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我国1949年至1966年间翻译文学的地位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1引言

孙致礼、谢天振、查明建、方长安、吴赟等学者对我国1949年至1966年间的翻译文学进行了较多的研究, 但大都没有运用多元系统理论的视角, 也没有论及此阶段翻译文学的地位,更没有论及翻译文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文章拟从多元系统理论的角度对我国1949年至1966年间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2多元系统理论描述

以色列著名文化学者、翻译理论家———伊塔玛·埃文佐·哈尔在系统观察了翻译对社会的影响之后,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多元系统”理论。他认为,这些系统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多个开放的,动态的多元系统相互作用而成。由于他们之间永不停歇的竞争,他们的地位时时刻刻随之发生变化,处于系统内部的子系统的地位也会随之而变化:位于中心的系统有被“挤压”到边缘的可能,位于边缘的系统也有主动“占领”中心的可能。[1]

他还认为, 翻译对于文学创作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多元系统这个大系统必须包含文学这个子系统,尽管翻译文学只是研究的一个方面,但他发现,一般总认为翻译文学是一种次要系统,这是不准确的[2]。因此他把重点放在了研究翻译文学在文学这个大多元系统中所占的位置。在他看来,翻译文学既可以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占主要地位, 也可以占次要地位,这要视当时翻译发生的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而定。他指出:指出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内处于主要地位的社会条件[3]:(1)当某一多元系统还处于雏形中,或者说该文学系统还“年幼”,尚且处在孕育阶段时;(2)当某一种文学处于“边缘”地位,或者尚且还“幼弱”,亦或是两种情形兼而有之;(3)当转折点、危机或真空出现在某一种文学之时。

那么,根据多元系统理论,我国1949年至1966年间的翻译文学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

3 1949年至1966年间我国翻译文学的地位

发表于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文艺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4]”。

1949年10月1日之后 ,中国逐渐建立起一元化、具有明显单一性和排他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开始指向社会主义一体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排斥欧美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此时的社会多元系统中,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处在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服务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新文学还处于“孕育”或者“幼弱”的阶段,政治标准对当时尚处于文化边缘的文学翻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导致1949年至1966年间文学翻译的核心是服务于政治的社会主义联盟国家的文学,尤其是苏联文学和亚非拉文学。

新文学形成之初,新的经典文学形式库尚未成形,担负政治任务和目的的苏联小说、诗歌等成为主流文化。根据多元系统理论中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的条件之一, 即当某一多元系统还没有形成,也就是说该文学还“年幼”,尚且处于孕育时期,翻译文学理应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给新文学“输送”新鲜的“血液”,提供新的规范模式和创作方法。

由于翻译文学此时主要是为政治服务, 主流意识形态操控着整个文学翻译的过程, 译者对作家及作品的选择受主流意识形态等外部条件的高度制约,译者主体性几乎难以体现,因此为政治服务的翻译文学若想要在整个纯文学多元系统占据绝对的中心位置, 几乎不太可能, 所谓的中心也只能是系统中的次中心。

经过前面七年的积累, 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中心的创作文学慢慢由“弱小”变得“强势”起来,而翻译文学的地位则一降再降。1957年之后一系列如反右派,反右倾和修正主义等政治运动,文艺界也未能幸免,主流意识形态对外来物种———翻译文学排挤的越来越厉害。1960年之后,外国文学翻译几乎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翻译的数量也急剧减少,到文革前夕,文学翻译活动几乎停止。此时,翻译文学已经不可能参与经典文学形式库的构建, 翻译文学的地位也由次中心的位置一步步下滑到边缘位置。

纵观1949年到1966年间的翻译文学, 由于受当时的文化政治历史背景的影响, 在整个当代文学系统中的演进是一个逐渐从次中心位置到边缘位置的过程。

4 1949年至1966年间我国翻译文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 文学创作并没有停止对外国文学及文化的借鉴和吸收。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尤其是青年作家的文学创作深受前苏联文学的影响[5]。“十七年”时期的作家 ,很多都是受社会主义苏联文学的影响和启发而走上文学创作这条道路, 他们的作品也多有对该国文学的借鉴和模仿。

苏联文学对我国文学创作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诗歌和小说上。

“十七年”时期大多数诗歌都是“政治诗”,确切地说是“政治抒情诗”。正如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所述,这一时期影响中国政治抒情诗的主要诗人之一就是马雅可夫斯基。他“从处理现实政治,到艺术表现,都给当代政治抒情诗提供可直接仿效的基本方法[6]”。尤其是“楼梯诗”的诗歌形式深受中国诗人的喜爱。

在1949年至1966年的中国诗坛, 有着一大批受马雅可夫斯基诗歌熏陶的诗人。根据李万钧[7]的描述,艾青、何其芳和田间都受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极深。其中尤以郭小川和贺敬之所受影响为最,两人把马雅可夫斯基的写作特色发挥得淋淋尽致,这客观上使我国1949年至1966年间政治抒情诗得到发展、壮大与繁荣。

郭小川在1955年至1956年间,以《致青年公民》(包括《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为题,发表了一组“楼梯体”的政治鼓动诗。

当时影响力不输郭小川的贺敬之也是当代驰名的政治抒情诗人。他采用“楼梯体创作”的抒情诗《雷锋之歌》、《放声歌唱》在当时的中国诗坛影响力十分巨大。

在小说方面,苏联小说家肖洛霍夫享有较高的声誉。《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共两部)被译介过来,对当时的青年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家中 , 周立波作为《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中文版的首译者,从译作中获得了丰富的创作灵感,作品《山乡巨变》和《青枝绿叶》就有其译作《被开垦的处女地》的影子。50年代有着“神童作家”之称的刘绍棠就曾深受肖洛霍夫的影响。他“学习到了肖洛霍夫写景、写情的宝贵经验。”[8]在长篇小说《运河的桨声》和 《夏天》中 ,他惟妙惟肖地描写了运河两岸的乡村风景和及运河的水色。而受苏联文学影响最深的人当属王蒙,他曾说走上写作的道路是受爱伦堡作品的影响,法捷耶夫对他作品的精神之美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创作的《青春万岁》不难看出深受《青年近卫军》的影响。

1949年至1966年间的文学创作除了受苏联文学的影响 ,也受着亚非拉文学的影响。亚非拉人民争取民族彻底解放、独立与和平愿望的文学作品与中国文艺政策相符, 因此在中国有着相当的“市场”,反过来也对中国文学创作产生着积极作用。

1949年至1966年间 , 我国也译介了大量的亚非拉等国的文学作品, 主题大都是描写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对新生活的热爱和歌颂。亚非拉国家翻译文学对我国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作家的政治化、民族化、大众化写作上。受此影响,我国作家茅盾、冰心、刘白羽、艾青等人在此期间创作出了不少反对殖民主义和侵略的作品,同时,非常有影响力的出版社,中国作家出版社也于1958年出版了《中国与亚非各国人民的友谊》。美帝国主义于五十年代末强占了巴拿马运河,此时,我国作家老舍等纷纷发文表示对古巴和刚果人民所进行的正义斗争的支持。1958年亚非作家会议召开,开拓了中国作家的视野,对他们的大众化写作有着重大的影响。茅盾在《崇高的使命和庄严的呼声》中这样写道:“人民正在以自己的斗争写下可歌可泣的史诗。以人民的斗争作为自己斗争的作家们的事业, 必将有助于人民斗争的胜利。”夏衍、杜前、季羡林等都发表了作品歌颂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反帝国主义的光荣事迹。刘白羽、曲波、袁水拍等人也纷纷在作品中赞美亚非人民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命运做斗争。

5结语

多元系统理论强调系统的动态性,开放性,全方位性,为翻译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纵观1949年至1966年间我国的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多元系统中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文学多元系统次中心向边缘运动的一个过程。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我国的文学创作也受着翻译文学的影响,其中尤以苏联文学和亚非拉文学的影响为最,产生了不少优秀的文学作品。

摘要：多元系统理论强调系统的动态性、开放性和全方位性,为翻译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将从多元系统理论的角度,研究我国1949年至1966年间的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以及翻译文学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1949年至1966年间,多元系统理论,翻译文学,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