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独立法律探讨论文

2022-04-19

摘要:当前的一些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的现象使得民众对司法的信任度大大降低,要改变这种现象需要进行合理有效的司法体制改革。独立审判是司法独立在审判中的具体表现,保证独立审判才能更有效的促进和实现司法公正。本文主要分析了当前司法体制中独立审判的概念、受阻原因,并对如何推进我国独立审判、维护司法公正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法官独立法律探讨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法官独立法律探讨论文 篇1:

“九卿会审”与现代司法

摘要:“九卿会审”制度是我国古代社会中典型的行政、司法合一的司法体制,历经数千年,至今对我国现代司法仍有很深的负面影响,而当代中国正在坚持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要想实现司法事业的进步,就必须要加强科学的现代司法建设。

关键词:九卿会审;现代司法;司法独立于行政

“九卿会审”是一种会审制度,明朝称其为“九卿圆审”,清朝改为“九卿会审”。在清朝的法律中有明确规定,在发生社会重大案件时,由大理寺卿、都察院都御史、六部尚书等九个重要官员组成会审机构对案件进行分析和审理,最终结果由皇帝决定。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九个高官中,只有刑部尚书、大理寺卿和都察院都御史这三个是司法官,其他的则是行政官。由行政官来审理案件,可以说明以下问题:第一,司法官无法决断这类案件,需有行政官来参与审断。第二,行政官有足够的权力去涉足司法领域。第三,司法相对来说专门水平不高,即使是非司法官也可以参与其中。另外,可以想象,如果用投票方式决定案件的处理,司法官很有可能要服从行政官,因为后者的人数占有绝对优势,司法官则处于劣势。

一、“九卿会审”的起源及发展

“九卿会审”的雏形在西周时期就已具备了。《周礼》中记载的“三刺”制度就体现了“会审”精神。其基本内容是:在西周时期,凡重大疑难案件首先交给大臣们来讨论,群臣讨论尚不能决定,再交由群吏们讨论,还不能决定者,最后交由所有国人商讨决定。以后,会审不断发展,汉朝有“杂治”,即:当重大案件发生时,需要御史大夫、丞相、廷尉三方联合起来进行审理。唐朝有“三司推事”和“三司使”,其基本内容是,如果中央或地方发生重大案件时,需要“三司推事”进行审理:大理寺、刑部、都察院。到明、清两朝,会审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会审的形式更多了。明朝除有“九卿圆审”外,还有“三法司令会审”、“大审”、“朝审”、“热审”等。清朝除沿用了明朝的“九卿圆审”外,还创制了一个“秋审”。秋审是清朝实行的死刑复审制度,由詹事、九卿、科道以及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等人在秋天的八月于金水桥西进行复审。纵观上述不同形式的内涵和本质与“九卿会审”是相同的,即通过行政官、非司法官共同参与司法过程,然后再决定审判方案。

这种由非司法官参与的会审制度在中国盛行了数千年,直到20世纪初进行法制改革后才被废除。然而,中国传统的司法制度与理念根深蒂固,至今仍对我国现代司法有着深远的负面影响。

二、“九卿会审”对现代司法的负面影响

上述各种形式的会审制度表明,中国传统司法既不独立,也无权威。在这一制度下,不仅君主集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大权于一身,而地方长官也十分相似,他们以行政职能为主,还兼有其他职能,司法亦是其中之一,司法没有独立性。由于司法处在附带的从属地位,突出的是行政等地位,行政官和其他非司法官都可参与司法,决定司法问题,这就造成司法缺乏应有的地位,其权威则更加无从谈起。司法不独立和无权威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司法的两个重要特征。

中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逐步建立起现代司法。西方是现代司法的发源地,它强调司法的公正性和严明性,特别提倡司法独立和司法权威。司法独立要求司法与行政、立法分立,它的好处是可以避免任何权力和个人的干涉。司法权威要求司法官职业化和精英化,它的最大特点是审判的结果不容更改,有严格的执行体系,这个体系不会受到其他主观因素的影响,这是现代法治的集中体现,也是现代司法的基本要求。然而这一切和中国传统司法相比都相去甚远,因此说,中国传统司法在很大程度上对现代司法产生的是一种负面影响,一种不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影响。

三、现代司法要求司法独立

首先,树立现代司法理念要明确两个基本问题:

(一)司法权的性质

司法权的性质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探讨和分析,具体如下:司法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司法权是中国权力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它是执行立法机关法律的一种权力,主要是指审判权。奴隶社会时期,行政权与司法权没有严格的划分,君主是高度的集权者,其拥有立法、司法、行政等多种大权。到了封建社会,司法审判制度有了较大的完善,但司法仍被包含在行政中,皇帝同样是司法大权的指挥者和控权者,他决定着所有案件的裁判决定,如前所述的“九卿会审”。在地方,司法权这项权力被掌握在地方行政官手中。司法开始逐步地脱离行政,实行独立审判的任务,是资产阶级革命提出来并付诸实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启蒙思想家们创立了权力分立学说,以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模式构筑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体制。这以后,司法权正式与立法、行政对立起来,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权力。此后的二百多年中,在欧美西方国家,权力分立理论和分权制得到了较强的贯彻和实践。具体到我国的国家权力划分方法,它与西方的“三权分立”原则有极大的不同。司法机关同立法机关及执政党的关系较为复杂,不宜简单对待。但从现实情况看,司法行政化现象是没有理由继续存在的,因而司法独立于行政的理由是最充分的,也是最简单的,也是为现行宪法及诉讼法律所肯定的。因此,在中国当前的司法改革问题中,首先是要从制度着手,保证司法独立于行政。司法强调判断的结果,而行政则强调管理的过程,判断属于思维范畴,管理属于行为范畴。所以,这两者性质是不同的。行政权只是执行权,它具有管理性质,司法权则具有判断性质,要严格区别。而司法权的性质要求其在体制上的独立性,司法公正要求要有独立于行政的司法。

(二)司法独立的含义

在宪法中有如下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美国法学家亨利·来斯也认为:“在法官作出判决的瞬间,被别的观点,或被任何形式的外部权势或压力所控制或影响,法官就不复存在了……法院必须摆脱协迫,不受任何控制和影响,否则他们便不再是法院了。”从以上可以看出,宪法在确定原则的时候是站在审判权的角度上进行的,而亨利·来斯法院更加强调了独立的重要性,保证了法官独立。从不同国家的学者立场来分析可以得出,司法独立包括三个层次和方面。第一层含义主要是政治层面,源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原则。司法独立主要强调的是司法权的独立;第二层含义是法院独立,它象征着司法权制度的独立,包括法院独立于非法院机构和法院之间相互独立;第三层含义是法官独立,它是司法独立的最高形态,在充分独立于其他公民的同时,又特别强调法官的自主性。众所周知,地方政府严格地控制着司法机关的组织体系、人事制度以及财政制度等多方面的规则,这种严格、森严的等级制度会在很大程度上纵容地方“法院”,由此会产生一系列诸如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导致在很多案件的处理中,事件的真实情况被任意曲解,事实真相得不到昭显,不利于司法的统一。在地方各级党委或组织部门领导掌握司法人员升降去留大权的情况下,同级司法机关要依法行使职权而不受党委或组织部门领导的某些干涉,显然是不可能的。司法人员面临两难的境地,即使有时候想要坚持原则、秉公办案,但是面临的后果是被撤职、免职或调离;他们也只能听之、任之,违心办案,但是还要面临良心的谴责!所以说,要想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还是要靠建立完备的制度以保障司法真正独立于行政,对此有以下几方面的设想:

1.改革法院的体制,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摆脱司法权的地方化,确保司法权的完整性。

2.充分地贯彻审级制度,对上下级法院的关系做到有效了解。我国宪法里面的上下级法院的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在自己监督自己的同时,也被极大地行政化了。在利益关系下,这种监督关系已经不能发挥积极作用了,这无形之中就把审级制度束之高阁。总而言之,只有首先从制度上消除现有的这种等级关系,确保各级法院之间的独立性和平等性,才能保证审级制度真正发挥效用和功能。

3.发挥审判委员会的运作机制,实现法官独立和司法公正。在制定审委会的规程中,确定其合理权限,规范其工作程序。与此同时,还要不断提高相关工作成员的业务能力和业务素质,减少行政中的徇私舞弊现象,实现行政的开明与和谐。还有树立强烈的法律意识、提高人员专业知识办案能力,丰富工作人员的工作经验,以综合水平为标准进行人才的选拔。

4.建立法官平等化、专家化制度,确保法官之间互相独立。行政权的重要表现是等级有别,它的目标是实现下级对上级的听从,对于各种命令和工作能够有效地传达,与法院的动作要求出入很大。法官有三六九等的差别之分,过分强调等级,造成很多法官过于关注上级“领导”的喜好和习性,这对于司法独立的维护是极为不利的。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要求,而法官独立必须要充分依赖经验和智慧才能够实现,所以只有通过提高法官素质和能够,才能够使其具有大智慧、高素质。

5.建立法官任期终身制度和司法经费的全国统筹制度。这里的终身制是指法官一旦被任用,不经法定程序不得作出不利于他的变动。这种制度一方面成功解决了地方党政随意更换“不听话”的院长、法官的老大难问题,对于人事的安排有了较为坚实的制度保证,另一方面有效地组织由于了地方政府部门借财政干涉给司法工作带来不便的情况,同时有效地保证了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独立地位,对于各类权力的执行有重要的促进意义。

总之,“九卿会审”制度离现在已有千余年时间,相信不会再死灰复燃了;其背后的传统司法也将随着中国司法改革的不断推进逐渐淡化,而其最终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还有待于中国司法的真正独立,尤其是司法要独立于行政。

参考文献:

[1]曾宪义.中国法制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6,(1).

[2]王德志.以保障法官独立为核心推进司法改革[J].法商研究,1999,(1).

[3]陈瑞华.以法治国与司法体制改革研讨会纪要[J].法学研究,1999,(4).

[4]李汉昌.司法制度改革背景下法官素质与法官教育之透视[J].中国法学,2000,(1).

作者:王春文

法官独立法律探讨论文 篇2:

基于我国司法体制视域下的独立审判

摘 要:当前的一些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的现象使得民众对司法的信任度大大降低,要改变这种现象需要进行合理有效的司法体制改革。独立审判是司法独立在审判中的具体表现,保证独立审判才能更有效的促进和实现司法公正。本文主要分析了当前司法体制中独立审判的概念、受阻原因,并对如何推进我国独立审判、维护司法公正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关键词:司法独立;司法体制;独立审判

独立性是司法最本质的属性,司法独立是实现独立审判的重要保障,司法独立不仅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基本原则[1],也是现代人类共同的法律理念。目前,对于司法独立尚未有统一的概念,但是有一点是得到普遍认同的,那就是司法与行政应该是分立而治的。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曾明确强调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并且着重的强调了要重视法制教育的宣传工作,在宣传工作中要深入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学法、知法、守法的积极氛围,并且在强化行政能力提升以及司法改革的过程中,深入改革发展认识,提高执法能力,保证独立审判才能更有效的促进和实现司法公正。

一、什么是独立审判

司法独立是现代社会共同的法律理念,是现代法治国家需要遵守的一个基本原则,它排斥行政权力和个人权力的干预,主要包含司法权独立、法院独立和法官独立三个因素[2]。独立性是司法决策的内在要求,是司法最本质的属性[3]。独立审判是司法独立在具体案件审理中的体现和要求[4]。但是,对独立审判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尚未有统一的观点,目前,学术界主要是围绕“法院和法官,到底是应该是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主体”这个问题存在争议。有些学者坚持认为:法院是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主体。我国《法官法》第8条第2项亦明确规定:法官享有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的权利[5]。这是对我国宪法和法院组织法有关独立审判原则的具体化,同时,又是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现行法律依据。

独立审判原则是作为一项基本的法律准则,被运用在现代法治国家的法律体系当中。目前,对于什么是独立审判,虽然尚未有一个绝对、具体权威标准的定义,但是多数学者的意见倾向于认为:独立审判是指在现有的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之内,人民法院及法官依法独立的对所管辖案件进行审理判定,法官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独立的行使审判权,独立的应对案件的程序审查,并且自主独立的对案件进行评判。许多学者认为独立审判包括了法院独立和法官独立两个方面[6],其中,法院独立和法官独立一个是形式上的司法独立,一个是实质上的司法独立。

二、我国独立审判难以有效开展的原因分析

独立审判既依赖于法院独立,也需要依靠法官独立,然而,目前我国的司法体制更多的偏向于承认法院的独立,而基本上不承认法官的独立。有时候,法院和法官进行案例办理时,总是会受到一些外界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干预就往往会影响裁判,阻碍司法公正。正是我国现行司法体制存在的这些问题,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结合以往学者的研究可知,目前我国独立审判难以有效开展除了因为受到一些主观意识的舆论误导,其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受到三大问题的影响,这三大问题主要是:司法权力行政化、司法权地方化、法官职业模式化。这些问题正是背离司法的独立性的体现[7],严重阻碍了独立审判的有效开展。

(一)社会舆论主观化过强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正确的意识能够有效的促进社会的发展;错误的意识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甚至造成严重的危害。社会舆论具有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尤其是在网络盛行的现代社会中,公众利用网络、媒体对国家事务进行监督的意识越来越强,在这样的情况下,正确公正的媒体报道、积极的社会舆论有利于更好的对司法工作进行监督,可以对司法腐败行为敲响警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预防司法不公现象的出现。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唯物主义也告诉我们,意识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很显然,社会舆论是主观性较强的。在价值观多元化的当今社会,社会舆论主观化显得更强。在实际生活中,许多媒体或团体由于受利益驱使,在行使社会监督权力时,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对案件进行报道,甚至对部分案件的报道存在偏向性和导向性。另外,我国民众的法律意识还不够强,法院和政府的公信力也还不够强,在网络和媒体的引导下,社会舆论很容易形成一边倒的局势,这种情况就会给办案法官甚至是受理案件的法院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影响审判独立,从而影响司法公正,甚至容易使事件陷入恶性循环中。

(二)司法权行政化

我国有关法律虽然明确规定:上下级法院之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而非纯粹“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8]。上级法院不得干预下级法院案件的审理,其对下级法院进行监督往往是体现在二审或审判监督程序上。但是,在开展现实工作时,这种对案件审理的监督往往会演变成直接或间接的干预,从而影响下级法院进行一审时的独立性。下级法院在受理一些复杂、重大的案件时就往往显得不敢轻易做主,这样的管理模式越来越显得司法权力行政化,不仅破坏了审判级别制度,更严重阻碍了独立审判的有效开展。

(三)司法权地方化

在现有的司法机制下,地方财政是法院开展工作的主要经费来源,并且,司法机关主要领导干部的推选与考察工作还受地方党委和地方政府的人事部门干预[9]。这样一来,就容易造成法院在进行案件办理时容易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在处理具体案件时,法院也会倾向于考虑该案件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长久发展就使得司法工作的开展越来越具有地方保护主义,司法权日益地方化,就使得独立审判更难以有效推进。

(四)法官职业模式化

我国的法律制度属于袭大陆法系,所以在法官的产生上基本是一种模式。法律专业学生在完成本科学业后参加国家统一司法考试,通过了之后再统一参加法院考试,之后进行职业化培训,经过一定阶段时间的磨练后才有可能担任法官。正式成为法官后,还需要通过严格的选拔制度,逐级往上发展,可以说,我国法官遴选制度是非常严格的。这种层层选拔出来的法官由于是标准化的训练模式,会形成比较职业的和标准化的价值观,把法官本身有差异的部分能有效的统一起来,有利于培养一支专业素质精良的法官队伍,但是这样统一的选拔、培训领导也容易使这些法官缺乏一定的开拓意识和独立思考案件的思想,这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法官的通病。

三、有效推进独立审判的方法探析

(一)合理依赖媒体,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新媒体的监督范围是最广泛的,新闻舆论监督虽然在一定程度可能会影响审判独立,但其在增加司法透明度、预防司法腐败上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10]。对此问题,司法机关应该以一种包容、公开和独立的态度来面对新闻媒体的报道和社会舆论的监督。另一方面,媒体的监督应尊重客观事实,不能对案件进行失实报道,更不能用评论性、结论性的言语对案件进行渲染。因此,合理依赖媒体,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就显得非常重要。一方面,要适度限制媒体对案件报道的时间、范围和内容;另一方面,媒体应该坚持做到对于法律有明确要求不能公开报道的案件坚决禁止报道,务必保证报道是针对客观事实的陈述而非评论。对于在报道中有当事人要求的内容,一概遵从当事人的意愿,新闻媒体不得为了经济利益而置当事人隐私于不顾,对于案情相对敏感的案件,新闻媒体在报道法院相关信息时,要及时和法院沟通,核准案件的真实客观性,对于客观真实经审判的案件方可进行详尽客观报道。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应该自觉加强法律知识积累,增强科学的法制意识,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懂得理性判断,做到不盲目跟风,不盲目愤青。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合理依赖媒体,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才能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司法审判的透明度,从而使独立审判的得以有效推行。

(二)大力推进司法独立

1、设立独立的司法机关

要实现司法独立必须实实在在的设立独立并有效的司法机关。除了保证机构独立外,也必须保证实现其职能独立。首先,要理清司法机关的人事制度、财政制度,对法院结构体制进行适当的调整。司法经费要建立健全全国统筹划拨制度,以确保司法机关的有序良好运行。同时,要及时肃清地方化对司法审判的不良影响,要坚决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在司法权中的影响;其次,要坚决去除掉司法工作人员的行政化,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不参与地方行政工作,不担任地方行政机关要职。加强司法体制建设,完善司法人员职权配置,以更加科学、规则的权力配置来充实司法队伍,真正实现机关独立和职能独立。

2、强化司法机关内部的独立建设

有效推进独立审判工作需要有独立性较强的司法机关做保证。而实现司法机关内部独立需要处理好两个关系:(1)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2)法官之间的关系。因此,要加强司法机关内部独立建设,首先要处理好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深刻落实法院的审级制度,各级法院要明确各自权限,严格按照审级制度办事,加强内部的监督;其次,确保法官之间的相互独立。在没有违反法律法规操作的情况下,任何人不能随意干扰法官办案。另外,建立法官的终身制任期,保证法官在精神上和物质上能自行独立,从而使法官可以无后顾之忧,专心办案。

(三)加强法官队伍的专业素质建设

我国法官队伍的人员的选任以及升迁方式存在着一定的优势,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弊端。要有效推行独立审判,保证司法公正,提升法官队伍的专业素质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加强法官队伍的专业素质建设。首先,必须严把法官人员选拔关,每一个法官的选任都要经过层层选拔,争取把最优秀的人员充实到法官队伍中;其次,因为工作的特殊性再加上法官属于终身制,法官作为司法工作人员属于公务员群体中的工作倦怠感高人群。要减缓工作倦怠感,保证工作效率,必须大力加强法官的专业素质培训,对于现有法官队伍要进行定期的考核和培训,以提高其业务水平和服务意识,以防止部分法官因终身制而存在侥幸心理,从而做出妨碍司法工作的行为。

四、结语

独立性是司法最本质的属性,独立审判是司法独立在具体案件审理中的要求。积极有效的推行独立审判是推进司法改革、保证司法独立的重要手段。只有继续完善司法机制,保证司法独立,才能有效的解决司法不公的问题,才能更有效的维护司法公正,进一步促进我们司法工作的健康发展,真正实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有效结合,才能给人们的生活提供实实在在的保证。

参考文献:

[1] 陈晓娇,王怡如.浅谈独立审判[J].法制与社会,2013(21)

[2] 任志刚.论司法与媒体的合作与冲突[D].西南政法大学,2012

[3] 孙笑侠.司法权的本质是判断权[J].法学,1998.(08).

[4] 应活勤.我国民事再审程序[D].中国政法大学,2004.10

[5] 熊大胜.审判改革:法院的必由之路[J].中国律师,2000.05.07(02)

[6] 朱孝清.检察官相对独立论[J].法学研究,2015(01)

[7] 柴建国,王燕霞.独立审判与司法体制改革[J].河北法学,2005(3)

[8] 董玲.浅议我国司法独立[D].山东大学,2013(01)

[9] 龙一平,高军.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问题剖析与途径探讨[J].商业经济,2005(10):137-139

[10] 卫睿博.论媒体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冲突[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报,2009.(1):20.

作者:黄毅

法官独立法律探讨论文 篇3:

从个案正义实现的视角论中国司法过程中的法官解释权

作者简介:许晓雅,(1990.4-),女,山东乐陵人,汉族,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硕士在读。

摘要:公平正义是法律的价值追求,而司法则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环。随着社会的发展,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型、疑难案例,而要对此类案件的事实和所应适用的法律作出较为准确的判断,离不开受案法官对案件本身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进行解释,以梳理事实、阐明法理,进而作出一个较为客观、公正的裁判,使个案中公平正义的理念和精神真正得以实现。本文通过许霆盗窃案中的不同判决结果为背景,阐述司法实践中赋予法官一定解释权的必要性及合理性,释明因此可能带来的法律风险并对其进行辨证分析,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和措施。

关键词:个案正义;法官解释权;司法公正;法律风险

一、许霆盗窃案基本案情及判决情况分析

2006年4月21日晚10时许,许霆在广州街头一台ATM机取款时神奇般地發现当其取出1000元后,其银行卡账户却只扣除1元。狂喜之下,许霆连续进行取款,共计5.4万元,并于当晚将此事告知同伴郭安山。两人随后用同样的手段反复取款多次,其中,许霆共取款171笔,合计17.5万元,事后,二人均携款潜逃。时隔一年之后,许霆在陕西宝鸡被警方抓获。1本案之所以会成为学界和司法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不仅因为该案案情本身的特殊之处,似乎是天意“注定”了该案的发生,而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本案中许霆的行为本身受案法院的法官会如何加以认定,即行为人许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银行自动取款机出故障的机会,多次反复取款,并将其占为己有的行为究竟该如何论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显然,该案中,许霆利用取款机出故障的机会连续取款,获得数十万财物并据为己有究竟能不能构成“窃取”是认定本案案件事实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2007年11月20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该法院认为,被告人许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同案人采用秘密手段,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予以支持。对于辩护人关于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的辩护意见,经查,现有证据足以证实被告人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故意,被告人的银行卡内只有170多元,但当其发现银行系统出现错误时即产生恶意占有银行存款的故意,并分171此恶意提款17万多元而非法占有,得手后潜逃并将赃款挥霍花光,其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法定构成要件,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该法院据此对行为人许霆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追缴被告人许霆的违法所得175000元发还广州市商业银行。2此判决一出,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极大的反响,人们不禁在感叹:一次由于自动取款机本身故障的“意外”得财,竟能让一个人付出一生的代价来偿还,这真的是一个公平的判决吗?本案的行为人许霆不服,以其是善意取款,不构成犯罪;取款机有故障,银行有过失;与同案犯相比处罚过重,量刑不公等为由,提出了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作出裁决,认为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许霆犯盗窃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因此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原审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重新进行了审理,认为被告人许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秘密手段窃取银行经营资金的行为,已构成盗窃罪。许霆案发当晚第一次取款1000元,是在正常取款时,因自动柜员机出现异常,无意中提取的,不应视为盗窃,其余170次取款,其银行卡账户被扣账的174元,不应视为盗窃,许霆盗窃金额共计173826元。许霆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本应适用“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的刑罚。鉴于许霆是在发现银行自动柜员机出现异常后临时产生犯意,采用持卡窃取金融机构经营资金的手段,其行为与有预谋或者采取破坏手段盗窃金融机构的犯罪有所不同;从案发具有一定偶然性看,许霆犯罪的主观恶性尚不是很大。根据本案具体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对许霆可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故判决被告人许霆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20000元,追缴其犯罪所得,发还受害单位。3后许霆仍然不服,再次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院最终驳回了其上诉,维持原判。至此,争议颇大的许霆盗窃案在层层审理后终于尘埃落定。

虽然本案的判决已落下帷幕,对许霆本人的制裁也已确定,但是本案中折射出的问题却不容忽视。法律运行的过程中,司法无疑是实现法律本身的价值和目的的最直接、最有效的路径,而司法最重要的原则便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既然如此,为什么在本案中会出现前后完全不同的两个判决?原因就在于司法除了公正、被动的要求之外,法治的理论和实践都赋予了司法一定的能动性,集中体现在受案法院的法官在判案过程中,需要对全案的核心事实和争议焦点作出一个较为客观、真实的判断,只有确定了案件的基本事实,才能准确选择应该适用的法律,从而作出符合事实、尊重法律的足以说服当事人甚至社会公众的裁判,获得大家的认可和肯定,也只有这样,法律才能真正收到良好、正面、积极的运行效果,达到立法者制定法律最初的意图和目的。而法官的能动性则集中体现在对案件中一些基本的客观事实作出解释,尽管当前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并未将法官的解释权明确写入法律,也并未赋予其一定的法律地位,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对案件事实乃至相关的法律规定作出解释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法官的解释除了根据法律、事实之外,很大程度上会取决于法官自身对于法律、案件的理解和认识,主观性很大,这也正是许霆案件前后“同案不同判”的原因所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前后两次对本案的审理中,受案法官虽然对许霆的行为构成盗窃罪达成了统一的认识,但却对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行为人本身的人身危险性、主观恶性等存在不同的理解,前者认为许霆明知取款机故障却多次反复取款,并携款潜逃,其非法占有银行财产的主观恶性明显、恶性较大,且从杜绝类似案件再次发生、教育社会公众的角度出发,对许霆处以重刑;而后者虽然同样对其盗窃行为本身加以认定,但是鉴于其是在偶然发现柜员机出现异常后临时起意犯罪、只是利用柜员机的故障通过持卡取款的方式实施犯罪等特殊情况,其犯罪的主观恶性、犯罪情节和社会危害性的严重程度要比有预谋盗窃或采取破坏性手段盗窃柜员机内的资金轻,故纵使许霆并没有法定的减轻处罚的情节,但是依照刑法中的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仍可对其在法定刑以下量刑,因此降至五年有期徒刑。

二、 法官解释权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

法律解释,其本身的含义是指一定的组织或人对于法律的文字或含义作出的说明。我国理论界将其分为有权解释和无权解释,有权解释包括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三种,其中的司法解释仅仅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所作出的解释,而法官的解释则被归入无权解释(非正式解释)的行列。这种规定有其一定的背景和现实意义,一方面,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强调司法机关的公正、独立,避免“法官造法”,注重依法裁判精神的实现;另一方面,明确赋予法官解释权会扩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增大案件判决的不确定性,进而造成法律适用上的不稳定性,与法律本身的明确性、稳定性不相一致;再者,我国法官队伍的自身素质尚有待加强,将法官的解释权以法律的方式加以确定,难免会导致社会公众对国家司法力量的质疑,不利于解决社会纠纷和化解矛盾。诸此种种,证明了法官的解释权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会造成很多的不可避免的问题,带来一定的风险,但是,赋予法官解释权却是相当必要的。其必要性及合理性体现在何处?

第一,法律本身具有局限性,社会的纷繁复杂与日益多样化决定了法律本身总是滞后于社会的前进变化的,它不可能对已发生的、已存在的所有法律现象都作出规定,这是由法律本身的确定性、权威性和稳定性所决定的,不可避免。而当出现了特殊的、查无具体规定的纠纷的时候,只能依靠受案法官根据自己的职业素养和法律知识从既有的法律规范中选择与案件事实最相符合的规定,对其加以认定、裁量,而在此过程中,法官的解释又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法律规范是抽象的概括的规定,即法律本身是对事物共性或普遍性的一种概括,这一特性决定了它不能涵盖事物的所有属性。因此,法律与个案之间总是存在距离的,把法律和个案融为一体的唯一途径就是法官解释法律①。这也是实现成文法到裁判文书转化的必要一环。

第三,从司法公正的角度来讲,法官的解释权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法官裁决案件的独立性,首先来源于法律解释的独立性②。而目前在我国,法官并没有法律赋予的解释权,其对具体案件的解释只能层层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加以审查、确定之后才能最终得以确立并运用到具体的案件中去,暂且不论这样一来会大大降低司法效率,增加具体案件的当事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成本,仅从程序上看就是存在着矛盾点的,我们不能口口声声叫喊着法官独立审判、司法如何如何独立的同时,却连最起码的法官独立进行解释都无法加以保证,这无疑是与司法公正的精神相悖的。

三、因法官行使解释权而可能带来的法律风险及其辨证分析

毋庸置疑,只要明确赋予法官独立的解释权,就必须要面对由此可能带来的风险,比如:对同一案件的判决不同判决的现象会更为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法律的不确定性,但从另一方面考虑,这又何尝不是上诉机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正当性理由呢?试想,如果对于一个具体的案件,在法律的既有的条条框框之下,不需法官介入多大的解释即可以较容易的认定事实以及所应该适用的法律,那么根据法律推理的“三段论”理论体系,其得出的最终判决结果也应该是基本相同的,即便当事人上诉,由于案件的大、小前提均已确定,也就不可能再会出现不同的裁判结果,如此说来,上诉的意义何在?由此可见,我们既然设立了上诉、抗诉机制,其本身就蕴含着法官对个案的较为独立的解释,出现不同的解释进而造成不同的裁判是其应有之义。也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反复的斟酌、审理,真正辨明案件事实本身,从而准确的选择应该适用的法律,作出相对公平的判决,对案件的当事人作出适当的肯定性或者否定性的评价,这也是辩证法的理念在司法实践中的一种体现。

四、降低法律风险的对策和措施

马克思说,“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③成文法尽管已涵盖了很多的法条和规范,但却不包含具体案件的裁判和解决方案,哪怕是最细微、最简单的识别,均要依靠法官根据自己对案件的掌握程度进行思维加工。我们强调法官独立解释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但绝非允許法官创造法律,法律本身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取决于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实际,不能由法官来自由创制或废止。法官的解释权,更为重要的体现于其对于具体个案中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和梳理,综合全案的证据对案件进行准确把握,在理清了事实和证据的前提下,选择具体的法律条文加以适用,这既是对法律权威的尊重,对司法统一的维护,也是实现个案公平正义的途径和方法,从而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要真正达成这些目的,就必然要努力完善我国的法律体制,净化司法环境,具体来讲,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立法层面,应不断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拥有相对比较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才能降低法律本身的不确定性,进而降低因法官对案件进行解释可能造成的法律风险,若要真正做到司法层面的公平正义,较为完善、明确的立法是前提和根本。

第二,司法层面,赋予受案法官更为独立的解释权。司法公正是我们追求的价值目标,但有独立,才可能有公正,而法律解释又是贯穿司法整个过程的必不可少的一环,因此,针对具体案件的受案法官的独立解释权就显得尤为重要。个案解释的独立,不仅会提高司法效率,对司法资源进行更优化的配置,而且是保证司法裁判公正的重要因素。

第三,对法官的解释权进行约束和监督。法官解释权的独立并非意味着其可以毫无顾忌的任意解释,首先,其解释必须遵循一定的逻辑规则和方法,必须尊重案件本身的客观事实和法律,必须从个案的具体情况出发,综合全案,对涉及到的各方面利益进行平衡;其次,法官的解释权必须受到其他机关、团体乃至社会公众的监督,无监督则不公频现,因此,法官的解释权必须合法、合理行使,不能逾越基本的法律规则。

总之,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赋予法官在个案审理中的独立解释权十分必要,它有利于节约司法成本,提高效率,有利于实现个案中的公平正义,从而实现法律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有利于丰富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裁判经验,使一些经典的案例涌现出来,并对其他类案的裁判加以引导,提供参考。但为了避免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无端扩大,其独立解释权的行使,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受到公众和其他社会团体、机关的共同监督,以真正达到调节社会纠纷、教育公众、弘扬公平正义精神的效果,这同样也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

注解

①该案例基本案情引自中律网法律专栏之陈继才律师专栏《对许霆盗窃案的探讨》。详见:http://club.148com.com/uid-12324-action-viewspace-itemid-10220

②该部分判决内容摘自北大法宝司法案例之案例与裁判文书-许霆盗窃案。详见:http://www.pkulaw.cn/fulltext_form.aspx Db=pfnl&Gid=117531043&keyword=%e8%ae%b8%e9%9c%86%e7%9b%97%e7%aa%83%e6%a1%88&EncodingName=&Search_Mode=accurate

③该部分判决文书内容摘自北大法宝司法案例之案例裁判与文书-许霆盗窃案。详见:http://www.pkulaw.cn/cluster_call_form.aspx menu_item=case&EncodingName=&key_word=

参考文献:

[1]黎国梁, 付必双.论法官法律解释权的合理性[J]. 衡水师专报,2004,(6):16-18.

[2]陈艳美.论法官解释——兼谈我国司法解释体制的改革[J].山东电大学报,2004,(2):24-26.

[3]王晴.浅析法官在司法解释过程中如何实现维护法治的尊严与统一和个案正义[J].法制与社会,2008,(12):167.

作者:许晓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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