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遗产论文

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历史文化遗产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本文通过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于1972年颁布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英、中、日3种文本中“文化遗产”定义的比照分析，指出《公约》现行正式中译本的“文化遗产”定义中存在若干表述不当之处。

第一篇：历史文化遗产论文

文化遗产的双重属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博物馆保护

摘 要:文化遗产划分为“物质”与“非物质”两类缘于保护的需要而非其天然的类别,一项具体的遗产则具有物质与非物质双重属性,这一性质决定了博物馆对非物质遗产保护负有责任。与其他遗产保护机构相比,博物馆有着独特的优势,非物质遗产保护已成为博物馆工作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非物质遗产;博物馆;遗产的双重属性;保护;文化特征

On the Double Nature of Heritage and Museum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Heritage

ZHAO Ming-yuan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博物馆

对于文化遗产保护学科而言,非物质遗产(Intangible heritage又译为无形遗产)一词与“文物”、“古迹”等词汇相比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术语,它的正式出现才过了十余年。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制定的《保护世界文化及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规定的文化遗产概念中有文物、建筑群和遗址三大类遗产的分类,公约中所说的文化遗产仅仅是指物质遗产。1997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9届大会通过了建立“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决议,正式提出了非物质遗产这个概念。次年,《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公布, 2001年首批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公布,在全世界产生了轰动效应,我国的昆曲艺术名列其中,这推动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中文译名进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学术领域。

“非物质遗产”这一术语一经出现,便成为国际博物馆学界高度关注的新课题。2000年在德国慕尼黑召开的国际博协博物馆学委员会年会就将“博物馆与无形遗产”作为讨论主题;2002年在中国上海召开的国际博协亚太地区大会也将“博物馆与无形遗产”作为主题,并通过了以“博物馆、非物质遗产与全球化”为主题的《上海宪章》;2004年在韩国汉城召开的国际博协代表大会仍将大会主题确定为“博物馆与无形遗产”,并将当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也定为“博物馆与无形遗产”。在国际博物馆界在力倡导下,国内外众多的博物馆和文化、艺术方面的学者曾针对“博物馆与无形遗产”这一主题发表了大量的论述。

以国际博协亚太地区上海会议为标志,中国的博物馆学界迅速与国际学界对接,率先开始了“非遗”保护的理论探索和实践,至2004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前后,《中国文物报》、《中国博物馆》等报刊杂志已发表了大量学术文章,课题涉及非物质遗产保护中博物馆的地位、责任、作用以及方法。一批工艺类、戏剧类、民俗类、民族学的等传统类型博物馆及新型的生态博物馆,在“非遗”保护方面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产生了国际影响。中国博物馆界积极投身于这一新兴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体现着博物馆界的高度自觉。

2007年8月24日,国际博物馆协会全体大会通过了新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章程修订的博物馆最新定义是:“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①定义将非物质遗产保护正式列入博物馆的功能中。博物馆保护“非遗”责无旁贷。

二、“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的双重属性

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32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4年8月我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成为第六个签约国。2005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继之,2005年底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从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外来词语正式进入中国官方语言,并进而成为当前中国文化语汇中最为流行的新词之一。此后中国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了明确的政府部门分工,物质遗产工作继续归属国家文物行政部门,非物质遗产工作则归在国家文化行政部门新设立的非遗工作职能部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学术和非学术活动日益活跃相比,中国的博物馆却逐渐淡出“非遗”保护的中心。也许是其处于“非遗”保护行政体系之外使之,而对博物馆“根本的共同点就在于它的实物性”的通常认识更使这种状态并不受到怀疑。

然而,将文化遗产划分为“物质”与“非物质”绝非遗产本身就有这样的天然类别,一项具体的遗产,其同时具有物质与非物质双重属性。科学认识这种双重属性,对于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以及保护主体的选择有着重要意义。

(一)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属性

《世界遗产公约》中规定,凡提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项目,必须符合下列一项或几项标准方可获得批准:1.代表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一种创造性的天才杰作;2.能在一定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对建筑艺术、纪念物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方面的发展产生过大影响;3.能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4.可作为一种建筑或建筑群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示出入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5.可作为传统的人类居住地或使用地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6.与具特殊普遍意义的事件或现行传统或思想或信仰或文学艺术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在以上鉴别标准中,很明显地纳入了对遗产的‘非物质’文化(或艺术)的评价标准。在‘独特的艺术成就’、‘创造性的天才杰作’、‘建筑艺术’、‘文明与文化传统的特殊见证’、‘与思想信仰或文化艺术有联系’等表述中,指的正是那些文物、遗址、建筑群所承载的‘非物质’文化的价值评估。” ②

非物质形态的价值都寓于物质形态之中,成为物质遗产价值评判的重要标准,这就是物质遗产的非物质属性。

我们试以“鼎”这样一种常见的器物为例来说明。“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 ③

作为食器的鼎,进入青铜时代后成为最常见和最神秘的旌功记绩的礼器,更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包含了丰富的精神价值。鼎所承载的非物质文化属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与其的制造术相关工艺、技术、规范、禁忌等,一是与其功能相关礼仪、典章和权力象征等,后者则更有深刻内涵,“鼎”即因后者而成为“鼎”。类似鼎这样的青铜时代的器物,是一定社会历史的产物,它所的非物质文化原真信息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环境的逝去而逐渐消失——尽管我们可以通过考古发现和科学研究来追寻甚至部分还原那些逝去的信息。所以此类文化遗产,它的主体性质是物质性的,被归于物质遗产。

我们再世界文化遗产故宫为例,“紫禁城是中国五个多世纪以来的最高权力中心,它以园林景观和容纳了家具及工艺品的9000个房间的庞大建筑群,成为明清时代中国文明无价的历史见证。”世界遗产组织的评价着眼于古代建筑杰作,宫殿建筑瑰宝和珍稀文物宝库的主体意义,然而故宫所蕴含信息和价值岂止如此。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24位皇帝相继在此登基执政,前朝后寝,是其主要活动场所,是中国最高权力中心、政治和文化中心,国家政治运行和皇家伦理的一幕幕活剧在此上演了500年,其间包含着难以尽数的典章、礼仪、程式和禁忌,显示着帝王权威的神圣和神秘,统治着亿兆臣民的心灵。然而随着王朝的覆灭,那些非物质形态的皇权与宫廷礼制也随之消失,只有依附于这座宫廷建筑群的皇宫建筑营造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去研究、保护。可以设想,故宫内保留任何一项皇家礼仪或者宫廷艺术,无论是皇帝临朝理政的程式,还是各种皇家典礼、舞乐等等,都可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如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已公布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中韩国“宗庙祭礼”、“雅乐——越南宫廷音乐”、“柬埔寨皇家舞剧”一样。故宫曾经拥有的“非遗”因为不被认识而消失。

(二)“非遗”的物质属性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属性理解,首先可以从其物质载体、生成物、介质来考察,例如“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昆曲,它的演出剧场、舞台、布景、道具、服装、伴奏乐器,以及剧本曲谱,还有各类介质的音影记录、文献资料,这些物质载体附属于昆曲,构成其物质属性。不仅如此,在一个昆曲特定表演场所,角色台上的表演与看客台下的观赏,共同构成了一个昆曲表演与欣赏相互依存的空间。这一空间和其中的人及一切器物共同构成了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其中的灵魂是角色的表演。失去了表演与鉴赏的空间,此项“非遗”就将变异。因此更应从“空间”来认识“非遗”的物质属性。

再以另一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古琴艺术为例。古琴艺术是中国历史上渊源久远的一种器乐形式,古琴韵味含蓄,虚实相生,讲求弦外之音、空灵意境。古琴自古是文人自我陶冶的一种雅好,所谓君子乐不去身,君子和琴比德,唯君子能乐,融审美追求和道德追求为一体。古琴很少在公众场合演奏,只是文人雅集的内容,古琴艺术所拥有的物理空间应是文人雅集的场所,只有在这样的空间里,才能体现其高雅的韵味。古琴艺术的物质性,不仅体现于古琴乐器本身,更应体现在文人雅集的特定空间。现在展示古琴艺术时,热衷于在广场、剧院这样的空间,但事实上其作为“非遗”的特征的韵味已损失大半。

(三)双重属性和整体保护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物质性和非物质性构成了文化遗产的双重属性,如“鼎玉龟符”、“鼎食鸣钟”、“铸鼎象物”、“鼎鼐调和”、“九鼎八簋”这些成语描述的器物反映着一项项风俗礼仪、典章制度;同样非遗“表现形式”离不开物质载体和空间,如昆曲、古琴的古乐器、古曲本等会成为博物馆的典型藏品,古戏台、琴台会成为文保单位。

一项物质遗产可以承载无限量的非物质文化信息,其所拥有的非物质信息成为评判其价值的重要内容;一项“非遗”有着不同质态的物质载体,又需要不同层次的存在空间,这些载体和空间又决定着它的存在和消亡。遗产的物质和非物质两种属性,彼此依存、虚实相生,你中有我,相互包含,合而为一,共生共长,共同构成了遗产的基本要素。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文化遗产划分为“物质”与“非物质”仅是由于理论研究和保护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绝非遗产本身就有这样的天然类别。一项文化遗产只是因其主体性质和表现形态更多地体现为物质和非物质属性,而被认定为物质或非物质遗产,并因此保护的重点和方式有所不同。但对于文化遗产研究,要强调综合的研究,如在研究文物时,除了研究其物质形态的形成之外,大量的课题是在研究其功能、承载的传统、民俗、礼仪、有关的信仰和知识等等此类非物质文化内涵。而在研究“非遗”时,除了对“表现形式”保护的研究外要重视其依存的特定空间保护的研究;同样,文化遗产的保护,强调的是整体性原则,在保护其主体属性时强调物质属性和非物质属性的双重保护、整体保护,这才是对待文化遗产的科学态度。

在认清了文化遗产的双重属性后,即使是以“实物性”为特征的博物馆,对“非遗”的保护责任已没有理论上的障碍。

三、遗产保护:博物馆的优势

(一)“非遗”保护需要“专业”

在目前的“非遗”保护体系中,各级艺术研究院所和群众艺术馆、文化馆构成了主力,它们在拥有着各自优势的同时,其明显的局限性早已被有识者认识到:“从以往的实践看,前者搜集、保护文艺资料是为内部的研究,其成果往往是面对学术界的研究著述,而不是将资料直观地展示给社会大众;后者虽是直接组织大众开展民间文艺活动,但又缺乏永久保存相关资料尤其是实物资料的功能,且易受社会潮流的影响放弃传统项目去追求新的文化时尚。” ④

艺术研究院所和群艺馆、文化馆原有的机构职能中并没有遗产保护这一内容,它们对新赋予的遗产保护职能因其学科手段、专业技能、职业经验缺乏而显得力不从心。笔者接触的许多基层群文工作者,兼任了非遗保护工作,但至今对非遗项目仍不能从文化遗产的角度去理解。缺乏科学和专业基础又被利益所驱动的“非遗”保护,其结果可想而知。专家们对此表现了极大的担忧:“例如据某国际机构统计,在被称为‘民间歌舞之乡’的中国边陲某地,近年来在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与‘保护’下,如今用于展示其原生态文化风貌的‘传统节目’,至少已有近70%不再原汁原味。而在这70%中,至少已有近30%的节目纯属当代人创作出来的伪民俗、假遗产。在这种改编风、创作风的积极推动下,许多地区堪称‘原汁原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被迅速蚕食,形势不容乐观。” ⑤

这些现象在全国其实是很普遍的,这种严峻形势的形成,对“非遗”缺乏专业的认知、专业的保护手段和专业的保护机构是重要的原因。

“非遗”保护呼唤博物馆向这一领域的回归。

(二)博物馆的优势

保护文化遗产是博物馆的主要职能。作为构筑记忆、收藏历史的科学和艺术的殿堂,现代博物馆在其发展的数百年历史中,形成了保护人类和人类环境见证物的深厚的学科经验和工作规范,为人类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作出了重大贡献。保护非物质遗产是国家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在目前各类涉及文化遗产保护的机构中,博物馆有着特殊价值和优势。其优势有:

第一、博物馆对人类和人类环境遗产的保护是永久的,博物馆目前是唯一的这样的一种机构,它的稳定性是任何遗产保护机构所不可比拟的,它为“非遗”永久传承提供了基本条件。

第二,博物馆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博物馆管理体系相对成熟,从《文物保护法》到《博物馆管理办法》、《藏品管理办法》等规章,博物馆的社会地位和职业规范确保了遗产在博物馆的安全性远高于其他机构。

第三,博物馆拥有遗产保护的技术设备、完善的保护制度、训练有素的管理人员和几百年积累下来的管理经验,非遗一旦进入博物馆将会受到比别的机构更高的专业保护而使之延年益寿。

第四,博物馆有常设的开放场所和基本陈列,比较其它机构组织的临时性会展、节庆,它的日常展示机制和社会服务功能更有利于遗产的传承、传播和公众参与,同时也更经济和便捷。

第五,博物馆保护的是人类和人类环境遗产中的精华,进入博物馆的任何遗产都必须经过规范程序进行科学研究、鉴定甄别和挑选,这确保了进入博物馆遗产项目的代表性、真实性和珍稀性,从工作规范上杜绝假遗产、伪民俗进入遗产保护领域。

第六,博物馆的功能在不断的发展,博物馆新的发展潮流是从“以物为本”的传统,转向“以人为本”的新领域,新的博物馆形态如生态博物馆的出现,已为“非遗”的“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的保护提供了可行的模式。

博物馆在保护遗产方面的特殊价值和优越性是其他机构难以替代的。这一结论并不排斥其他机构发挥自身优势、承担“非遗”保护的职责,但博物馆的上述优越性应成为那些机构改进和完善自身职能的参照系。

四、原真和整体:博物馆保护“非遗”的目标

面对新的工作对象、领域和工作需求,博物馆既要借鉴保护物质遗产的优势和经验,又要研究非物质遗产保护的特殊性,并创造适合自身条件和特点的保护理论和方法。

“整体性”和“原真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要求,这和博物馆的工作要求是一致的。博物馆保护文化遗产,不仅要强调遗产本身的代表性、真实性和珍稀性,同时要注重它所存在的环境、所繁衍的空间的原真性,通过科学手段最大限度地加以整体的保护。

第一,整体意识下“非遗”的有形保护。“非遗”实物保护与博物馆传统职能是一致的,与非遗相关的制品、器具、文献的收藏是其本体的职能。对于“非遗”所存在物理空间载体——遗址、建筑、村落等,应尽可能原貌利用建立专题博物馆,即保护了文物,又使“非遗”不失去其空间环境而能够实现原真动态保护。必须注意的是,博物馆的藏品多为可移动的,入藏的过程往往会变成脱离其原有(初始)环境的过程。在藏品征集收藏工作中,切忌只关注物的本身而剥离其原有的存在环境和承载的文化信息。应运用民族学、民俗学、博物馆学等学科专长,尽可能地以文字记载、音像录制等方式进行完整记录,以有形的方式入藏存档保证无形遗产信息的永久保存。这是确保“原真性”的一种手段,也是遗产整体保护的最低要求。

第二,以人为中心的“绝技”保护。“非遗”是人的创造和表达,一旦人亡随之便是技息艺绝,只有通过人的传承才能保存和延续。对于“动态的”非物质遗产的保护传承,需要博物馆这样的常设机构进行持续性的科学观察和记录,对象就是传承人,这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工作。同时,博物馆要把更大的精力放在以人为中心的技艺保护上,切忌见物不见人。那些身怀绝技的非遗传承人是“活的化石”,要像对待珍贵藏品一样来对待他们。博物馆要通过人才制度的配套,建立一种灵活的机制,把传承人纳入到管理体制内,通过管理、激励和保障体系,提高其技能和艺术修养,规定其带徒传习的责任和义务,确保那些千古绝技能够时时演练、代代传承,保持它鲜活的生命力。

第三,生态博物馆——“非遗”保护的新探索。生态博物馆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它强调文化遗产应原状地、动态地保护和保存在其所属社区和环境中,它所保护的是一个鲜活的文化整体,社区的自然景观、建筑物、生产生活用品等物质的和传统习俗、技艺等非物质的文化因素均在保护之列。生态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最大的区别在于将文化遗产原状地、动态地和整体地保存在其所属社区和环境的空间中。生态博物馆的面积等同于社区文化区域面积,社区内的居民是文化的拥有者。生态博物馆是一种遗产保护和博物馆建设的全新形式,如今世界各地已建起300多个生态博物馆,中国也有了8座。尽管生态博物馆建立受到诸多客观因素的限制,但是它向社会提供的是一个正在生活着的社区的环境、经济、文化的整体,是一个社会的活标本,这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来讲是一种理想形态。

保护非物质遗产是全社会、众多机构的共同责任,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永久性机构,“非遗”保护已成为博物馆工作的重要课题。

① 宋向光《国际博协“博物馆”定义调整的解读》, http://www.ccrnews.com.cn/100014/100015/23437.html

② 乌丙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和认定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③ 许慎《说文解字》。

④ 陈建明《〈上海宪章〉:博物馆与无形文化遗产保护》,《求索》,2003年第3期。

⑤ 苑利、顾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政府角色》,《学习时报》2009年1月19日。

作者：赵明远

第二篇：关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文化遗产”概念的若干问题

[摘 要]本文通过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于1972年颁布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英、中、日3种文本中“文化遗产”定义的比照分析，指出《公约》现行正式中译本的“文化遗产”定义中存在若干表述不当之处。

[关键词]文化遗产；误译

[文献标识码]A

作者：刘恒武　袁　颖

第三篇：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实践:为纪念中国“文化遗产日”设立五周年而作

摘要：本文以纪念中国“文化遗产日”设立五周年为背景，研究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近五年我国在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上的理论发展、政策导向及文化推动。通过事件、图书，理念的描述旨在从学术研究、政策战略、实践层面诸方面为未来建筑文化遗产的发展提供科学而准确的参考。

关键词：中国文化遗产日　建筑文化遗产　事件　学科　媒体

文献标识码：E

引言

2010年新春之际，首都博物馆推出“利玛窦——明末中西科学技术文化交融的使者”展，今年5月11日也恰逢利玛窦在北京逝世400周年《万历三十八年六月，1610年5月11日，享年58岁)。作为意大利传教士，他也是第一位将西方科技传播到中国的欧洲人，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是最早向利玛窦学习研究西方先进科技知识(包括天文、历法、数学、测量+水利等)并使之介绍到中国的人，如他与利玛窦合译的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以及后来编著的《农政全书》、《崇祯历书》等都促进了现代科技文化在中国的起步。长期生活在中国，利玛窦发现中国的读书人“重文轻理”，这恰是中西方文明可“互补”之处，因此他在宋明儒家讲求的“象数之学”中注入西方的“自然科学”，而在欧洲则大力推介儒学，客观上造成了17至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格局，全面架设了“西学东渐”的桥梁。在21世纪初叶的今日再议此事，为中国文化遗产迄今追溯4个世纪前的辉煌，会再次激发起守望中华民族文化家园的信心。2010年的“两会”除关注城市发展及民生的一系列主题词外，文化遗产保护及现代发展仍然成为重要课题。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以时代挑战与文化选择的视角，通过一系列提案全面论述文化遗产保护、加强文化建设、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命题。他列举了文化遗产保护逐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显现的三个作用即一是通过实施博物馆免费开放等公益性文化事业活动，增强国民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二是通过实施重点文物保护工程维修、大遗址保护，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主动融人社会经济生活，三是通过对外文物展览等交流与合作活动，拓宽国外公众了解中国的渠道，提升了我国文化软实力。笔者认为，正如文化交流需要大国思维一样，文化遗产保护更需要文化自觉，保护是为了创新，补习经典是为了再创经典，阅读经典绝不是单为了回头看，而是创造并开新律。因此，本文对建筑文化遗产的研究和梳理，重在把握时代要求及文化产业欣逢发展“大年”的好时机，我以为，建筑文化遗产的纵深发展不仅需要“中国阐释”，更离不开城市及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新发现。

与中国“文化遗产日”一同走来的理论建树

从国家文物局局长、全国政协委员单霁翔在为全国政协编《提案背后的故事》知晓，在2005年第十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单霁翔委员提交了《关于设立“文化遗产日”的提案》，2005年7月19日在郑孝燮等11名学者联名致函中央领导同志信后，2005年12月22日《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发布，决定自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自“文化遗产日”诞生起，它越来越成为广大公众共享文化遗产保护成果，传承中华文明共同的节日。2009年12月19日，由《建筑创作》杂志社策划承办的由20余家主流媒体参加的，单霁翔新著《走进文化景观遗产的世界》出版暨“文化遗产的中国传播“座谈会召开，这已是单局长自2006年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开始每年推出一部创新的理论著作后，至2009年完成的第四部。对应中国文化遗产日年度主题

”保护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2006年)、“保护文化遗产，构建和谐社会”(2007年)，“文化遗产人人保护，保护成果人人共享”

(2008年)、“保护文化遗产，促进科学发展”

(2009年}，单霁翔局长的四部著作为，《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2006年6月)、《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2007年6月)、《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2008年11月)、《走进文化景观遗产的世界》(2010年1月)。尽管他本人坦言“无锡论坛”是每年发布对于新型遗产研究传播号召的主题，如2006年是工业遗产，2007年是乡土建筑、2008年是20世纪遗产、2009年是文化线路，而2010年希望定位在文化景观方面，但我从对单局长几部著作的细读中发现。他的著作已经勾勒出一个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及管理建设的框架。本人曾在2009年12月19日的发言中说“从2006年第一个文化遗产日至今，单局长已推出多部专著，现在我们读到的书是他这个系列的第四部。该书独立思考、推陈出新、理论创新，通过国家文化视野上的叙述，让人们能够从中体味到严谨，科学、富于求索的理性……作为编辑者我曾在2006年他的第一部著作编后记中感言，单局长的书在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出版带了好头，他始于中国文化遗产的涨潮时，从国家层面上讲使更多的公众领悟到传统文化之魅力……也可以说，单局长的每一部著作不仅开文化遗产理论之先河还以自由的姿态展开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体现出思想的碰撞。读者能读到传统与前卫、单一和多元、地域和全球、东方和西方、观念和文化的诸多博弈和创新之思”。

作为一种理论归纳我认为，第一部《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以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凸显的种种矛盾为切入点，全面展示并论述了“协调发展观”、“整体保护观”、“有机更新观”，提出了十五项需加强城市建设中文化遗产保护的战略思考，强调了全社会关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自觉学习、提高的对策;第二部《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则以较大篇幅阐述了文化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从理论上梳理了概念并为城市文化构成要素补充了新意。尤为可贵的是该书以文化战略的视点对文化城市做了全程的诠释，批评了全国某些城乡借保护利用之名而进行的”建设性破坏”及“保护性破坏”的做法，他从理论与实践的高度例举了应学习的示范个案如“文化之都”如何获得城市新活力，“城市复兴”对城市文化的贡献，澳门何以骄傲地向世界递交文化城市名片，如何从学术与艺术层面挖掘“华夏文化纽带工程”，以反对怪异，应景、肤浅，短命的“欠文化”建筑形式等;第三部《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最大的理论贡献是用发展的观念深化了长此以往的“文物”概念，并重新界定了“文化遗产”的定义及保护发展目标，其从六个方面研究了文化遗产保护外延概念的拓展事宜(1)保护要素，(2)保护类型，(3)空间尺度：(4)时间尺度;(5)保护性质，(6)保护形态。其中用

了较大篇幅及大量个寨论述了为什么要从重视“古代文物”保护，向同时重视“20世纪遗产”和“当代遗产”的保护转化这一重大问题，尤其强调了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范畴，创新性地引用了美国建筑师协会cAlA)荣誉奖获得者，著名建筑师RM，哥德史密斯的观点”对老建筑最有意义的保护是找到它“再利用的方式”，第四部《走进文化景观遗产的世界》从文化地理，人文地理、建筑学，城市学诸多学科出发。综合地提出了“文化景观遗产”的新概念，单局长通过“文化”。“景观”与“文化景观”，“生态”、“环境”与“人居环境”探讨了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策略，给出了极为丰富的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类别如维护持续发展演变的城市类文化景观、反映土地合理利用的乡村类文化景观、形成丰富审美意境的山水类文化景观、揭示人类文明成就的遗址类文化景观、营造独特精神体验的宗教类文化景观、延续社区传统生活的民俗类文化景观、记录社会变革发展的产业类文化景观、体现人类和平诉求的年事类文化景观。据此该著作还从保护科学理念、保护法规体系、保护专项规划，保护基础研究、保护有效机制、保护实现方式，保护能力诸方面给出了明确的文化景观遗产保护建设途径，其中强调在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中尤应将建筑学与文化、艺术、历史、科技以及诸多人文科学再度融合的大思路。我以为这部诞生于2009年末的专著不仅自成新体系，更是对前述三部著作在更新层面上的整合，它突出展示了单霁翔局长“文化遗产保护“系统思想建立的发展脉络。

在回溯与中国文化遗产日五周年历程一同走来的理论建树时，还必须提及2009年问世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文化建设》一书，它是单霁翔局长清华大学博士论文完成后的专著，两院院士吴良镛评介道他的论文针砭时弊、畅所欲言、立论严谨、是有独立思考、甘苦自得之论，明确了中国城市文化建设的若干方向、堪称“在职博士生的楷模”。该书给我留下了诸多启示且对“建筑文化遗产”有价值的论述至少有四个方面其一，在2006年5月国务院公布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1080处中有较多的建筑文化遗产如大生纱厂、青岛啤酒厂早期建筑，清农事实验场旧址、崦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旧址等农业遗产，大栅栏商业建筑、高邮当铺等商业旧址，柳氏民居、理坑村民居等乡土建筑，三坊七巷和朱紫坊建筑群、烟台山近代建筑群等历史文化街区，南屏村古建筑群，阿坝羌寨碉群等历史文化村镇，连城要塞遗址和友谊抗战公路、红旗渠、中国营造学社旧址，荆江分洪闸、郑州“二七”大罢工纪念塔。唐山大地震遗址等近现代遗产均列为保护名单之列。据此，单局长强调，我国对新中国以来的现代建筑保护尚未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二，文化遗产促“城市复兴”。2002年英国历史建筑和古迹委员会发表的《变化的伦敦——一个变化的世界中的考虑城市》报告中指出古建筑不是伦敦经济增长的累赘，相反是目前伦敦繁荣的基础。在“伦敦重建(城市复兴)计划2003-2020”工程中，提出伦敦提高世界竞争力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开放，包容、富裕、优美、社会和谐的新伦敦，使其在居住质量，空间享受、生活机会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均处于欧洲领先水平，第三，两个同样令人难忘、意义深远的国际盛会及宣言。前者为1999年6月召开的国际建协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后者是2007年6月由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共同举办的“城市文化国际研讨会”：前者发布了有着东方文化底蕴的《北京宪章》，后者阐释了反思城市发展历程的《城市文化北京宣言》，它倡言要建设形神兼备、浑然一体的城市，实现城市建设形式与城市文化内涵的完美结合的城市目标;第四，著作在结论处提出了八个方面的辩证思考(1)遗产大国与遗产强国，(2)单体保护与整体保护;(3)政府保护与全民保护，(4)有效保护与积极保护;(5)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6)文化积累与文化创造;(7)文化定位与文化复兴，(8)城市时代与文化时代。

标志性的建筑文化遗产事件回眸

自2008年起，国家文物局委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以《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蓝皮书的形式出版年度报告。“文化遗产促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主题的报告体现了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在文化遗产事业新平台上更好体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否有利干全面发挥文化遗产事业的教育、科研，经济三大功能，是否有利于在行政资源约束下达到最优投入产出效率。2009年12月《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09年)》出版的特点，抓住博物馆这个连接文化遗产事业与民生的“节点”，弥补了2008年蓝皮书的空白如阐释分析了新形势下文化遗产事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分析表明：文化遗产事业各项功能的发挥不仅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提升我国的软实力，而且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不可轻视——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效果已经向国民经济的相关领域产生增射作用，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认为“建筑文化遗产应该是一个时代的公共表达”。在此思路下我们理解建筑文化遗产主要应包括国家、地区、城市、社区发展历程上的重要建筑，不同历史时期重大历史事件下的典型建筑，工业，教育，文化等不同领域发展的重要建筑，能体现城市特色风貌的代表性建筑，建筑科技方面具有国内外领先地位的建筑，著名建筑师的代表性作品，名人旧居、故居及纪念陵园等。事实上，我们关注文化遗产意义上的建筑表现，并非要寻找凝固的音乐和旋律，更非要诗意的栖息在大地上，而是要探寻建筑中蕴含的历史与文化信息，记录时代与城市生长的痕迹。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对20世纪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的研究归纳发现，有近一半的重要建筑文化遗产未受到保护，这些建筑涉及红色遗址、抗战遗址、名人故居，历史公共建筑、新中国以来各类重要建筑与设施等，有些建筑的状况十分令人担忧!里佰斯金曾说，读建筑要有三个层面即一是阅读建筑，二是记忆建筑，三是书写建筑，我以为我们对建筑文化遗产的认知、呼吁及中国的现代化传播，不仅仅为了更文化的创意设计，更为了更文化的保护，传承及发展。以下仅结合本人2006年第一个中国“文化遗产日”以来关注的或参与策划的或认为极有价值的建筑文化事件的研读，对这些做一追溯归纳，难免有不全面及遗漏之处，但意在要为中国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留下有价值的痕迹。

2006年：

1月，中国首部全面反映女建筑师作品及思想记录的文化类专著《石阶上的舞者》出版，该书出版不仅仅是为传播20世纪中国建筑师及建筑文化的需要，更是填补国内外缺少女建筑师汇萃专集的“空白”，

3月27日

在京召开《图说李庄》首发式，它在当时至少提醒了三个重要

建筑记忆，2006年是中国营造学社终结或称中国营造学社停止工作60周年，2006年4月20日是中国建筑大家梁思成先生诞辰105周年纪念日，2006年10月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成立60周年。对四川李庄审视的建筑文化意义在于，叩访钩沉的远远不止是遗迹与旧址，更有那土地屋宇和江水之间的感人至深的营造学社之沧桑，因为在李庄那段非常年代确创造出不平凡的建筑学术成就，堪称文化遗产的建筑智慧及新“学说”：

3月28日-4月1日，在国家文物局、四川省人民政府支持下举办的“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活动，在文化寻踪过程中谋求创新，为我国首个“文化遗产日”系列活动开创了一个良好开端。单霁翔局长特别指出

这是一次满载而归成功的文化之旅，是文物界和建筑界首次共同研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一次成功实践。马国馨院士表示：这是几十年来国内建筑界与文物界专家联手合作的首次尝试，不仅是中国建筑发展史上的寻根活动，更是一次对建筑遗产体验的过程、学习的过程、思考的过程和创新的过程，

4月17日-18日，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等单位在无锡举办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通过旨在保护工业遗产的《无锡建议》。

4月20日

由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等单位联合举办“纪念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诞辰105周年座谈会”召开，通过重温梁思成建筑精神至少能看到

要学习梁思成在国难当头敢于担当且默默坚守的精神，要学习梁思成保护全人类文化遗产的国际主义精神，要学习梁思成“学贯中西”的建筑“国学”文化精神。

6月9日，“人文奥运、文化北京建筑旅游丛书”第一册《皇都古镇斋堂》出版，它是北京为第一个中国“文化遗产日”的城市文化贡献。

6月19日

国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同意成立全国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其范围包括不可移动文物，博物馆及其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标准化工作，

7月13日，河南安阳殷墟在联合国教科文第30届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被批准为《世界遗产名录》。

9月22日，第十一届亚洲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在一系列论坛及展览中“中国传统建筑斗拱展览”及传统木构件制作工艺展示，再一次在中外建筑师中产生影响。中国学者吴良镛院士、张锦秋院士担当大会主旨报告，会上推出了中英双语版的《中国青年建筑师188》书，它通过近188位中国青年建筑师智者的理念、作品，人生，语录之概括，凸显了中国建筑师走向世界的胸怀，该书最可贵之处是面向全球化视野。

9月28日，建筑文化考察组正式成立且开始了第一次田野新考察活动，

10月20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国际保护中心(1lCC)在西安成立，

12月29日，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印发《“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

2007年：

3月17日

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动工，

5月21日

国家文物局等单位授予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文物保护特别奖”。

5月24日-28日，北京文件——关于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与修复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在北京通过。

6月7日

“流淌的文明——大运河文化遗产特展开幕式暨风雅运河摄影大赛颁奖仪式”在扬州举行，同时出版《田野新考察报告》(大运河卷);

6月25日

开平碉楼与村落在联合国教科文第31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8月

首部《中国建筑设计年度报告(2005-2006)》出版，

10月20日-22日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庆祝成A80周年，同时推出《刘敦桢全集》(十卷本);

1 2月10日-14日　“全国政协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考察团”在河南和安徽考察隋唐大运河相关遗迹，

2008年：

1月

《中国现代建筑教育史(1900-1980)》出版，它提炼出设计思想和教学模式两个核心因素，是对中国现代建筑教育历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2月

《山东坊子近代建筑与工业遗产》出版，它再现了百年前建筑的精美，不论从建筑价值，还是文化遗产保护价值，坊子的德日建筑都是应投入保护的项目，

4月11日-12日　国家文物局在江苏无锡召开全国大遗址保护现场会，

4月23日

“第一届中国建筑图书奖”在国家图书馆举行颁奖典礼，《刘敦桢全集》等十部建筑图书获奖，同时举办”历届奥运会主办城市文化图片展”。

5月9日　“第一届全球华人青年建筑师奖”颁奖典礼在深圳举行，10位海内外华人青年建筑师获此殊荣，

5月12日　四川汶川发生8.0级地震，全国共有145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2处世界文化遗产)，285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受到不同程度损害，

6月14日

中国第三个文化遗产日，

6月20日

“《中国古代体育诗歌选》首发暨2008‘人文奥运·文化北京’研讨会召开，与会专家认为该书的贡献不仅在于对文化遗产的挖掘，更在于是一种超越“文化创造”的行为，填补了北京在“人文奥运”专业化出版上的不足，

7月11日　“中国传统建筑经典丛书《义县奉国寺》首发暨中国辽代木构建筑研讨会”在辽宁义县召开，它是继2007年推出《蓟县独乐寺》后的又一成果，是建筑界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上的又一经典之作。单霁翔局长指出，要重温我国古建筑保护理论与技术的经典文献，要深入开展辽代木构建筑的基础性研究。要集中力量为我国伟大古代建筑遗产树碑立传。

7月18日　国家文物局向国家灾后重建规划组报送《关于报送<汶川地震灾后文物抢救保护修复专项规划>的函》。

8月-9月　第29奥运会及残奥会在京召开，奥运建筑及其设施为世界奥林匹克留下可贵的建筑遗产。

2009年：

1月　朱启钤著《营造论》及《1978-2008：中国建筑设计三十年》出版，前者是介绍朱启钤创办中国第一个古建筑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历程的“史书”，后者是记载与改革同步三十年中国建筑设计的书，它较详尽给出了30年行业概述与反思、30年作品与评介、30年代表人物与理性：

2月27日　大型“建筑师茶座”，”回归建筑创作的客观立场——建筑中国六十年繁荣创作历程剖析”上，由于兼具创作思想、学术求索、个性与风格，创意与批评等特点，被业内认为是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一次建筑师论坛，

4月14日　在国家文物局大力支持下，《建筑创作》杂志社主办“留下中国建筑的精魂，纪念朱启钤创立中国营造学社80周年展览和学术活动”，

4月23日　“第二届中国建筑图书奖”在国家图书馆颁奖，陈明达著《应县木塔》等十部图书获奖，同时举办

“用图书镜像建筑”六十年中国建筑图书展;

5月　《钱学森建筑科学思想探微》一书出版，其中刊登了可供参考的“钱学森与建筑科学大事记” (1954年-2000年》。

5月27日　为迎接中国第四个“文化遗产日”暨《中山纪念建筑》首发仪式，在南京中山陵博爱广场举行。《中山纪念建筑》最主要的贡献在于，它出版的文化遗产价值是选择了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八十周年、吕彦直建筑师逝世八十周年，并将全球的各类中山纪念建筑做出整合。大胆提出了“中山建筑”的词汇。其贡献服务于建筑文化遗产又超越建筑文化遗产，它是中国第一次以一类超大型建筑群为个案，展开中国近现代建筑文化遗产研究的范例，

6月26日　五台山作为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嵩山历史建筑群和杭州西湖申遗文本编制工作正加紧进行，

7月底　旨在编研“抗战建筑”一书的田野新考察活动启动，

8月23日　历时7年，西藏文物保护史上中央政府投资最多、工程规模最大，科技含量最高、施工工艺最为复杂的“两藏三大重点文物”——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文物保护维修工程宣告竣工。

9月5日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大奖评出，全国共评选出300项新中国以来获奖建筑设计作品。

9月12日　已入选中宣部等单位“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重点图书”——《建筑中国六十年》(七卷本)既事件卷，机构卷、作品卷、人物卷、评论卷、遗产卷、图书卷出版。笔者曾在该丛书后记中称，希望它是中国建筑设计六十年的“全记录”，要让新中国六十年建筑的经典作品不仅仅真正成为一种思想和精神财富，更该引发一系列真切的反省及总结机制。该书中不仅可读到建筑随时代变迁的发展史，更能成为珍贵的建筑设计学在理念与信息上的”教科书”，

10月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历史建筑保护工程实录《共同的遗产》出版，这些历史成果不仅具有珍贵的艺术和科学价值，更重要的是希望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中，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与再利用起到作用。

10月28日-29日　中国第一个与共和国同龄的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行60周年庆典，推出六卷本学术著作，同时举办”超越奥运的城市“等四个国际论坛。

10月末，汶川“5.12”。震后文物抢救保护资金已到位22亿元，已编制、评审极重灾区各类文物保护工程方案170多个，完成文物保护单位抢救维修保护项目储备100项，占国家规划项目153项的65.36%;

11月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发布《2008-2009中国建筑行业年度发展研究报告》。

11月20日　“建筑与文化2009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召开，两院院士吴良镛为大会题辞“学府立千年，兴会融四方”。

12月28日，由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的”新北川中学”举行封顶仪式。

12月末，全国博物馆总数已达2900家，其中文化文物系统博物馆1904家。国家文物局与财政部联合启动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重点博物馆工作，8家博物馆被确定为首批中央地方共建博物馆，

2010年：

1月北京“两会”上正式提出北京要步入“世界城市”行列，

1月29日　以低碳设计为主题的“首届中国建筑传媒论坛”举行，与会专家不仅探讨了从砖瓦水泥房到绿色建筑，以环境优先保生态宜居的理念外，更从设计文化，生态文明乃至批评视角研究了低碳设计的价值。

2月26日　上海举行荣膺“设计之都”称号新闻发布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月10日正式批准上海加入“创意城市网络”。据悉，自2004年起，上海率先提出并推动创意产业发展，

4月23日　第三届中国建筑图书奖颁奖且推出首届建筑文化遗产北京论坛，通过关于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北京建议》。

建筑文化遗产研究的启示

1、英国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借鉴

这里集中探讨“保护伦敦”的策略。伦敦是英国政治、经济、文化，金融及国际海陆空港的中心，也是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所以它以独一无二的建筑文化遗产吸引着世界，仅2004年1 800万人的海外游客就给伦敦带来大约100亿英镑的收入，伦敦旅游GDP的比重较欧洲他国首都都要高。伦敦位于英格兰的东南部，是仅次于莫斯科的欧洲最大城市，一百年前比起纽约400万人，巴黎270万人，大伦敦已有近650万人。与美国曼哈顿，西班牙巴塞罗纳和法国巴黎相比，英国伦敦经历火灾(1666年)，鼠疫(1665年)及“二战”洗礼，却从来没有被革故鼎新地重建过。由于历史缘故，泰晤士河北岸建筑质量及等级高，公园及开放空间多样化如考文特花园、威斯敏斯特城，伦敦城，特拉法加广场、摄政公园与摄政大街均位于此，北岸西区还是王宫贵族所在地，包括著名的萨莫塞特宫。截止到2005年英格兰有9374个保护区，其中大伦敦地区就有881个，伦敦重要历史广场及公园无一例外涵盖在保护区内，处于英国遗产的监管之下。以保护利用考文特花园为例，为防止建筑遗产被拆毁，“英国遗产”启动特别程序一夜之间登录了百幢历史建筑，考文特基金会和另外十八个基金会参与150幢登录建筑的保护。再如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巴特勒码头(Butlers Wharf)越来越聚来建筑，室内设计、家具设计、美术馆，出版社和设计基金会等的精英。利用20世纪40、50年代仓库改建的设计博物馆以洁白简练的现代建筑形式向公众传达着设计讯息。该博物馆脱胎于致力工业造型设计的“康然基金会”，原栖身于一个锅炉房改造的展示空间中，1989年才在巴特勒码头安家。设计博物馆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创了世界博物馆历史的又一先河，创意很大胆也预示着以巴特勒码头改造为先导的码头区遗址保护已走入了特色产业运营阶段。在这具有工业时代建筑痕迹的街区里，没有旅游区的嘈杂及过于浓重的商业气氛，到处是酒吧，画廊及美术设计作品商店。在英国建筑文化遗产教育已成为核心内容，据英国著名电讯统计公司莫利2000年的统计，98%的人认为学校应进行发现遗产文化的教育，88%的人认为文化遗产可创造经济价值，95%16-24岁的青少年学生认为应保护最好的战后建筑。在英伦何以有如此高的文化遗产国民觉悟，除大学有建筑保护的专业教育外，更离不开遗产开放日及建筑节日对国民的熏陶。除了遗产开放日以外，伦敦每年9月中的两天周末还有一个固定的大型建筑展活动“敞开伦敦的房间“(Open London House)。通过与当代优秀建筑的对话，学习伦敦的建筑遗产知识，丰富参观者的审美、教育水准，并通过观众的广泛评论，提高整个伦敦的新建筑创作水准。英国成功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并非为保护而保护，保护能否给弱势群体乃至城市发展带来应有的生存权

利，英国已有充满的答案，它启示中国在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之路上要加快脚步。

2、中国该如何走好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之路

在2009年11月7日-8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之路”研讨会上，建筑遗产研究成为重点话题。两院院士吴良镛发表了“从梁思成为什么能够获得中国科学进步一等奖谈起”的论文，文章中吴院士强调，该奖项说明国家对梁思成主导的中国古代建筑学术的充分肯定，至今，清华大学还没有第二个人获此殊荣。纵观现存中国营造学社遗稿对建筑文化遗产的价值会发现，它为中国文物建筑保护打下了基础，如在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国保单位名单中有50%为中国营造学社测绘过的资料，它为现在的文物建筑保护工程提供了重要历史信息。作为建筑文化遗产的借鉴

中国营造学社对于中国建筑特征的研究抓住了建筑遗产中的文化多样性问题，中国营造学社当年访问大木匠师、样房算房专家，通过口耳相传的技艺来理解营造的精要对当代建筑文化遗产的传承仍有意义。现在对古建筑的实测调研虽有三维激光扫描技术，但不可能完全取代徒手实测，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坚持开设此专门课程，使学生的建筑功底深厚且设计能力强，我以为，这就是坚守建筑文化遗产研究东方之路的益处。2000年由国家文物局推荐，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协会(ICOMOS-CHINA)发布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强调了中国文物保护项目的规划程序即调查——研究评估——确定目标制定规划——实施保护规划——总结，调整规划——再评估——……，它是对几十年前中国营造学社倡导的学术精神是一致的。本文之所以强调在当代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及其政策中继续中国营造学社的精神，不仅仅是为了钩沉，更是为了应对现代之困惑，探寻到整体性保护、预防性保护的技术与管理思路。这或许才是现代建筑人研究中国营造学社思想史、研究建筑文化遗产的未来发展的意义。

3、“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建言

在2009年9月12日“《建筑中国六十年》系列图书首发暨中国建筑六十年座谈会”上，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指出，“用建筑的视角回顾新中国六十年来的发展历程有着独特的意义，《建筑中国六十年》丛书的书名本身就体现了文化遗产的意义”。我以为其中“遗产卷”的使命在于不仅确立“建筑文化遗产”的理念，梳理60年文化遗产建筑在保护修复技术上的业绩，盘点出有价值的新中国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更在于它还建树了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研究的框架。在这本《遗产卷》中最重要的是归纳了新中国自1949年后迄今优秀建筑文化遗产项目，并撰写了1949年以来建筑文化遗产大事记。作为一种建言还有如下思考，

其一，新中国建筑文化遗产呼吁立法保护。尽管诸如北京新中国以来四届“十大建筑”评选项目已引起关注，并逐渐纳入保护范围，但从全国各大中城市及乡村看，新中国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一大批有价值、有历史，有文化，有故事的建筑还有许多并未做过调查，它们仍不排除随时因城市建设而被拆毁的危险，因此要有全国层面的立法保证，如设立《当代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法》以全面解决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上的问题，

其二，强化国民的建筑文化遗产普及教育。如何利用每年的中国“文化遗产日”的纪念日，由建筑主管部门与文博部门合作，设计适合不同人群、不同年龄、不同学识水平的建筑文化遗产教育模式。要教育中小学生从小就爱建筑，营造全社会如同学习艺术一般的，关注建筑文化的热潮欧洲建筑节庆的做法，使每年的中国“文化遗产日”在大主题下都有与之配套的一系列小主题，这样即可将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其中，收到实在的教育效果，

其三，推进高校的建筑文化遗产技艺教育。根据英国皇家建筑师(RIBA)与注册保护建筑师(AABC)的关系发现，建筑师除了受到严格的建筑与规划控制外，他们对历史环境的保护重视已变得普遍而自觉。RIBA与AABC强强合作表明，一定要让具有才华的建筑师登上历史建筑保护的舞台，因为没有良好的当代建筑设计能力，就很难胜任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再利用，所以强化专业的建筑技艺及历史建筑学习是高等建筑教育的必修课，

其四，要研究适宜的“建筑文化遗产”媒体的传播方式。英国是最早提出“公众理解科学”的国度，在英国，科学文化普及又被称作让公众理解科学。媒体对公众理解“建筑文化遗产”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建筑师与文博专家要通过媒体与公众交流，那么专家们就必须学会接受媒体的约束，并尝试以媒体的方式去传达信息。具体讲(1)对建筑师等与媒体交流要有方法，这样旨在建筑与媒体间培养一种开放积极的传播对话空间;(2)要为“建筑文化遗产”专业人士举办适宜的媒体培训，因为大多数建筑师不会成为建筑专业记者，为此学习媒体技巧与方法极其必要，(3)鼓励建筑师参与“建筑文化遗产”等栏目建设，这不仅指建筑保护的专业人士要为专栏撰写普及的稿件，更倡导一种对话式的传播交流，强化沟通，

其五，要研究建立“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专项基金。在整个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中，建筑文化遗产尚未受到真正重视，因此对全国城乡量大面广的建设项目在保护，维修及相关资金上缺口较大，要形成良性循环机制，要创造好的“建筑文化遗产”体系化研究与监管之径有必要设立专项“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基金。本建议的提出旨在用城市经营的思路，采用文化遗产保护的科学方法，真正有效地寻找到“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经济或金融对策。

作者：金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