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保护论文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省人大常委会本次会议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修改稿)》、《浙江省港口管理条例(草案修改稿)》以及宁波市人大常委会、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报请批准的《宁波市环境污染防治规定》、《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的决定》等法规，进行了分组审议。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保护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保护论文 篇1：

非物质文化遗产皮影戏的保护、开发与管理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体现，蕴藏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应当被重视、保护、传承与管理。2011年，皮影戏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时代变迁，皮影戏的传承现状不容乐观。本文对我国皮影戏的保护、开发与管理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皮影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管理

皮影戏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戏曲剧种之一，集绘画、文学、舞蹈、表演于一体。千百年来，它深受广大民众喜爱，流传甚广。不仅如此，皮影戏还对国内外文化艺术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不少新的地方戏曲剧种就是由各路皮影戏唱腔派生出来的[1]。皮影戏于2011年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时代变迁，皮影戏的现状却不容乐观。因此，更需要结合时代背景，对皮影戏作合理的保护、开发与管理。

一、保护：加强宣传教育，培养传承后人

随着经济发展、科技变革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新型娱乐方式出现在大众视野，加之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民众的兴趣发生了转移，皮影戏逐渐没落，演出减少。众多技艺高超的皮影艺人年事已高，无法继续工作，一部分艺人为提高生活水平，转向其他行业，不再从事皮影演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排斥皮影戏这种艺术表现形式，认为它过时、落伍、回报低，因此不愿意学习皮影艺术，导致皮影文化后继无人[2]。

可以看出，对皮影戏的保护迫在眉睫。首先，相关文化部门要加大对皮影戏的宣传和教育力度，尤其要增强与新媒体的融合，利用一些现代化的传播方式提高皮影戏的知名度。通过建立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和微博账号，实现互联网资源和皮影戏文化的无缝对接。还要加强与携程、马蜂窝等在线旅游代理（OTA）的合作，在旅游平台上宣传皮影戏知识及演出活动，在重要时间节点进行节事营销，增强与受众的互动性，激发公众对皮影戏的兴趣，进行皮影文化的推广。同时，在宣传过程中要注重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与独特性，让民众意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增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要求，是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要求，从而激起全民对保护皮影戏的心理认同感与归属感，动员全民参与保护。

其次，政府和相關部门可以积极推进皮影戏“走进校园”，组织学生到皮影文化传承地实地调研，互为补充。一方面，可以在全国各大高校建立实践与教学基地，甚至在有条件的学校开设公共选修课，聘请一些优秀的皮影戏表演艺人和皮影文化专家，为高校学生介绍皮影戏发展历史、宣传皮影文化知识、传授皮影戏表演技巧，不仅起到教育学生的作用，也可以发掘自愿传承这门艺术的传承人。另一方面，还可以广泛建立皮影戏“三下乡”社会实践基地，动员高校学生在假期积极到皮影文化的传承地，如甘肃环县（道情皮影戏）和大连复州（复州皮影戏）进行实际调研，促使他们深入了解皮影文化，增强学习皮影戏表演的兴趣。

二、开发：利用数字化技术，保持原真性效果

现代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民族文化遗产的利用提供了一条崭新的途径，通过数字存储、信息检索、虚拟现实、可视化展示以及数字媒体等技术保存、再现、传播和开发民族文化遗产已成为一种潮流，“数字化文化遗产”的发展程度已成为评价一个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3]。在对传统皮影戏开发的过程中，可以巧妙利用数字化技术，让皮影文化在世界各地传播，使其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首先，通过三维立体方式去构造和展示皮影人物的外形，可以真实再现其复杂的轮廓，达到更加直观、立体的展示效果，增强趣味性与观赏性。其次，可以利用先进的AR技术让游客和皮影爱好者通过手机端App欣赏AR皮影以及相关的皮影戏视频[4]。利用现代数字化技术开发皮影戏，可以使其更好地适应快节奏社会，迎合年轻人对立体、多维感官享受的需求，扩大皮影戏的传播范围，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创造新的价值。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的过程中，要秉持两个原则：既要坚持市场导向，又要保持其原真性。各地可以走市场化、产业化的开发道路，通过举办皮影文化艺术节、设立“皮影文化宣传日”、成立公司专门负责皮影艺术品及相关衍生品的雕刻、销售和展出，更好地传播、推广皮影戏。但要注意不可过度开发，如为了迎合市场需求，生产一些皮影戏表演中不存在的人物雕刻，或者为了吸引游客频繁举办重复度较高的皮影艺术活动等，因为这样会导致皮影戏失去其原真性。

皮影戏的背后蕴含了弥足珍贵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因此绝不能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不能随心所欲和粗制滥造，只有把握好原真性和商业化的平衡，才能实现皮影戏和皮影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三、管理：完善法规，多方参与

十九大以来，党和政府积极推进“依法治国”，努力开创新局面，同样，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首先要做的便是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我国目前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这一部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国家可以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的具体需要制定一些相关法规，比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将遗产保护、遗产开发、遗产侵害责任追责等方面细分出来，编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条例等，从而更有针对性、更加科学规范地管理包括皮影戏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考虑设置针对皮影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项法规、管理办法等，从而在微观层面更具体、细致地管理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次，对皮影戏的管理需要多方参与。不仅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皮影戏艺术家、传承人、皮影戏文化底蕴深厚的社区居民、皮影文化开发公司、热爱皮影戏的戏迷等各利益相关者，要协调关系、加强合作，为皮影戏的管理出谋划策，共同参与皮影戏的管理。此外，还要适当发挥“第三方部门”（如皮影戏社团、公众组织、中介机构）的作用，有效推进对皮影戏的科学管理。

四、结语

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展，社会各界开始重新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与管理的关系。对皮影戏这项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与管理工作任重而道远，但只要坚持科学发展观，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原则，通过政府和社会各界的不懈努力，一定能实现皮影戏有效保护、合理开发与科学管理三方面的共赢，让皮影戏在新时代创造更大的价值。

作者简介

黄思雨，1998年生，女，汉族，安徽六安人，暨南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旅游企业管理。

参考文献

[1]薛海萍.浅谈皮影戏发展渊源与新途径传承[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1）：169-170.

[2]陈楚桥，张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的对策研究—以复州皮影戏为例[J].今传媒，2016（2）：146-147.

[3]黄永林.数字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J].文化遗产，2015（1）：147-157.

[4]赵双柱，包亚飞，潘思凡，等.基于AR技术的非遗文化的保护与开发研究—以甘肃环县道情皮影戏为例[J].兰州文理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6）：89-92.

作者：黄思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保护论文 篇2：

关于《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浙江省港口管理条例（草案）》以及宁波、景宁畲族自治县两件报批法规修改情况的说明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人大常委会本次会议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修改稿)》、《浙江省港口管理条例(草案修改稿)》以及宁波市人大常委会、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报请批准的《宁波市环境污染防治规定》、《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的决定》等法规，进行了分组审议。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港口管理条例草案经多次征求意见和修改，内容已比较成熟，宁波市、景宁畲族自治县报批的法规也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建议本次会议分别予以通过或者批准。同时，常委会组成人员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5月24日下午，法制委员会召开会议，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对上述法规草案和报批法规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修改意见。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法委提出的修改建议已于今天上午向主任会议汇报，主任会议作了研究。现将主要修改情况汇报如下：

一、关于《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修改稿)》

(一)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草案修改稿在第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文联、社联、科协、作协和有关行业协会、学会等组织应当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按照各自章程和职责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二)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草案修改稿第九条第二款第一项在“普查”之后，增加“发掘、整理”四个字。

(三)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将草案修改稿第十二条第二款中的“鼓励社会捐赠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修改为“鼓励社会以捐赠、认领保护、设立保护专项资金等形式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

(四)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意见，将草案修改稿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中的“科研水平”改为“科学水平”。

此外，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对草案修改稿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进行修改，或者删去这个定义。鉴于这一定义是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写的，为便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和保护工作的开展，经研究，建议对条例规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不作修改。

二、关于《浙江省港口管理条例(草案修改稿)》

(一)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将草案修改稿第二十六条规定中的赔(补)偿责任修改为“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二)草案修改稿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七条至第五十条规定了法律责任，其中关于罚款幅度，区别沿海港口经营人与内河港口经营人作了不同规定。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罚款幅度作这种区别不一定合理，也没有必要。为此，将上述条款中的罚款幅度分别作了统一规定。

三、关于《宁波市环境污染防治规定》、《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浙江省景宁鲁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的决定》

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宁波市人大常委会、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报请批准的两件法规，没有就合法性问题提出不同意见，未作修改。

此外，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的属于贯彻实施方面的意见，我们将在会后转送有关部门和有关市、县人大研究处理。

作者：丁祖年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保护论文 篇3：

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保护的几个问题

要想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首先要弄清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按固有规律对其实施保护。在这个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保护好传承人是问题的关键。在处理“保护”与“经营”这对矛盾上,只要坚持历史上走市场的继续走市场、历史上不曾走市场的不要走市场、介乎两者之间的谨慎走市场的原则;在处理“保护”与“开发”这对矛盾上,只要秉承“保护”与“开发”可以“同时并举”、但务必“分别实施”的原则,通常都不会出现大的问题。必须重申的是,我们可以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但万不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成专门伺候GDP的婢女。此外,要想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必须学会既能以历史的眼光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发掘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保护;文化传承

苑利(1958—),男,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副会长、中国分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俗学。(北京100029)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经走过了近八个年头。这八年中也确实取得了不少骄人战绩:不但批准了两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命名了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同时还开展了首次全国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普查。此外,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认定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立法工作也在积极推进之中。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情高涨的今天,我们也不能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出一些“冷”思考。我们认为,要想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要树立一个科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观。在这个问题上,既不能急功近利,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成“摇钱树”,也不能好大喜功,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当成各级政府的政绩工程。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确有一定的经济价值,但这并不是其唯一价值,甚至不是它的主要价值。如果我们只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成“摇钱树”,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当成政绩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可能会因为我们的过分贪欲而丧失其原有活力,甚至过早消亡。因为说到底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朵生长在民间社会这一自然环境中的花朵,一旦脱离原有生态而变成温室中的花朵,其原有的抵抗力都会因环境的改变而彻底改变,我们的好心保护就很容易变成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行动的人为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历经千百年才积淀起来的最优秀的文化基因,如果这些优秀的文化基因因我们的“保护”而不复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何价值可言?古人云:“治大国若烹小鲜。”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恐怕也是同样的道理。面对已经凋零的文化遗产,不管不行,但干预过多,同样会将“真民俗”变成“假民俗”,“真遗产”变成“伪遗产”。从这个角度来说,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用科学的态度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够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科学保护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科学保护,至少应包含以下五大内涵。

一、要想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要弄清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什么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很容易因保护对象的误判而痛失抢救濒危遗产的最佳时机

“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源于日语“无形文化财”一词的英译,泛指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人类财富——如传统工艺技术、传统表演技艺以及传统节日仪式等。作为人类急需保护的一种活态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至少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首先,从传承主体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以杰出传承人为依托,没有杰出传承人者不能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次,从传承形态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以活态的原汁原味的传承为基本特征,那些已经死亡、或是已被人为改造过,已不再是原汁原味的传承项目不能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三,从传承时限看,必须具有百年以上历史,时间不足百年者不能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四,从品质上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具有重要的历史认识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不具备这五大价值者不能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些类似于生产在20世纪50年代的户县农民画、20世纪70年代产生的金山农民画,那些没有传承人的“空壳”项目(如目前尚无具体传承主体的某些全国性节日),或是不再以活态的形式传承于世者,被人为改造者(如已经被专家导演改造过的戏曲、曲艺等表演艺术),都不能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过程中,之所以落榜比例相对较高,不能不说与申报单位尚搞不清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而胡报乱报有关。在有些人看来,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传统文化。其实,这是个误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但并不是所有的传统文化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是经过价值衡量之后的传统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因此,不用说抽大烟、裹小脚这类陋俗不能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那些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行酒令、打麻将等传统民俗事项,也很难获此殊荣。那么,究竟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呢?我们认为: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特指那些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以活态形式原汁原味传承至今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知识类、技术类与技能类传统文化事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申报、认定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辨伪过程,就是一个激浊扬清、去伪存真,从良莠不齐的传统文化中提取一个民族最优秀之文化精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

随着全社会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关注度的提升和国家资金的大举注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也因利益的驱动而变得不那么单纯。从目前的情况看,最容易披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外衣而混入遗产名录中的是近年来各地政府主办的各种大型祭奠活动。历史上,这种传统官祭并不少见,如果真的能原汁原味地流传至今,我们即或将其称为一笔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亦不过分。因为这种传统的大型祭祀活动不但传承了传统官祭中的饮食文化、音乐文化、服饰文化,可以使我们从中了解到古代官祭中独特的饮食结构、音乐传统、着装特点,也可以从中了解到更多的仪式传统与宫廷礼乐制度。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近代以来历届政府所实施的诋毁传统的文化政策,这些传统并未很好地保留下来。现在人们所看到的所谓“祭祖大典”,几乎都是由各地政府聘请名家导演编导、演绎出来的新“传统”,其祭品、音乐、仪式、着装,基本上都是所谓的拟古创造,有些甚至无丝毫传统可言。这类“遗产”尽管在当代尚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对于提高一个地区的知名度,进而拉动该地区地方经济大有好处,但这种既不属人类在历史上创造,也未能以活态形式原汁原味传承至今的典型的次生文化,显然不应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列。如果我们放着真遗产不顾,一心去保护这些当代创作的伪遗产,我们的保护自然没有丝毫的科学性可言。

二、要想科学地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固有规律来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任何违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的想法与做法,都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造成致命伤害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有规律的。要想科学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不能人为地创造规律,而是要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去发现规律,进而利用这些传承了千百年之久的固有规律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些试图通过臆造出来的某些“规律”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想法与做法,到头来只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带来致命伤害。

那么,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呢?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就是指历史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传承方式。如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通过个人传承的,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通过团体传承的,还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通过群体来传承的。我们在保护这些遗产的过程中,也应该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个体传承型、团体传承型和群体传承型三种类型,进行有针对性的保护——如个体传承型遗产的传承主体、受益主体只能是个人,团体传承型遗产的传承主体、受益主体只能是团体,而群体传承型遗产的传承主体、受益主体只能是这一群体,而不应该是某个个人。如果我们忽视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的这些细微差别,而将团体功劳或是群体功劳归于某一个人,就很容易因为我们对基本事实的误判而伤害到更多人的利益与感情。再比如,在民间社会中,最具开发价值或是最具含金量的,是那些被人们称之为“祖传秘方”者。为了保住这些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家族财富,这些祖传秘方通常都是通过家族内部来传承的,甚至只能在家族内部的男性成员中传承。这就是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规律。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一点,而到家族之外的人群中去寻找这类财富,其结果只能是缘木求鱼。发现并利用规律同样适合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在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中,我们之所以要有意识地发现那些著名的老艺人、老匠人、老歌手、老把式,并将他们的深藏绝技发掘出来,将历史上创建并传承至今的各种老字号、老作坊、老商铺恢复起来,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些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通过这些个人、团体、群体,通过老字号、老作坊、老商铺传承下来的。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并另起炉灶,用各种官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示范园、展示馆、传习所,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等当代人创造出来的保护范式取代传统传承模式,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但得不到保护,还会因为新载体、新范式的介入以及新载体、新范式对于传统载体传承权利的剥夺,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带来意想不到的伤害。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传承载体的不同,传承方式的不同,每种遗产的传承模式都会有很大差别。如尽管侗族大歌和京剧同属表演艺术,但由于传承主体不同,传承方式不同,甚至传承制度不同,保护模式就会完全不同。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该首先从研究规律入手,通过发现规律、利用规律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些不合规律的外来介入到头来只能给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保护性”破坏。

三、要想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全心全意保护好传承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力在于传承,而传承的载体就是来自各行各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活艺在,人亡艺绝”,这句话基本上反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承人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非物质”性。在成品形成之前,它们通常只是作为一种知识、技艺或是技能存在于传承人的头脑中。只有当他们将这些技艺技能施展出来的时候,人们才会感受到它们的存在。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看不见”、“摸不着”,保护起来没有“抓手”,所以在许多人看来保护难度很大。但是,如果我们换种思路,把保护传承人作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抓手”,化“非物质”为“物质”,化“看不见”、“摸不着”为“看得见”、“摸得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个难题就会迎刃而解。事实将会告诉我们:有了“人”便有了一切。那种只见“物”不见“人”的做法,至少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个问题上只能算是舍本逐末。原因很简单——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传承人头脑中保存的各种传统技术技艺,传承人不在了,技艺如何保留?

当然,找到“抓手”固然重要,但利用好这个“抓手”更为重要。在保护传承人这个问题上,科学保护的第一要义是选对“抓手”。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指那些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直接参与制作、表演等活动,并愿意将自己高超技艺或技能传授给后人的自然人或相关群体。那些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或传承过程中确实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那些热心学习传统但本身与传统艺人、匠人并不具有正式师承关系或水平尚未达到传承人标准者,都无法获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这一光荣称号。在遴选传承人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严格把关,以确保传承队伍的纯洁。

在保护传承人这个问题上,科学保护的第二层要义是必须根据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对传承人实施差别化管理。此前,在传承人认定这个问题上,我们似乎存在着这样一个误区——即所谓“传承人”,就是特指某个自然人。其实,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不同,传承人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一种是以个体传承形式出现的“个体传承项目”。这类传承项目通常由一个人即可完成。所以,针对这类传承项目的认定通常也是针对传承个体的“个体认定”。第二种是以团体传承形式出现的“团体传承项目”。这类项目通常是由几个人或几十个人这样一些小团体来完成。所以,这类传承项目的传承人不应该是个人——如这个团体的组织者,而是这个团体的所有成员。如民间小戏、曲艺、舞蹈等需要很多人共同参与才能完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基本上都属于这类遗产。还有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类遗产的参与者少则数百,多则数万,甚至数十万。如各种传统庙会、祭祀仪式、传统节日等都属于此。这类遗产的最大特点是传承时段上的固定性、周期性、短时段性,以及传承载体上的大众性、全民性,传承内容上的丰富性、多样性。由于传承方式不同,所以,有关这些遗产的补贴形式自然也会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倾向,需要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我们不是有针对性地对这些本不相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差别化管理,我们就很容易因违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序传承造成保护性破坏。

四、要想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必须处理好保护与经营、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关系。不能以经营、开发取代保护,更不能以经营、开发破坏保护

经数年研究,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化经营这个问题上得出如下结论:历史上走市场的可以继续走市场,历史上不曾走市场的不要走市场,介乎于两者之间者谨慎走市场。按此方针行事,通常都不会出现太大问题。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这个问题上,我们历来主张保护与开发可以“同时并举”、但务必“分别实施”的原则。只要将传承人的传承与开发商的开发分别放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平台上,通常都不会出现太大问题。相反,如果传承人与开发商都想既传承又开发,不但开发会因传承规律的制约无法施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也会因传承人职能的改变以及开发商的过度介入而蒙受灭顶之灾。当然,即或开发商可以开发,也不能简单地用大机械生产的方式取代传统手工技艺化,生产同质同类产品。否则,传统手工技艺就很容易因低质廉价的现代工业品的冲击而消亡。

当然,我们必须说明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科学的固守而不是急功近利的挖宝。它的最大价值是保护一个民族的文脉,而不是对于一个民族的GDP的拉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固然有经济价值,而这并不是其价值的全部,甚至不是其最重要的价值。如果我们放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其他价值而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仅仅当成一株晃一晃就可生钱的“摇钱树”,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沦为专门伺候、拉动GDP的婢女,我们就很可能会因为这蝇头小利的驱动而失去一个民族最为宝贵的东西。这对于历史上遗产甚丰而如今已剩不多的中华民族来说是万万要不得的。

五、要想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必须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严格区分开来,避免因保护主体介入过多而导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价值的丧失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者,各级政府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保护”都能起到保护作用。搞得不好,好心的保护也会变成令人痛心的破坏。而且,“保护”力度越大,破坏的力度也就越大。

为什么出于好心的保护,也会给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灾难性破坏?道理很简单:处于原生状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像是一株生长在大自然中的花朵,在通常的情况下,是不需要保护的。但随着外来文化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冲击,许多非常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连同其所生长的原生环境,已经遭到破坏。为保护这些传统文化遗产,我们就不能不考虑为这些已处濒危状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搭建起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屏障,于是出现了由一国政府牵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但是,如果这一人工环境远离原生状态,变成只能培育娇花嫩草的“温室”,就很容易以另一种方式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有基因发生蜕变。近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保护性”破坏,几乎都与地方政府过度干预,随意改编,进而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有基因有关。据国际某权威机构所做统计显示,一向号称“原生态文化之乡”的西南某地,目前真正能称之为原生态艺术者,已不足1/3。而余下的2/3,基本上已毁于当地政府出于旅游开发需要而对当地民间歌舞艺术所进行的大规模改造。上述问题的出现,一方面固然与当地政府理念错误有关,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由于理念的滞后而直接导致的我们在制度上的错误安排。即我们无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已客观存在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而直接以政府的名义取代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按有关国际惯例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必须以具有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为前提。韩国、日本莫不如此。但在我们的项目中,相当部分的表格在“传承人”一栏中所填内容事实上是相当模糊的,还有相当部分的项目,其传承人直言不讳地被写成了各级政府。这种制度安排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我们在客观上承认了我们的各级政府有权取代真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这在客观上便为政府改编民间舞蹈、戏剧、民间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事项,提供了法理依据。

要想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而有效的保护,首先需要我们建立起一个明确的角色意识——政府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后援团体,而民间艺人、匠人等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传承主体。政府只有推动、鼓励民间文化传承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义务,而无亲自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权力。因为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保护原则来操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只能由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来进行。否则,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传统基因就很容易因政府等外来文化的介入而丧失。

要想原汁原味地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历史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模式——如利用老艺人、老匠人、老郎中、老歌手传承他们手中的绝活,利用传统的花会、灯会、社火组织来传承传统的迎神赛会活动,都是值得借鉴的模式。历史上,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或是传承群体尽管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种政治运动中遭受过不同程度的冲击,但这套传承体系并没有彻底消亡,在民间社会中仍有相当程度的保留,只要政府在政策、法律层面给予保障,要想恢复起来并无太大问题。

当然,我们主张“民间事民间办”,并不是说政府、学界、商界、新闻媒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就无足轻重,甚至只能袖手旁观。在信息化、全球化猛烈冲击下的今天,没有政府的扶持,学界、商界的参与以及新闻媒体的鼓噪,许多非常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仅凭传承人一己之力,事实上是很难存活下来的。20世纪末在全球一体化浪潮的猛烈冲击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处风雨飘摇之窘境,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问题的关键是政府一定要把握好主客位关系,从根本上弄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与后援主体的区别,千万不要将后援主体误读为传承主体,更不要凭借自己的强势地位,以政府取代民间,以官俗取代民俗,将原汁原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改造得面目全非,甚至将真民俗变成伪民俗,真遗产变成伪遗产。研究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史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在过去的八年中,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几乎每个时段所出现的问题都是不同的。而随着各级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提高,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投资的不断加大,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面临的冲击已经不再是外来文化对它的冲击,而是各级政府并不科学的保护政策对它的冲击——如将侗族大歌改成美声唱法,将山梆子戏改成京剧,将传统戏剧改成青春版等做法,几乎都是因政府错误的非遗观而导致的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破坏,这可能才是当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不保护等死,保护找死”的症结之所在。

六、要想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必须学会既能以宽容的心态看待遗产,更能以当代的眼光,站在时代的高度将遗产所具有的多方价值充分地发掘出来

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像一条流动的河,从远古流淌到今天,在它身上不可能不留有往昔的痕迹。而且,作为文化传统,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与所谓的“迷信”、“俗信”相伴而生。如许多少数民族的古歌,只能在仪式上演唱。如果我们一味追求所谓“根红苗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只保护古歌,不保护那些具有“迷信”色彩的传统仪式,有着重要研究价值的古歌就会因环境的破坏而彻底消亡——在传统社会中,“祭坛即文坛”,许多民间文学艺术形式都是依附于大型节日或是大型祭祀活动而存在的,一旦取消了这些“载体”,依托于这些载体之上的各种民间文学艺术就会荡然无存。因此,作为一种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母亲文化”,只要保护它“利”大于“弊”,我们就应给予它更多的宽容,而不应对其求全责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过程中,我们自然需要用更加严格的价值评价体系去评判每一项申报项目,但一旦成为遗产,我们只能秉持整体保护原则和原生态保护原则,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整体性保护,而不能进行任何形式的切割和剥离,甚至“汲取精华,剔除糟粕”一类提法的使用都需要慎之又慎。

当然,作为当代人,我们又不能不站在当代的高度,用当代人的眼光发掘其中的优秀成分并服务于当代社会。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会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究竟有什么用?这里的所谓“有用”“没用”,就是指它对当今社会究竟具有什么“价值”。如果对社会发展、对人类进步没有任何益处和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自然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所以,我们在遴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时,重点考察的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从而判断该遗产项目是否值得保护,是否有资格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遗产的价值固然为遗产本身所固有,但并非所有价值都已经被人们发掘出来。遗产保护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遗产价值再发现的过程。只有遗产价值被挖掘出来,遗产地位才会得到提升,遗产的价值才会为当代人所利用。不去发掘,再好的遗产也是一钱不值的垃圾,再好的庙会也是遭人唾弃的迷信。

【责任编辑:王立霞】

作者：苑 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