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论文

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一、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与特点1.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关于农业文化遗产(或更为宽泛的“农业遗产”的概念)，我国著名农业历史学家石声汉先生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第一篇：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论文

守望历史：骆越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摘 要：骆越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古代骆越人民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古代骆越分布范围地跨中国和越南两国，骆越文化遗产为两国分享。中国和越南作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缔约国，根据公约法则，重视和加强对本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包括骆越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法规和保护措施，不断探索保护的办法与路径，使骆越文化遗产得到保护与传承。

关键词：骆越;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0.06.013

骆越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骆越人民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古代骆越分布范围地跨中国和越南两国，因此，骆越遗留下来的历史文化遗产为两国分享。中国和越南作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缔约国，根据公约法则，重视对本国包括骆越文化在内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法律法规，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法律保障;同时不断探索保护的办法，使骆越文化遗产得到保护与传承。

骆越文化遗产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大部分。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古代骆越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城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石刻、岩画及各类遗物，是骆越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骆越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

一、我国对于骆越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其研究

(一)法律保障体系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的悠久文明史。在我国辽阔无垠的大地上，各历史时期留下的文化遗存十分丰富，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见证。我国历来高度重视各类文化遗产的保护，重视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承。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国家到地方，相继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相关法律法规不断修订与完善，为开展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法律保障体系。

1982年11月19日，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颁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依法对各类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为了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我国分别于1991年、2002年、2007年、2013年和2017年，相继对《文物保护法》中的相关条款进行5次修订。

1985年12月12日，我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正式成为该公约缔约国①。2011年2月25日，经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颁布并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2013年11月28日，经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颁布施行《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2016年11月30日，经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颁布《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于2017年1月1日起施行。中国境内的骆越文化遗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实施保护。此外，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有关地市还根据左江花山岩画保护的需要，制定了专项保护办法。201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制定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左江岩画保护办法》，而后又制定了《宁明花山岩画保护总体规划》《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保护管理总体规划》。2018年7月15日，崇左市制定了 《崇左市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保护条例》。这一系列法律、法规，为有效开展左江花山岩画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保障。

(二)骆越文化遗产的发现

广西是古代骆越族主要分布区。在近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骆越人留下大量的文化遗存。随着我国考古工作的全面深入开展，相继发现了大批骆越时期的各类文化遗存，并且进行了考察与发掘。主要有左江花山岩画、武鸣元龙坡周至战国墓群、武鸣安等秧战国墓群、合浦汉代墓群、北流铜石岭冶铜遗址等。

1.左江花山岩画。在左江及其支流沿岸崖壁上，分布着大量古代岩画。经过多年深入调查，目前已在龙州、江州、宁明、大新、扶绥等县(区)境内的左江及其支流沿岸，发现了82处岩画，绵延200多公里，形成数量众多、规模宏大、风格独特的岩画长廊。其中，以宁明县明江东岸的花山规模最大，画像最多。在宽210米、高约50米的临江崖壁上，密集地分布有众多图像，目前尚可辨认的图像共1 800多个(还有许多画像因受雨水浸蚀已漫漶不清);凡左江流域各处画面上出现的图像，在花山岩画几乎都可以看到，而花山岩画上的许多图像，为其他地点的画面所没有，堪称是左江岩画的代表作，故将左江岩画统称为“花山岩画”。经研究，左江花山岩画绘制于战国至两汉时期，是当时生活在左江流域的骆越人举行盛大祭祀活动的形象反映，也是骆越人留下的最重要文化遗产。

2.武鸣元龙坡周至战国墓群。1985年，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考古工作者在武鸣县马头乡元龙坡上发现一处古代墓群，随后进行了发掘，共清理墓葬350座，出土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等1 000多件。其中，铜器种类有盘、卣、矛、钺、斧、剑(匕首)、刀、镞、针、圆形器、凿、镦、铃、钟、链环等，玉器类有环、钏、玦、管饰、穿孔玉片、坠子、扣形器、方形玉片、镂空雕饰、凿等;石器类有范、砺石等。随葬品中铜卣、铜盘、铜刀、铜匕首及铸造斧、钺、镞等青铜器的石范等是广西地区首次出土。石范的发现，说明当时已有了青铜冶铸业。根据出土器物的特征和碳素年代测定结果，其墓葬的年代为西周至春秋时期[1]。2017年，元龙坡古墓群被列为广西文物保护单位。

3.武鸣安等秧战国墓群。安等秧战国墓群位于武鸣县马头乡东南面一个名叫安等秧的土丘上，距离元龙坡西周春秋墓群约300米。1985年10月由广西考古队进行发掘，共清理土坑墓86座，出土各种青铜器、陶器、石器200余件。铜器以各式斧、剑居多，还有矛、钺、镞、刮刀、镯、铃、带钩。根据出土器物的特征和碳素年代测定结果，其墓葬的年代为战国时期[1]。2017年，元龙坡古墓群被列为广西文物保护单位。

武鸣元龙坡和安等秧古墓群是古代骆越分布中心区发现的规模最大、墓葬数量最多、出土器物最丰富、年代最古老的两处墓群，对研究骆越历史发展和文化面貌具有重要价值。

4.合浦汉代墓群。合浦汉墓群分布于北海市合浦县城东、南、北郊的丘陵地带，墓葬区南北长12.5千米，东西宽5.5千米，总面积68.75平方千米。现存封土堆1 056个，推测其墓葬总数达10 000座左右，大部分保存较完整。最大的一座封土直径达90米左右，高约15米，中型的墓也有直径30米、高3米左右的封土。从1971年至2009年间，广西考古队对合浦汉墓群进行了多次发掘，共清理墓葬近千座，出土的文物6 000多件，包括陶瓷器、青铜器、铁器、金银器、玻璃器、玉石器、玛瑙、水晶、琥珀、漆器等。其中国家一级、二级珍贵文物达200多件。青铜器既与中原同类器物有共同之处，又具有较浓郁的地方特色;大量精美的金银器、玉石器、玻璃器、水晶，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其中有不少是海外舶来品，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也是骆越海洋文化的见证。1996年，合浦汉代墓群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贵港汉代墓群。贵港市贵城镇，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在此设置桂林郡;汉代时设置郁林郡，为郡治所。墓葬群位于贵城镇西北，南起郁江北岸，北至七里江桥。在这一东西长7.5千米，南北宽2.5千米狹长地带，分布着数以千计的古墓葬。自1954年配合修筑从黎塘至湛江的铁路时起，历年都有抢救性的发掘，至2005年底已累计发掘500余座，出土文物1万余件。西汉墓随葬品以铜器和陶器为主，铜器有盘、簋、碗、钵、鐎壶、熏炉、灯、环首刀、镜、印章;陶器有瓮、罐、双耳罐、壶、屋、灶、井;铜兵器有剑、矛、弩机。此外，还有五铢钱、金戒指、银戒指、玻璃、玛瑙、水晶、玉饰品等。东汉墓随葬主要是陶器，次为瓷器和铜器，铁器和玉器较少。陶器大都有仿铜器的刻划纹明器，模型明器有屋、仓、井、灶和牛、狗、鸭;瓷器有碗、罐;铜器有盆、盘、簋、碗镜、带钩、环首刀和弩机;铁器有剑和环首刀;玉器有带钩。其中有许多器物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应是骆越部族工匠所制作。1996年，贵港汉代墓群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合浦和贵港汉代墓群是古代骆越分布区发现的规模最大、墓葬数量最多、出土器物最丰富的两处墓群，对研究骆越历史发展和文化面貌具有重要价值。

6.北流铜石岭冶铜遗址。铜石岭冶铜遗址位于北流市民安镇上良村北，北流河(圭江)东岸。冶铜遗址位于铜石岭的西面坡脚，南起麻疯坡，北至塘夹村，东到山崖下，西至圭江边，南北长约500米，东西宽约40米。20世纪60年代调查发现该遗址，1977年冬和1978年春作了两次试掘，发现古代矿井、炼炉、排水沟、灰坑，采集到铜矿石、炼渣、铜锭、木炭和陶风管、陶瓷碎片。从风箱的鼓风量推测，每个炼炉的一次产量约为0.9千克，每天按工作20小时计，能生产铜18千克;年工作日假定为180天，产量当为3.2吨。两广交界的云开大山区是汉晋至隋唐时期铸造和使用铜鼓最繁盛的地区，铜石岭处云开大山区西侧，是铸造北流型、灵山型大铜鼓的中心地区，这些铜的开采和冶炼，主要用于铸造铜鼓。这是骆越故地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冶铜遗址，对研究骆越青铜冶铸业和青铜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1981年，北流铜石岭冶铜遗址被列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此外，在古代骆越分布的宾阳县韦坡、田东县锅盖岭、虎头山、南哈坡和东大岭坡，都发现有战国时期的墓葬。特别是田东县锅盖岭、南哈坡和东大岭坡墓葬中，出土有骆越工匠铸造的4面万家坝和石寨山型早期铜鼓[2]。在崇左市江州区太平镇渠显村古坡铁路林场的山坡上，发现3座汉代墓葬，出土铜碗和陶罐[3] 。

(三)骆越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展示

左江花山岩画是骆越留下的重要文化遗产，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文化和保护价值。因此，1988年，宁明花山岩画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和指导下，广西开始了左江花山岩画申报世界遗产工作，并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清单。2007年，国家文物局在经过专家调研和评选后，将花山岩画列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6年7月15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0届会议上，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实现了中国岩画入选《世界遗产名录》零的突破。

1988年宁明县花山岩画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骆越文化遗产系列中最早列入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左江上游的龙州、中游的江州、下游的扶绥及黑水河畔的大新等县(区)发现的岩画，都已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因此，对于骆越文化遗产的保护，首推左江花山岩画，无论是保护的级别，还是保护的力度和投入的经费，都是其他类型的文化遗产无法比拟的。另一方面，左江流域绝大多数岩画处在裸露的山崖上，因年代久远，长期受到烈日照晒，风吹雨淋，或因岩石风化脱落，或因雨水渗透浸蚀画面，许多图像已暗淡或斑驳不清。岩画的保护问题一直受到国家文物局和广西文物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20世纪90年代，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组织地质岩溶学、环境学、文物保护学、化学、工程学等多学科专家，运用传统与现代科技手段，对花山岩画病害及病因进行“诊断”。2004年，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组织的花山岩画保护项目组，开展对花山岩画的病害及其原因进行勘察、试验和研究，出版了《广西宁明花山岩画保护研究》一书，同时编制了《广西宁明花山岩画本体开裂岩石抢救性加固工程施工手册》，提出了花山岩画保护的对策、技术及方法。按照前期的研究成果和提出的保护方案，开始了工程浩大而艰巨的岩画崖体加固和防止雨水渗透保护工程。特别是左江花山岩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和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后，在国家文物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的支持下，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开展宁明县花山岩画保护工程，同时对裸露荒野的岩画保护这一世界性难题进行研究与探索。

根据武鸣马头元龙坡和安等秧发现数量众多的墓葬及出土器物，学者们认为先秦时期武鸣一带曾是骆越人建立的古国或方国，是骆越人分布的中心地区。作为骆越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学者们围绕武鸣马头元龙坡和安等秧古墓群及其出土文物的保护，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其成果主要集中在2006年出版的《骆越古国历史文化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一书中，其中载有罗世敏《让古老的骆越文化成为新的生产力——简论骆越古都文化的保护、开发与利用》一文，主要是围绕广西环大明山一带骆越文化遗存及武鸣元龙坡、安等秧发现骆越时期墓群的性质——骆越古都的保护与开发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了重建骆越古都的意义、原则、方法、路径和措施。也有学者在互联网上刊发系列论文，如杜逢祖《抓好骆越古都文化挖掘、保护与开发——“壮文化之都”建设的对策思考》一文，对武鸣大明山周边的骆越文化资源作了全面梳理，提出大明山风景区将成为一个大型的骆越文化旅游区，景区内建设龙母庙、龙母朝圣之旅、骆越养生中心、骆越古都文化城等旅游设施;同时建议要进一步深入开展骆越文化的考察与研究工作，建立国家级骆越文化保护区，编辑出版骆越文化研究成果专著和宣传图书，拍摄骆越古国探秘系列电视专题片，召开国际性的骆越文化研讨会，加快骆越古都文化园等的建设。此外，有学者深入骆越故地的武鸣壮族民间，开展骆越族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和研究，2011年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壮乡·武鸣骆越文化丛书”——《武鸣骆越文化探秘》《武鸣骆越风情》《武鸣骆越流韵》《武鸣壮族民间故事》《武鸣历史人物》《武鸣风景名胜》及《骆越文化遗产撷英》等著作，汇集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武鸣县进行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资料，以及21世纪初对环大明山的龙母文化、古骆越文化遗存进行调查与研究的成果。该丛书的出版，对挖掘骆越文化资源，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具有重要意义。2010年3月，由南宁大明山风景旅游区管理委员会委托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规划设计院编制的《广西大明山骆越古都文化旅游区概念性总体规划》通过了评审。在该总体规划中，对大明山一带的骆越文化资源及开发价值作了详细分析，对建设骆越古都文化旅游区的原则、意义、方法、步骤和措施等作了明晰阐述，对景区建设作了明确定位，即大明山骆越古都文化旅游景区是一个以大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依托，以骆越文化(骆越民俗文化、龙母文化、自然形态文化、骆越养生文化)为背景题材，以八桂民俗文化、东南亚民俗文化为延伸的文化主题旅游度假区，将集骆越文化、东盟文化、广西少数民族文化三大文化于一体，规划建设面积663公顷，预计总投资60亿元。

在骆越文化遗产展示与宣传方面，广西文化、文物部门做了许多工作。2006年，广西博物馆举办《瓯骆遗粹——广西百越文物精品展》，从馆藏的众多文物中，精选141件骆越文物精品进行展出，包括铸造精美、造型独特的铜鼓、羊角钮铜钟、铜筒、越式鼎、靴形钺、双肩铲形钺、短剑等代表性青铜器;地域特色鲜明的汉代井、灶、仓、城堡等成套模型明器，以及与海外交流的玛瑙、琥珀、琉璃器等舶来品。这些文物精品从多角度反映了骆越文化。2007年11月，《广西瓯骆文化遗粹》远赴浙江展出，《骆越遗粹》大型图集也出版问世，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影响。

2006年12月，由民间收藏家钟州宁创建的柳州市骆越博物馆落成，展厅面积近600平方米，以反映骆越文化为主题，共展出近百件骆越时期精美青铜器、陶器、玉石器等，展示了骆越文物的独特魅力。

二、越南对骆越文化遗产的发现与保护

如前所述，古代骆越族及其文化遗产的分布地，跨越今中国和越南两国。因此，骆越及其文化遗产作为一项遗产整体，需要了解越南关于骆越文化遗产的保护。

1987年，越南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2013年，越南成为世界遗产委员会21个成员之一。越南一直重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并且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法规，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方面，都取得了良好效果，目前已有9处(项)文化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

(一)骆越文化遗存的发现

今越南北部是古代骆越分布地区，骆越族留下的历史文化遗产较为丰富。随着越南考古工作的开展和调查的深入，许多重要的骆越时期的文化遗存被发现和发掘，主要有东英县古螺城、清化东山遗址、清化绍阳墓群、义安鼎乡墓群等。

1.古螺城的发现与保护。古螺城位于河内市东北18千米的东英县古螺乡黄江北岸台地上，因其平面呈螺旋形而得名。这是一座使用夯土筑成的古城，城体结构基本保存完好，尚存面积约16 平方千米，为三城三河相套的结构，有内、中、外三重城墙和城壕，城墙高2米以上，宽15米。城墙用城壕挖出的粘土夯筑而成，部分靠近河湖、池塘的地方都用竹木或石块、碎陶片加固，防止垮塌、侵蚀，每道城墙外均有壕沟包围，外、中城壕与黄江相连。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对古城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出土了大量文物。在城内的一处窖藏里，出土有93千克的铜镞;而在一面铜鼓里，贮放有200多件铜器。越南学者根据古城内出土遗物的特征及碳-14测定的年代判定，古螺城应是建于公元前300年的安阳王朝，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上，越南古代王朝曾两度在古螺建都，即蜀代安阳王(公元前3世纪)的瓯雒国时期及吴朝时期(939-944年)。古城内曾发掘出土大批石器、青铜器和铁器。越南政府拨出专款，不仅对古螺城进行整体保护和修复，而且还在古城边修建了安阳王庙、媚珠庵、御朝遗龟亭、寶山寺等建筑，面积近一千公顷。每年初春还在古城里举办古螺庙会，热闹非凡。古螺城已成为河内一处富有特色的旅游景点，前来游览或考察的国内外游客及学者络绎不绝。2012年，越南政府批准了开展古螺城保护和修缮的总体规划。规划建设总面积约860公顷，其包括河内市东英县的古螺城及附近区域以及古螺、欲秀、越雄、威努等乡，力争建设成为河内首都的生态、历史人文公园。

2.清化东山遗址。东山遗址位于越南清化省东山县东山村马江西岸，面积约50 000 平方米。分为山腰区和河旁区两部分，20世纪20年代初发现，1924-1929年法国远东博古学院委托巴若负责发掘。1935-1939年法国远东博古学院邀请瑞典考古学家阳士主持发掘，1961-1962年、1969-1970年、1976 年由越南文化部考古队(越南考古研究院)主持了更大规模的发掘，先后出土大量青铜器，包括匕首、铜斧、铜矛、銅钟、铜鼓、铜桶等，年代约距今3000-2000年。这是越南发现的出土遗物种类最为丰富、最具有代表的骆越时期文化遗址，被考古界命名为“东山文化”。

3.清化绍阳墓群。绍阳墓群位于越南清化省绍阳县绍阳社，分布于秋江和马江流域之间的平原地带，距离马江2 公里。越南考古工作者曾作过多次调查和发掘，发掘出东山文化墓122 座，葬式为仰身，还有1 座为双人叠葬，有一座曲肢葬，另有5 座双瓮对扣的瓮棺葬。出土大量铜器、陶器和少量石器、骨器、木器等，铜器有斧、矛、匕首、犁、锄、桶等，多为公元前后，早的可到我国西汉中、晚期[4]。

4.义安鼎乡墓群。鼎乡墓群位于义安省义坛县义和村，一山丘山脚玄武岩风化土延伸部分，已发掘320 座墓，墓葬分布密集，葬式奇特。计有积石墓、积陶墓和无遗迹三种形制。积石墓使用附近山上开采的岩块或河卵石，有的重达四五十千克，有覆顶墓，用大块平整石块排成两行覆盖于墓顶，做成屋顶形状，如同石室墓;有石标记墓，积石成堆于两头或一头，有时石块与陶器或碎陶片结合使用;石框墓，用石块围边或一头;有的用陶片围砌墓边，墓底有一薄层陶片，随葬贵重铜器。积陶墓，有用1—5 件完整陶器仰置或覆置，成堆或排列成行放置在墓顶一侧或两端或一角，或用陶片稀疏散布在较大或较小范围或成堆放置，也有用较厚的陶片层覆顶。土坑墓，部分未见墓坑，部分可见长方形土坑墓。葬具有瓮棺、陶片覆盖或无棺而将死者直接包裹在某种材料中放置于土坑。瓮棺用碗覆口的单件釜、罐或两件对扣横放或竖放作葬具，大多墓顶无遗迹，少数有石头封盖。

另外，在越南河内、河西、河南、兴安、海阳、海防、广宁等地，还发现有许多船棺墓，集中埋葬在黑色淤泥中，一般深度为1.5—2.2米，个别墓区深达2.5—4米，有长方形竖穴土坑，棺用整木挖空而成，两头不挖作为壁板或另接两块半月形木板，棺盖和棺身用钉或榫卯接合，有的随葬木桨，分为大、小两种，与墓主身份地位有关，大型船棺见于越溪、罗堆、义武、山寨、慈乐等地，长3.5—4.7 米，小型船棺见于干州、春罗、栗方等地，一般长2—2.5米、头宽0.4—0.8 米、脚宽0.35—0.7 米，最小的如方南M3 仅长1.1米、宽0.43米、深0.39 米。随葬品多寡不一，越溪墓地最大的船棺随葬品100 多件，是东山文化随葬品最多的墓葬，其他小型船棺无随葬品。早期船棺横截面近圆形，晚期为六角形，棺内发现用布、蒲草、叶子殓尸的现象。

越南发现的骆越时期的古遗址、古城址和古墓葬出土的遗物，集中收藏和展示于河内国家博物馆里。

(二)法律保障体系

为了有效开展包括骆越文化遗产在内的各类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越南制定、颁布和施行了一系列法律法规。2001年6月29日，越南第10届国会通过了第一部《越南文化遗产保护法律》(简称“《越南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了文化遗产的分级、分类和保护任务。2004年11月22日 ，越南成立了国家文化遗产会议(即专家委员会)，负责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决策、规划、评估与咨询。2009年6月18日，越南国会会议通过和颁布了《越南文化遗产法律的修改与补充》;2010年9月21日，越南政府批准、国家文物局发布对《越南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实施细则》进行修订，形成《越南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实施条例》，于2010年10月公布实施，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法律条款与内容。

与此同时，为更好地贯彻执行《越南文化遗产保护法》，越南各省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相关地方性保护法规，包括遗产保护管理条例、保护实施办法等。各地区在制定地方性保护法规时，一是以《越南文化遗产保护法》原则，结合本地区的实际而制定，在内容构成和具体规定都与保护法基本一致;二是针对某一类型的文物，包括文物遗产和古建筑保护单位——越南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越南的历史文化遗产名城，制定的遗产保护管理条例、规定或办法，等等;三是针对某一个不可移动文物制定的保护管理办法或规定，主要内容也是保护范围的划分、保护管理机构的设置，遗产保护管理的办法等的具体规定[5]。越南国家和地方制定的一系列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为开展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保障和依据。

[参考文献]

[1]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武鸣马头元龙坡墓葬发掘简报[J].文物，1988(12).

[2]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田东发现战国墓葬[J].考古，1979 (6).

[3]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等.左江右江流域考古[M].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139.

[4][日]俵宽司.越南汉墓的分期——以越南北部清化省出土考古资料为中心[J].谢崇安，译.广西博物馆文集(六)，2009(1).

[5] 高春城.越南古建筑遗产的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D].北京工业大学，2015.

责任编辑：郑 好

作者：李妍 覃彩銮

第二篇：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

一、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与特点

1. 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

关于农业文化遗产(或更为宽泛的“农业遗产”的概念)，我国著名农业历史学家石声汉先生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广义的农业文化遗产包括来自于现代农业的农药、化肥、机械等以外的有关农业的所有要素;狭义的农业文化遗产指已经逐渐淡出农业生产过程的农业要素。

我们的理解是：广义的农业文化遗产指人类在历史时期农业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以物质或非物质形态存在的各种技术与知识集成，主要包括农业遗址、农业工具、农业文献、农业民俗、农业技术、农业物种、农业工程、农业景观、农业品牌、农业村落等10种类型。狭义的农业文化遗产指历史时期创造并延续至今、人与自然协调、包括技术与知识体系在内的农业生产系统，特指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推进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与农业部推进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China-NIAHS)。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全球环境基金的支持下，于2002年发起的一个大型项目，旨在建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及其有关的景观、生物多样性、知识和文化保护体系，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与保护，使之成为可持续管理的基础。该项目将努力促进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对当地农民和少数民族关于自然和环境的传统知识和管理经验更好地认识，并运用这些知识和经验来应对当代发展所面临的挑战，特别是促进可持续农业的振兴和农村发展目标的实现。

按照FAO的定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些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进一步表述，这些农业生产系统是农、林、牧、渔复合系统，是植物、动物、人类与景观在特殊环境下共同适应与共同进化的系统，是通过高度适应的社会与文化实践和机制进行管理的系统，是能够为当地提供食物与生计安全和社会、文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系统，是在地区、国家和国际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的系统，同时也是面临着威胁的系统。

我国是最早响应和积极参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家之一。2004年以来，我国农业部、中国科学院积极支持，有关地方政府积极配合，不同学科的专家和遗产地人民积极参与，在示范点选择与推荐、保护利用探索与经验推广、科学研究与科学普及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成为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

2012年3月，农业部正式启动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挖掘与保护工作。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指人类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发展中，创造并传承至今的独特的农业生产系统，这些系统具有丰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独特的生态与文化景观等，对我国农业文化传承、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业功能拓展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根据这一定义，主要包括小规模庭院经济型、特殊遗传资源保护型、多个物种互利共生型、景观生态结构优化型、水土资源持续利用型等不同类型。

2. 农业文化遗产的特点

(1)活态性：这类农业文化遗产是有人参与、至今仍在使用、具有较强的生产与生态功能的农业生产系统，系统地直接生产产品和间接生态与文化服务依然是农民生计保障和乡村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

(2)动态性：指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以及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所表现出的系统稳定基础上的结构与功能的调整。

(3)适应性：指随着自然条件的变化所表现出的系统稳定基础上的协同进化，充分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存智慧。

(4)复合性：这类遗产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传统农业知识和技术，还包括那些历史悠久、结构合理的传统农业景观，以及独特的农业生物资源与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体现了自然遗产、文化遗产、文化景观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复合特点。

(5)战略性：这类农业文化遗产对于应对全球化和全球变化带来的影响，保护生物多样性，保障生态安全与粮食安全，有效缓解贫困，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6)多功能性：这类遗产具有多样化的农产品和巨大的生态与文化价值，充分体现出食品保障、原料供给、就业增收、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科学研究等多种功能。

(7)可持续性：主要体现在这些农业文化遗产对于极端自然条件的适应、居民生计安全的维持和社区和谐发展的促进作用。

(8)濒危性：指由于政策与技术原因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所造成的系统不可逆变化，表现为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和丧失、传统农业技术和知识体系的消失、农业生态系统的破坏。

二、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

农业文化遗产具有突出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科研价值和示范价值等， 这些价值从不同方面体现了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的多样性。充分挖掘农业文化遗产的多种价值， 可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提供依据。

一是生态价值。农业文化遗产系统具有较高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一方面，许多传统品种是优质的种质资源，如哈尼梯田的48 种地方水稻品种、从江县的糯禾、万年贡米和普洱茶树资源等。另一方面， 通过构建复合系统，增加农业生产系统的物种多样性，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农作物的抗性和品质、控制农业有害生物、提高土壤肥力，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同时，这些农业文化遗产系统还具有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如哈尼梯田具有控制水土流失、保证村寨安全、维持系统稳定性和具有自净能力等功能。

二是经济价值。农业文化遗产系统内有多种产出，如稻鱼、稻鸭、普洱古茶、万年贡米等高品质农牧产品，提高生产收入;化肥农药低投入，降低成本;产生相关经济效益，农业文化系统所处的传统农业地区生态环境较好。同时由于系统内部协调机制的独特性，使系统具有生产有机农产品的先决条件。有机农产品的价格是普通农产品的若干倍，因此，通过合理利用农业文化遗产系统可创造高于目前的经济效益2～3倍的价值。同时还可以作为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业或其他文化产业，增加农民收入。

三是文化价值。折射农业文化遗产的内涵，包括农耕文化及与系统密切相关的乡村宗教礼仪、风俗习惯、民间文艺及饮食文化;促进传统农耕文化保护;维持文化多样性，加强各类文化的融合;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总是和植物的驯化联系在一起，作物起源，如万年稻作起源，普洱茶树起源，敖汉旗粟和黍的起源，都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四是社会价值。为其他同类地区合理利用土地，发展适应本地条件的生存方式提供了有效的借鉴;贫困山区土地资源短缺，农村劳动力剩余较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带来的压力;提供充足营养，改善农民生活;确保人类食物安全。

五是科研价值。农业文化遗产是新出现的遗产类型，学术界对于其保护的主体、途径、理论和方法等都处于探索阶段。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领域必将大大拓展，并推动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发展。同时，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还会推动遗产保护研究中的学科融合，促进复合农业生态系统研究，推进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六是示范价值。为传统农业生产提供宝贵经验，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实证案例，为可持续农业和国际农业发展提供示范案例。以稻鱼共生系统为例，由于它是一种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具有增产、增收、节支等多种优点及改善农民生活等特点。因此，在适合发展稻鱼共生系统的地区，这种生产方式可进行推广。目前，中国有20 多个省都有稻鱼共生系统，浙江青田的农业文化遗产稻鱼共生系统的保护经验对全国各地稻鱼共生系统具有重要示范价值。

三、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

1.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认识上的三个误区

误区之一是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农业发展对立起来。“传统”是一个过去的概念，大量的事实证明，历经数千年的传统农业并非“一无是处”;“现代”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以化石能源消耗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农业并非“十全十美”。“传统”并不意味着“落后”，农业文化遗产是传统农业的精华所在，将其与现代农业技术相结合，则是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的方向。对于农业文化遗产而言，内涵的保护远大于形式的保护。

误区之二是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对立起来。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目的是促使传统农业系统在新的条件下的自我维持和自我发展，并在这种发展过程中为遗产地居民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并在此基础上促进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

误区之三是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农业文化遗产地发展对立起来。“保护”不是“保存”，“发展”不是“开发”。保护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发展是积极地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强调的是“动态保护”与“适应性管理”，既反对缺乏规划与控制的“破坏性开发”，也反对僵化不变的“冷冻式保存”。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遗产地因为相对落后有迫切发展的诉求是很正常的，关键是寻找保护与发展的“平衡点”，以及探索后发条件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2. 农业文化遗产的动态保护途径

农业文化遗产与一般的自然和文化遗产不同，是一种活态遗产，是农业社区与其所处环境协调进化和适应的结果。它保护的是一种综合性的生活方式、生产技术、生态景观。因而，对于农业文化遗产不能像保护城市建筑遗产那样将其进行封闭保护，否则只能造成更严重的破坏和遗产保护地的持续贫穷，应当采取动态保护的思路，让农民在继续采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从中收益，在保护生态系统服务的前提下有所发展。基于动态保护和多方参与的原则，农业文化遗产的动态保护途径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发展有机农业。有机农业是一种完全不用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畜禽饲料添加剂等合成物质，也不使用基因工程生物及其产物的生产体系，其核心是建立和恢复农业生产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和良性循环，以维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它不仅有利于传统农业技术和农业文化的保护，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也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当地的可持续发展。农业文化遗产地由于经济相对落后，农业发展多处于传统农业阶段，很少施用化肥农药，这为未来发展有机农业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第二，发展生态旅游。生态旅游强调保护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维持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它是一种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维系当代人们生活双重责任的旅游活动。在遗产地开展生态旅游，不但可以有效地保护农业文化遗产，而且可以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并保持原来的生产方式。哈尼梯田的景观及其少数民族文化都是很好的旅游资源，现在哈尼梯田也具有一定规模的旅游发展。然而，过度的旅游开发可能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也是在遗产地开发旅游最让人担心的。包括观光农业等的生态旅游的发展实际上是一种很有效的形式，积极而有序的开发将对遗产保护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开展生态旅游的收益可以用来保护生态环境，同时旅游能带动建筑、交通、餐饮、娱乐、通讯、商业的同步发展，农民可以从中获益，从而更愿意参与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

第三，建立生态与文化保护的补偿机制。获得国际社会和国家在文化保护、生态保护方面的支持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农业文化遗产具有明显的生态合理性，在维持生态平衡、改善农田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障粮食安全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生态补偿机制，利用经济手段可以达到保护生态与环境效益的目标。近几年关于生态补偿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对那些经济相对落后、生态相对脆弱、文化又非常丰富的地区，进行文化保护和生态保护的补偿。

作者：闵庆文

第三篇：加强文化遗产保护 发展文化旅游产业

[摘要]嘉峪关市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丝路文化和长城文化交融汇聚。随着嘉峪关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全面实施和建设华夏文明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示范区决策的出台，为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如何发挥文化遗产资源优势，只有解放思想，积极参与“河西走廊自然人文保护传承创新示范基地”建设，以文化擦亮城市面孔，加快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为内生动力，打造知名文物旅游景区品牌，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才能将文化遗产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和产业优势。

[关键词]嘉峪关；文化遗产保护；文化旅游产业

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明的物化成果，既是历史情怀的表达载体，也是彰显地域文化魅力的珍稀文化资源，展示了城市特有的风貌、特有的建筑、特有的文化，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和彰显历史文化独特魅力的重要“名片”，更是支撑民族信念、推动民族进步的基石和全人类的精神家园。

回眸漫长的历史长河，“边陲锁钥”、“山河襟带”的嘉峪关，作为丝绸之路黄金段和长城地带的戈壁明珠，一帧帧东西方文明交融汇聚的历史影像，一幅幅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激越碰撞后水乳交融的壮美画卷，一曲曲漫天烽火、西风铁骑过后悠远绵长、激荡千年的丝路绝唱，让璀璨瑰丽的丝路文化和古老雄浑的长城文化深深地根植于这片土地，承载了千年丝路传奇，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嘉峪关共登记普查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近现代民俗建筑和工业遗产等各类文化遗产94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36处。这些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资源，既是嘉峪关市建设特色文化强市最为宝贵、独特的文化优势，也是实施文化繁荣和旅游带动战略、打造城市文化品牌、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资源支撑和文化根脉。

一、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中应坚持和把握的原则

（一）树立可持续的发展理念

坚持把文物抢救、保护与利用、开发有机结合起来，树立可持续保护的观念，重视基本建设项目中的文物保护，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在文物景区景点深度开发中，把“安全是文物工作的生命线和落脚点”的理念贯彻始终，夯实文物安全工作基础。在维护文化遗产尊严的前提下，推进文物的有序利用，使文物保护由被动抢救性保护向主动预防性保护、由单一保护向全面保护、由静态保护向动态保护转变，凸显文化遗产在推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中的基础和基石作用。

（二）深刻认识不可再生的资源特性

文化遗产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所保留下来的杰作，是历史的馈赠。每处古迹、每件藏品，都见证了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艰辛历程，表达着人类追求真善美的足迹与成就。脆弱性、惟一性，不可替代性、不可再生性是其基本属性。对其实行主动保护、预防性保护、科学保护，是为了真实、全面地保存并延续其历史信息和全部价值，旨在避免可能威胁其真实性、完整性的各种危险。同理，对其合理利用必须坚持以社会效益最大化为前提，不应为了当前利用的需要而损毁其历史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这是文物保护利用中必须严格贯彻和遵循的准则。

（三）正确把握文物保护和开发利用的统一、辩证关系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十六字”方针，是一个有机整体。“保护为主”是这个基本方针的核心，就是要把文物保护作为根本任务；“抢救第一”是做好文物工作的前提，就是要把抢救文物放在文物工作的首要位置；“合理利用”是文物保护的目的，就是要发挥文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加强管理”是做好文物工作的关键，是实现文物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的基本保障。

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思路和对策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既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内在要求。特别是在推进“河西走廊自然人文保护传承创新示范基地”建设中，既要竭尽全力加强文物保护，又要充分挖掘和展示文物蕴涵的文化内涵。这就要求必须贯彻把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建设相结合、把依法保护与科学保护相结合、把保护抢救与利用管理相结合、把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理念，由此，才能使文化遗产保护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亮点，确保文化遗产的公共文化资源属性。

（一）牢筑安全是文物工作生命线的发展理念

文物资源的保护必须走保护利用并重的互动道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保护为主”这一前提。只有在确保其安全和永久利用的前提下，文物资源才能长期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在推进“华夏文明保护传承创新示范区”建设中，应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同时，要加快构建文物安全监管体系建设，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切实加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博物馆安防体系建设，构建责任明晰，监管到位、协调联动的“市、区、镇、村”田野文物安全防控网络，营造文物保护人人有责、保护成果人人共享的发展环境。

（二）加快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

发挥文化遗产基础支撑作用，推动文化旅游大发展、大繁荣，需准确把握文物资源脆弱性、惟一性、历史性、不可再生性的基本属性，围绕文化遗产保护好、周边环境整治好、周边居民生活好、经济社会发展好的工作目标，正确处理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以文化遗产保护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内生动力，关注对文物依存的生态环境的保护，挖掘文物所蕴涵的优秀文化思想价值内涵，展示独特的历史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提高衍生产品和配套服务质量，使文化遗产保护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亮点。

（三）突出规划在遗产保护中的引领作用

在推进“华夏文明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示范区创建，建设河西走廊自然人文保护传承创新示范基地”进程中，要突出规划引领，树立“五十年不落后，一百年不后悔”的规划理念，将文物保护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有机结合，科学规划、整合实施，切实把文化遗产保护与新一轮城市开发建设结合起来，与新农村建设规划相衔接，切实做好每一个开发建设区块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尽最大努力保持历史真实性和风貌完整性。要落实责任、强化合力，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落实文化遗产保护责任制，建立健全保护协调机制和投入保障机制，促进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化、规范化。

（四）推进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在推进文化繁荣和旅游带动战略中，要坚持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相结合，走保护开发、永续利用、可持续发展的路子，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遗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加快文化、旅游、科技融合发展，形成产业联动效应，真正使历史文化优势转化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产业优势。特别是要贯彻“大景区、大服务、大文化、大产业、大市场”的建设理念，以挖掘长城文化、丝路文化内涵为核心，以做精做细旅游服务为根本，主动寻找文物保护和利用两者之间的结合点，始终把项目建设重点放在维护文化遗产资源突出的普遍价值，维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搭建文化产业发展平台上来，逐步形成以文化旅游业为龙头，以节庆会展业为支撑，以特色产品、文艺演出为基础，建设集保护研究、文化展示于一体的国家级文物旅游示范基地和大型文化旅游产业园区。

（五）创新景区品牌推广营销模式

文物景区的核心竞争力是景区依托的核心资源，要开发建设内涵丰富的特色化旅游产品。在文物旅游景区的宣传上，要从景区的资源特色出发，进一步完善“政府主导、联合推介、捆绑营销”机制的同时，把营销重点放在最有开发潜力的地理空间和细分人群上，加强部门联动和区域联合，探索委托营销和代理营销的新办法，加大景区形象推广和宣传促销投入，发挥整体宣传的聚合效应、整体效应和放大效应。同时，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推介方式，借助行业整体宣传的针对性、整体性、专业性和有效性，广泛开辟景区形象推介途径，精心策划景区形象推广活动，有效运用市场促销手段拓展嘉峪关文物旅游的影响力，形成与周边地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联合促销的区域宣传合力，提高嘉峪关文物旅游的知名度。

（六）打造特色文化旅游景区

依托文化遗产资源，开发建设文物旅游景区，发展文化旅游中中，必须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管理的理念，树立精品意识、错位发展、异化发展导向，围绕旅游的文化价值、生态价值、科技价值、服务价值、教育价值等方面，深入挖掘景区资源价值，全新包装提升过于凝重、平面的旅游资源，改变资源展示的单一模式，将表态的文化资源、分散的文化元素、丰厚的文化内涵，转化为既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又有很强参与性的文化休闲娱乐产品。让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优势，转化为促进经济社会转型跨越发展的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促进嘉峪关市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作者：李艳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