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问题探讨论文

2022-04-16

摘要：以互联网货币为研究对象，综合分析互联网货币的法律关系，在探讨互联网货币面对的法律风险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四个层面的监管体系，转化传统监管思路，加强风险监控，维护了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以期做好互联网货币的监管工作。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法律问题探讨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法律问题探讨论文篇1：

未成年人打赏主播现象的法律问题探讨

◆摘要：近年来，在网络信息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各大产业和行业形态发生了较大程度的变化。随着一些新型媒体的形成、传播、发展，衍生出了网络主播这一职业。并且，从分类上来看，网络主播的类型繁多，包括了秀场主播、游戏主播以及其他主播等。由于新兴行业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也缺乏完善法律监督体系，使得未成年人打赏主播引发了较多法律层面的问题。因此，本文以法律层面为切入点，分析打赏行为的界定，结合现状未成年人打赏主播呈现出来的法律问题，提出相关建议，希望以此为网络直播行业规范化发展提供有效建议。

◆关键词：未成年人;打赏主播;法律问题;建议

随着抖音、快手等新媒体的快速发展，近年来直播行业迎来了发展的重大机遇。虽然网络直播娱乐了大众的生活，给予了大众更多学习的空间及渠道。但同时，网络直播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性问题。以未成年打赏主播现象为例，尤其是高额打赏主播现象，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广泛讨论。然而，社会大众对未成年人打赏主播现象说辞不一，为了对未成年打赏主播现象有清晰地认识，受舆论导向朝正确的方向发展，因此本文围绕“未成年人打赏主播现象的法律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价值意义显著。

1未成年人打赏主播现象的法律问题分析

随着网络直播行业的迅速发展，近年来未成年人打赏主播现象屡见不鲜，在盲目行为的影响下，易影响未成年人家庭的经济负担，严重情况下还可能引发家庭悲剧。由于社会大众对未成年打赏主播现象的法律认知普遍缺乏。因此，下面主要从打赏行为界定及引发的法律问题两方面进行分析：

1.1打赏行为界定

基于网络用語当中，“打赏”指的是用户对网络直播，或者自媒体文章等相关成果的认可，以资源的方式打赏礼物（网络虚拟礼物）或红包（数字货币）的一种行为，而网络主播等职业人群则可以将打赏的礼物以体现的方式“变现”。

对于打赏行为，目前主要观点有两种：其一，认为打赏行为属于一种服务合同;其二，认为打赏行为属于一种赠与合同。本人认为，其二的观点更为明确，针对打赏功能自身而言，属于主观、资源的行为，主要按照个人的意愿决定是否打赏，且在金额方面也没有明确的限制。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85条固定为例，其中提到“赠与合同，指的是赠与人把自身的财产无偿地给予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3]。”基于网络直播当中，打赏行为指的是对主播表演，或者人格魅力的一种认可，然后进行无偿赠与的一种行为。对于打赏者来说，基于打赏过程中，无约定主播的义务，主播接受赠与后的行为，亦是凭借主观意愿进行互动。打赏行为是对直播表演的一种认可，且不管是否打赏，均可以看到主播的表演。所以，主播和打赏者之间，从法律关系层面分析，属于赠与合同关系，并非服务合同关系。

1.2法律问题分析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95条为例，明确规定：当赠与人的经济状况发生明显的恶化，且对自身家庭生活、生产经营造成严重影响，可不再履行赠与义务。基于赠与合同层面分析，在合同成立之后，赠与行为让赠与人的经济、生活受损，赠与人可通过法定的方式形成解除权。由于未成年的打赏行为，尤其是高额打赏行为，对家庭生活造成重大危害影响的，未成年可采取法定解除权的方式，由网络直播平台与网络主播在参考赠与合同的基础上，返还被赠与的财产。

2相关建议

未成年打赏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今年因未成年打赏主播现象引发的问题层面分析，主要受到网络直播平台监管不力、网络主播语言煽动以及未成年人自身自制力不强等因素影响。因此，结合这些影响因素，同时根据上述提到的法律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2.1做好网络直播平台的监管强化工作

网络直播平台责任公司，需履行直播平台入口监管的职责，针对未成年人注册、观看网络直播，一经发现，及时限制。对未成年防沉迷系统进行设置，使未成年人限制及准入体系更加完善。此外，网络直播平台可以采取身份证验证、手机短信验证以及人脸识别等技术方式，规范、约束未成年观看直播、打赏直播的行为，进而使未成年人打赏主播的行为得到有效控制。

2.2禁止网络主播进行语言层面的煽动

网络直播平台及其附属单位，需规范网络主播的职业行为及道德，禁止进行语言层面的煽动，导致观看主播的人群做出盲目的打赏行为。与此同时，加强网络直播行业整顿，侧重扫黄、“打擦边球”等整顿活动工作的开展，还原网络直播行业“绿色”面貌。针对网络主播进行语言层面的煽动行为，平台需给予惩罚处理，比如警告、禁播以及封号。

2.3加强家校协同监督管理

家庭方面，需做好未成年孩子的教育，培养孩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及世界观，正面引导孩子认识网络直播行业，避免将自身手机支付密码、银行卡密码泄露给孩子。学校方面，需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学生多看纸质书籍、多参与户外活动等方式，转移学生关注对象，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发展。

3结语

综上所述，未成年人打赏主播现象引发的法律问题，需以赠与合同关系为基础，以此根据引发问题的严重程度，可执行解除赠与合同关系的方式，由网络主播归还获取的打赏财产。而对于网络直播平台，则需加强监管，并禁止网络主播进行语言层面的煽动，采取家校协同监管方式，使未成年打赏主播现象减少，进一步使引发的法律问题减少，进一步为促进网络直播行业绿色、良性、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罗敏，苏敏.论网络直播打赏的法律性质[J].人民司法，2020（19）：44-46.

[2]孙雪.网络直播打赏的法律问题研究[J].法制博览，2019（30）：47-48.

[3]禹玉琳.未成年人高额打赏网络主播法律问题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8（19）：61-62.

作者简介

贺博文（1988—），男，汉族，北京人，法学硕士，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民商法。

作者：贺博文

法律问题探讨论文篇2：

风控视角下互联网货币法律问题探讨

摘要：以互联网货币为研究对象，综合分析互联网货币的法律关系，在探讨互联网货币面对的法律风险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四个层面的监管体系，转化传统监管思路，加强风险监控，维护了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以期做好互联网货币的监管工作。

关键词：互联网货币法律

互联网货币作为信息时代中互联网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下的必然产物，象征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成果。互联网货币的兴起与发展，反映出互联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然而，互联网货币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与风险，若想进一步实现其健康发展，就必须正视并切实提出相关解决方案。

一、互联网货币的概念及其主要法律关系

（一）互联网货币的概念

互联网货币又被称为虚拟货币与电子货币，可以在互联网指定区域与空间内充当交易行为中的虚拟兑换工具。互联网货币的基本内涵包括以下三点：一是互联网货币由非政府主体发行，其发行与流通依赖于商业信用或社区信用;二是互联网货币的使用者为互联网主体，包括互联网中特别指定的范围内的商业主体及个体;三是互联网货币属于一种虚拟的货币类型，其只适用于互联网中特定主体之间的交易活动中。从广义角度出发，其概念可延伸到其他借助于互联网平台而发生的交易行为以及数字货币等。

本文从狭义角度出发，对互联网货币进行深入研究。即基于商业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虚拟互联网货币兑换的交易行为。随着互联网货币的迅速发展，主要出现了以下几种互联网货币形式：一是在网络游戏中使用的游戏币;二是在网站上用于交易的货币，例如腾讯Q币;三是在虚拟金融交易过程中使用的虚拟货币，例如比特币。其中，比特币为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由非政府机构发行并掌握的货币，其本质为基于加密防伪技术而产生的用于实现去中心化支付的支付系统，与传统的实物货币有着较大区别。

（二）互联网货币法律关系

互联网货币在进行流通时，主要涉及的交易主体包括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发行者，即發行互联网货币的机构。其既要为互联网金融交易供应充足的货币，还要承担保证互联网货币安全的责任。二是使用者，包括使用互联网货币进行交易的消费者与厂商等。三是主权国家。由于目前互联网货币尚未突破国界获得国际上的广泛认同，因此，互联网货币无法脱离国家而单独存在。此外，互联网货币的流通仍需要主权国家进行引导与监督[1]。

互联网货币法律关系中的客体为互联网货币本身，其与传统实物货币的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虽然互联网货币具有虚拟性，但其主体之间又必须相互承认、识别并保存。互联网货币的外在表现形式为账户余额，而账户余额的背后又需要技术手段的支撑来保障其可识别性与安全性。有些互联网货币除了账户余额外，还有其他表现形式，例如比特币还表现出一定的编码或数据。

在互联网货币发行与流通的过程中，发行者拥有决定发行数量、定价体系、流通范围、流通机制及兑换方式等权利。其义务包括：通过技术手段保证互联网交易平台的稳定与互联网货币的安全、确保不超额发行、建立发行流通平台、并提供必要信用的义务等。其中，互联网货币的发行流通平台为互联网货币的生存基础，也决定了其能否实现广泛流通。而互联网货币的发行者应当拥有与发行货币的数量及范围相匹配的信用水平，且该信用水平应当获得广泛认可。

互联网货币的使用者包括在互联网上进行交易的消费者与商品厂商。其拥有按照相关法规占有并使用互联网货币，以及利用互联网货币取得收益的权利，同时，也拥有因自身的互联网货币遭受损失而要求互联网货币发行者及其他第三方进行索赔的权利。对互联网货币的使用者而言，互联网货币同样属于使用者的财产，可按照相关法律对互联网货币行使其财产所有权。而互联网使用者的义务包括：接受发行者所制定的相关规定，以及付出相应的代价获取互联网货币。

二、互联网货币面临的法律风险

（一）互联网货币的反洗钱风险

“洗钱”指将违法所得的财物通过各种方式隐瞒其来源的行为。并非所有的互联网货币都会导致洗钱行为的产生，但在互联网环境下更有可能发生洗钱行为。目前我国严令禁止虚拟货币与实物货币进行直接兑换，然而依然有某些不法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为违法分子提供洗钱的场所。外加互联网交易平台支持匿名交易，因此无须用户进行登记与审核便可进行交易行为，其隐蔽性更是为不法分子的洗钱行为带来了便利。互联网交易平台不仅存在洗钱行为，还存在销赃、赌博等其他恶性行为，换言之，互联网货币的出现为网络犯罪行为提供了完美的平台[2]。

（二）互联网货币通货膨胀的风险

通货膨胀指在货币流通过程中由于货币发行量超过实际所需数量而导致的货币贬值及物价上涨的情况。关于虚拟货币供求关系与通货膨胀之间的联系的问题，学者们众说纷纭。一部分学者认为，互联网货币与法定货币之间能相互兑换，因此互联网货币的供求不平衡同样会导致通货膨胀现象的发生，甚至有可能对我国经济体系造成严重的冲击。另外一部分学者认为，互联网货币只能在互联网环境下存在，无法对我国经济体制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也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现象的发生。双方学者产生矛盾的关键在于虚拟货币能否与法定货币进行兑换。就虚拟货币而言，在其法定价格恒定的情况下，虚拟货币的供求并不会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然而，若是虚拟货币的法定价格产生了变动，则很有可能会带来虚拟货币真实价值的变化。此外，当虚拟货币无法与法定货币进行兑换时，无论虚拟货币的法定价格如何波动，都不会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但是目前我国并不存在不可兑换的虚拟货币，我国所有的虚拟货币与法定货币之间都可进行兑换，外加我国对虚拟货币的监管尚未完善，依旧存在某些不法供应商肆意违法发行货币的现象，因此，我国仍然存在虚拟货币引发通货膨胀的可能性。

（三）互联网货币的安全性风险

就消费者而言，购买虚拟货币具有一定的风险性。首先，虚拟货币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若虚拟货币的服务商未对消费者账户设置保障措施，或者保障技术水平不到位，则不法分子很有可能会通过高科技手段盗取消费者数据，从而使消费者的虚拟货币财产受到损失。目前犯罪团伙盗取消费者账户中虚拟财产的不法现象频频发生，例如盗取Q币、游戏币等，消费者账户被盗的问题已成为虚拟货币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问题。除账号被盗导致的财产损失之外，还存在个人隐私泄露的风险。消费者在购买虚拟货币时，要提交个人资料，注册账号。其中会涉及用户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以及银行卡账号等隐私信息。因此，一旦消费者账户被盗，极有可能会泄露消费者个人隐私，甚至存在不法分子盗取个人信息进行贩卖的情况，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隐私权。

三、互联网货币的法律风险防范

（一）完善制度体系，实施严格监管

1.完善互联网货币相关的法律制度体系。首先，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大局的规划中，加入对互联网货币发展的研究，通过央行、金融监管机构和互联网管理部门之间的通力协作，共同制定出符合我国实际发展需求的互联网货币制度体系，作为指导互联网货币发展的法律准则;其次，在对《人民银行法》与《商业银行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研究的基础上，加入与互联网货币相关的法律内容，使互联网货币的监管过程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最后，央行等相关部门，要尽快将制定互联网货币流通操作规范提上日程，从而实现互联网货币在健康与法制环境下的可持续发展[3]。

2.加强对互联网货币发行机构的监管力度。采用综合性的监管措施，就互联网货币发行者相关资质问题进行研究，设定相关的资质审查流程。认缴注册资本时，要仔细核算其注册资本总额，且核实其缴资情况，然后根据其经营状况对其进行信用评级。若互联网货币发行商信用等级高、无不良历史行为，则可以适当地增加其发行总金额。不仅要在交易平台进行注册登记，还要加大对互联网货币的监管力度，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措施实现：第一，建立健全互联网交易平台注册机制，尚未注册的互联网交易平台严禁进行互联网货币交易，对违反规定的互联网货币交易平台予以严重的行政处罚。第二，央行负责牵头组织设立兼具规范性与统一性的互联网交易平台，由该平台对市场上流通的互联网货币进行统一管理。同时，央行还可以牵头设立互联网货币交易监督管理系统，实时链接所有注册过的互联网交易平台，同时安排专员实时监督所有互联网货币交易行为，并做到发现问题即刻上报，并迅速介入处理。

3.完善互联网货币协调机制。成立由央行作为主导且联合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互联网监管机构和公安局等多部门共同制定的互联网货币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主要用于处理互联网货币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此外，也可成立互联网货币发展领导小组，由以上部门的负责人任该领导小组的成员，帮助高效处理我国互联网货币发展进程中遇到的疑难杂症。严令禁止法定数字货币和互联网货币进行兑换，并且及时规避互联网货币的风险，且将其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除此之外，还要严禁地下钱庄参与到互联网货币交易过程中。

4.加大对以洗钱为目的的互联网货币交易行为的监管力度。建立健全互联网货币交易监管机制，增加针对互联网货币洗钱风险的预防措施。首先，互联网交易平台的义务之一就是及时举报洗钱行为，并宣傳反洗钱知识。其次，要建立国家反洗钱监管机构，并将互联网货币交易平台以及发行机构纳入反洗钱管理体系中，进而促进反洗钱报告人和反洗钱管理体系有效合作的同时，也起到相互监管的作用，对于互联网货币交易平台中出现的洗钱行为可以做到第一时间发现并举报。最后，完善互联网货币交易信息保管机制，设置科学合理的保存期限，便于监管部门随时审查互联网货币交易行为。

5.针对违法行为增设投诉举报渠道。制定相应的投诉举报制度，尤其要为互联网货币平台违法行为的投诉与举报提供便利的渠道。不仅要鼓励公民积极参与到互联网货币交易行为的监督工作中，支持举报互联网货币违法行为。还要为互联网违法行为增设投诉渠道，从而方便民众对不法行为进行举报，其举报方式包括信访、网络与电话等，并大力提倡实名制举报。

（二）多种措施并举，盯防结合

1.面向社会开展与互联网货币相关的知识讲座，让民众更加了解互联网货币存在的风险。可借鉴资本市场风险揭示的先进经验，协调资源配置，做好风险防范措施，例如借助媒体平台对互联网货币存在的风险进行揭露，加强民众对互联网货币的认识与了解，理性对待互联网货币中存在的风险，并做好应对措施。另外，在对互联网货币发行机构、交易平台等审批的过程中，可以增设风险预警制度。在互联网货币发行与运行体系中，要牢固树立起风险防范意识。

2.全面加强对互联网货币违法行为的社会监管。可通过以下两种措施增强民众参与互联网货币监督工作的积极性：首先，强化监管力度，增加民众投诉举报的途径，以方便互联网货币违法行为受害者及时进行申诉与举报，从而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其次，要为知悉或了解互联网货币违法行为存在的人提供举报与投诉的条件，提高违法成本，迫使不法分子不敢触犯法律[4]。

3.建立举报互联网货币违法行为的奖励机制。可以学习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完善互联网货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机制，并对提供有效证据且查证属实的单位或个人予以相关奖赏。除此之外，要针对互联网货币发行机构及互联网货币交易平台的工作人员，设立专门的举报奖励机制，为其提供比社会举报更加丰厚的奖励，并对其采取保护措施，免受打击报复。还可参考公安机关的反假币奖励机制，在出现相似的互联网货币违法案件时，可以依据相关制度要求予以奖赏，增强人民警察打击互联网货币违法行为的积极性。

（三）遵守规章制度，规范运营

1.建立健全互联网货币交易相关的法律规定，明确互联网货币交易平台及发行机构的职责所在。建立互联网货币风险监督管理体系，确立监管范围，完善风险防控责任机制，将责任落实到个人。首先，要明确互联网货币发行人与交易平台的责任，当发生互联网货币违法行为时，可快速的追溯源头;其次，要明确互联网货币企业中主要部门负责人承担的法律责任;最后，确立互联网货币主体的直接责任，包括部门责任、岗位责任，真正做到将责任落实到个人。

2.设立多层防线，确立互联网货币风险界限。互联网货币发行人与其交易平台应当参照互联网货币企业的经营状况以及业务特色，预估其风险承受能力，从而合理设置业务经营准则。对于合法且顺应企业发展规划的业务要加大发展力度，可设置为绿色区域;对于超出法律规定范畴，但符合企业创新发展要求的业务要慎重发展，可将其设置为黄色区域;而对于那些法律禁止的业务，就算利润再丰厚，也坚决不可引进。

3.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找到互联网货币系统风险防范与盈利之间的平衡点。对互联网货币的发行机构以及交易平台而言，风险防控比创造利润更为重要。因此，互联网货币发行机构与交易平台应当严格平衡风险防控与经营利润之间的关系，在追求利润的同时注意调动资源，例如引进具有较高专业素养的风险防控管理人才、提高风险防控的技术水平，健全风险防控管理制度。

（四）知防结合，安全第一

加强与互联网货币相关的知识教育，提高消费者对互联网货币的认识与了解，引导消费者接受互联网货币的收益具有一定的风险性。目前，我国的消费者对互联货币相关知识普遍缺乏了解，因此，政府与企业要携手努力解决上述问题。要真正意识到开展互联网货币系统风险性教育在消费者权益保护中起到的关键作用。与此同时，相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做好互联网货币知识的宣传工作，并借助媒体平台，提高互联网货币知识与风险防范措施的宣传力度，使消费者对互联网货币知识有所了解，理性对待互联网货币风险，并做好风险监管工作。除此之外，还要明确互联网货币发行机构与交易平台的责任，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切实做到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以消费者自愿性、公平性为原则，从而开展互联网货币相关服务。

参考文献：

[1]赵莹.我国虚拟货币监管制度改革的反思与重构[J].河南社会科学，2020（04）：72-79.

[2]李俊生，姚东旻，李浩阳.财政的货币效应——新市场财政学框架下的财政-央行"双主体"货币调控机制[J].管理世界，2020（06）：60-63.

[3]黄国平.主权数字货币研发加速[J].银行家，2020（01）：27-28.

王鑫，李支.美国加密货币监管框架的构建及其启示[J].新金融，2020（02）：57-64.

〔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互联网金融法律规制与监管研究”（课题编号：L15CFX006）;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及防控对策研究—以盛京银行为例”（课题编号：2020RWSK004）研究成果〕

（张凯，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作者：张凯

法律问题探讨论文篇3：

搏击类赛事的反垄断法律问题探讨

摘要：十八大以来，体育强国理念不断深入人心，武术搏击类赛事走上了蓬勃发展的快车道，给消费者带来了一场场精彩纷呈的视觉盛宴，但是在巨大的利益背后，搏击运动市场的行业乱象已然逐渐突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协议行为、经营者集中和行政干预等垄断法律问题严重影响了搏击运动运动市场的和谐，通过坚持市场主体、加大监管力度、明确武术搏击类行业协会的社团性质、实现赛事管办分离，完善反垄断立法规制，建立搏击类赛事反垄断相对豁免制度等措施，及时探讨反垄断法律规制，为搏击事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关键词：搏击赛事;垄断行为;反垄断法;法律规制

一、搏击类赛事的发展及其特点

搏击技术，融散打、拳击、柔道、摔跤、泰拳、截拳道、空手道等各种武技于一体，不拘泥于任何固定的套路招式，提倡在实战中根据战况临场自由发挥，风格开放，灵活施展拳、脚、肘、膝和摔跌等各种立体技术，攻防兼备，灵活运用，以最终击倒或战胜对手为目的。以此为基础理念组织的起来的比赛，即搏击类赛事，经过数十年的实践和取长补短，已然形成完美的理论和技战术体系以及竞赛规则办法。

现在的搏击类赛事，均采用职业化、商业化的运营模式，开放性较好，可参与程度高。当前，绝大多数国际搏击类比赛采用的是无限制自由格斗模式，不管选手来自哪里，凡承认其竞赛规则的团体或个人，只要具备一定的身体条件和职业水平，均有资格进行全接触搏击比赛。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搏击类赛事有着极强的吸引力，比如美国的搏击产业是体育产业当中的钻石，位居第三[1]，明星运动员的出场费动辄上千万美元。中华武术的历史源远流长，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不管是古代虬髯客式飞檐走壁的侠客故事，还是近代霍元甲类强国强种的英雄逸闻，都能激起中华儿女的沸腾热血。随着国家的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武术搏击类赛事在中国必将大有可为，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搏击市场的行业乱象已然逐渐突出，及时探讨反垄断法律规制，方能为搏击事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二、搏击运动中的垄断行为探讨

垄断，是指经营者或其利益的代表着，滥用已经具备的市场支配地位，或者通过协议、合并或其它方式或谋求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借以排除或限制竞争，牟取超额利益，依法应予规制的行为[2]。垄断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是竞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出现又抑制了竞争。搏击运动在我国不断持续走热，形成了以搏击运动为核心的产业市场，这个市场，有着迅猛发展的爆发力，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垄断行为，应当受到反垄断法律的规制。

根据反垄断相关法律规定，笔者将搏击运动市场出现的垄断行为罗列为以下四种：

1.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是指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所实施的排除限制竞争、谋取超额利益的违法行为，包括垄断高价和低价、掠夺性定价、拒绝交易、独家交易、搭售及附加不合理条件、差别待遇等行为[3]。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在搏击运动中有多种形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垄断高价或低价的行为，比如高价出售门票，一些占有市场支配地位的搏击联盟或者俱乐部，对于一些重要赛事的门票定价权拥有绝对的优势地位，这就给赛事支配方抬高门票价格提供了可乘之机，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2）拒绝交易行为，比如一些搏击联盟或者俱乐部利用其支配控制赛事的优势地位，以较低的劳动报酬长时期控制搏击运动员，以排斥就业相威胁阻碍其发展，进而达到其拒绝交易的目的;（3）独家交易行为，比如在搏击赛事转播权买卖、赛事冠名赞助商选择方面，通过签订一个长期性的合同，保证在长期时间范围内获得排他性的权利;（4）搭售行为，比如一些搏击俱乐部在出售赛事门票时强行搭售纪念品、饰品、拳套、帽子等赛事周边产品，或者以优惠、打折等籍口搭售其它场次比赛门票，此类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2 .垄断协议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垄断协议行为是指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分为横向垄断协议和纵向垄断协议[4]。搏击运动最大的魅力在于其紧张、刺激的过程中充斥着各种不确定因素，如果兩名运动员实力悬殊，则这种不确定性就大打折扣，为了保证搏击比赛的这种不确定性，就必须保证竞争性平衡。但是各搏击联盟和俱乐部之间为了防止搏击运动员的薪资过高而导致财政恶化，就通过协议的方式限制拳手自由流动，产生了联盟、俱乐部间的横向垄断协议。但是这种限制有时候却极大的打击了搏击运动员的积极性，进而影响搏击运动的发展，比赛的精彩程度和可观赏性就大打折扣，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现在的网络技术高度发达，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联盟、俱乐部往往以独占许可的形式集中出售所有赛事的转播权给极少数的电视转播商和网络转播商，这种行为又构成了纵向垄断协议。

3.经营者集中

经营者集中是指包括一个企业能够对另一个企业发生支配性影响的所有法律方式在内的这种广义上的经营控制型合并[5]。事物在最初的发展萌芽状态， “抱团”能够凝聚合力，助其快速成长，当具备一定规模后，却需要出现竞争对手，防止其肆意发展，破坏“生态平衡”。搏击赛事经营者集中行为主要体现在搏击运动联盟的扩张合并方面，一般通过并购使得优势联盟或俱乐部能够控制其他具有竞争关系的联盟或俱乐部，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但是这种垄断行为却严重的破坏了搏击运动的原有魅力，使得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变得可以人为操控，原本悬念丛生的搏斗更像是一场舞台剧，失去了公正性的比赛，既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也影响了搏击运动的长足发展。

4.行政垄断行为

一般认为：行业协会是由单一行业的竞争者所构成的非营利性组织，其目的在于促进和提高该行业中的产品销售并在雇佣方面提供多边性援助服务[6]。而职业体育协会是领导体育活动的群众性组织，是我国体育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方面[7]，其重点在于对职业体育竞赛活动进行组织，维护协会成员合法权益并制定相应的协会规程规范协会成员的行为[8]。但是我国的职业体育协会却难以避免的具有行政机关的色彩，比如中国武术协会，实际上与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是一体的，俗称“一套人马，两个牌子”。不可否认的是，职业体育协会在我国职业体育运动的发展中有不可磨灭的功劳。我国的搏击运动起步较晚，目前处于发展上升阶段，离不开国建体育总局、中国武术协会的大力支持，但随着搏击运动在我国的深层次发展，这些协会在职能作用的发挥方面暴露出不少问题，包括直接干预市场竞争的具体行政行为和发布政策、制定规章制度等抽象行政行为，诸如制定相关限制竞争的政策性文件、插手各搏击俱乐部和职业搏击联盟的市场行为、不合理的限制专业运动员参加职业比赛等行为均归属于行政性垄断。随着搏击运动市场的不断成熟，行政垄断行为限制了搏击赛事的发展壮大。

三、保障我国搏击运动事业健康发展的反垄断法律规制构想

1.坚持以市场竞争为主导，充分调动市场的积极性

全社会共同参与办体育，就是要充分调动市场的积极性，以反垄断相关法律为规范，重点协调好竞争与发展的问题。我国的搏击产业与足球、篮球、乒乓球等项目相比起步较晚，在职业化发展道路上也步履阑珊。国内发展竞争压力大，与国际同类体育项目规模质量和条件（体育博彩）上也存在的较大差距，极大限度的抑制了我国搏击赛事品牌的国际竞争力[9]。为了突破当前搏击产业的发展瓶颈，各赛事品牌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经营管理水平、提高服务质量，积极打造多元化、个性化赛事。更重要的是，专业散打、拳击、搏击运动队要向地方、向企业、向社会开放，走商业化、职业化搏击产业之路，当前社会高速发展、观念更新日新月异，搏击产业需要市场经济的不断刺激，高水平的专业搏击运动员不断进入商业赛事，能极大的提高搏击类赛事的收视率和影响力，通过“造星”，带动搏击运动周边产业发展，刺激更多的人进入搏击产业消费市场。同时，对于商业价值开发潜力比较大的赛事品牌，政府应当支持其通过适当的商业开发增加其收入，以获取更多的资金支持其发展，增加其影响力，形成良性的、可持续发展循环。尊重各俱乐部的自我治理功能，充分保障市场自由定价，发挥自由竞争在市场经济中的优势。

2.政府加强市场监督，引导搏击赛事项目良性发展

在充分保障搏击运动产业市场化的前提下，为促进搏击运动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防止搏击赛事品牌间出现恶性竞争等垄断行为，推动我国搏击事业向着国际化、专业化发展。政府要以“守夜人”的角色发挥其管理市场和调节市场的功能，应当注意的是，政府是制定规则的人，要充分发挥“一双柔和的手”去规制、盘活市场竞争。政府作为权力机关与其他市场主体在竞争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不应当冲到第一线直接参与市场竞争，而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台阶上去“观摩”市场主体竞争，并适时的调整其过限行为，以公平、公正的态度从宏观层面上把控全局。

同时也要考虑到，当搏击运动市场自身发展难以符合社会整体利益时，政府适当的干预是合理且必要的。比如政府可以基于体育的公益属性，通过制定合理的分配制度和税收义务，支持和扶助一些资源较少、发展较慢的特色项目，实现资源的二次调配，既能鼓励武术搏击事业百花齐放，也是促进体育强国建设、保证武术文化事业蒸蒸日上的有效举措。

3.明确武术搏击类行业协会的社团性质，革除行政垄断的源头

公共权力与利益之间具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利益是行使权力的目标，权力是创造利益、获取利益的有效的手段[10]。我国职业体育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对于利益的追求，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不惜借助其享有的行政权力干预市场竞争而造成腐败。毫无例外地，中国武术搏击类行业协会也需要去行政化改革，以破除行政权力干预市场竞争的各种可能性，确保自由搏击市场中各参与主体的不同需求尽可能得到满足，进而推动我国武术搏击类运动市场健康发展。

坚持行业协会的社团性质，就是要充分发挥广泛参与、民主决策。行政化的行业协会，多数决策是在少数管理者开会研究中决定的，很难考虑到其他市场参与主体的利益，这种决策方式是不靠谱的、片面的，也是不符合市场竞争规律的。解决之道在于明确武术搏击类行业协会的社团性质，在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时保障市场主体参与，共同决策，利用体制机制改革破除利益纷争，有效实现武术搏击类赛事管办分離，从根源上铲除行政机关限制搏击市场自由竞争的垄断行为。

4. 完善反垄断立法规制，建立搏击类赛事反垄断相对豁免制度

职业体育产业既要致力于发挥市场竞争手段在配置稀缺资源时的作用，又要在统筹相关主体间利益时保障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和效率性[11]。搏击运动产业的快速、有效发展，既需要反垄断法律体系规制下的健康成长，也要实现搏击联盟整体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反垄断法最基本的目的是保护市场正常竞争秩序，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但是一项产业在发展之初，一定数量的市场主体联合在一起，却有利于快速做大做强，形成市场竞争力。波斯纳曾提出：“竞争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只要垄断可以增进效率，就应该容忍垄断，甚至鼓励垄断。”[12]所以当前我国的搏击运动产业，需要一定程度上的反垄断法豁免。我国反垄断豁免制度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多元化的，但是对于经济效率的考量具有一定的优先性。[13]我国搏击类产业还处在需要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扶持的阶段，要平稳健康，更要快速发展。因此，搏击类产业的发展与我国反垄断法豁免制度的价值目标存在一定程度的契合。我国搏击产业的反垄断豁免制度，必须建立在阶段性和合公共利益性的框架内进行豁免，是一种相对的、有条件的豁免，既能满足搏击产业蓬勃发展，又不逾越法律红线。

四、结语

我国的搏击类运动产业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其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这其中既有体制机制的问题，也有法律保障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文化产业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机遇，特别是2019年8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以来，体育强国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搏击运动产业更凸显出了蓬勃的生命力。搏击运动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党和国家的支持，更离不开反垄断法律规制，为其发展创造一个能平衡各方主体利益的良好竞争环境，是搏击运动产业走上专业化、商业化、国际化的必由之路。通过积极发挥政府机关的指导与服务作用，坚持自由竞争理念、充分调动市场积极性，明确武术搏击类行业协会的社团性质、实现赛事管办分离，完善反垄断立法规制，建立搏击类赛事反垄断相对豁免制度等措施，推动搏击运动事业向着市场化、商业化不断迈进，中国搏击事业必将在世界武坛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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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张迪.论公共权力与利益的关系[J].云南社会科学，2003，5：38-40

[11]理查德·A·波斯纳[美]著，孙秋宁译.反托拉斯法.第二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3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