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语语言生态环境论文

2022-04-19

摘要：为了解苗族地区苗汉双语教学的现实境况，笔者对重庆市秀山县梅江镇民族小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调研表明，苗汉双语教学具有传承苗族文化、有助于少数民族儿童民族认同感的形成和使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的现实意义。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双语语言生态环境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双语语言生态环境论文篇1：

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视角下我国的语言生态环境建设方略

内容摘要：本文将语言生态环境定义为包括语言本身、语言使用者、外部的物质和经济环境、法律制度意识形态环境以及语言和环境间的互动影响在内的复杂体系。在此基础上，基于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的战略维度，提出了建设我国语言生态环境的具体方略，对于构建语言生态文明、促进我国的社会发展及維护国家稳定与安全都有着重要价值。

关键词：汉语英语程度副词比较分析

一、引言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悠久，地域辽阔，境内各族人民使用的语言差别很大，在我国56个民族中，有54种民族语言，大致分属于世界十大语系中的五个语系。不仅如此，除了标准的普通话，我国还存在数目众多、各有特色的方言。从外部而言，英语事实上已经形成全球范围内的“语言霸权”，且有通过反馈机制不断加强的趋势（Tsuda，2013）。因此无论从内部环境抑或外部挑战而言，我国的语言问题与语言生态环境建设都任重而道远。

事实上，语言生态（Language Ecology）出现和研究的时间并不长，它与语言冲突和语言规划的研究相关（Hauge，1966），并由Hauge于1972年正式提出，直到最近一二十年才被大量关注（蔡永良，2012）。郝文荣（2016））对于新时代背景下的语言生态研究做了一个综述，范俊军（2005）、冯广艺（2013）、张静（2016））、朗佳（2016）关注语言危机和语言保护问题，张西平（2008）、张治国（2016）着重论述了国外的语言保护状况及其经验借鉴，肖自辉和范俊军（2011）对我国的语言生态提出了检测体系。

本文旨在从语言生态学角度、基于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的战略考量来分析我国目前的语言问题特别是语言生态环境建设。特别指出的是，本文所论的语言生态不仅仅是指语言作为一个“有机体”（洪堡语）所具有的一切生物体的普遍特征，更包括广义的语言生态系统：即语言本身、语言使用者、外部的物质和经济环境、法律制度意识形态环境以及语言和环境间的互动影响。也即本文从系统论和复杂性的视角来研究语言生态和相关语言问题（Kramsch &Whiteside，2008）。

二、语言生态与社会和谐、国家安全之间的内在联系

多语言、多文字是我国语言文字国情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目前已识别的少数民族语言就有上百种。它时刻制约我国的民族关系和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演变和发展。那么如何既能

消除语言障碍，又可保护当地独特的文化特色，构建和谐包容的语言生态环境，让各民族都有一个中华大家庭的归属感，这事关民族团结，也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和谐的社会语言生活。和谐的社会语言生活要求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主体，基本克服交际障碍，实现顺畅沟通，能够满足国家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需要。同时，还应充分考虑到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维系民族心理意识、传承民族历史文化、开展民族地区与语言文字有关的各种社会活动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因此保护和繁荣各民族语言不仅是尊重少数民族权益、促进各民族文化繁荣的需要，更关乎我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考虑到我国边疆地区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语言生态文明还和国家稳定与安全息息相关。此外，从深层的学术意义上看，我国各民族语言（包括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具有极其丰富的语言学和社会人文内涵，无疑是人类语言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发生学源流上的多元性，在结构类型上的多样性，在历史和地理分布上广阔的辐射面，无论对研究中国的语言还是世界的语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因而，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态，不仅对于民族融合、经济发展有益，同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三、我国的语言生态环境建设方略

本文一方面旨在研究基于国家安全视角的民族融合与语言政策，从文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立足国家安全研究领域，为国家语言政策和语言生态构建提供新的思路；同时，基于全球化意识和国际视野，站在国际化的高度，研究语言与经济发展、语言与和谐社会生活构建、语言与国际冲突以及语言与信息安全等问题。基于以上目的，本文从广义语言生态系统角度即从语言本身、语言使用者、外部的物质和经济环境、法律制度意识形态环境以及语言和环境间的互动影响等方面阐述我国和谐语言生态环境的构建方略。。

首先，从语言本身和使用主体而言，要坚持“以人为本、协调发展”的理念。所谓“协调发展”，既是多种语言和方言之间的协调发展，也是语言文字工作自身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所谓“以人为本”，就是我们的工作要要更加注重国民语文应用水平及综合素质的提高，更加注重管理方式的人性化和服务型管理理念的确立，更加注重分类指导、分步实施。

第二，推广普通话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协调发展，制定合理的双语政策。关于普通话和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应该把握两点。首先，国家层面使用汉语普通话，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则通过民族区域自治法加以规定。其次，国家通用语言主要用于行政、教育、法律、媒体等官方场合，而少数民族语言（及汉语方言）更多地是在一些非官方场合使用，二者之间是不可替代的互补关系。因此在全国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在民族地区使用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政策上和实践上并没有冲突，而且我们还应尊重传统，保护各民族的语言文化，特别是一些口述语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三，从语言与外部物质及经济环境互动角度，强调保护民族语言的重要性。已有的研究表明现代经济的发展对于语言生态有着重要的冲击，会出现强势语言越强、弱势语言越弱的“马太效应”。普通话作为官方语言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获得进一步的优势地位，因而对于濒临消亡的少数民族语言确有必要采取有效的挽救保护措施。

第四，从国际大环境而言，英语越发成为“霸权语言”，如何发展和推广汉语已然成为我国语言政策顶层设计中必须要考量的因素。站在国际大舞台，构建我国和谐发展的语言环境，还必须直面英语作为霸权语言所带来的挑战和威胁，经久不息的“外语热”以及我国国民在英文学习上投入的巨大成本表明情况不容乐观。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一步提升国民的汉语语言能力、积极发展对外汉语、推广中华文化、提升国际软实力，这不仅是一个语言和文化问题，考虑到我国经济体的规模与国际地位以及“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它还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影响力息息相关。为此，我们应该站在国际发展的高度来设计我国的语言政策，增强汉语使用能力与文化影响力，以推进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以、保障我国的国际安全和国际发展空间，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各项权利和发展利益，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国家腾飞。

四、结语

本文从语言生态学视角，将语言生态环境定义为包括语言本身、语言使用者、外部的物質和经济环境、法律制度意识形态环境以及语言和环境间的互动影响在内的复杂体系，这一定义和Kramsch &Whiteside（2008）提出的语言生态系统论和复杂性思想一致，扩展了对于我国语言问题的研究视角。在此基础上，基于国家安全、国际发展空间和社会和谐的战略维度，本文提出了建设我国语言生态环境的具体方略，这对于构建语言生态文明、促进我国的国家安全、社会发展及国际发展权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Tsuda， Y. The hegemony of English and strategies for linguistic pluralism： proposing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paradigm. The Globa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ader （2nd Edition， Routledge，2013. （1st Edition， 2008）

[2] Haugen， E.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Essays by Einar Haugen（ed. A. S. Dil）[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3] 蔡永良. 关于“语言生态学”[J]. 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4] 张静. 少数民族杂居区的语言生态环境及其保护[J]. 贵州民族研究，2016，（11）.

[5] 郎佳. 英语全球化对语言生态和民族文化的冲击[J]. 新闻战线， 2016，（16）.

[6] Kramsch， C.， Whiteside， A. Language Ecology in Multilingual Settings. Towards a Theory of Symbolic Competence[J]. Applied Linguistics， 2008， 29 （4）： 645-671.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12C0197）：基于国家安全语言战略视角的民族融合与民族语言政策研究。]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作者：傅伟锋

双语语言生态环境论文篇2：

苗族地区苗汉双语教学坚守的意义、困境与突破

摘要：为了解苗族地区苗汉双语教学的现实境况，笔者对重庆市秀山县梅江镇民族小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调研表明，苗汉双语教学具有传承苗族文化、有助于少数民族儿童民族认同感的形成和使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的现实意义。在城镇化、现代化不断推进的今天，在族际语（汉语）稳居主流地位的大环境下，民族小学苗汉双语教学面临着苗族语言生态环境逐渐丧失、“教”与“学”积极性不高、自信心不足、师资力量薄弱、苗语教学力不从心、教材缺失及地方政府政策扶持缺位等诸多困境。其突破的路径有：学校、家庭和村寨应合力营造良好的苗语环境；建立专业性强的双语教师队伍；给予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解决师生积极性不高和教材缺失等问题。

关键词：苗汉双语教学；坚守意义；困境与突破

关于“双语教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有条件的应当采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課本，并用少数民族语言讲课，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有这样的表述：“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全面开设汉语文课程，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文接受教育的权利。”《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也提出：“大力推进民族中小学‘双语’教学……在民族中小学逐步形成少数民族语和汉语教学的课程体系。”时至今日，“双语”教学已成为我国民族地区中小学校普遍采用的一种的教学形式。

重庆市秀山县民族小学——MINX ZUX XIAOT XIOX（“民族小学”的苗文拼音）于1951年建校，1969年第二次改址，2004年第三次改址，迁入位于梅江镇金珠苗寨村口的新校址，2011年与周边的晏龙小学合并。目前全校教职工25名，在校学生人数208人，其中苗族学生约占60%，有6个小学班和1个学前班①。20世纪80年代由于这里大多数苗族孩子入学前不会讲汉语，其双语教学模式是苗语授课加授汉语。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人口迁徙、文化变迁、周边语言环境变化等原因，这里的孩子逐渐汉化，不会讲苗语，民族小学苗汉双语教学的模式已由苗语授课加授汉语转变为汉语授课加授苗语。民族小学推行的苗语是湘西方言（亦称“东部方言”——以苗语湘西方言西部土语为基础方言，以湖南省花垣县吉卫乡语音为标准音的湘西方言苗文） [1 ]，该苗文共有48个声母、35个韵母、6个声调字母。重庆市秀山县梅江镇民族小学在苗族小聚居的背景下坚持苗汉双语教学，其意义何在？

一、民族小学苗汉双语教学坚守的意义

语言既是人类交际的工具，又是人类文化的载体。语言是教育活动的媒介，同时也是教育的重要内容。苗语是苗族的“空气”和“灵魂”，民族小学苗汉双语教学不仅是学校传承苗族文化的重要手段，还是促进少数民族儿童民族认同感形成的重要形式，对发展少数民族教育，满足少数民族儿童未来需要意义重大。

1. 苗汉双语教学有助于苗族文化的传承

一种民族语言就是一座民族文化的宝库，还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博物馆。学习和使用民族语言的过程，就是学习和继承自己民族文化的过程。苗汉双语教学作为学校教育介入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过程，不是要消退民族文化，而是要使民族文化的传承从自在状态转向自为状态，有效地保存苗族民族文化的精华 [2 ]。民族小学苗语教师石胜银说：“民族小学在开设苗语课的同时，老师们向学生介绍苗族的历史和文化，要求学生能说标准苗族语言、会写苗族短文、能讲苗族故事、会唱苗族歌谣、能跳苗族舞蹈、会演苗族舞剧和会做苗族工艺品等，使苗族孩子对本民族的文化内涵有了进一步了解和认识。”民族小学石祥校长进一步告诉笔者：“这种双语教学形式，将苗语所承载的苗族历史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巧妙地引入到教育传承的轨道中，既有效地干预了苗族文化消失的现状，还因我们教育的对象为少年儿童，这又为苗族民族文化传承输入了新鲜血液，促进其长足发展。”

2. 苗汉双语教学有助于少数民族儿童民族认同感的形成

语言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特征，是群体认同的一个标志。“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 [3 ]苗语在我国是弱势语言，其使用功能渐渐衰微，主要承担文化认同功能，双语教学在很大程度上并非试图完全恢复苗语的社会交际功能，而是更大意义上致力于促进学生民族认同感和自觉性的形成 [4 ]。在民族小学的校园内，民族特色随处可见，每个教室的门牌都是用苗汉双语书写的，教学楼一楼摆着一排苗鼓是专门为孩子们平时玩耍和表演使用的，操场右侧立着一根有刀梯的木杆便于孩子们练习苗族的体育项目“上刀山”，学校的校服是参照苗族的传统服饰设计的。此外，民族小学师生之间的日常交流均使用苗语，如问候语“老师rut”②（老师好）、“moux rut”（你好）等。正如石校长所说：“我们这种‘全体总动员’营造了民族小学浓郁的校园文化氛围，使孩子们逐步形成了‘不会说苗语就不能叫苗族人’的文化认同感，增强了孩子们‘我是苗族人’的文化自信。”

3. 苗汉双语教学有助于少数民族儿童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

语言“是一种文化与社会资源，这种资源不仅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桥梁，是帮助不同群体之间建立联系的桥梁，同时也是贯通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的桥梁” [5 ]。根据调查，民族村留守问题突出，借民族村石主任的话，民族村现在基本只剩下“佘太君和童子军”（留守老人和孩子）了，村寨语言环境以祖孙之间的交流为主。以民族小学三年级为例，全班21人，父母常年在外务工由祖辈照顾的留守儿童约占56.5%，而20世纪50年代出生甚至更年长的苗族留守村民多以苗语作为日常交际的工具，不知道汉语如何表达。民族小学汉语授课加授苗语的双语教学能帮助苗族孩子与祖辈保持自然和谐的日常交流，满足少数民族儿童苗汉双语生活的需要。另外，民族小学的学生在学习苗族语言的同时，很多孩子依然对山外的美好世界充满期待。苗汉双语教学的汉语课程既能为孩子们提供圆梦的机会，又能为孩子们走出大山，融入当下社会，走向未来提供更多就业、谋生、事业发展的选择。苗汉双语教学为民族小学的孩子插上翱翔的翅膀，使他们走得出去也走得回来。

二、民族小学苗汉双语教学坚守的困境

民族小学自建校以来，除“文革”期间中断外，一直实行苗汉双语教学。苗汉双语教学是秀山县民族村成为国家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试点示范和跻身首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重要功臣，然而在日益城镇化、现代化的语境中，在族际语（汉语）处于主流地位的大环境下，苗汉双语教学面临诸多现实困境。

1. 周边苗族语言生态环境逐渐丧失，不利于双语教学

民族小学的苗汉双语教学与金珠苗寨休戚相关。民族小学新旧校址均在金珠苗寨，金珠苗寨是重庆市唯一一个完整保留苗语的村寨，是民族小学苗汉双语教学赖以存在的语言环境。可是，随着外出务工人员增多、家庭结构变化、村寨原始功能渐失、“强势语言”使用功能增强等原因，呈现出苗语使用者数量逐渐减少、使用范围不断缩小、苗语交际功能衰变的趋势，苗语的生存危机日益严重。

（1）苗语使用者数量逐渐减少民族村全村共354户，总人口1 458人，其中常住人口约1 200人，每年约700-800人外出打工，约占58.3%-66.7%（多为青壮年），外出打工者多長期在外，或一年回来一次，有的几年回来一次，很多家庭甚至已定居城市，民族村出现“空巢”现象。同时，自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到2001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实施，进一步确立了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律地位，如今讲普通话已成为一个大的社会语言环境。外出务工者与人沟通交流不得不适应这个语言环境，以致苗族语言环境逐渐丧失。

（2）苗语使用范围受限金珠苗寨是一个保留苗语的村子，但苗语只能在村内和家中使用。由于外村人听不懂苗语，金珠苗寨的村民走出苗寨，必须使用汉语——普通话或秀山方言，这就加大了村民交流的成本，这种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会让年轻一代学说苗语的积极性不高甚至放弃学说苗语。正如马克思所说：“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迫切交往的需要才产生的。” [6 ]使用苗语的局限性有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亦使得苗语逐渐停止发展和传播。

（3）通婚家庭语言环境的变化影响苗语使用的频次 20世纪80年代之前，金珠苗寨的苗族一直实行的是族内婚。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风气逐渐开放、苗民的观念发生变化，苗族开始与外族通婚。在通婚的家庭中，苗语使用的频次受到了影响。根据调查，在苗汉通婚或苗土通婚的家庭中，80%以上的通婚家庭会选择教孩子学说汉语。原因在于，家长们认为“汉语使用更广，更实用”，“苗语老土落后了，孩子们用不着学”，“苗语能听懂就可以，不用教慢慢就会了” ……金珠苗寨通婚家庭中只要父母一方听不懂苗语，多数家庭选择汉语进行日常交流，这种特殊的家庭环境势必影响苗语环境的维持。

2. “教”与“学”积极性不高，且自信心不足

苗汉双语教学虽有60余年的历史，却只是民族小学的教学特色，苗语课是只开课，并未安排过考核。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学生成绩是考核教师业绩的重要部分，苗语教学教师的业绩因而缺少考核依据，这势必影响教师双语教学的积极性和重视程度。同样由于苗语课程尚未纳入考核体系，若在苗语学习上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而“无好处可得”，会导致学生学习苗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也难以获得家长的支持。

根据民族小学2015年秋季、2016年的春季课表，苗语课几乎多安排在上午或下午的最后一节课（具体课时安排见表1），这些时间都是学生学习状态不佳的时段。这样的教学课程安排，易让学生视苗语课为“副课”而区别对待，势必导致师生不重视苗语学习。另外，汉语拥有社会的广泛认同和使用度，在普通话和秀山方言强大语言背景下，苗语属于“弱势语言”，会说苗语的儿童会感觉苗语“拿不出手”、“土里土气”，显得自信心不足。如此，苗汉双语教学难以走进学生的内心深处。

3. 师资力量薄弱，苗语教学力不从心

双语教师作为双语教学的重要资源与最直接的实施者，是双语教育目标最终实现的主要中介。苗汉双语教学的有序开展，需要有一支合格的教师队伍。目前，民族小学师资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苗汉双语教师数量不足。2012年调研表明，民族小学虽有8名苗语教师，由于教学压力、教学安排等原因，只有3名苗语教师进行日常苗语教学，并同时负责其他科目的教学。2013年调查得知，民族小学只有1名专职苗语教师负责全校的苗语教学工作。二是苗汉双语教学教师专业素养不高，双语能力和教学能力有待提高。苗汉双语教学涉及民族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的相关知识，对双语教学教师素质要求较高，而民族小学的苗语教师只是会讲苗语的苗族人而已，未受过专门的双语教学培训，缺乏双语教学的专业素养。显然，民族小学教师的队伍建设已成为制约苗汉双语教学开展的瓶颈，双语教育要发展壮大，民族小学目前的师资力量显得力不从心。

4. 教材缺失，影响双语教学质量

双语教材是双语教学的主要工具。由于历史上的“赶苗”、“灭苗”事件和其他历史原因，苗族人一直颠沛流离，不断迁移，是一个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1956年10月，中国语言单位为中国的三大苗语方言（湘西方言、黔东方言、川黔滇方言）发明了拼音文字，苗族人才重新有了属于本民族的苗文，但苗文教材还是严重缺乏。2011年，民族小学从贵州引入了苗文课本，改变了之前“无本可依”的教学状况，但由于经费有限和无政策支持，民族小学仍未解决教材缺乏问题，教师拿的只是复印本，学生没有学习的双语教材。教材是教学内容的物质载体和呈现，是师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要凭借，学生没有课本，师生之间的互动缺少必要的媒介，由此会造成学生对苗语课的轻视。教材问题势必影响苗语教学的质量。

5. 地方政府政策扶持缺位，对苗语学生不公

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背景下，民族小学坚持以苗汉双语教学作为学校办学特色，成为秀山县民族村跻身“首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一种品牌。该校苗语教学占用了学生每周1-2节课的学习时间，当苗语学生从民族小学毕业后，却要与其他学校非苗语学生竞争中学升学名额，使得他们处在非常不公平的竞争地位，民族小学石校长说：“我们学校学生参加梅江镇小学生文化考试时，平均成绩总是名次落后，参加秀山县文化考试时成绩也不如人意”。另外，因为秀山县中学并不开设苗语课程，民族小学的学生学了6年的苗语，再没有继续学习和巩固的机会，甚为可惜。当地文化、教育部门一直在推崇苗汉双语教学这一特色，却从未考虑过少数民族学生的切身利益，缺乏对苗语学生升学政策的扶持。

三、民族小学苗汉双语教学困境突破的路径

《国家语委关于当前语言文字工作的请示》强调：“推广普通话是为了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公民素质和工作效率，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也不妨碍各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的语言。” [7 ]民族小学苗汉双语教学意义重大，坚守状态却不容乐观，了解其困境诉求，寻求困境突破路径成为当务之急。

1. 学校、家庭和村寨应合力营造良好的苗族语言环境

保护语言首要的是保护语境，语境是双语教学赖以生存的土壤。因此，学校、家庭、村寨应努力保护苗语语境，共同为培养“苗汉兼通”的双语人才出一份力。学校应当调整苗语课程安排，消除学生的怠慢心理，可以组织苗语演讲、苗歌比赛、苗语猜谜等活动，唤起师生学习苗语的热情。家长应端正对待双语教学的态度，改变其“学苗语无用”的观念。无论是苗族家庭，还是通婚家庭，家长应有意识地营造苗汉双语交流的家庭语言环境，对孩子进行族际语（汉语）和苗语的“双语”教育。村寨委员会应成立苗语传习所，让村寨的老人传授正统苗语，同时让村民认识到苗语的历史文化价值，打造双语家庭，努力维护村寨的语言环境，为双语教学提供肥沃的土壤。

2. 建立专业性强的双语教师队伍

双语教师是双语教学的主导者。民族小学苗语教学师资问题是秀山县的一个社会性问题，需要通过诸多努力才有望解决。首先，改善交通，推动民族小学周边经济发展等，以此来改善民族小学的大环境，吸引优秀双语教师来校工作；其次，发挥行政职能，为民族小学派遣专业型双语教师，或以培养、培训“双语”教师为重点，以建设一支合格的“双语型”教师队伍为目标，建立专业性强的培训体制，采用远程教育等现代化手段，提高民族小学继续教育的质量；再次，制订双语教师考核标准及双语教学效果评估制度，让双语教师享有公平的职业竞争，以激发其教学积极性，并提高苗语教师对苗族语言和文化的认识程度，增强其民族认同感和自信心；最后，可以尝试与师范院校合作进行教师教育制度改革，推进苗汉双语教师培训基地建设，为民族小学输送“留得住、用得上”的双语教师，并逐步将民族小学丰富的双语教学经验升华为理论，使之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实现双语教学实质性的突破。

3. 给予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解决师生积极性不高和教材缺失等问题

教育的发展，需要各级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首先，民族小学双语教学要生存、发展，需要各级政府的政策支持。比如：对学苗语的学生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考核合格后给予相应的加分，使学生在中考升学时享有会说双语的优惠待遇。或者，在少数民族地区中考升学考试时，将民族语文增列为考试内容，改变以往对具有少数民族成分学生加分的做法。也可以在中考语文考试中设一定分数的苗族语言文字题目，让学好苗族语言者得到相应的实惠，以提升师生“教”“学”苗语的自信心和积极性，同时也提高苗语在民族教育中的地位。其次，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少数民族中小学双语教育的资金投入。为此，建议秀山县政府加大苗语教材建设资金投入力度，把苗语教材建设所需经费列入教育经费预算，资助苗语教材的编译、审定和出版，不断提高教材的编译质量，确保苗语教材的足额供应；或设立苗语教材专项资金，组织苗语相关专家、民族小学苗语教师、金珠苗寨苗族村民等人员成立苗语教材编写小组，编写符合寨情民愿的苗语教材。

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文化特性和价值体系，都会折射出独一无二的世界观。一种语言的消亡，意味着民族文化及其背后民族文化遗产——祖辈生活轨迹、民族宗教仪式、民间传说歌谣乃至民族的消失。“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它独立存在的意义，有属于本民族的语言是民族的幸运，如果没有人去守望，那将是人类的悲哀。” [8 ]

当今世界，城镇化和现代化快速推进，传统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经济全球化加剧了让一种语言成为世界共用语言的态势。有鉴于此，重视民族语言，加强民族语言的学习，少数民族学校坚守双语教学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注释：

① 此处的相关数据是2013年调查获取，感谢民族小学校长石祥、苗语教师石胜银对调查的大力支持。

② “好”的苗语拼音是rut，由于“老师”是19世纪末开始使用的西方教育名词，没有苗语发音，所以“老师”仍旧使用汉语读法。

参考文献：

[1]吴正彪.苗族语言文字的发展状况及苗文推广普及的困境与出路管窥[J].文山学院学报，2012（1）：73-77.

[2]许嘉璐.在首屆全国少数民族文化论坛上的讲话[C].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化论坛论文集，2005：6-8.

[3]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68-89.

[4]黄行.论国家语言认同与民族语言认同[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38-42.

[5]王莉颖.双语教育理论与实践—中外双语教育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181-192.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18.

[7]王远新.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第3辑）[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142-143.

[8]杨俊福.“贵州是苗族文化的重要故土”“苗语有苗语的运用、审美优势”——对话中国知名苗学研究专家朱群慧先生[N].贵州民族报，2011-01-01（A08）.

作者：张卫民张敏

双语语言生态环境论文篇3：

生态语言学视域下濒危裕固语研究

摘要：生态语言学作为一个新兴的语言学分支，把语言看成生态环境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旨在研究语言与环境的关系。构成多元文化的许多人类语言正面临濒危与消亡。语言濒危在中国也是一个客观事实，处于弱势或濒危状态的语言种类也较多。裕固族语作为中国濒危语言之一，被文化部和国家民委列为“中国少数民族濒危语言保护工程”全国试点抢救保护项目之一。从生态语言学的视角来研究濒危裕固语，实际是研究裕固语及其所处的社会、政治、人文、自然等环境因素的关系，探讨导致裕固语濒危的宏观和微观原因，进而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根据生态语言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通过推行双语、增强人们的忧患意识、提升裕固语的使用度以及政府制定有利于裕固语生存和发展的语言政策等都是改善裕固语濒危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复兴裕固语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措施。

关键词：生态语言学;濒危;裕固语;研究

生态语言学，又称语言生态学。作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兴学科，生态语言学从生态学的角度，为语言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科学视角[1]。在生态语言学的框架下研究一门语言，不仅要研究语言本身，还要研究语言所处的环境，以及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语言生态学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至上世纪60、70年代，代表性的语言学家有特里姆（J. Trim）和豪根（E. Haugen），他们做了大量开創性的研究，为生态语言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9年，特里姆发表文章《历史的、描述的与能动的语言学》，首次从生态学的角度研究了语言发展的规律。1970年，挪威语言学家豪根首次提出“语言生态”的概念。两年之后，豪根发表文章《语言生态》，并着重强调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2]。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濒危语言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生态语言学家关注的焦点[3]。我国的语言生态环境复杂，处于濒危状态的语言种类也较多，语言濒危已是不可回避的事实。裕固语作为中国濒危语言之一，已被列为全国试点保护项目之一。笔者在生态语言学及相关理论的启发下，以裕固语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从生态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出发，研究裕固语的濒危现状，探索造成其濒危的原因，提出改善裕固语生存环境的措施，以达到保护裕固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维护裕固族地区语言生态平衡的目的。

一、生态语言学视域下濒危裕固族语研究

（一）语言生态系统与语言生态环境

“生态系统”指的是生态群中各种生物之间以及生物和周围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整体系统。将生态学理论提供的研究范式中的“生态系统”这个概念借鉴到语言问题上，人们使用的每一种语言都与其所在的环境紧密相联[4]。语言系统和其所存在的环境系统是语言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要素。一般说来，语言的生态系统由语言系统、语言的自为环境和语言的自在环境构成。根据生态语言学的基本概念，语言系统由语音系统、词汇系统、语法系统三部分构成;语言的自为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而语言的自在环境指的是语言的主体，即人[5]。

生态学中将“环境”定义为“特定生物群体及其以外空间对其影响因素的总和”。所谓语言的生态环境包括宏观语言环境和微观语言环境，这两者都对语言的生态环境产生重要影响。宏观语言环境因素有社会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等。而语言使用者的生理和心理等因素可以归结为微观环境因素[6]。宏观和微观语言环境因素都会对每种语言的存在过程起着制约和调控作用。

（二）裕固语濒危的生态学解读

裕固族约有1万人口，主要分布在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裕固族有两种本族语言：西部裕固语和东部裕固语，目前都已成为濒危语言。东西部裕固语属于同一语系，但属于不同语族。即使两种裕固语拥有许多相同或相近词汇，但是人们不能使用两种裕固语进行顺利交流，除非他们通晓两种裕固语或者以汉语方言作为交流语言[7]。历史上，裕固族的先民曾创造并使用回鹘文，之后曾使用过藏文，而在裕固族和汉族聚居区，裕固族人经常使用汉文。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之间的频繁交流，裕固族人开始普遍使用汉文。

根据相关文献研究资料，裕固语的活力明显降低，由于人口的频繁流动和语言生态环境的快速恶化等，在日常生活中熟练使用裕固语的人不到1/3。目前裕固语面临着严重的濒危与消亡[8]。在裕固族中，同时掌握裕固语和汉语的双语人数正在下降，而仅仅使用汉语的单语人数在迅速增加。另一方面，使用裕固语的人口呈现出高龄化趋势，而且年龄结构性断裂特征较明显。根据联合国语言活力评估指标和裕固语目前的使用现状，可以确定裕固语为濒危语言[9]。

裕固语濒危的主要原因，首先是由于自然环境和草场的恶化，部分以放牧为生的裕固族人不断迁徙至其他地方，使得裕固语存在的自然环境弱化[10];其次，在语言环境方面，50岁以上的人大部分还会说裕固语，50岁以下的人基本都说汉语，而会说裕固语的年轻人就更少了。学校没有裕固语老师，也不再教授裕固语，因此，裕固语存在的语言环境正在不断缺失;第三，裕固族人对裕固语的未来持悲观态度，他们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裕固族终将被汉族所同化，裕固语也最终会被汉语所替代;第四，裕固语自身的不足。裕固族民族太小，人口太少，说裕固语的人数太少。再加上只有语言没有文字，裕固语一直以来都是通过“口耳相传”来传承，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增大了传承裕固语的难度。

二、裕固语保持与复兴的生态对策

裕固语作为甘肃肃南裕固族的民族语言，在形成和使用的过程中，蕴含了裕固族人的民族特色和民族文化，是一种独特的语言体系，是中华民族丰富多彩语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1]。因此，维护和复兴裕固语，改善其生存土壤及生态环境，对裕固族乃至中华民族都有着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第一，增强裕固语濒危的忧患意识[12]。语言的消亡从古至今都有，在工业革命以前语言从产生到消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某种语言的消失并不会对使用这种语言的群体造成显著的影响。因此，语言的濒危或消亡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但自从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到来，某些语言的生存环境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语言消亡的速度惊人，这才引起了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虽然联合国和各国政府针对保护濒危语言采取了相关措施，但是保护濒危语言的意识远不如有形文化遗产那样深入人心。因此，对于裕固语的保护与复兴，要增强裕固族人民、语言学界乃至整个国家和社会关于裕固语濒危的忧患意识。

第二，推行双语，即汉语和裕固语[13]。当前，随着社会现代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语言生态平衡被打破。民族接触使得弱势族群受到外来文化和语言的影响。裕固族作为甘肃少数民族之一，其民族文化及语言受到汉族文化和语言的影响，正在不断地汉化[14]。要保持和复兴裕固语，推行双语是首当其冲的选择。随着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社会开放，裕固族人民在生活中既需要用汉语来开阔眼界，加强与外界的沟通交流，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又需要保持自己独特的传统语言和文化。

第三，提升裕固语的使用程度。濒危语言的复兴与保护，不仅需要最大限度地增强人们语言濒危的意识，更要创造有利于人们学习并使用濒危语言的条件，提升濒危语言的使用频率和范围，鼓励在启蒙教育、家庭成员、民间团体、传统文化传承等方面广泛使用本族濒危语言。这样，语言才能富有生机和活力。因此，保护和复兴裕固语的另外一个途径就是提升裕固语的使用程度。要鼓励裕固族人民在日常生活交流中，比如家庭成员之间、本民族内部以及学校教育中多使用裕固语，不断提升裕固语的使用度，增强裕固语的生命力。

第四，制定相应的语言政策和有效的保护机制。在保护和复兴濒危语言的过程中，语言政策和有效的保护机制是必不可少的[15]。政府要通过制定语言政策、行政立法等保护机制和手段对语言的使用和发展进行宏观调控，为地方语言的教学和使用、有关研究管理机构的设立、有关项目的实施等创造便利条件。对于裕固语的复兴和保护，国家相关部门以及裕固族当地政府应制定明确的保护措施，出台针对保护裕固语的文件，消除制约裕固语使用的壁垒，以传承和弘扬裕固语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减缓裕固语的消亡进程[16]。

生态语言学把语言看作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强调语言多样性与生物、文化多样性的关系，并且指出语言多样性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17]。然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语言趋同也成为世界语言生态的一种趋势[18]。在这种趋势下，通用语言凭借其广泛的使用群体及范围，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使得许多语言面临着濒危和消亡[19]。语言的濒危与消亡严重破坏了语言生态环境，语言生态危机又会阻碍生物文明多样性的发展，最终威胁到人类的生存[20]。

本文通过对生态语言学视域下濒危裕固族语言的研究发现，裕固语的濒危现象与其存在的各种环境因素有密切的关系，包括自然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等。导致裕固语濒危现象的原因既有自然因素又有人为因素。在经济发展、民族开放、对外交流的过程中，裕固族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受到了汉族语言文化的影响，不断汉化;裕固语在与汉语发生接触后，受到一定的冲击，使得裕固语的使用群体和范围不断缩小。

因此，从生态语言学的视角来研究濒危裕固语，实际是研究裕固语及其所处的社会、政治、人文、自然等环境因素的关系，探讨导致裕固语濒危的宏观和微观原因，进而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根据生态语言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通过推行双语、增强人们的忧患意识、提升裕固语的使用度以及政府制定有利于裕固语生存和发展的語言政策等都是改善裕固语濒危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复兴裕固语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措施。

参考文献：

〔1〕Austin， P. K. and Sallabank J.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Endangered Language[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2〕Haugen， E.The ecology of language[J]. In Fill & Mühlh？usler， 1972 （eds.）， 2001.

〔3〕Crystal， D. Language Death[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4〕Bernard， H. R. Preserving language diversity[J]. Human Organization， 1992，（05）：82-89.

〔5〕尚巾斌.湘西地区土家语濒危的生态语言学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2018.

〔6〕黄知常，舒解生.生态语言学：语言学研究的新视角[J].南华大学学报，2004，（02）：68-72.

〔7〕巴战龙.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探究[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4）：93-97.

〔8〕韩德信.还原论、生态整体论与未来科学发展[J].学术论坛，2005，（12）：1-4.

〔9〕范俊军.“关于濒危语言研究的几点思考”[J].南京社会科学，2006，（04）：140-143.

〔10〕戴庆厦，邓佑玲.濒危语言研究中定性定位问题的初步思考[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02）：120-125.

〔11〕范俊军.生态语言学研究述评[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02）：11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