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法理学研究论文

摘要：自西学东渐以来，“法理学”与“法哲学”这两个法学概念皆陆续传入中国。”“法理学”与“法哲学”二者之间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实质上却是有着天壤之别。然而，在我国的许多文献资料乃至于著作文章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却常常是不甚明晰，有时甚至还会出现混用的现象。但是实际上，此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应在在概念上进行明确的区分。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契约法理学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契约法理学研究论文 篇1：

法理学课程教学的困惑与思考

【摘要】法理学课程是法学专业本科16门核心课程之一，理论性、抽象性程度较高，实践中存在着老师教学费劲，学生学习更吃力的现象。如何提高学生对法理学学习的兴趣，确保课程教学效果成为摆在法理学任课教师面前的一道难题。笔者在实际工作中摸索出了课前预习、课上互动、课后复习的全程教学方法，从单纯重视课堂效果，转变为对课程教学质量全面监控的探索。

【关键词】法理学 教学方法 教学改革

法理学课程是法学专业16门核心课程之一，该课程对于打好理论基础、培养学生法律思维、教导学生学会运用法律方法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课程本身理论性、抽象性程度较高，理解起来比较困难，导致师生在教和学的过程中均面临一定的困境。法学专业老师认为法理学难教，出力不讨好；学生认为法理学枯燥难懂，完全提不起学习兴趣。一旦出现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的情况，老师和学生就开始互相抱怨。笔者在地方独立学院从事法理学教学工作已有8年，在长期的教学中，摸索出了一套较适合独立学院法学专业学生实际状况和需求的教学方法。教学是个系统的过程，教学质量的提升不应单纯依靠课堂教学，我们应当形成课前、课中、课后的全程教学理念，通过多种途径最大限度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确保课程教学效果。

一、法理学教学的现状及分析

（一）师生对法理学课程不予重视

在法理学课程的重视问题上俨然是理想与现实差距的真实写照。虽然在法理学课程的重要性上面学校老师和同学都有共识，但是在司考、就业这些现实压力面前，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首先，很多学生认为以后如果从事政法方面的工作，最重要的肯定是民法、刑法、合同法这些和实际生活关系密切的学科，而法理学太过于理论。其次，学生的不认真态度，也引致授课老师的消极心态，在上课过程中敷衍了事。

（二）老师教学中的畏难情绪

法理学课程一直以来给我们的感觉是枯燥、抽象、难懂，实践中很多老师不愿意承担法理学课程的教学任务，认为理论体系内容丰富，要讲清楚，让学生明白非常困难。承担了教学任务的老师在教学中也有极大的畏难情绪和压力，这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备课的压力，很多学校虽然有法学专业教研室，但是法理学专业的授课老师极少，在课程的准备上比较多的依靠老师单打独斗；另一方面是实践中学生对课程的抵触情绪，课堂上消极对待让很多老师在授课过程中感受到孤立无援，想做课堂互动无人理睬，最后只能变成自说自话。

（三）教材和教学方法的落后

法理学作为理论课程，不像其他部分法由于法条的修改较多，教材修改频率相对较高。法理学教材的更新相对较慢，且不同编者、不同出版社的教材体系内容趋同。现有教材基本都针对普通本科院校，据了解专门针对独立学院学生的法理学教材只有范忠信教授主编，部分独立学院法理学老师参与编写，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一本法理学教材。

在教学方法上一直以说教为主，老师说学生记。很多时候老师不知道怎么去教，上课比较多以课本和课件内容的复述为主，听起来难免晦涩抽象，很多学生表示听不懂。

二、法理学教学方法的自我探索

（一）课前充足准备，准确定位培养目标

任何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都离不开准确的人才培养定位和充分的课前准备工作。地方独立学院相较于其他综合性本科院校或者政法院校，所招收的学生整体素质、学习能力等方面相对较弱，对过于高深的理论接受度不高。因此我们的教学方式更应当多样化，深入浅出，确保学生能够理解和吸收。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是引领者，带着学生一起思考一起学习，而不是机械灌输书本内容。过去一言堂的传统教法会导致很多学生的抵触情绪。

首先，在每门课程开课之前，我们要严格制定教学计划，编写教学周历，要对法理学的教学安排做出系统规划，针对不同章节内容的特点决定合适的教学方式。其次，授课老师尤其要重视学期第一课。第一次课就如同社会交往的第一印象，第一印象好，可以拉近师生距离，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第一印象差，学生就会形成排斥心理。因此我们要通过第一次课最大限度提升学生对法理学的兴趣，让学生明白掌握法律职业技能必须要以相应的法学理论知识为前提，一定理论知识的储备将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发挥重要作用。最后，在开学第一课我们还要为学生列出阅读书目。个人认为该书单的主要目的不应当局限于辅助教学，更多是帮助学生开拓眼界。现实中相较于法学专著，学生对于随笔、杂谈类的法学书籍接受度更高，大多数能坚持读完。比如《你的权利从哪里来》、《法理学前沿》、《法学野渡》、《政法笔记》、《西窗法语》等，鼓励学生通过大量阅读拓展视野，同时我们开列的阅读书目也要不断更新。

（二）课上充分互动

法理学课程自身的抽象性、理论性带给教学一定的难度，为了提高教学效果，我们可以加强课程的互动性，通过课堂提问、分组讨论等方式使得师生之间有足够的交流，另外再通过旁听庭审、模拟法庭等方式强化思维训练。

1.教学理念的转变：从填鸭式——互动式教学，从单纯重视课堂——树立全程教学观念。

学生对于理论课存在理解误区，认为理论课就一定是枯燥无味的，就是听老师读一大堆听不懂的法言法语。这其实是传统的填鸭式、一言堂教育带来的“后遗症”。为了改变学生的思维定势，调动学习积极性，增强学习效果，我们要从单纯的课堂教学向课前、课中、课后的全程教学、互动教学理念转变。不是单纯重视课堂教学效果，而是关注到整个课程的教学效果。

我们一般在开学初就让学生自由组合，形成学习小组，该学期本门课程的平时讨论、课后作业均以小组形式完成。学生必须将讨论结果独立制作成ppt在课堂上进行报告，并且接受老师和同学的提问。这样就强迫学生必须学会独立进行材料收集，学会自己分析问题。为了方便教师和学生联系，我们每个班级都有建立qq群，任课老师在每次课前都会根据教学计划给出预习范围和几道相关思考题，这样让学生对相关教学内容有所熟悉，尽量避免在授课时完全跟不上的情况发生。

2.多种教学方法的灵活运用

法理学抽象又比较难理解，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尽量通过多样的教学方法让课堂生动起来，帮助学生更好理解我们的教学内容。除了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室，搜集与法律相关的案例视频、新闻评论这些常规教学方法之外，在实践中我们使用比较多的是案例教学法。首先，在案例选择上要尽量选择真实的有代表性的案例。除了国内孙志刚事件、彭宇案等经典案例，也应当介绍其他国家有代表性的案例，比如我们在课堂上介绍过美国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杀妻案。通过这些经典案件的介绍，可以让学生了解东西方法律制度、法律文化、法治思维上的差异性。其次，我们在做案例分析的时候不应当流于形式，只是进行简单的介绍，而应当进行深度解析，引领学生进行独立思考，敢说、多说，了解案例分析的过程，知道如何运用法言法语。

（三）课后及时复习

课前预习，课上认真，课后巩固是确保学习效果的重要手段。我们在课后的部分主要着力在拓展学生自主学习方式和改革传统考试方法两个方面。

1.课后强化复习，巩固所学知识

一般每一章讲授结束之后，我们都会给学生对应的司考、考研真题等进行模拟，自我检测，或者布置一些案例让大家用所学知识进行系统分析。除了通过布置课后作业这样的方式督促学生及时复习以外，我们还通过组织法学协会、读书会等形式开展课后活动。法学协会定期会拟定主题，组织法学沙龙，让大家畅所欲言。读书会则主要为了拓展学生的阅读面，大家自主选择参加。每一学期布置几本类似《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等名著给学生，每两个星期左右召集大家座谈一次，由读书会成员自己选择喜欢的章节为大家进行讲解，展开讨论。而在学期结束时学生需要提交读书报告。

2.改革传统考试机制，拓展多元考核方法

长期以来学生对法理学的学习和考试方法一直都是贯彻强制记忆，所谓“背”就一个字。平时上课不听讲，期末考试之前强化突击十天半个月，大多数学生都能通过考试。在这种情况之下，学生连最后一点为考试而学习的动力都丧失了。那我们不如改变现有的考核机制，摒弃过去单一的闭卷考试方法，采用多元的考核方法。可以将读书笔记、小论文、课堂讨论等分数进行综合，确定本门课程的最终成绩。笔者认为大学四年除了培养基本的法学思维以外，也应当增强对学生学术规范的训练，避免学生到了大四开始毕业论文写作的时候完全无从下手的情况发生。课程论文的写作可以作为最好的学术规范训练手段，通过课程论文的写作我们可以教会学生如何收集写作资料、如何撰写大纲、如何进行注释等，最大限度提升学生的学术规范水平。

三、结语

法理学是法学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和方法论，是法学这栋高楼大厦的重要基石。高素质的法学人才离不开深厚的理论积淀，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法理学课程的重要性，采取科学合理的多种教学手段，帮助学生更好掌握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思维，形成法律信仰，为我们的法治建设培养专业素养、职业素养都过硬的法学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1]邢娜.论大学法学教育中法律思维的培养[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5，（1）.

[2]于鸿.法理学教学现状及改革方向探析[J].法制博览，2015，（1）.

[3]连晋.关于法理学本科教学中几个问题的思考[J].思想政治与法律研究，2014，（12）.

[4]刘姗.本科法理学教学方法改革探析[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9，（4）.

[5]郭虹.大学生法理学教学参与现状的调查与思考——以伊犁师范学院为例[J].西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5，（1）.

作者简介：

蔡虹（1982-），女，汉族，江苏泰州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法理学。

作者：蔡虹

契约法理学研究论文 篇2：

法理学与法哲学之关系浅析

摘 要：自西学东渐以来，“法理学”与“法哲学”这两个法学概念皆陆续传入中国。”“法理学”与“法哲学”二者之间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实质上却是有着天壤之别。然而，在我国的许多文献资料乃至于著作文章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却常常是不甚明晰，有时甚至还会出现混用的现象。但是实际上，此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应在在概念上进行明确的区分。法理学与法哲学在应用上出现的混淆现象表明，我国的法学理论体系对于来自不同传统的法学概念未能进行充分地消化与吸收，我国的理论法学的发展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关键词：法理学；法哲学

作者简介：贾楠（1994-），男，汉族，黑龙江绥化人，黑龙江大学研究生院，学术硕士在读，民商法学专业，研究方向：商法学。
一、词源探析

从词语诞生的先后角度来看，“法哲学”这一概念的出现要早于“法理学”。所以我们的分析与讨论应当从前者开始。

“法哲学”概念的英语表述为philosophy of law（"philo"的本义是指“热爱”，"sophy"的本义是指“智慧”）；德语表述为Rechtsphilosophie；法语表述为philosophie du droit。”哲学”一词来自希腊语，是以合成词为基础而構造出来的合成词，其本义就是指爱智慧或追求智慧。由此可以推知，“法哲学”一词的含义就是指热爱法律智慧与追求法律智慧。从历史上看，最早使用“法哲学”这一名词的人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他将自己撰写的著作命名为《法哲学原理》。[1]在此之前，德国的哲学家或法学家一般以“自然法学”或“法的形而上学”来命名自己关于法学的著作。例如费希特的《自然法（权利）基础》、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历史法学派创始人胡果的《作为实证法，特别是私法的哲学的自然法教程》。实际上，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一书的副标题“自然法与国家学纲要”仍保有类似的色彩，但其正标题中的“法哲学”一词确实系其首创。[2]

至于“法理学”这一词语，则可以说是罗马法复兴运动的产物。从十二世纪起，以意大利的波伦那大学为中心，在广大注释法学家的努力下，古罗马的法律迎来了第一次复兴。[3]作为其文化遗产的拉丁语"jurisprudentia"（法学）一词亦在欧洲大陆广为流传。在英国，罗马法复兴运动的影响虽然远不如其在德国、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的那样巨大，但是由于地缘因素的影响，英国吸收了许多罗马法上的概念和术语。拉丁语"jurisprudentia"就是其中的一则典例。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jurisprudentia"一词在英语中逐渐演变为英文单词"jurisprudence"。[4]在英国，上层社会曾经使用拉丁语或者古法语作为惯用语言。在拉丁语、古法语与本土语言的交融中，法理学与法学逐渐融合成一个英文单词"jurisprudence"。（"juris"的意思是“法律”、“权力”，"prudence"从词根上讲，本义是指“技术”、“技巧”），其含义是指有关法律的技术（法律技术和对有关法律技术的研究）。中文中的“法理学”一词则是来源于日本。比较公认的一个事实是：日本著名法学家穗积陈重在东京帝国大学讲授“西方法哲学”一门课程时，认为当时流行于日本的“法哲学”（德文Rechtsphilosophie）这一词语表述的形而上学气味太过浓厚，从而提出了“法理学”这个译名，在日本历史上首次开设法理学课程，将西方法学理论体系中“法哲学”内容的部分以“法理学”一词冠名之。台湾学者洪逊欣亦认为：“关于法及与法有关事项根本问题之研究，似应以‘法哲学’命名之。但在详察之下，余认为：‘法理学’之名辞，至少在现代吾国，仍为最允当。盖在我国古籍中，殊未见有“法哲学”一词。[5]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我国，“法理学”这一名词所指称的学问，其实就是指外国学者所称的“法哲学”这一理论体系。[6]
二、哲学基础和语境

谈及二者的哲学基础，“法哲学”的哲学基础是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理性主义哲学又可称唯理论哲学，其本身有着强烈的形而上学特征）。理性主义哲学往往从先验出发，而非从经验出发。在认识论上，其采用先验主义的方法，认为只有从不言自明的“公理”出发，依靠人类天赋的理性与认识能力，运用演绎的方法才能够得出正确的认识。[7]理性主义哲学认为自身的感觉经验是不可靠的，只有运用理性才能够得出科学、准确的认识，人类的科学知识应当从自身固有的理性中孕育而来。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的理念论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到了17世纪，法国的哲学家笛卡尔成了这一思维方式的奠基者。[8]笛卡尔主张通过普遍怀疑的方法来寻找知识的可靠基础，最后他把知识的立足点定位在“我思故我在”这一基本原则上。在理性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法哲学的理论大厦逐渐地搭建起来，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理性”的标准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变化。例如：孟德斯鸠主张来源于所谓的“根本理性”而不是“神的理性”；康德则认为法律要服从于道德这样的普遍理性，他坚持把对理性的解释建立在“绝对命令”上；最早使用“法哲学”一词的黑格尔主张：人们应当从历史理性中来考察法律，在他的著作《法哲学原理》一书里，他把理性看成是一种“绝对精神”。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到过：“法理学”一词流行于英语世界。从理论本身的哲学基础上看，“法理学”的哲学基础主要是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所创立的经验论哲学。经验论哲学主张：人的知识不能到宗教教条中去寻找，而是来源于人类自身的感官和经验。在培根所处的那个时代，笼罩思想界的经院哲学正在禁锢着人们的头脑。[9]经院哲学是为宗教神学服务的思辨哲学，它反对研究自然界和现实生活中的事物，让人们只能研究教义，信仰教义。[10]毫无疑问，这样的做法无疑是不利于人们认识的发展与思想的进步的。直到14世纪左右，培根发展出了经验主义哲学，才将人们的思想从宗教教义中解放出来。在经验主义哲学的支持下，人们的思想认识飞速发展。但在19世纪以前，英国尚无真正的法理学著作。在那个时代，法理学的内容更多地是作为哲学与政治学的附属品而存在的，因此并不存在着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法理学理论体系。在欧洲大陆普遍接受了德国人创造的“法哲学”这一概念时，处在大洋彼岸的英国学者却有了另外一个选择。在经验主义哲学兴起的背景下，英国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边沁、奥斯丁等人对唯理论的法哲学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反感，因此他们在命名的时候，没有选择“法哲学”这一艰深奥晦涩的词语，而是用“法理学（jurisprudence）”一词去表明他们的实证主义主张。边沁的《法理学的范围》便是这一主张的代表著作。奥斯丁继承与发扬了边沁的主张，其《法理学范围之确定》一书被视为英国法理学的开端。[11]

正是由于法理学与法哲学二者在哲学基础上的不同，才导致了其在研究方向与研究内容上的巨大差异。作为以法律中最本质、最抽象的问题为研究内容的理论，法理学与法哲学这两门学科各自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出发，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针对不同的理论焦点进行了有所区别的探究。关于两者在理论焦点上的差异，本文将在接下来的叙述中予以分析。
三、理论焦点

在前文的叙述中，我们已经阐述过，法理学与法哲学由于各自的哲学基础不同，在研究方向与研究内容上存在着很大的区别，那么其二者各自的核心内容主要是什么？其关注焦点又在哪里存在区别呢？

（一）法理学

对于法理学而言，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法理学更加关注的是“实然法”，即关注“是”与“不是”的问题。英国牛津大辞典对“法理学”一词做出了三种解释，其中从边沁与奥斯丁开始，得到最广泛使用的一种解释是：法理学是“作为最一般地研究法律的法律科学的一个分支，有别于某一特定法律制度的制定、阐释、解释和应用，是对法的一般性研究，着重于考察法律中最普遍、最抽象、最基本的理论和问题。”[12]在前文中，我们曾经提到：在19世纪以前的英国，法学尚未从哲学和政治学等学科中独立出来，其内部并未划分出现代意义上的法理学学科，因此那时的“法学”著作大多是哲学家所著，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大都是应然法，而非实然法。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了边沁和奥斯丁的时代。在英美学界，真正对法理学这门学科的独立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1832年英国法学家约翰·奥斯丁（JohnAustin，1790-1859）的《法理学范围之限定》一书的出版。奥斯丁在其著作中强调，法理学只应该研究“事实上是什么样的法律”（即“实在法”），而不是“应当是什么样的法律”（即“应然法”）。[13]更进一步的讲，其在实然法里更加关注的是判例法。（欧洲大陆的法律传统是成文法传统，其更加关注的是立法环节；而英美的法律传统则是判例法传统，其更加关注的是司法环节。

（二）法哲学

以理性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法哲学关注的焦点和法理学不同—其是哲学的分支学科。法哲学是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一门学科，它以法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研究对象，它既是应用哲学的一个门类，又是理论法学的一个分科，是介于哲学与法学之间兼具二者属性的一门综合性、交叉性和边缘性学科。[14]例如，在黑格尔的著作《法哲学原理》中，其既探讨了以“绝对精神”为内容的哲学问题，又探讨了以所有权、契约、不法、责任、家庭、国家等为内容的法学问题。法哲学的基调与主要倾向是：其关注“应然的法”，其关注“应该是”还是“不应该是”的问题。法哲学关注的是“理想的法”。从传统意义上讲，自然法更靠近法哲学，特别是近代以前的古典自然法。在成文法和法典化的问题上，法哲学更加关注的是立法环节，立法问题—实际上我们是指其关注立法环节中的法哲学问题。另外，从法律研究方法上看，法理学注重的是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而法哲学更加重视的是理性主义方法，法哲学属于哲学的分支学科。

因此，总结而言，法理学是一门独立的法律科学，若予以定位，它就是有关法的一般理论（它得出的都是一般性的、普适性的结论，它研究的是共同的那些东西和问题—研究一般的法律现象，得出适用于所有法律的普适性的理论。于法哲学而言，一个宏观上的恰当的定位就是法学中的哲学。在法理学中，有相当一部分不属于法哲学，但有一部分属于法哲学，二者之间是存在交叉关系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法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是用哲学的立场与方法来研究法学。而法理学是法学中的哲学—法学的立场与方法来进行理论的研究的！
四、中国的法理学

对于我国，无论是“法理学”还是“法哲学”，都其实是舶来品。在前文中，我们已经阐述过：中国的“法理学”一词来源于日本，而日本则来源于德国。在德国，起初并不存在“法理学”这一概念，是随着学科的发展才逐渐出现的新名词。而在日本，“法理学”一词的开山鼻祖被公认为法学家穗积陈重。

在我国历史上，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法理学”与“法哲学”这两个概念的接受都存在着一个长期的过程：在1949年以前，“法理学”与“法哲学”这两个概念因被视为“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而遭到摒弃，取而代之的是“国家与法的理论”与“法学基础理论”。50年代时期，我国学者撰写、出版、翻译的著作大都以这两者来进行命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70年代末。直到80年代初期，随着法学学科体系的恢复，“法理学”与“法哲学”这两个名词双双复活，学者们对其的研究也逐渐展开。[15]在法哲学领域中，李步云教授是我国法哲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他提出了“法哲学是法学与哲学的交叉学科”的观点；1992年，吕世伦教授撰写了《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体系论纲》。文正邦教授也撰写了大量法哲学领域的相关论文，是我国法哲学领域最多产的学者之一。[16]到了1994年，由国家教委组织、著名学者沈宗灵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法理学》问世，这是我国法学界第一本以“法理学”为命名的法学著作。由此，“法理学”的名称在我國得以正式确立。[17]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我们不难看出，在我国，“法理学”与“法哲学”已经被接受为两门不同的学科体系。在我国，法哲学更多地与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在一起，其内容也多半是有关国家与政治、法理的理论，其往往是作为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而存在的。但谈及法理学，其内容则更多地与法学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我国的法理学基本上是一个综合体，其内容涉及到各个部门法的方方面面。关于法理学研究的范围，当代的学者们一般都超越了奥斯丁对其所做出的限定。如哈里斯指出的：“法理学”是一个“杂货袋”关于法律的各种各样的一般思辨都可放到这个袋中：法律是干什么的？法律要实现什么？我们应重视法律吗？对法律如何加以改进？……”因此，有人说，法理学研究的是法学中的剩余部分，即“剩余法学”。[18]

回顾历史，审视现实，在我国现行的法学理论体系中，“法理学”与“法哲学”已经被接受为两个不门的学科领域，其各自指称的亦是有着相当区别的理论体系。法理学应当具有批判主义与反思精神，其应当将理论的焦点着眼于现实的法律，关注“实际存在的法”。对法理学与法哲学进行准确地界定，理清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不仅有利于学科理论体系的建设，更能使二者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从而起到相互促进，互相补强的效果。这一点对于提倡依法治国，法学学科加快发展的今天，无疑是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的。
[ 参 考 文 献 ]

[1]严存生.法理学、法哲学关系辨析[J].法律科学，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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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陈希.近代英国经验论哲学浅析[J].科教文汇，20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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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赵翠侠.法理学与法哲学之考辩[J].学术论坛，2004（7）.

[14]李先波，郑勇.“法理学”与“法哲学”关系之管见[J].重庆社会科学，2004（3-4）.

[15]刘作翔.法理学的定位—关于法理学学科性质、特点、功能、名称等的思考[J].环球法律评论，2008（4）.

[16]周永坤.“部门法哲学”还是“部门法理学”？[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8（1）.

[17]同[15].

[18]同[4].

作者：贾楠

契约法理学研究论文 篇3：

空间法理学的探索

摘要：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城市不断转型，我国在关注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重视城市法治建设。城市法治建设主要反映农村到城市的生活巨变，要想提高环境建设的水平，就要重视法治建设。城市法治是将城市生活与现代法律规范融合的成果，要想打破城市个人血缘与地缘关系，就要重视契约与权力的有效融合，城市法治建设作为城市发展建设的表现，要想提高建设效果，就要重视法治方法的使用。文章主要针对城市法治建设中空间法理学的实际应用展开研究，探究我国城市法治建设、发展中的问题，研究城市法治建设的政策，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提供建设经验。

关键词：城市法治；空间法理学；应用

城市法治建设中，空间法理学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主要研究对象就是中西法律，研究法律的独立性。城市法治发展、建设，要想提高法治建设水平，就要重视现代法律与生活。尽管法律是独立自成体系的领域，但在法治建设中与城市的经济、政治等生活环境分不开，城市法治具有相对独立性，在建设中不以任何意志（空间、文化以及社会关系等）为转移，所以在这种条件的限制下，法治理论基本呈现出形式主义的特性，这些法治理论是将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作为论述核心，主要探究空间中权力与法律的关系，以此形成空间法理学。城市建设中，要重视法治与空间的关系，不断改进城市法治建设，推进法治建设的纵深发展，同时也加强实践，推进城市法治的进程。

一、空间法理学的基本理论

空间法理学是针对城市法治建设提出的一种现代研究理论，主要研究空间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主要研究对象为城市环境。空间法理学是在传统法理学的基础上产生的，要想了解空间法理学，首要掌握传统法理学的基本概念。

空间法理学是在法理学的基础上形成的，一般与职业相关联，经过社会实践，逐渐发展出多种理论模式。例如亚里士多德模式、戴雪模式、拉兹模式以及哈耶克—罗尔斯等自由主义模式，空间法理学将空间哲学和法理学进行结合。随着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兴起，空间法理学理论逐渐将研究重点转移到空间中权力与法律关系研究上，关系研究的最初提出者为批判法学学者，提出“法律应该被还原到具体的空间，聚焦法律的空间性问题”。在空间研究中，法律不是作为纯粹内生的变量存在的，在空间法理学的实际应用中，要注意理解法治社会规范变迁的关键，研究空间与法律之间的关系。

二、城市法制建设的问题

现代城市法治建设中，要想提高法治建设的水平，就要重视城市生活环境的变化，将法律放置在具体的空间中进行讨论，但在城市法治建设过程中，也出现较多的问题。

（一）城市法治建设脱离实践

在城市法治建设中，出现法治建设脱离实践的情况。城市作为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群体的群居地，具有兼容性与并包性，要想尽可能的缩小城乡差距，就要具备将千差万别的地区、人群和活动融合在一个城市中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要不断推进城市法治建设，不仅要重视法律规范，而且还要重视城市的生活环境。当前，我国正处在城市转型的关键时期，城市生活变化多端，不将法律放置在特定的空间中，不了解当前城市环境使用的法律规范，则会直接影响城市法治建设的质量。

（二）城市法治建设目标不明

现代城市转型的关键时期，要想提高城市的建设水平，就要关注城市中的基本建设内容。近年来，随着各种土地管理、户籍管理等政策的出台，现代城市吸引大量农村劳动力进驻，目前，数据统计显示，全国城市农民工超过3亿人，农民成为城市人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农民数量的增多，不仅能要考虑农民的居住问题，还要考虑非城市人口的户籍问题。根据城市法治建设而言，由于城市环境的变化，城市法治建设基本目标，逐渐模糊，主要影响因素是城市群体构成复杂，城市法治建设要考虑多种因素，由此城市法治建设目标不一致。再加上很多民生问题（工资少、养老难）的影响，现代城市法治建设受到阻碍。

三、城市法治建设对空间法理学的探索

（一）乡村与城市建设

城市法治建设不仅仅是城市因素综合的结果，也与农村因素分离不开。我国经历多个社会形态最终过度到社会主义社会，在现代社会中，重视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不断提高城市占比，这种情况下，城市与农村无法分离开来，由此随着现代经济环境的变化发展逐渐形成新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城市的发展中，原有的治理模式也无法适应转型发展的城市，治理模式亟待调整，城市法治就是改变治理的一种方式，根据“柴尔德”理论，可以将城市的更新换代的过程描述为“城市革命”，城市法治作为“城市革命”的先决条件之一，本身具有稳定、不易变的特性，这一特性与“城市革命”的不稳定、易变特性恰恰相反。

现代城市建设主要考虑因素是人口与土地，简单来说，粮食生产以及社会关系成为城市建设必须要关注的内容。关系研究主要借助因果关系链条（不尽相同）表现出来，但主要研究城市的人口和定居的生活关系。城市发展的原动力打破农村的封闭性，模糊了个人与血缘、地缘之间的关系，导致农村、城市的部分因素聚合在一起，最终形成现代城市的基本结构。

（二）城市法治形成

现代城市法治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城市的变化可以看做是移情人格发展的结果，在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要想改变传统的生活结构、方式，就要从更高的层次进行决策，提高城市的文明程度。移情作用是现代法律得以通行的基础，法律规定社会主体的平等性，根据社会地位、年龄等科学、合理的责任能力，通过社会各种能力的有效聚合，发挥现代法律的凝聚作用。

现代城市法治形成，是城市空间与现代法律有效结合的成果。例如深圳作为我国最高改革开放的城市之一，城、乡的界限最早打破，通过城市法治建设维护新的社会秩序。在深圳城市法治形成中，要尊重正式的法律规范。在改革开放的诉求下，人们在追求紧急利益的大背景下，现代法律满足社会人群的不同需求、目标、利益与期望，通过空间构造，将城市生活与法律建设几个起来，打破农村封闭性的空间，模糊不同地域人群的血脉、地缘关系，通过现代法律维护城市发展的秩序。深圳城市法治建设中，原有的生活习惯被打破，促使城市群体展现出对法律规范的需求。

空间法理学在城市法治行程中，主要阐述了城市生活环境以及现代法律之间的关系，现代城市建设中，通过法律建设维护社会秩序，正视法律，发挥法治建设的作用。

四、结语

目前，我国的城市建设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时期，尽管我国经济迅猛发展，但在经济发展中，也出现较多的问题，各种经济利益相互牵扯，利益诉求不断复杂化，针对现今城市经济结构多元化、社会阶层多元化的现实背景，要想进行城市法治建设，就要将城市生活与现实法律有效融合起来，重视空间法理学的实践应用，重视研究空间与法律的关系，推进现代城市法治的建设进程。城市法治建设作为维护国家与社会稳定的杠杆，是促进现代城市转型的关键因素，也是现代社会转型的润滑剂，加强法治建设，对全国的城市法治试验展开研究，提高法治建设的水平。

[参考文献]

[1]李乾.城市法治：一次空间法理学的探索[J].云南社会科学，2016（2）：125-129.

[2]汪学文.公民公共空间活动权与居民休息权如何衡量的法理探析——以“广场舞扰民”为切入点[J].中外企业家，2015（33）：218-219.

作者：袁福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