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诗歌的想象

第一篇：文学创作诗歌的想象

文学艺术的创作与繁荣

文学艺术创作是一项富有创造性的精神劳动，如同任何一项人类社会活动，必然深刻地受到意识形态及发展环境等多种社会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79年10月全国第四届文代会的召开为标志，保康新时期文学艺术事业已走过整整三十五年发展历程。其间，全县广大文艺工作者和爱好者创作了一大批群众喜闻乐见、具有一定艺术水准的文艺作品，主动开展或积极参与了一系列深受欢迎的文艺活动，为促进全县精神文明建设、满足全县人民精神需求和提升保康形象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保康文学艺术发展历程

综观保康文学艺术三十五年发展历程，较明显地呈现出由封闭到开放、由单一到多元、由艰难探索到相对繁荣的渐次演进态势与特征，大致经历了“复苏回归”、“奋力开拓”、“蓬勃繁荣”的三个发展阶段。

(一)复苏回归阶段(1978年—1985年)

1978年以前，由于受极左思想影响和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整风反右”、“文革”的冲击，文学艺术失去了应有的独立话语权，很大程度上成为政治附庸，充当了政治的宣传品和政策的传声筒。在这一特殊时期，保康为数不多的专职文艺工作者和有一定基础的文艺爱好者，要么出于对整体社会氛围的忌惮，不敢轻易蹑足富有鲜明个性色彩的创作，要么被动地接受行政指派，驱应政治需要，写出 “三句半”、“快板书”、“顺口溜”等之类所谓的文艺作品，但很难窥见其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特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解除思想禁锢的浪潮中，保康真正迎来文艺创作的春天，一批具备文艺天赋的干部、工人、农民、学生等欢欣鼓舞，跃跃欲试，尝试纯粹意义上的文艺创作。与此同时，县委、县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文艺创作给予空前重视，以各种形式鼓励、引导文艺创作活动。至1985年，全县文艺创作不仅在理论上“拨乱反正”，并且逐步回归文学艺术原始意义创作实践之中。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此期间全县所创作的文艺作品，大多数尚显得稚嫩和单薄，创作观念上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旧有的束缚，创作手法比较单一，缺乏应有的思想深度和艺术的魅力。 (二)奋力开拓阶段(1986年—2006年)

1986—2006年的十年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对外文艺交流渠道的不断拓宽，加之县委、县政府更加重视与支持，保康文艺工作进入实质性的创新发展阶段，文艺工作者创作热情和创作动力极大激发，价值取向与表现手法呈现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创作样式由过去的“小诗歌”、“小散文”、“小快板”向相对宽泛和丰厚的“大块头”、“大部头”、“大制作”拓进，展示平台开始由过去的县级报刊逐渐迈向市级、省级甚至国家级报刊。在此阶段，创作队伍不断壮大，创作质量和数量不断跃升，文艺创作氛围空前浓厚，全县文艺创作迎来第一度波峰，涌现一大批诸如李修平、肖定佐、汪法频、周才彬、彭宗卫、田德林、彭德运、郑长宝、李道祥、王平、胡启彬、邹传波、吴祖全、李林、姜杰、陈顺阶等为代表的各类文艺创作活跃人员。他们所创作的作品多在市级、省级以上权威媒体发表或展出，在全市乃至全省形成较大影响，其中文学创作影响更为突出，保康文学创作队伍曾一度被誉为“山林支队”。其中，李修平、周才彬、彭宗卫、田德林等，或笔耕不辍、作品繁多，或视野宽广、创作前卫，或植根传统、深邃厚重，等等，代表了保康文学创作最高水平，其代表作多成为保康文艺创作里程碑式的作品。

但应当指出，在这一阶段后半期，因为市场经济影响及地方行政工作需要等诸多原因，不少可望冲出湖北，取得更大成就的作者、艺术工作者或下海经商，或弃文从政，或离开保康另谋发展，致使保康的文艺队伍一度大幅萎缩，影响力直线下降。

(三)蓬勃繁荣阶段(2007年—2013)

2007年以后，随着党和国家对发展战略的深刻调整以及对文化及文艺工作的空前重视，许多弃文从政和弃文经商的作者在经过浮躁和游离后，重新回归文学艺术阵营，并不断取得突破性的成就，保康文学艺术遂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度复苏，并一路跃进。在此阶段，创作环境更加宽松优越，创作管理指导机制更加健全完善，管理指导方式也更加科学专业，文学艺术已然在全县社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经过长期积淀和思索，作者们的创作观念和手法均有根本性的革新，作品日臻成熟。在文学上，以周才彬、吕先觉等为代表的一批起步较早的作家经过多年储备，开始对文学的本质和意义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以崭新的文学观念和独到的表现手法创作并发表了一大批审美取向和表现手法迥别于传统的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形成了各具不可复制性的创作风格。与此同时，以张德富、王俊楚、刘远贵、陈国梁、陈朝根、张世刚、魏群夫、田晓隐、褚金鑫、张蕾、彭艳丽等为代表的一批中青年者，踊跃跟进，创作了一系列思想水准和艺术品位与当代主流文学接轨并交融的文学作品，并陆续在省一级权威报刊发表。至此，襄阳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保康成为不可或缺的板块。在其他形式的艺术创作上，以郑长宝、王平、胡启彬、李林、刘一泽、柳虎、吴祖全、邹传波、薛来宝、罗琼、张祖龙、陈顺阶、陈静茂、虢光新、宋进潮等为代表的一批作者不断更新创作观念，刷新表现手法，艺术功力日趋成熟，创作一大批面貌一新、为业内专家同行认可的书法、美术、摄影、音乐、曲艺、民间文学等作品。此一阶段，无论是创作外部环境，还是创作队伍规模，抑或创作质量和影响力，都好于和大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

二、保康文学艺术成就

由于文学艺术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及生产过程的不可比性，保康改革开放35年来的文学艺术成就不仅仅局限于作品的发表与获奖，同时还体现于不同时期的不同社会功用。

(一)文艺创作

据可统计的资料表明，35年来，全县共在在市级以上报刊发表及在各种平台展出、演出各类文艺作品2800余件，其中文学作品1200余件，其他艺术类作品1600余件。

1、复苏回归阶段文艺创作。1978年至1985年的9年间，全县共在市级以上报刊发表(展出、演出)各类文艺作品265件，文学作品53件，艺术类作品212件。

此阶段所发表(展出、演出)的文艺作品中，文学方面较有影响的有谢声凯、李修平等人的小说，肖定佐、王凤堂、郝敬东等人的散文和散文诗，张世才、邱金铬、冯举高等人的诗歌及乐大华、吴天宝等人的故事。其中，谢声凯小说《夕阳无限好》在《长江文艺》发表;李修平的小说《恋栈》和《全票通过》先后在《长江文艺》和《三月》发表;孙礼曾散文的《山城抒情》、王凤堂的散文《群英山记》和郝敬东的散文《水不在深》分别在《襄阳报》发表;张世才诗歌《怎能叫我不歌唱》在《布谷鸟》发表;肖定佐的诗歌和散文诗《我站在讲台上》、《耕耘》、《音乐.老汉.我》先后在《襄樊日报》和《中国电子报》发表;冯举高的评论《杜甫的业余爱好》和诗歌《褐色革命》、《茶乡》、《岩石》等分别在《中国青年报》和《安徽日报》、《业余诗人》发表;邱金辂的故事《鸡鸭换脚》、乐大华的故事《老虎为什么怕水牛》、申化琦的故事《官斗坪》、吴天宝的故事《湘子庙》、叶维桂故事《半边铜钱告脏官》、张更生的故事《老二教书》分别在《湖北故事》和《湖北传说》发表。

其他艺术方面较有影响的则有曾参加省、市展览由柳长武、杨绍先、申化友、杜仲道等人创作的《誓将遗愿化宏图》、《插秧时节》、《电视机旁》、《深山青藤连五洲》等美术摄影作品，其中《支农车队进山来》、《耳芽茁壮》、《中坪新田》、《文化站里歌声多》等曾参加省市影展，《保康燕耳》、 《迎客松》、《雄燕展翅》等分别被《人民日报》、《新闻图片》、《湖北日报》、《湖北教育》等报刊选登。除此而外，还有一定数量曲艺、歌舞剧本在各种媒体上发表，其中周光武舞蹈剧本《采篮木耳送北京》在《襄阳文艺》发表;周帮国曲艺剧本《一缸水》在《襄阳文艺》发表;县文化馆集体创作的曲艺剧本《一钵忆苦汤》在《群众演唱》发表;张世才曲艺剧本《歪杆旗》在《襄阳文艺》发表;柳希荣曲艺剧本《拨钉子》在《襄阳报》发表。

2、奋力开拓阶段文艺创作。1986年到2006年20年间，全县共有1600余件文学作品发表，其中200余件作品在国家级刊物发表，400余件作品在省级刊物发表，1000多件作品在市级刊物发表，有35部文学专著出版，145件作品获各行业、各报刊、各团体以及各级政府设立的奖项，其中2005年在襄阳市第四届“孟浩然文学奖”评奖中，保康共有 件作品获得的孟浩然文学奖，名列全市各县(市)第一;共发表(展出、演出)其他类艺术作品2000余件(部、场)，其中有300件(部、场)在省级以上平台发表(展出、演出)，1700余件(部、场)在县、市级及各行业平台发表(展出、演出)

此阶段的各类文学创作中，成绩较为突出的有李修平、周才彬、田德林、汪法频、彭宗卫、刘开径等人。李修平先后在《长江文艺》、《花溪》、《家庭》、《飞天》、《东海》、《人民日报〃海外版》、《湖北日报》、《经济日报》等数十家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作品300余篇，并出版有散文《雨夜梦想》、《浮生独白》和《饮食男女——李修平小说散文精选集》3部作品集，并获得第

二、

三、四届“孟浩然文艺创作奖”;周才彬的短篇小说《红窗帘、绿窗帘》、《预计受罪》、《野人出没》、《双死》分别在国内核心期刊《精短小说报》、《青年文学》、《小说月刊》发表。组诗《太阳遗迹》、《纯净的校园》，长诗《天堂里的流弹》分别在《长江文艺》、《诗神》、《诗歌报月刊》发表。散文《袖珍街天使》、《盲鸡》、《老人与树叶》分别在《散文》、《美文》、《中国青年报》、《读者》、《青年文摘》、《精致散文小品》发表或转载，其散文《盲鸡》在《美文》头条发表，著名作家贾平凹作评，称“有手就有文，文以手不同”;田德琳创作的百余篇小小说先后在《芳草》、《短篇小说》、《楚文学》、《汉水》、《新作家》、《羊城晚报》等报刊发表，著有小说集《钟声》，并获第四届“孟浩然文学奖”。彭宗卫的散文《我的石头村》、《怀念家园》、《树这一辈子》、《苍生远游》等先后在《人民文学》、《散文选刊》、《萌芽》、《芳草》、《长江文艺》等刊发表，著有散文集《一个人的湖泊》、《内心即是天堂》;散文《祭父》、《苍生远游》、《一个人的湖泊》、《三峡放笔》、《巴东滑坡大特写》分获首届孟效杯全球华语散文大赛“优秀奖”、第二届孟效杯全球华语散文大赛三等奖、第七届湖北产(行)业文艺楚天杯文学类一等奖、全国报纸副刊作品优秀奖、宜昌市屈原文学奖。

在此阶段的其他类艺术创作(展出、演出)中，成绩较为突出的有彭德运、郑长宝、胡启斌、王平、杜忠道、张道远、刘一泽、严显良、宋进潮、戴正勇、陈顺阶、姜杰、李敬乐、胡永才、吴祖权、邹传波、张太学、余家洪、江立军等人。就影响力而言，彭德运、郑长宝、吴祖全、姜杰、杜忠道、张道远、陈顺阶更为突出。彭德运的书法作品曾在1984年应邀参加“中国襄阳米芾书会”;1988年获“庆祝襄樊解放40周年书法巡回展”一等奖;《山海》联曾在2005年11月获中国文人书法家协会“楹联大奖赛”金奖，临《怀素论书贴》2005年获文化部书画研究院“金鼎奖”铜奖;郑长宝创作的书法作品曾获“天马杯”国际书法篆刻大赛优秀奖、“中华民族艺术杯”全国书画大赛金奖、首届“中国文艺金爵奖”、第四届“孟浩然文艺创作奖”，入选《中国书法家作品选》、《中国书画名家名作英汉双语大典》、《国际书法精品集》等重要典籍;吴祖权创作的中国画《探春》曾被编入《20世纪中国著名书画家》一书，中国画《牡丹》入选《世界华人艺术精品典藏》，中国画《秋实》入编《第二届全国师生优秀美术作品集》，国画《宝贵图》入编湖北省第八届楚风杯师生书画大赛作品精选集;姜杰创作的摄影作品《如今的童年》1992年在全国“娃哈哈杯”第二届金色童年摄影大奖赛中荣获优秀奖;《深山办案》在1994年庆祝建国45周年第二届跨世纪新人全国美术书法摄影大赛中获“精英杯”摄影组铜奖;《千年紫薇》2004年荣获襄樊市首届“群星奖”摄影类优秀奖;杜忠道创作的大型现代戏《阳春寒露》，获襄樊市文化局襄樊市专业剧团创作剧目调演二等奖;相声《三喜临门》获襄樊市文化局、财政局联合举办的《中国青岛杯》百优小品大赛二等奖;哑剧小品《儿女情》获湖北省水利文学艺术协会优秀创作奖;陈顺阶创作的山东快书《买青蛙》、《刹风》、《借鱼》分别在《中国曲艺》杂志、《中国合作时报》发表;创作并表演的山东快书《大山好儿女》曾获得襄樊市审计文艺晚会表演中获创作奖，《刹风》获全国首届“鸿佳杯”曲艺文学奖;张道远创作的音乐作品《喝茶》被中国音乐家协会评为最佳优秀作品奖。

3、蓬勃繁荣阶段文艺创作。2007年至2013年七年间，全县共有950件文学作品发表，其中153余件作品在国家级刊物发表，286件作品在省级刊物发表，511件作品在市级刊物发表，有17部文学专著出版，94件作品获得各行业、各报刊、各团体以及各级政府设立的奖项，其中三件作品获得“孟浩然文艺创作奖”;共发表(展出、演出)各类艺术作品830件(部、场)，其中100件(部、场)在省级以上平台发表(展出、演出)，1700余件(部、场)在市级及各行业平台发表(展出、演出)。

在文学创作上，以周才彬、吕先觉、张德富、王俊楚、田晓隐、张蕾5人成绩更为突出。周才彬先后在《长江文艺》、《当代小说》、《福建文学》等权威文学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和散文百余篇，小说集《我爸是我爸》被列为襄阳市重点文艺创作扶持项目，并由中国线装书局出版;吕先觉自2007年以来先后在《长江文艺》、《芳草》、《福建文学》、《山东文学》、《延安文学》、《北方文学》、《广西文学》等权威文学期刊发表小说、散文百余篇。其中，小说《土豆回家》曾被《小说选刊》选载于2011年第10期，刷新襄阳本土作家三十年未上《小说选刊》的记录，并荣登《2011年湖北十大最有影响力文学作品排行榜》;中篇小说《失地》、短篇小说《土豆回家》分别获得第五届、第六届“孟浩然文艺创作奖”，小说集《土豆回家》继周才彬之后被列入襄阳市重点文艺创作扶持项目;张德富先后在《民间文学》、《山东文学》、《山花》、《小说月刊》、《湖北日报》等权威文学期刊发表小说、散文等百余篇，作品多次被国内报刊转载并入选各种畅销系列丛书，小小说连续两年入选中国微型小说年选。著有小说集《遇见最美的年华》和故事集、《雨落无声》和《风衣里藏着的爱》;王俊楚先后在海内、外报纸、杂志、电台等媒体发表诗歌、散文、寓言等百余万字。寓言作品曾入选《最受小学生喜爱的寓言全集》、《开发孩子想象力的寓言故事》等多种版本选辑。著有诗集《动感乡村》;田晓隐2009年开始诗歌创作，曾在《诗刊》、《诗歌月刊》、《中国诗歌》、《西部》、《滇池》、《文学界》、《散文诗》等纯文学刊物发表诗歌，并入选《草原80后诗歌大展》、《2012年深圳诗歌大展》、《80后最佳诗歌’2012》、《中国网络诗歌年鉴2012卷》、《2013年中国诗歌排行榜》等选本。著有诗集《荒年书》;张蕾自2007年来，先后在《汉水》、《襄阳日报》、《湖北日报》、《东方烟草报》等报刊发表散文六十余篇。著有散文集《乡间花事》，并被列入我县重点文学作品扶持项目。

在此阶段的其他类艺术创作中，以王平、柳虎、罗琼、宋进潮等人更为突出。王平创作的多件书法作品曾在国家、省、市参展获奖，其代表作《毛泽东诗词》在北京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举办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庆祝中国共产党85周年”《红色中国》大型艺术画册编辑活动中，特授予其个人“终身成就奖”荣誉，作品在复选阶段被评为特别金奖;柳虎在坚持新闻摄影的同时创作了大量具有艺术价值的摄影作品，被新华社、《湖北日报》、《襄阳日报》等多家新闻媒体聘为特约记者，作品《跃》和《黑色之歌》分别获大众摄影三等奖和中国民俗摄影二等奖;罗琼导演、参演的音乐情景剧《春暖》曾在市纪委监察系统调演中获二等奖;导演全市组织系统汇演节目《党旗飘飘》获全市组织系统一等奖;编剧、演出的小品《二娃子的今天》曾在全市残联系统汇演中获得一等奖;编导参演音乐小品《一起舞起来》曾在首届湖北省群文系统业务技能大赛中获戏剧曲艺类铜奖;宋进潮曾参与大型原创歌舞《荆山楚源》的编剧，为剧本的最终定型做出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同时指导民间艺术协会做了大量民俗挖掘整理工作，该协会相继编辑出版《荆山楚源文集》(上)、《荆山礼俗》、《保康地名趣谈》、《红白喜事说吉庆》、《茶余酒后》、《黑暗传洪荒传》、《尧治河传说》、《黄龙观彭祖寻踪》等一系列民俗读物。

(二)组织管理

1986年1月，为适应广大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协调各界群众性文学艺术团体的活动，保康县文化艺术协会在县文化局成立。1986年11月，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成立保康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1986年至2007年，县文联一直与县文化局、文化体育局合署办公，文联主席皆为县文化局长兼任。2007年10月，为了进一步强化对全县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组织和指导，县委、县政府决定将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从县文化局分出单列，任命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才彬为主席，隶属县委宣传部直接领导，至此，全县文学艺术的组织管理和指导协调工作正式走上正规;2012年12月，县委组织部批准成立中共保康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由文联主席周才彬担任党组书记，原县旅游局副局长詹进军调任党组副书记。至2013年底，县文联领导职数达到2人，干部职数达到5人。

县文联正式单列后，在县委宣传直接领导下，充分发挥党与文艺工作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采取各种积极有效措施强化文艺创作指导工作，使全县文艺创作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坚持指导和服务广大作者开展创作活动的同时，积极将文学艺术融合于地方发展的各个方面，成为全县科学发展和跨越发展不容忽视的生力军。2008年由文联动议并得到县委高度认同的早期楚文化开发利用，业已成为全县旅游文化开发的重中之重，并成就了《荆山楚源》这一影响深远的精品之作和“早期楚文化园”这一开创性的城市文化景观。

(三)文艺活动

“复苏回归”阶段，全县共举办文学、美术、摄影和表(导)演培训班17期，其中文学培训班2期，美术培训班8期，摄影培训班6期，综合业务培训班1期;先后培训文艺创作骨干258人(次)，其中文学创作骨干98人(次)，摄影创作骨干112人(次)，美术创作骨干37人(次)，其他艺术样式骨干11人(次);先后组织参与市级和省级美术、书法、摄影展览25次，共展览作品200多件;“奋力开拓”阶段，举办大大小小各种形式的文艺培训班9次。其中，以1995年6月中旬举办的“95之夏——保康文学笔会”最有影响，《芳草》主编朱子昂、《青年文学》副主编李师东及著名作家刘醒龙、陈应松、晓苏、著名曲艺表演家何祚欢出席笔会;2007年以来，县文联为适应新时期文艺繁荣发展需要，由过去侧重文艺培训转向文艺服务，本着“文艺服务基础、服务群众”宗旨，坚持每年组织各文艺家协会开展一至三项较有影响的大型文艺活动，截止2013年年底，共开展“送对联下乡”、“送年画下乡”之类活动16次，开展“魅力保康行”之类文艺采风活动35次，举办“文化立人，文学养心”之类文学艺术讲座13次。特别是2008年面向全国举办“青山杯”书画大赛，共收到书画作品1000余件，颁奖仪式著名歌唱家关牧村前往保康献唱。

(四)阵地建设

“复苏回归”期内，创办《保康文艺》44期，发表了大批诗歌、散文、小小说以及摄影、美术、曲艺等文学艺术作品，极大地烘托了保康文艺创作氛围，激发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激情。此两项举措大大拓展了我县文学艺术爱好者的创作视野，进一步煅炼并提高了全县文艺创作整体水平;1993年1月1日，《聚龙山》文学报创办，共编印5期，发表作品130多件;1994年1月5日，《保康报》复刊，并开辟文艺专栏，10年间共刊发各类文艺作品近1600多件;2002年5月，保康第一份纯文艺杂志《野花谷》创刊，10年间印刷总量达6500余册，发表作品1500多件，在2005年6月在全省实施文化品牌战略“一县一品”文艺工程中被确定为全省地方文化品牌;县文联单列后，《野花谷》被划归县文联管理。自2007年开始，县文联坚持“体现艺术、兼顾地方”的办刊原则，每年定期编辑发行四期，每期印发近10万字，分送全县各党政机关和企业、学校等单位。截止2013年底，共编印28期，刊发县内作者文学艺术作品近1000件，一大批年轻作家、艺术家通过《野花谷》走出保康，立足襄阳、问鼎湖北。

(五)队伍建设

保康文学艺术协会肇始于“奋力开拓”阶段，共有作家协会、书法家协会、摄影家协会、音乐舞蹈家协会、美术家协会、诗词楹联学会6个基层协会，共有会员200余人。其中书法家协会、摄影家协会、音乐舞蹈家协会、美术家协会、诗词楹联学会均成立于1986年，作家协会成立于1995年;2007年后，县文联先后指导并协助成立了县民俗研究协会、县曲艺家协会和县收藏家协会，至2013年底，全县共有九大文艺家协会，会员总人数由前一时期的200名猛增至661名，其中作家协会95名、书法家协会102名、摄影家协会113名、音乐家协会54名、美术家协会69名、曲艺家协会65名，诗词楹联学会50名，民俗研究协会65名，收藏家协会48名。

(六)激励机制

自“复苏回归”阶段至“奋力开拓”阶段，县委、县政府及有关部门虽然一直关心重视文艺创作工作，但因为种种原因，尚未正式制定出台有关文艺创作方面激励政策和措施。2011年，县委、县政府为进一步加快全县文学艺术事业发展步伐，进一步激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激情，将文艺创作工作真正纳入议事日程，专门印发保发[2011]32号《关于促进全县文学艺术创作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就繁荣我县文艺创作出台了具体扶持奖励政策;2013年，我县开省内县级行政单位先河，率先设立了两年一度的“保康文艺创作奖”和一年一度的“保康县重点文艺创作扶持项目”。截止2013年底，县文联已具体组织落实了第一届”保康文艺创作奖” 评奖颁奖和第一届“保康县重点文艺创作扶持项目”签约仪式，全县共有二十部文艺作品得奖，五部文艺作品入选重点文艺创作扶持项目。

三、保康文学艺术发展启示

总结保康三十五年来的文学发展成就，我们从中得出下列启示：

(一)文学艺术要发展，离不开一个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

35年来，县委、县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尊重艺术独立性的基础上，对文艺创作所进行的科学化管理和引导，为保康的文艺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保障了广大文艺工作者创造力的发挥，是保康文艺发展的重要前提。

(二)文学艺术发展，作家、艺术家必须解放思想，保持创作独立性，发挥主观能动性。

改革开放后保康文学艺术取得的成绩，是广大作者创造性的劳动成果，正是由于他们走出各种误区，独立创作，才取得如此巨大成绩。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能力和创造能力，是创造文化经典的关键。

(三)文学艺术要发展，作家、艺术家必须立足本土，从地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汲取营养。

保康是早期楚文化发源地之一，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创作源泉，广大作家、艺术家们只有深刻认识到“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越是乡土的越是独特的”这一文艺创作要义，才能逐步摒弃好高婺远、贪大求洋思想，从而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创作出真正既具有保康特色、又具备国内上乘水平的文艺佳作。

(四)文学艺术发展，作家、艺术家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创新精神

创新永远是一切文艺作品的灵魂，保康广大文艺工作者在立足本土、勤奋创作的同时，必须始终把创新当作文艺创作的当务之急，牢牢把握当下文艺发展方向和话语风格，不断革新创作观念，不断创新创作手法，最大程度地保持本土文艺创作与国内主流文艺创作的一致与同步。

(县文联供稿 撰稿：吕先觉)

第二篇：心理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心理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影响到文学创作的心理学理论，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詹姆斯有关意识流的观点，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等，精神分析学心理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集中地表现在西方现代派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1.对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

精神分析心理学十分明显地影响了象征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是19世纪70年代始发于法国画坛的文学流派。1886年让·莫雷阿斯发表了《象征主义宣言》。主张表现自我的忧郁、愁苦和梦幻，抒发对现实丑恶和人性阴暗面的厌恶，强调用象征的方法表现“有对象引起梦幻而产生的形象”。①象征主义文学思想与创作原则，实际上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先导。其理论依据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无意识理论和自由联想的观点，特别是《释梦》的发表更是为象征主义文学提供了一把保护伞。

弗洛伊德学说对象征主义的影响主要有如下两点：首先，弗洛伊德强调：梦，并不是无意义的，它是有意义的精神现象，透过它，人们可以窥到人内心的秘密。现实主义批评家抨击象征主义诗人的主要理由，是认为表现梦幻毫无意义，因为文学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再现“现实”才是文学的根本任务。弗洛伊德有关梦是有意义的分析论断，正从理论上支持了象征主义，使他们充满自信地表现“梦幻”世界。其次，象征主义和“象征”论，虽然发源于象征主义前驱波德莱尔的“对应”论，有一套独具特色的创作理论，但是，“象征”在象征主义诗人那里尚未具备十分完善的理论体系。弗洛伊德却通过对梦的研究，第一次对象征做了系统的、周详的探讨，对象征主义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弗洛伊德心理学支持象征派诗人大胆地去写梦。后期象征主义诗人维尔哈伦、叶赛宁、叶芝和艾略特等等的诗歌创作便是证明。

2.对心理小说的影响

盛行于欧美的心理小说，其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心理浪漫主义、心理现实主义、心理现代主义。心理浪漫主义偏重于主观倾诉，小说人物多采用内心独白的方式表达其思想发展轨迹。心理现实主义则偏重于客观解析，作者不动声色地对小说人物进行心理描写，心理刻画。以上两类心理小说仍是在传统心理学的影响下，其影响只是局部的仅限于描写手法方面。心理现代主义小说的出现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它是以现代心理学为外在动因的。它主要得力于詹姆斯的“意识流”说和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这些现代心理学在根本上从创作内容到创作方法都影响了小说的发展方向。

“意识流”理论启发人们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心理描写手法，如果说心理浪漫主义是主观倾诉的，心理现实主义是客观解析的，那么，意识流手法在描写人的心理世界时所采取的是按人物内心意识的流动去展现客观事物，或者说是以客观事物的呈现来展示人

物的心灵。心理现代主义小说的外在标志是意识流手法的运用，因此，又称做意识流小说。它不仅表现表层意识，而且更为主要的是表现深层意识或潜意识。

从内容上看对意识流小说的演变有过影响的，还有分析心理学派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这集中表现在乔伊斯和福克纳的作品中，他们着力追求古代神话、“原始意象”和原始象征，他们在作品中通过种种隐喻进行古今联系和对比，尽力挖出一些沉积在个人无意识深处的原始的思维方式，以说明人类存在着古今相通的普遍本性。

3.对新“原罪”主题的影响

与传统文学流派中的“原罪”主题不同的是在现代派文学当中出现了新的“原罪”主题。弗洛伊德的新“原罪”说(相对于基督的旧“原罪”说而言)，即有关性欲冲动、死亡本能、隐伏的恶性、俄狄浦斯情结和埃勒克特拉情结等方面的理论，为现代主义作家探索和描绘现代西方人复杂多变的心理，提供了理论依据。现代派文学创作中新的“原罪”主题的涌现，正是弗洛伊德新“原罪”说的影响的结果。

现代派文学中的“原罪”主题，在卡夫卡一系列作品中反复出现。卡夫卡作品主要通过揭示隐藏于人物内心深处的“惧父情结”，来显示这种“原罪”主题。“惧父情结”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俄狄浦斯情结”，但只侧重其“惧父”的一面，而没有“恋母”的一面。“惧父情结”是常年做弱者所形成的情结，它“自卑感”有余，“补偿作用”不足，更谈不上什么抗争了。在他被称为《孤独三步曲》的长篇小说《美国》、《审判》、《城堡》中主人公全是在敌对环境里苦苦挣扎的孤独的人物，他们都是虽有怨怒而又逆来顺受的弱者，他们总是自怨自艾，处于莫大精神痛苦之中。他的短篇小说也大多表现这一类小人物“孤独的体验和被排斥的悲怆”，他们处在一种身不由己的处境中，备受凌辱，只能任人摆布，又总是为自己没有勇气、没有力量、无能为力而深感内疚。比如在他的著名短篇小说《判决》中主人公格奥尔格·本德曼把自己订婚的事告诉他那位“魁伟”的父亲，竞招致其父的横暴无理的责骂;最后他接受其父亲叫他投河淹死的命令，奔向河边，说了声“亲爱的父母亲，我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便跳河自沉溺亡了。卡夫卡的另一个短篇小说《变形记》，也是表现父权的不可动摇和惧父情结的。

发端于欧洲的现代派文学的“原罪”主题小说首先波及到了美洲。在美国作家奥尔尼的作品中主要是通过人物内心的“恋母情结”与“恋父情结”加以表现的。他笔下的人物，都是处于恐惧和灭亡中的人被某种“原罪”感纠缠，痛苦不堪，互相折磨。在“恋母情结”、“恋父情结”之类“原罪”幽灵的蛊惑下，人物自觉意志往往不起作用，像在噩梦中一样，总是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推向灾难和毁灭。在《榆树下之恋》一剧中，作家所展现的伊本与继母爱碧之间的爱情悲剧，正与伊本的“恋母情结”有关。在弗洛伊德理论影响下，热衷于表现这种“原罪”主题的，还有美国作家西德尼.霍华德、赫尔曼‘里塞、皮兰德娄等。

4.对文学中反理性倾向的影响

现代心理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还表现在文学领域内激起了对理性精神的公开的、激烈异常的全面挑战。超现实主义文学便是这一反理性文**流中的代表。无意识与梦的见解是超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基础。所谓“超现实”就是“超理性”。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无意识之所以“超过”理性的认识，其原因是，第一，无意识是心灵的本质，而理性仅仅是意识的表层。第二，无意识的本领要比简单的、直线的理性思维大得多，它能产生“既令人惊奇又令人迷惑不解的结果”。超现实主义所以称为超理性、超现实就是因为它认为无意识高于理性，无意识反映了人们内心的“自我的秘密”，是心灵活动最真实的过程，是创作的最为可靠的源泉。而要表现超理性的无意识世界，最好是描写梦幻世界。

超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共同特点，便是作品中充满着恍惚离奇的梦境。这种梦境效果可以通过两条途径获得：一是忠实地记录梦境，使用的语言也是梦幻式的;二是“造梦”，主要通过意象的“随意并置”和“随意转换”两种手法。前者把若干个本来毫无意义的意象随便串连在一起，比如加斯可尼在《这形象》一诗中把“飞机”的意象与“咸肉片”、“猪油”、“文件夹”、“黄蜂”等意象组接起来;后者把一个或几个意象随意地转换成另一些毫无联系的意象。比如美国诗人查尔斯·福特在一首有名的八行短诗里，把正月里的天空转变为一只臂膀，一个小偷，一张很大的脸，把太阳变成伤口、珠宝、时差、眼睛、露滴、泪珠，把白天转化为一份赠品、一首诗、一匹畏缩地慢行着的马。

5.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受心理分析学说影响已是几次起伏。20世纪20年代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和厨川白村的生命力论以及他们的文学思想由西欧和日本传人中国。周作人、章士钊、潘光旦等人用于文学批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创造社作家试图应用于理论研究及小说创作实践。当时由于“革命文学”的提倡，心理学派追求表现性意识的表法，一度为作家们摒弃。30年代作家们再次借鉴西方文学表现技巧时，心理分析手法又为施蛰存等作家所应用。鲁迅写第一篇历史小说《不周山》，写到“站在女娲两腿之间向上看”，也只一笔带过，并决心以后不再写这样的小说了。小说《肥皂》也是从潜意识出发，描写四铭对街头女丐的贪欲。20至30年代，心理学派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是性心理及其他变态心理描写。由于那时中国正处于残酷复杂的年代，受影响的几个作家通过创作实践感到这些表现方法难以反映当时社会政治风貌，也不符合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审美观念。施蛰存是30年代

以心理学派理论指导小说创作的主要代表，他写过《花梦》、《梅雨之夕》等小说，都是以好色之徒为题材的。

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开展，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在中国大量被翻译出版，文艺心理学在中国重新受到重视。因此，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艺心理学也就势在必行。就现代心理学对目前文学创作的影响来说，大体

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提倡文学表现心灵与干预灵魂。“文学是人学”的重新提出，文学界充分认识到文学创作是作家精神创造和心灵活动的结晶，再现现实与表现心灵应该是统一的，文学更要重视表现人的心灵，传达情感。作家王蒙、高晓声从文学本身特性出发，认为文学的职能最重要的是干预灵魂。

其次，心理小说的拓展，心态小说、意识流式小说的崛起。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邓刚的《迷人的海》、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都表现了浓厚而深沉、亢奋而激越的情调，使现实主义心理小说在表现人的心灵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并由此形成一种新的文学表现形式——心态小说。心态小说把现实主义的题旨与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结合起来，把人物心理意识与外部社会现实有机糅合起来，深入展示人的心灵世界。

再次，关注爱情和性心理描写。性问题在人类历史中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性心理也被看作是当代小说中不可缺少的存在。张贤亮的《土牢情话》、《灵与肉》、《绿化树》所以受读者赞赏，乔安萍、李秀兰、马缨花一组女性形象使读者感到审美愉悦，都与其“才子淑女”式的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分不开的。性心理本质上是一种伦理与美学的情感，具有社会性。因此也要防止把性问题归结为生物本能，忽视其社会制约性的错误倾向，防止庸俗低级、色情描写的污秽作品产生。

最后，注重技巧，促进了文学体裁、形式、表现手法的多样化。王蒙的《蝴蝶》、《风筝飘带》等作品，就是采取意识流时空变幻交叉的各种心理表现手法来结构作品的。随着心理描写的拓展，当代作家还创造性地使各种文学体裁交叉渗透、融合形成带有综合特点的文学样式，如诗体小说、散文化抒情小说等，这些小说由重叙事的传统而变为以抒情为主导的小说样式，从作品内容到艺术结构，从表现手段到语言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三篇： 泰戈尔对冰心文学创作的影响

对于冰心而言，泰戈尔可是她生命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为什么呢?冰心是受了泰戈尔的影响开始创作哲理小说，也是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创作出版了《繁星》、《春水》两部诗集。冰心被称为“中国最善学泰戈尔”的女作家。

首先，冰心受到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开始写作无标题的自由体小诗。冰心在《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中写到：“我自己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的《飞鸟集》的影响，把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已”，“都是很短的充满了诗情画意和哲理的三言两语”。冰心写出这么多明丽典雅的句子，是受泰戈尔潜移默化的影响。

其次，在冰心的小说里有着浓厚的宗教思想，这些宗教思想很大部分也是受到泰戈尔的影响，并在其基础上有所发展。我们都知道，印度是佛教的起源地，但是，其实印度的宗教有很多，基本上每个印度人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泰戈尔也不例外，有宗教信仰不是坏事，最起码，就是因为泰戈尔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我们可以听到心灵的神音。冰心在这方面和泰戈尔是有共鸣的。从一些资料我们可以知道，的母亲一心向佛, 与世无争, 这对早年冰心宗教情结的形成有一定的启蒙作用。受宗教文化的影响并用诗歌来表达宗教精神, 这是泰戈尔与冰心诗歌创作的共同点, 而全方位的宗教式的爱, 则是两位诗人诗歌情感的共同主题。

再次，对冰心入世的人生观的影响。泰戈尔奉行入世的人生哲学，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强烈的爱国主义、关心人类进步、人爱自然的思想贯穿于他作品的始终，冰心受其影响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热潮，在她的作品中，时代感与爱国心并存。冰心的很多作品，对不平等的社会、对摧残儿童的封建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显然，这方面冰心也受到泰戈尔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冰心后期的创造，最重要的一部分是歌颂母爱，这方面，冰心也借鉴了泰戈尔。冰心吸收了泰戈尔的爱创造世界和女性的本质是爱的思想，确立了她的母爱思想。泰戈尔有一句著名的话：“上帝是派遣妇女来爱这个世界，“她奉上帝的使命来做个人的保护者。”冰心则认为：“人类以及一切生物的爱的起点，是母亲的爱。”冰心对泰戈尔的女性爱加以发展，立起世界由母爱建立起来，并由母爱推动前进的思想。

总之从冰心身上，我们可以很容易地通过译介学去分析她和泰戈尔之间的关系。

第四篇：浅析泰戈尔对冰心文学创作的影响

摘要：冰心是我国第一代儿童文学作家，是著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家、散文家、诗人、翻译家。她崇尚“爱的哲学”,并将母爱，童真，自然作为她作品的主旋律。她文学风格曾受过许多方面的影响。幼年时代的她就广泛地接触了中国古典小说和译作。译作中，有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等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学生时代的她就读于教会学校，基督教的泛爱思想对其创作思想、人道主义观念影响甚深。冰心是以“问题小说”开始了她在小说世界的长途跋涉，《超人》的出版则标志着冰心对种种社会问题开出的处方--"爱"的哲学。而这种哲学来源于东方哲理诗人泰戈尔的宗教哲学和西方基督教博爱思想。

关键词：冰心 泰戈尔 影响 爱的哲学 飞鸟集 繁星 春水

对于冰心而言，泰戈尔可是她生命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为什么呢?冰心是受了泰戈尔的影响开始创作哲理小说，也是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创作出版了《繁星》、《春水》两部诗集。冰心被称为“中国最善学泰戈尔”的女作家，冰心自己承认：“我接触泰戈尔的著作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我从中文和英文的译本中，看到了这位作家的伟大的心灵、缜密的文思和流丽的词句，这些都把我年轻的心抓住了„„”

首先，冰心受到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开始写作无标题的自由体小诗。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泰戈尔。泰戈尔多才多艺，才华横溢。他既是作品浩繁的文学艺术大师、学识渊博的哲人、成就卓著的社会活动家，也是锐意革新的教育家。他的诗歌体裁和题材丰富多彩，清新隽永;小说格调新颖、感染力强;戏剧种类繁多，富于哲理意味;歌曲或哀婉缠绵、或威武雄壮，不拘一格。泰戈尔一生的创作诗歌受印度古典文学、西方诗歌和孟加拉民间抒情诗歌的影响，多为不押韵、不雕琢的自由诗和散文诗;他的小说受西方小说的影响，又有创新，特别是把诗情画意融入其中，形成独特风格。 冰心在《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中写到：“我自己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的《飞鸟集》的影响，把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已”，“都是很短的充满了诗情画意和哲理的三言两语”。 就是这样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冰心作品中的语言富有明丽、典雅和深刻的哲理性。

其次，在冰心的小说里有着浓厚的宗教思想，这些宗教思想很大部分也是受到泰戈尔的影响，并在其基础上有所发展。泰戈尔从小就生活在具有浓厚宗教思想的印度，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使泰戈尔的诗歌体现了印度宗教文化的大宇宙和小宇宙统一的“梵我合一”的观念, 以及追求至爱的精神理想。特别是青年时代的泰戈尔, 由于受西方基督教的影响, 因而 他诗歌中的“上帝”是东西方宗教文化混合的象征符号。一方面他认为“上帝死了的时侯, / 宗教便将合二为一”(《飞鸟集》笫84 节) 另一方面, 他又主张不要去乱礼拜, “向谁礼拜呢? / 睁开眼看, / 上帝不在你的面前。”(《吉檀迦利》第11 节)很显然, 泰戈尔对“上帝”的理解糅进了东西方文化的宗教精神, 并把这种精神化解为完全彻底的泛爱哲学。冰心出生于中国20 世纪初一个温馨的家庭, 她的祖父谢子修是一位私塾先生, 其手书的“知足知不足, 有为有弗为”的对联, 足以道出这个家庭的宗教文化氛围。冰心的母亲一心向佛, 与世无争, 这对早年冰心宗教情结的形成有一定的启蒙作用, 及至进了贝满女中, “因受着基督教义的影响, 潜隐的形成了我自己的爱的哲学”。[ 4 ]受宗教文化的影响并用诗歌来表达宗教精神, 这是泰戈尔与冰心诗歌创作的共同点, 而全方位的宗教式的爱, 则是两位诗人诗歌情感的共同主题。

“献歌“是泰戈尔最常用的诗体形式，以颂神的形式来完成诗歌创作的外形结构，以泛爱主题来完成诗歌的情感表达，这是泰戈尔诗歌创作的美学特质，而且在他的诗歌中，“上帝”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全能的符号，是调和人与人、人与自然对立的抽象物，是赐爱于人类的主体，而冰心诗歌中的泛爱主义则是以人的价值为中心，其爱的宗教情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献身精神。即便是深受泰戈尔影响的诗集《繁星》, 其宗教精神也主要是表现为替弱小者立言, 为苦难者寻找一个躲避风雨的港湾。“母亲啊! / 天上的风雨来了, / 鸟儿躲进它的巢里, / 心中的风雨来了, / 我只好躲进你的怀里”(《繁星》第159 节) 。诗中的“母亲”与泰戈尔诗中的“上帝”是同义语, 但“母亲”的意义却远离神而更近人,是普济众生的实体, 而非神秘莫测的“上帝”。从这个意义上说, 泰戈尔是把人的本能转移到神的身上, 冰心则是把神的特质移位到人的理想世界。

再次，对冰心入世的人生观的影响。泰戈尔奉行入世的人生哲学，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强烈的爱国主义、关心人类进步、人爱自然的思想贯穿于他作品的始终，冰心受其影响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热潮，在她的作品中，时代感与爱国心并存。她的小说《分》、《六一姊》、《庄鸿的姐姐》等，对不平等的社会、对摧残儿童的封建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呼应了“救救孩子”的时代之音。

第四，冰心吸收了泰戈尔的爱创造世界和女性的本质是爱的思想，确立了她的母爱思想。泰戈尔认为“世界是从爱中生的，世界是被爱所维系的，世界时向爱而转动的，人类是进行于爱之中的。”以及“上帝是派遣妇女来爱这个世界”、“她奉上帝的使命来做个人的保护者。” 冰心则认为：“人类以及一切生物的爱的起点，是母亲的爱。”她热情讴歌母亲的无私和宽厚：“用她坚强无尽的爱来包围我。她爱我的肉体，她爱我的灵魂，她爱我前后左右，过去，将来，现在的一切!”就这样，冰心辩证地吸收了泰戈尔的这些思想，对泰戈尔的女性爱思想加以发展，从而确立起世界由母爱建立起来，并由母爱推动前进的思想，奠定了自己爱的哲学基础。

第五，冰心吸收了泰戈尔的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思想。泰戈尔极为倾心大自然，他认为，人只有投入自然母亲的怀抱，才能找到“无尽际的幸福之海的岸的道路》”冰心出生在山清水秀的南国福州，后随父到烟台，从小饱览祖国大好河山，自从阅读了泰戈尔的作品后便为其所描绘的自然美景尤为钟爱。如“她„„住在灯塔的岛上，海霞是她的扇旗，海鸟是她的侍从;夜里她曳着白衣蓝裳，头上插着新月的梳子，胸前挂着明星的璎珞;翩翩地飞行于海波之上，„„”这段话描绘出了大海的壮美和宏丽。

冰心随时随地地热爱大自然、欣赏大自然。是因为她和泰戈尔一样认为自然是人类的母亲，只有在母亲的怀抱里，才能忘却现实的污浊和烦恼，才能净化心灵。于是，冰心提出向泰戈尔学习。在冰心看来，大自然和美和爱不仅可以慰藉感染了社会病的青年的心，更能陶冶人的性情，培养和创造出健康的人格。她将爱自然当做解脱社会和人生痛苦的灵丹妙药。

最后，冰心极为珍爱泰戈尔所建造的理想的儿童天国，热情赞美童心的纯洁和质朴。泰戈尔的《新月集》，以新月一般经营柔美的诗歌，对儿童的纯朴天真做了极为温柔委婉的歌唱，其译者郑振铎说它像安徒生的童话一样，具有一种不可测的魔力。泰戈尔这个梦幻般的儿童天国，深深地吸引着冰心、触动着冰心。她一委婉的言辞诅咒虚伪的现实，用伤感的情怀追忆着逝去的童年，以迫切的性情追求着童心的复返，颂扬童心的坦诚无邪，构筑自己的爱的哲学体系。

参考文献：

[1].李蹇.泰戈尔与冰心诗歌宗教精神的比较分析[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3月，19卷(第二期)：100-101. [2].金洁.冰心与泰戈尔[J].中外文化交流.1993年，05期：39. [3].张彩凤，袁继坤.冰心的散文与泰戈尔的爱的哲学[J].1998年，01期：39-40. [4].冰心.繁星春水[H].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5].泰戈尔，郑振铎.新月集[H].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第五篇：在文学创作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系统文学创作协会会长****）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在这春意盎然，百花竟放的美好时节，****局群贤毕至，宾朋满座，在此，我向莅临大会的各位领导和文学创作爱好者表示热烈的欢迎。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与支持，将*****系统文学创作协会会长的担子交到我的肩膀上。作为会长，如何让文学创作协会这个新生儿更好地健康成长，我深感这个责任的重大。不过，我相信，*****文学创作协会的成立，将会开创一片新的文学蓝天。

*****文学创作协会的成立，是*****系统广大文学爱好者的共同愿望。正是有了这个愿望，我们都在不懈地努力。今天终于迎来了*****文学创作协会成立的大喜日子，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欢聚一堂，共商文学发展之计。我们将会始终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密切把握时代主题，以繁荣文学创作为中心，以培养文学新人为战略措施，以搞好服务为基本职能，以加强自身建设为重要保证，推动咸阳地税文学事业与时俱进、逢勃发展。

一、明确文学创作协会职责，坚持为税收工作服务的原则。

地税文化建设是地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学协会的成立，对我们全市地税系统都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因此，文学协会的成立，首要的是坚持为地税建设的原则，明确文学协会的职责，发挥文学协

会的功能，为建设和谐地税做有力的见证。协会成立后，在全市地税系统重大活动中，要根据协会特点，发挥出协会的作用。

二、繁荣文学创作，促进和谐文化的构建

构建和谐地税，需要全系统税务干部的努力。作为文学协会，我们要唱响主旋律，提倡文学多样化。一方面，我们要为税收事业热情讴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洞察世情、剖析社会矛盾，歌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引导人们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协会成立之后，我们还要整合资源，出版会刊会报等，扩大协会的影响力。

三、发挥文学协会作用，推动文学事业的发展

目前，全市地税系统的文学事业还处于初级阶段，如何发挥文学创作协会的作用，推动文学事业的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协会成立之后，我希望，一方面，大家积极创作，共同进步。多举办文学沙龙活动，大家交流写作心得，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扩大作品的影响力，同时也寻求更多的发表阵地。另一方面，建议筹办文学培训基地，以便发现和培养更多的后备人才。

最后，再一次感谢大家对我的工作的信任与支持，我一定尽心尽责，做好会长的工作，同时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多多支持我的工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