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论的读书笔记

第一篇：社会契约论的读书笔记

社会《集体行动的逻辑》读书笔记

集体行动问题又称非市场决策问题，本是传统经济学不予研究的问题。但随着现代经济学的拓展和进步，学者们发现非市场问题并不意味着不能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自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以来，公共选择理论便作为一门新的分支在现代经济学中兴盛、发展起来了。公共选择理论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牢牢扣住了“经济人”这个最基本的行为假定，认为除了参与私人经济部门活动的人之外，公共活动的参与者也受制于此，即，都有使自己行为最大化的倾向;无行为主体的所谓公共利益(或集体利益)是不存在的。现在公共选择理论已渗透到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研究中去，国外许多学者还用它来分析计划经济的形成、演变及其像市场经济的转型，该理论也日益受到我国学术界的热情关注。奥尔森教授撰写的这本《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则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之作。

传统观点普遍认可这样的观点：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的集团通常总是试图增进那些共同利益。如许多工会理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补偿权力”概念、及对压力集团的研究都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的。但奥尔康教授却在本书中明确指出这种论断是错误的。当然各类组织的成员总是期待增进他们的共同利益，工人期待工会为其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农场主期待农场组织为其成员争取更有利的法律;股东期待公司为其增进利益。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以现代大公司为例，不像股东人数少的公司，在股东数量众多的现代大公司，管理人员拥有自主权，他们能够控制大公司，甚至为自身的利益而牺牲股东的利益，这样的事实却是令人惊讶。在股份公司里，普通的股东拥有解雇管理人员的法定权利，如果管理人员把公司作为谋取自身利益的该工具，股东集团受到了损失，自然有足够的理由解雇他们，可是大多数这样的情况下股东是不会这么做的。究其原因是这样的，在一个有着成千上万股东的大公司里，典型的股东要解雇管理人员的努力可能不会成功;而且，即使成功的话，由于典型股东拥有的股票只占股票总额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回报(更高的红利或股价)的大部分也会被其他股东分享。公司收入对股东来说是集体物品，因而通常情况下典型股东不会对管理人员发难。

也就是说，在一个集团内部，集团利益是公共性的，即集团中每个成员都能共同且均等地分享它。这也就意味着，不管个人是否付出成本，他都能享受到集团的共同利益，而这样的性质促使集团的每个成员都想“搭便车”坐享其成。集团越是大，分享收益的人越是多，为实现集团利益而进行活动的个人分享的份额就越小。所以，在严格坚持经济人及其行为的假设条件下，经济人或理性人都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

基于这样的结论，奥尔康教授对集体行动作了进一步分析。首先奥尔康教授根据集体利益的相容性和排他性，将各种种各样的集团分为两大类，即利益相容性集团和利益排他性集团。排他利益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既有利益”，这样的集团碰到的是“分蛋糕”问题，因而希望分利者越少越好，分利集团越小越好，故这类集团总是排斥他人进入;而相容性集团则碰到“做蛋糕”问题，自然希望人越多越好，集团规模越大越好，故而这类集团总是欢迎具有共同利益追求的行为主体加入其中。因此，奥尔康教授判断：较之排他性集团，相容性集团就有可能实现集体的共同利益。

奥尔康教授还将小集团和大集团进行比较，发现两者不仅有量上的差别，而且尤其关键的是二者在质上也是完全不同的。他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大集团行为，

在研究中他发觉大集团行动是相当困难的。首先，因为集团规模大、成员多使得集团组织运行成本极高，加之收益的分享问题、吸引成员加入的方法问题都使得组织大集团行动陷入困境。其次，组织集团行动以实现利益增殖问题，也只能是可能性。因为总要防止集团成员“搭便车”的行为倾向，它已变成解决集体与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为此，在多个成功案例的研究中，奥尔康教授发现了这样的运行机制，即强制入会制和“有选择性的激励”，大集团或申请法律强制其潜在成员入会，或向其成员提供大量有选择性或非集体性收益并排除其他非成员分享，使得潜在成员知道加入集团对自己的益处而不加入可能总成的损失远远多于会费，从而吸引更多成员加入。此外，对集团的每个成员区别对待、“赏罚分明”。

当说到小集团时，奥尔康教授特意申明：他的关于大集团的理论都不适用于小集团。小集团因其成员人数少。为实现集团总收益而付出的成本小，即使有些成员必须承担提供集体物品的所有成本，他们得到的好处也要比不提供集体物品时来得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是相一致的，可以假定会提供集体物品。所以，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组织起集体行动;具有有选择性激励机的集团比没有这种机制的集团更容易组织起集体行动。

第二篇：《社会学的想象力》读书笔记

社会学家的理想形象

----《社会学的想象力》读书笔记

赖特·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像力》其主旨，并非探讨社会学的想像力是什么，而是追寻一种路径，指明每个社会学家，乃至每个社会科学的学者，为什么应当选择掌握社会学的想象力;假社会学的想象力，他们的使命又是什么。米尔斯批判了一个当今知识分子阶级的社会定位，塑造了他理想中的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

为此，米尔斯在书中摆出了战斗的姿态，在全书的第二至第六章中，他严厉地批判了社会科学中的几种流行趋势。而在第七至第十章中，米尔斯从否定性批判走向了对知识分子本位的寻找，我不得不说，这一次他站到了社会现实的对立面上，他渴望召唤社会知识分子来教化科层制顶峰的领袖和弱智化了的普通大众——一个使徒般的理想。

社会学的想像力是米尔斯战斗的武器，他将其定义为一种视角的转换，即将“环境中的个人困扰”转化为“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论题”，他认为只有这才能使人认清自身价值，从焦虑与淡漠的陷阱中挣脱出来，站在更高的层面上看待这个价值缺失的时代。同时，社会学的想像力帮助社会学家回归经典的社会分析：关注历史中的社会结构，主旨与紧迫的公共论题和持续的人类困扰直接关联。

而社会学的领域中，显然有一些与传统目标背道而驰的趋势，这种倒退不仅使社会学研究变得无益，在米尔斯眼中，知识分子也将因此被这个无知的世界所消化。

第一种趋势是宏大理论流派，米尔斯对宏大理论的代表人物帕森斯的《社会系统》作了精细的分析，从而刺穿了宏大理论的面具，宏大理论用枯燥乏味的概念游戏替代了轻松自由的想象力，企图迷惑读者，从而构造一个不切实际的概念王国。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就完全不能解决关于冲突的问题，因而被米尔斯尖刻地称为“百分之五十只是晦涩的用词;百分之四十是众所周知的教科书社会学”，另外百分之十，鉴于它的含糊不清，很可能被借作意识形态上的工具。

而方法论的登峰造极，则造就了另一不良的趋势，即对“抽象经验主义”的盲目崇拜。他指出，通过对各类研究的简单的加总，绝不可能达成对社会的完整认识，而只是一种奇怪的砌砖成墙的努力。他鄙夷抽象经验主义对系统的研究历史和比较方法的拒绝，也怀疑数据取得的过程中信息的缺失和数据的人为修饰。虽然也有人辩解称这种方法论的抑制将助长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专业化的进程，但米尔斯似乎对称为“科学家”不屑一顾，他认为这使他的群体降格为助产婆式的专家。

抽象经验主义对时间、机构和金钱的特殊需求也极有可能使社会科学的研究堕落为一种行政职能，发展出一整套恐怖的科层制体系，并为整个社会的科层化服务。社会科学的学者事实上被称作“学术行政官”，他们组成互相攻讦的派系，排斥独立学者，服务于社会的非民主领域，培养出自身的“合理性功能”并试图创造更广泛的“功能合理性”，他们是十足的权威的工具。而有这样一群社会科学的学者正在变成为某一特定群体服务的实用性角色。学者对“改变世界”的渴望，或是自身理想和价值的缺失，使他们积极投靠社会上层，追逐实用性而非其它。他们研究他们的新主顾们的问题，试图通过“学术”的方式为急需证明其权力正当性的决策层生产“权威”。米尔斯用悲哀但愤怒的语调评价说：“若是说有人正在出卖自己，那就有些天真了，而且也不甚妥当;因为，这种苛刻的词汇只有在确实有东西出卖时，才是妥当的。”

现今时代的社会科学，不再关注人类的多样性，放弃了比较研究，过分强调专业化从而不愿整合社会科学的各个部分作系统化的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抛弃历史，切割历史，狭隘地看待历

史，对历史进行“仪式化的运用”。同时，他们忽略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从而错失了对个人生活历程进行研究纪录的机会，去做对所谓“人性”的抽象。这些现象在米尔斯看来都是相当荒谬的。

在米尔斯看来，正确的研究方向应当是关注时代的显著特征，以及历史在这一特定时代中构建出来的过程;也应关注“人性的本质”以及在时代中哪些类型的个人开始盛行。在这个后现代社会中，随着科层制的广泛运用，大多数人运用个体理性的机会被扼杀，成为“快乐的机器人”，而社会科学的使命在于用理性与自由改造社会。自由首先是阐明实际可行的多种选择，而理性所承担的社会任务是在阐明各种选择的基础上拓展在构建历史过程中人类决策可影响的范围，因此，运用自由和理性，人类不是被创造而是可以创造历史，是启蒙运动重现的时刻了。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公共的智力工具，超越日常生活的环境，关注公共论题、私人困扰以及潜存在二者之下的时代的结构性趋势。社会科学的学者赋有教育和公共职责，必须捍卫理性和个体性，使其成为民主社会的主流价值，从而对所处的社会结构和时代产生影响，再度打造自由的理想，重现社会科学的古典价值。

这一古典价值，在米尔斯的时代，在我们的时代，又有多少实现的可能性呢?知识分子是否当真会朝这一方向发展呢?我想米尔斯本身也会持存疑态度吧。

米尔斯面临的是一个万头攒动的战后大众消费社会，在这个年代里，有《寂寞的群众》，有《推销员之死》，米尔斯在自己的社会研究(《权力精英》、《白领》等)著作中也勾勒出了一幅黑色的图景：“后现代情境”带来了理性的沉沦与退化，自由和民主不再是人们追求的中心价值，权力集中在科层制顶峰，知识分子与工人领袖被收编，普通人变得弱质化。换言之说，这是一个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达到极致，人类的大地上一片信仰荒芜的时代。这个年代，与米尔斯企图重建知识分子地位的理想环境当然是极不相称的。

对此，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像力》最后这样写道：“我们要以我们已经或在一个完全民主的社会的假设来行动。”这是一种多么不合时宜的殉道情操啊!我想这才是米尔斯真正要抨击他的

同行们的重点。当今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们，在米尔斯眼中，是失去了信仰，失去了行动力，从而毫无价值的一代。他们沉迷于数据或是文字游戏，其实质是对社会责任的逃避。而米尔斯在书中，是多么地怒其不争。他是多么希望能够敲醒他们，让他们和自己一道，戴上社会学的想像力这副望远镜，站在世界之巅，向着这满目的荒凉呐喊，唤醒民众理性的热情。

米尔斯还在附录中详细介绍了他的治学之道，从建立学术档案到进行社会调查，步骤是相当明晰的。比照吉登斯在《社会学》中介绍的社会学研究的通常方法，也会发现是更有创造性和可操作性的一个示范。我从中的受益就像我在看整本书时的感觉是一样的，或许我还不明确我能做什么，该做什么，但在适当的时候，米尔斯教会了我不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论是社会学还是法学，既不是孤芳自赏，也不是缘木求鱼，而是一种“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一种站在公共论题的高度上的真切关注和考察。

看到过一张米尔斯的照片，工装裤，运动鞋，骑着BMW的重型机车，据说，他还有BMW原厂发放的机车维修资格证书。他的独立学者风范，我们可以表面化的说，从一张照片上体现了出来。而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中，米尔斯所体现出的批判精神，更是这个时代，一名以学术为业的知识分子必然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姑且不论其他社会学家对米尔斯的批判作何回应，《社会学的想像力》仍理应是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的领域中一本具有启蒙意义的著作。

第三篇：读书笔记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关于读《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心得体会

一九二五年，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外无国家统一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内无民族独立而受封建主义的剥削的状况。想要在当时中国获得解放和和平，只能通过革命的形式推翻三座大山。人民真正实现当家作主，赢得革命获得新生推翻敌人统治最好的也是必需的方式就是进行武装斗争，武装斗争的形式是拥有人民拥护的革命力量即军队，革命力量的源泉来自于人民。而在此时刚刚成立四年之久的中国共产党在对革命力量的同盟军问题上出现分歧，毛泽东提出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较强针对性的问题，就此作出了详细的回答并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进行了正确客观的分析。

为什么要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详细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及其形式是什么?中国共产党怎么把握社会各阶级同党的关系与距离?

首先，为什么要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详细分析?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解释：

第一，当时党内出现了以陈独秀和张国焘为首的机会主义错误，严重影响了党的政治活动，阻碍的党的发展机遇，扰乱了党的发展方向。其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在党的发展的关键时期必须解决一切阻碍，纠正党的思想路线和前进思路，认清错误并最大限度的减少损失。

第二，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刚起步，缺乏革命经验，对社会总体状况把握不足，党的历史根基不够牢固。作为一派新生的革命力量，仅仅成立四年之久，在强大的敌人面前缺乏有力的打击能力和切实可靠的同盟军力量。很大一部分党内人士对历史背景和社会发展形势缺乏客观认识，头脑不够冷静，判断和预断能力不足。对错误的观念、是非模糊问题以及遇到的新问题和新困难缺乏思想准备和行动指南。只有对党所生存的社会环境进行冷静的分析才能少走弯路，得出正确的结论和指导方向，巩固党的根基和实践经验。

第三，中国共产党内很大一部分人还没能真正辨清敌友，意志不够坚定，对敌人的斗争和朋友的团结不够坚定。党内存在少部分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差的人员，为得己私权与私利，大搞宣传和拉拢，动摇一部分人员的衡量标准和准则，颠倒敌友，破坏了同友好人士的团结和协作，措施有利时机，为敌人赢得了机会

和时间，严重损坏了党的自身利益。对于搞政治分组的现象关键是对党内所有人员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正确的分析进而得出结论可以是党看到真正的形势和动向，从思想的高度凝聚党内一切力量。

第四，协调好并处理好党和广大社会不同阶级人民的联系与距离需要对社会阶级作出清醒而又明确的认识。党的发展面临机遇和挑战，抓住牢固的同盟军力量就是抓住了有利机遇。社会各阶级的利益和自身需求各不相同，抓住关键本质才是根本。有的阶层是党的可信赖力量就要抓稳并协调好关系;有的阶层动摇不定，就要等待有利时机并借机吸收可靠力量，对反对派要决不手软坚决打击;有的阶层明显与我们利益不和，投靠封建和帝国列强顽固势力要坚决同其作斗争。

其次，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及其形式是什么?那么这些阶级与共产革命军的客观关系又如何呢?

在此，我认为中国社会的情形以及各阶级动向发展最直接关联的是生存问题，当时北方军阀割据，广东有蒋介石集成的一派黄埔军队，而共产党还没能组织一像样的正规军队，也没有广大的根据地。吃饱穿暖是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只有那些没有生产资料又对压迫他们的阶级恨之入骨的才能真正自发的靠拢到革命方面来，只有革命还能是唯一的获得生存的道路;有部分自给的在侥幸心理与革命前景暗淡时也会动摇倒向反革命派，而看到革命曙光时，又会倒向革命派;而那些除自给外大有剩余或压迫者们是不会站起来搞革命的，他们认为搞革命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到头来还有可能两手空空，打到自己。

毛泽东针对社会实情和历史背景做出了客观的认定和分析，将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划分为六大类：

(一)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

(二)中产阶级

(三)小资产阶级

(四)半无产阶级

(五)无产阶级

(六)其他游民无产阶级。

那么，中国共产党怎么把握社会各阶级同党的关系与距离?

地主和买办这些阶级的目标很明确，而又有个人与集体形式存在必需的必备条件，他们为生存为谋求个人利益是坚决反革命的，共产革命军要将斗争的矛头与之针锋相对不放松、不妥协、不放弃，直至彻底击垮。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

资产阶级，他们在历史的尘埃下不断演变也成为了一方为数不少的阶层，具有民族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应当让他们认识到革命的趋势与必然性，未来中华民族的道路该如何走，未来人民的前进方向。他们也很快会认识到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必定会很快分化，所以要最大限度的吸纳革命派人员，争取中间派的支持。小资产阶级内的各阶层可分为三个不同的部分。即自给且有余、基本自给、不能自给三类。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可以看见革命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也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我们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我国的农业生产始终是处在极其落后的状态，且绝大多数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只有让广大的农民群众掌握推翻压迫和生存的绝对武器，才能真正翻身自力更生，过上幸福的生活。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他们的优势有：分布集中、亲近农民、战斗力强而持久。对于游民无产阶级应该正确引导方可变成一种革命力量。可以总结一下：友好革命派、争取中间派、斗争反革命派、堤防不稳定派。

历年以来，出现思想与意见的分歧是正常的，斗争也是始终存在的，不管是党内还是党外。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的，只有经过斗争和讨论才能正确判断问题的正误，得出正确地结论，获得更全面的方法策略。实践证明，要着眼于大局，从大战略、多角度、全方位、细方针来看待问题，用冷静的思维反复论证与实践才能得到真理，永不被驳倒。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正是革命的根本需要解决的问题，一切问题都要在根本上找原因找出路，既不会走弯路也不会多走路。本文可以看到毛泽东指出了科学分析问题的根本方法，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他教给了我们独立思考的方法和根本立场，让我们把握了社会规律和特点，教给了我们斗争的方法和策略，在现代生活中也同样适用。我们应该善于学会并且运用这样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在处理日常各种事务中做到应变自如，将来做出更好的成果报答社会，回报人民。

2010-03-06

张鹏

第四篇：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读书笔记,读后感

题目:《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读后感

摘要: 本书一共分为四章，分别是第一章,文明和社会控制. 第二章,什么是法律?第三章,法律的任务第四章,价值问题,然后分别从这四个方面入手分析.从第一章的“文明和社会控制”入手，论述了文明、社会控制和法律三者之间的关系，强调随着文明的发展，法律已成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

第2章,强调了“什么是法律”,分析了有效法律行动的局限性，得出“如果法律在今天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它就需要宗教、道德和教育的支持”的结论。第3章“法律的任务”，论证法律的目的是正义，它能在最少阻碍和浪费的条件下尽可能多地满足人们的利益.第4章“价值问题”，提出了法律价值的理论，强调价值问题虽是一个困难问题，但它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并对当代的三种法律价值论进行分析评判，提出“真正合理的价值评价方法。”

关键词: 法律社会控制 道德与宗教

罗斯科〃庞德:1870年，出生于美国的内布拉斯加州。庞德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学习植物学，分别于1888年和1889年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889年，他到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习，一年后转到西北大学法学院，在那里读完了法律学位。他返回内布拉斯加州开业当律师，继续他的植物学研究。1898年，他在内布拉斯加大学获得了植物学博士学位。1903年，庞德成为内布拉斯加大学法学院院长。1910年，他开始在哈佛任教，并于1916年成为哈佛大学法学院的院长。1948年来中国任国民党政府司法行政部与教育部顾问

.《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的作者是罗斯科〃庞德的代表作品之一,通过学习这本书从让我对法律这门学科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书名上看，涉及的关键词只

有两个：法律和社会控制。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律是手段，社会控制是目的。这样看来这本书似乎是很简单的，但是我们要沿着这两个关键词去追本溯源。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白什么是“法律”、什么是“社会控制”。其次，法律为什么能、怎么能成为社会控制的手段?社会控制是法律的终极目的吗，或者社会就是要实现控制吗?其到底要实现什么样的控制?最后，在现实中，法律是怎么来实现的。上面的问题仅仅是一个大致的框架性质的概述下面就分节来详细记录。

第一章：文明与社会控制

从人类文明的存在和发展的宏大角度探讨“人类对社会的控制”，作者以其远大的历史眼光，认为“文明是各门社会科学的出发点”，并进一步探讨了文明的概念——即他所谓的“是人类力量不断地更加完善的发展，是人类对外在的或物质自然界和对人类目前能加以控制的内在的或人类本性的最大限度的控制”;“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在庞德看来是三类：道德、宗教和法律，并且在他看来，道德和宗教的作用随着“社会控制”世俗化已渐渐远离中心舞台，法律是近代世界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而且必须强调的是，这种法律依靠的是一种日益强大的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且这种强力已为法律所垄断;作者接下来引导我们来关注在强力支撑下的法律背后的“目的”——正如庞德所言“我们一定要为法律找到一个较好的根据，一定要找出强力背后的某种东西，强力不可能是社会控制的最终现实”，法律不应当只是英国奥斯丁等人所说的那样是“主权者的命令”，法律不应当只是“政府为了自己而存在、法官或行政官员为了行使权力而进行审判”，强力究其根本来说不过是实现法律目的的手段，而并非法律目的本身。一个没有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以实现公平正义为目的的法律及法律制度，恐怕只能

是权力恣意的武器和专制政府的大棒。

第二章:则接着分析和论述，“什么是法律”。作者认为什么是法律这一问题之所以争论不休的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根源在于“三个完全不同的东西都曾用着法律的名称，而人们试图以其中一个为根据来解释所有这三者”，这三者即指法律秩序、决定争端的权威性资料、司法和行政过程，而争议的大部分是针对第二意义上的法律的性质，而庞德又进一步指出这种权威性资料应当涵盖三个方面的内容：各种法令、技术和理想。其中的法令成分是由各种规则、原则、说明概念的法令和标准的法令组成的，当然，关于规则、原则、概念、标准的定义作者都进行了回答。在梳理了什么是法律的这一基本问题后，作者又抛出了其他的两个关于该问题的观点：法律乃是权力;法律应是一种权威性的价值准则。在他看来，其实法律仅仅只是对权力的一种限制，是把权力的行使加以组织和系统化，并使权力有效地维护和促进文明;另一方面，他也认为法律的存在和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即法律不仅仅代表一个时代的社会中阶级色彩鲜明的价值判断，它应该是一个经过历史发展和维系的理性的“教导传统”，而并非简单地被当做一种特定的价值取向适用于社会生活中。作者接下来还简要地论述了法律渊源的相关问题，以及比较系统地分析了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所能得到实现的一些实际限制。

第三章:作者进一步探讨“法律的任务”这一问题，总体上认为法律的目的意味着“那样一种关系的调整和行为的安排，它能使生活物资和满足人类对享有某些东西和做某些事情的各种要求的手段，能在最少阻碍和浪费的条件下尽可能多地给予满足”;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得承认某些利益，由司法过程和行政过

程承认和实现在某种限度内的利益，并努力保障确定限度内的利益。作者在后文中着重分析了利益的几大分类，如个人利益、公共利益、社会利益，特别强调利益之间的界限以及不可避免的利益间的冲突与竞争;如何来保障这些利益?作者认为主要应通过赋予主张利益的人以法律权利来进行保障。然而，从古至今关于权利的界说数不胜数，作者详述了关于权利学说的演进历史，并在集众家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关于权利的“六意说”，并进而批驳了那种“过错说”，因为这种学说的支撑还是在于“法律是实施强力的威胁”这一观念;如同看待法律的概念一样，作者也同样认为“重要的是法律权利的背后的要求”，且这种要求是否在理性上得到承认和尊重。

第四章:作者无可避免地谈到了法律的价值问题，他认为在每一种场合下人们都使各种价值准则适应当时的法学任务，并使它们符合一定时间和地点的社会理想，而实际上已经有了三种方法来处理价值尺度这一问题：一是从经验中寻求一种协调各种冲突利益并使这种经验得以合理发展的方法;二是依照一定时间和地点的文明的法律假说来进行评价;三是依靠于一些公认传统性权威观念。最后，作者尤其强调了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所需要的一种“合作”，而且这种“合作”应当是与自由的个人主动精神相结合，作者反对那种或偏向极端化的个人主义，也不赞成那种抹杀个人能动性的盲目“合作”。

最后, 通过读《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这本书,浅谈该书的现实意义

本书中，庞德对法律主的产生、任务都作了深刻的分析，庞德的法律思想在美国的立法、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曾成为美国官方的正法学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法学研究和法治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具体而言如下：

(一) 关于法学研究方法。

庞德主张以法律为中心，结合其它手段来实现社会控制，把法律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中研究，主张法学和其它社会科学相结合，拓宽法学视野。就当今而言，法学的研究要突破现有框架，必须转换新的视角

(二) 关于法律对权力的限制。

庞德说道：“今天许多人都说法律是权力，而我们总是认为法律是权力的一种限制。”他认为，作为高度专门形式的法律秩序，建立在政治组织社会(也即国家)的权力或强力之上，但法律绝不是权力。它只是把权力的行使加以组织和系统化起来，并使权力有效的维护和促进文明的东西。“当人们被赋于权力时，他们就会专横，法律一开始就设法压抑这种倾向。”在建设市场经济而溃乏自由主义传统与意识的中国，对国家权力的适当限制，尤其显得重要。正如哈耶克所言，我们要尊重“自生自发的秩序”，尽量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维护个人的自由空间。同时，在中国官员头脑之中，有一种传统的观念，即“法律是治理平民百姓的工具”,在法治建设中，要改变这种观念。

(三) 关于合作与自由。

本书中，庞德认为，要想达到对自然和内在本性的控制，必须承认两个因素，一是合作的有秩序组织起来的活动，也即文明合作;二是自由的个人主动精神。他认为，文明合作是导向文明的极其重要价值准则，但他同时强调，不要因为合作是文明中的一个因素，就牺牲已建立起来的个人权利制度和自由成就。合作与自由二者的比例关系，在历史的发展之中处于动态的平衡之中，只有找到它们的平衡点，才能实现个体的权利与与自由，促进经济快速发展，从而实现更高程度的文明。中国的今天与庞德时代的美国不同，社会的主流观念还未完全摆脱计划

经济的意识惯性，在以前只注重合作，注重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体现的是一种有极左倾向的社群主义价值观，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缺少创新精神，从而导致了市场的僵化、个体精神的异化和歧形，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言，应如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那样，充分实现和保护个人自由、权利，促使个体自我精神的张扬。

第五篇：《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及其命运》读书笔记

社会主义的实现离不开资本主义

马克思的社会理想是实现“自由的人的社会”，并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的目的本身，而使全人类获得个人自由的社会主义是要在资本主义社会极度发展之后才能实现。

从马克思社会理想的来源来看，他通过古希腊的城邦国家的民主建制、城邦国家权力的公众性质和市民的“高水平的休闲方式”，看到了未来社会的某种雏形。而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和尊严，必须用民主制度代替等级制度。其主要条件是完成人的思想解放，认识到人自身的力量并且摆脱宗教和各种个人利益的束缚，并利用人的自由的、创造的活动取代雇佣劳动以实现劳动解放的要求。我觉得不论是在当时或者是现在，消除普遍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实施起来都是存在一定困难的，只依赖于个人劳动而取消雇佣劳动也不利于生产及资本的发展。

从思想解放和个人自由的角度来说，不同的国家制度下有不同的社会思想，相应的社会力量也主要是由执政党所掌握的。19世纪中期的欧洲在经历过宗教改革和资产阶级革命后，民主共和思想有了一定传播，各国资产阶级政权逐渐建立，但民众思想受宗教影响仍比较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自身力量的认识不够深刻，个人的自由民主并不是社会主流。即便是现在的中国，个人的完全自由也是无法实现的，个人利益要服从社会利益，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从扬弃私有制、实现劳动解放的角度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雇佣关系仍无法被取代。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大规模工厂制度建立，相应地出现了象征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虽然带来了如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劳资关系不平等、无产阶级受到压迫等一系列问题，但其为社会进步和全人类生活的改善带来的巨大贡献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应辩证地看待它。

在了解到资本主义的弊端后，后世为实现共产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第一个就是前苏联。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失败后，列宁及时调整制定了符合马克思社会主义概念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成功表明了片面否定私有制、实行全面平均主义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不符合社会实际的，市场关系和自由贸易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斯大林执政后个人权利高度集中的体制存在严重弊端，人道主义完全被抛开，个人要求被忽视，政治、经济等政策的制定没有符合人民真正的需要，他的接任者为改变这种情况进行的改革也脱离了人民大众，这使得建立在强力实施的平均主义下的政权最后走向了覆灭。紧接着苏联的就是中国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所走的道路几乎就是苏联的复制版，一样的个人集权，一样的平均主义，一样的思想专制和个人崇拜，一样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危机。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发展证明了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样需要资本主义经济，只要是为人民、为国家带来了实在的好处，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都是可取的，一切都是为了共产主义目标的最终实现而服务。也只有在拥有了一定物质基础后，国家才能更好的向社会成员提供更高程度的个人自由，使人民拥有更多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