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论文

摘要：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可以吸收借鉴国外的经验，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一套完备的法律体系，完善我国关于非遗财产的公法保护制度。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公法保护;行政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利于文化的传承和经济发展，同时国外在非遗的保护方面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论文 篇1：

借日本经验看河北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

【摘要】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多年来河北省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切实保护和开发利用的现实要求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借鉴先进经验，河北省可以从完善法制建设、对传承人重点保护、优化职能部门配置及拓宽公众保护参与通道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取得更大进展。

【关键词】河北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律保护 日本经验

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

河北省地处中华文化中心区域，人杰地灵，历史厚重，拥有内容丰富、种类繁多的文化遗产。据河北省文物局统计，“目前河北境内已明确的不可移动文物有33473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63处，合并项目6处，其他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930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780处。”①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河北省11个市30多个县区都有分布，品种齐全，地域覆盖广泛。2002年6月7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布，河北省申报的39项名列其中，其中由国家和省级名录收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超过230项。多年来，河北省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因为经济发展不够规范、管理工作落实不到位等多方面的原因，目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还存在很多问题。一些文化遗产遭到严重破坏，部分文化品种消失不再，有的文化遗产传承人青黄不接甚至缺失。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十分严峻，工作任务越来越沉重。

日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

立法工作。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尤其是通过法律手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上日本较之于中国着手更早，工作更为细致，积累的经验更为丰富。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就已经开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当时日本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但保持传统文化的观念已经确立。1871年，《古器物保存法》出台，开始对传统工艺美术品进行保护。1888年，日本政府专门成立“宝物”调查机构，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文化遗产进行调查。1897年，日本颁布《古社寺保存法》对“特别建造物及国宝”进行认定。1919年，《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保存法》颁布实施。在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制建设过程中，最重要的一项成就是制定了《文化财保护法》。《文化财保护法》首次提出了“无形文化财”的概念，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位。“财”的内涵指向非常广泛，基本上涵盖了文化的各种存在形式。“无形文化财”的提出对于世界各国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由此洐生。1950年，《文化财保护法》正式得以讨论通过，并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修正与完善。1954年《文化财保护法》进行修订，创设“指定制度”，并把“重要民俗资料”单列出来，突显了对于普通民众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的重视。“指定制度”同时适用于有形与无形两部分文化财。对于有形部分参照之前“重要文化财”的做法。对于无形部分主要采取记录与田野调查报告等方式，强调民间存在方面的保护。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经济飞速发展，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化财保护法》分别于1975、1996年进行了多次修订。1975年的修订进一步充实了法律保护的内容，设立“保护地区”对传统的建筑物群进行保护。同时强调要提高保护的技术水平，强化地方政府保护职责。1996年的修订进一步扩大了文化遗产保护的范围，引入“文化财登录制度”。本次修订还对“指定都市”的责、权、利进行了明确。新的“登录制度”是对以前“指定制度”的重要补充，实质上也是一种申报制度。先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拥有者进行申报，再由政府进行指导和劝告等方式实现更宽泛的保护。

创立“人间国宝”制度。日本首创了“人间国宝”制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保护。这项制度的宗旨就是通过对人的保护来保护文化传承，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保护。具体操作上，日本政府一是通过保护传承人保障了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承，同时利用这种方式影响教育国民，激发人民群众保护文化遗产的热情与积极性。日本的“人间国宝”就是“重要无形文化财保持者”，包括在历史、艺术以及传统技术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的传统戏剧、民俗艺能、音乐、工艺、技术及其他无形文化的载体或传承者。保持者被称为“人间国宝”。②主体上，在“人间国宝”制度设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能够被认定为“人间国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持者基本上都是“绝技”、“绝艺”或 “绝活儿”的表演者和艺人，也包括匠人和手艺人。这些人的“绝”或表现在表演方面或表现在技能方面。内容上，除了能乐、雅乐、文乐、组踊这些表演性的无形文化之外，“人间国宝”还包括陶艺、染织、漆艺、金工等劳动技能性的传统工艺，甚至包括铁匠也可以入选“人间国宝”。③重要无形文化财一经国家认定，政府需要采取具体措施实施保护，“人间国宝”的认定是其中的重要步骤。通过将那些具有高超技能和技艺的保持者认定为“人间国宝”从源头上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按照《文化财保护法》的规定，对于“人间国宝”的认定有“个别认定”、“综合认定”和“保护团体认定”的区分。④“人间国宝”的认定是一种“个别认定”，这种认定看重的是传承人个人对于某种技艺的掌握。被认定为“人间国宝”后，保持者的技艺和作品就会被全社会认可，在社会上会享有较高地位，也会从政府那里获得一定的经济资助。日本政府通过资金补助或特定资助传承人的方式在物质利益上施惠于传承人，同时给予传承人以生活、医疗等方面的综合保障。传承人在享有利惠的同时也要履行振兴和传承其特殊技能的义务。“人间国宝”的认定和扶持制度在日本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日本很多传统的艺术表演如“能乐”、“歌舞伎”、“狂言”、“讲谈”等都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传承。

政府管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过程中，日本政府在行政管理部门设置方面采取层级协作体制。中央一级政府负责的是全国范围内最为重要的部分，其他的文化遗产则由地方各级政府通过立法或相应措施进行确定和保护。例如，日本中央政府于1966年通过《古都保存法》，该法适用的对象只是针对京都、奈良、镰仓等一些传统古都内的有关历史风土的大的环境。但是，同样处于该区域内，但非历史风土保存区并不由《古都保存法》保护与监管，相关工作由地方政府负责。与《古都保存法》相配合，日本政府同时制定了包括《历史环境保护条例》、《传统美观保护条例》等细则性的施行条例，对地方政府的保护职责进行明确。日本对于文化遗产的行政保护有文化和城市规划两个部门。两个部门在权责划分上各自独立、权利平行，只是工作内容各有偏重。具体来讲，文物资源包括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建造物、建筑群、自然景观等景观和物品的保护主要由文化部门负责。文化部门按照层级有中央与地方的划分，中央由设在文部省中的文化厅担任文化主管机构，地方由地方的教育委员会主管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城市规划部门主要负责日本的古都保护及城市景观的保护，制定有关古都保护的详细规划，对历史传承的城市景观进行保护，并对其中的文化遗产做整体性保护和管理。规划部门在中央的主管机构是在建设省管辖下的城市局，在地方则是地方城市规划局。为了避免两个部门间出现施政冲突，设置上各部门的工作侧重点各有不同。在具体的保护过程中，行政主管部门的确定主要根据遗产保护的内容特点、层次等级来明确，其他相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协助或监督该部门工作。

日本先进经验的河北启示

完善法制建设。日本“无形文化财”概念提出以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日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制建设日趋完善。从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要完善的法制体系。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制建设相对滞后。《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2014年6月才颁布，不仅远落后于云南、贵州等兄弟省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遗产法》的实施相比也落后了近三年的时间。而且，河北省的法制工作还存在层级混乱，内容冲突的弊端。《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与《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在立法原则及宗旨方面一脉相承，是上、下位立法的关系。但是，在许多问题上两法规定都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就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而言，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没有规定的一些问题，《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同样也没有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私权利保护就是其中一例。另外，《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与相关部门法的同一问题适用也存在碰撞与冲突。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方式的保护问题为例，其中遇有违法行为造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损害，会有刑法、民法多位阶、多部门法律适用的选择问题，如何适用没有明确的准据规定。这些问题的存在会严重阻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程的推进。结合日本先进经验，在尊重立法权限的前提下，河北应该理顺不同位阶立法上的内容冲突，填补立法真空，明确法律适用，实现法制平衡。

对传承人实施重点保护。总结日本“人间国宝”制度的先进经验，河北省在保护遗产传承人方面同样可以从权利与义务两方面进行对等配置。例如，对于优秀的达到国家级别的，极具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河北省可以通过命名的方式进行保护，将其命名为“艺术大师”或“民间艺术大师”。这些传承人除了可以享有一般传承人的权利外，可以借鉴学术领域职称评定方面的规则，通过评定职称的方式让他们享有相对应职称的薪酬待遇和社会福利。此外，文化遗产传承人还可以享受政府的专项补贴。河北省政府可以通过拨付专款给传承人或传承项目的方式补贴相关传承人，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推广。在扶持的同时也要明确传承人需要履行的宣传和传承文化遗产的义务，比如要求传承人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公开表演、教授学生或徒弟，让相关技能与艺能得以传承。对于“艺术大师”或传承人的评选，日本的相关作法也值得借鉴。遴选可以按照价值大小、濒危程度等标准进行，优先推荐级别较高的如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品和传承人，对于濒危等级较高的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也要优先推荐。在评选过程中，评选规则要公开公平，相关的条件和标准要客观透明，认定模式与规则应该科学合理，既要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序传承，又要明确传承人、权利人的权益和职责。

优化职能部门配置。目前，河北省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行的是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负责，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的综合管理制度。《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及各省的保护条例基本上也都遵循这个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七条规定，全国范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由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负责。在地方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由文化行政部门牵头管理可以解决保护过程中涉及的不同领域、不同专业相互冲突的问题。但是，同一事项的多头管理有时也会造成管理中的权力冲突或是困难问题的搁置无解，对于“利好”问题，大家一哄而上，对于“棘手”问题，大家推责回避，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会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因此，如何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体制中多个部门管理为单一部门管理，实现权责单向归属、明确施政终点成为我国各级政府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日本层级协调设置职能部门的作法对于河北具有很好的借鉴性。河北省的省级部门专门负责全省范围内级别较高、影响较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地方各级政府负责本辖区内其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在具体保护过程中由文化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协调监督。这样的机构配置从根本上明确了各部门的工作职责，避免了工作中因多头管理所造成的权责不清、互相推诿扯皮等问题。当然，要实现这样的机构配置需要对河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情况进行清查登录并按级别进行层级及部门间的分配，工作量难度不小。

拓宽公众参与保护通道。要想真正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落到实处，公众参与必不可少。借鉴日本先进经验，河北省可以做三个方面的尝试。首先，做好教育普及工作。日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养的主要途径并不局限于正规教育和专业教育，负责这项任务的主要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立传习所。⑤这一点与河北目前主要通过学校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方式有所不同。传习所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教育更具传统性和地方性的特点，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具有更强的契合性。其次，通过传统文化的再建设提升人们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情。比如，千叶大学的宫崎清教授在1974年发起了“生活工艺运动”。宫崎教授在大沼郡三岛町调查时发现这个村子在手工艺制作方面拥有丰富的历史遗留，于是他开始在三岛町举办工艺品的培训班，建立生活工艺研究所，村民及游人参与其中利用自然材料手工制作生活器具。在给人们带来动手乐趣的同时，三岛町特有的民俗文化也得以延续。⑥这种文化再建设的保护模式对于河北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样适用，如武强木版年画、衡水内画等。游人完全可以参与其中，不仅学习了文化也保护了其中的工艺。最后，充分发挥民间机构的保护作用。日本在二战后曾经搞过“造街运动”，初衷是要恢复被战争破坏的传统建筑。在这个过程中，民间组织发挥了巨大作用。人们自发组织起来，组成协会、研习会、公益信托基金等民间机构。有的组织在全国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著名的“御三家”（奈良县橿远市、琦玉县川越市、名古屋市）、“全国历史的风土保存联盟”、“全国历史城镇保护联盟”等民间团体。⑦一直以来，河北省的民间组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音乐类、戏剧类及曲艺类的文化遗产，民间保护是其中重要的保护方式。如何将相关经验加以推广，推动民间组织在更宽泛的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兴未艾。为了维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与完整性，促进河北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河北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中日文化同出一脉，两国人民的文化传统、文化内容及文化形式都存在大量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借鉴日本先进经验，采取有效措施对加强河北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作者为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14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项目编号：HB14FX043）

【注释】

①河北省文物局：《河北文化遗产》，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

②周超：“中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认定制度及比较研究”，《民族艺术》，2009年第2期。

③廖明君，周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日本经验”，《民族艺术》，2007年第1期。

④周星，周超：“日本文化遗产的分类体系及其保护制度”，《文化遗产》，2007年。

⑤⑦康保成：《日本的文化遗产保护体制、保护意识及文化遗产学学科化问题》，成都：四川大学出版，2009年。

⑥[日]西村幸夫：《再造魅力故乡—日本传统街区重生故事》，王惠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

责编/张蕾

作者：赵虎敬

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论文 篇2：

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法保护对策

摘 要：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可以吸收借鉴国外的经验，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一套完备的法律体系，完善我国关于非遗财产的公法保护制度。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公法保护;行政法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利于文化的传承和经济发展，同时国外在非遗的保护方面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黑龙江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丰富、种类多样，从公法角度对其进行保护有利于非遗的保存、传承与开发利用。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法保护现状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法保护中央立法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增长，无形财产的保护问题逐渐暴露。我国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例如1997年国务院颁布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等。这些措施大大地缓解了非遗财产的损失。但是，由于国家立法需要各个方面的统筹兼并等原因，国家立法并没有有效推进。从长远看，国家立法是保护无形财产最坚固的保障，国家立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我国也在不断完善推进国家立法。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一系列的指导意见以及指导方针等，并提出了许多有效可行的措施和方案，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国家无形财产。同时，我们国家还设立遗产日等，在完善我国非遗财产保护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工作方针的同时，还建立起完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度，逐步推进非遗财产的国家保护。我国文化部还明确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保护原则。直到2011年，中国正式通过了非遗财产保护法，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了我国无形财产的公法保护体系。这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史上和文化法制建设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我国非遗文化无形财产保护法的颁布，将是我国对世界显著的贡献，以促进文化多样性，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法保护地方立法现状

在我国无形财产保护体系中，地方政府最先开始了无形财产的立法〔1〕。上个世纪80年代，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一直为人们所关注。直到90年代初，各省市先后制定了保护传统民间艺术形式的地方性法律法规或政府部门规章，这才叫无形财产保护有法可依。2000年，云南省颁布了“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这是地方立法为保护非遗财产开创的先河，并定义其提出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明确标准。紧接着，贵州、福建和广西也相继出台了升级的保护管理条例，以及对于一些中国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地区政府颁布了自己辖区内的条例。全国各省份开始相继颁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条例，国内许多城市已经出台了专门的非遗保护的地方性法律法规。例如2010年施行的《凉山彝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至此，有了地方立法，也就意味着无形财产开始有法可依，我们也就更好的保护无形文化遗产了。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公法保护存在的问题和立法完善对策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公法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经济的进步，非物质文化历史遗产正面临着现代化文明和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由于科技的进步与发展以及外来文化的传播，使我们的传统文化慢慢淡化在公众的视野中。然而，非遗财产于我们又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在生态可持续发展的传统文化渊源的保护下，为保障文化遗产的传承，需要通过公共法律保护与调整〔2〕。政府工作必须承担起精神家园守卫者的责任。政府需要利用公共影响力，保护好非遗财产和资源，以维护文化多样性和社会的可持续不断发展。然而，我国关于无形财产的公法保护方面仍存在一定的缺陷和问题。一方面，国家立法不够完善，公共資源的稀缺性与非遗财产保护需求之间存在一些矛盾。这其中需要政府的统筹协调，并且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我国政府在这方面的立法还不够完善。在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立法，公权力易被滥用，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处于潜在的威胁之中。在地方非遗财产开发过程中，由于地方政府缺乏整体规划，没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往往会造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破坏。如果公权力失控，那么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会涉及更广泛的影响。

因此，我们国家应当加强和完善中央立法以及地方立法。非遗财产需要我们的保护和传承，而我们国家对其的保护远远不够，所以我们更应当完善国家和地方立法，对非遗财产提供有效的保护，这应该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出发点。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公法保护制度的立法完善对策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实施〔3〕，对于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十分重要。但这个法律只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收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法律颁布责任致力于规定一章，内容比较简单，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为了更有效的传播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将保障措施和法律责任部分的利用率提高。

1.中央立法层面的完善对策

第一，非物质文化历史遗产的刑法保护也日益发展受到有关部门重视，刑法理论作为一个国家强制力的保障，具备惩罚的严酷性，故而只有当一般部门法无法对法律上的利益问题进行研究充分发挥保护时，才需要由刑法予以保护。刑法禁止的行为一般法律的其他分支不能得到有效地保护〔4〕。与行政法和知识产权法等其他相关部门法相比，刑法是非物质生活文化遗产的最终得到保障，刑法保护我们通过对那些具有非常严重影响社会危害性的侵犯非物质世界文化遗产的行为方式予以纳入刑法调整工作范围，从而能够根据刑法的功能来实现对非物质主义文化遗产的保护。刑法系作为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公民的行为具有规范和指引作用。这也是来源于国家法律的功能作用。公民以一国刑法为依据，来评价企业自身管理行为并预测学生自己学习行为在法律上可能需要引起的后果，从而对公民的行为可以实现了指引的作用。市民识破刑事制裁的行为已构成给予违反刑法的犯罪行为，它产生的心理威慑作用，从而调节公民自己的行为，避免违反刑法，受到刑事制裁，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在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具有重大文化和经济研究价值而日益得到认可。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全人类均有一个重要的文化研究意义，但非物质生活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等又让人难以及时发现对非物质世界文化遗产的破坏。未公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容易引起注意，所以在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在非物质进行文化历史遗产发展经济社会价值被发现的今天，常常有人为了自己谋求高额利润，采用通过各种不惜伤害非物质生活文化遗产权利享有者的善良风俗习惯等手段侵害非物质世界文化遗产。虽然行政法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行政补救措施，但面对高额利润的诱惑无法抑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严重违法行政处罚。在利润丰厚的经济利益驱动下，以相对较低的违法成本衡量，许多人陷入了绝望。因此，刑法的保护可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公民意识，使其预见自己行为的严重后果可能出现，从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二，完善非遗财产的保障管理措施控制制度的立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无形的财产，保护起来会有一定的难度。立法保护是保护无形财产的根本保证。在大众普遍还没有对无形财产法律体系建立起保护意识，立法是特别重要的。而且，保护无形文化财产和资源等绝对不是一个短期行为，而是一个长期的耗费时间和精力的事情，需要我们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为了更好地实施项目，不仅仅要有大众的共同参与意识，更要对其进行立法保护。对无形财产进行法律保护，是抢救与保护非物质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中国政府一贯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非常重视，全社会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了显着成效的共同努力〔5〕。目前，随着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和社会的现代化以及世界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无形财产保护状况不容乐观，无形财产流失较为严重。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中国文化，我们必须要作出特别规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因此，在我国无形财产保护立法中，我们国家应当采取这种更为科学合理的模式，将保障措施单列出一章进行相关规定，从而更好地保护非遗财产，取得更满意的保护作用效果。

第三是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我国关于非遗财产保护的法律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在保护非遗财产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国家工作人员若有违反法律规定，在其保护无形财产中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法律责任是机构的责任的话，根据法律规定，应由专门的国家机关承担证明，或者承担合理的责任在法律制度体系中。法律责任是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执行效果有效的保障部分。就法律社会责任的类型来看，依法执法过程中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行政管理中的保护。《非物质进行文化遗产法》第38条、第39条对主管部门发展及其相关工作研究人员的行为规定了法律社会责任。地方法规也做了类似的规定，即我们要以法律为基础，刑法作为我们保障无形财产的最坚实屏障，应当依照法律规定追究责任，非遗财产法中第42条规定了刑事责任。

2.地方立法层面的完善对策

地方性法律法规均作了类似规定，有的在列举行为后根据不同情节进行规定企业追求行政管理责任或刑事责任，有的像国家通过立法一样，用单独一条作规定。完善立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利用系统。在以下几个问题方面可以加大宣传工作力度，完善非物质生活文化遗产传播与利用管理制度的立法：促进学生传承人参加中国社会环境公益实践活动、开展经济社会发展公益宣传;规定企业事业单位等积极参与到无形财产保护工作中去;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保护无形文化财产;加强地方立法更好应对非遗财产的就是和无形文化财产的损坏等。除此之外，在无形财产保护的传播过程中，还应当联系公共教育机构的丰富的文化资源，媒体中心的功能，以作出具体规定。并且在法条的设计过程当中，应该突出立法目的，以实现环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繁荣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同时，应根据我国国情，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面向广大人民群众，政府部门、教育机构、媒体机构和公共文化机构主导和组织传播活动。最关键的是，地方政府应当引導群众树立保护意识以及法律意识。这其中，首先要做好宣传工作，在以前的基础上加大力度宣传，增强民众对无形文化财产的意识，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让全民认识并了解非遗财产，提高公众意识。其次，提高群众的法律意识，制定可实施的方案并制定和完善管理制度，让群众有法可依。最后，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保护无形财产使其形成规模，保证传承有序的发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提供场所，必要时，可以利用现代化手段对其进行保护和传承。全民参与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无形文化财产保护战中。因此，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与利用管理制度的立法，对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法保护主义制度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研究意义。

我国目前关于责任主要表现为缺乏系统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规定不强。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应加强相关法律责任的立法，加大处罚力度，进一步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的法律责任。地方立法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积极推进地方立法，有效地保护无形文化财产。所以，积极推进地方立法保护是无形财产保护的有效保障。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文社会价值保护决定了其公法保护管理模式。我国的非遗财产特别丰富，但是遗失和损坏的也不少，保护和传承我国的无形财产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已经到了必须解决问题的时候，完善我国关于无形财产保护的法律体系显得尤为重要。我国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建立了有效的无形文化财产保护工作机制。由于我国“非遗产”保护工作起步较晚，许多方面还有待完善。在保护工作的核心——“继承”中，今后应加强管理规范体系，以促进“非遗产”的延续、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实施，有利于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强大的动力;有利于全面推进文化深度的建设，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因此，完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法保护制度，对于我们国家和民族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 考 文 献〕

〔1〕韩雪冰.试论科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学家，2011：102-190.

〔2〕宋俊华.文化生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文化遗产，2012：120-131.

〔3〕李晓松.我国现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研究.文化遗产，2018，（02）：98-104.

〔4〕李万芬.数字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J〕.文化产业，2018，（02）：28-30.

〔5〕杨义龙.数字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J〕.内江科技，2017：38-90.

〔责任编辑：张 港〕

作者：徐建伟　李娜

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论文 篇3：

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知与行

【關键词】文化遗产 保护 法律法规

文化遗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见证，更是延续中华文化命脉的重要物化载体。在工业文明时代，文化遗产面临着经济社会多方面浪潮的冲击。新时代，要彻底破解文化遗产保护与工业文明发展之间的矛盾，就必须强化法治保障，延续文化遗产的时代命脉。当前，各地存在文化遗产被肆意破坏的现象，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系统性与权威性法律仍需要完善。为此，应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工作，实现对文化遗产的长效保护。
文化遗产保护迫切需要加强立法

文化遗产保护是顺应我国文化事业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随着国际经贸合作的逐步加深，文化事业的发展成为各国竞争的战略新高地。改革开放以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文化格局逐步成型，中华传统文化再次绽放出时代的光芒，文化遗产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物质传承载体理应受到有效的保护。然而，当下文化遗产被肆意破坏的情况时有发生。一是文化遗产保护缺位现象突出。我国文化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遗留下来大量的文化遗产，但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却未能同步跟进，大量文化遗产在自然侵蚀与人为破坏中消亡，从而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二是文化遗产保护思维错位现象突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制定了“以开发促保护，以保护助开发”的策略，但在实践中，“以开发代保护”似乎已经成为了主流，一些企业为了获得超额经济利润，以保护文化遗产为名进行商业开发，但在实际中却并不注重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三是文化遗产保护职责落实不明确。尽管文化遗产保护已经成为政府行政工作的核心内容，但在繁杂的政务工作压力下，一些行政职能部门难以实施有效的文化遗产保护策略，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职责也难以落实到位。

当前，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不同的效益属性导致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开发存在着更为明显的复杂性。法律作为调节人类行为方式的重要手段是提升文化遗产保护规范性的重要保障。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立法，能够依据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来规范文化遗产保护行为，从而为文化遗产保护探索更为合理的方式。此外，文化遗产保护立法明确了不同主体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具体权责，厘清了文化遗产开发主体、行政职能部门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有效补足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漏洞，提升了保护效力。
坚持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共生共赢

文化遗产保护必须要有法可依，但立法又不能顾此失彼，只注重文化遗产保护，而忽视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立法势必会造成文化遗产保护的不可持续。为此，文化遗产保护既要注重文化传承，更要顾及经济效益，正视经济发展诉求。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丰富的文化遗产，然而，不同的文化遗产具有不同的文化价值，针对不同的文化遗产应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兼顾文化遗产保护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应明晰需要保护的文化遗产范围与类型，提升依法保护的可操作性。比如，可以将所需要保护的文化遗产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对于极为稀缺且具有较高文化价值的遗产应严格禁止商业开发并制定政府保护预案与财政拨款计划;对于存世量较少且具有一定文化价值的遗产，应允许适度进行商业开发;对于文化价值密度较低、存世量较多的遗产则应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鼓励地方因地制宜加大文化遗产开发力度。通过不同层级的法律保护体系能够兼顾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性需求，打造可持续发展的文化遗产保护新模式。

以文化产业反哺文化遗产保护。从经济角度来看，文化遗产保护并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完全依赖于政府的输血式保护不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文化产业以文化遗产为生产要素，所创造的经济效益理应反哺文化遗产保护。然而长期以来，文化产业的社会责任履行不够，文化遗产保护的可持续性不高。为此，应在法律上赋予文化产业反哺文化遗产保护的责任，完善配套法律法规，通过企业税费、融资优惠等方式引导文化产业经济效益向文化遗产保护回流。实际上，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相互依存、共生共赢，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为可持续开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兼顾了文化产业发展对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向需求。
完善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提升文化遗产法治保护效力

现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未能形成强有力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使得文化遗产法治保障基础不牢固，实施细则与配套制度存在缺陷，在具体工作中，容易出现“眉毛胡子一把抓”等问题。为此，可完善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提升文化遗产法治保护效力。

推行针对性立法，提升文化遗产保护的针对性。不同类型文化遗产的存在形式、所蕴藏的文化价值与历史使命并不完全相同，整齐划一的专项立法虽能解决一些共性问题，但依然要面临着适用性不强等问题。为此，可增强立法针对性，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实际上早在2006 年我国就出台过《长城保护条例》等针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但这些规章制度不具备法律效力，只能作为内部的管理规定。为此，地方人大、行政管理职能部门应主动承担起文化遗产针对性立法职能，围绕具体文化遗产项目的实际保护需求，制定针对特定项目的保护条例，经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之后直接作为地方性法律法规在文化遗产保护区内实施。

强化“三责”，巩固文化遗产保护法治基础。一是要强化司法，补足行政执法短板。实际上，在当前的文化遗产法治保护模式当中，行政执法是基础。然而，行政执法法律效力的不足与文化遗产的破坏也构成了一组悖论。比如，在一些文化遗产开发项目当中存在私自改拆改建等行为，对于这些行为往往只能从经济上给予处罚，但私自拆改的经济收益一般情况下则远远超过罚款数额，行政违法成本过低。为此，可从司法端给予强化，强调文化遗产保护的民事法律责任，提升违法成本。二是要提升公益诉讼制度的法律权重。公益诉讼制度破解了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公地悲剧”，赋予了与违法行为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主体发起法律诉讼的权限。文化遗产保护关系到公众的权益，社会各界应主动承担起相应的法律责任。可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订，拓宽文化遗产公益诉讼主体范围，通过发起公益诉讼来追究文化遗产破坏的法律责任。三是要守住文化遗产保护的刑事底线。文化遗产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虽然要兼顾经济发展，但也不能完全只算经济账。因为文化遗产一旦被破坏就难以修复到原样，对于恶意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必须要施以重刑，可拓宽《刑法》中文化遗产保护的范围，并明确破坏文化遗产所应负的刑事责任。

厘清不同主体的法律责任，解决重复执法与执法真空。文化遗产保护牵涉到多个部门，所涉及的利益关系复杂交错，在实际执法中容易发生利益博弈，最终导致重复执法与执法真空并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现行法律体系未能明确界定不同执法主体的权责，为执法部门争夺执法权、推诿治理责任提供了契机。为此，可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将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职能落实到具体单位与责任人。从纵向来看，分层级的文化遗产保护涉及到多层级的职能组织。比如，国家级文化遗产保护主要由高层级的职能部门主管，但具体执法权却配置在低层级部门，权责不对等现象突出，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之间存在矛盾与冲突。为此，可统筹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将具体执法权落实到基层，规范上级部门的行政权力。从横向来看，文化遗产保护需要多部门联合执法，但现有行政法律法规对联合执法语焉不详。为此，地方政府可因地制宜，推出文化遗产保护联合执法指南，凝聚执法合力，同时还可聚焦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实践的现实需求。
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障，构筑文化遗产保护的法治之墙

相比于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治保障更为薄弱，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髓，应得到全面的保护与传承。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虚拟性、多元性特征，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存在较大难度，补足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治漏洞迫在眉睫。

实际上，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经逐步过渡到商业开发与文化传承并举的阶段，通过推动非物质文化的商业化传播来获取经济效益并实现文化的有效传承，这种方式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进一步拓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空间。然而，以商业开发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则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具有对应知识产权的商品，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的保护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关键点。一方面，要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利权体现在以非遗传承人为代表的特定族群，考虑到這一因素，应补充定义基于特定文化艺术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利形式，既要体现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族群性特征，更要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意义上的不可替代性，巩固知识产权的法律表达;另一方面，应明确专利权的具体内容以及法律保护的合理期限。从实践角度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不能采用限制使用等方式，只能采用经济补偿的方式，补偿的具体数额应由知识产权的所有者与使用者自行协商，应参照当前现行《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将取得知识产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期限设定为50年，所获得的商标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号则应给予无限期的保护。

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精神图谱的时代见证，保护文化遗产是文化自信的时代需求，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文化遗产保护应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把握时代发展规律，完善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障，构筑文化遗产保护的法治之墙。

作者：杨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