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式社会管理论文

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新一届国务院对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善公共服务作出重大部署，明确要求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多利用社会力量，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近年来，上海通过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基地、设立社会组织发展专项资金、加大政府购买力度等手段，不断培育、扶持、发展社会组织，但同时，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还没有形成制度性安排。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契约式社会管理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契约式社会管理论文 篇1：

民主在社会管理中的宪法管窥

摘要：社会管理的核心价值追求在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和有序。我国的体制改革促生了社会分层，社会关系的复杂和社会活动的活跃，通过自己能够对利益分配获得参与乃至一定决定的权利是实现个体权益保障的有效方式。社会管理价值的实现不再是直接民主和代议民主实现，共识民主成为更先进更科学的民主实现形式；在社会管理中应坚持结果的民主、过程的民主和契约式民主的方式的共存。

关键词：社会管理价值；民主方式；共识民主

不宽容本身就是一种暴力，是妨碍真正民主精神发展的障碍。

——甘地(Mahatma Gandhi)

一、社会管理的价值追求——民主

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社会管理的核心价值追求在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和有序。

（一）社会管理及其终极目的

在我国，社会管理的主体传统上主要是行使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另外，根据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基层群众性组织也能够以居住区域为单位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和提供服务；同时，受国外理论和实践影响，近年的非政府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领域作用日渐提升。

伴随社会管理主体扩大的现象之一是社会管理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一方面是国家权力从对社会进行管理，其内容从微观与宏观不予区分逐渐成熟实现对宏观社会关系进行必要的管理；另一方面，社会管理的效果追求由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向实现社会正义、民生福利方向转型。

国务院在2004年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2010年发布《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都对主要行使社会管理权的行政机关在社会管理中职权如何行使提出明确的规范和具体要求，《实施纲要》规定：“健全行政决策机制。科学、合理界定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的行政决策权，完善政府内部决策规则。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将“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决策”作为全文的一部分加以规定。接踵而至的各地方政府贯彻实施这两个文件过程中，对行政决策和行政执法中提出了民众参与的要求。那么，究竟民主在行政决策、行政执法、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中的地位如何？通过何种民主能够实现社会管理的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有序、社会的公平正义价值？民主是手段还是目的？

（二）民主也应为社会管理的终极目的

民主本身应成为社会基本价值追求，但在现阶段的社会管理中，从立法者到拥有社会管理权的主体在强调民主的重要性的同时，都忽略了民主的独立价值，认为在社会管理过程中管理主体与被管理主体之间实现了互动，管理主体听取或者接受被管理主体的参与意见或者建议即可，而最终管理行为的内容或者结果与被管理主体无关联或者关联并不密切。于是在现实中便出现了听证会中听证会代表广泛发表意见但是意见不被最终采纳的“伪民主”程序。

美国制宪之父汉麦迪逊说过，如果人人都是天使，那么我们就不需要政府，如果政府是天使，那么我们也不需要控制和限制政府权力。“正义是政府的目的。正义是人类社会的目的。无论过去或将来始终都要追求正义，直到获得它为止，或者直到在追求中丧失了自由位置。”［1］而实现正义的途径之一就是民主方式。并且，随着正义实现方式的发展条件的变化，民主不仅是方式而且其本身也已经成为价值目标之一。

在社会管理事务中强调民主价值的实现毋庸置疑，但是是否社会管理事务在现阶段都需要将民主作为独立价值贯穿始终，部分人有质疑。本文认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乃至一个较小的社会组织中，民主的实现在于真正实施与否，而与所谓的实施条件没有太大的关联性。当民主价值被人们认可后，当民主价值具体实施到社会管理中时，无论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实施，都会实现社会秩序稳定和社会各类主体利益的最大化。

古老的雅典民众之所以采取民主方式进行社会管理，起源于富有的地产主和贫困的家庭之间的斗争，贫困的家庭已经失去土地，或者有失地之虞的贫困家庭因负债而处于可能被强制失去自由，而公元前594年被选为执政官的梭伦调整了富有的雅典人承担公共职务的财产资格，使穷人有机会成为法庭的裁判人员。［2］主动采取民主的方式不仅在古代存在，其生命力在当代依然顽强：不丹王国以主动方式植入民主，进行民主化改革，并且其改革成果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当代，无论是原英联邦成员国家移植英美法系的民主法律制度，还是大陆法系移植德国和法国民主理念与法律制度，在适应本国或本地区具体条件的理念与价值基础上，都也取得了良好的实现正义和民主的目标。因此，民主在社会领域的植入方式并不关键，重要的是准确评判民主价值在社会管理领域是否是首要指导因素，如果纯粹技术性的社会管理事项，民主价值就不应成为主导制度设计的统帅。

（三）社会管理中民主独立价值的动因

1、国家体制改革促生社会分层

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出台是政策就包括：破三铁、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优化组合、抓大放小等等。到90年代后期，在新的政策的引导下，城市的住房、医疗、养老、就业四大体制均发生重大变化。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后在大的政策、理念上提出的观点有两个，一个是科学发展观，一个是和谐社会。中央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要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样一种新的政策取向当然也会影响资源配置，并最终改变结构。这两次改革使中国公民利益分化，社会分层加速，而社会关系多样化必然会细化出更多的利益集团。不同利益诉求的主体都希望在社会中能够体现出自己的呼声和要求。而无论是直接民主还是间接民主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们的诉求。

2、社会关系的复杂和社会活动的活跃

随着市场的活跃，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存在差异，形成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每一种社会关系都会牵涉到不同的利益诉求。

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也是中国社会管理中出现的一股清新力量，市民社会界与国家与公民个体之间，既追求个体利益，又具有集体利益意识，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市民社会的不断成熟为我国社会管理中的民主化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条件。联合国在1975年发表的Popular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 for development指出：“公民应有机会参与推动及享受社会发展。”［3］历史上的不少由下而上的社会运动便可视为公民透过公民社会对社会决策的民主参与。市民社会的形成促使公民更多关注自身利益得失，也促使公民意识到自身对社会的作用和应尽的社会义务。

3、公民权利意识提高

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利益诉求的个性化加快了公民对个体利益的追求，公民逐渐意识到，个体权益保障的有效方式是自己能够对利益分配获得参与乃至一定决定的权利。将自己的利益诉求向权力机关表达或者直接作为决策机构成员决定社会管理事项，或者向社会管理主体提供自己的想法、建议与意见，以便能够在社会管理中体现自己的意愿，实现利益最大化，因此公民要求参与到社会管理中的愿望逐渐提升。

二、社会管理民主方式的法律制度路径

（一）社会管理民主方式

民主的方式和目的不仅应体现在对社会事务的决策领域，在行政执法领域也充分得到尊重和施行。

1、直接民主

雅典民主是最早期而又最知名的民主制度，民主一词也是在前五世纪于古希腊出现的。在这段时间之前的记载都断断续续的，不过希俄斯岛（Chios）的记载显示：岛上在公元前575-550年之间就出现了公民的议会和大会。投票的权利逐渐扩展，从原本的一小群地主贵族扩展至所有受过义务军事训练的公民，公民的年龄限制通常是20岁以上。而妇女、奴隶、和外籍人士则无法拥有公民权，使得全雅典只有1/10或更少的人口才有资格投票。所有雅典公民都有资格投票决定创立法律、向某个国家开战，同时所有公民都可以在大会上演讲。这种形式的政府被称为直接民主制。

直接民主能够使民众准确表达意见和建议，民众能够最有影响力地表达并争取自己的利益，能够更容易接受自己参与其中的政府行为的最终结果。但是直接民主也有一定的缺陷：直接民主应遵循少数服从多数意见的基本规则，于是，可在直接民主中可能出现“多数人的暴政”。在希特勒统治时期的德国和中国20世纪60—70年代的文革期间群众决策都出现了多数人暴政情形。因此，在社会管理领域，尤其是在行政决策领域，为防止“多数人的暴政”现象出现，民主的价值不是我们要追求的唯一价值，我们还要考量社会管理领域决策结果的科学性，因此，在社会管理决策中确定公众参与的制度设计时，不仅应设计利害关系人和公众的参与，还应设计专家参与的决策机制。

2、代议制民主

采取直接民主形式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的模式固然具有偏差率小的优势，但也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性。斯图雅特?密尔提出，在宏观的政治民主层面用“代议制”，人民选择自己的代表组成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由代议机关行使权力；在微观社会管理层面，通过民众直接参与决策过程而实现自我治理。［4］代议制民主成为当代国家采取的主要社会管理民主方式，其优点是通过代议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民众的追求和利益能够获得便捷、真实的反映；其缺陷在于民主性差，决策的结果极容易为不同利益集团左右。

3、共识民主

虽然社会的发展导致人口增加、社会关系复杂、专业技术性增强，代议民主似乎成为不二选择，但是，多数决定的决策方式应该是社会管理中最底线的标准，应允许让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到社会管理中，“努力使‘多数’的规模最大化，而不是满足与获得作出决策所需要的狭隘多数”。［5］衡量一个社会治理水平标准：直接民主的适用范围和效果——大众认可程度。为制衡社会管理主体可能出现的权力滥用等情况，在管理主体与被管理主体之间出现另一个调节器——在社会管理领域的专家，在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中，管理主体、被管理主体和专家共同对社会事务进行论证、协商妥协、合作，实现共同治理社会的目的。

（二）社会管理类型与民主方式的选择

社会管理的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的有序和稳定，促进社会的发展，保障民众权益的实现；对民主价值的追求和民主制度在社会管理领域的确立更利于社会管理目的的实现。社会管理事务的广泛和类型差异悬殊，故有必要进行必要的分类来分析民主在不同的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和实现方式。

1、按社会管理类型的亲民化程度确定民主方式

按照社会管理的领域和对社会影响作为标准，本文认为，社会管理类型可以做如下划分。（1）确定规则类社会管理，即立法类或者准立法类社会管理，包括国家机关为调整社会关系而进行的立法行为或者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行为；（2）社会管理中的重大事项的决策类社会管理，包括国家机关和非国家机关的社会团体、自治团体的决策；（3）行政机关或者社会组织在具体执行立法或者决策中的公共事务的执行性社会管理。

不同的社会管理类型因其技术性和政治性程度不同，对民主的内在要求和行使方式会有不同的要求。其中确立规则类的社会管理就是不同政治集团博弈最终确立权利分配的过程，因此，此类社会管理宜采直接民主方式；重大事项决策具有主管能动性，但应是在法律框架内实施，因此强调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因此，民众的直接参与和专家参与决策过程、决策机关最终确定决策内容的民主方式更切合实际需求；而单纯的执行性社会管理事务中管理主体裁量权较小且很少会直接触动公众的利益分配，故此种社会管理的过程参与性的要求并不强烈。

2、民主价值与社会管理专业技术性的博弈

在民主价值指导下的制度设计必然表现在社会管理的程序中或者结果的协商性，但是民主价值在社会管理领域的贯彻将会引起以下诸多讨论和质疑。

一方面，公民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参与将会导致效率的下降。

公民通过参与方式实现民主的追求，同时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社会管理行为本身而言，该行为通过公民的参与获得了最大程度的行为正当性。但是，社会管理的效率因公民的参与而降低是毋庸置疑的后果。因此，应区分社会行为的类型，如果是立法性规则的制定行为，则应强调行为本身的正当性标准，例如，在著名的花生酱行政规则制定中，当事人耗费了数周听证时间阅读几百页的文字材料，以便专家能够盘问花生酱应含有87%还是90%的花生之争。［6］因此，在确定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程度方面，判断标准之一应是首先确定该社会行为是否存在若干直接的多元利益诉求，如果仅仅是技术专业性的社会管理事项，则公民参与的民主诉求本身并不激烈，在制度设计上也就没有必要强调过程的参与，但是应注重事后对该社会管理行为的监督和质疑。

另一方面，公民的参与与社会管理领域专业性之间出现矛盾。

公民的利益诉求具有利己性，与社会管理机关的目的并不能时时保持一致，而很多领域的社会管理专业性的不断提升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公民对社会管理的参与。有学者认为，就目标尚不确定，存在价值冲突的行政管制任务而言，引进公众参与有助于提升理性；但当价值和目标已经确定后之后，在手段的选择和优化上，公众实际上处于知识的劣势，参与并不能够促进理性。［7］本文认为，社会管理中的专业性与民主参与是一个问题的两个维度：专业性强调的是结果的科学和理性，民主参与强点的是过程的利益互动和结果的可接受度；二者并非水火关系，但也需要通过规则达成出共赢的局面。无论是社会管理实施机关专业能力的提升还是专家在社会管理过程的参与，都不能忽略或放弃公众对社会管理的热情和私利诉求，因为在当代社会中，任何国家和社会作为行政权的社会管理权都不仅仅是对立法机关决策的简单执行，社会管理主体不断适应社会变化的需求而灵活调整政策，时时对社会管理方式和内容进行决策，而这早已超出传统理论中行政机关仅仅是立法机关的“传输带”作用，社会管理的能动性和决策性特点决定了公众以民主的诉求参与到社会管理中。

三、社会管理行为民主方式法律定位

前文分析了民主作为社会管理独立价值存在的必要性，以及不同社会管理类型中民主价值存在的空间系数必要性，本文下面就民主价值在社会管理中体现的途径加以分析和论证。

（一）过程的民主——对反民主立法例的分析与评价

在社会管理中，对民主价值初衷并不一定都能够得到现实的完美回应，下面以两例分析。

根据我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自治县（旗）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自治县（旗）的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后，经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和自治区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过程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无论是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都是民主代议机关，都具有民主性，但是自治立法程序在法律上存在民主的冲突：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自治立法如果遭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否决，意味着上位的代议机关否定了具有地方事务决策权的地方民主代议机关。实际上只有自治地方的民主具有正当性：该民主的实现被上级人大常委会的批准程序阉割。行政机关的行政执行事务可以经过上级批准，但是立法性决策事项的决定权不可能同时存在于两个不同层级的民主。

在重大事项的决策的社会管理类型中，以厦门市的PX项目为例，厦门市人民政府未经充分听取民众的意见于建议，授予台湾翔鹭集团的行政许可，后在民众的反对声中，采取时候不久措施——撤回自己的许可行为、补偿行政相对人翔鹭集团经济损失。

以上两例虽然性质分别属于立法行为和重大行政决策行为，但是因为这两种行为的作出都会涉及众多不同利益主体的切身利益，不以民主为主要价值追求的社会管理行为一旦作出，则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乃至混乱。因此，当一种社会管理行为涉及不同利益主体的多元利益诉求，则该社会管理行为在程序设计上一定要注重公民的参与制度的规定。

（二）结果的民主

社会管理事项涉及公共产品的配置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如前文提及，社会管理事项的实施主体并非只有国家机关，随着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完善，更多的社会组织和自治组织参与到社会管理中。在我国，行业性自律组织对本行业的监督、管理、服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对本地域社会事务进行管理，这些社会管理事项中，管理主体本身利益就与管理事项直接相关，且管理主体成员组成的民主性较之国家机关进行社会管理的管理民主性更强，前者的成员基本是基于直接本领域/地域直接选举产生，因此，这些领域的社会管理事务具有更强的民主性。

（三）过程与结果结合的民主——契约形式

民主的实现不仅应在程序中得到体现，如能够在结果上充分体现民众的意愿，乃至最后能够就公共产品的配置达成一致，而非由社会管理主体自行决定，则民主的价值贯彻得最为彻底。这种目标的表现形式就是订立契约。

这种契约式的民主的适用领域广泛，不仅包括理论意义上通过民众选举产生代议人员组成政府而与人民订立社会契约；这种契约必须有监督机制保障实施，否则，这种代议制的间接民主就会变质。另外，器乐式民主还包括另外一种在现代社会管理中广泛适用的方式——行政合同的方式，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就实现行政目的而订立的、具有具体权利义务（职权职责）内容的社会管理行为，该种行为突破传统的单方行为方式而采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共同协商、妥协，达成一致而形成。行政合同适用的范围不仅局限于提供公共服务领域，也存在于传统的命令服从式的权力行使领域，前者如公共工程承包合同，后者如公用征收补偿合同等。

过程与结果的民主意味着社会民众从公权力与私权力在利益与权力的博弈中利益主体无缺位地参与整个决策过程，且决策的结果的达成必须是妥协与协商一致的结果，其内容的实现需要协议当事人的全面履行。（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美］汉密尔顿,杰伊 杰斐逊著《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66-267页。

［2］ 参见［英］约翰?邓恩 著,尹钛 译《让人民自由——民主的历史》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24—25页。

［3］ 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r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 making for development.New York.1975.。

［4］ 参见王锡锌《公众参与和行政过程—一个理念与制度分析的框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第4—5页。

［5］ ［美］阿伦?利普哈特 著 陈崎 译《民主的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6］ 转自欧内斯特?盖尔霍恩 罗纳德?H?利文 《行政和行政程序法概要》，黄列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9页。

［7］ 王锡锌《公众参与和行政过程—一个理念于制度分析的框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第183页

作者：王茂

契约式社会管理论文 篇2：

如何建立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运行机制

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新一届国务院对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善公共服务作出重大部署，明确要求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多利用社会力量，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近年来，上海通过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基地、设立社会组织发展专项资金、加大政府购买力度等手段，不断培育、扶持、发展社会组织，但同时，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还没有形成制度性安排。

为此，课题组通过召开市专家等专题研讨会、考察社会组织、搜集相关材料等途径，初步总结了本市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经验做法，并就如何建立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运行机制提出了建议。

一、上海开展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情况

（一）基本情况

2000年，上海通过对民办养老院每张床位予以一定补贴的形式，率先从养老领域开始探索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2003年，上海市、区两级政法系统成立了新航、阳光、自强三个民办非企业单位，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从事社区矫正人员、“失学、失业、失管”社区青少年和药物滥用人员的相关社会服务工作。上海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开始在面上逐步铺开。2005年，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府出台了《浦东新区关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试行）》，首次以文件形式肯定和完善了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此后，各区县也相继出台了扶持和规范政府购买服务的政策文件。2011年，上海市委、市政府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社会组织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政府部门要将购买服务的资金列入部门年度预算，并逐步扩大购买服务的比例。”这是上海市级层面第一次以文件的形式明确政府购买服务。为加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规范管理，2012年市财政局研究制定了《上海市市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预算管理暂行办法》。近年来，上海各级政府出台的相关文件达17件，使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向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根据社会组织年检结果统计：2010年，上海各级政府通过购买服务、补助等形式为社会组织提供的资金为37.89亿元，占社会组织年度总收入的14.5%；2011年，政府提供的资金额为41.02亿，占总收入的14.7%；2012年本市各级政府用于扶持各类社会组织发展的资金投入（主要是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和资助）达45亿，约占社会组织年总收入15.7%。比2011年和2010年资金投入的比例有所提高。同时，政府资金的使用覆盖范围比较广泛。全市各级各类社会组织中，2012年得到政府资助的社会组织数约占总数的36%，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约占7.5%。

（二）资金来源

目前，上海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资金来源，主要有三种渠道：一是专项发展资金。如：闵行、静安、虹口、松江等区相继设立了社会组织发展专项资金，部分街镇也设立了社会组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的专项资金。二是财政预算资金。如：市政法系统每年拨款6700多万元；浦东、闵行、静安等区每年购买服务的资金都在1亿元左右。三是预算外资金。如：2012年，市、区两级福彩公益金约投入1亿元用于社区公益服务项目招投标和创投。

（三）购买方式

上海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方式，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种：一是独立关系竞争性购买模式（公开招标），即购买者与承接者之间不存在资源、人事等方面的依赖关系，购买者通常采用招标的方式来选择最合适的服务提供者，体现物有所值的原则。如浦东、静安、长宁等区每年推出公益服务类项目面向社会组织公开招标，项目资金逾亿元。二是独立关系非竞争性模式（项目发包），即购买者与承接者之间是独立关系，但在选择程序上，常常采用的是非竞争性方式，而不是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如上海市委宣传部委托文化发展基金会面向社会开展公益文化项目资助，上海市民政局委托市慈善基金会等多家社会组织兴办社会福利事业。三是依赖关系非竞争性模式（费随事转），即购买者与承接者之间是依赖关系，通常为“上下级”，购买程序是定向和非竞争性的。如上海市市政公路行业协会接受政府委托和转移事项共7项，涉及市政基础设施养护交易中心管理、市政路用材料备案、市政机具（施工）检测、市政行业职业技能鉴定、市政行业岗位培训考核管理、文明工地评比和市政重大工程立功竞赛活动等。

此外，还有部分政府部门或街镇根据自身需求，直接寻找相关社会组织，以有限竞争或自行协商沟通的方式进行购买服务。

（四）主要做法

上海在开展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时，一般采取“政府承担、定项委托、合同管理、评估兑现”的程序，主要有以下几种做法：

1.建立协调机制。为确保政府购买服务顺利开展，上海已有部分区县建立起跨部门的协调机制，负责政府购买和扶持公共服务项目的评估审定、资金分配、公示评审结果和项目完成情况等工作。如杨浦区成立了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联席会议，由区政府分管领导担任召集人，发改、财政、民政、监察、审计等部门作为成员单位，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区民政局。浦东、长宁、虹口等区也相继成立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审定（评审）委员会。这些区县普遍明确民政部门做好项目征集发布、资质审查、初审把关、执法监察等，财政部门统筹安排预算、实施政府采购、评估资金使用效率、拨付资金等，相关职能部门积极配合的分工协作机制。

2.设立专项资金。为更好地满足社会公共服务需求，改善公共服务质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闵行区政府从2008年起，每年就拨出1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向社会组织购买公益服务项目。闵行区民政“十二五”规划中还提出，要在现有1000万元专项资金的基础上，每年按照20%的幅度进行递增，到“十二五”期末，政府用于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资金不得低于区财政总支出的0.5%。2011年，为突破公益福彩金资助领域的限制，虹口区也从财政资金中拨出1000万元作为社会组织发展专项资金，用于购买社会组织除“扶老、助残、救助、济困”之外的公益服务。静安区下发了《静安区关于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试行）》。2012年，静安区下发了社会组织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社会组织初创期经费补贴、发展激励和购买服务的标准和流程；虹口区还开始探索公益服务项目配套资金统一管理模式，要求公益服务项目的配套资金按照有利于公益服务项目的实施、符合公益服务项目审计和评估的要求，划拨至统一账户。

3.搭建购买平台。一是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基地。2010年，上海市级公益孵化园基地——“上海市社会创新孵化园”正式开园。这是由上海市民政局立项，福彩公益金提供资金支持，通过招标的方式委托社会组织运营管理。孵化园通过提供场地、设备、培训等培育残疾人就业产业链，解决特殊人群社会融入问题，被誉为“上海加强社会建设的重要成果”。目前，上海已建立各类孵化基地17个，投入政府资金达到1.2亿元。二是开展公益伙伴日活动。2011年起，市民政局每年举办“上海公益伙伴日”，每届活动都吸引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150逾家单位参展，各参展单位达成各类合作意向超200项，签订了几十项伙伴合作协议。

4.探索范围标准。一是扩大购买对象的范围。目前，上海社会组织中能够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有两类：一类是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还有一类是未正式登记的社区群众活动团队和志愿者服务组织。长宁区将扶持的对象由“社会组织”（包括具备法人资质的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扩大为“公益性组织”（将不具备法人资质的党员志愿者工作室和社区群众活动团队纳入扶持范围）。二是扩大了购买内容的范围。浦东新区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是由委托社会组织管理市民中心起步，扩展到养老服务、教育培训、社区矫正、民族融合、外来人员子女教育等多个公共服务领域，其中，司法、教育、卫生、民政、社会保障等部门都引入了专业社工机构。

（五）取得成效

实践证明，推行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是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加快服务业发展、引导有效需求的重要途径，对于深化社会领域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整合利用社会资源，增强公众参与意识，激发经济社会活力，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效率，都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项目与人民群众所急所盼所需直接对应，能够使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和管理落到实处，为形成人民群众赢得实惠、政府赢得民心、社会组织赢得发展、社会赢得和谐的社会建设多赢格局创造了条件。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转移了政府部分职能，弥补和完善了政府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不足，又能够促进社会组织自身发展、壮大。政府购买服务后，社会组织在政府与社区居民的联系中发挥了桥梁作用，在开展为民服务中发挥了助手作用，在推进小区管理、提高居民和谐生活中发挥了参谋作用。同时，在项目运行过程中，社会组织的非营利性和广泛动员志愿者参与项目等特质，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此外，社会组织是创业和扩大就业的重要渠道，通过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可以推动青年就业、提高青年创业愿望。

二、制约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社会组织参与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越来越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但总体上讲，本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还缺乏对制度安排的整体性规划，主要有：

1.政策法规不够完善，社会组织发展的整体制度环境缺乏顶层设计。与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相比，相关法治建设仍显相对滞后，也缺乏制度性安排，如：政府公共财政框架中缺乏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内容，涉及社会组织的社会保障和税收政策不够健全等。

2.现有社会组织登记注册制度“准入门槛”过高，影响一部分社会组织的成立与发展。许多民间自发性社会组织面临着成立难的问题。首先，不少社会组织由于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而难以正式注册登记，主要是部分行政机关因为怕担责任而不愿意担当业务主管单位，因为按照“双重管理”体制的职责分工，业务主管单位需要承担社会组织日常管理的九项职责，而机关的“三定方案”中并没有管理社会组织的职责定位，这些单位没有相应的编制人员、资金保障等。其次，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和行政机关的不断精简整合，越来越多的新兴社会组织找不到业务对应的行政管理机关，因而难以找到相应的业务主管单位。

3.政府对社会组织管理缺乏“基础性”制度支持，其重心长期局限于社会组织的登记，难以进入社会组织的运作过程。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社会组织的管理不仅有登记、年检等刚性的合法性管理制度，还包括评级、信用管理等与社会组织日常运行相关的基础性管理制度。基础性管理制度规定了政府有关部门要对社会组织是否积极参与公益活动、是否规范运作、是否较好完成政府或其他组织委托项目等行为进行记录，而且还要求政府和公众共同参与对社会组织的资质和信用级别进行评估，这个评估结果对社会组织获取公共资源的可能性具有重要影响。当前，正是因为这些基础性制度的缺失，有关部门实际上很难对社会组织的具体运作过程进行引导与管理。

4.市、区层面缺乏社会组织可以参与公共治理的组织载体和制度保障，社会组织实践“社会协同”的探索尚局限于街、镇层级。近年来，随着上海社区建设“两化一覆盖”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社区社会组织作为社区建设的“实体”得到快速发展，街、镇层面出现了一种不同于政府行政管理的社会自我协调机制。但是，街镇层面的这些社会诉求缺乏进入市、区层面公共治理结构的制度化途径。

5.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还没有形成制度性安排。在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方面还存在着政策制度不健全、体制机制不完善、规模范围较小等问题，与中央加快构建现代社会服务体系、增强民生保障能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目标要求和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社会服务需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范围仍偏窄、资金偏少、比例偏低。据2012年统计，本市社会组织收入中仅有15.7%来自于政府，而世界上非营利组织的这一比例平均在45%以上。

此外，在调研过程中，社会组织反映比较突出的还有：1.在政府公共财政框架中未设立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科目；2.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随意性大，缺乏相应的制度规定；3.政府购买服务时对社会组织的人力成本和管理成本定价过低；4.由于实行机打发票，即使是财政拨款的政府购买项目，社会组织仍需要缴纳5.6%的营业税和1.7%的附加税，结余部分要缴纳所得税，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社会组织的负担，不利于社会组织壮大发展。5.由于社会组织的整体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在一些项目发包时存在能力匹配的社会组织匮乏或竞争性不够的问题，这在区级或街镇层面显得尤为突出。

三、建立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运行机制的对策建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2013年9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在全国基本建立比较完善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制度，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高效合理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体系和供给体系，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显著提高。《指导意见》明确了政府购买社会力量服务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任务，明确了政府购买社会力量服务的购买主体、承接主体、购买内容、购买机制、资金管理及绩效管理。其中指出：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主体包括依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成立或经国务院批准免予登记的社会组织，以及依法在工商管理或行业主管部门登记成立的企业、机构等社会力量。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主体应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备提供服务所必需的设施、人员和专业技术的能力，具有健全的内部治理结构、财务会计和资产管理制度，具有良好的社会和商业信誉，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险的良好记录，并符合登记管理部门依法认定的其他条件。从中可以看出，社会组织是政府购买社会力量服务的主要对象。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指政府将原来由政府直接提供的、为社会公众服务的事项交给有自制的社会组织或市场机构来完成，并根据社会组织货市场机构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支付服务费用的一种新型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上海要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契机，认真落实《指导意见》的有关要求，继续加大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力度。不管是登记管理机关，还是综合管理部门以及其他业务主管部门，包括社会组织自身在内，都要合力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实现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社会化、市场化、规范化，以逐步形成“政府部门倡导推动、社会组织自主运作、社会多方共同参与”的运作模式。

一要以强化财政的公共职能为切入，搭建政府购买服务的平台和渠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但也存在市场自身无法解决或解决得不好的公共问题。从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现状来看，发展性政策、管理性政策、服务性政策的绩效是依次递减的，这说明公共政策的服务职能有待于进一步深化。要在服务性政策绩效评估上有所突破，充分发挥公共财政解决公共问题和服务公共目的的职能，强化财政的公共职能，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系，逐步把计划型财政转变为服务型财政，先在点上突破制度约束的瓶颈，对现有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项目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类。要贯彻落实已有的法规政策，设立社会组织发展的公共资金，制定实施细则。需要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政府部门按照事先确定的项目，提前向财政部门申报公共资金年度预算。财政部门则在相应的类下面，明确购买服务的款、购买民间组织服务的项，建立一整套公共资金管理制度，建立规范合理的政府收支分类体系，建立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渠道和路径。有关专家指出：建设和谐社会要从公共财政做起，确保公共财政事务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其中，包括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在纳入公共财政框架上予以突破。

二要以落实《指导意见》精神为契机，研究完善社会政策。政府社会管理的核心是社会政策，它是政府干预社会的主要手段和基本措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社会政策是政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实现公共利益而制定的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这一公共行为规范、行为准则和活动策略。要以落实《指导意见》为契机，发挥政府有关部门（如登记管理机构、综合管理部门、人事部门、财政部门等）、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多方力量，对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机制加以全面深入的研究。既要贯彻落实已有的法规政策，制定实施细则，又要坚持科学、民主、公平这三大原则，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构建比较健全的社会制度体系。主要是：1.建立健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相关制度和配套政策，进一步明确和规范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范围和程序。2.研究制定并动态完善《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目录》，监督、指导各类购买主体依法开展购买服务工作。3.研究制定并动态完善《承接政府服务的社会组织资质条件及目录》，把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行为纳入年检、评估和执法工作体系。4.加强对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资金管理、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提高购买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要以试行招投标为中心，建立完善工作机制。继续拓展政府部门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领域，尽快建立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契约化管理机制。一是试行招投标方式。政府部门通过社会招标方式，实现择优采购；社会组织通过竞标，展开公平竞争，获得政府部门购买服务项目。二是项目发布和征询机制。一方面，通过信息化手段，打造信息发布平台，将政府部门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项目事先公布，使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在这一平台上都相对主动，而不是被动地参与购买服务工作。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向社会组织征询次年购买服务事宜，社会组织就可以提供的服务提出申请，申报项目计划书，经专家评审后予以项目确认。三是实施契约式管理。据调查，63.4%社会组织希望政府采取契约式方式购买民间组织服务。按照满足产业发展和社区发展需要的原则，设计规范购买服务的资金流向，采取项目的契约式管理或者“一揽子”购买合同，明确服务对象、服务方法、服务数量和质量以及服务的监控和评估方法等，并以降低成本和鼓励竞争为出发点，科学合理地确定购买服务的价格，有效地规范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全过程，力求将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从部门制度上升到全市性的制度性安排，推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

四要以建立评估机制为抓手，提高购买服务质量。建立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综合评估考核机制，设立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既要有定性指标，又要有定量指标，综合评价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绩效。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事先商定购买服务时，确定服务内容、质量评估等内容；加强过程控制，对社会组织服务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在社会组织完成服务后，运用社会力量对服务内容、质量、效果等进行科学评估考核，旨在提高社会组织服务能力和水平，优化公共事务的社会管理。对购买服务的项目委托有资质的市场中介机构进行评估，完善社会第三方评估机制，保证评估机构的客观公正，确保购买服务的高质量。

五要以公益性服务为重点，探索购买服务新途径。要尽快出台一些政策，积极尝试公益性、福利性设施“公办转民办”、“公办民营”和“民办公助”等运作模式。适当实行“公办转民办”（政府部门运作某项服务，转为社会组织运作），鼓励公办民营（即政府部门建造某个项目后，交社会组织运作）、民办公助（即社会组织运作，政府部门给予补贴）等多种方式，提高公共服务的职业化、专业化程度，提升社会组织信誉度，逐步形成“政府、社会、市场”三位一体的互动体系。■

（执笔：王茵，上海市社会工作党委研究室）

契约式社会管理论文 篇3：

中职校契约式班级管理的实践反思

◆摘  要：本文首先分析了中职校契约式班级管理的价值，然后给出了具体的构建方案，并指出实施契约式班级管理所需要注意的问题。希望论文研究能够促进学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

◆关键词：契约式管理;心理契约;班级管理;反思

目前，我国中职学校主要采取制度化管理模式对学生进行日常管理，部分中职学校甚至引入半军事化封闭管理的方式限制学生日常出行，或者对操行积分进行量化考核，将学生在校期间的一言一行纳入到操行考核的范围，对考核不合格的学生动辄给予处分，更有甚者责令学生退学。这种僵化的量化管理模式容易导致学生对日常操行考核过于关注，影响正常的学习生活，造成学生养成亦步亦趋、谨小慎微的性格，不利于学生个性化、多样化的发展。僵硬的量化管理模式过于强调学生对学校的服从，虽然短期上确实能够纠正学生一些不好的习惯，但是从长远上来看，极度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在管理理念上，量化管理模式更多的是强调学校对学生行为的管控，剥离了原本应存于学生管理工作中的教师指导，不利于学生养成自律习惯，也不利于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在这种管理理念下，学校与学生容易形成对立关系，双方缺乏交流的意识，容易将微小的矛盾积累成大问题，最终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恶果。因此，中职学校应当构建更为科学、民主的班级管理模式，将刚性的学校规章制度与柔性的学生自律公约相结合，以更加人文的方式，约束部分学生的不良行为。这种情况下实施契约式管理模式十分必要。

一、中职学校契约式班级管理的现实价值

在中职学校班级管理工作中引入契约精神有三个方面的重要价值。

一是有利于中职学校实现培养人才的终极目标。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于2014年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该决定中对法治观念、契约精神、公序良俗等社会治理层面的内容作出重要部署。中职学校作为中国青年人才的重要摇篮，应当在实际工作中抓好对中央部署的贯彻落实。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升级，社会对人才应当具备何种能力的期望也在不断变化。中职学校只有不断转变育才观念，将为社会培养理论功底扎实、实践能力出色、法治观念浓郁、道德水准较高的新型复合人才作为办学的重要理念，才能够适应社会期望的变化。以往在中职学校中广泛存在的量化管理模式，不可避免的抑制了学生的思想和个性，打压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利于新型复合人才的培养。因此，构建新的管理模式是实现积极向上校园文化、提升学生自律能力和契约精神、培养新型复合人才的重要保障。

二是有利于帮助学生提高主人翁意识。在学生进行学习和自我管理的过程中，学生应当是该过程的主人翁，而在以往中职学校班级管理模式中，班主任取代了学生成为管理的发起者，学生则成为管理的对象。因此，有必要将契约精神带入班级管理模式中，不断激发学生的主人翁意识，这样才能培养学生步入社会后，在没有外界监管的情况下，刻苦学习和认真工作的能力。

三是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学生是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可以预见，未来的社会一定是一个尊崇良法善治的社会，让学生在学校期间培育出一定的契约意识，有助于学生适应未来的工作与生活，也有助于国家更好的构建法治社会，这也是中职学校作为国家人才培育摇篮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二、契约式班级管理模式的构建

只有学校、教师、学生三方共同参与、共同努力，才能够有效培育中职学生的契约精神和法治观念。在学校作为上，应当将契约精神融入到课程体系建设、社会实践活动、教育教学方式、人才培养方案等教育全过程，并在班级管理中引入契约精神的实质，只有让契约精神融入学生学习、生活的全部环境，才能够为学生营造一个有利于加强自我管理的良好氛围。

为了体现班级契约的庄严感，在草拟班级契约时，一定要严格按照我国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学校规章制度的规定构建有关条款，在契约中体现师生的平等关系，弘扬正确的价值取向，只有做到这点，才能够保证契约能够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为了体现班级契约的仪式感，教师应当采取座谈会与个别谈话相结合的方式，最终确定班级契约的实际条款，对学生提出疑虑的条款，做好解释说理工作，降低学生对班级契约的抵触情绪，获得全部学生的认可。在学生认可班级契约内容后，师生双方自愿签订契约，对双方的角色定位进行划分，对权利义务进行约定。

值得注意的是，班级契约作为正式契约，应当排除一些被心理契约所包含的内容。当一些规范被绝大多数学生认可接受时，比如上课不能聊天等，就不必要通过正式契约的条文来进行约束了。因为群体认可的契约往往才是最有约束力的，当上课聊天的学生感受到其他师生投来的不友好、不理解、难以置信的目光，自然能够感受到心理压力，也就不会在上课期间聊天了。所谓教育实际上就是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改造，因此心理契约具有更为强大的作用，更能引导学生向好的方向进步。

由此可见，在班级管理中融入契约精神，更能够激发学生自我管理和自我糾正的主动性，最终实现学生管理质量和学生能力水平的齐头并进。

三、契约式班级管理运行效果及反思

笔者将契约式班级管理应用到所带班级中，通过实践发现，班级学生主观能动性明显增强，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在学校、院系担任学生会或社团的干部职务，相较于其他班级，本班考试成绩班级平均分优势明显。但是，笔者也发现采用契约式班级管理模式存在两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是需要注意班集体与学生在心理契约上的统一。因为心理契约是不成文的契约，是根据公众的一般认识所构建而成的，在班集体中，每个学生都是不同的个体，对事物的认识往往有所差异，比如对晚上何时宿舍应该熄灯休息的问题，有的同学认为11点并不晚，而有的同学认为10点之后就属于熬夜。而心理契约并没有成文，有可能出现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因认识不一致产生矛盾的情况，因此在班级契约中就要先行预估心理契约的范围及内容，将学生全部认可的心理契约之外的内容，纳入到班级契约中进行评判和考量。在班级契约的实行过程中，也要注意对学生心理活动的观察，及时引导不理解契约条文的学生，消除部分学生的不满情绪，让全体学生积极投入到遵守契约的过程中，激发学生的守约动力。

二是对违约责任如何追究。当师生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签订了权利义务相适应的班级契约时，该契约自签订之时对包括教师在内的班集体产生约束力，一个具备效力且权威的契约才能够被全体师生广泛认可和遵守。但是，在日常管理过程中，有可能出现学生违反契约规定的情形，对这种情形的处理是否妥当，事关班级契约能否继续执行。在发生违约责任时，应当在体现公正的基础上，鼓励班级多角色的人员参与，通过讨论或者公证的形式处理出现的违约事由。

对以上值得注意的问题，笔者还认为需要通过完善奖惩机制和执行程序来辅助班级契约的实行，确保班级契约的有效性、权威性、公正性。具体包括三点。

一是公开班级重大事务内容。对班级管理的重大事项要做到及时公开，比如推荐党员名额、贫困生评定原则、奖学金评比依据、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定等，这些事关学生切身利益的事项一定要及时向班级传达，确保每一位学生的知情权、参与权，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学生对班级管理工作的认可。

二是畅通契约主体沟通渠道。班级契约在履行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问题，这时候就要加强班级各主体间的沟通，及时解决履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一步健全完善班级契约的内容。班级各主体包括教师、班干部以及普通学生。

三是严格执行契约约定。班级契约只有拥有权威性、约束力才能发挥长效长治的作用，而班级契约作为自治协议的一种，应当由更高层级的组织对契约管理进行监督，才能够发挥较好作用。可以向院系党支部发出申请，请求其作为班级契约管理监督者和违约责任追究者。

四、结束语

总之，契约管理模式是学生自我管理模式的一个创新。在实行班级契约式管理过程中，要将契约精神融入到执行全程中，针对不同群体的管理，要制定与之相适应的管理规则。

参考文献

[1]陈贤博.心理契约视角下的中等职业学校班级管理[J].职业教育研究，2020（07）：52-56.

[2]陆志慧.建构“班级契约”——班级管理的应然追求[J].名师在线，2017（23）：93-94.

[3]华南.心理契约：大学班级管理新境界[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1，15（01）：76-79.

作者：张巍 王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