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设计下的会计信息论文

2022-04-16

契约设计下的会计信息论文篇1：

基于契约过程的会计实证研究

摘要：文章在总结目前我国会计实证研究的黑盒子研究模式缺陷的基础上，从契约的角度对会计信息披露过程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基于契约过程的会计研究模式。文章的研究为我国会计信息实证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契约；会计信息披露；黑盒子会计研究模式；基于契约过程会计研究模式

本文在对现有模式总结的基础上，结合会计信息披露过程的契约分析，提出基于契约过程的会计信息实证研究模式，以期为学术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黑盒子的会计研究模式

蔡详等将会计实证研究划分为会计信息评价与会计信息编报和披露两个方面，本文主要从会计信息编报和披露方面来讨论会计研究模式。就会计信息披露而言，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因素包括三大方面：规则（会计准则）、激励因素（经济动机）和制约因素（公司治理），会计信息质量应该是这三方面综合影响的一个结果。但目前以会计信息编报和披露为角度的实证研究，更多的是针对一个方面进行的研究，对于其他方面的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考虑不足。当然，基于单一方面的研究能够集中研究力量，细化研究设计，从而使得研究更加接近现实而保证研究结论的准确性。但由于会计信息质量是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缺乏对其他因素以及相互影响因素的分析，很难保证结果的可靠性。

会计信息编报和披露包括会计准则差异研究和上市公司行为研究。基于会计准则影响的会计信息质量研究，如众多AB股的研究，更多地偏重于差异是否存在、差异的变化、差异的组成等方面，而对差异解释研究不足，更多的是以“推论”的模式进行。利润的差异最终体现为会计准则和上市公司行为的综合结果，而上市公司行为受制于公司所面临的不同资本市场的经济动机、治理机制和市场管制等因素，缺乏对这些因素的分析而简单地将差异结果归因于审计方面的差异，很难分析出事实掩盖下的本质。基于上市公司行为的研究也或多或少带有这样的问题。孙铮、王跃堂根据净资产利润率（ROE）的分布频率，按照市场监管政策将上市公司分为配股、微利、重亏和普通等几个区域，来推断上市公司的盈余操纵行为。显然，这样的研究设计过于简单，缺乏对其他影响因素的分析。陈小悦等采用在Jones模型中加入表示配股资格的虚拟变量的方法，来研究上市公司是否存在操纵盈余的行为。从理论上分析，除了配股政策外，还有其他的经济动机和约束机制都会对上市公司的可操控应计产生影响，这种单纯加入单一检验变量的做法，可能会将其他因素的影响结果叠加到检验变量上，会对结论产生不良影响。李增泉在研究资产减值政策时，主要考虑动机因素，对约束因素考虑不足，并没有加入治理机制等一系列的控制变量。蔡祥、张海燕同样以上市公司的计提减值准备为研究对象，其模型中除了包括一般的控制变量，还包括代表治理机制的股权集中度变量，控制变量更为全面，但仍显单薄。

目前基于我国资本市场的会计信息质量研究，即使在充分考虑了各方面的影响因素后，研究也只是简单地将各种因素一并加入回归模型中，然后分析各因素对上市公司的行为及其背后的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而缺乏各影响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换言之，目前的研究将规则、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三种因素对上市公司行为和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视为一致，并且认为它们之间是独立而没有联系的。但基于理论和事实的分析，公司向外披露的会计信息是一个信息系统的产品，在这个系统中，规则、激励、约束等因素都对信息的质量产生影响。规则规定了会计信息的一个大体范围，而激励和约束因素则在这个范围的基础上具体决定着会计信息的最终质量，它们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并非相同而没有联系。而目前研究普遍采用的黑盒子式的研究模式，缺乏对会计信息生成的整体过程分析，难以把握各因素对会计信息质量的作用，可能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黑盒子式的会计研究模式隐含着这样一个假设：所有的因素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都是相同的，并且影响的作用时间也是一致的。在这种研究模式中，我们能够知道那些因素会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影响，但无法了解这些因素是如何发生作用的，黑盒子式的研究模式阻止了我们对研究结论的更深理解和以此为基础的政策建议的提出。黑盒子式的会计研究模式如图1所示。

二、基于契约过程的会计研究模式

1．整体逻辑的分析。如果没有可靠的机制保证契约的执行，签订契约并不能减少代理成本。而会计数据能够作为限制契约各方行为的基准，从而能够在契约的制定过程和执行过程发挥重要的作用。由此，人们产生了对会计信息的需求，亦即对会计的需求。在交易过程中，为了降低信息不对称，交易各方就信息披露的内容、种类、格式和时间等达成一致，而披露方根据达成的协议披露会计信息后，信息不对称得到缓解，交易得以实现。虽然会计信息对交易契约的制定和执行有着重要作用，但会计信息本身（内容、质量等）却受制于交易各方达成的信息披露协议以及信息披露行为。在这样一个意义上，会计信息实质上也是契约的产物，是信息披露契约订立和执行的结果。

在资本市场中，由于会计信息公共产品特性、大集团行动逻辑等原因，所有的上市公司和投资者之间都采用由政府制定的相同的信息披露契约，表现为市场会计准则（制度）体系和一系列信息披露监管政策。上市公司根据这一套统一的规则，向投资者披露信息。由于上市公司和外部投资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信息不对称，基于披露的会计信息难以验证的考虑下，上市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可能会背离信息披露契约，采取操纵会计信息甚至是披露虚假会计信息的机会主义行为。理性的投资者和其他外部人，预期到上市公司（内部人）可能发生的机会主义行为，为了保证自身的利益，外部人会采取一系列的激励、监督、惩罚机制来约束上市公司的机会主义行为，以保证披露的会计信息符合自己的要求。同样由于信息不对称原因，这一套激励约束机制并不能保证完全发挥作用。那么当一个时期结束上市公司被证实存在有机会主义行为时，在第二个时期开始前外部人会与上市公司展开谈判，修订披露契约和完善激励约束制度，从而达到约束上市公司行为，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目的。而上市公司基于新的信息披露契约，采取另外的机会主义行为来满足自身利益的需求，从而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影响。综上所述，以契约理论的角度分析，会计信息的产生并非简单的由原始信息经过会计信息系统生成，而是遵循着“谈判——执行——约束——再谈判”的契约订立、执行、修订的过程。

与现行会计研究模式不同的，基于契约理论的会计研究模式更注重过程的分析，并在过程分析中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放松会计信息生成过程“黑盒子”的研究假定，也许能够使得研究设计更加接近社会现实，从而进一步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基于契约过程的会计研究模式的整体逻辑上的表示如图2所示。

与黑盒子式的会计研究模式相比，基于契约过程的会计研究模式所体现的最大差别在于抛弃了会计信息披露过程是“黑盒子”的假设，通过具体细化分析会计信息披露过程的各个环节，从而考察各种因素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根据上文分析，会计信息披露过程可以看作是信息提供者根据会计契约而采取一系列信息披露行为的过程，因此，针对会计信息披露过程的分析，必然离不开对信息提供者行为的分析。下文以信息提供者行为为核心，细化分析会计信息披露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完善基于契约过程的会计研究模式。

2．基于行为的过程分析。因为会计信息也是一种产品，只不过是一种性质有点特殊的产品，那么，针对会计信息质量——特殊产品质量的分析，可以借用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分析框架。古典经济学中关于产品生产函数如下形式：Q=f（C，L），其中Q表示产量，C表示资本要素，L表示劳动力要素。假设资本要素与劳动力要素投入一定，并且将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纳入分析中，生产函数模型可以改写为：Q=f（a，?准），a表示在一定劳动力要素投入的前提下的人的行为，?准表示环境的不确定因素。根据公式有以下推论：在生产要素投入一定的前提下，那么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取决于生产者的行为和环境不确定因素。同样道理，在会计信息的生成过程中，在其他条件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主要是会计信息提供者的行为和环境不确定因素。与物质产品生产过程相比，会计信息生成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并不多见，如发生火灾等不可抗力等因素而导致无法对外披露会计信息或者披露不完全会计信息的事情发生概率非常小，在会计研究中并不将这部分因素纳入分析中。因此，基于会计信息供给方的考察，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最重要因素是会计信信息提供者的行为，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研究就是对会计信息提供者行为的研究。

根据对于人在社会中行为模式的分析，影响人类行为的首要因素是规则。为了维护社会平衡或者提高整体福利，人的行为并不是毫无约束的，而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规则有很多种表现形式，包括正式的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正式规则是指明文规定的，在一定范围内应遵守的，以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准则，如法律、制度、契约等；非正式规则是指大家约定俗成的，由个人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如习惯、风俗、礼仪等。规则限定了人们行为的范围，在一个相对广泛意义的层面上约束着行为模式及其后果。同样的，在会计信息披露过程中，信息提供者的行为同样也受到规则的约束，约束着提供信息的时间、内容、格式、质量等等。在此，会计规则体现为约束会计信息生成的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和约束会计信息披露的由政府监管部门制定的信息披露制度。会计信息供给行为不可能脱离会计规则存在，那么以会计准则和信息披露制度构成的会计规则是会计信息质量的基础，影响着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

当规则确定后，如果信息是完备且对称分布的，人的行为可被直接观察，则人们会完全遵照规则来行动，此时规则得到实施，社会的总体效率最大化。如果存在信息不对称情形，人的行为不能被直接观察，那么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人们的行为可能会存在偏差，偏差的大小与外界影响因素相关。根据理性经济人的行为决策模型，人们在决定是否采取一种行为时，主要考虑的是收益成本约束。当行为带来的收益越高、成本越低时，人们越容易采取这一行为。那么，能够影响行动成本收益约束的因素，都能够对人们行为产生影响。这里，可以将增加行动收益、降低行动成本的因素称为激励因素，或者以经济动机表示；将增加行动成本、降低行动收益的因素称为约束因素，或以惩罚机制表示。相同道理，在会计信息披露过程中，也有激励因素和约束因素影响着会计信息提供者的信息披露行为，从而导致不同的会计信息质量。激励因素主要包括能够引起供给方信息披露机会主义行为的一些事件，如传统实证会计三大假设、满足政府监管要求的披露动机、实行利益侵占的经济动机等等。约束因素则指能够控制供给方信息披露机会主义行为的一系列机制，如公司治理机制、外部治理环境等等。这两方面因素约束着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影响了会计信息质量。

如果某人按照自己的效用函数行动后，没有遵循既定规则而给其他人造成了损失，那么其他人会通过一些措施对这个人进行惩罚，加大他的行为成本，使得他在下一次的行为中采取与规则一致的行为。如果这些措施有效，那么这种事后的惩罚（再约束）机制也能够影响行为。在会计信息披露过程中，如果披露方为了自身利益提供虚假的或者被操控的会计信息，事后被发现，那么，政府部门或者投资者会通过法律及其他手段来约束公司的披露行为，以保证在下一阶段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符合会计准则和披露政策的规定，从而改善会计信息质量。事前约束机制主要通过增大行为成本影响当期行为决策，事后约束机制主要通过增大行为成本影响后续行为决策。

综上所述，信息披露整体过程分析表明，信息供给方在会计准则和披露政策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初步的信息筛选和生成，然后基于自身受到的激励因素和约束因素的影响程度，进行行为决策，提供最终的会计信息，尔后根据会计信息披露结果，考虑事后约束因素，调整下一时期的行为决策。结合上文分析，基于契约过程的会计研究模式应该由上文所分析的三个过程构成，其过程描述如图3所示。综上所述，大体上会计信息披露过程可以划分为：初步筛选、行为决策和行为评价三个过程，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因素包括规则、激励因素、约束因素、事后约束等。这些影响因素并非是同时作用以及具有相同的影响力，而是根据会计信息披露的进程，遵循一定的环节来发挥作用。具体而言，在初步筛选阶段，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因素是会计规则，即会计规则初步限定了会计信息供给的范围和水平；在行为决策阶段，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因素是对信息提供者的行动成本收益约束产生影响的各种非契约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在会计契约所限定的范围内，会计信息所能达到的质量和水平；在行为评价阶段，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因素是一些事后的惩罚、监管机制，并且这些因素主要体现为对下一阶段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上。因此，会计信息披露过程并非是一个简单的“输入——输出”过程，仅仅将其视为黑盒子，会抹杀掉不同信息披露过程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的差别，基于契约过程的会计研究模式是在具体分析会计信息披露过程的基础上，讨论各种因素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这样的研究设计和研究结论应该更为贴近现实情况。

三、结论和讨论

本文总结了目前我国会计信息编报和披露角度实证研究的缺陷，从契约的角度对会计信息披露过程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基于契约过程的会计研究模式。会计信息披露过程并非是一个黑盒子，包括初步筛选、行为决策和行为评价三个过程，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因素包括规则、激励因素、约束因素、事后约束等。这些影响因素并非是同时作用以及具有相同的影响力，而是根据会计信息披露的进程，遵循一定的环节来发挥作用。因此，会计实证研究应当建立在对会计信息披露过程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得到更为合理和准确的结论。

参考文献：

1．蔡祥，李志文，张为国．中国实证会计研究述评．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03，5（2）．

2．黎文靖．基于契约过程的会计稳健性研究——信息权力视角的另一解释．中山大学博学位士论文，2006．

3．蒋义宏．净利润境内外审计差异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02，（7）．

4．王立彦，刘军霞．上市公司境内外会计信息披露规则的执行偏差．经济研究，2003，（11）．

5．孙铮，王跃堂．资源配置与盈余操纵之实证研究．财经研究，1999，（4）．

6．陈小悦，肖星，过晓艳．配股权与上市公司利润操纵．经济研究，2000，（1）．

7．李增泉．我国上市公司资产减值政策的实证研究．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01，3（4）．

8．蔡祥，张海燕．资产减值的计提、追溯与市场效应．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04，6（3）．

作者简介：黎文靖，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

收稿日期：2008-02-07。

作者：黎文靖

契约设计下的会计信息论文篇2：

政府财政支持对企业R&D投入的激励问题研究

摘要：委托代理关系下的信息不对称使得政府面临着企业R&D投入的博弈难题。基于对博弈动机的分析，政府财政支持与企业R&D投入的博弈过程可分为事前不完全信息博弈和事后不完美信息博弈两个阶段，其中事前博弈是通过建立收益矩阵来讨论双方的策略选择，事后博弈是政府在约束条件下设计契约合同来激励企业遵守承诺，刺激R&D支出。分析表明，当创新型企业的信号成本较低，或者原始创新与二次创新的R&D补贴率差别明显时，企业具有较大的积极性进行逆向选择，而且，政府对创新型企业的税率优惠幅度随着企业的努力成本增大而降低。因此，政府需要通过加强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建立健全监督问责机制、完善政府与创新型企业的契约合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等措施来降低博弈成本，提高R&D的投入产出率。

关键词：政府财政支持；企业R&D投入；博弈

一、引言

企业是最重要市场主体，增强企业的获利能力，是企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科技创新作为优化配置的一种方式，可以减少资源耗费，提供多样化的消费需求。研究与试验发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简称R&D）是企业科技创新的知识源泉和技术来源。企业的R&D投入主要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等三个方面。2007年到2012年，我国R&D经费支出明显增长，从2007年的3710.2亿元到2012年的10240亿元，年均增长22.5%，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1.40%上升到2012年的1.97%，增速比较明显，但是与科技领先国家3%以上（美国、日本、德国等）的R&D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2007年到2012年，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占我国整个R&D经费支出的比重年均为17%左右，与美、日等发达国家30%以上的占比差距较大。尽管从R&D支出规模和研究人员数量上来看，我国已经步入科技投入大国的行列，但是R&D的强度和质量却不容乐观，而这严重制约着我国自发研究能力和原始创新能力的提高。

随着国民经济的积累，要素禀赋结构和技术结构得到明显提升，原始创新对于经济方式转变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将更加凸显。“十二五”规划指出我国需要不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增强共性、核心技术突破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扩大R&D规模，增强R&D强度，提高R&D质量，有助于推动技术进步，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战略目标。在实践中如何平衡好政府财政支持与企业R&D支出，最大程度发挥科技资源的效能，是首要解决的问题。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科技创新能力的形成主要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文化环境，基础条件，制度体系。其中制度体系涉及到项目评估、资金支持、产业政策、融资系统、知识产权制度等诸多方面，这些因素可以归结为政府的政策导向。本文拟从R&D资助（或补贴）的制度层面，来探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政府与企业在科技投入上的委托代理博弈过程，研究财政支持对企业R&D投入的效用。

二、政府和企业在财政支持R&D活动中的动机分析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支撑，而R&D活动可以通过推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来保证长期产出。国内许多学者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政府财政支持与企业 R&D 投入之间存在显著关系。朱平芳、徐伟民认为政府的科技拨款资助和税收减免这两个政策工具对大中型工业企业增加自筹的R&D投入都具有积极效果，并且政府的拨款资助越稳定效果越好[1]。解维敏、唐清泉认为政府R&D 资助与上市公司进行R&D支出的可能性显著正相关，政府财政支持刺激了企业的R&D 支出[2]。赵付民，苏盛安认为政府直接资助或投资于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的研究发展活动都有助于企业增加R&D支出，杠杆效应和溢出效应是主要的，挤出效应尚不显著[3]。可见，R&D财政资助对企业R&D投入很可能存在杠杆效应或挤出效应、溢出效应，而这或许是政府与企业在信息不对称下相互博弈的结果。

鉴于科技创新成果具有公共品属性， R&D活动不仅能带来私人收益，而且能产生比私人收益更高的社会收益，曼斯菲尔德的一项研究表明，技术创新的平均社会受益为56%，而平均私人受益为25%[4]。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由于企业R&D投入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通过R&D资助、补贴或者税收优惠等财政支持途径诱导企业增加R&D 投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能够带来较好的社会效益，实现其经济目标和财政目标。如果被引导的企业进行共性技术的研发，将会带来更大的社会利益，最大限度满足地方政府的偏好，达到整个社会的帕累托最优。

然而，在委托—代理关系下，地方政府的这种期望与企业的经营目标存在很大可能的不一致性。在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下，企业并没有充足的动力进行R&D投入，这主要来自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企业R&D投入的成本高，在科技投入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上存在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科技创新成果的公共品属性会产生溢出效应，这引发了不同企业对创新投入进行“智猪博弈”。在发展中不断寻求“纳什均衡”，导致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动力不足，出现短视经济行为，同时先行者创新型大企业的创新成果较易受到市场追随者的模仿，使其市场份额和产品价格受到影响，盈利能力被削弱。

鉴于R&D成果的公共品属性具有使其遭遇市场失灵的可能性，以及政府与企业在科技创新投入中的偏好和博弈特征，政府有必要参与到市场中，与有创新需求的企业共同提供R&D。由于双方之间存在利益差别和信息不对称，政府与企业在科技投入上面临着很大的博弈可能性，共同提供R&D的效用取决于契约合同的激励性和政府的审核严格程度。创新型企业在申请R&D补贴时，政府并不十分清楚其真实类型，创新型企业在得到R&D补贴后可能进行原始创新，也有可能选择集成创新或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二次创新”行为。[5]因此，在面临原始创新比二次创新补贴更具吸引力时，信息的不对称性为企业提供了寻租机会，创新型企业可能采取逆向选择，通过释放有利于其收益的创新信号，骗取政府的R&D补贴或资助，这时政府面临着事前不对称的不完全信息博弈问题。政府则主要根据企业释放的R&D投入信号来甄别企业申请的创新方向是否与其目标相一致，前期审查的严格程度与政府的甄别成本，以及企业下阶段进行R&D活动的创新类型的后验概率存在正相关的关系。

因此，作为政策制定者，政府选择不同水平的R&D补贴和甄别成本与创新型企业进行事前博弈。在企业申请到R&D补贴，进行创新活动时，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同样存在，由于创新的风险性和成果的外溢性，企业可能会隐藏创新行为或者相关信息，产生道德风险[6]。政府只能观测到R&D的产出，不能直接观测到企业的创新行动本身，在风险的客观性和会计规避的利润诱惑下，企业可能违背契约合同，降低R&D活动的努力程度。面临事后非对称的不完美信息博弈，政府除了进行监管和审计之外，包含补贴率或税收优惠率的R&D激励合同更是双方合作共赢的前提。

三、委托代理框架下财政支持R&D投入的博弈模型分析

（一）模型假定

在讨论企业R&D投入的委托代理问题时，该模型仅考虑一个地方政府与一个当地创新型企业的博弈情况。我们将地方政府视为委托人，创新型企业视为代理人，它们具有不同的利益目标。提出如下假定：

（1）假定创新型企业在申请R&D补贴或资助之后，面临着两种选择：原始创新和“二次创新”，其中原始创新的补贴力度大于“二次创新”，这里将财政直接资助和财政补贴归为统一的R&D补贴率s，原始创新的补贴率为s1，二次创新的补贴率为s2，s1>s2>0。

（2）假定地方政府的利益目标具有双重特性，既要发展地方经济，也要保证充足的财力，因此，其利益不易衡量。我们通过确定分配系数β将创新型企业收益的一部分划归为地方政府所得，同时，分配系数β与法定税率e0具有直接关系，设定β与e0存在线性关系， β=e0+δ， δ>0，为常数。

（3）假定企业的生产函数为y=f（l，k，θ）=A·lα·kβ，其中l为R&D投入的人力资本，k为科研投入的物质资本，则企业的收益为：R=P·y=P·A·lα·kβ， P为创新产品的价格。企业的努力程度体现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入的数量、质量、运用状况等，因此，我们引入企业努力水平a简化生产函数，创新企业的收益函数为R（a，θ）=a+θ，其中θ为“自然状态”，表示不受政府和企业控制的外生的随机变量，其均值为0，方差为σ2，即θ～（0，σ2）。

（4）假定企业的成本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科技创新投入的生产成本和信号成本。生产成本为c=w·l+p·k，w为人力资本的工资，p为物质资本的价格。此外，信号成本设定为常数c0。

（5）假定委托人属于风险中性型，代理人属于风险规避型。政府与企业间的的契约合同为：S（R）=e·R+s·c=e·（a+θ）+s·c，其中e为政府对创新型企业的优惠幅度。

（6）假定企业的效用函数具有不变绝对风险规避特征，即u=-e-ρw，其中ρ是绝对风险规避度量，w是实际货币收入[7]。

（7）假定企业在科技创新中努力的成本为c（a）=ba2/2，b>0，b是创新风险系数，b越大，在努力程度既定情况下对企业带来的负效用就越大。

（二）模型分析

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我们从事前和事后两个方面来分析地方政府与创新型企业的委托代理博弈问题。

1.事前不完全信息博弈

这里，我们以地方政府和当地一个“二次创新型”企业为例来讨论，对于原始创新型企业，在面临R&D补贴时，基本上都会选择原始创新，因为模仿性的“二次创新”的效用太低。下文的企业代指“二次创新型”企业。当企业受到政府财政政策的引诱时，如果申请原始创新补贴，则企业要付出令政策制定者信服的信号成本进行伪装，总收益为：π=R-（1-s1）·c-c0，如果按照企业真实类型申请“二次创新”补贴，总收益为：π=R-（1-s2）·c。对地方政府而言，面临企业的R&D补贴申请，政府根据企业的R&D投入数据和申请来甄别其真实意图，设定甄别成本为Cs，这里对模型进行简化，假设政府只有两种选择：甄别和不甄别，并且仅讨论政府对创新型企业进行R&D资助的情况，见表1。政府对创新型企业实行优惠税率的情况与此类似。

企业1甄别1不甄别原始创新1R-（1-s1）·c-c0，βR-s1·c-Cs1R-（1-s1）·c-c0，βR-s1·c二次创新1R-（1-s2）·c，βR-s2·c-Cs1R-（1-s2）·c，βR-s2·c

政府与企业在这个博弈过程中，不存在占优的纳什均衡，企业是否发送原始创新的信号，取决于R-（1-s1）·c-c0与R-（1-s2）·c的比较，如果前者取值大于后者，企业具有进行伪装原始创新的动力，反之，则反映真实的创新类型。同理，政府在双重目标的行为指导下，其选择甄别与否也是建立在收益比较的基础上，如果βR-s2·c-Cs>βR-s1·c，则政府会详细审查企业的R&D补贴申请是否符合真实条件。因此，纳什均衡的策略组合与补贴率s1，s2，信号成本c0，政府甄别成本Cs以及s1与s2之间差别的大小有着密切关系。当c0<（s1-s2）·c时，企业会释放原始创新的信号，表明信号成本较小时，或者补贴率与差别明显时，企业就有更大的动力去伪装自身。当Cs<（s1-s2）·c时，政府会对企业释放的信号进行甄别，这意味着在Cs足够小，或者补贴率s1与s2之间差别过大时，政府逃避信息甄别的可能性会大幅度降低。

2.事后不完美信息博弈

在创新型企业申请到R&D补贴之后，如果企业隐藏行动或信息，则政府面临着企业带来的道德风险，在仅能观测到创新产品情况而不知道企业创新行为的条件下，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事后信息非对称的不完美信息博弈。[8]进行事后非对称信息博弈时，我们把R&D资助和税率优惠都考虑进去，政府的收益为政府的税收所得减去契约合同中的激励成本，即ψ=β·R-s（R）。由于政府是风险中性的，则政府的期望效用等于期望收益：

Eψ=E（β·R-s（R））=E[（e0+δ）·R-e·R-s·c]

=E[（e0+δ）·（a+θ）-e·（a+θ）-s·c]=（e0+δ-e）·a-s·c

代理人的实际收入为：

v=（1+e-e0）·R-c（a）-（1-s）·s

=（1+e-e0）·（a+θ）-ba2/2-（1-s）·s

企业的确定性等价收入为：

Ev-ρβ2σ2/2=（1+e-e0）·a-ba2/2-ρβ2σ2/2+s·c-c

令为企业的保留收益。如果企业的确定性等价收入小于，那么企业将拒绝激励合同，不申请R&D补贴。因此，政府的问题就是选择契约合同s（R）中的两个变量：税率优惠幅度e和R&D资金补贴率。政府的最优化问题为：

maxa，e，sEψ=（e0+δ-e）·a-s·c

s.t.（IR）（1+e-e0）·a-ba2/2-ρβ2σ2/2+s·c-c≥

（IC）a∈arg max（1+e-e0）·a-ba2/2-ρβ2σ2/2+s·c-c

由激励相容约束IC解出，a*=（1+e-e0）/b然后令参与约束等式成立，将a*代入，求得s关于e的表达式，代入目标函数，上述最优化问题可以重新表达为：

maxe（1+δ）（1+e-e0）1b-（1+e-e0）212b-112ρ·e2·σ2--c

一阶条件为：

（1+δ）-（1+e-e0）=ρ·b·σ2·e

即有：

e=δ+e011+ρ·b·σ2

s=1+1c-（1+e-e0）212bc+ρ·β2·σ212c

由求解结果可知，政府对创新型企业的税率优惠幅度e是关于参数b，ρ，σ2的减函数。在创新型企业属于风险规避型这一假定的基础上，企业的风险规避度ρ越大，企业受益的方差σ2就越大，即企业越惧怕创新行为带来的负效用，越逃避原始创新的责任，从而愿意承担的风险自然偏低，在理性的政府进行合理财政支出的前提下，过于规避风险的创新型企业所享受到的税率优惠幅度e相应偏小。政府在确定税率优惠幅度e时，同样考虑到企业的努力程度，根据e的表达式，税率优惠幅度e与企业的努力成本系数b呈负相关关系，并非创新型企业越努力，享受到的税收优惠就越大。当企业R&D投入的努力成本系数过高时，政府更倾向于降低对该类型企业的税率优惠幅度以节约十分不确定的风险成本，从而避免财政资源的浪费和财政赤字的出现。因此，在事前不完全信息博弈过程中，政府需对企业经营数据全面分析，谨慎确定不同类型企业的税率优惠幅度。同样是对企业R&D投入的激励，资助补贴与税率优惠却有不同的效应，税收优惠政策通过直接影响企业的税后利润来调动企业创新的积极性，而资助补贴是政府为推动相关产业政策，鼓励企业开启配套创新举措而提供一定的资金保障。这一思路与该模型的结论相吻合，根据补贴率s的表达式，政府为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对风险成本较高的企业补贴力度较大，用资金补贴来降低创新型企业的风险规避系数。

四、政府财政支持企业R&D投入的对策与措施

（一）加强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降低企业的逆向选择

事前非对称信息条件下，企业在R&D资金补贴的诱导下具有向政府释放伪装创新信号的动力来获取财政支持，这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较低的信号成本和较高的原始创新努力成本。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影响R&D投入的要素着手，其中R&D人力资本是较容易被企业进行包装的灵活因素。提高研发人员的福利待遇水平，改善研发基础条件，将增大企业的信号成本，降低逆向选择行为。政府通过加强对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或者鼓励企业与研发机构的技术合作，提高研发人员的科研水平，将降低创新型企业的努力成本，企业进行原始创新的真实动力就会增强。[9]加强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将有助于约束企业的逆向选择行为，同时强化信息披露的真实性。

（二）建立健全监督问责机制，降低创新型企业的道德风险

创新型企业申请到R&D补贴之后，可能会对政府隐藏自身的创新行为或信息，违背契约合同中的约定。因此，政府需要在事后行动中加强对企业的监督和问责，以保证作为委托人的目标收益。当政府在定期或不定期监督中，发现企业的创新行为与事前承诺不符，企业将受到严格处罚，并且该违约行为会被披露在最终向社会公开的R&D活动绩效评价中。此外，企业获取的R&D资金补贴的使用情况也是政府监督的一个重要部分。企业可能并没有将资金补贴切实投入到规定的研发过程中，而通过伪造会计信息来粉饰资产负债表。政府可以经由政审或委托会计事务所对创新企业的会计信息进行审核，追踪问责，进而提高创新型企业的违约成本，降低事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道德风险。

（三）完善政府与创新型企业的契约合同

政府对于企业的R&D激励效果主要体现在契约合同中的税收优惠幅度和资金补贴率，但是委托人付出的激励成本不一定能带来预期收益，创新型企业始终存在违约风险。政府R&D资助对企业R&D支出有显著的激励效应，且企业知识存量越大、规模越大、行业技术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发挥政府资助的激励作用（国有企业除外）[10]。因此，对于创新基础薄弱的我国企业来说，应将政府R&D资助视为一项长期产业政策，这就需要把企业每个阶段的“声誉”纳入绩效评价机制，在考量政府与企业的长期动态博弈时，将“声誉”作为影响因子加入并完善下个阶段的契约合同，增强企业R&D创新的连贯性。从资金补贴率的角度来看，提高原始创新与二次创新的补贴的差别，将提高政府有关部门对企业的事前申请信息进行甄别的积极性，增强双方合作的有效性。

（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

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形成的创新产品具有差异化特征，能够为企业赢得市场竞争优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主知识产权已经越来越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然而，当知识产权不能得到有效保障时，R&D活动的不完全排他性将降低企业进行原始创新的积极性，市场中的模仿企业会驱逐原始创新企业，进而降低整个行业的创新能力。为改变这种不良状况，政府亟待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制度，营造利于企业创新的法律环境，将部分外部收益内在化。同时，政府需要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实现对创新型企业在税收、融资等方面的帮扶，通过税收优惠，优化R&D资助补贴，拓宽融资渠道等路径，鼓励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型企业进行R&D活动，降低对创新成果外溢的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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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于永信.政府引导企业科技投入的模型分析与实证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9.

[10]白俊红.中国的政府R&D资助有效吗？来自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1（4）：1375-1400.（下转第60页）2013年第6期王艺：“营改增”对我国财税体制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作者：李祥龙　陈少晖

契约设计下的会计信息论文篇3：

会计信息薪酬契约有用性：回顾与展望

摘要：本文从决策有用观下的财务目标出发，从会计信息契约有用性的视角探讨了会计信息对薪酬契约的作用。在综述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发现，会计信息具有显著的薪酬契约有用性。具体表现为：薪酬契约的形式影响会计信息的生成；会计信息的特征又影响薪酬契约的结构。会计信息与薪酬契约之间存在相互的内生关系。最后，对目前的研究进行评论并指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会计信息薪酬契约综述

财政部在2006年2月1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会计准则，新会计准则认为财务会计的目标是决策有用性，那么这里的“决策”主要体现在投资决策和缔约决策两个方面。孙铮、刘浩（2006）指出在中国特有的制度背景中，有两类基础研究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索，第一，与投资决策相关，即投资者如何使用会计信息特别是机构投资者和噪声交易者；第二，与缔约决策相关，即会计信息的产生与契约形式之间的相互内生关系。因此，只考虑会计信息对薪酬契约的单向作用是不全面的，应同时考虑会计信息与薪酬契约二者的相互影响，才能全面地认识会计信息在薪酬契约中的作用。鉴于此，本文基于会计信息契约有用性的视角，从实证研究领域综述了会计信息在薪酬契约中的作用。

一、会计信息的契约有用性相关文献回顾

Watts和Zimmerman（1986）提出会计信息的契约有用性理论。他们首次将制度经济学的契约理论引入会计研究，以契约成本作为切入点，构建了实证会计理论，研究指出：会计信息的作用就是为现代企业中形成的明示或默认的契约充当利益协调机制并对契约的执行起监督作用。该理论提出之后，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本文从会计信息薪酬契约有用性的两个方面，综述了国内外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

（一）会计信息的薪酬契约作用如何影响公司的会计行为

该类文献通常属于盈余管理的范畴，即将薪酬契约视为外生变量，以检验契约形式对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学术界对盈余管理的定义有诸多观点，Healy和Wahien（1999）认为盈余管理是指企业管理当局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和通过规划交易以变更财务报告的机会主义行为，旨在误导那些以经营业绩为基础的决策行为或影响那些以会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契约后果。国外对盈余管理的研究始于20世纪的80年代，纵览以往研究成果，大量的文献考察了管理层薪酬契约与盈余管理的关系。

1.国外文献综述

Healy（1985）在年度奖金计划研究中指出，因为基于会计盈余的奖金薪酬是管理层薪酬的重要组成部分，管理层具有运用操控性应计利润来增加奖金薪酬的动机，从而提出了薪酬最大化的盈余管理假说。MeNiehols and Wilson（1988）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他们将研究限制在备抵坏帐科目上，估计出“正确”的备抵坏帐，将实际发生值与估计值的差值作为操控性应计利润检验红利最大化假设，得到与Healy一致的结果。Balsam（1998）的研究表明无论分红计划是否存在，当薪酬与会计盈余的相关程度较高时，总经理越有可能采用提高盈余的会计选择，导致操控性应计项目的数值增大。Guldry等（1999）研究发现大型跨国公司分部的经理在无法达到其奖励计划规定的目标盈余时，或按照薪酬契约计划的规定达到最高奖金限额时，他们更可能通过递延收益的方法实施盈余管理。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公司经理人员拥有操纵利润的机会，他们会综合考虑盈余管理行为对声誉、股权结构、股票期权薪酬和盈余奖金计划的综合效应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Balsam、Yang和Yin（2006）使用美国大型公司1992—1993年间的数据进行了检验。在混合回归中，结果表明现金流量、非操控性应计和操控性应计的系数都显著大于零，但非操控性应计的系数比操控性应计的系数略小。这说明管理层薪酬依赖于操控性应计的权重大于非操控性应计。作者进一步考察了样本期间管理层薪酬与以上会计指标的时间序列特征，结果发现管理层薪酬对现金流量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对操控性应计和非操控性应计的依赖性越来越弱。作者認为，随着盈余管理和管理层薪酬的研究发现逐渐被实务界所关注，大型公司的薪酬委员会更加注重在薪酬安排中识别潜在的盈余管理行为，从而导致以上结果。Carter、Lyneh和Zeehman（2007）注意到美国萨班斯法案的实施要求公司管理层在更高程度上保证公司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公司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风险也大大增加。作者把研究样本划分为两个期间：1996—2001年间和2002—2005年间，结果表明在萨班斯法案实施后，管理层薪酬与报告盈余的关系更强，薪酬契约中对报告盈余的权重也得以提高。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公司盈余可靠性的增强和盈余操控性的减小，公司管理层的薪酬契约对盈余指标的依赖性得以加强。

2.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在该类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较多努力，考察管理层薪酬和盈余管理关系的文献也逐渐增多。与国外的研究一样，围绕薪酬契约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在我国实证界并没有达成一致，研究结论也大相径庭。

王越堂（2000）以A股上市公司三大减值政策的选择为例，从契约理论的角度，结合我国政治和经济环境的特殊性，对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行为及经济动机进行了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会计政策选择和公司的各种契约安排无关，而更多的和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经营水平及审计意见有关。杜滨（2002）利用数理模型从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分析了经理人员在面对给定的分红计划时的行为特征，同时验证了Healy的“红利计划假设”。刘斌等（2003）采用逐步回归与路径分析方法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CEO薪酬与企业业绩的互动效应，研究表明CEO进行盈余管理或利润操纵的动机并非增加其公开性薪酬，而应该是除公开性薪酬以外的其它因素。卢锐（2007）运用2001—2004年间上市公司年报数据对管理层权力、薪酬、业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证实管理层权力型企业的管理层会利用盈余管理提高货币薪酬的假设。周泽将、杜兴强（2009）以上市公司的2958个年度样本实证研究盈余的不同组成部分与高层管理人员薪酬之间的关系。当将盈余划分为经营现金流项目和应计项目时，实证结果显示主要是应计项目影响了高层管理人员薪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应用Jones模型将应计项目区分为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和不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研究结果发现主要是不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影响了高层管理人员薪酬。

（二）会计信息的特征如何影响薪酬契约结构

该类研究强调了会计信息对契约结构的内生影响，研究会计信息在公司薪酬契约中的运用，认为会计信息是薪酬契约制定的依据。实证领域的研究主要分为薪酬契约的设计作用和对管理层的评价激励作用。

1.会计信息在薪酬契约中的设计作用

公司薪酬契约中对财务报告数字的直接使用，如以会计盈余数字来衡量企业管理层的努力程度，确定管理层的薪酬，是会计信息薪酬契约有用性的直接证据。早在19世纪的英国，经审计的会计报告己成为制订管理报酬的依据，并且当时英国的部分公司章程或章程附则直接将管理报酬与报告盈余挂钩。Sloan（1993）研究了会计绩效度量在管理者薪酬契约中的使用。研究发现会计利润与“市场调整的收益”之间的联系比它与未处理的收益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他还发现CEO薪酬与会计绩效之间的关系在股票收益中的市场成分含量高时更为显著，并且认为使用基于会计绩效的薪酬契约至少部分地完成了相对绩效评价[1]。Murphy（1998）调查了177 家美国上市公司年度奖金计划的详细信息，发现有161 家在它们的年度奖金计划中明确使用至少一种会计利润评价方法。Bushman等（1995）发现在公司内部业务单元，会计信息也被用于薪酬激励契约。Keating（1997）还证实了内部业务单元经理的薪酬契约对会计的依赖程度明显高于股价。

在国内实证研究领域，潘飞等（2006）收集了50份我国上市公司的薪酬契约，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契约中主要以财务会计信息作为激励指标，如净利润、利润总额和净资产收益率等；同时指出，我国企业高管人员激励契约中业绩指标的选择比较简单，没有考虑到高管人员可能会操纵会计指标，使得薪酬激励契约的有效性难以保证。

2.会计信息在薪酬契约的评价激励作用

Murphy （1999）指出经理人更理解如何增进会计业绩指标，经理人的激励主要来自会计业绩基础。该假说认为，由于许多CEO并不了解他们的行动对股东价值的影响，因此他们会更关注会计利润而非股价。为了克服忽略变量的问题，Bushman 和Smith（2001）同时以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作为企业高管努力程度的衡量指，从而比较会计业绩相对于市场业绩在衡量企业高管努力程度上的优势。Jensen 和Murphy （1990）以1974—1986 年《福布斯》公布的管理者薪酬调查数据为样本，用会计利润变化和股东财富变化对CEO 的月薪和奖金的变化作回归，他们发现会计利润变化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大于股东财富变化的回归系数，说明了会计利润有助于衡量管理者的业绩，在管理者薪酬契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后，国内外大量的研究采用回归方法对会计信息在企业高管薪酬契约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这类研究的主要区别在于会计信息變量（自变量）的选取上。Natarajan（1986）和Graver（1988）选取了盈余水平值、营运资本以及分离了非经营性项目的盈余水平值，而Bushman（1998）则选取了用市场价标准化后的盈余变化值。

在国内，杜兴强和王丽华（2007）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会计绩效指标（ROA、ROE）以及股东财富指标与上市公司高管现金报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会计绩效指标与股东财富指标均与高管现金报酬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但公司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在决定高管现金报酬时，更青睐于会计业绩指标。刘凤委等（2007）以反映企业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偿债能力的综合绩效因子作为会计信息的替代变量，研究表明企业综合绩效在高管薪酬契约中起到显著的积极作用。雷光勇等（2010）研究发现，股权分置改革后经理行为对会计业绩敏感性增强，公司长期发展的会计业绩变量回归系数及显著性水平明显提高，公司治理机制得到了改善。

二、评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国内外学者对会计信息薪酬契约有用性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大部分的研究结果都认为会计信息具有显著的契约有用性。具体表现为：薪酬契约的形式影响会计信息的生成；会计信息的特征又影响薪酬契约的结构。会计信息与薪酬契约之间存在相互的内生关系。但目前的研究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研究的理论基础比较单一。目前的研究大多基于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的经典代理理论。代理理论主要关注剩余索取权分享的合约安排，即如何确定企业高管分享企业剩余的比例，忽视了企业剩余计量质量与制度因素对交易成本（代理成本）的影响。

其二，研究方法不够丰富，研究范围较窄。目前，国内外大部分的研究采用的是单变量分析及多变量回归分析的方法，少部分研究利用问卷调查法分析会计信息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直接运用，研究方法不够丰富。同时，研究范围较窄。在国外的研究部分，针对美国资本市场的研究较多，而跨国的研究较少；在国内的研究部分，目前尚缺乏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与薪酬契约有用性之间关系的研究。

我国自2007 年实施的新企业会计准则，大量采用了公允价值。公允价值提高了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但公允价值对会计信息薪酬契约有用性有什么影响，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与契约有用性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都是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注释：

[1]相对绩效评价（Relat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简称RPE）是在委托代理框架下基于多代理人情形的一种特殊的激励机制。在相对绩效评价体系中，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是绩效形式的选择即绩效指标体系的构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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