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大鼓文化遗产论文

【摘要】河洛大鼓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价值。河洛大鼓在广场中的传播渠道以口耳相传为主，辅以电视、报纸、网络和微信等大众媒体。传播对象主要是60岁以上的老人，部分是在广场中听书长达数年的河洛大鼓书迷，他们对河洛大鼓有着深厚的情感和极高的欣赏能力。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河洛大鼓文化遗产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河洛大鼓文化遗产论文 篇1：

从文化生态视角看河洛大鼓的兴衰与重振

摘　要：河洛大鼓作为河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成与发展受区域内外的自然、人文环境的影响与制约。作为一种曲艺形式，其发生、发展、衰败的每个环节无不反映着河洛文化的生态状况。深刻剖析河洛文化诸因素的互动、承继与变迁，是恢复河洛大鼓往昔生机与活力的起点。解决河洛大鼓的生存与发展问题，需要从它所属的文化生态系统的诸多因素中寻求答案。

关键词：文化生态；河洛文化；河洛大鼓：曲艺

河洛大鼓是河洛地方曲艺的一种，它是清末民初以来由河洛民间艺人在洛阳琴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曲艺形式。在百年的发展征程中，河洛大鼓历经了高朋满座的鼎盛，也有过门可罗雀的困窘。在信息时代多维媒体的文明浪潮冲击下，河洛大鼓日趋边缘化并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艰难抉择。本文借用文化生态学的方法论，对河洛大鼓兴衰历史中的诸多要素进行考察，以期通过对其兴衰因由的考察，引发社会对振兴河洛大鼓的深层思考。

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是1955年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H·斯图尔德(Julian HSteward)首次提出的一个概念。所谓文化生态学，“是就一个社会适应其环境的过程进行研究”。“文化生态学的主旨在于研究文化与环境之相互关系。”这一方法“主张从人、自然、社会、文化的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研究文化的生产、发展的规律”。要求对社会和社会机构之间以及它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进行考察，即对文化生态系统的总体考察。文化生态系统是文化与自然环境、社会组织、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构成的相互作用的完整体系，它不仅包括系统内部和系统外部，文化系统内的各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且也与外部的两个环境系统同时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生态概念及其方法传入我国，并为学术界广为接受，成为我国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理论武器。

河洛文化作为源远流长并植根于河洛地区的地域性文化，曾是承载数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可被看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生态系统。河洛大鼓作为河洛区域文化内容之一，其生成与发展也受区域内外的自然、人文环境的影响与制约。

据《洛阳志》记载，河洛大鼓曲艺形式形成于1900年前后，是洛阳琴书与南阳大鼓相结合的产物。从百年前初创至今，河洛大鼓的发展史可以划分为以下阶段：第一阶段，1900年前后至20世纪40年代末，此为河洛大鼓的兴起时期；第二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此为河洛大鼓的鼎盛时期；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此为河洛大鼓的衰败时期。纵观河洛大鼓兴起与鼎盛时期的文化生态，我们会发现，诸多因素促成了河洛大鼓的生成并逐渐走向辉煌。

第一，从河洛大鼓的生成看，它是洛阳琴音艺人受到自然、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并与外来艺术(主要是南阳大鼓)碰撞，不断调整创新的结果。

首先，河洛大鼓是清末民初特殊历史条件下洛阳琴书的变异。河洛大鼓的开山鼻祖是段雁、胡南方等人。出于对清末民初动荡社会的无奈和对洛阳琴音的极度热爱，他们担负起了救洛阳琴音于水火之中的艰巨重任。之所以说救洛阳琴音于水火之中，主要是因为琴音这门艺术到清末民初几乎走人了绝境。洛阳琴音是清朝中期以前流行的一种曲艺形式，其说唱形式讲究平仄句式，依曲填词，因以七弦古琴伴奏，故名“琴音”。洛阳琴音词句文雅考究，旋律委婉、悠长，节奏缓慢、深沉，且主要在官宦、绅士及文人之间流行传唱，表演者衣冠周正、闭目端唱，这些特点使洛阳琴音的受众相当有限。清光绪三十年(1905年)前后，伊洛河岸连遭水灾，数年歉收。到了民国初年，洛阳地区军阀混战，风云变迁，百姓民不聊生，人们能安心欣赏“阳春白雪”的太平日子很少，能静心欣赏洛阳琴音的高雅之士寥寥无几。迫于生计，琴音艺人不得不抱着古琴走向民间市井，洛阳琴音流人民间，引发了行业内的一场革命，此后洛阳琴音与“单大鼓”结合，称为“洛阳琴书”，伴奏用的七弦古琴改为扬琴，并吸收了河南坠子等曲艺形式的唱腔特点，内容也丰富起来，从而实现了从雅乐到民问俗乐的转变。

其次，河洛大鼓是洛阳琴书与外来艺术形式交融、渗透的产物。河洛大鼓是融合多种艺术之长补已之短的成果。洛阳琴书和鼓儿词是河洛大鼓的早期载体。洛阳琴书相对琴音时期已增加了通俗性，但是，由于高雅、缓慢、拖沓等原因使其仍然难以在百姓中流行。20世纪初，偃师的琴书艺人结伴到南阳演唱，结识了南阳鼓书艺人。“南阳大鼓大腔大口，自由灵活，简短快捷，不像琴书那样受曲牌的局限和规矩的约束，不足之处是只有击节乐器钢板和书鼓，没有其它乐器伴奏。于是琴书艺人就试着用扬琴、三弦伴奏，效果很好；而琴书艺人演唱时，不知不觉地吸收了南阳大鼓大腔大口、节奏明快的唱法，并试着用钢板和书鼓代替了手板和八角鼓。这样洛阳琴书就发生了质的变化，演唱者由原来的‘闭目坐唱’改为击鼓站唱，并逐渐抛弃了琴书原有的繁琐、冗长的曲牌，采纳了鼓书的大部分唱腔。这种新颖的演唱方式，艺人们称为‘鼓碰弦’。洛阳琴书由原来的联曲体演变成了板腔曲种，形成了河洛大鼓的早期雏形。”除了汲取南阳大鼓的精髓外，河洛大鼓还从其他艺术，如山东的梨花大鼓、豫东单大鼓、河南坠子等艺术形式中吸取养料，使河洛大鼓日益走向成熟。

再次，河洛大鼓由琴音时期的“阳春白雪”逐渐发展为鼓书，走向“下里巴人”，是河洛风土民情的呼唤。河洛大地长期沿袭着敬神、还愿的民俗，还愿活动主要有“唱大戏”(即戏剧)和“唱小戏”(即说书)。由于“唱大戏”开销大，普通百姓无力支付，因而“唱小戏”成为穷苦人的首选。这样，河洛大鼓逐渐成为倍受普通百姓青睐的还愿工具，请神、还愿是河洛大鼓重要的演出市场。根据功用，用于还愿的书目可分为“还愿书”和“助兴书”。河洛大鼓艺人根据“还愿”或“助兴”的不同需求辗转传唱人们喜闻乐见的书目，既顺应了民风民俗，也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

洛阳琴音经洛阳琴书的中间过渡最终发展为河洛大鼓是文化适应环境的一种变迁。当洛阳琴音曲高和寡、走投无路之时，降低格调、适应普通百姓的喜好无疑是正确的选择。洛阳琴书艺人吸纳南阳大鼓和其它曲艺形式的优点，对洛阳琴书进行不断调整使河洛大鼓从内容到形式上日臻完善。正是由于河洛艺人不满足于现状，积极思变的进取精神使河洛大鼓这种曲艺形式唱响河洛舞台，成为河洛百姓的精神食粮。

第二，从河洛大鼓的鼎盛来看，它受惠于宽松的文艺氛围和艺人们与时俱进的创新。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是河洛大鼓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尽管这段时期在时间跨度上并不长，但是此时的文化生态环境相当有利于河洛大鼓。分析推动河洛大鼓发展的诸多方面，可以将促使其走向鼎盛的因素归结为以下两个层面：首先，新中国成立后，国家

注重文化艺术建设，制定了宽松的文艺政策，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良好氛围，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河洛大鼓艺人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革命战争年代以及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中的各种英雄人物与先进事迹为河洛大鼓艺人提供了大量的创作素材。艺人们抓住机遇，不断丰富说唱的内容，并及时地吸收其它艺术形式的长处，使河洛大鼓艺术逐渐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河洛大鼓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突出的发展在于其称谓的凝练形成。尽管河洛大鼓这种艺术形式我们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但是其正式定名却是在建国初期的1950年。而在洛阳和豫西民间，人们早已将“说书”专指“河洛大鼓”，以区别于其它艺术。

其次，河洛大鼓艺人根据社会需要，适时调整演出内容。河洛大鼓在新中国成立后所表现的文化主动适应能力使其焕发出勃勃生机。新中国成立后曾掀起一系列的反封建、反迷信之风，致使“祈神、还愿”的曲目不能公开唱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也一度被封为“反动书”。建国初期，河洛大鼓经常演唱的曲目有《金钱记》、《三国》、《水浒》故事等。至1964年提倡说新书后，艺人们多根据《烈火金钢》、《林海雪原》等小说改编的故事进行演唱。另外，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指导思想成为新时期河洛大鼓艺人的表演内容，演出市场由生产队和大队包揽。虽然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包场演出不再存在，但是，农村各种还愿书、祝兴书却无形地繁荣起来了。新的文化需求形态使得在经济体制改革调整初期河洛大鼓并未遭遇严重的危机。

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河洛大鼓艺术经历了其发展史上的辉煌时期。这一方面归功于政府为保持社会稳定制定的文艺方针政策，另一方面归因于河洛大鼓艺人适应新形势对说唱内容进行审时度势的调整，并对表演形式进行不断的改新，从而使这种艺术形式焕发出生机与活力，达到鼎盛。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信息革命时代的到来，作为农业文明产物的河洛大鼓有诸多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使河洛大鼓由鼎盛时期逐渐跌人低谷，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从文化生态的视角看，河洛大鼓面临的冲击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信息时代为大众提供了非群体化的传播工具，使人们的精神生活多元化，这自然使河洛大鼓的观众不断减少。纵观河洛大鼓的发展历程，其受众主要是农闲时期的村民。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电视机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普及之后，人们更多喜欢在家里享受多元化的娱乐节目，这使河洛大鼓开始面临市场萎缩问题。进入21世纪，互联网技术越来越普及，网络资源的丰富、快捷使其迅速为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年人所接受，这使河洛大鼓的市场占有率进一步缩小。经济体制改革前，河洛大鼓以生产队为依托，可以使民众聚集在空阔的场所听艺人娓娓道来。21世纪的今天，当人们可以足不出户便能满足眼耳愉悦的情况下，人们便再也没有几十年前那种“少听一场书，饭吃不好，觉也睡不香”的执着与热情了。河洛大鼓不是非群体化传播工具的唯一“受害者”，其它的文化艺术形式同样受其影响，这是文化多元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应该转变思维方式，充分肯定信息时代带给人类的诸多益处，在此前提下对河洛大鼓进行适当的调整，以适应新的环境。

第二，信息时代，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这使人们对娱乐产品的需求发生变化。信息时代人们有求新、求乐的观赏欲望，只有兼具娱乐性、观赏性和趣味性的文化产品才可能使人们得到身心的享受，受到人们的欢迎。与目前的娱乐形式相比，河洛大鼓这一兴起于百年前的艺术形式在分享消费市场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从内容到形式看，河洛大鼓都难以摆脱节奏缓慢的特质，使早已习惯快餐文化的现代人无法接受。从表演形式来讲，河洛大鼓是“唱者兼用鼓、板等乐器击节为表演中心，另适当配以其他伴奏乐器的一种曲艺形式”，这种表演形式最大的优势在于不需过多的人手、无需太大的舞台就可以开演。但是，现代信息技术和传播媒体的推广使人们已经习惯于声像结合、多种乐器协调伴奏的表演，观众需求的变化是河洛大鼓面I临的又一难题，只有不断地研究消费者的口味，做出审时度势的调整，才可能使河洛大鼓不至于真的“偃旗息鼓”。

第三，河洛大鼓后继乏人，失去往昔的创造力是其走向颓败的主观原因。艺人是艺术生存与发展的载体，没有河洛大鼓艺人的不懈努力，该艺术形式就无法得以继承并发扬。河洛大鼓目前的窘境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继承人的严重匮乏。回顾以往河洛大鼓各代艺人，可谓仍名家辈出，个个身手不凡，是他们将河洛大鼓艺术不断地推向新的境界。20世纪80年代，河洛大鼓名家辈出，仅偃师就有200多个演员，新安县也有不下100个艺人。然而，时过境迁，如今尚存的老艺人因年岁已高不能从艺，年轻的艺人又因缺乏从艺经验未能对河洛大鼓艺术的真谛融会贯通，导致很多调门正在失传，很多书部正在消失。面对此状，人们难免要怀疑——这样的艺人队伍能否挑起振兴河洛大鼓的重任，河洛大鼓是否还有复兴的可能?

2006年，河洛大鼓被国务院列入首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人们在对河洛大鼓的质疑中也看到了一线曙光。随着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一批研究者和艺人又构成了拯救河洛大鼓的团队，这是河洛大鼓兴起的希望所在。诚然，作为一种曲艺形式，其发生、发展、衰败的每个环节无不反映着河洛文化的生态状况，但是，深刻剖析河洛文化诸因素的互动、承继与变迁，是恢复河洛大鼓往昔生机与活力的起点。笔者希望，通过引发社会对振兴河洛大鼓的深层思考，进而为河洛大鼓在知识经济时代搭建可为受众广泛接受的平台，使河洛大鼓艺人自觉走出困惑与迷茫，为河洛子孙保留一块可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河洛大鼓的衰败是目前文化生态诸因素无法平衡发展的结果。为了解决河洛大鼓的生存与发展问题，需要从它所属的文化生态系统的诸多因素中寻求答案。

第一，从制度环境来讲，政府决策部门应重视对河洛大鼓的保护，制定相应的政策法律、规章制度，规范对河洛大鼓的保护和传承，为河洛大鼓进一步发展搭建有力的平台。应该说，各级政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领导力量，是各种政策法规的制定者和执行的督导者。自从我国于2004年加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以来，国务院非常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并于2006年把河洛大鼓列入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由于河洛大鼓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其流传区域仅限于河洛地区，因此，地方政府实际肩负着复兴河洛大鼓的艰巨使命。鉴于地方政府的职责所在，市县级政府应在以下方面推动河洛大鼓的发展：其一，加强管理，完善法规条例。地方政府须尽快出台《河洛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法规，抓紧研究制定保护河洛大鼓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的有关规定，加大对河洛大鼓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执法力度和管理力度，重视对河洛大鼓的管理人才的培养和遴选，并明确相关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的

管理职责。其二，提升保护意识，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地方政府应不断加大对河洛大鼓保护的经费投入。应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加强河洛大鼓艺术的传承和保护工作。特别是应对代表性的河洛大鼓传承人提供资助，改善其生活条件；对掌握了独特表演技艺又面临生存困境的传承人的保护，包括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他们的技艺进行录音、录像、记录、整理和传承。其三，加大宣传导向力度。营造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提高群众对河洛大鼓保护重要性的认识，让更多人分享河洛大鼓蕴含的丰富价值。加大宣传力度，既要着力宣传河洛大鼓的保护性政策、法律法规，又要宣传河洛大鼓的“传承人”和“传承群体”，还要大力宣传河洛大鼓的研究成果和创作成果。

第二，从文化承载的主体上讲，应加强河洛大鼓艺人专业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河洛大鼓适应时代变迁能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以人为载体的文化，这就决定了河洛大鼓复兴的希望更大程度上须倚靠河洛大鼓艺人队伍建设。首先，振兴河洛大鼓需要培养一批专业化的人才。专业人才的缺失，是河洛大鼓振兴的第一障碍。为此，要建立一支河洛大鼓艺术的创作和表演人才队伍，尽快解决河洛大鼓创作队伍和演艺队伍后继乏人问题，加快培养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河洛大鼓创作和表演人才。人才培养既要着力于专业创作和专业表演意识的清醒和自觉，还应着力于创作和表演方式上专业转化能力的培养，包括向现代转化的能力和由民间向专业团队创作转化的意识。其次，振兴河洛大鼓还要强化各种专业机构建设。专业机构包括专业化的演艺机构和研究机构。就演艺机构而言，目前，亟待建立河洛大鼓规范化的专业演艺团队、规范的专业演艺管理，改变河洛大鼓演艺群体一直处于自然组合的分散状态和缺乏活力的演出形式。就专业化的研究机构而言，亟待动员知识阶层人员积极参与河洛大鼓遗产的保护。特别是，应让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等方面的专业工作人员也参与到保护工作中来。形成一批热心河洛大鼓遗产保护的群众志愿者队伍，营造一种氛围，构成一种合力。通过群众性参与，努力构建多层次、多领域的研究平台，特别是把对河洛大鼓艺术的研究项目纳入到地方大学的艺术专业院系和文化研究机构的视域中。

第三，从文化与环境的互动上讲，河洛大鼓应加强向周围环境的渗透，使其融入区域文化系统，成为区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河洛大鼓向周边环境的渗透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面：首先，河洛大鼓艺术需在学校得以渗透。在区域内的中小学校，河洛大鼓艺术可以作为校本课程适当开设。地方教育部门要将河洛大鼓艺术中优秀的文化遗产内容纳入教学计划，编入乡土校本教材。中小学校开设河洛大鼓兴趣班和培训班；地方高校可以组织所属文化研究机构、艺术院系及专家学者对河洛大鼓文化遗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其次，河洛大鼓还应进社区、深人大众生活。作为地方曲艺形式，河洛大鼓更具地方特色，其艺术发展必须落实到它所依托的社区，使其在民众生活中得以延伸或维系，让社区居民通过接触经典作品、了解河洛大鼓，引导社区居民有欣赏河洛大鼓的兴趣，体验河洛大鼓艺术的魅力，感受河洛大鼓表演的神韵，引导社区居民进一步热爱、继承和发展河洛大鼓艺术文化。再次，河洛大鼓还可以在乡村传播。我们可以筹划构建河洛大鼓艺术之乡，积极鼓励乡村民间举办河洛大鼓艺术文化团体，支持乡村采取多种方式拓宽河洛大鼓艺术文化服务渠道，引导他们开展健康的文化活动，保护河洛大鼓生态环境，鼓励乡村利用特定的民间礼俗方式和民间信仰活动如集市、庙会、还愿习俗等自由运用河洛大鼓艺术方式。

第四，从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看，河洛大鼓应走向产业化道路。市场经济机制下，文化商业化是一种必然趋势。河洛大鼓近年来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没有紧跟时代的步伐走产业化的道路。我国已经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河洛大鼓这项遗产若想在时代的洪流中保持生存空间仅靠保护、抢救是不够的，必须得到合理的开发利用才能将其激活，成为“活鱼”。对河洛大鼓的商业开发要用现代理念延展其实用功能，以系列化、标准化、规范化理念，创作一批具有当代意义的精品曲艺节目，实行规模经营，产业化运作，从而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河洛大鼓的产业化发展可以做以下尝试：做大做强一批河洛大鼓品牌活动项目，使之成为具有浓郁河洛特色的文化品牌等；在河洛旅游营运行业(如餐饮业、娱乐业)中加入河洛大鼓表演节目，让客人在欣赏洛阳的名胜古迹的同时，欣赏到浓郁地方色彩的河洛大鼓精彩表演，甚至可让游客现场体验学唱，加深印象，提高洛阳旅游的对外形象和影响力，更好地提升旅游文化品位，丰富旅游文化内涵。

总之，河洛大鼓是河洛区域文化的一部分，她承载着河洛子孙曾经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由于信息时代带来的多方面冲击，河洛大鼓渐渐失去从前的市场，这既是其自身存在着不足的直接结果，也是时代的必然。而在面临某种或某些文化灭绝时，人们已经意识到人类正在渐渐失去曾经的精神家园。在河洛大鼓尚未成为绝唱之前，河洛地区民众和心系其生存发展的人们都应想方设法为其谋出路。期望在社会各界的齐心努力下，河洛大鼓会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作者：刘英丽

河洛大鼓文化遗产论文 篇2：

河洛大鼓在当代城市广场中的传播学研究

【摘要】河洛大鼓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价值。河洛大鼓在广场中的传播渠道以口耳相传为主，辅以电视、报纸、网络和微信等大众媒体。传播对象主要是60岁以上的老人，部分是在广场中听书长达数年的河洛大鼓书迷，他们对河洛大鼓有着深厚的情感和极高的欣赏能力。在广场中通过传播的方式进行传承，成为老一辈河洛大鼓书迷“集体追忆”的固定场所，更多的普通民众通过广场中河洛大鼓的演出接触和了解河洛大鼓，传播效果良好。

【关键词】广场;河洛大鼓;传播渠道;传播对象;传播效果

前言

河洛大鼓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豫西地区的洛阳、偃师，豫中地区的开封、巩义等地广泛流传和发展。城市中专门的曲艺表演主要集中于庙会、剧院和旅游景点等地，对于当地普通百姓来说接触机会较少。在河南省各个城市广场中最能体现地方音乐文化特色的当数曲艺表演，在洛阳市周王城广场①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河洛大鼓这种传统地方曲艺得到广泛的传播与传承。目前，关注城市广场中音乐文化的研究成果较少且整体学术水平有待提高，除了笔者发表的两篇相关论文，学术价值较高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裴培的硕士学位论文《社会学视野下的当代社区音乐文化》和吉首大学杨川的硕士学位论文《当代城市广场文艺活动的文化研究》。音乐传播学作为研究音乐传播现象的专门性学问，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盛，在国内曾遂今、冯光珏等诸多专家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到，音乐传播学应用于对传统音乐文化的相关研究，如冯光钰《传播学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从传播学角度研究曲艺的主要研究成果有杨奇光的论文《地方曲艺文化在当代的传播与传承：基于对华阴老腔戏班的田野调查》。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美国著名学者拉斯维尔曾提出著名的理论——拉斯维尔模式[1]9页，即传播行为主要涉及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五个方面的内容。笔者于2013年3月至2017年4月对河南省洛阳市周王城广场进行了实地考察和调研，对广场中河洛大鼓表演中的传播对象、传播渠道和传播效果三个方面进行总体观察与定量分析。

一、广场中河洛大鼓传播对象的调研与分析

河洛大鼓在周王城广场中的表演，一部分是政府组织的，如每年四月份在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期间举办的“河洛欢歌.广场文化月”活动，期间有“洛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场演出”;另一部分是河洛大鼓艺人和业余爱好者自发组织的露天书场，每周六和周日的下午在周王城广场上由表演者自愿轮流为大家说书，此活动由牛翠兰等人自1995年发起，后由另一位河洛大鼓爱好者王三龙老师和杨兆民继续维持。广场中，河洛大鼓观众群体人员众多。笔者在四年的调研中重点跟踪调查了35人，调查结果如下。

（一）传播对象的年龄及职业

在河洛大鼓观众中，年龄分布多集中在60-80岁（见表1），大多数人退休后有了更多闲暇时间，来广场以听河洛大鼓作为一种休闲方式;20-40岁年龄阶段的中青年极少，个别是在广场活动的时候听到河洛大鼓表演，驻足观看的时间很短，对河洛大鼓表现出一种好奇但兴趣不持久;2-10岁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在河洛大鼓观众中较为常见，这些由爷爷奶奶看护的孩子被带到广场中欣赏河洛大鼓，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进行着河洛大鼓艺术的熏陶，部分孩子还会进行模仿，尽管对孩子来说是一种游戏，但对河洛大鼓的传承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广场中观看河洛大鼓的人职业分布较为广泛，以退休人员、无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为主，因时间较为充裕，每天固定性的会到广场观看河洛大鼓表演。如上文介绍的退休教师王三龙老师，跟随他学习的刘嫩香、王灵巧等人，刘嫩香是洛阳六建的退休职工，王灵巧是158厂的退休工人，他们都从河洛大鼓的欣赏者变成了河洛大鼓的传承者。无业者和自由职业者的时间相对自由，如52岁的张女士是食品类从业者，在空闲时间来广场观看河洛大鼓表演，已经坚持了五六年时间。

（二）传播对象的动机

广场中观看河洛大鼓的动机，占据较高比例的是娱乐身心和消遣时间。广场中的河洛大鼓演出不收取任何费用，且经常有专业艺人参与，无论从演出质量和表演形式多样性上均能得到保障，且在广场这种空旷、开放、人群聚集的场所，对于老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休闲娱乐方式。还有一部分是对河洛大鼓发自内心的喜爱，调研中的李先生63岁，住所离周王城广场较远，退休后每周末准时到广场来听书，对河洛大鼓各个唱段评价头头是道。笔者在调研的时候还发现，大部分老书迷对河洛大鼓演出的审美品位极高，对于表演水平较高的唱段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且有良好的反馈，对于表演者咬字不清或者音色不优美的唱段，观众会自行退场。

二、广场中河洛大鼓传播渠道的调研与分析

（一）口耳相传

在广场河洛大鼓演出中，传播渠道主要是以口耳相传为主。无论是广场狂欢月专门搭建的舞台，还是河洛大鼓爱好者自己固定的演出场所，都以现场演出的方式呈现。在表演过程中，表演者与观众之间通过现场互动、交流，共同感受河洛大鼓的艺术魅力。

（二）媒体传播

除口耳相传之外，媒体传播也是很重要的一种渠道，主要通过电视、报纸、网络和微信进行传播。电视和报纸作为传统的媒体，对河洛大鼓广场演出活动的传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电视传播主要针对在广场的重大演出，如每年一度的“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河洛欢歌 广场文化月”活动，洛阳电视台和洛阳市群众艺术馆联合进行节目的录制与传播，观众可以在电视上看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场”，其中有郑州市、洛阳市、巩义市等不同地区文化馆选送的地方性河洛大鼓传承人所演唱的选段，加大河洛大鼓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和传播。报纸传播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洛阳日报》和《洛阳晚报》的报道中，有很多关于河洛大鼓广场活动的内容，涉及面较广。如2016年4月15日《洛陽日报》报道“河洛大鼓学生当起‘传承人’”，介绍广场狂欢月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场中学生演出河洛大鼓的情况; 2016年9月10日报道“唱响河洛大鼓 传承河洛文化”，介绍旅游文化节期间的河洛大鼓争霸赛组织和参赛情况等。

现代社会，互联网和移动传媒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媒体和交流手段，网络对广场中河洛大鼓演出的传播主要以网页宣传和视频为主，如洛阳网在2013年5月21日发表文章“河洛大鼓后继乏人 老艺人‘摆摊’招弟子”，介绍了河洛大鼓艺人在周王城广场演出和免费招收河洛大鼓学习者的事情。郑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网站在2017年5月8日报道河洛大鼓艺人郝总善参加第35届洛阳牡丹文化節“河洛欢歌 广场文化月”非遗专场演出，广场中的观演者会将部分河洛大鼓表演视频在网络上进行传播，比如在百度视频中以“广场、河洛大鼓”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会出现十余条相关视频。可见，网络也是一个重要的传播途径。微信作为现代交流的工具，公众号和朋友圈的宣传力度是空前的。在洛阳群众艺术馆的公众号中，会实时推送“河洛欢歌 广场文化月”的相关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场是其重中之重，报道中会特别介绍河洛大鼓的相关演出。微信、QQ等社交软件，广场中无论是艺人专场演出还是河洛大鼓爱好者的演出小视频，都对河洛大鼓的传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三、广场中河洛大鼓传播效果的调研与分析

（一）宣传河洛大鼓

对于广场中的年轻人而言，欣赏这样古老的曲艺作品是十分陌生且新鲜的事情，通过此种表演宣传了河洛大鼓，使其不至于消亡。部分年轻人是在广场中偶尔看到河洛大鼓表演，才知道这种传统的表演形式，在调研过程中，一位20余岁的李姓青年说：“偶尔路过广场看到河洛大鼓表演，觉得很新鲜，也很好玩，没想到河洛大鼓感觉很老的东西，还挺有趣味性的。”由此可以看出，广场中河洛大鼓传播的效果。

（二）“集体追忆”

在广场中，很多老一辈的河洛大鼓书迷通过欣赏河洛大鼓的表演回想年轻时光。对于60岁以上的老人来说，河洛大鼓是一个群体的回忆。在调研过程中，65岁的李女士和70岁的王先生提到：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农村听过很多河洛大鼓演出，80、90年代河洛大鼓在农村的演出十分兴盛，逢红白喜事，都会邀请河洛大鼓艺人进行连续数天的演出，是河洛大鼓的全盛时代。后来到城里之后就很难听到河洛大鼓的表演，偶然在广场中听到，感觉回到了年轻的时候，所以会经常来此观看河洛大鼓的表演，感到很亲切，这些年就坚持到现在，已经成为自已业余生活的一部分。可见，河洛大鼓在广场中的传播不仅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河洛大鼓，更让河洛大鼓更好地得到了传承。

四、结语

河洛大鼓在洛阳周王城广场这个普通民众活动的城市闲暇场域中，被不断地表演和欣赏，表演内容不仅有《拳打镇关西》《杨八姐游春》《拉荆巴》这样的书帽和小书，甚至会有《回龙传》《破镜记》等大书，二十多年来，已有固定的观众群，来广场看说书已经成为部分城市居民不可或缺的娱乐活动。广场中自发组织的河洛大鼓的演出虽然表演者的说书水平参差不齐，但涉及商业利益的演出极少;政府组织的河洛大鼓专场演出，能够让观众在广场中就能欣赏到高水平的表演，丰富了观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注释：

①周王城广场曾在《广场音乐文化参与群体调研与分析》一文中有所介绍，在此不再赘述。

参考文献

[1]自马娟.地下音乐的传播方式研究——以兰州“地下音乐”为例[D]兰州：兰州大学，2013.

[2]包婷.性别视角下的广场音乐文化活动研究——以洛阳市广场为例[J]四川戏剧，2014（6）.

作者简介：包婷（1982—），女，洛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教师，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音乐教育学、音乐美学。

作者：包婷

河洛大鼓文化遗产论文 篇3：

乡村振兴呼唤河洛大鼓

[摘 要]河洛大鼓曲艺文化丰富多彩，2006年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乡风文明建设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良好的乡风文明是乡民提高生产力、凝聚力的一个重要隐形条件，它能够助推乡村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有效运行。河洛大鼓文化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是当地乡风民俗活动的重要内容，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实用价值等。河洛大鼓可以充当文化传播媒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民众的乡风文明建设意识、发挥社会教化功能。研究河洛大鼓与当地乡风文明建设密切相关，利用河洛大鼓这种适应民众文化知识水平的方式与平台引导群众，使之成为城市先进文化知识传向信息来源闭塞和生财之道缺乏的乡村空间传送平台，并在这个过程中更好地保护、传承和弘扬河洛大鼓这种艺术形式本身，使两者相互推动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關键词]乡村振兴;河洛大鼓;发展

一、河洛大鼓发展的兴与衰

（一）河洛大鼓的兴盛

河洛大鼓形成于1905年前后的偃师，起初称作“鼓碰弦” “大鼓书”“钢板书”等，历经百年沧桑，传承七代艺人，他们为河洛大鼓的保护、发展尽心尽力。1950年，河洛大鼓第二代艺人张天培带着艺术团到北京进行慰问志愿军战士演出，周总理对此次演出大加赞赏。1952年以河南洛阳大鼓之意改名为河洛大鼓。[1]河洛大鼓流派众多，有孟津、南阳、洛阳等。到第三代艺人崔坤等，将各种唱腔、板式系统地整理归纳，统一命名了各种唱腔和调门，形成了河洛大鼓一套完整的音乐体系和理论体系。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第四代艺人段界平打破河洛大鼓唱腔的低沉、冗长变成了高亢、浑厚，演唱音域极限由高音“1”升到高音“3”，丰富了河洛大鼓的音乐表现层次和表现力，河洛大鼓此时发展达到了鼎盛。洛阳的九县六区，每个县区都有自己的曲艺团队，都会河洛大鼓，当时的普及度非常高。

（二）新科技引发河洛大鼓的衰败

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新媒体普及现代文化的崛起，流行歌舞替代了众多传统的曲艺形式。河洛大鼓的观众越来越少，专业从事这项曲艺工作的艺人也少了许多，剧目创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随着老艺人的接连逝去，不少经典的河洛大鼓书目已经逐步消亡。新老艺人青黄不接，目前最年轻的艺人也有50多岁，全省水平高、“正经能唱”的艺人只剩几十位。虽然自2006年申遗成功之后，政府和相关文化部门采取了很多抢救保护措施，录制了许多影响资料，并在文化馆定期举办演出，在全省各地进行推广，如河洛大鼓进校园，在高校设立河洛大鼓的选修课，等等，但收到的效果甚微。由于演出市场不景气，专业从事河洛大鼓的演员还是凤毛麟角，老艺人们对河洛大鼓的传承发展感到担忧。

二、河洛大鼓的功能、价值、作用

（一）河洛大鼓的功能

河洛大鼓具有社会娱乐功能和文化传承功能。

首先，河洛大鼓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曲艺形式，是婚丧嫁娶等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们在单一乏味的劳动耕作之余增添了新奇有趣的内容，使人们暂时忘掉在日常生活的艰难困苦，让人身心愉悦，起到了调节民众心理的作用。同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人们有了更多的娱乐时间，茶余饭后人们也会自娱自乐唱上一段书。从文化交流层面讲，每个个体内心都渴望与他人进行交流，从而改变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彼此冷漠的现状。

河洛大鼓的根是民众和乡土，生存的土壤是由群众构建的文化生活，河洛大鼓的传统剧目内容多取材于武侠、演义、神话、杀富济贫的劝世书，封建浪漫爱情故事，如《济公传》《刘万舍子》等。随着时代的更迭，河洛大鼓的书目取材内容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仅保留少数新编传统剧目，更多的则是取自当代社会新风、反映现代生活的故事。如《雷锋》《偃师三十二年规划》《送子参军》《李老三修渠》等。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的曲艺形式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民俗文化需求，也在不断探索适应时代发展的生存路径，使传统文化仍对社会发挥作用，形成了新旧文化的融合。河洛大鼓是一个民间文化传播平台，是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过程，并在传承的过程中探索创新。

（二）河洛大鼓的价值

河洛大鼓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其艺术文化价值上。河洛大鼓发源于河南，承载着广博厚重的河洛文化，具有流传地域广、流派多、传承方式丰富的特点。在河南的巩义、孟津、洛阳、南阳等地形成了各自的风格流派。河洛大鼓作为一种曲艺形式，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寓意并发挥着社会教化的作用。在乡村民众的生活中，具有引领人们努力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导向作用。河洛大鼓之所以能够百年经久不衰，源自其能够与时俱进的文化特点，在不同时期产生出具有时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利用乡村群众喜闻乐见的曲艺形式，传播时代精神文化、国家方针政策，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做出贡献。

（三）河洛大鼓的作用

首先，揭露社会现象，教化和娱乐群众。河洛大鼓通过娱乐形式揭露社会万象，反映现实生活问题，并以轻松、诙谐的曲艺形式将民间文学的价值充分体现。村民从河洛大鼓的演出中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熏陶影响或者说是被教化。如《郭举埋儿》传递的“孝”文化，不仅益于唤醒家庭成员归属感，还能拉近亲情关系。还有的剧目主题和戏剧文化、舞台文化融合起来，以一种隐藏教化的方式揭露社会上种种丑恶的现象，如《济公传》。还有富有时代气息、反映当代主旋律的剧目，如《焦裕禄》《三峡情》等，这些剧目激发了乡民的乡风文明建设主人翁意识，成为推动乡风文明建设的新的方式，为人们精神文化需求而生，以曲艺歌舞的形式表达时代精神、社会核心价值观，从而起到教化乡民的作用。

其次，加强民众的乡风文明建设意识。在“新时代”背景下，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要充当好思想意识形态的传播媒介，为宣传乡风文明出一份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结合乡风文明文化内容，对河洛大鼓文化进行保护传承、开发、利用，激发它所具有的社会作用，创造文化价值、经济价值、人文价值等，从而为人们提供追求美好生活的更多文化内容，为美丽河南的精神文明助力。河洛大鼓是中华文艺宝库中的一部分，对河洛文化艺术辉煌发展大有裨益。

三、乡村振兴中重建河洛大鼓文化

（一）利用乡村振兴机遇培养河洛大鼓专业人才

河洛大鼓是国家“非遗”之一，乡村振兴视野下，振兴河洛大鼓文化即振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国家战略规划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业发展短板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导致“农村空心化”现象，对此可以抓住乡村振兴战略带来的优势，以“科技就業” “改善生态环境”为主题融入戏目，大力宣传，提高“科技下乡”“信息下乡”“文化下乡”成效，使之为新时代农村农民创业就业带来更多途径，有利于为农村发展注入新活力。[2]目前河南全省河洛大鼓的正式传人不过百人，且年事已高，因此人才培养是传承河洛大鼓的重要环节。

充分利用地方高校培养河洛大鼓高端人才，注重挖掘整理河洛大鼓曲艺形式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色，强化河洛大鼓的艺术表演形式，努力提高提高曲艺形式自身的传承、发展能力。注重曲艺名家的反哺，老艺术家们责任感强、艺术实践经验丰富，如果能够定期深入课堂，亲临台前幕后进行艺术实践指导，将会保证培养出高端的河洛大鼓曲艺人才的方向和规格。注重剧目、曲目的整理，广泛吸收兄弟曲艺形式的精华，力争在原有的曲艺特色的基础上创编出更多符合时代文化需求的新剧目。不是简单地生搬硬套、照搬文件，而是将“政策”演“活”，唱出味道，使观者定睛欣赏后，被其震撼，起到沁入人心、心知而践的效果。

（二）引导河洛大鼓与乡风文明建设协同发展

在乡村振兴实践中，乡风文明建设、农村文化建设等各方面都需要有效途径和载体将国家大政方针、时代精神、民族文化自信有效传播宣传出去。必须发挥河洛大鼓善于紧密结合时代文化发展的特性，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代使命等融入河洛大鼓的表演剧目内容中，利用河洛大鼓活动平台向村民大众宣传，凝心聚力，同心共建乡风文明，加强村民建设美丽乡村的主人翁意识，激发群众的主动性，传播文化正能量，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为培养乡村高层次人才营造社会精神文化氛围，促进村民道德礼仪素养全面提升，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提高河洛大鼓现有从艺人员的音乐文化素养及数字化信息手段的运用能力，使演员更好地将表演融合民族文化、时代文化发展精髓，借助信息化技术不断创新，使河洛大鼓能够被更多的年轻观众所接受。促进河洛大鼓曲艺的长久发展和文化传承。打造河洛大鼓创意文化产业，尝试将河洛大鼓与旅游业等文化产业结合，打造文旅产业链，促进经济、文化协调促进发展，助力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最终达到河洛大鼓的保护传承，实现乡村振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加速和助力。

注释：

[1]孙 慎.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河南卷（下）[M].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6：1582.

[2]董 菁，毛艳飞，张 良.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乡村旅游产业的优化升级研究[J].农业经济，2018（09）：50—52.

（责任编辑：崔晓光）

作者：钟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