，就可以跨越各种障碍，最大限度弥合翻译中文化背景上的空缺和冲突。但如何应用恰当的翻译对策，如何把握语言交际环境和情景有待翻译者的进一步探究。

参考文献：

[1]Lotman, Juri & Uspensky, B.A. (1978): On the Semiotic Mechanism of Culture, New York History, IX (2) pp.211-32.

[2]杨仕章.略论翻译与文化的关系[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2):15-19.

[3]杨仕章.文化翻译观：翻译诸悖论的统一[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4): 66-70.

[4]徐珺.文化内涵词——翻译中信息传递的障碍及其对策[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1):77-81.

[5]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191.

（杨 卿，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刘雄友，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作者：杨　卿　刘雄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