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语言环境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我们与国外之间的联系越发密切，学好英语已成为大势所趋。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学校已经把英语列入小学三年级的课程，甚至有的地区在幼儿园的课程中就加入了英语。但是，就目前大部分地区的教学情况来看，教学成果是很不理想的，因为我们的学生只能在试卷上拿到高分，一旦与外国人对话就只能尴尬的去找专业的翻译员。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音乐语言环境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音乐语言环境研究论文 篇1：

现代思想的多风格综合体

[摘 要]20世纪，现代作曲技术理论逐步成熟和达到顶峰，借助俄罗斯民族乐派的兴起、民族音乐语言逐步形成，以斯洛尼姆斯基为代表的新的一批作曲家屹立于世界舞台之上。斯洛尼姆斯基作为现代作曲技术具有超越性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拥有自己独特的音乐语言，并将这一音乐语言运用于自己的作品中，通过调性、和声、旋律及节奏的各个特点展现出来。本文以俄罗斯民族乐派的历史沿革为背景，力图挖掘斯洛尼姆斯基音乐作品中音乐语言及其民族风格特征的特点，希望这样一种范式性的音乐语言能够对后世的复调音乐的创作及民族化风格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关键词]斯洛尼姆斯基;音乐语言;民族化特点

20世纪是一个突破传统的时代，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爆发，电子计算机、生物工程、空间技术等成为了一个时代创新的源泉。各个作曲家也都争先恐后将这些技术应用于自己的作品中，新技术的大量运用不仅是对传统作曲理论技术的继承和发展，更是思想的革命，由此现代作曲技术理论应运而生。作曲家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作曲家的作品更是烙印着这个时代的印迹，他们跟随历史的潮流，极力摆脱传统作曲技术对他们的束缚，斯洛尼姆斯基正是其中之一。回看斯洛尼姆斯基的复调作品《24首前奏曲与赋格》，对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有着一定继承和沿袭，运用自然大、小调体系，将其传统的创作方法与自然调式相结合，突出其半音特点，加上东西方民族调式，有着浓厚的民族音乐风格特征，又反映出他在沿袭传统的同时，对作品的独具个性的音乐特点，作曲者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一位作曲家在创作作品时，音乐语言这一因素是展现一部作品个性化的必要因素，斯洛尼姆斯基将其具有民族风格特征的音乐语言，应用于作品中，是一部作品最为支柱性的元素，当20世纪无调性音乐的发展如日中天时，音乐的发展动力不得不再次强调曲式内部的扩展，以此展现出音乐情感的表达究竟属于哪一种风格。因此，音乐语言的变化可以代表整个作品的基调，音乐语言的运用也决定这部作品的独创性。

一、斯洛尼姆斯基的创作背景

19世纪开始，俄国的卫国战争、十二月党人运动接连爆发，加上欧洲启蒙运动的发展，反封建、反教会的浪潮逐渐升温，代表着理性的文化、思想逐渐在人们的心中燃起希望，对自由和理性的向往、对家国复兴的希望在俄国人民的心中埋下了种子。到19世纪30年代，对于民族主义的传播达到了成熟的阶段。俄国幅员辽阔，汇集130多个民族，而最能代表俄国民族音乐特色的就是能够反映人们的思想情感以及社会现实的舞蹈和歌曲。

格林卡，成为了俄罗斯民族音乐语言的开拓者和探究者，后来到了19世纪60年代，“强力集团”、柴可夫斯基等第一批民族乐派作曲家逐渐完成自己的创作。他们为俄罗斯民族民间音乐的发展不仅赞誉满天，更是对“民族风格特征”这一特点的形成起到了奠基作用，同时，还直接影响了中国交响乐风格的发展方向。19世纪40年代初，西方文化逐步傳入中国，中西融合逐渐达到顶峰，并形成了20世纪中国化音乐作品的道路探索。

20世纪新的一批民族乐派作曲家开始活跃于舞台上，例如谢德林、肖斯塔科维奇、斯洛尼姆斯基成为此时最具代表性的民族主义作曲家。斯洛尼姆斯基1932年出生于列宁格勒，被誉为“俄罗斯的精神领袖”，他的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将民族音乐语言体现在和声、旋律以及节奏原则的创作方面，成为其个人独具特色的标签。

欧洲民族乐派和声调式的发展不仅仅是对于巴赫时代的传统和声调式的继承和演进，更是对其他音乐地区本民族音乐的补充和扩展。俄罗斯复调音乐在19世纪受其影响，将这种范式性的音乐语言融入本民族的音乐语言，为俄罗斯整体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斯洛尼姆斯基能够成为俄罗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作曲家，不仅得益于第一批民族乐派作曲家的引领，更是有着深厚的个人渊源。他的父亲是苏联文学的代表人物，创作的作品正是立足于俄罗斯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他从小耳濡目染，在学习音乐初期，虽然遭遇一些挫折，但始终秉承着发扬俄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他的老师阿拉波夫正是引领他走向这一道路的领航者。阿拉波夫在19世纪40年代有被派往中国工作的经历，并且创作了《自由的中国》《中国风格钢琴小曲》等作品。斯洛尼姆斯基深受这位老师的影响，虽然他成长于反对现代音乐的环境中，但是他对现代音乐语言与创作理论技术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一跃成为俄罗斯现代音乐的代表人。他的乐队作品《狂欢节序曲》和组曲《滑稽画面》确立了他自己的音乐语言，后期的复调套曲作品《24首前奏曲与赋格》更是使他成为俄罗斯大师级作曲家的敲门砖。

俄罗斯民族乐派作品的确立并不是另起炉灶的“一边倒”，只运用现代作曲技术，也不是只沿袭传统大小调体系，它更像是一种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在格林卡开创这一民族音乐语言时，已经将其作为一种对传统音乐风格作品的补充与完善，即对18世纪音乐作品的单一化进行进一步的丰富与扩充。斯洛尼姆斯基曾说：“我认为在21世纪不需要某一个流派——先锋派或描写风俗民情的艺术体裁中的基要主义，而需要多面性。”[1]

二、音乐语言的运用

斯洛尼姆斯基依据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创作的《24首前奏曲与赋格》，不仅成为俄罗斯历史具有引领性的复调作品，更是对复调套曲的创作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同一时期的谢德林和肖斯塔科维奇等第二批民族风格作品的应用者，他们作品中的音乐语言的运用虽然有沿袭古典时期巴赫的创作风格与因素，但并不是对其保持完全一致，尤其在调式调性、和声、旋律以及节奏节拍方面，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例如谢德林，多采用平行大小调的五度循环，加上民族音乐语言的运用，首位对称，打破传统前奏曲与赋格曲成对进入的模式。肖斯塔科维奇也是采用平行大小调的五度循环，与巴赫的同主音大、小调序列不同，对调式调性重叠的运用可以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

具体调性如下：

（一）调性

俄罗斯20世纪的音乐创作中，由于欧洲大小调体系的发展及作曲技术理论的创新，调性因素已经成为作曲家在创作作品时所要考虑的必备因素。调性的运用不仅可以充分表现出作品的基调，也使得音乐的发展呈现出现代性和综合性。仿照欧洲十二音序列的运用，斯特拉文斯基在作品中运用的序列音乐、肖斯塔科维奇作品中的功能性技法等都表现出了20世纪俄罗斯音乐的风格特征，并与传统的调性理论有很大的区别，将俄罗斯的音乐创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大小调自然体系的发展从其本源上看都是具有新的理论意义的，自然调式的运用不仅使得每一个和弦具有独立的个体意义和价值，他们借助于调式和声内部功能的扩展与内在动力，将这一种独立意义的作品表达完整。斯洛尼姆斯基正是围绕这一调性原则，借助自然调式的发展，将不同调性重叠，或将同一调性的不同调式重叠，从而构成新的音序列，在与巴赫创作十二音相类似的同时，也使得自己创作的每一个和弦具有固定的含义，充分表现出了俄罗斯现代作曲对位技术的创新性。

1.调性的结构

传统的调性结构多用于自然大、小调式，以此为根基，向上构成体系性质的现象，而这种系统性的关系与现代意义上的调性结构有很大的区别。传统的作曲技术理论强调作品必须有一定的调性，也就是说在调性的基础上，意味着是在和声的基础上创作的模式，对传统逻辑的概念比较清晰，且作曲家在创作的时候始终秉承这一理念，严格按照这一理念执行。

斯洛尼姆斯基作为20世纪俄罗斯复调作品的集大成者，他创作的调性结构也是严格按照巴赫的十二音序列进行排列，半音上行，每一个半音上面都安排一个大调和一个小调，主题大多都在同一个调性上，包含主和弦到属和弦的运用、多重调性的运用变成开放性的调性布局。如主-属和弦的运用：T-S-D、T-S-T-D。在他1962年创作的钢琴作品中，就很好地运用了这一原则，包括阿尔弗雷德·施尼特凯在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中也运用到了音序列的创作技法，非常有自己的特色和意义，其中第三乐章中，在弹奏小提琴的尾声时，音序列的整个框架采用的就是俄罗斯的舞曲《女主人舞》。还有室内乐《诙谐协奏曲》，创作于1965年，将十二音序改为自然调式，强调将这种音序的结构布局更加深入。例如他从三音序列开始，也就是强调从c-d-f开始，其作品的第一个十二音序列被赋予了鲜明的俄罗斯曲调的风格。其作品的调性分析如下：e、d、f、e、#f、a、b、bb、ba、be、#e、g。

2.民族调式的运用

斯洛尼姆斯的作品最大特点要数突出的民族风格特征。东西方民族调式的运用，使得他采用的自然调式体系与民族调式两者相结合，他的创作风格分为三个时期，早期的创作风格为在俄罗斯民族乐派兴起的基础上，将自己的创作思想逐渐趋向于现实主义的作品与风格，充分体现出了俄罗斯音乐民族曲调的应用，并利用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丰富自己的作品。

在斯洛尼姆斯基的作品中，也可以见到多采用混合调式（复合调式）的情况。例如利底亚调式、中古调式等，还有极具俄罗斯民族特征的“长腔音乐”，以不对称节奏节拍显著。例如《24首前奏曲与赋格》中的第一首，就将西方的大调式和中古调式相结合，通过调式间的不断重叠、不断交替进行，两者之间利用模进使得音乐达到不断的戏剧化，最终回到主调。

（二）和声

传统意义上的和声多表达音之间的结合和连接，依据大、小调和声的发声原則，使这种无规则的连接有规则地形成序列，与现代意义上的和声原则虽有继承性，也有扩展性。

和声的发展与调性的发展始终保持在同一体系内，互相影响，而正是这种影响直接促进调性及旋律的进行。

1.和弦的结构

和弦的结构通常表现为三个音的叠加，传统的和弦结构正是充分利用了自然调式的特点，依据自然调式的不同，和弦所表达的意义也就不同。现代和弦结构往往是不按照自然调式决定的，它的这种自由性往往使得调性和和弦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作用，削弱了自然调式对和声的影响程度，而是将三个音中的根音作为最基础的音，在此基础上不断变换形成自己的风格特征。这种复杂程度与不协和性，一方面遵循传统，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多样性和色彩性。尤其是民族调式的和声，这种独有的和声语言对创作带有民族民间传统风格的曲调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俄罗斯本民族的和声结构正是来源于这种民族调式，与古典主义风格相比，它的和声风格特点更加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

和弦的进行也是将古典时期的十二音序列变成半音化体系，不仅是和弦的横向比较，更是对和弦的纵向进行非常重视。根音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五音表现出的稳定性是相对的，虽然是叠加的和弦，但对东方调式的采用及和弦的结构排列，这种三度关系的结构在情感的表达上面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很少采用四、五、二、七度的音程关系。

2.和弦的对位

和弦的对位理论在20世纪有了很大的变革。最突出的要数“线性对位”原则，强调和弦每一个声部的横向运动，形成“旋律线条”，而非只强调纵向的旋律进行，这种复调的创作手法正是现代作曲对位技术的革新。传统的对位原则多以和弦叠加的形式出现，并且多以不协和音解决到协和音上的主要方法，更不允许有纵向的平四平八的创作原则。但现代音乐所强调的“线性对位”则是强调和弦的横向进行，形成一定的“旋律线”。而这种旋律的进行模式是不依赖于调式调性，与不协和音的解决和倾向性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这种横向的对位原则其实是相较纵向来说的，横向的功能性运动并不是为了突出和弦的横向进行而进行，而是改变传统和弦对位较注重纵向的和弦对位，使得两者可以达到相结合的目的。虽然斯洛尼姆斯基对和弦的结构和进行都极力与巴赫相类似，但他作品的和弦结构特征并没有只强调和弦的纵向发展，更多的是一种综合的表现，将横向和纵向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完成对作品的功能进行。

（三）旋律

传统的旋律进行只是多数强调运用固定的和声规则和和弦体系进行，并不是将它作为一种“线性”（音与音之间的功能进行）进行研究的。传统的旋律进行往往借助于和声的进行，利用和声的创作规则和技法使每一个音都能相互连接，达到促进动力的产生，但传统的和声逻辑具有旋律线条单一性、固定性和稳定性的特点。因此，和弦音程不会出现大跳以及音域的过高或者过低，较尊重某种框架性的固定规则而进行。由此，能够代表当时复调套曲欧洲水准的欣德米特的《作曲技法》作曲技术理论认为三度和五度的音程，所能表达的是和声性较强的结构类型，而二度和七度的音程，所能表达的是旋律性较强的结构类型。相比欧洲的现代旋律的进行，俄罗斯本土的旋律特点具有本民族性质的特征，将东方民族的曲调很好地融入进来，加上运用西方的作曲技术，使得旋律的特点较突出。

斯洛尼姆斯基作为列宁格勒的代表性作曲家，也是将西方技巧“俄罗斯化”最突出的人之一，在第二批俄罗斯作曲家开始登上舞台时，这种创新的研究已经应用于他的作品当中。例如他的重奏曲《创意曲》，同时借鉴了欧洲点描主义的演奏方式和创作技巧。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注重抽象的画面和视觉情感的氛围中，斯洛尼姆斯基能够将这一情感的抒发借助于俄罗斯的音乐语言和情感的表达，且利用每件乐器只能发一个音来表示这种创新，这也就是后来的管乐五重奏被视为具有典型乐器特征的体裁。

再例如斯洛尼姆斯基的弦乐四重奏曲《应答歌》就表现出了他的新的四重奏语言。俄罗斯传统音乐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无伴奏合唱，斯洛尼姆斯基将此应用于他的作品四重奏中，这种传统在绵延很多年以后，就逐渐成为一种能够代表俄罗斯民间音乐语言特点的创作形式。无论是在教堂中还是在民间，俄罗斯人民对多声部的演奏似乎还是以纯合唱风格的作品展现在世人面前，但是“应答歌”这个概念就成为了表现俄罗斯民间自然景色之间的桥梁，相互应答。这种模式使得“歌唱的人”与背景融为一体，成为了斯洛尼姆斯基最具特点的音乐语言。

旋律的表现不仅是一部作品“抒情性”的表现手法，他们更多的是将民间的音乐元素融入自己的作品，利用这些特点，结合自己的创作背景，表达和抒发自己的个人情感。这也是20世纪继浪漫主义之后音乐思潮较突出的特点。

由此，这种抒情性的表现必须带有一定的载体形式，才能成为体系性的、综合性的音乐。主要特点如下：1.采用民间传说和曲调;2.来源于民间歌唱和舞蹈旋律;3.旋律较长;4.采用音乐标题直接抒发情感;5.“城市音乐”中带有民间风格的特征。

（四）节奏

曲调的节奏在一部作品中的特点是非常显著的，节奏的倾向性和多样性对和弦的进行以及调式调性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不同的节奏表现出不同的音型特点。斯洛尼姆斯基的作品中就常出现不对称的五拍子，这种特点突出的节奏结构，在俄罗斯19到20世纪的作曲家中显得尤为典型，包括穆索尔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斯特拉文斯基等，将这一节奏的特点不断延续，而成为俄罗斯作品具有特点性的音型。

第一就是俄罗斯的长腔音乐，这种长腔音乐所使用的就是不对称的节拍，将这种五拍子作为最基本的节奏型应用在作品中，尤其是体现在歌唱曲目中。器乐作品则最多地采用托卡塔的形式，将这种动力性的表现突出为分解和弦快速的交替，这种节奏的倾向性和复合拍子的不均衡性从另一方面来说，也突出地表现了音乐情感的变化和矛盾性、戏剧性。

第二是传统节奏型的规则性较强，一般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现代作曲技术理论中所注重的更多的是节奏规律性和非规律性的特点。这种五拍子（复合拍子）的非规律性所表现出来的多变性正是突破传统的必经之路。

三、音乐语言对现代作曲技术理论的影响

现代俄罗斯音乐有着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现代作曲技术理论新的创作手段和作曲技术使得俄罗斯音乐从探索期到发展期，当各个作曲家开始运用不同的音乐语言，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时，成为俄罗斯音乐创作的主流不断登上历史舞台。每一部作品的音乐语言都是对这部作品的诠释，随着现代作曲技术理论的革新，民间音乐素材的挖掘和专业的音乐技术相结合，将一种深沉的、带有民族性的音乐情感通过技术的应用表现出来，成为俄罗斯民族音乐语言的代表。

“寻找恰当的和声及对位来配置基本上是单声部线条的民间音乐的问题， 正成为对世界各地民族作曲家提出的最大挑战。”[2]欧洲传统的四部和声的传统配置方法是由泛音列及十二音序列组成的，而相较于五声音阶，其不协和也较突出。但现代作曲技术理论的和声配置更多的是强调一种理论性的、可复制性的，与民间自发性的调性配置有着很大的区别，这就要求作曲家在创作作品的时候，需要考虑到这一情况。现代作曲技术也是非常具有包容性的，它强调自由和简洁，类比传统的古典主义时期的对位原则（单一性），有着本质的区别。而斯洛尼姆斯基采用的东方民族调式很好地与西方的民族调式相结合，采用自由对位的创作手法，而且允许不协和音的出现，这就对旋律、和声的要求也会更贴近东方的民族调式，并不会因此而影响东西方民族调式的融合性。

“20世纪以来的作曲家们在音乐语言方面确有了很大的拓展，而音乐的逻辑在整体中却仍有清晰的体现，某些传统曲式的外形和框架在许多作曲家的作品中仍有所运用，但更多则以隐含的方式出现。”[3] 20世纪作品的音乐语言的应用更加注重个性化的调式调性、和弦结构、节奏节拍、旋律线条等，这些音乐语言可以说是“内”，古典风格的曲式及情感的表现则可以说是“外”，内外交替，当他们处于同一时代，表现出的更多的是这个时代具备的特点，但是当他们不处于同一时代，这个时代的“内”和另一个时代的“外”相结合以后，他们的成果更多的不是质疑，而是时代的进步。就像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体系，当这些体系逐渐细化以后，每一个细节的连接就会更加紧密，原有的规则可能就会打破，跨学科的知识及成果逐渐显现。现代作曲技术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古典时期的基础，更离不开作曲家对这些独特的音乐语言的运用。每一个作曲家都有自己的时代局限性，每一首作品也都有自己的創作环境和契机，两者相结合后，迸发出的就是对现代作曲技术理论的不断完善和更新，这也是俄罗斯作曲家能在20世纪屹立于世界之林的关键因素。

小 结

20世纪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充满挑战与不断探索的时期，音乐语言的运用使得作品的创作更加贴合实际，将现实性与生活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受到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理性的思维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重心，人们强调追求更加真实的自己，摆脱19世纪教会的束缚，创作的音乐也无不体现出多样化的音乐元素以及集真实的内容和客观的社会现实于一体的综合性体现。斯洛尼姆斯基作为俄罗斯民族乐派的现代作曲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音乐天才普罗科菲耶夫的后继者和传承者”。他的作品，不仅很好地将传统与新技术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更在此基础上，倡导“充分表现现代思想的多风格综合体”，使得20世纪无论是复调套曲还是歌曲或舞曲，都明显地呈现出一种多样性，与传统的单一性有着很大的差异。斯洛尼姆斯基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创新性，并将其不断发展延续，才使得现代俄罗斯音乐有着强大的内容和扩充性，这样才能在欧洲对位技术不断革新的同时，自身也在不断地适应时代的发展，使这一理论影响全世界。

斯洛尼姆斯基曾说：“每一个作曲家都或多或少有些新的东西为丰富的传统添枝加叶。”“不要去延续古典的风格，需要寻找自我。这个寻找要立足于今天，立足于当代的实际。”[4]他只是俄罗斯众多作曲家之一，他的音乐创作风格可以说是俄罗斯音乐的标杆，但放眼整个世界音乐潮流的发展，欧洲音乐技术理论的创新以及东方民族音乐文化的勃兴都是时代的发展，深层挖掘东西方民族文化的精髓，充分表达作曲家自身的情感，正是现代作曲技术理论所要突出和强调的发展方向。

注释：

[1]孙艺辉.斯洛尼姆斯基的钢琴音乐创作风格特征研究[J].四川戏剧，2017（11）：149—151.

[2]尼古拉·斯洛尼姆斯基.周文中：其人其乐[J].朱 健译.艺苑，1996（02）：54—59.

[3]田 刚.现代音乐语言与传统曲式的巧妙结合——乔治·本杰明钢琴曲《海顿之名的冥想》分析[J].音乐探索，1999（02）：36—41.

[4]彭 程.斯洛尼姆斯基访谈[J].中国音乐学，2013（01）：140—143.

（责任编辑：张洪全）

作者：臧婷

音乐语言环境研究论文 篇2：

针对高中英语听说考试的授课方向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我们与国外之间的联系越发密切，学好英语已成为大势所趋。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学校已经把英语列入小学三年级的课程，甚至有的地区在幼儿园的课程中就加入了英语。但是，就目前大部分地区的教学情况来看，教学成果是很不理想的，因为我们的学生只能在试卷上拿到高分，一旦与外国人对话就只能尴尬的去找专业的翻译员。这种情况，人们称之为“哑巴英语”，为了避免更多“哑巴英语”的学生出现，英语学习过程中的听说过程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所以本文就是简单的探讨一下，针对高中英语听说考试的授课方向。

【关键词】高中英语；听说考试；授课方向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推进和国际交流的日益增多，掌握一门外语，不仅是人发展全面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是社会对人才需求的一种基本要求。所以近几年来，社会掀起了一股学习英语的热潮。国家教委基础教育课程材料研究中心就近几年需要的发展状况，提出了对高中学生进行汉语、英语语言环境教学的设想。总的来说也就是，提高现有高中学生英语学习能力，以及提高学生应用英语的能力。

一、高中英语听说考试的授课方向确定的必要性

有关研究表明，人是天生的语言专家。高中是对语言很敏感的时期，这一时期是学生学习语言的黄金时期。一般来说这个时期的学生已经具有自学语言的能力。对高中生来说，良好的英语语言环境可以培养他们优秀的英语口语水平。就比如很多移民的高中生，在一个新的环境很快就可以与同伴交流。所以我们可以针对高中学生学语言的优势以及语言学习的特点，为学生创造良好的英语语言学习环境。从外到内，从各种器官去刺激学生去学习英语。一般来说，英语学习能力的培养，并不简简单单是一种教育，反而是一种简单的练习过程。语言学习，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不断练习、再练习的过程。

二、高中英语听说考试的授课方向

一般来说，环境是一个可以支持社会互动探索与学习的容器。环境是一个丰富而深刻的教育内涵，一切的教育活动都是以环境为基础的，所以在教与学过程中要把环境的教育价值摆在整个教育前面。

1.创设良好的语言环境

在汉语的语言学习过程中，环境是教师开展教学课堂的工具，同样英语教学也不例外。在英语教学的过程中，环境并不是凭空而来的，他们在学生与环境的互动中产生的。如果环境中的某种因素成为学生关注的焦点，也就是说当学生对生活中的某一个话题感兴趣的时候，教师应该积极的与学生进行讨论，并且考虑是否将这一个兴趣发展为一门课程。在现代教育学理论中认为，环境教育不仅仅是一个背景，而是潜在的一门课程。

2.激起学生说英语的热情

在传统的英语教学过程中，学生很少有说英语的机会。但是对于现在的新课程改革英语来说，创建英语语言环境就是想让学生多与老师或者同学交流。人天生就是一个说话的动物，所以学生们利用英语对话，提高对英语的热情。

3.英语语言环境起到老师的作用

在欧美的一些教育工作者眼里，每一个语言环境都是一名教师。环境不在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完全物质化了，而是一个富有人格魅力的教育工具。事实上，语言教学就是语言环境的一种创造过程，创造一个好的英语语言学习环境，对于学生学习的作用是非同小可的。因此我们应该尽量为高中学生创设良好的英语语言环境，让学生在正常的、高效的英语语言环境下学习英语。

三、高中英语听说考试的授课方向的做法

搞好高中英语教育，重视英语语言环境的创设是不容质疑的，也是刻不容缓的。那么高中英语教师应该如何创建良好的英语语言环境呢？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学习英语教育的内涵。总的来说，英语语言学习的内涵就是指在学习母语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学生不同的个人的特点，有意识的通过创设良好的学习语言环境来培养学生学习第二门语言。也就是说，创建英语语言学习环境，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按照学生语言学习的规律，从而营造良好的、积极的英语语言学习环境与氛圍。

1.物质基础

物质基础也就是在高中的英语课堂上大量的应用实际上存在的事物进行现场教学。可以在高中英语课堂上建立一个英语角，让学生通过对图片、首饰、玩具的直接观察来完成对英语单词语法以及课文的记忆。英语教师也可以在班级张贴一些英语海报，使用这种最醒目的方式来刺激学生的视觉感官，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

2.人际交往的语言环境的创设

人际交往环境的创设主要就是通过问答的形式来建立的，英语教师鼓舞学生积极主动的去用英语说，说的最原始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可以听清楚别人说什么，并将课本上的知识点转化为自己想要表达的语言。语言环境的创设不仅需要英语教师在活动中有目的的组织运用课本的知识点，更需要学生们的积极配合，语言环境的创设还包括其它的形式，比如英语对游戏、音乐等。

四、结语

总之，英语的学习如果仅停留在课堂上教师讲，学生们记笔记，以及学生们课后无趣的背诵单词、笔记，那英语的学习是很无趣的，学生们也不会能真正的学好英语。要想学好英语，兴趣和乐趣才是关键。而语言环境的创设能给学生们带来无尽的乐趣，容易让学生们感到成就感。高中英语教师应该想方设法的为学生创立自然、和谐的英语语言环境，充分的调动学生的各个器官，让学生接受英语语言的刺激，高中时期是学生学习英语的关键时期，学生处在英语环境中，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第二语言的兴趣，从而提高学生对英语的敏感性。所以教师应该积极鼓励学生动口说英语，培养学生说的能力，从而为学生以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张珍.基于TARGET模式的高中学听说英语学习动机研究[D].河南大学，2016.

[2]韩建侠.中外联合办学项目学生所需英语听说水平的探索性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2008.

[3]刘晓玲.高中英语听说文化教学探讨[D].西南师范大学，2004.

作者：郭霞

音乐语言环境研究论文 篇3：

生态危机、环境传播与生态语言学

导语：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教授是国际上公认的环境传播研究奠基人之一、美国气候变化传播研究的先驱人物。他于1967年在里士满大学（University of Richmond）获得演讲与戏剧（Speech and Drama）学士学位;之后继续深造，分别于1968年和1973年在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获得修辞研究（Rhetorical Studies）的硕士和博士学位。他自1971年起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英语系任教，1993年晋升为教授后调到该校传播系任教，并于1998年开始加入该校环境与生态课程建设项目（Curriculum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Ecology），2010年至今成为荣休教授（Professor Emeritus）。除去教学工作外，考克斯身体力行，积极参与环境传播学术活动和各地环保运动，是国际环境传播学会①（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的创始人之一和《环境传播：自然与文化期刊》（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A Journal of Nature and Culture）的顾问编辑（advisory editor），还曾三次当选美国最大环境非政府组织——塞拉俱乐部②（Sierra Club）的主席，并担任世界环境组织“地球回声”（Earth Echo）的主席团成员。

考克斯的研究兴趣主要有三个方面：环境与气候传播（environmental and climate communication）、环境宣传战略设计（strategic designs of advocacy campaigns）和社会运动修辞（rhetoric of social movements）。他在环境传播方面著述颇丰，代表作有：个人专著《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2006），合编论文集《劳特利奇环境与传播手册》（Routledge Handbook of Environment and Communication，2015），主编论文集《环境传播》（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4卷本，2016）。其中，专著《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至2018年已再版5次。该著对环境传播实践的学术贡献在于考克斯提出的“七个核心议题”，即划分的七大领域：（1）环境修辞和自然的社会—符号建构，包括环境组织和环境活动的修辞;（2）环境决策中的公共参与，包括政府环境决策与公众信息获取和对话;（3）环境协作与争端解决，包括推广成功案例、培育协作理念;（4）媒介与环境新闻，包括媒介对自然和环境的描述，网络新闻和社会化媒介在环境传播过程中的作用;（5）企业广告和流行文化中的自然再现，包括流行文化中的图像如何影响或者维持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认知;（6）倡导活动与信息建构，包括针对不同受众展开的环境营销活动;（7）科学与危机传播，包括公共健康和科学传播领域里环境危机及其传播产生的影响。

考克斯的代表论文有《自然的“危机学科”：环境传播肩负伦理责任吗？》（“Nature’s ‘Crisis Disciplines’：  Does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Have an Ethical Duty？”）、《超越认知框架：气候传播策略探究》（“Beyond Frames： Recovering the Strategic in Climate Communication”）、《规模、复杂性和传播系统》（“Scale， Complexity， and Communicative Systems”）等。其中，《自然的“危机学科”：环境传播肩负伦理责任吗？》是考克斯的一篇被广泛引用和影响力较大的文章，主要关注环境传播的学科定位和研究取向。他借鉴保护生物学（conservation biology）的学科伦理规范做法，主张应该将环境传播纳入保护生物学等危机学科（crisis disciplines）体系，并强调环境传播者的主体伦理责任。其重要意义有如下三点：一是可以为环境传播研究、教学和职业咨询提供理论依据;二是可以为生态危机背景下环境问题的社会应对提供有效路径;三是可以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福祉提供可靠保障。《超越认知框架：气候传播策略的探究》主要从传播策略的角度出发，选取塞拉俱乐部倡导的“超越煤炭”运动等案例，论述传播学者和实践者调整气候变化传播策略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并据此提倡将此类策略看作是旨在建立不同关系网络、改变权势系统的探索性途径。《规模、复杂性和传播系统》则基于环境传播研究多重概念框架的现状，界定了规模、复杂性和传播系统三个新术语，并提出了未来环境传播研究围绕这三个要素进一步探讨的议题。

考克斯多年来从事环境传播研究，他不仅在理论方面界定了生态危機背景下环境传播的基础性定义，而且明确了环境传播作为一门生态危机学科的框架体系和实践焦点，即在公共领域的表现形式和多重社会影响。他的研究主张得到国内外学界的普遍认可，他所从事的教学实践和学术活动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以下的访谈中，考克斯分享了他作为环境传播者、环境教育家和环境政策顾问的一些经历，以及关于环境传播研究、环境传播与生态语言学的关系等方面的学术观点。

周文娟：罗伯特·考克斯教授，非常感谢您给我们邮寄您的专著《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并同意接受《鄱阳湖学刊》“生态学术名家”专栏的访谈。作为环境传播领域的卓越学者，您的环境传播研究可以追溯到早期的修辞研究以及之后在北卡罗来纳大学“环境与生态”课程的教学经历，甚至更早在美国西弗吉尼亚洲（West Virginia）与当地自然风光的亲密接触。是什么重要机缘促使您从修辞研究转向环境传播研究？这两个研究领域的相关性是什么？又是什么重要事件对您专注于环境传播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考克斯：我非常荣幸接受《鄱阳湖学刊》的专栏邀请和学术访谈。谈到我的学业生涯，我本科阶段（1967—1970）的研究议题是社会政治运动修辞。受始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生态运动的影响，我开始对环境修辞（environmental rhetoric）萌生兴趣;但是直到1982年我才正式发表了与环境修辞相关的第一篇文章——《木已成舟：生态恶化不可逆转的主题和本体溯源》（“The Die Is Cast： Topical and Ontological Dimensions of the Locus of the Irreparable”），该文主要从理论角度探索濒临灭绝物种不可逆转的恶化。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开始为环境组织提供咨询。1994年，我出任美国最大环境非政府组织——塞拉俱乐部的主席。在接下来的20年间，我见证了传播以及修辞诉求（rhetoric appeals）在环境政治中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在一系列会议和论文中论述传播研究的重要贡献，并最终决定结合这些研究成果和相关领域，为在校生撰写一部此类教材，这就促成了2006年《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的出版发行。

周文娟：您多年来一直在大学教授“环境与生态”（又名“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课程，但关于您教学的相关文献描述几乎没有。您能具体谈论一下该课程的教学大纲、目标、对象、内容和效果吗？这样的教学经历对您从事环境传播研究又有哪些重要启示？

考克斯：20世纪90年代，我开设了两门本科生课程：环境宣传（environmental advocacy）和环境传播。本世纪初我又给学生作了“气候变化传播”的学术讲座。其间我还开设了关于环境话语的研讨班课程，主要从文化研究视角探讨环境问题。我在这一系列的课程中贯彻始终的基本立场有如下三点：一是语言在人类建构自然意识和鉴别环境问题方面发挥的本构作用（the constitutive role）;二是公共领域作为传播空间对人类增进彼此交流理解方面的重要性;三是传播作为公共空间中这些影响的代言人，在协调社会权势、影响环境决策方面发挥的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并不觉得单是我的研究和美国环保运动中的工作影响到了我的教学，我也会把参与环保宣传运动的经历引进日常教学中。

周文娟：除去教学工作外，您还是国际环境传播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和《环境传播：自然与文化期刊》的顾问编辑，还曾三次当选塞拉俱乐部的主席，并担任世界环境组织“地球回声”的主席团成员。您认为环境传播者（environmental communicator）、环境教育家（environmental educator）以及环境政策顾问（environmental policy adviser）的主要区别是什么？您又愿意把自己归为哪一类呢？可否与读者分享您在日常教学、研究和咨询工作中的难忘经历？在为环境代言的“考克斯声音”中，您认为哪一部分对您成为专业环境传播学者起到了奠基作用？

考克斯：我发觉很难区分自身作为环境传播者、教育者和政策顾问的角色，我只是尽量做到不要“一心只教圣贤书”。更重要的是，我体会到了社会工作、日常教学和学术研究三者的相得益彰：在美国环保组织中的工作为日常教学研究提供了丰富议题，而相关研究又可以为环保非政府组织从事的传播活动提供更好的建议。

在我从事环境教育、研究和咨询工作的30年间，很多经历令我没齿难忘。其中最重要的事件，当属我于1989年为美国口语传播学会（the US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中那些对环境问题感兴趣的学者举办的为期一天的研讨会，那时“环境传播”这一术语在学界尚未有立足之地。受此会启发，1991年在美国犹他州的阿尔塔（Alta，Ulta，USA）召开首届“传播与环境”双年会。之后，参加双年会的学者创办了《环境传播：自然与文化期刊》，后简称《环境传播》。

我坚信，环境传播学者应该打破学术桎梏，充分领会传播研究的启示，并致力于开创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议题。无独有偶，我也认为学者应该承担前所未有的责任，在公共空间为环境问题代言，并分享学术成果和环保建议，争取更多公众与星球的福祉。

周文娟：《环境传播和公共领域》作为您的代表性专著，从2006年到2018年已经更新了5版，在学界享有盛誉。5版中有三个议题贯穿始终：（1）人类传播对阐释环境问题产生的影响;（2）环境问题的界定;（3）人类行为对自然世界的行为。该著从第4版开始，不仅对环境传播的学科定义进行了重新界定，而且出现了新议题，如视觉传播（visual communication）、数字媒体传播（digital media communication）、生态意识等。您认为提出这些新议题的学术背景和发展前景是什么？该书第4版和第5版邀请到菲德拉·佩苏略（Phaedra Pezzullo）①博士合著，您能大体介绍一下这位合作者的基本情况吗？在这5版书中，您对生态危机、环境传播和生态意识的关系持有何种观点？

考克斯：我一直在对与传播与环境事件相关的主要研究趋势和前沿发展进行反思，例如数字媒介的兴起，“正义”与“环境”等议题在新话语运动中的发声，否定或者质疑气候科学时的操纵性语言使用等。既然环境条件千变万化，环境政策因时而变，有关传播与环境的书籍也应该与时俱进。

很高兴能有机会介绍该书的合著者佩苏略博士。她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博尔德（Boulder）分校的传播学副教授。她本人著述颇丰，有30多部论著，包括获奖的代表作《涂炭之旅：旅游、污染与环境正义的修辞》（Toxic Tourism：Rhetorics of Travel， Pollution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2007），以及《环境正义与环境主义》（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Environmentalism，2007）和《再论环境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Environment， Revisited，2010）等。近年她曾在中国上海的复旦大学和北京的中国传媒大学讲学。她也是一位关注公共环保的学者，为政府机构和环境非政府组织就环境正义和公众参与等议题献计献策，同时也为气候传播的科学家提供培训。

谈到我对生态危机、环境传播和生态意识三者关系的看法，我认为生态意识是我提出环境传播作为危机学科定义的基石。环境传播与肿瘤学（oncology）、保护生物学（conservation biology）等其他危机学科殊途同归，密切关注环境和气候危机。因此，环境传播必须走出象牙塔，与世界紧密联系。

周文娟：谈到您与中国的学术联系，重要事件之一就是中国传播学者纪莉教授对该书第3版的汉译以及该书在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出版，這一中美学术对话是在什么背景下进行的？您怎么评价这一研究成果在中国的译介？对于该书的中国读者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考克斯：当纪教授联系到我并希望获得该书的翻译授权时，我倍感荣幸。该书翻译需要征得负责原书出版的美国圣哲出版社（Sage Publications）和译书出版的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双方授权，因此待译本出版时，原书新的版本已经问世。最近纪教授又来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访学，很高兴获悉她在撰写专著，以推动中国环境传播的研究。

通过译本的出版发行，我很高兴看到中美学者日益增长的学术互动和研究合作，其中包括佩苏略博士的复旦之行。此外，我对2020年将要出版的《绿色传播与中国：生态危机、生命关爱和全球展望》（Green Communication and China：On Crisis， Care， and Global Futures）翘首以盼。该书隶属于《全球化时代下的中美关系》（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系列丛书，将由密歇根州立大学出版社（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出版。

周文娟：除以上提到的这本专著外，您还出版了几部较有影响力的论文集，比如与安德斯·汉森②（Anders Hansen）共同编写了《劳特利奇环境与传播手册》（以下简称《手册》），还主编了《环境传播》4卷本。这两部论文集与《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相比，在理论框架、参编学者方面存在哪些异同？您能进一步介绍一下4卷本的基本情况吗？

考克斯：《环境传播》4卷本论文集收录了环境传播领域不同视角的经典论文和有影响力的论文。相比之下，《手册》则邀请多位学者分析论述环境传播多元化领域的现状趋势和主要议题，例如环境新闻（environmental journalism）、风险传播（risk communication）、公众参与和商业广告。二者共同点在于受众都是学界其他学者。而《环境传播和公共领域》则是以在校本科生为读者群的教科书，因此该书的突出特征是对环境传播领域研究成果的概括和应用。

周文娟：除了论著外，您还对提玛·米尔斯坦①（Tema Milstein）等人编写的《环境传播：教育与实践》（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pedagogy and practice，2017）进行了评述。您认为该书从环境传播的教学视角进行的重新建构和学术主张，与您在教授“环境与生态”课程秉承的教学理念是否契合？《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第5版中列举了环境传播的八大教育价值（eight pedagogical values），您认为该书与八大价值中的哪一条最为吻合？为什么？

考克斯：我认为米尔斯坦等人在该书中表达的核心观点与我的教学目标是不谋而合的，具体来说有如下两点：（1）语言或者话语作为协调媒介（mediating agency）的确能够建构、生成和归化自然关系和多重现实;（2）环境教育者秉承伦理责任，运用新型“生态觉醒”（ecological wakefulness）观念和传播素养，引导学生建立与更广泛公众环境话语的交流和互动。该书的教学理念与《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第5版提出的第七个教育价值是一致的，即鼓励学生将环境传播的基本准则运用到他们所在社区更广泛的环境话语中去。

周文娟：在环境研究领域总是存在争议不断的术语，诸如：（1）生态传播（ecological communication）、环境传播（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气候变化传播（climate change communication）、言语交流（verbal communication）、 非言语交流（non-verbal communication）;（2）传播（communication）、语言（language）、话语（discourse）;（3）环境话语（ environmental discourse）、反环境话语（anti-environmental discourse）、 生态话语（ecological discourse）、绿色话语（green discourse）;（4）环境（environment）、自然（ nature）、荒野（wilderness） 、生态（ecology）; （5）生态素养（ecological literacy/ecoliteracy）、环境素养（environmental literacy）、可持续素养（ sustainability literacy）、生态媒介素养（ ecomedia literacy）;等等。您如何看待这些争议性术语？对于如何区分这些术语您有什么建议吗？

考克斯：要区分这些术语，我建议把握“语境第一”（context matters）的准则。众所周知，语言是承载意义的载体，且因话语社区和语境而异，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话语理论（discourse theory）和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m）于此达成共识。这些争议不断的术语让人类能够形成对世界的多样化认知及其存在价值。例如，“环境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内部的宽泛术语，赞成学者基于这一领域的丰富性和宽泛性，对其学科内涵进行拓展、详述、重构或者重写。

周文娟：您在建构环境传播理论框架的过程中，提到了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约翰·缪尔（John Muir）、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等环境思想家，那么您的灵感来源主要是哪位思想家？您是否接触过诸如孔子等中国哲学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文献和观点？

考克斯：要严格划分一本专著诸多的灵感来源是天方夜谭，但是当时卡森的影响不容小觑。她的科学背景和为公众代言的决心令公众警醒，使公众开始警惕自然界的化学中毒。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我最近读完美国巴布森学院（Babson College）李新华（音译，Xinhua Li）教授未发表的论文《中国的户外远足：道儒与“北面”的“去‘撒野’”广告宣传》（“China’s Wilderness Excursions：Daoism， Confucianism， and The North Face’s ‘Go Be Wild’ Advertising Campaign”），开始对中国的道家及其关于自然中“气”的能量观萌生兴趣，希望此文尽快发表。

周文娟：《自然的“危机学科”：环境传播肩负伦理责任吗？》是您在学界引用最广的一篇文章。您在该文中将環境传播定位为“危机学科”，引起了学界的大讨论①，在《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第5版中又进一步将环境传播重新定义为“生态危机与生命关爱并重的学科”（a crisis and care discipline）。您认为这两个定义的异同是什么？您在多大程度上赞成或者不赞成这个新定义？您又如何定位环境传播在人文学科中的地位？是将其看作是传播学的分支学科，还是环境人文学科或者生态人文学科的独立学科？您认为环境传播在处理生态危机问题时有哪些学科方面的优势和劣势？

考克斯：就新定义而言，我认为佩苏略博士提出的“生命关爱”伦理有两层深意：其一，它是人类回应环境“生态危机”的态度源泉和价值取向;其二，它是人类尊重多种多样、相互依存的生命体的职责所在，这些生命体维持着人类社区以及自然界的可持续发展。如果说“生态危机”定义提醒人类形势迫在眉睫并敲响警钟的话，那么“生命关爱”则成为人类应对生态危机应采取恰当行动的动力源泉。我个人非常感谢佩苏略博士对原定义的拓展。

谈到环境传播的学科定位，我在对《环境传播：教学与实践》一书的评述中将环境传播定位为由“环境”和“传播”二要素构成的跨学科（trans-disciplinary）研究范畴。在此学科框架下，各学者研究成果反映了多元化的学科、分支学科和专业视角，如修辞学、语言学、新闻学、可持续科学、生态学、传播学、媒介学、社会学、表演学（performance）、气候变化传播 、自然资源管理等等，不胜枚举。我认为这样的多元视角对学科良性发展以及学界合作共同应对生态危机的多重问题不无裨益。

周文娟：由中国作家姜戎撰写、美国汉学家葛浩文英译的长篇小说和同名电影《狼图腾》（Wolf Totem），描述了内蒙古大草原人与狼等非人生命体的生态圈、人类对狼采取的捕猎行动以及产生的生态效应。此外，环保纪录片系列《大自然在说话》（Nature is speaking）以“自然不需要人类，但是人类需要自然”（“Nature doesn’t need people. People need nature”）为宣传口号，深受国内外观众欢迎。而最近大火的奥斯卡卖座影片《绿皮书》（Greenbook），则为观众呈现了黑人音乐家和白人司机的理想化的“绿色”关系。以上三个来自社会媒体的事例，其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源自特定语境的真实故事。您如何理解视觉文化中的“狼”、为自己代言的“自然”以及“黑白组合”这三个影像？有人认为，《大自然在说话》系列纪录片的拟人化口号（the anthropomorphic slogan），与中国道家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观背道而驰，对此您怎么看？

考克斯：我非常赞同通过影像传播去呼吁人们采取生态行动以应对生态危机的强效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多个版本中引用凯文·德卢卡教授 （Kevin DeLuca）的“影像事件论”（theory of “image events”）作为有效修辞策略的原因所在。而且我也赞同在现代语境下自然和人类彼此需要：一方面，人类大幅度改变了地球系统基本的生物化学进程，包括自然界系统中的生物多样性、可持续栖居、水和空气质量以及宜人气候;另一方面，自然界更需要人类负责任的介入和行动去制止这些生态恶化进程，但是人类行动的前提必须是尊重自然进程和存在价值。因此，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以及人的理想信念比之前任何时候都重要，而这样一些价值观也是环境传播作为生命关爱学科的新定义的源头活水。

周文娟：尽管环境传播与生态语言学两个跨学科领域“看起来”不相关，然而在多个议题上却殊途同归。比如：（1）环境政策（Pezzullo & Cox， 2018）和语言政策（Haugen， 1972）;（2）传播对环境问题阐释的影响（Cox， 2006）和语言/话语对环境的影响（Fill & Penz， 2018）;（3）作为危机和关爱学科的环境传播（Pezzullo & Cox， 2018）和作为生命学科的生态语言学（Steffensen & Fill ，2014）;（4） 传播塑造环境价值观的基本论断（e.g. Cox & Pezzullo， 2015）和语言建构现实的基本论断（Halliday，1990）;（5）环境个人身份 （Pezzullo & Cox，2018）和 人类多重身份（Stibbe， 2015）。此外，还有命名（naming）、批评话语（critical discourses）和隐喻等共同议题，不一而足。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The International Ecolinguistics Association）与国际环境传播学会于2016年建立的伙伴关系，开启了两个领域的学术对话。最近出版的《劳特利奇生态语言学手册》（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colinguistics，2018）以及《环境、媒体和传播》（Environment， Media and Communication，2nd edition，2019），都将视觉传播（visual communication）和生态广告（eco-advertising）作为共同探讨的议题。您在学术研究和参会的过程中有没有接触过一些生态语言学家？对这两个领域的重合部分您怎么看？

考克斯：就我个人目前的研究看，虽然生态语言学和环境传播紧密联系，但我本人尚未与哪位生态语言学家开展学术合作。的确，大量修辞学研究成果与生态语言学的研究旨趣“志同道合”。因此，介于我们在生态危机背景下对语言的共同研究重点，我个人对2016年两大学会学术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拍手叫好。

周文娟：值得关注的是，生态语言学与环境传播在各自的领域仍存在迥乎不同的议题，如生态语言学的生态哲学观（ecosophy，e.g. Stibbe， 2015）、环境传播领域的环境公正和人类健康（e.g. Pezzullo & Cox， 2018）。我们相信这两个领域的创新理念是可以互相借鉴的。基于此，您对于未来两个领域在提升人类生态意识、有效处理生态危机等方面的合作对话有何新議题（如环境话语）或者新提议吗？

考克斯：我完全赞同并一直坚信生态语言学分析实践者可以从环境和气候正义运动话语中获得更多启示，并考量这些运动中许多关键术语的社会沿革。我亲历了诸如环境正义、气候变化和能量正义（energy justice）等非政府运动中“平等”“公共健康”“包容”（inclusion）、“团结一致”（solidarity）、“能量正义”等术语的策略性挪用（strategic appropriations），旨在争取认可、建立联盟、扩大公众影响。因此，我鼓励关于这些话语的联合研究。

周文娟：非常感谢您在忙碌的学术工作中抽出时间接受访谈！您对环境传播的未来发展及其与生态语言学、环境教育（environmental education）、环境伦理学（environmental ethics）等其他生态人文学科的学术联系持有何种愿景？对年轻一代的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提升以及他们如何处理人类、社会以及地球母亲的生态关系，您有什么呼吁？

考克斯：以上提到的各种问题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至关重要，对年轻一代尤其如此：他们面对的是人类共同努力解决全球环境气候问题产生的种种不利局面。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我还是会继续强烈呼吁学界应该关注更大范围的公众话语（public discourses），以及与人类共同命运和未来发展相关的一系列讨论。也许对从事生态人文学科研究的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处理学术成果与监管体制的关系，要么鉴别现有紧迫形势的重度等级（sheer scale），要么采取行动应对未来风险。那么生态话语该如何将举足轻重的气候变化意识和首当其冲的环境紧急事件与未来政治构想紧密结合？这类生态话语的本质是什么？人类社会又该如何养成此类话语？因此，我非常支持年轻学者受“生态危机”和“生命关爱”驱动，在开发与时事议题相关的研究课题时，切实挖掘环境传播、生态语言学和其他生态人文学科的伦理维度。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我回答这些访谈问题时，我想起了自己亲眼所见的惊人一幕：那天120多个国家中两千多个城市的孩子们走出教室，大声疾呼全球领导人应该尽快采取行动，解决气候变化的种种险情。我相信，生态人文学者会不遗余力地在各自的学术研究、日常教学和建议事务中积极应对环境挑战以及各种生态问题。谢谢！

结语：几点启示

考克斯在环境传播领域的成果和贡献有目共睹，这一方面说明他个人对环境传播理论与实践认识的不断深化，另一方面也表明环境传播的研究视角正从侧重微观分析的局部视角转向微观和宏观层面相结合的整体视角。环境传播研究的新走向，与生态危机的日益恶化、环境问题的动态变化、学术研究的跨学科化、话语传播方式的复杂化等因素密不可分，并对生态语言学、环境教育等相关环境学科未来的学科对话、合作和共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从文献上看，生态语言学界对环境传播关注最多的两位学者是阿伦·斯提比（Arran Stibbe）和阿尔温·菲尔（Alwin Fill）。例如，斯提比在广受学界关注的专著《生态语言学：语言、生态和我们赖以信奉的故事》（Ecolinguistics：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2015）中，以“生态转向”为背景，引用米尔斯坦的观点来肯定环境传播在联合生态人文学科各领域方面的重要作用，并在该书“身份”（Identities）一章说明了环境传播与生态语言学的共同立场，即相关研究对改变人类生态行为应该发挥积极作用。菲尔在最新编写的《劳特利奇生态语言学手册》（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colinguistics，2017）中，将环境传播领域的视觉传播（visual communication）纳入手册的第二部分“语言在生物和生态环境中的作用”，这是他自2001年编写出版《生态语言学读本》（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以来关于生态语言学学科体系的新议题。而环境传播界对生态语言学较为关注的文献则有汉森编写的《环境、媒体和传播》（Environment，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2nd edition，2019），其中的生态广告是重要议题。

生态语言学与环境传播研究作为交叉学科领域，是可以相互借鉴的。总体而言，生态话语分析作为生态语言学的核心进路，目前较多关注生态话语的文本层次，较少就生态话语的传播层次和行动层次作进一步的探讨。虽然已有一些生态语言学研究从传播视角展开，但这些研究尚处于理论探索的萌芽阶段，且在生态话语分析实践中传播视角的分析也较为模糊。我们认为，生态语言学可以借鉴环境传播研究的媒介、公众和社会等视角，进一步挖掘生态话语对人类实际生态行为的影响及启示。就现有环境传播研究的生态视角而言，相关研究在主流研究领域处于边缘状态，即环境话语、环境传播话语以及环境新闻话语的生态分析处于非主流地位，且分析视角较多围绕批评视角展开。环境传播研究可以借鉴生态话语分析的生态哲学观，扩展研究视角，丰富研究内涵。

生态语言学的超学科性和环境传播研究的生态转向以及二者现有研究的相关性，又为二者学术对话的开展提供了可行性。生态语言学具有显著的超学科性，体现为新科学时代研究领域的多元性、开放性和边际性。环境传播研究的生态转向也要求相关研究视角应从传播的社会权势转向传播的生态影响。此外，二者均属于交叉性学科领域，均运用生态批评方法研究生态环境危机。这些都为提升人类生态意识、培育生态素养提供了新视角。

第四届生态语言学国际会议将于2019年8月在丹麦欧登塞（Odense）召开，由人类互动研究中心发起，会议主题是“言语与生态文明：建构生命科学的共识”（Languaging and Eco-civilization：Towards Consilience with the Life Sciences）。据此，以环境话语为例，考克斯环境传播研究的进展对生态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启示包括如下三点：

其一，未来生态语言学和环境传播研究可以联合起来，一方面分析环境话语的生态意义以及这类生态话语在倡导“生态文明”理念、推进社会生态意识、生态行为等方面的传播功能，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环境话语的传播方式进一步了解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向公众传递生态意识与自审意识，参与生态文明的传播。

其二，挖掘以環境话语为例的生态话语的传播视角，可以为现今非生态性凸显的网络传播话语治理提供启示和借鉴：既可以为环境话语传播生态的良性发展提供新范本，又可以拓展公共话语空间，促进话语生态系统的良性互动。

其三，一方面，环境话语研究的多学科向度决定其具有跨学科研究的内在需求，生态语言学和环境传播学的结合可以更为全面地探讨环境话语语言特征和传播沟通方式。另外，生态语言学的超学科性和学科包容性也为环境话语传播研究范式应用到生态语言学环境话语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环境传播研究范式的借鉴和应用则有利于丰富和完善生态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由于环境话语本质上是关于生态环境的语言，环境话语研究作为生态语言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上是在生态语言学理论框架下开展推进的，而环境话语研究的理论目标是探讨人类与自然环境的沟通方式。环境传播对环境话语社会符号表征和生态话语身份建构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是从不同学科视角对生态语言学环境话语研究的有益补充。

责任编辑：安 吉

作者：周文娟 罗伯特·考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