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定义探讨论文

2022-04-16

【摘要】如何给恐怖主义下定义是一个困扰国际社会几十年的问题，其成因复杂，很难把握其特点，所以不容易被人们正确认识。本文首先对恐怖主义的一些经典定义进行考察研究，把握其总体特点，而后对恐怖主义的本质进行抽象概括，总结出恐怖主义的核心三要素，最终得出恐怖主义的定义以及界定恐怖主义的方法。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法律定义探讨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法律定义探讨论文篇1：

法律定义及其逻辑特征

摘要:法律概念具有明确性和规定性,用逻辑刻画法律定义,能够使法律工作者在处理实际的案件工作中准确把握法律概念,这也是准确定罪,恰当量刑的基础。本文主要是通过对法律定义进行逻辑刻画,彰显法律定义的这种逻辑特征,从而对运用逻辑思维进行法律实践做一些粗浅的探讨。

关键词:法律定义;种差;逻辑特征

一、什么是定义

我们知道,定义是揭示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给一个概念下定义就是用精练的语句将这个概念的内涵揭示出来,概念的内涵就是这个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按照这一模式,法律定义就是揭示法律概念的内涵的一种逻辑方法,也就是要揭示法律概念的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这在司法审判,尤其是在司法归类中,显得极为重要。

二、概念间的属种关系

概念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就是属种关系,属种关系是逻辑学上的一个专用术语。所谓的属概念指的是一个上位概念,即内涵较大的概念,种概念是一个下位概念,即内涵较小的概念。属种概念都是相对而言的。比如,A概念的内涵大于B概念,而B概念的内涵又大于C概念,那么,B概念相对于A概念而言,它就是一个种概念,A概念就是一个属概念。而对于C概念而言,B概念又是一个属概念,C概念才是种概念。对于法律概念而言,同样具有这种属种关系,例如,在刑法中,犯罪概念按照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不同又划分成各类罪名概念,然后又将各类罪名概念划分成各具体罪名概念,在这里,如果我们说犯罪概念是一个属概念,那么类罪名概念就是种概念,而如果说各具体罪名概念是种概念,则类罪名概念就是属概念。

三、法律定义的逻辑结构

给概念下定义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属加种差的方法,对于法律定义来说,这也是最能体现其逻辑特征的方面,我们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就是:被定义概念=种差+邻近的属概念,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所谓种差就是被定义概念所反映的这一对象与其它种对象之间的差别,如果我们把被定义概念用L来表示,种差用t来表示,邻近的属概念用B来表示,这一公式又可表示为L=t+B,但是法律概念的种差往往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或多个,并且这些种差之间的关系对于罪名概念的成立与否又有不同的情况,有些种差是通过“并且”“和”等这样的词语连接的,有些种差是通过“或者”这样的词语连接的,在逻辑学中,“并且”“和”这样的连接词用合取符号“∧”来表示,“或者”这样的连接词用析取符号“∨”来表示。这样,上面的定义公式又可以分解为这样的两个公式:L=(t1∧t2∧t3∧……)+B;L=(t1∨t2∨t3∨……)+B,在这两个公式中,我们称种差t1、t2、t3等为合取肢或析取肢。对于合取公式L=(t1∧t2∧t3∧……)+B而言,当所有合取肢t1、t2、t3都真时,被定义概念才是真的,即是正确的,罪名概念才能成立,反之,如果有一个合取肢是假的,则被定义概念就是假的,罪名概念就不能成立;而对于析取公式L=(t1∨t2∨t3∨……)+B而言,只要有一个析取肢是真的,被定义概念就是真的,反之,只有当所有析取肢都假时,被定义概念才是假的,即罪名不成立。举个例子可以非常清楚的说明这个问题,例如,对于“贪污罪”这一概念,它的定义为: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在此例中,“贪污罪”这一概念是被定义概念,它的种差有以下三个:“国家工作人员”、“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和“公共财物”,其实这里省略了贪污罪这一概念邻近的属概念:贪污贿赂罪。如果贪污罪这一概念用L来表示,那么,这一概念的定义用符号来表示就是:L=(t1∧t2∧t3∧)+B。在此,如果我们为某甲做无罪辩护,那么我们只要找出证据证明三个种差中有一个是假的就行了。反之,如果我们作为起诉某甲的一方,则必须找到证据证明这三个种差都是真的,才能判定某甲犯有贪污罪。

四、定义的规则

给一个概念下一个正确的定义,除了要掌握下定义的方法以外,还必须遵守下定义的规则,逻辑学中,下定义的规则主要有以下几条,第一,定义项和被定义项的外延必须具有全同关系。第二,定义项中不得直接或间接地包含被定义项。第三,定义一般必须用肯定的语句形式和正概念。第四,定义必须清楚确切。我认为,在这几条之中第一条是最重要的,因此这里我也主要是分析这条规则。被定义项即是被定义概念,定义项就是用来定义被定义概念的概念,概念的外延就是指具有概念所反映的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对象。这一条规则实际上是要求定义项和被定义项所涵盖的对象范围必须相同。违背此规则,就会犯“定义过宽”或“定义过窄”的错误。联系我们上述的公式,遵守此规则就是要求我们准确的判断定义的种差,从而才能正确的给法律概念下定义。在司法归类的过程当中,尤其要遵守这一规则,因为司法归类的过程其实就是缩小概念的内涵的过程,缩小概念内涵就要准确判定种差的数量。具体说,对于合取公式L=(t1∧t2∧t3∧……)+B而言,如果这个定义的种差是3个,即应是L=(t1∧t2∧t3)+B,而我们在司法归类时判定的种差却是2个,这就是犯了“定义过窄”的错误,因为种差是概念内涵的重要标志,种差的数量与概念的内涵是成正比的,少判定种差就是缩小了概念的内涵,所以犯了“定义过窄”的错误。反过来,如果多判定了种差,无疑就是扩大了概念的内涵,就会犯“定义过宽”的错误;对于析取公式L=(t1∨t2∨t3∨……)+B而言,情况正好相反,如果我们判定的种差数量多余概念本身具有的种差数量,就是扩大了概念的内涵,就是犯了“定义过宽”的错误,如果判定的种差数量少了,就是缩小了概念的内涵,就会犯“定义过窄”的错误。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例如对“抢劫罪”这一概念的定义就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致使被害人不能反抗的方法,当场攫取他人财物的行为。这一定义的种差就是三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致使被害人不能反抗的方法”和“当场攫取他人财物”,如果某人不是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尽管客观上使用了暴力手段,并且当场夺取了他人财物,這时也不能把某人的行为定为抢劫罪,因为某人的行为只符合“抢劫罪”这一定义的两个种差,而不是正确定义的三个种差,这时如果把某人的行为定为抢劫罪,就是犯了“定义过窄”的错误。这样造成的结果就会是定罪不准确,从而量刑就不会恰当了。

结语:法律定义的逻辑结构虽然简单,但我只是想强调这种逻辑思维在法律中的重要性。懂得法律法规和了解法律程序只是基础的方面,而运用法律处理实际案件才是法律工作者的主要任务。而逻辑的解释,逻辑思维的运用能够使法律工作者准确的把握法律概念,正确的作出判断,在这方面说,逻辑对于法律也许是必须的。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政法学院

作者：马保恩

法律定义探讨论文篇2：

恐怖主义定义界定问题分析

【摘要】如何给恐怖主义下定义是一个困扰国际社会几十年的问题，其成因复杂，很难把握其特点，所以不容易被人们正确认识。本文首先对恐怖主义的一些经典定义进行考察研究，把握其总体特点，而后对恐怖主义的本质进行抽象概括，总结出恐怖主义的核心三要素，最终得出恐怖主义的定义以及界定恐怖主义的方法。

【关键词】恐怖主义；核心三要素；界定

一、对恐怖主义定义的总体认识

定义是对某一事物或现象的性质和特点的精确表述。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联合国就陆续制定一系列专门惩治恐怖主义暴力的公约和议定书，这些公约和议定书都没有对恐怖主义下一个完整的定义。2000年，联合国大会设立的特设委员会开始草拟《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来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恐怖主义局势。可是特委会仍旧面对了一个困扰国际社会几十年的问题——如何给恐怖主义下定义。对恐怖主义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国际反恐合作便无从谈起。以下是对一些恐怖主义定义的考察研究：

美国学者Walter Laqueur 认为：“恐怖主义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对无辜人们非法使用暴力。”［1］

著名的荷兰学者艾利克斯.斯基米德（Alex Schmid）在研究了109个定义之后将其中16个要点概况出一个非常详尽的定义。这16个要点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暴力（83.5%）、政治性（65%）、对恐惧感的强调（51%），最终他认为：恐怖主义是（半）秘密的个人、集团或国家行为者，出于特殊的或犯罪的或政治的原因，通过反复的暴力行为导致忧虑的方法。同暗杀相对照，它实施暴力的直接目标并不是它的主要目标。暴力的直接牺牲者通常是任意选择的目标（机会目标），或者是从目标人群中挑选出来的具有代表性或先祖能够学的目标。这些目标成了信息的发生器。在恐怖主义者（组织）、收到危害的牺牲者和主要目标之间，以恐吓和暴力为基础传达信息的过程，是要操纵主要目标（观众），使之成为恐怖的目标、要求的目标或注意的目标，而这些取决于它的主要要求是胁迫、强制还是宣传。

英国1974年的反恐怖法案是这样说明恐怖主义的：基于政治目的使用暴力，旨在使公众或公众的一部分处于恐怖之中。［2］

国际联盟1937年制定的《防止和惩罚国际恐怖主义公约》，该公约第1条第2款规定：“‘恐怖主义’一词是指直接反对一个国家，而其目的和性质是在个别人士、个人团体或公众中制造恐怖的犯罪行为。”［3］通过以上定义我们可以发现，对恐怖主义下定义，从方法上看，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学者们的定义；一种是法律定义。学者们在学术上对恐怖主义进行探讨时，通常带有学者们的学术观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这些观点通常都很严谨客观，并且都是从不同角度对恐怖主义的概念进行界定分析的。法律定义是对事物或现象的性质、特点、内涵和外延等全部特点进行精确的界定和作出最基本的法律规范。目前统一的法律定义还没有出台，各国的国内法还有一些部门性法规在对恐怖主义进行界定时都是站在本国国家的立场和利益的基础上制定的。二、恐怖主义定义的核心构成要素

通过以上定义的分析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法律定义还是学者们的定义，其中都包含一些共同的要素，在此称之为核心构成要素，这些要素是构成恐怖主义的基础，是已经达成国际社会共识的。这些核心要素包括：暴力性、政治性、袭击对象的无选择性。（一）暴力性

暴力是恐怖主义的最基本特点，没有暴力就没有恐怖，也就不能将之定义为恐怖主义。荷兰学者施密德在研究恐怖主义时，将暴力性排在了构成恐怖主义各种要素的第一位，由此可见暴力性在构成恐怖主义中的重要性。暴力贯穿着人类历史的始终，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暴力都属于恐怖主义。首先不带有政治性的暴力就不属于恐怖主义。例如为泄私愤而发生的暴力行为，我们就不能将其认定为恐怖主义。成都发生的公共汽车爆炸案就属于一例，虽然暴力行为虽然十分严重，甚至危及到人们生命安全，但它并不是恐怖主义。

还有另一种情况，是作为政治的继续的战争，西方很多学者将恐怖主义纳入它的范畴，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战争的公认规则是：打击对象是军事人员和军事设施。而恐怖主义打击的对象没有选择，他们主要是袭击普通公民。当然，以打击对象作为标准来区分恐怖主义行为与战争，我们只能进行大概的判断，因为任何一次战争都不可能不伤害平民。（二）政治性

恐怖主义是一种政治现象和非理性的政治斗争、社会斗争的手段。恐怖主义者为了达到民族分裂，变更政权，或改变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政策等政治目的，往往借助于恐怖手段，如暗杀、绑架、爆炸、空中劫持等来达到政治目的。20世纪90年代，北非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为了要挟外国政府停止对本国政府的支持，他们常常不择手段的使用暴力。政治目的是恐怖主义的一大特点，没有政治目的的行为，就不能被定义为恐怖主义。如黑社会组织、单纯的邪教组织。一般来说，他们的行为并非基于政治目的而是为了贪利或者满足其个人其他目的。［4］强调这一点，便可以将恐怖性犯罪与恐怖主义区分开来。而当有的黑社会组织、邪教组织参与或者渗透到政治领域，这个时候其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三）袭击对象的无选择性

恐怖主义袭击对象的无选择性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心理：扩大恐惧范围，造成公开的社会影响。在信息不发达的时代，他们主要的袭击对象是政府领导人、王公贵族等。因为袭击这样的人可以进行社会变革。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传媒的轰动效应越发显著，因此，当代恐怖主义行动扩大了袭击对象的范围，他们开始对袭击目标不加选择和区分，不仅袭击政府要人和王公贵族，而且还袭击无辜平民和非战斗人员，因为袭击无辜平民不但可以在社会中制造恐怖气氛，还可以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挟政府作出妥协。这一行为一方面的确产生了极其轰动的效果，但从另一方面也将恐怖主义推上了道德的被告席。对无辜平民和非战斗人员不加选择和区分的袭击成为了当代恐怖主义的重要特征。［5］

暴力性、政治性、襲击对象的无选择性，这三个核心要素构成了恐怖主义的基本特征。三、恐怖主义概念的界定范围不可随意扩大

在对恐怖主义概念界定方面，国际社会主要存在这三个方面的分歧：（一）定义是否应该包含国家恐怖主义的概念；（二）定义是否应区分恐怖主义行为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三）国家武装部队在武装冲突和执行公务中的行动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模糊界定，容易扩大或者缩小恐怖主义的内涵和外延，不利于国际社会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作为恐怖主义的定义，在界定恐怖主义概念时，不能随意扩大它的内涵和外延，把不是恐怖主义的行为当做恐怖主义；也不能把它的范围缩小，把真正是恐怖主义的行为又划在恐怖主义范围之外。对恐怖主义的界定应该根据国际法的相关条款以及国际惯例，抛弃狭隘、偏激的价值观点，对其范围进行合理的界定。四、对如何界定恐怖主义的思考

通过对恐怖主义概念界定的分析研究，笔者发现在对恐怖主义概念进行界定时，存在着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两个方面。确定性方面即恐怖主义的三大核心要素：暴力性、政治性、袭击对象的无选择性。这三大核心要素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在进行界定恐怖主义时，我们可以先从这三大核心要素进行分析判断。这三大核心要素也是确定某一行为是否是恐怖主义的最终依据。

综上所述，恐怖主义是暴力实施者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所进行的非法斗争行为。它采用隐蔽的暴力手段，一般包括暗杀、绑架、爆炸、偷袭等。其袭击对象是不加选择的，非战斗人员和无辜平民是往往它的主要攻击对象。主要目的是在社会中散布恐怖，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这个定义体现了恐怖主义是一种非法的暴力斗争行为，它的暴力性、政治性和袭击对象不加选择性是是相互影响的。我们在界定一个行为是否是恐怖主义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三个要素进行深入分析，不要被表面现在所蒙蔽。一些行为由于不同的价值判断（不确定性），得出的结果也是不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要结合国际准则进行更全面的分析。

参考文献

［1］何秉松，廖斌.恐怖主义概念比较研究［J］.比较法研究，2003（4）.

［2］转引自 Walter Laqueur， The Age of Terrorism，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87，p.145.

［3］黄瑶.联合国全面反恐公约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48.

［4］白桂梅.从国际法角度看国际恐怖主义的界定问题［J］.现代国际关系，2002（10）.

［5］李建平.恐怖主义的界定与解读［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3（6）.

（作者单位：武警工程大学研究生管理大队）

作者：田溪

法律定义探讨论文篇3：

网络谣言的法律定义解析

摘要：当前，网络谣言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政府也开展了治理网络谣言的行动，但我国尚未制定统一的治理网络谣言的法律，对网络谣言的定义也未形成统一的意见。文章从网络谣言的学界定义着手，同时梳理了我国现有法律及司法解释对网络谣言的有关规定，全面探讨分析了网络谣言的定义及构成要件。

关键词：网络谣言;定义;分析

当前，网络谣言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政府也开展了治理网络谣言的行动。但是，网络谣言治理的前提在于明晰网络谣言的概念和范围，明确其治理的对象，才能彰显出治理的效果。

一、网络谣言的学术界定

学界对网络谣言有不同的界定，有学者归纳出了单一维度视角的谣言和多层维度视角的谣言，有学者将网络谣言分类为媒介说、法律政治说和全面说。但总的来说，对网络谣言的内涵和外延范围较大，区分也比较模糊，而法律定义即法律文本中的定义，它的原则就是明确和精准，立法者在制定法律过程中务必严格界定和明文规定相关事务的内涵和外延。

二、我国相关网络谣言的法律规定

截至目前，我国已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来规范网络谣言违法行为，其中现行的法律主要有5部①，在2012年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就规定了对“散布谣言”等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要进行拘留或罚款的行政处罚②;《邮政法》规定了不得利用邮件寄递含“散布谣言”的物品，从而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行为③;《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规定了对利用互联网“造谣”等构成犯罪的要追究刑事责任④。针对微信、微博等网络社交平台上层出不穷的虚假信息，并且网民们相互跟风、盲目转发导致了这些虚假信息的扩大传播，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明确规定了对“网络造谣”的行为要负刑事责任。⑤

有关网络谣言的行政法规较多，其中较早对网络谣言行为规定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从计算机管理的角度，就明确了不得利用计算机信息系统去“制造传播谣言”的活动，该行为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公民合法利益或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行为主体可以是组织和个人⑥;其次《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办法》也规定了不得利用国际联网去制作、复制、查阅和传播捏造或歪曲事实、散布谣言，该行为侵害的客体是社会秩序，主体可以是单位和个人⑦;另外《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等也规定了对散布谣言的行为进行处理。

涉及网络谣言内容的部门规章同样较多，尤其是2000年颁布的《电信条例》从规范电信的角度明确了不得利用电信网络去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散布谣言的信息，侵犯的客体是社会秩序、社会稳定，该行为的主体可以是组织和个人。学者们认为，此规定基本上明确了我国互联网法规对网络谣言的表述，但却未对网络造谣做出认定。

三、网络谣言的法律定义解析

以上简单介绍了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对网络谣言违法行为的一些规定，总体来说，我国当前对网络谣言的法律规范仍在起步阶段，欠缺空白之处亟需重视。现行法律至今仍无专门的成文法來规制网络谣言，许多规范谣言的法律都存在界定模糊、适用矛盾和处罚较轻等等缺陷，这也导致了在实践操作中对网络谣言的界定十分困难，因此，笔者进一步对就我国现有法律及司法解释对网络谣言违法行为规定的构成要件进行如下分析：

1.网络谣言违法行为的主体分析

从现有法律的规定来看，网络谣言违法行为的主体可以是组织和个人，如上文提到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及《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办法》均明确规定行为主体可以是任何单位和个人，这包括网络谣言的参与者和网络服务管理者，但在已查处的案件中，则表现出较多对网络谣言的参与者进行了处罚，而鲜有对网络服务管理者处理的案件。

2.网络谣言违法行为主观要件分析

现有法律及司法解释对网络谣言违法行为主观态度的规定均为故意，其主要表现有：捏造并散布、篡改并散布、歪曲并传播。如“两高”的司法解释中规定了“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等网络谣言行为;在《管理办法》中也规定了“捏造”“歪曲”的行为。另外，《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明确规定非故意行为，不能被视为违法行为。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网络谣言违法行为主观要件是故意而非过失。

3.网络谣言违法行为客体分析

现有法律及司法解释对网络谣言违法行为的客体规定主要是社会利益（包括社会经济秩序及公共秩序）和个人、组织利益。一是对社会利益的规定，如《关于维护互联网的决定》中明确规定要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两高”司法解释中也明确网络诽谤是那些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二是对个人和组织利益规定，如《关于维护互联网的决定》规定了不得利用互联网侮辱他人等内容。从当前已查处的网络谣言违法案件来看，谣言侵害的组织较多的确是国家机关，侵害的个人以公众人物居多，普通民众相比较少。

4.网络谣言违法行为客观要件分析

对于网络谣言违法行为的客观要件（如危害结果）的规定，我国现有法律及司法解释中较少提及，这也表明我国当前法律对网络谣言规定的模糊，比如“两高”司法解释中“恶劣影响”之类的规定，就导致了执法人员在具体实践中对网络谣言违法行为查处的效果欠佳。

注释：

①这5部法律分别是《治安管理处罚法》《邮政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刑法》。

②参见《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

③参见《邮政法》第三十七条。

④参见《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第二条。

⑤参见《刑法》一百二十六条、二百八十六条、二百八十七条、二百九十一条。

⑥参见《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第七条。

⑦参见《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办法》第五条第五款。

参考文献：

[1]林华.网络谣言概念的解构与重构[J].网络信息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