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文化遗产的国际法论文

2022-04-26

内容摘要“改革”的时代背景和“政党—国家”的政治架构，构成了新时期中国法治国家建构的主要政治与社会—历史背景。建设法治国家必须克服政治教条主义、“中国特殊论”和文化守旧主义。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线性文化遗产的国际法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线性文化遗产的国际法论文篇1：

唤回童年快乐的乡土园本课程开发的实践研究

◆摘要：幼儿教育应该结合多方的资源，将社会环境、学校环境及家庭环境与幼儿自身的特色相结合，对幼儿园园本课程进行开发与探究，对幼儿实施多种形式的教育，促进幼儿各方面的发展。本文首先通过对“童年”相关概念进行定义，阐明其意义;其次阐述有关童年研究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最后对利用乡土资源实践“唤回童年快乐”主旨的幼儿园园本课程进行总结及展望。

◆关键词：童年;童年研究

一、“童年”的内容及意义

“童年”是本课题最基础的核心概念，它可以泛指一个人从出生到成年这段时期。从学校教育的角度定义指从出生到青春期这段时期。对童年的界定，不同的学科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话语体系。综合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认为童年是个体发展对种族发展的复演，童年更多的表现为人类生命的自然属性，这些自然属性通俗的被称为即天性、童真、童趣。童年的充分发展可以为以后整个人生的健康发展奠定身心基础。

从卢梭在18世纪对“儿童”及“童年期”的发现，到20世纪80年代末“新童年社会学”诞生并获得迅速发展，新童年社会学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提出了重新看待童年的观点。而随着新课程改革和课程游戏化改革的推进，更多的学者和一线教师，把目光放到了“儿童”身上，提出了“以儿童为中心”的观点。童年是人生中最轻快、最灿烂、最活跃的人生音符。快乐幸福的童年，可以让人秉性高雅、思维敏捷，让人对生活、对未来充满无限期待。因此，“唤回童年快乐”的主旨是将儿童置于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上，在强调儿童的自然属性，强调尊重儿童的生长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构建与之相协调的自然环境、家庭环境、社会环境，以优化儿童与自我、与自然、与他人、与社会、与文化的关系，从而适应和促进儿童适宜的发展，使童真、童趣、童心自由、充分的流露与表达，帮助儿童“唤回童年”，拥有纯朴、纯真、审美、快乐的童年生活。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童年研究国内外现状：对童年的界定，不同的学科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话语体系。当下，童年研究已经跃上历史舞台，涌现出众多研究成果与研究领域。基于研究视角的差异，笔者将童年研究从时间轴上划分为传统“童年研究”和新“童年研究”。传统“童年研究”受到发展心理学以及社会学中“社会化”理论的主控，使得儿童的主体地位被遮蔽;而新“童年研究”以“新童年社会学”的研究为代表，将童年视为社会结构的形式和社会分析的基本单位，将童年放置在更加宽广的社会结构与历史脉络中。“生态童年”作为将“生态”与“童年”相组合，成为一个全新的概念，也备受我国当今学者的关注。

1.传统“童年研究”

从卢梭在18世纪对“儿童”及“童年期”的发现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在欧美等国掀起的“儿童研究运动”，传统“童年研究”主要的研究领域包括心理学、社会学和教育学，其立论基础是发展与社会化的观点，主要包括两种研究范式：第一种是生物学取向的童年研究，以皮亚杰为代表，以及弗洛伊德、埃里克森、科尔伯格等。他们以“年龄”为依据，将儿童的发展与生理上的成熟相对应，使得儿童在认知、情感、道德等方面的发展都需要遵循一条相对固定的线性发展模式，如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展阶段论、弗洛伊德的儿童情绪、情感发展阶段论、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理论、科尔伯格的儿童道德发展六阶段论等。第二种是传统社会学取向的童年研究，即社会化理论，以埃米尔·涂尔干为代表，以及帕森斯等。涂尔干视儿童“不是完全成熟的人”、“一个无政府分子，对所有的规范、约束和后果都不理不睬”，是不充分的社会行动者，认为他们带有一种原始的本能——这是对社会的一种潜在的破坏力量，这种原始的本能需要被约束并通过社会化的途径疏导出来。帕森斯则建立了一种决定论主义的社会化理论：社会化并不是成人一儿童关系中固有的东西，而是由成人施加给儿童的。

传统“童年研究”将儿童视为需要照顾或管束的不成熟对象，评价儿童成长最直接的依据是发展心理学家所制定的儿童身心发展变化的阶段性指标。同时，受理性实证主义的影响，传统“童年研究”较多采用计划性、控制性强的实验室研究方法，使得儿童自己的声音被埋没，对儿童真实的生活世界缺乏深入了解。

2.新“童年研究”

1960年，法国社会史学家菲利普·阿里耶斯（Philippe Aries）发表专著《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开启了新“童年研究”的序幕。阿里耶斯指出，童年并非是一个生物学事实，而是一个社会学概念，童年是由社会历史建构的，开创了从社会历史建构视角进行童年研究。

20世纪80年代，社会建构成为强有力的方法论，掀起了媒介与文化研究的热潮。尼尔·波兹曼，认为现代以来所“发现”的童年正在被媒体文化所解构，哀叹童年正在“消逝”;罗杰斯夫妇在《童年的故事》一书中，对童年进行了激进的解构，试图颠覆年龄在童年观念建构中的意义，消解儿童与成人之间的边界。帕金翰作为温和的建构论者，认为童年并没有“消逝”，并从积极的态度看待儿童与媒介的关系，提出自己的媒介教育理想。从童年的“发现”，到童年的“消逝”说明不存在普遍的、固定不變的童年，童年是一种文化“发明”。我国学者梅珍兰、冯毅、顾明远、刘晓东、伍香平、张文质、林少敏等人也都提出过童年消逝、童年危机以及保卫童年的观点与主张。

20世纪80年代末“新童年社会学”诞生并获得迅速发展，社会学家致力于考察社会中各种权利关系对童年的建构，与历史文化研究的建构潮流合流，将童年视为一种社会现象，一种社会结构，一种人口中的分类标签，儿童是积极的社会行动者而非被动地接受社会过程影响的人。社会学家的这些努力旨在帮助儿童发出声音，获得社会身份，为儿童赋权。

对于新童年社会学的研究取向和基本理论观点，不同的研究者进行了大同小异的概括，如威廉·A·科萨罗（William A.Corsaro《童年社会学》1997;2005）、艾里森·詹姆斯（Allison James）、艾伦·普劳特（Alan Prout《童年的未来：迈向儿童的跨科学研究》1998）、米切尔·维尼斯（Michael Wyness《童年与社会：童年社会学引论》2006）、詹恩斯·库沃特普（Jens Qvortrup 2009）、Harriet Strandell（2010）等。总体而言，新童年社会学主要有社会结构理论和社会建构理论（也被称为结构取向和行动取向），并且二者后来逐渐走向统一。

大约从2005年以来，新童年社会学研究者特别是该学科的几位创立者围绕之前的主要理论观点进行了深入反思，代表性著作有Alan Prout的《童年的未来：走向多学科的儿童研究》（2005））和Allison James 和Adrian L.James的《童年研究的关键概念》（2008）;Jens Qvortrup、William A.Corsaro和Michael -Sebastian Honig的《童年研究手册》（2009）等。我国关于新童年社会学的研究也开始受到关注，已翻译了《给无价的孩子定价》《不平等的童年》等著作，出現了关于儿童权利保护的国际法研究（王勇民，2008）以及介绍国外新童年社会学的相关论文（王友缘，2011）、（郑素华，2012）等。

三、以“唤回童年”为主旨进行园本课程开发的展望

“唤回童年”最主要的核心就是将儿童看做是“积极的社会行动者”，帮助儿童“发出声音”，“获得社会身份”。通过最佳的儿童教育，将孩子的发展作为最主要的课程开发核心。在进行园本课程开发过程中就需要将整个童年作为主要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核心。

1.研究价值

（1）调整童年生活方式

随着城市化进程和中国现代化的加速推进，人们的生活、生存方式短时间内有极大的变化：原有农村自然环境、农耕生产方式迅速消失，伴随着网络与电视媒体的普及，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娱乐生活更多电子化。而伴随着这些变化，儿童的生活空间、游戏空间越来越小，与自然接触的时间和机会也越来越少，正常的童年被异化和压缩，这些状况使得儿童所处的生活环境与其本身所具有的自然属性相脱离与冲突，违背了孩子的自然生长规律。通过本课题研究，试图帮助儿童找回童年所应有的生活方式，在遵循儿童成长规律的基础上，让儿童亲近自然、回到自然的怀抱，保障充足的时间和空间让他们去探索、去游戏。

（2）改变功利教育

现在，儿童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儿童生态被破坏，在应试教育和功利主义教育观念驱动下，一些教育者出于功利主义的目的，对书本文化顶礼膜拜，抽掉在儿童成长中具有原点和根基意义的生活内容。而一些家长过分注重启蒙，过度追求培训班，对儿童进行过度的智力开发等，使得儿童对自身生命愉悦的感受消失了。通过本课题研究，试图突破教育的功利，帮助儿童找回属于童年本身的生活状态，找回那种可以让孩子释放身心的“闲逛”状态，遵循“儿童本位”的教育理念，从儿童的成长规律出发，倡导通过闲适生活、健康游戏和回归自然的方式，使儿童的生活回归纯真、自然的“童年生态”。

（3）弥补乡土文化断层

在现代化、全球化和城市化大潮的冲击和浸润下，乡土教育的土壤越来越贫瘠。我园处于现代化园区，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和现代化的发展，儿童的文化建设出现了断层现象。乡土教育的回归与复兴是当下中国迈入现代化、融入城市化、衔接全球化过程中传承乡土文化所亟须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近年来，随着文化建设日益受重视，乡土教育因其在地方文化尤其是地方历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方面的特殊作用，又逐渐回归到教育发展和文化传播研究者的视线中，各种形式的乡土教育活动随之展开，一些乡土课程也应运而生。本课题的研究，试图通过园本乡土课程的开展，对孩子们进行乡土教育，给予他们最真实、最直接的感知，让他们产生最深切的体会。在让孩子们接受教育的同时，给文化传承赋予具体的内涵，从而弥补乡土文化的断层。

2.总结与展望

纵观园本课程的相关研究，虽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但仍有很多幼儿园园本课程的开发状况令人担忧。本课题以“新童年社会学”、“陶行知生活教育”等理论为依据，回顾以往园本课程建设的不足，努力转变教师观念，以儿童为中心，充分利用园所自然、乡土人文、社会等教育资源，开发适合儿童需要与发展的乡土歌谣、传统童年游戏、农耕劳作体验活动、节庆民俗体验活动等内容，形成完整的园本课程，以优化儿童与自我、与自然、与他人、与社会、与文化的关系，使童真、童趣、童心自由、充分的流露与表达，帮助儿童“唤回童年”，拥有纯真、审美、快乐的童年生活。

作者：马瑾贤

线性文化遗产的国际法论文篇2：

改革时代“政党—国家”的法治化

内容摘要 “改革”的时代背景和“政党—国家”的政治架构，构成了新时期中国法治国家建构的主要政治与社会—历史背景。建设法治国家必须克服政治教条主义、“中国特殊论”和文化守旧主义。改革时代“政党—国家”的法治化，面临执政党的政治主导性与法律的“不可随意支配性”、社会层面的“分类监护体系”与法治所内在要求的“立法分类的非任意性”、“社会基本益品”的“有限准入体系”与法治所内在要求的法律的平等性之间的张力。改革时代“政党—国家”的法治建构，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应遵循政法分离和人大至上两个原则，并构建合宪性审查、财政法定（税收法定和预算法定）这两大政治“基础秩序”，这将有助于法治国家的实质性建构。

关键词改革政党—国家国家组织能力法治化

作者孙国东，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博士。（上海 200433）

正像法律是与特定时空的文明秩序相联系的，建构由法律所主导的治理秩序——法治——亦不例外。“改革”的时代背景和“政党—国家”的政治架构，构成了新时期中国法治国家建构的主要政治与社会—历史背景，并对其具有全局性的影响。“改革”即“变法”，就是要通过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治上层建筑）的变革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需要，因此它本身就面临着“变法与法治”的内在张力，即变法对社会需要的及时回应性与法律的安定性之间的张力。现代法治其实是与“例常时代”相适应的治理秩序，以社会政治秩序的“例常化”为基本的运行情境，而改革时代恰恰是一个“非例常化”或“前例常化”的时代。

如果深入到中国语境，改革对法治的影响其实面临着更为特殊的“历史规定性”，并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相。这主要体现在“政党—国家”的政治架构，为改革所承载的历史使命及法治国家的建构限定了基本的政治条件。当前中国的改革，从属于晚清以降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型”国家的现代国家建设探索实践和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的现代转型事业。同时，促进“政党—国家”的法治化，既是现时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改革的目标所向。因此，“改革”、“政党—国家”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嵌共生，对中国法治国家的建构构成了根本制约。既从学理上厘清由此带来的特殊挑战，又保有法治国家建构的方向感，是严峻考验研究者心智和人格的一大难题。

从三种“法治中国论说”谈起

如果把法治视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并对法治中国的建设具备充分的时间意识，我们就应当在坚定法治中国建设目标的前提下，对各种实质上有损于法治国家建构的论调保持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反思。

当下，主要有三种不同路向的“法治中国论说”值得我们警惕：一是以部分老左派为代表，以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教条主义理解来消解现代法治；二是以部分新左派为代表，则以“大国治理”等为理据，并以反思西方法治模式为由，实际上解构法治的理想；三是以部分文化守旧主义者为代表，倡导引入“礼治”补充乃至对抗法治国家的建构。这三种论说可被概括为政治教条主义、“中国特殊论”和文化守旧主义。

关于“专政”与“法治”的关系，邓小平在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视角反思苏联模式和“文革”的讲话中，其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认识起点。邓小平曾深刻地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1]那么，为何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曾经带来了人类历史上的劫难呢？这不能不让我们回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历史实践和马克思主义自身的思想传统，来认真对待这一问题。

宪法学者华炳啸曾对此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其研究发现：“对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真正构成最大威胁的，是不能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集权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自由主义运动。”“文革”和苏联模式的问题即在于此。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思想传统来看，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地看待马克思最初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显然，我们今天再来构想“法治”与“专政”的关系，理当吸取“文革”和苏东的经验和教训，同时秉承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之理念，以“政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旨归，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法治原理。任何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不仅无益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事业，甚至也有违执政党长期执政的历史期许。

关于第二种论说，在法学界尤以强世功的“多元主义法治共和国论”为代表。这种论说在各种理论的包装下，以“贴近现实”的面目呈现出来，具有相当的迷惑性。的确，“超大规模型”国家堪称制约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规定性”条件。对中国而言，如何在十亿级人口的超大规模国家推进法治国家建设，是前无古人的历史事业。因此，西方既有的法治模式势必会与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型”国家的历史规定性条件有龃龉不合之处。

对此，我们必须区分法治的不同层面：作为理念的法治与作为制度和实践的法治。前者从普适性的视角确立了法治的规范性标准，后者从特殊性角度展现了法治理念的具体实现方式。质言之，前者属于具有普适性的现代政治文明之范畴，后者属于具有特殊性的一国政治文化之范畴。现代法治公认的规范性标准是“规则之治”，即具有公开性、普遍性、确定性的法律规则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和公共治理的基本依据。因此，只有把“超大规模型”国家这一特殊“变量”引入旨在促使中国形成“规则之治”格局的建设性探讨中，它才真正进入法治中国的“问题域”中。相反，那种把既有的法律实践简单地予以理论证成的做法，不仅取消了法治的理念或理想，甚至还隐含地预设了这样的观点：中国已是法治国家，甚至自古以来都是。实际上，以“大国治理”为由，把现实中大量实际上有碍法治的实践予以理论证成，无论多么贴近现实，它都不过是对论者们所谓的“缺陷型法治国”[2]的研究，而非对法治中国的建设性探讨。

文化守旧主义者对“礼治”的呼吁，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强烈的现实关怀，即对现实中“法治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之情形的人文关怀。然而，人文情怀不能替代我们的理性思考。在法治中国的问题域中思考礼治，首先应该看到两者之间的内在冲突。从法社会学视角来看，法治中国的主要障碍其实是“礼治”，而不是法学之“内在视角”所看到的“人治”。相较于人治，礼治更为基础，因为人治不过是礼治（“尊尊”）的必然结果，即把人视为不平等的人格，进而确立了尊卑有序的社会结构的结果。

法学家梅因“从身份到契约”的论述，已成为法律人理解法制现代转型的经典论说。在“从身份到契约”这种社会组织形式转型的背后，其实是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所看到的社会组织原则的演化，即平等化的“尊严”取代差序化的“荣誉”，成为现代社会的组织原则。与“荣誉”内在的要求优先权和差别对待不同，“尊严”则基于对个体人格的平等认可，具有显著的平等主义和普遍主义取向。[3]显然，礼治的社会组织基础正是“荣誉”，而现代法治则要求社会建立在“尊严”原则之上，即对人格平等的法律认可和社会认可。现代法治内在要求法律适用的一般性，并遵循着“反等级制的原则”。[4]只有一个社会实际上把每个个体或团体都作为法律之下的平等人格予以对待，作为社会“公意”之宣告的法律才能排除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的恣意干扰，进而得到平等的适用和遵守。

文化守旧主义者之所以重视“礼治”，或许是看到了“亲亲”的儒家伦理对涤除现时中国价值虚无主义（如“自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纵欲主义、拜金主义”）方面可能具有的作用。然而，他们却没有看到礼治“亲亲”背后的“尊尊”却是与现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背道而驰的——这正是笔者称他们为“文化守旧主义者”、而非“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根由。

改革时代“政党—国家”的法治挑战

如果保留中国追寻“另类现代性”的想象空间，政治教条主义、“中国特殊论”和文化守旧主义事实上分别指向了现时中国法治国家建构的三大具体政治和社会—历史条件：社会主义传统、“大国治理”难题和中华文明“轴心时代”的文化遗产。然而，这三种论说尽管意识到了问题，但其“作茧自缚”式的封闭性，使其最终遗忘了我们本该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建构法治国家的问题。

作为一种“政党—国家”，中国法治建构的基本期许是试图建构一种“非西方模式”的法治国家。从历史上看，“政党—国家”在中国的定型源于孙中山所开启的“以党建国”之路，而这又源于他对民国初年全面移植西方政治模式所导致的政局混乱、国族羸弱、民生凋敝、民权不彰等乱象的历史反拨。从1914年在《中华革命党总章》中率先提出“军政、训政、宪改”三步走的革命方略，到十年后“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孙中山所开启的以高度组织化的政党推进现代国家建设的道路，即使中国历史性地走上了以“政党—国家”的政治架构优先发展“国家能力”的现代国家建设之路，亦包含了对西方现代国家建设模式的历史反思。

已有学者指出，“政党—国家”法治建构的基本张力是“党治”与法治之间的张力。但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这种张力实质上体现为国家组织能力（国家能力）与法治（规则之治）之间的张力，因为政治上的“党治”源于社会学意义上国家和社会组织化的现实需要。然而，国家能力建设并不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全部内容。强大的国家能力可以确保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的主权人格、作为国内治权实体的治理能力，但它也可能会与现代国家的其他要素——如福山所谓的法治和民主问责制——产生张力。正如福山所言，“现代政治的奇迹在于，我们可以拥有这样一种政治秩序：其强大、有能力，但同时又只能在法律和民主选择所确立的限制范围内受约束地运行”。国家能力与法治之间的张力，源于它们对现代国家的不同期待：“国家的建制集中权力，并允许（政治）共同体有效地利用这种权力去实施法律、维护和平、防止外敌入侵和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相反，法治是另一种方向的要求：“其限制国家的权力，并使它只能按照某种被限制且被共同认可的方式运用。”[5]实际上，正是这两种不同方向的期待，现代社会希望把国家制约为以其强大的国家能力服务于政治共同体“共同善”的政治实体。关于国家能力与法治之间的这种张力，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当下中国的三个政治与社会—历史背景中进一步检视。

第一，从政治架构或国家政权组织体系上看，中国在20世纪作为“超大规模型”国家的现代国家建设实践最终走向了由社会主义制度所确保的“人民共和”政体，实现国家再组织化，同时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所形成的（基于阶级斗争逻辑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改革时代已经凝结为以党领导人民长期执政而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政党—国家”体制——这在根本上不同于西方基于普选制、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体制。这集中体现在基于“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宪制架构上。然而，与“文革”时期相比，改革时代的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实现了至少如下两个转向：其一，确立了间接民主的宪制框架，即在以“党领导下的人民”组织国家政权体系的过程中，更强调国家政权的自主性。通过在现行宪法中继续取消1975年宪法所确认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一“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消除了人民直接参与国家政权的通道，进而为基于间接民主的人民共和政体奠定了宪法基础。其二，更加注重法治和公民权利的平等保障。现行宪法对公民权利的系统确认、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目标的确立，以及党章对“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等，已经使改革时代的人民民主专政失去了阶级斗争的宪法基础。正是上述两种转向，使得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人民民主专政，在很大程度上已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间接民主、人权的平等保障、依法治国等更具中国特色、更能体现现代政治文明理念的“政党—国家”体制所吸纳，并日益成为党领导人民长期掌控国家政权的同义语。在这种体制中，共产党的政治主导地位是其根本特征。然而，在执政党发挥主导作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诸领域，也是现代法律调整的对象。这必然会带来执政党的政治主导性与法治所内在要求的法律的“不可随意支配性”之间的张力。在现代法治模式中，有英美“法的统治”（rule of law）模式与德国“法治国”（Rechtsstaat）的著名区别。简言之，前者强调法律在社会—政治秩序中无可争议的“至上性”，后者则在承认某种政治主导性空间的前提下确保法律的“不可随意支配性”。对中国这样的“政党—国家”来说，德国的“法治国”模式似乎更应成为法治国家建设的现实目标。在当代中国，法律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从而使得两者在根本取向上是一致的。

第二，从社会组织体系来看，中国实现了以共产党的组织体系确保“后儒家”时代中国的社会再组织化，并在实践中形成了社会层面的“分类监护体系”——这与法治所适应的“主体平等”原则相抵牾。从社会层面来看，当前中国其实形成了以党组织体系所主导的“分类监护体系”：不仅对各种社会组织依据其挑战能力或组织集体行动的能力、提供公共物品的性质和能力等的不同采取了“分类监护” [6]，而且对企业组织也依据其所有制性质、重要性等的差异采取了“分类监护”[7]。这种社会层面的“分类监护体系”有利于社会的整合，特别是有利于政治稳定；但它却形成了社会主体之间的“差别待遇”，而且是以牺牲社会和市场的活力为代价的。就“政党—国家”的法治建构而言，这势必会带来社会“分类监护体系”与法治所内在要求的“立法分类的非任意性”之间的张力。现代法治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立法分类的非任意性”，即国家立法不能在主体之间做任意的、不合理的分类。

第三，从价值取向上看，既有的“政党—国家”体制事实上遵循的仍是传统中国长期奉行的“贤能主义”（meritocratic）分配原则，形成了权利、自由、权力、机会、收入和财富等“社会基本益品”的“限制准入体系”——这与法治所适应的“开放准入体系”不相容。质言之，正是这种“限制准入体系”所实现的官僚体系内部的利益共享，确保了下级官僚对最高权威的政治忠诚。从政治哲学上看，现时中国的“政党—国家”体制在相当程度上遵循的仍是传统中国长期奉行的贤能主义分配原则，即把被认可的“贤能”或“优点”、而不是非人格化的“公民资格”作为“社会基本益品”分配的基本依据。显然，当前中国实践中形成的把行政级别与特定职业素养、进而与差序化的社会福利相联系的制度安排，正是这种贤能主义分配原则的体现。尽管这种分配原则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精英阶层的积极性并有效地维护其政治忠诚，但它既不利于社会正义的充分实现，也极易造成“赢家通吃”的局面，给法治的实现带来社会结构层面的巨大挑战。因为正如前文指出的，法治是以人格平等为前提的，一个崇尚贤能主义的社会势必会为位高权重者将法律沦为人情乃至私利的工具打开方便之门。从历史的视角看，这种贤能主义的分配原则堪称传统中国“礼治”原则的现代变种，“礼者，……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荀子·富国》）。这启示我们：在面对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的“轴心时代”文化遗产时，我们须把文化传统中应当批判的方面和值得保存的方面区分开来。就“政党—国家”的法治建构而言，这其实体现了其“限制准入体系”与法治所内在需要的法律的平等性之间的张力。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前文提及的“分类监护体系”，还是此处的“限制准入体系”，都不是依据宪法和法律形成的，而是主要依据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各级党委发布的政策等形成的。其合宪性是很有必要依据宪法和法律予以审查的。

改革时代“政党—国家”的法治建构

很多论者从韦伯合法统治类型的论说出发，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基于建国领袖权威的“魅力型统治”（“克里斯玛型统治”）将让位于基于法律理性的“法制型统治”，即随着政治领袖魅力的平凡化，“法的统治”意义上的法治将成为治国的基本方略。这种论说有其学理依据，但却未必完全符合现实中国的情势。在新时期，尽管单个的政治领袖很难形成像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的“克里斯玛”型权威，但作为整体的中国共产党因其历史上的革命功绩和现实中的国家和社会组织化需要，仍可能具有这种权威。中共在深化改革时代更加强调党中央集体领导等政治举措，正是旨在强化作为整体的中国共产党之政治权威的体现。这意味着：由作为整体的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的“克里斯玛型统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仍是深化改革时代中国的基本政治格局，也将是改革时代中国法治国家建构的基本政治情境。真正具有建设性的法治国家论说，应正视这一政治情境，并基于此探讨中国式法治国家模式的可能性。

基于前文分析，笔者认为中国式法治国家的建构，应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遵循如下两个法治化原则，并建立与此相适应的两大政治秩序法治化的“基础秩序”。

（一）“政党—国家”法治化的两个原则

1.政法分离原则。所谓“政法分离原则”，即“政治的归政治，法律的归法律的”。它充分尊重执政党在国家和社会组织化中的核心地位，乃至在改革和法治中国建设中的主导地位；但主张把这种地位更多地限定在政治领域。对中国这样的“政党—国家”而言，所谓“政治领域”，是指关系中国作为政治共同体的生存（组织、团结）和发展（改革），因而需要执政党作出重大政治决断，并通过国家机关贯彻其意志的领域。换言之，它主要是指在国家治理中需要执政党集中人民意志和智慧作出决断的根本事项和重大事项，如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决策，宪法的修正和法律的立改废，各级国家机关领导人的推荐，国家发展规划、重大政策和改革举措的拟定等。政治领域以外的法律问题，应最大限度交给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特别是要充分尊重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由于法律本身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并通过中国特色的“集思广益型”决策体制[8]和民主集中制的法定程序，充分聚合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意志，它是各种“私意”的加权汇总，是政治共同体内最无争议的“公意”，具有最大限度的民主合法性。相比而言，那些干扰法律实施的政治决策或指示，都缺乏类似的“公意”基础：它们要么只是领导个人的“私意”，要么只是有限范围“私意”的简单加总，即有限的“众意”。根据“公意”大于“众意”和“私意”的现代政治文明公理，法律的权威显然应当优位于与之冲突的政治决策或指示的权威。

2.人大至上原则。“人大至上”，不仅是因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更是因为它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得以统一的制度枢纽，是三者“相反相成”的宪治保障。“相反相成”是典型的中国智慧，它遵循的不是线性的形式逻辑，而是复线的辩证逻辑；它不是意在以非此即彼的思维确立至上权威的“至上性”，而是旨在于关系性的均衡结构中确保至上权威的“权威性”。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特别在尊重“人大至上”原则的基础上）发挥政治主导性，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为此，遵循宪法的既定安排，做实人大，既保障其在国家机关中的至高地位，亦确保其沟通党与人民、联系党与国家机关的枢纽地位。

（二）政治法治化的两大“基础秩序”

所谓“基础秩序”，就是对政治秩序的运行具有全局性影响的秩序，为国家权力提供基本运行平台的秩序。因此，“制度的运行是嵌入于基础秩序中的。制度运作时许多必须解决的问题，其实不是由制度本身来解决的，而是由制度嵌入其中的基础秩序解决的。”[9]对政治秩序的法治化而言，合宪性审查制度和财政法定制度是两大“基础秩序”。对中国而言，这是“做实人大”的内在要求。

1.合宪性审查制度。宪法的实施是确保法律体系融贯性的根本保障，也是全社会法治规则意识培养、法治文化培育的关键环节。此处所谓“合宪性”审查，其审查的依据不仅包括宪法典，还包括《立法法》《预算法》及各级国家机关组织法等宪法性法律。因此，根据《立法法》所确认的“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原则，它实际上可以容纳对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等的全面审查。前已论及，现有“政党—国家”的“分类监护体系”和“限制准入体系”主要依据行政法律、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各级党委发布的政策等形成。合宪性审查的实质推进，显然有助于确保其在现代法治框架内运行，并形成符合法治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组织体系和社会分配体系。关于合宪性审查，笔者基本同意陈端洪基于“政治宪法学”视角所提出的构想，即建构党内审查、人大审查和司法审查三位一体的合宪性审查制度，但在分工协作上有不同设想：（1）在党中央设立一个机构，专门负责审查党中央的政策和指示是否合宪；（2）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全面审查中央和地方各级人大、政府颁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是否合宪；（3）各级法院在适用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时，可以审查同级政府、政府部门和下级人大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是否合宪。党内审查和人大审查采用主动审查和被动审查（应公民请求或诉请）相结合，司法审查仅限于适用法律时的被动审查。司法审查与人大审查就同一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审查意见发生冲突时，以人大审查为准；公民可就司法审查的意见向人大审查机关提起再审查。

2.财政法定制度（税收法定+预算法定）。对现代国家而言，税收和预算既是其财政“输入”和“输出”的两大环节，也是其权力运行可能违背人民意志的主要方面，因此它是现代国家对国家权力进行法治监控的核心环节。由于宪法和法律是政治共同体“公意”的最高体现，把国家的税收和预算纳入法治轨道，可以使国家权力的运行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从现代国家的成长来看，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伴随着对税收和预算的民主监控而产生，并通过将其纳入法治化轨道而吸纳民主（乃至革命）激情的。对“政党—国家”而言，税收和预算的法治化是“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根本保障。税收所代表的财政汲取能力是其国家能力的重要表现，但如果偏离法治监控，它也可能会成为丧失“民心”的财政源头。而且，实践中的腐败行为，多与各级党政领导任意支配财政预算的行为密不可分。因此，对人民的直接政治参与不充分的“政党—国家”来说，它可以在现有宪制架构内最大限度地提升政治秩序的民主合法性，甚至还可能以政治治理的实际绩效替代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进而起到“以法治吸纳民主”、“以民享替代民治”的政治成效。新修订的《预算法》已经确立了“预算法定”原则。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接下来，将“税收法定”原则写进宪法修正案，不仅确认公民的纳税义务，也对国家的征税行为进行法律监控，是“政党—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同时，在各级人大常委会增设“预算委员会”，对同级政府的预算进行民主和法治监控，既是落实“预算法定”原则的内在要求，也必将有助于法治国家的实质性建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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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孙立平.以社会重建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社会学研究，2007（2）.

编辑高苑敏

作者：孙国东

线性文化遗产的国际法论文篇3：

“互联网+”时代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式保护”之我见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宝贵的记忆资源，具有重要的保护、科研、教育价值。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式保护”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同时，保护工作也出现了新的问题。这些都对保护和传承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关键词：“互联网+”；非物质文化遗产； “档案式保护”

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这是目前我国唯一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法律。该法律第十三条明确规定：“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全面了解非遗有关情况，建立非遗档案及相关数据库。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非遗档案及相关数据信息应当公开，便于公众查阅。”由此可见，建立非遗档案直接关系到遗产保护的成效。

“档案式保护”是非遗保护的基础手段之一。在传统的非遗保护观点里，它指相关保护单位对非遗项目、传承人以及与之相关的具有价值的信息进行直接收集、整理、立档、保存、管理并提供利用服务的各项工作的总称。早在1950年，日本颁布的《文化财保护法》中就提出了为无形文化财建档的要求，在该法律第三章第二部分中明确规定了“重要无形文化财及重要无形文化财之外的无形文化财的指定及其保持者或保持团体的认定、保存展示、记录档案的制作及经费等内容”。在此之后，各国也开始积极探索非遗“档案式保护”。

在我国，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文化馆、图书馆、高校和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是非遗“档案式保护”工作的主体。它们对非遗虽然起到了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的重要作用，但是在新时代下，这类传统的主体保护方式对非遗的宣传、弘扬、传承和振兴的作用并不太突出。正如有的学者指出，非遗作为一种“活态”遗产，不仅仅是为了简单保存而归档，而是为了保护和传承才归档，并且保护和传承绝不是固守的。[1]因此，它们必须要走进广大民众的视野，从民众中来到民众中去，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护。

一、“互联网+”时代下非遗“档案式保护”的新特点

1.保护内容的变化：由显性到隐性

在传统的观点里，“档案式保护”的内容主要包括非遗活动中产生的一系列实物、道具、资料、非遗项目档案、传承人档案等。随着我国非遗项目的增加，“申遗”档案、学术论文、会议报告文件、课程资料、图书出版物等开始进入档案工作者和相关学者专家的视野。非遗主要体现在口头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传统手工艺等方面，是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隐性知识”。例如张小泉锻制技艺、郫县豆瓣传统制作技艺、中医正骨疗法等等，在过去，它们主要是依靠家族代代相传，因此，对于家族而言这些技艺是他们的隐性知识。[2]在现代化的今天，这些技艺仍然发挥着造福人类的作用。因此，档案工作者们有意识地收集、整理这些隐性知识，通过档案化处理，将其变成显性化知识，从而可以达到为人类广泛享用的目的。

早在2007年，著名学者冯骥才先生就指出，“非遗档案不仅包括纸质的、数据库多媒体的东西，活的东西也是档案，甚至活的空间也是档案”[3]。今天的资料也许就是明天的档案。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档案的价值认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所以要重视新环境下出现的新问题。非遗衍生品作为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成果表现，在“互联网+”时代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了。以“夏布制作技艺”为例，重庆壹秋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通过独特的创意设计来激活夏布的美，以此传播传统的非遗，目前已经开发出包括围巾、布包、桌旗、团扇、笔记本、钱夹等500多种夏布衍生品。从这个角度来看，非遗衍生品的设计、制作、销售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有价值的资料都可以成为档案；因为它们发挥了档案的教育、保存、研究等功能。

2.保护载体的变化：由物质到虚拟

过去，我们对非遗的档案主要采用纸质记载、录音、影像记录等方式保存。在互联网时代，随着技术的进步，许多非遗档案开始实现数字化，通过扫描技术、数据库技术、多媒体技术、3D虚拟交互技术、VR、AR、MR等高新技术，将非遗档案资源转化为数字化的档案信息。例如韩国文化遗产管理局建立了非遗在线百科全书，通过信息技术、多媒体平台记录非遗资源，各非遗团体、个人可以及时提供非遗动态并且更有效地把信息传播给公众。[4]此外，美国、加拿大、英国、匈牙利、印度等国家都在开始积极探索非遗数字化建档工作。

早在2006年，文化部就联合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立了“中国非遗数字博物馆”网站，从国家层面对非遗进行数字化保护。随后，江苏省、河北省、太原市、凉山彝族自治州等省市地区也开始积极探索非遗档案资料数据库建设。此外，很多保护单位开始尝试建立非遗“大数据”中心，统计非遗及传承人在全国的分布情况。基于数据，我们可以快速地了解同类非遗在不同地区、不同传承人手中的传承状态，从而挖掘其传播价值，建立良性的传播生态圈。非遗共享性保护原则要求我们在对其实现数字化保护的同时，可以通过网络利用非遗档案资源。

3.保护主体的变化：由单一到多元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定义，非遗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基于这一概念，我们可以认为非遗的传承主体可以是群体、团体或个人，而从非遗保护的实践来看，单纯地依靠政府部门或非遗传承主体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利用集体的力量和“公众参与”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对非遗档案的保护工作亦然。

近年来，随着“申遗”的进行，非遗“档案式保护”的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公益性档案保护主体开始向商业性保护主体过渡，形成了包括博物馆、纪念馆、档案馆、各种研究团体、政府文化机构、公司、民间个人等在内的保护管理体系。[5]因此，对非遗的档案式保护，我们可以借鉴“美国记忆”工程、日本“亚太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以及台湾“兰屿媒体与文化数字典藏”计划的经验，开展跨地区跨国界的合作模式，争取最大范围地收集档案资源。[6]此外，高校也可以利用自身优势资源开展非遗档案保护，如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成立数字档案馆，利用高科技手段，积极参与非遗档案建设工作，通过互联网平台分享保护成果，传承本国文化。

4.传播方式的变化：由“固态”到“活态”

“档案式保护”本属于一种静态保护模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非遗本身具有活态性的特征。从理论上来看，这两者似乎很矛盾；然而从实践工作来看，正是由于非遗需要“活态传承”，才要求档案机构做出改变，对非遗进行动态跟踪。此外，非遗的活态传承性，要求档案工作者突破传统的被动收集文献模式，由单纯的文献收藏、保存者转变为文献寻访、采集、制作的一体化角色；[7]尤其要重视对口述档案的收集、编写和研究工作。

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和文化馆等单位作为公共服务平台，不仅要承担起建档保存的责任，在新时代下，更需要与社会积极展开合作，向大众宣传和展示非遗项目的魅力，培养大众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情怀，让非遗档案真正成为流动的档案，成为被大众享用的文化。同时，“档案式”保护也要遵循活态传承原则，“打通非遗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界限，促使非遗传承者与文化消费者的对接”。保护非遗档案，其根本目标是延续非遗的生命力。非遗如果消失于人类社会中，那么对它们的档案式保护就没有意义了。

通过数字化方式对非遗进行记录、保存，实现档案的网络活态传承，维护档案的生命力，增强档案的传播和影响力，其意义是深远而重大的。以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开展的一次文化遗产调查工作为例：这场被称作是“大到教堂，小到汤匙”的文化遗产大普查，法国政府发现了一大批新的文化遗产。他们通过建立详细、明确、标准化的遗产资料，不仅摸清了全国遗产的基本情况，还保护了一些重要的文化遗产，同时也增强了法国民众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8]

二、“互联网+”时代下非遗“档案式保护”存在的问题

1.对非遗档案保护工作不重视

大多数非遗档案具有民间性，长期以来游离于国家官方档案之外，在保存过程中会出现很多不可控因素。因此，档案管理机构容易对非遗档案予以边缘化，甚至不将非遗档案管理纳入日常的工作范畴。[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公约》中明确规定非遗保护是指“确保非遗的生命力的各种措施”。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对遗产的保护工作停留在“申报”阶段；一旦遗产申报成功，保护工作也告一段落，主动为非遗建立系统档案的意识比较淡薄。档案保护不仅仅指立档，还应包括编辑整理、教育研究、宣传推广、开发利用档案等一系列环节。因此，要想非遗的“生命力”得到延续，必须重视档案保护各个环节的相互关系。

非遗档案具有文化记忆功能。有人认为只要收集整理好非遗相关档案，即便某一天非遗消失了，也可以通过档案“回忆”或者是“复活”非遗资源。之所以产生这种观点，是没有意识到作为固态的非遗档案需要放到活态的文化环境中才能发挥价值；归根结底则是档案工作人员对非遗档案的认识不足，对保护工作还不够重视。

2.缺乏资源共享意识

非遗“档案式保护”的终极意义，不仅仅是让非遗“保存”下来，而是要让它们“活态传承”下去。[10]实现档案资源的共享意义十分深远。然而在我国，档案管理部门多为行政事业单位，各部门之间存在利益争夺。因此，各级部门之间的档案资源一般不对外公开，更不用说共享了。这种“单打独斗”的方式，在网络社会已经暴露出很多问题。由于缺乏共享意识，非遗档案资源得不到及时更新，给研究者和非遗传承人造成很大阻碍。例如，在对非遗进行普查时，各部门之间信息没有及时交流沟通，造成大量人力物力的重复浪费。

3.知识产权问题开始凸显

对非遗进行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建设，打破了档案原有的时间空间局限，实现了资源共享，加快了非遗的传播速度，与此同时也带来网络侵权等问题。从非遗的范围来看，知识、技能等非遗资源，本身就是一种知识产权。保护主体在进行归档时，应该充分考虑非遗资源的所有权属性，不能简单地将属于个人财产的非遗作为公众资源进行分享。尤其在“互联网+”时代，知识的传播路径变宽，传播速度变快，传播主体变多，这给档案保护和立法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应对的策略

1.借助新媒体技术

新媒体，作为一种借助互联网技术传播信息的载体，为当今社会的各个行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有了新媒体为平台，内容传播开始影响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在这种背景下，非遗的“档案式保护”工作已不局限于博物馆、档案馆等固定空间，而是可以通过手机等新媒体工具发挥更大的宣传价值。非遗已逐渐走上了一条依靠信息技术传播的道路。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新媒体开发团队借助移动互联网技术，开发了手机APP《韩熙载夜宴图》，其中就将非遗南音融入进去，用户通过该款APP中体验层的南音真人演绎，能够真切地体会到非遗项目的魅力。

在“互联网+”时代，人人皆可称为自媒体。老一辈传承人通过口传心授将非遗代代传承下去，新的传承人通过微信、微博、QQ、微视频等手段宣传、储存、研究非遗。《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护档案的义务。”在当前，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实际已成为人们一般都会采用的保护方式。

截至2016年10月31日，在苹果APPstore上线的非遗相关手机APP已有26种，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电子地图”“厦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等，这些手机APP通过互联网平台发布、传播、分享非遗相关信息，这就是一种新的传播空间。

2.利用网络开展档案管理工作

目前来看，我国大多数的档案管理部门有自己的网站，但这些网站大多形同虚设，很少有部门将其作为一个数字平台来运营。按理说，档案内容的增值服务、档案资源的展示与宣传等都属于档案网站的重要功能。档案管理的网站建设，与档案管理部门的需求有关，也与社会大众的需求有关。网站建设应该把满足社会大众需求放在第一位。

我国幅员辽阔，还有很多非遗档案资料分散在民间。在网络时代，信息传播速度加快，档案工作人员应该抓住机会，借助网络力量多方互动，展开对它的收集整理工作。非遗传承人分布在全国的各个角落，需要政府从顶层设计着手，制定相关的政策，规范传承人的网络传承行为。

档案保护主管部门可以建立非遗专门网站，并设置一个网络接口，非遗传承人、研究者等可以通过注册形式上传相关资料，从而可以不分时间、空间收集档案资料，不断完善内容，保持档案内容的持续更新。这种方式可以收集到丰富的资料；当然资料内容会有鱼龙混杂的现象。这就需要对档案进行仔细甄别查验，保证档案资源的真实性及完整性。

3.加强对档案的宣传推广工作

非遗的保护工作机制应当是“决策机制、协调机制、咨询机制与执行机制、督查机制等的有机结合”。[11]其中，“决策机制”是保护工作的基础，档案资料不仅依靠大量的人力物力，更需要政府部门对收集整理好的档案进行编研，并在此基础上策划一系列档案宣传活动，让档案真正实现普及，发挥应有的作用。例如由贵州省档案局和上海市档案局联合主办的“黔姿百态―贵州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展”，充分运用了500多件档案文献、照片和实物，形象生动地展现了贵州省最具代表性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2]

尽管“文件生命周期”①理论告诉我们，处于非现行期的非线性文件需要进入档案馆永久保存，可是非遗是靠传承者“身体”传承的，所形成的档案需要回归传承生态环境。因此，档案主管部门可以定期开展线上线下主题展览活动、学术研讨会、专题讲座，通过策划这些活动来扩大受众对象，广泛吸收各方意见，强化档案保护意识。此外，开展活动过程中产生的新观点可以集结成书并公开出版，从而扩大档案的传播范围。

有学者提出“固态活化”理论，即“对非遗档案进行研究、开发和利用，开发出蕴藏在非遗档案中的精髓和灵魂，将固态的非遗还原为活态非遗并以活态的形式传承发展”。[13]按此理论并结合非遗保护的实际情况，档案相关部门还可以开发非遗相关辅助教材、学习课程，与大中小学建立合作关系，通过网络学习的方式进一步发挥档案的教育文化功能。

4.建立非遗专题档案数据库

20世纪60年代中期，产生了数据库技术。它主要是指对数据进行存储、处理、管理和维护的一种现代信息技术。非遗档案数据库是指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对非遗档案资源进行分类、记录、保存，建立科学有效的存储空间的一种技术保护手段。非遗档案数据库是实现非遗资源共享的重要平台，同时也是宣传推广非遗的有效手段。目前我国已建成中国荣昌陶艺文献专题数据库、楚雄彝族文献专题数据库、伏羲文化文献专题数据库、山西戏剧文物文献数据库等。[14]这些地方特色数据库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和学习。

然而，我国还有很多的非遗档案资源分布零散，并且官方和民间资料都比较少，没有形成统一的档案分类标准。尤其是一些濒危非遗项目更需要及时采用数据库进行保护，如羌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麦西热甫、中国活字印刷术、中国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赫哲族伊玛堪说唱等等。因此，档案保护单位可以参照《中国档案分类法》，统一制定分类标准，分级进行编码保存，并根据地域特色，建立专题档案数据库。

5.加强档案的立法保护

“档案式保护”是国际法确立的保护模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次以国际文件或立法形式强调档案式保护的重要性。从1972年的《关于在国家一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到1989年的《保护传统文化和民俗的建议》，再到2003年的《公约》，[15]这些文件法规拓宽了非遗档案保护的立法空间。

以非遗档案的所有权为例，群体、团体或个人是非遗的传承者、创造者、享用者，他们在非遗的保护、传承、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们在行使非遗传承权利的同时，也应该充分享受非遗带来的经济收益。然而在我国，很多集体创造的非遗资源，由于所有权关系尚未明确，传承者本身得不到应有的利益。因此，需要加快制定法律，还原传承者的主体地位和权利。

此外，非遗档案中涉及的内容可能包含个人的商业秘密，如传统手工技艺或饮食医药配方。系统的档案材料一旦通过网络泄露了，不仅对传承人造成损失，很有可能对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造成伤害。因此，通过对商标的预防式注册和申请“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等措施可以有效防止侵权行为。

注释：

①1940年，美国档案学者菲利普·布鲁克斯最早提出“文件生命周期”概念。“文件生命周期”指的是文件从产生直至因丧失作用而被销毁或者因具有长远历史价值而被档案馆永久保存的整体运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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