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思维法治探讨论文

摘要：由张文显教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法理学》（第五版）是新时代首版国家重点《法理学》教材。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法律思维法治探讨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法律思维法治探讨论文 篇1：

论法律思维的基点及其思维层面

摘 要：法律思维是法治思维的基础，没有正确的法律思维就很难有正确的法治思维。在我国当代，培养正确的法律思维，就要明确法律思维的立足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遵循的基本准则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贯穿的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具体法律思维中，要从宏观层面：即法律使命和法治理念层面；中观层面：即立法宗旨、立法精神层面；微观层面：即法条规定、法律解释层面来考虑，以得出符合当时当地实际的最优化的思维结果，更好地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正义。

关 键 词：法律思维；法治思维；法律理念；法律意识

收稿日期：2015-08-07

作者简介：阮国平（1958—），男，浙江慈溪人，浙江警察学院法律系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法理学。

法律思维是指在法治理念指引下，运用法律的规定、原理、精神和逻辑，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一种思维模式。法律思维是法治思维的基础，没有正确的法律思维，就很难有正确的法治思维。因此，在大力倡导培养法治思维的今天，探讨如何培养正确的法律思维显得十分必要。

截止目前，学界关于法律思维的研究大体是从两个角度进行的。一是从思维的发生机制将法律思维学与法律现象学、法律本质学和法律价值学并列，共同作为法哲学的组成部分。主要运用生理学、生物学、思维学、逻辑学、心理学、文化学和社会学等科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从人与法的关系的角度研究与法律活动相关的限定思维、异态思维和“我向思维”等思维类型，剖析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过程中人们的思维习惯以及刺激人们法意识和法行为的因素，揭示法律思维的特点、表现形式和运行规律。[1]其研究的重点是人与法之间的关系，即人如何看待法律及人们的法律意识、法律观念是如何产生的等。二是从法学内部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德国学者卡尔·恩吉施的《法律思维导论》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法律思维的任务，一方面应以形式逻辑为基础并在其框架中，另一方面在与特殊的法律方法论协同一致中显示出，人们如何获得“真实的”或“正确的”或至少是“有理的”对法律事务的判断。[2]其将法律思维研究重点放在对法律规范结构和意义的论述、对法律规范的理解与解释以及填补法律漏洞和修正有关缺失的法等方面。这里的法律思维是以制定法作为思维的根据，但在特殊情况下，思维的出发点又不局限于制定法，其也包括制定法背后的“法”。[3]一般认为，这种法律思维属于法哲学范畴，是一种专业性思维，其主体是经过法律专业训练的人，其核心是法律适用，其作用的场域是司法、执法领域。本文主要着眼于此进行论述。

一、法律思维的进路和特征

就法律理论和法律体系而言，一般可以分为形式的和实质的两种倾向。同样，法律思维也可依据这两种倾向呈现出两种思维进路：形式主义思维进路和实质主义思维进路。

形式主义的法律思维主要体现为德国的概念法学，其更多地强调法律的客观性、确定性和可操作性，严格遵循形式逻辑的要求，运用巴巴拉公式，将法律规则作为大前提，案件事实作为小前提，结论的得出便理所当然。具体表达式为：所有的M是P，S是M，所以S是P。形式主义的法律思维主体持保守和克制的态度，这就需要有对所有问题都能够回答得无须解释的、完满的、齐备的法律体系作为推论的前提，否则，许多正义就难以真正实现。事实上，要构建起形式主义法律思维所需要的法律体系是不切实际的。不过，其是法律思维的思想基础，是构建现代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石，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进入20世纪以来，尤其是“一战”以后，西方文化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法律的形式主义也受到了广泛的批判，人们开始从实用主义出发关注法律的实质因素。其中，德国的目的法学、利益法学和自由法学，美国的现实主义法学、现代解释学、社会学法学和新自然法学等，在批判形式主义法律理论的同时，也从不同方面构建了法律的实质主义进路，实质主义的法律思维进路应运而生。秉持实质主义法律思维的人更多的是自然法学者、法律现实主义者和社会学法学者。依照这种法律思维进路，强调解决法律问题的实质性依据。在解决法律问题时，更多地考虑道德的、政治的、经济的、习俗的或者其他一些社会因素。法律规则仅仅是众多考虑因素中的一种而已，而不是压倒一切的考虑因素。[4]并强调法律的不确定性、规则解释的目的性、个案正义和判决的社会效果。在思维模式上更多地采用实质推理，在姿态上更为积极和能动，增强了法律的灵活性，有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

与其他思维相比，法律思维有其自身的特征。对法律思维特征的概括，是认识、理解法律思维的又一种视角。笔者认为，法律思维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法则主义思维，即法律性思维，是指思维依据是法律规则，而不是别的。法律问题应根据由条件和预期效果构成的法规、规则，运用逻辑上的三段论法来处理。思维过程应始终围绕并依据现有法律规定进行，而不能离开法律规则的规定，“即首先区分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然后从法律概念、规则和原理出发，用法律来衡量事实的合法、非法或违法。”[5]二是排中律思维，即确定性思维，是指在有关权利、义务、责任的立场上应作出抉择，绝不允许有折中的情况。法律思维所要思考的问题，往往是要对权利、义务、责任作出明确区分，并按法律处理，具有确定性。如果法律思维允许有折中的情况，就会导致责任不分，是非不清，处理不当，不能起到教育本人和惩前毖后的作用，法律的公信力就会下降。三是主观恶性思维，即人性本恶思维，“它是一种站在人性‘恶’的立场上思考一切问题的思维方式”。[6]换言之，法律思维应站在人性本恶的一面进行缜密思考，重点考察行为的主观恶性程度，不能让不法分子钻法律空子。法律主要是通过对“恶行”的惩戒和预防的规定来保证人们实现权利与义务的。特别是在法律尚不十分全健，改革不断深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的当代中国，绝不能让钻法律空子、害国害民的“恶行”得到好处，获得利益。德国著名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有句名言：“一项法律越是在它的接受者那里以恶行为前提，那么它本身就越好。”[7]同样，对主观恶性不大的行为，应以教育为主、惩戒为辅，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为社会发展多作贡献。四是寻求利益平衡思维，即公平性思维，是指法律思维要通过寻求当事人各方的利益平衡来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最大限度地实现利益上的公平正义。所有纷争都与各种利益有关，有的是直接的物质利益，有的是经过转化的物质利益。法律思维就是要寻找纷争各方利益的平衡点，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实现利益上的公平正义。五是规范性思维，即保守性思维，是指法律思维的模式具有规范性，不能任意改变。不过，在具体法律思维中，既要遵循思维规范、法律规定、法律逻辑和法律程序，又要充分发挥人们的智慧和创造性思维，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新问题，用证据说话，用正确的思维模式去考察、辨别事实，从而得出正确的思维结果。

二、法律思维的模式和方法

（一）法律思维的基本模式

法律思维模式主要是指法律思维的理论模式，它更多地强调思维形式的定型化，是对具体理性认识过程的概括和理论化。一般来讲，法律思维的模式有两种，即涵摄模式和类型模式。

“涵摄”一词的英文表述是“subsumtion”，是指对某一起案件受制于某一般原则进行决断，将个案置于某一宽泛规则之下。需要说明，中文译著中对“subsumtion”的翻译五花八门，有译成“涵摄”“包摄”“归摄”“归入”“推论”等，不一而足。笔者认为，涵摄模式就是推论模式。一般认为，形式主义的法律思维进路就是涵摄模式，即在承认法律体系完满性的前提下，从中发现适用于具体案件的法律规则，然后将该规则作为法律推理的大前提，案件事实作为小前提，根据形式逻辑三段论推导出结论。由于涵摄思维模式存在诸如无法解释从事实到价值之间的跳跃性等一些问题，人们便逐渐将类型思维模式引入法律决定的过程。法学中的类型思维模式是通过价值导向的思考，沟通法律的事实与价值领域，运用类推的方式将事实归属于类型之下，以获得可信的结果。其关键在于通过把握“事物之本质”，跨越事实与价值之间的鸿沟。一般认为，实质主义的法律思维进路就是类型模式。

在法学中，事实与价值之间的鸿沟体现在两个层面，即立法层面和司法（执法）层面。在立法层面，立法者的产品是法律规范，属于应然的范畴，但法律规范的价值如何要由事实来验证。价值实现与事实情况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距离。比如，法律规定红灯停是为了减少交通事故发生和保持交通畅通，但如果在车辆和行人稀少的机耕路上也去设置红绿灯，那么法律的价值就是负面的。同样，在司法（执法）层面，案件事实属于实然的范畴，与客观相连；法律规范的价值属于应然的范畴，与主观相连，二者是二分的。但事实与价值二分的界限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及我们赖以判断事实的依据就已经预设了价值。更何况，人们在创造法律之初就赋予了其价值承载功能，也就是法律的意义。所以，法律思维的作用就是要尽量准确地将案件事实归属于对应的法律类型之下，以求最大限度的公正处理。

（二）法律思维的主要方法

在实际法律思维中，上述两种思维模式往往是交叉使用的，而在两种思维模式的框架内，运用具体的法律思维方法，经过一系列思维活动，得出思维结果。需要说明的是，“要进行法律思维必须具有一定量的据以进行法律思维的‘前见’。” [8]这些“前见”决定着法律思维的质量，决定着法律思维的广度和深度。具体可分为三个基本层次：法律心理层次，主要包括思维者对法律制度、法律规定的态度、情感等非理性因素；法律理论层次，主要包括思维者对法律概念、原理、规范的掌握程度；法律经验层次，主要包括思维者对法律生活的体验，如阅读案例量、旁听和参加法律实务的次数、难度等。运用法律思维，这些“前见”的学习和积累是不可或缺的。

在上述“前见”下，常用的法律思维方法有两种：一是涵摄模式，主要是三段论逻辑推理；二是类型模式，主要是归纳总结、分类推演、收敛发散、实质推理①等。在实际法律思维中，就一个事实现象和一个法律问题的法律思维活动，以上具体思维方法通常也是综合使用的。

三、法律思维结果的形成过程

与其他思维一样，法律思维结果的形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经过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受当时国情、法律制度、法治理念、案件情况等诸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是因为，法律思维的核心是法律价值观或称为法律价值取向。同一个案件事实、同一种法律现象，因法律价值观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会不同。法律价值观如果是倾向于保护违法犯罪嫌疑人利益的，所得出的结果往往就会有利于违法犯罪嫌疑人。法律价值观如果是倾向于保护被害人利益的，所得出的结果往往就会有利于被害人。法律价值观如果是各种利益兼顾的，所得出的结果就会比较公正公平。而法律价值观作为一种主观意识形态，是因人而异的，它受法治理念的指引，而法治理念的基础是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法律制度是国家制度的组成部分，又是由国家的根本制度决定的。所以，法律思维结果的形成过程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社会制度决定法律制度，基础法治理念指引法律价值观及核心法律思维。我国当代的社会制度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由此决定了我国当前的法律制度也必然是一种全新的法律制度，我国的法治理念也必然是一种全新的法治理念，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四、当代中国法律思维的立足基点

当代中国法律思维的立足基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9]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因此，法律思维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法律思维模式，必须要从我国的社会制度出发。

我国正在创造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必然要创造一种全新的法律制度，这种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前无古人，后必有来者。实践证明，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结束了内战及军阀割据的局面，取得了民族解放，实现了国家独立；香港、澳门如期回归；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取得了资本主义国家一、二百年才取得的成就，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特别是成功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成功处置汶川大地震，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等，都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能快速发展经济，也能集中力量、集中精力办大事。 所以，党的十八大提出：“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社会制度的本质决定了法律制度的本质。我国的社会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就是我国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国的社会制度是历史的选择，是多少仁人志士抛头颅酒热血换来的，是广大劳苦大众为中华民族寻求解放、寻求独立自主和繁荣富强所选择的国家制度。因此，要从有利于巩固我国的社会制度出发，进行法律思维。正如我国唐代史学家吴兢所言：“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10]

五、当代中国法律思维的基本准则

当代中国法律思维的基本准则就是党的思想路线。党的思想路线亦称“党的认识路线”，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党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实践活动的思想方法和思想原则，是党制定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基础，是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法律思维是一种思想活动，也应当遵循这一思想路线。第一，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首先，从中国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出发。中国的许多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不同，因此，要“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国外法治有益经验，但决不照搬外国法治理念和模式。”[11]比如以和为贵、远亲不如近邻等观念。邻里之间的琐事，不一定都诉诸法律。司马迁（汉）在《史记·酷吏列传》说道：“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12]清末法学家沈家本主持修订法律时，反对完全抛弃中国传统的法律，他说：中国“礼教风俗不与欧美同……若遽（ju，急忙）令法之悉同于彼”，难推行于世。[13]美国法学家霍姆斯在《普通法》中也说过：“法律显示了国家几个世纪以来发展的故事，它不能被视为仅仅是数学课本中的定律及推算方式。”[14]其次，从当代现实的国情出发。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是，十三亿人口，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素养参差不齐；法律不够完善，法律知识不够普及，法律意识不够强（甚至法盲还不少），执法保障比较弱等。第二，理论联系实际。法律理论要紧密联系中国实际，包括立法、司法（执法）都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要始终意识到法律是要在中国施行的。第三，实事求是。从案件事实出发进行法律思维。“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正确处理好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关系。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更好地服务社会建设。

六、法律思维的基本层面

法律思维并不应只是按照法条规定的表面层思维，而应是多向度、多层面的思维，特别是对法律还没有明确规定的或自由栽量权比较大的一些领域，更要从多向度、多层面考虑并做出判断，以更好地实现公平正义。

（一）宏观层面

宏观层面，主要是从法律使命和法治理念层面考虑。法律的直接使命是维护社会秩序、服务社会建设。歌德有句名言：“带来安定的是两种力量：法律和礼节。”[1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也说过，“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16]如上所述，我国的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法治理念，在法律思维中也需要重点考虑。具体把握二方面内容：一是党对社会建设的总体要求：即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明确了党对社会建设的总体要求，法律思维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建设。当前，党对社会建设总体要求的指导思想和总体依据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系列讲话精神等。正如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所言：“法律和制度必须跟上人类思想进步。”[17]比如，对待腐败问题，不仅要从违法犯罪的微观层面考虑，更要从党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考虑。二是当今社会的建设目标：即和谐、稳定、诚信、维权、创新等。社会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的社会建设目标，法律思维要有利于当今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而不是相反。不适应的法律，要废止、要修改。“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18]也就是要注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因为，“凡法始立必有病。”[19]并且，“没有哪个社会可以制订一部永远适用的宪法，甚至一条永远适用的法律。”[20]所以“法律就像旅行一样，必须为明天做准备。它必须具备成长的原则。”[21]著名哲学家黑格尔说过：“法律决非一成不变的，相反地，正如天空和海面因风浪而起变化一样，法律也因情况和时运而变化。”[22]法成熟的检验标准是实施于社会后的良好的社会效果，所以，在具体的法律思维中，要根据社会治安状况和具体案情，从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增强社会安全感，建设和谐社会，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及合法权益等方面进行思维，以最大限度地服务社会建设。

（二）中观层面

中观层面，主要是从立法宗旨、立法精神层面考虑。具体考虑两方面因素：一是本法律本条款的立法宗旨、立法精神是什么。总体上讲，是通过维护公平正义来实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所以，公平正义是法律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但是， “呆板的公平其实是最大的不公平。”[23]要实现良好的公平正义，除了寻求利益平衡外，还需要寻求心理平衡。心里平衡有证据作用的，有物质补偿作用的，也有获得尊重、获得理解、有获得道义支持（大众认可）等精神作用的。所以，十八大报告提出，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要倡导良好的社会风气，以促进心理平衡，促进社会和谐。二是如何发挥法律的“教化”功能。“法律的真正目的是诱导那些受法律支配的人求得他们自己的德行。”[24]司马迁在《史记·循吏列传》中说：“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25]荷兰的“国际法之父”与“自然法之父”胡果·格劳秀斯也有句名言：“法律规定的惩罚不是为了私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公共的利益；一部分靠有害的强制，一部分靠榜样的效力。”[26]因此，现阶段，法律的教化功能除了要教育、引导人们“弃恶从善”外，还要教育、引导人们讲“诚信”，讲互帮互助，讲敬老爱幼，讲和谐相处等。在引导人们诚信方面，商鞅的“徙木立信”①仍值得当下人们学习。

（三）微观层面

微观层面，主要从法条规定、法律解释层面考虑。“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27]制订法律的目的就是要公正公平地解决纷争和防止纷争的发生，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要实现这一目的，除了要尽可能地制订出符合国情的良法以外，在法律思维的微观层面，还需把握以下因素：一是以权利、义务、责任为线索，明确合法性优于客观性，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形式合理优于实质合理，程序问题优于实体问题。二是重要案件集体讨论，以拓宽法律思维思路，使案件的处理更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立法精神。三是法律欠缺的应用政策予以补充。切萨雷·贝卡利亚认为：“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28]可是，法律具有普适性、长效性和滞后性。当出现法律没有规定到或规定不全面的情况时就应当用政策来补充。政策具有地域性、及时生和针对性，可以随时保护着公民，并对公民的行为起引导作用，有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也是根据行之有效的相关政策作出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正确处理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关系。我们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29]所以，法律思维中应当考虑政策的补充作用。四是要关注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即民众对法律的理解和认可程度，也就是民意。民意在法律思维中是必须要考虑的。这是因为，其一，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的总体目的是为了保护广大民众利益的。其二，法律制定的质量如何，最终要通过实施来检验，民意是对法律质量和实施效果的重要反馈。其三，民意中包含着当时当地的风俗习惯、普通道理、道德要求和人文情结等，是法律思想的一种补充，是民众对法律的理解与诠释，所以，民意具有历史继承性和文化传承性。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认为：“法律是社会习俗和思想的结晶”。[30]英国文学评论家、诗人塞缪尔·约翰逊也认为：“风俗可以造就法律，也可以废除法律。”[31]所以，在法律思维中不能轻视更不能忽视广大民众对法律的理解和认可，以使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能更好地统一起来。

【参考文献】

[1]林喆.法律思维学导论[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26.

[2]（德）卡尔·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M].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13.

[3][4]范春莹.法律思维研究[M].法律出版社，2012.8，117.

[5][6][8]杨春福.法理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338，338，339.

[7]百度文库—法律基础[EB/OL].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9][1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Z].2014-10-23.

[10]（唐）吴兢.贞观政要·公平[M].转引自黎卫东.中华名言大辞典[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522.

[12]黎卫东.中华名言大辞典[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523.

[13]百度百科[EB/OL].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18852/218852.htm，2014-08-10.

[14][15][18][19][21][24][25][26][27][28]关于法律的名言[EB/OL].百度文库，http：//wenku.baidu.com/viewl.

[16][20][30]徐守勤.英汉对照名言言隽语[M].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32，30，33.

[17][31]自百度文库—法律名言集锦[EB/OL].http：//wenku.baidu.com/view/3f581dcf8bd63186bcebbca2.html.

[22]凯文选编.中外名人名言[M].文汇出版社，2014.226.

[23]法谚[EB/OL].百度文库，http：//wenku.baidu.com/view.

[29]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R].2014-01-07.

（责任编辑：王秀艳）

作者：阮国平

法律思维法治探讨论文 篇2：

以学习为中心 打造教学相长新格局

摘 要：由张文显教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法理学》（第五版）是新时代首版国家重点《法理学》教材。用好这部教材，实现教学相长，主讲教师需要在把握法理学基本定位的基础上，以“法理”为中心主题，重点讲授法理学的基本范畴，悉心刻画法理学的时空维度，注重以法理学与法律学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多元素材展现与诠释法理，利用参考文献开拓学生的理论视野，借助思考题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着力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法治思维和法理思维。

关键词：法理；法理学教材；法理思维；教学相长

教材的生命在教学，教学之道也是教材之归。法理学教学之道绝不是一个虚构的神话，不是在课堂上照本宣科，而是要“以学习为中心”，激发师生互动共进的活力，打造教学相长的格局。以学习为中心，就是要更加注重教师与学生的主体性，让他们成为教材共同的主人；就是要特别强调教师与学生的沟通，让教与学在对话中实现共鸣；就是要有力推进教师与学生的协作，让教与学在融合中塑成。“以学习为中心”是新时代教学理念的发展创新，也为教材改版树立了新航标，指明了“好学善用”的价值方向，回归了“教学相长”的教育归宿。

一部好教材就是“好学”与“善用”的统一，只有“好学”才能有生机，只有“善用”才是硬道理。近20年来，伴随着我国法理学教学实践的进步，高教版《法理学》四次修改，教材以其完整的知识内容、精当的法理表达、严密的逻辑体系、前沿的问题导向、科学的谋篇布局，赢得了一线教师极佳的口碑，博得了学生们由衷的青睐，是“好学”与“善用”的合题。依托这部教材，教与学共享的学问空间日益拓展，教与学共进的成长思路无限延伸。迎着新时代春风而诞生的第五版《法理学》教材，必须契合“以学习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必须回答“如何用好法理学教材”的教学课题，才能在教与学的同频共振中焕发出时代光彩。在近20年的时间里，教材的教师与学习者已经获得或正在经历着对这部教材“好学”与“善用”的体认。个人的教学经验与口耳相传的教学智慧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如何用好这部教材的法门要义与技术路线。值此《法理学》第五版出版之际，借鉴前辈和同代教学经验，结合本教材的高远立意与鲜明特征，试从十个方面谈谈如何用好这本教材的认识，以期与法理学教学同行交流互鉴。

一、以共识为传统，深度把握法理学的基本定位

法理学的基本定位是学习者所接触到的第一个法理学知识点，同时也构成了法理学教学的起点。“法理学是法学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方法论和意识形态。”这一有关法理学基本定位的表述，即使是初学者，也能耳熟能详地道出。这一简明扼要的定位曾经并仍然指引着法理学教材的丰富完善和法理学学科的科学发展。然而，若是仅仅满足于让学生们记诵这一表述，则容易犯下教条主义的错误。事实上，正是基于对法理学基本定位的反思与深度把握，推动了当下中国法理学的转型升级，促生了高教版《法理學》第五版的新境界。《法理学》第五版在坚持法理学基本定位的前提下，在具体论述方面进行了革新与深化。例如，教材指出，法理学之所以是法学的一般理论，乃在于它“从宏观的、整体的角度来研究法律现象” “思考和研究法律现象的一般性、普遍性问题” “由于法理学研究法的一般性问题，很多法学家直接称法理学为‘法的一般理论’” “法理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基础性，不仅因为它们是关于法的根本性、普遍性问题的理论，还因为它们是一定时代的法的精神、理念的表达” 。正是以对法理学定位的深度把握为起点，《法理学》第五版教材重新回答了“法理学在法学体系中是个什么样的理论？具有什么样的地位与作用？”，进而提出了“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法理’”的有力论断，开启了法理学教材转型升级的前途。所以，用好这部教材，自然也要深度把握法理学基本定位的新内涵。

二、以时代为关切，讲好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新飞跃

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与中国法治建设实践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理论，并经历了三次伟大飞跃。第三次伟大飞跃中形成的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内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准、系统、全面地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其中的法治思想全面融入教材之中，充分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最新成果和法治建设的最新经验，是贯穿《法理学》第五版始终的一条主线。要用好这部教材，就要紧紧抓住这根主线，向学生们精准传授使其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根本立场，特别是要立足新时代，阐释好习近平法治思想。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的实践进程和理论成果遍布在教材各个章节，在教材中发现提炼并向学生们准确阐释我国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所提出的新理念、新概念、新判断、新命题、新观点、新思想，是培养合格法律人才的基本要求。

三、以法理为中心，深刻认识新版教材的精义和逻辑

新版法理学“以法理为中心主题”，推动了中国法理学的转型升级。教材开创性地廓清了法理的语义与意义，使“法理”贯通全书，“在内容上彰显法理泛在、在表达上呈现法理思维、在说理上遵从法理依据、在编排上推进法理传播，力争实现法理学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以法理为中心’的转型升级”。[1]因此，用好这部教材，关键是要把握好教材第二章第二节“法理学的研究对象”的内容，依托教材讲清楚“什么是法理？”以及法理的意义、功能与载体形式，感召学生对“法理”这一纯正中国本土概念的理论热情，引导学生对“法理泛在”的智慧体悟。除此之外，要特别注重引导学生在教材的篇目安排、题记选摘、论理表述、考题设计等方面发现法理，对教材中的法理元素进行还原分析，在有关法理的词语、概念、谚语、格言、命题、论述、判例、案例、故事、法条等载体形式中进行法理淘宝，把能否发现教材中的法理元素、能否记诵理解法理金句的准确意涵、能否借助法理表述精当阐发理论观点、能否运用法理思维解析法律现象，作为法理学的教学目标和判断教学效果的主要标准。诚然，教学资源总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教材篇幅与教学课时之下，坚持以“法理”为中心就要求我们将主要的教学精力集中在“法理”的内容上用“法理”讲好“法理学”，是科学用好新版《法理学》教材的初始要求。

四、以素质为导向，着力培养法律思维、法治思维和法理思维

要用好《法理学》第五版，必须精准把握法学三个基本概念：法律、法治、法理。这三个概念又分别对应着“法律思维”“法治思维”“法理思维”三种思维方式。法律思维强调权利义务的规则思维，法治思维强调依法办事的思维，法理思维强调良法善治的思维。法学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法治思维和法理思维。教师可以通过介绍中国的法律体系来锻炼学生的法律思维，通过阐发中国的法治体系来型构学生的法治思维，通过梳理中国的法理体系来培育学生的法理思维，培育好这三种思维是用好这部教材的重心所在。恰如教材主编张文显教授所说，“从法律时代到法治时代再到法理时代、从法律中国到法治中国再到法理中国、从法律思维到法治思维再到法理思维、从法律话语到法治话语再到法理话语，反映了法治文明演进的基本规律”。在教材使用过程中，我们之所以要突出强调法理思维，实乃法理思维的培育是社会进步的时代要求、法治改革的中国需要、法治文明的规律使然。

五、以范畴为枢纽，贯通法理学知识主线

法理学之所以是科学，其重要的标志之一就在于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逻辑严谨的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法理学》第五版第一编对法理，第二编对法（法律）、法的渊源和效力、法律体系、法的要素、权利和义务、法律行为、法律关系、法律责任等法理学基本范畴（基本概念）的阐释，汇聚了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数十年的共识与通说。能否扎实把握这些基本范畴的内涵外延，是决定学生法学知识大厦立基是否牢固的关键。向学生们阐明讲透法理学基本范畴，一方面是帮助学生们获得进一步学习部门法学所必要的知识和理论背景，另一方面也是塑造学生们扎实严谨学风的重要过程，是奠定其学术功底的重要方面。用好这部教材，扎实讲授法理学的基本范畴，重要是要讲好“法理”这个范畴，讲清权利和义务这对中心范畴，突出“权利本位”的时代特色。

六、以学说为画笔，厘清法理学发展脉络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使得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成果饱含历史思维和全球思维的印记，中华法律文明的源远流长与兼容并蓄更构成了在历史维度和全球维度下推进中国法理学创新发展的天然土壤。一方面，正像我们总是通过学习哲学史来学习哲学一样，要教授好法理学的知识和思想必然也要清晰展现法理学的发展史，刻画出法理学的历史维度，在其中阐发法理学上各个概念、问题、理论的产生、演变、争鸣与完善过程。为学生们刻画法理学的历史维度，不仅仅要介绍西方历史上的法理学，还要特别注重讲解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另一方面，中国法理学的创新发展，也不能忽视西方法理学历经千年的理论演进和流派纷呈，尤其是不能忽视当代法学理论发展的前沿问题与全球趋势，为此要为学生们开拓出法理学的全球视野。《法理学》第五版尤其注意体现这两个维度，注重在古今中外的经典表述中发现法理、阐释法理。要用好这部法理学教材，也需要把握好这种时空维度，展示出古今中外法理思想的壮阔图景。

七、以实践为观照，注重法理学与法律学的有机结合

正如《法理学》第五版中所强调的，“将法学划分为理论法学（法理学）与部门法学（法律学）只有分类学的意义，事实上理论法学和部门法学从来都是水乳交融的。”在教学与研究过程中，将法理学与法律学相结合不仅是一种学术趋势，更是一则不可回避的学术规律。注重法理学与法律学相结合是一个开启教学互长的过程。教师不应以“教学分工”为借口，在法理学教学的课堂上刻意回避那些理应触及的法律学上的知识要点，也不能在课下消极忽视对法律学前沿知识与理论的广泛了解。要知道：法理学上的诸多理论问题来源于部门法领域的现实问题，对这些理论问题探讨解惑离不开在部门法上的场景还原；法理学上的诸多基本概念来源于部门法领域的先行实践，对这些基本概念的清晰阐释离不开在部门法上的制度例证；法理学上的诸多理论来源于部门法上的经验总结，对这些理论内容的解说离不开在部门法上的实例罗列；甚至一国法理学的知识体系与理论框架也都来源于该国部门法的运行实践，了解一国法理学的知识框架和整体样态离不开对一国部门法运行的宏观介绍。《法理学》第五版在对诸多概念、命题、理论的介绍中穿插了部门法的知识背景，教师自可以“照本宣科”，但更期待 “按图索骥”，在个人教学过程中利用部门法的知识和理论诠释法理，借助部门法的现象与问题启迪法理，通过激发法理研究的热情，唤起学生们对法理学和部门法学的共同热爱。当然，注重法理学与法律学相结合可不是要“种了部门法的地，荒了法理学的田”，而是要区别对待一般性的法理和部门法中的特殊性的法理，还要“把那些‘非法理’ ‘伪法理’的内容以及可有可无的常识从法理学体系中剔除出去，形成一个法理主题更加鲜明、法理论题更加科学、理论逻辑更加严谨、学术形象更加清爽的法理学”。[2]

八、以载体释法理，展现法理泛在与深邃

“法理”的存在（表现）形式是其意蕴呈现的方式，是法理内容与法理要素的载体。结合既存法理学研究的成果，我们可以依据形式差异和解析法理要素的技术方法不同，将“法理”的载体大体分为有关法理的词语、概念，谚语、格言，命题、论述，判例、案例，故事，法条等六组十种代表性形式。法理要素往往寄寓在但不限于在这十种形式之中。善于在课堂上借助法理的载体，生动活泼地阐释法理，将有助于催生学生们的法理灵感和培训学生们的法理思维。《法理学》第五版对一些格言谚语有所选摘，可供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加以体味。此外，基于“法理泛在”的现象，我们在研习法理的过程中，可以轻易地发现，探究发现阐释“法理”往往是因事而发、借事而喻、以事而论。这里的事，可以是法律实践中真实的判例、案例，也可以是存在于现实之中的实际发生的故事，是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之中的真實故事，是个人生活遭遇的特殊境遇，一如我们在《生活中的法理》[3]中看到的各类事件；也可以是对现实事件（案件）的转述、改编与创作，是诸如“苏格拉底之死”“安提戈涅”故事传说，是诸如《龙图公案》《施公案》《彭公案》《海公案》这样的公案小说，是诸如《红楼梦》《水浒传》《威尼斯商人》《法的门前》这样的文学创作，是诸如《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马背上的法庭》《律政俏佳人》《十二公民》这样的法律影片，甚至可以是人为设计编排的思想实验，例如由富勒原作、萨伯续作的“洞穴奇案”，桑德尔笔下的“失控的电车”。教师应当善于借助这些真实的、改编的或拟制的事件与故事阐释法理，更甚至可以借助“星球大战”“阿凡达”这样的科幻电影来展示法理意蕴。当然，“法理”有时并不一定隐藏在生活事例之中，而是显见于法律之中，表达为法律条文或法律宣言及序言。引导学生在法律条文与文本之中挖掘法理、透视法理更是一项重要的教学工作。《法理学》第五版注重“由生活揭示法理、以法理透视生活”“通过案例与法条阐释法理”，但是出于教材篇幅与修订时限的考虑，并未详尽涉及这些源自生活与法律条文中的法理素材，这为教师留下了充裕的施教空间。

九、以文献为线索，追溯法理学问印记

《法理学》第五版的参考文献囊括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中国古代与近代经典文献、中外法理学者的代表性论著以及我国部门法哲学研究的经典示范，并分编列举了主要文献。首先，选列的参考文献大部分是编著者在编写过程中实际参考的重要文献，体现了这部教材的知识脉络和话语体系。教师可以以此作为指南，引导学生充分了解这部教材背后的知识背景和话语支撑，从而帮助学生更为深入地迈进法理学的教学语境中来。其次，选列的参考文献也是编著者为拓展学习者知识广度与深度所提供的延伸阅读清单，一些在教材中多次提及的经典名篇或未在教材中得以充分阐述理论前沿，以及一些具有对比性和参照性的中西法理学文献，编著者将其作为课后延伸阅读材料，期待教师以此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再次，选列的参考文献时域宽阔，既注重体现我国法理思想的精深博大与历史纵深，同时也概括反映出当代中国法理学的研究现状和发展线索。教师可以借此增进学生们对中国法理学发展脉络与研究现状的了解程度。

一部教材，对于教师而言，应当是教学准备过程中的主要参考书，但不是唯一的参考书；而对于学生而言，则应当是他们学习的根本书目，应当被他们当作是有关本领域知识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以及方法论的“基本法”。但是，在实际教学中，也有一些教师或者仅仅根据教材而不参考其他文献讲授课程，或者搁置课程教材而讲授其他参考文献。这两种教学上的做法，都有碍于学生们奠定宽厚稳固的知识、理论、话语与方法的基础。同时，也有一些学生或者仅仅阅读教材而将这个“基本法”看得过于神圣，或者轻视教材、将大量的精力放在其他参考书目上而忽视这个“基本法”的重要价值，这样的学习方法也将有害于学生们奠定扎实的基本功，甚至导致浮躁、浮华的不良学风。因此，教师要在教学过程中进行课堂与课外观察，因学施教，结合实际情况利用好参考文献，要在引导学生们利用参考文献开阔眼界的同时，增强学生们对教材内容的深入理解和充分重视。在法理学教材同时也是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基本标准的情况下，这对于学生学习而言尤为重要。

十、以问题为触点，激发法理头脑风暴

教学过程要始终围绕问题意识展开，正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思考题便是为求学生们的“愤”“悱”、为促教师的“启”“发”而设计的问题。这部教材在思考题的设计上，贯穿了“以学习为中心”的思路，删除了第四版一些浅显自明、答案教条或无须过多思考的题目，结合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考核要点，对思考题覆盖的知识要点进行了整体优化，同时增加了结合法理金句自主阐释法理的崭新题型，以此锻炼学生们的法理灵感、法理素养、法理思维、反思精神与理论问题意识。例如，教材中很多章的思考题都以该章题记或其中经典表述设置问题，要求学生进行法理阐释。对这类题目的回答在教材之中找不到完整答案，也很难获得一个标准答案。这些思考题的设定初衷，也并非意在要求学生们记住或掌握某种知识，而是为了培养学习者的法理敏感度、激发学习者的法理求知欲。用好這部教材，必须坚持以问题启发学生、以问题引导教学、以问题促进研究，要用好思考题中的引导效应、示范效应和倒逼效应，既激发出学生们的理论问题意识，也增进教师自身的法理教研功力。

参考文献：

[1] 王奇才.法理学教材的新时代定位[J].中国大学教学，2018（5）.

[2] 张文显.法理：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J].清华法学，2017（4）.

[3] 黄文艺.生活中的法理（第一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周 杨]

作者：丰霏

法律思维法治探讨论文 篇3：

中职法律课程教学如何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

摘 要：本文通过分析中职院校法律课程教学来探究提高学生法律思维的有效途径，阐述了中职院校法律课程教学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提高培养中职院校学生法律思维的策略，从而为培养和提高中职院校学生法律思维水平提供一点借鉴。

关键词：中职；法律课；教学；思维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对复合型中職毕业生的需求和要求越来越高。然而当前中职院校还无法培养出一个具有一专多能的高水平复合人才，离社会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中职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的欠缺，主要原因来自于中职院校的教学定位、教学理念的落后以及中职院校教师法律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设置亟待创新。

一、中职院校法律课程教学的现状

（1）中职院校法律课程教学方法落后。当前中职院校法律课程教学依旧保持着传统的经济法课程教学方法，即“满堂灌”“一言堂”“填鸭式”。由于知识的传授一贯都是在讲台上完成，这样使得学生只了解理论知识，而对于法律思维能力培养却无从谈起，这种教学方法很难让学生积极地参与进来，更不用说去训练学生的法律思维了。总体来说，这种教学形式只是对书本的知识死记硬背，对学生的法律思维意识和职业能力没有多少帮助[1]。

（2）中职院校法律课程教学内容单调。在课堂上，越来越多的老师缺乏对法律思维教学方法改革的探讨，所讲的内容主要围绕如何注释现有的法律条文和论述这门课程的体系和基本理论，他们沉浸于经济法学知识的传授，使得中职院校法律课程教学内容变得越来越单调。

（3）中职院校法律课程考核不科学。中职院校法律课程教学成绩考核方法不科学主要体现在它不能全面地检测学生的实践能力，也无法真实地反映学生运用经济法知识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它主要是侧重于经济法知识的记忆和理解，传统的法律课程教学考试大多采用闭卷考试或者开卷考试，而闭卷考试大多都是死记硬背，无法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

二、培养中职院校学生法律思维的策略

（1）加强中职院校法律课教师的培训。要想有效地加强教师的培训，既要加强学校管理和教师教学行为的规范化程度，也要不定期加强对教师法律课教学先进方法的学习，强化法律教师培养法律思维理念。从加强社会主义法律修养方面来对高校管理者和教师的法治理念、法律思维方式进行培育，只有做到这些才能真正发挥教师的作用。

（2）营造中职院校校园法治文化。第一，高校管理应该真正做到实现学生管理的法治化，并且在学校管理法治化的认知上，学校的各级管理者应给予高度的重视，让学生积极参与管理，真正体现现代法治的理念：法律至上、权利与义务统一，通过正当程序来实现学生管理的民主化、法治化。第二，重视创建校园法治文化宣传平台。学校可以设立法治宣传板报、法制宣传橱窗等，还可以创建学校法治文化活动中心。

（3）转变中职院校法律课教学理念。要想彻底转变中职院校法律课教学理念，我们应该从做到以下两点：第一，创新现有的法律教育理念。我们应该首先转变教育理念，把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当作教学理念，放弃原来的旧理念，树立一种重知识输送更重法律思维培养的新理念。第二，应该尽可能完善法学教学课程体系[2]。一方面要开设法哲学、法经济学、外国法制史来培养学生的抽象理论思维能力和法律的思维模式与法律理性；另一方面开设一些方法类、工具类的课程，比如法学方法论、法律解释学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以法律思维培养作为导向，进行多元化实践性教学模式的探索。

（4）创新中职院校法律课教学模式。在中职院校法律课教学模式的创新上，我们应重点体现“观摩审判”。所谓“观摩审判”就是将学生放在现实的审判场景之中，让学生能直接地观察到实际的审理活动，这样一来，可以让学生观察到法官如何判案的整个过程。另外，在实践教学中，我们应以培养学生法律思维能力为宗旨，在原来的实践教学成果上勇于创新，大胆探索法学实践教学的新路子。

总之，中职院校法律课可以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对他们的个人成长以及中国的法制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使之成为一个社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郑成良.论法治理念与法律思维[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4）.

[2]黄文艺.论大学生法律思维方式之培养[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10）.

作者：张荣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