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分析论文

2022-04-30

认同问题是两岸关系的一个核心问题。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两岸认同出现了折裂，主要表现在台湾民众的中国人认同、统一认同尤其国家认同出现了严重的倒退。这不仅成为岛内分裂势力推行“台独”活动的心理基础，也是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及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修复台湾民众的两岸认同裂痕，是当前和未来两岸关系发展中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工程与核心目标所在。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分析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分析论文篇1：

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的持久魅力

摘要：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是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影响最大的理论。现实主义理论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政治哲学根基。在洞彻了人类政治生活本质的基础上，现实主义理论对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现象做出了深刻解释。以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理论不仅最彻底地构建了科学哲学意义上的科学理论，对新自由主义与温和建构主义理论的发展也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意义。现实主义理论为各国参与国际互动，制定合理的外交政策提供了科学指南。

关键词：现实主义理论；科学性；解释力；理论应用

什么样的理论是一个好理论?这是科学研究的重要问题。评价理论的标准有很多，譬如我们常说的实践检验法，但是对科学界来说，要评价理论必须要用到科学哲学的一些概念和理论。为了评价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理论，本文将之视为一个研究传统(Re-search Tradition)，其中包括古典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等理论分支。

现实主义研究传统源远流长，最早的记录可追溯到雅典时期的波罗奔尼撒战争和我国春秋战国时期。长久以来，因其简约、明确的表述抓住了国际政治长久不变的本质而受到国际关系学界众多学者的好评，被称为迄今为止“国际关系理论中最有解释力的理论”。整个国际关系理论史就是一部批判史，对于长期处于“领导”地位的现实主义理论更是如此。冷战结束之后，其他流派对现实主义的批评更加全面。更加猛烈。但事实却是，至今尚未出现一种替代性的理论，能够在解释范围和解释能力方面取代现实主义。批评者将矛头对准现实主义，恰恰反衬出这一理论的重要性。现实主义依然是理解国际政治最为重要的理论流派Ⅲ。本文通过历史和政治哲学底蕴、理论的解释力、理论的科学化和理论的应用四个方面来评价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

一、深厚的历史和政治哲学底蕴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从人类思想宝库中汲取了大量营养，历代圣贤的学术成就为现代现实主义理论大厦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中，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理论家尼科洛·马基雅维里、17世纪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是最著名的。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对政治现实的深切关注，使得现实主义理论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深刻而富有洞见的政治哲学为现实主义理论提供了永恒的发展动力。

古希腊伟大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两句堪称经典的叙述——“强者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而弱者则接受自己必须接受的事情”，“雅典权力的增长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这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精辟地阐述了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的核心——权力政治与均势。

马基雅维里对政治哲学的思考，成为了后世现实主义政治学家的思想指南。他在《君主论》中总结和发展了一套政治斗争的理论。马基雅维里的理论中包含了三条基本原则，它们构成了现实主义哲学的基石。第一，历史是一系列因果关系发展的结果，其发展历程可以通过理性的方式加以分析和理解；第二，理论不能创造实践，但实践可以创造理论；第三，政治不是由伦理决定的，而伦理则是由政治所决定的，权力产生道德。

霍布斯著作《利维坦》中的“自然状态”成为了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中无政府状态的基础。自然状态是一种“战争状态”，是一种普遍和持续不断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主权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实质上就是一种冷战加热战的自然状态，即战争状态。霍布斯认为，权力与安全息息相关，人们以及国家都在寻求权力并组织权力工具，因为他们害怕其他人可能控制他们。

曾有学者将上述三位思想家的现实主义思想的共同特征总结如下：第一，人类的国际生存环境是一种不安全的和冲突的状态；第二，人类具有处理安全问题的政治知识或智慧；第三，不存在最终摆脱这种人类状态的可能性，它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特征，虽然人类具有政治智慧，但不存在对国际政治问题的永恒的或最终的解决办法。

20世纪德国著名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深厚的政治思想也为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知识源泉。韦伯对政治生活的本质有着深刻的洞见，指出：“政治中的罪恶是不可避免的。充其量只能最大限度的减少它。这也正是政治的本质所在。”他认为权力是研究政治的核心要素，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因素在国际政治中尤其明显㈣。他特别批评了绝对道德观，提出了“责任道德观”，道德要求人们——不管是政治家还是作为行为者的个人——在他们面前敞开的各条道路中选择一条在当时的环境下有可能是造成最小价值损害的道路，或者从正面来说，选择一条指向价值最大化的道路。这就要求领导人在一个并不完美的世界中，需要按照政治道德行事，有必要使用暴力或者其他不道德的手段来实现更加美好的目的。

这些圣哲先贤对世界的认识虽带有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但他们对国际政治现实的认识却是深邃的，因而不难理解他们的思想在不同程度上为后世的现实主义者所承继，为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吉尔平曾说过：“政治现实主义必须被视为有关世界的哲学理念和一套假定”。现实主义政治哲学对人类的道德进步和未来发展的前景持悲观态度，谨慎(pmdence)—对不同的政治行动的后果进行权衡——是政治中至高无上的品德。

“现实主义理论的创始人”摩根索继承了西方现实主义政治哲学的思想传统，结合欧洲国家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确立了现实主义理论体系和思想大厦。摩根索对国际政治研究的影响基于他对哲学和政治的双重重视，他的理论被誉为“国际关系的哲学”。其著作《国家间政治》中提出的现实主义理论“纲领性宣言”——政治现实主义六原则，集中体现了政治现实主义哲学。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人性的悲观态度是理论的出发点，政治受到根植于人性的客观法则的支配，为了改善社会，我们首先必须理解社会赖以存在的法则。第二，权力政治是政治现实主义哲学的基础，以“权力界定的利益概念”是摩根索经典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这个概念使人们评价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领导人的行为成为可能，使差别悬殊的民族国家看似不同的对外政策具有了“惊人的连续性”。第三，“责任道德观”。采取成功的政治行为本身就是基于国家生存的道义原则；政治伦理在判断行动时，要看它的政治效果如何。正是源于政治哲学对现实世界的实然的认识，才使摩根索的理论能够洞彻国际政治的实质。纷繁复杂的世事一旦被透彻简洁的方式提高到哲学层次，它们便走出了粗俗和原始，便有了知识美感。摩根索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上，更是从根本上推动了整个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实现了与法学和历史学的分离——成为了一门独立学科。

政治思想史纵贯几千年，横跨迥异的文化传统，积聚了人类最睿智的智慧，这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

论来源的营养宝库。现实主义的理论家们透过先贤政治哲学中对人性和政治的悲观思考，看到了国际政治的本质与核心——国际政治是人类各个集团之间为获取安全、威望和权力而进行的一场持久的斗争。正因为抓住了国际政治的本质，所以现实主义对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国际事务做出了一种简洁而深刻的解释。

二、现实主义理论的解释力

理论是人们认识外在世界的工具，科学理论试图发现隐藏在客观事物背后的规律。对这一规律按照因果法则做出合理的解释，并根据这一因果规律。对事物发展变化进行预测，以期趋利避害，提高人类自身的发展水平。解释是预测的前提，解释力是评判一个理论好与坏的最重要的标准。一种理论的解释力是指它能够说明那些令人困惑的现象。如果能够把一系列原本看似不相关的、令人困惑不解的各种行为揭示出来，那么，理论变得尤其具有价值；如果能够使看似杂乱无章、令人惊讶的事件变得易于理解，那么，理论将变得更具有价值。自古至今，现实主义在各种相互竞争的解释性理论中一再占据首要地位，被视为在无政府状态条件下最深刻的、最全面的解释性理论。只要这种状态继续存在，现实主义理论就能解释国际政治事件。

无政府状态是现实主义理论的立论之基。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处于霍布斯“自然状态”(利维坦建立之前的状态)之中即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在无政府状态中由于在各个国家之上并不存在一个超国家的权威机构垄断对武力的合法使用，并制止国家之间动用武力，这使得任何国家可以在任何时候用武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武力成为了国际政治中首选和常用的手段。由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战争爆发，因此始终存在着爆发武装冲突以至战争的可能。在战争随时可能爆发的“自然状态”下，安全是国家的最高目标。只有在生存得到保证的情况下，国家才能安心地去追求诸如权力、财富与荣耀等其他目标。当一国的安全受到威胁时，由于没有哪个机构可以向它提供安全保障，所以国家必须依靠自身力量来求生存，而不是依赖于他国。自助是无政府秩序下国家必然的行为准则。在《利维坦》中有这样的叙述：自古至今，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安全，有哪个国家不是增加财富、累积军事实力、扩充同盟?又有哪个国家不是在边境设立碉堡、派边防部队并架设枪炮?还有哪个国家不曾派遣间谍到其他国家刺探情报?每个国家彼此间都摆出了“斗剑的姿态”。当今世界与几百年前的世界是多么的相似，而产生这相似状态的原因，即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

在国际体系深层结构(无政府状态)压力下以生存为目标的国家会陷入“安全两难”。在无政府状态下，没有一个中央权威为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一国随时可能利用其军事优势损害甚至摧毁别国。因此，一国即使是出于防御目的而增加军事力量，都会使其他国家感到自身安全受到了威胁。所以，为了自身安全，作为自助单元的国家不得不相应地增加军备以防不测，而这又会引起其他国家类似的反应，从而陷入了安全竞争的恶性循环之中。个体增强自身实力以求自保的理性行为，却产生了与自己预料完全相反的结果——不仅本国更不安全，而且两国间的安全形势更加恶化。在国际关系的现实中，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是出于自身的安全和生存而不断更新和扩大战略核力量，结果是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进而使美苏两国具有了毁灭世界几十次的力量，不仅没有实现自身安全，反而使世界陷入了毁灭的恐慌之中。

均势是现实主义理论中最重要概念。沃尔兹曾说过：“如果有任何独特的国际政治理论的话，那就是均势理论”。均势不仅仅是一种力量均匀的分布，还是一种不断“自动”导致力量均匀分布的过程或趋势。所有的国家都对其他国家的相对权力地位保持密切的关注，在权力竞争的过程中，一方面，体系中的单元都会仿效成功国家的措施努力发展自己，不断追赶自己的对手；另一方面，当出现力量失衡时，各国要么竭力增加自己实力，要么联合其他国家结成同盟，制衡潜在的霸权国家。最终的结果就是重新趋向于均衡。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在亚洲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破坏了亚洲的均势格局，严重威胁中国和美国的安全利益，中美两国抛弃了原有的意识形态束缚，进行深入的军事、政治合作，形成了准同盟性质的关系，重新实现了亚洲的实力均衡。

现实主义对于国际合作持悲观态度，认为合作不易产生，更难维持。由于国家担心今天的朋友可能成为明天的敌人。担心今天合作中获益更多的朋友会成为未来更加危险的敌人，因此国家特别关注相对获益，即自身获益与合作伙伴获益之比。由于对相对获益的关注，即便在双方都能获得丰厚的绝对收益时，也往往不能实现国家进行合作。再就是出于对相互依赖所带来的脆弱性的考虑。一国担心由于合作的开展以及商品和服务的交换而变得依附于他国，使得自己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因此，他们都尽量避免在关键的商品或服务上依赖别国。中国当前不断开辟新的石油来源以减轻对中东地区的石油依赖，日本不断增强自卫军的军事实力以降低对美国的安全领域依附，都是现实主义对国际合作持悲观态度的明证。

三、新现实主义的高度科学化和对其他理论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后，在自然科学和经济学快速发展的推动下，传统的政治学领域出现了一次革命一行为主义的革命，实现了由政治哲学向政治科学的转变；而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又经历了一次“革命”——后行为主义革命。经历过两次变革。政治学不仅从方法上，而且从研究领域和研究深度上都实现了巨大的飞跃。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理论是第一个实现了从政治哲学向政治科学的跨越，其中以肯尼斯·沃尔兹为主要代表的结构现实主义学派为现实主义理论的科学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高度的科学化

科学化程度是行为主义革命后评价理论的重要标准。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总结出了评价科学理论的五个尺度：理论预测的准确度、前后一致性、视野的广度、简单性和理论发展的潜力。以下我们就根据以上尺度，对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做一简单的评价。

1　理论建构的科学性

沃尔兹在理论的构造过程中借鉴了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理论构建方法，严格按照科学哲学的要求，构筑了自己的理论大厦。通过对现实世界的简化和提出理论假设，以系统方法为基础结合了归纳法与演绎法，构造了简明有力、清晰而简练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理论只包括基本体系和基本体系单位的简单模式，即结构—单元模式。我们常说：“简洁即是美”，对于科学理论来说也是如此，简洁意味着解释和预测具有普遍性。科学界普遍承认简单性是优秀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对于同一个事物或现象的不同解释规律，其中较为简单的那个通常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这是因为解释力是通过“远离事实”而非贴近现实而获得的，一个理论所使用的概念越抽象，其就可以对同一事物更深层次或者更广泛的现象做出解释，一个简洁精致

的理论最富解释力。

为了构造与自然科学和经济学同等程度的科学理论，沃尔兹采用了同样的标准定义理论。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开篇就指出：“国际政治学者随意使用‘理论’这一词汇，经常用其来指代任何并非纯粹描述性的成果，而很少只是用来指称那些符合科学哲学标准的研究成果。”理论解释行为的规律性，使人们预期互动单元所产生的后果将发生在某一限定的范围之内”。在理论构造的过程中，沃尔兹首先从国内政治体系中得出了政治体系结构的三方面定义——排列原则、单元特性、能力分配，第二步利用系统方法的优势——相似的理论可以用于不同的领域，提出“如果两个不同的领域具有类似的结构，使用类比推理是允许的”，从而借助微观经济学的“公司—市场”理论进行类比，提出了国际政治结构的定义。

为了使理论达到客观、精确、可测量和可检验这一标准，新现实主义以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概念取代了经典现实主义中的人性概念(不可测量的因素)作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由于经典现实主义理论中权力概念包含着国民士气和民族性格等这些不可量化的因素，因此设计出了综合实力这一概念。综合实力是通过对“人口、领土、资源禀赋、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政治稳定以及能力”进行综合评分而得到的。

2　系统理论解释国际政治中长久不变现象

系统理论解释了持久不变、反复出现的现象。只要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结构不发生变化，国家的行为就会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譬如国家会不断通过内部和外部的手段增强实力，制衡潜在的霸权国家，使均势得以重建。系统理论就是通过国家层次之上的结构来解释国际后果，即由外及内的方法来寻找原因。还原主义理论是指通过关注国家或个人层次的原因来解释国际后果，即由内及外的方法来寻找原因。国家的行为动机很少同行为结果相一致这一事实表明，国际政治现实不仅会受到单元属性及互动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体系层次变量的影响。因而还原主义理论无法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做出充分的解释，而只有系统理论才能使我们认清塑造国际政治现实的种种力量。

3　理论检验的科学性

如果能够对理论进行严格的、试验性的检验，就可以最大程度地实现理论的科学化。在理论检验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不是如何设计检验，而是以清晰可信的方式来发现和表述理论。以使检验值得进行。从理论中推导出的理论假设，要通过比照历史事实以对其加以检验。在检验过程中要注意，一是要对干扰变量进行控制，二是使用该理论中的术语进行定义。如果理论不能通过检验，我们要么选择放弃理论。要么对理论进行修正，缩小解释范围。

(二)对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推动作用

沃尔兹不仅发展了现实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而且对其他理论流派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新自由制度主义和温特的建构主义深受沃尔兹的结构主义、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影响。

新自由制度主义接受了新现实主义的核心理论假定，并对其加以修改。引入了体系进程——体系单位之间互动的模式与类型——这一变量，构造了自己的理论。沃尔兹说道：“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理论。基欧汉和奈强调的制度主义以结构现实主义为其理论核心，他们只不过试图将这一核心加以扩展而已。”基欧汉自己也承认：“结构现实主义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政治，将世界政治理解为体系现象的一部分；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逻辑上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理论，这个理论建立了国家行动的环境。”

温特建构主义理论的出发点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基本分析单元是国家。温特试图在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两大阵营间架设一座桥梁，走一条中间道路(A Middle Way)。他选择了与结构现实主义相同的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在方法上采用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温特的理论是通过对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社会学改造而建成的。温特在理论构建时大量地借用、吸收了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本身和构建方法。他曾说道：“通过使用沃尔兹的结构理论作为反例，我首先指出，力量分配的意义和解释能力是通过体系中利益分配而实现的”。

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一样都是结构理论。利用系统层次的分析来构造理论，可以使理论简洁清晰、逻辑一致。这样不仅实现了理论的科学化，而且也非常简洁、抽象，进而获得了对现实世界问题很强的解释力。

四、现实主义理论的应用

一般说来，理论的应用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用理论进行实证研究；二是用理论解决现实问题，即研究者以理论为指导，根据特定形势下的具体情况选择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在本文中。我们将理论的应用视为理论解决现实问题。

理论的应用同样也是评价理论的重要标准。范·埃弗拉曾指出：“如果一种理论的指导性更加丰富，也就是说，如果它提出了有用的建议，那么，这种理论将是更有用的”。按照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有关观点，我们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理论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科学的理论，使社会实践符合客观运动规律，促进了历史的进步；而错误的理论，使社会实践严重违背了实际法则，造成了人间的悲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风行学术界和政界的理想主义外交思潮错误地指导了英法等国的外交实践，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国际机制，制度本质上是国家实力的分配反映，是大国为了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而创立的一种工具。有人说：“国际制度是权力结构的女仆。”以“主体间共有观念”为核心的建构主义理论更像是政治科学家们头脑中的智力游戏，沃尔兹曾说过：“建构主义在那些置身于安全环境的人们当中才能得以流行。”虽然在温特看来人类社会最终会建成一个世界政府，但是也是很遥远的事，对当前还是“霍布斯文化”为主流文化的国际社会中，如何变为“洛克文化”，他并没有提出任何解决办法。

好的理论解释重要现象。现实主义并不能解释所有的事情，但是它却对国家间的冲突与合作、战争与和平，特别是在核时代的战争问题提供了丰富而深邃的洞见。同时。它也为我们在国际社会生存提供了行动指南。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贯穿于人类历史的客观法则，国际关系千年以来恒久不变的基本规律，就是在无政府状态下行为者之间为争夺财富和权力的竞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主义是国际政治的铁律，现实主义理论从这一现实出发，为外交家提出了标准的和实用的行为指南。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摩根索的外交九原则和基辛格外交思想。总的来说，现实主义要求决策者。一是要遵循所谓“明智的国家利益”(en-lightened national interest)，二是要按照国家实力分配国际利益。“明智的国家利益”，意思是指谨慎地获取与本国实力相称的国家利益，在维护本国利益和安全的同时也承认和尊重别国的正当利益和安全考虑。按实力分配利益是指，当国家之间因利益而发生冲突时。应当以国家实力为基础寻求解决方案。这些规则使得一个国家既捍卫了国家利益，又可以将因利益冲突而爆发国际危机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的程度。

五、结论

现实主义以其对现实世界的深刻理解，为我们认识国际政治提供了最为有效的工具。是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最为重要的理论体系。现实主义通过权力这一关键变量，构筑起庞大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一套分析研究国际现象的理论框架。这一框架不仅涉及了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而且也为国家重要事务的决策与管理提供了依据。随着研究的深入，现实主义理论会对国际政治实践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而现实主义理论本身也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进步，日久弥新。

作者：徐　行　薛　琳

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分析论文篇2：

建构主义视角下的认同及对两岸关系之启示

认同问题是两岸关系的一个核心问题。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两岸认同出现了折裂，主要表现在台湾民众的中国人认同、统一认同尤其国家认同出现了严重的倒退。这不仅成为岛内分裂势力推行“台独”活动的心理基础，也是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及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修复台湾民众的两岸认同裂痕，是当前和未来两岸关系发展中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工程与核心目标所在。在这方面，建构主义理论对两岸有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建构主义视角下的认同

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关系理论兴起了一个新的重要理论学派——建构主义。90年代时，建构主义已发展成为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并列的国际关系学三大主流学派之一。亚历山大·温特(AJexander wendt)是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建构主义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为冷战的结束及冷战后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提供了与以往不同的解释范式与研究视角。因此，建构主义兴起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建构主义与以往国际关系理论最鲜明的差别在于，它在本体论上更为偏重与强调理念、观念、规范等的作用，强调非物质性因素的意义。以往国际关系理论在世界观方面主要是物质主义，即重视与强调物质性因素对行为体行为的直接作用。而建构主义则从理念主义出发，认为观念是无所不在的，正是观念才使得物质具有意义和价值，物质力量只有通过观念才能起作用，观念是决定社会行为的根本要素。但建构主义不否定客观事实，不否认物质性因素的存在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温特称自己的理论为弱式物质主义。

建构主义理论中有几个重要的概念，如“认同”、“观念”、“规范”等。在很大程度上，认同指的是自我认为具有从属于某个群体的身份，或“个体对某一群体(共同体)的归属感”。无论是对具有情感的个人还是作为文化载体的群体来说，正是这种对身份的确认(认同)将自我与他者区别开来。也就是说，人们要彼此交往，就不能不界定自己的身份和特性，不能不明确自己与别人的相似之处或不同之处。作为一种归属感，认同满足了人类基本的社会需求之一，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与准则。

建构主义把认同这一概念引入到国际政治领域中来，作为解释和分析国家利益和行为的一个有效工具。尤其在对认同、利益、行为的关系上，建构主义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察路径和分析视角。其一，建构主义强调共有知识或文化，共有知识建构行为体的身份。

其二，认同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建构主义建立了自己的有关认同的逻辑关系，即共有知识(文化)决定认同，认同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从而形成了“共有知识(文化)——认同——利益——行为”的核心解释模型。

二、两岸认同的折裂

认同主要是指人们对于自我身份的确认，即回答和解决“我是谁”这一问题。从这一基本意含出发，两岸认同主要指海峡两岸对“我们是谁”这一问题的基本认知，大体上包括对“我们是不是中国人”，“我们是否同属一国”，“两岸是否要走向统一”等这些问题的认知与回答。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尽管海峡两岸长期处于政治隔绝与军事对抗状态，但国民党当局为了维持“法统”和使其在台湾的统治正当化，建构出一套强势的民族认同论述：通过提倡中国文化典范、推行国语、强化中国民族主义的爱国精神等，把台湾形塑成中国五千年文化一脉相传的唯一代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人被教育成是纯正的中国人。在国民党这套意识形态的教化下，台湾人基本上接受了中国意识为习以为常的国家认同价值。③

需要指出的是，两蒋时期所推行的政治社会化与认同的教化，是在威权体制下进行的，虽然民众对国民党当局否定台湾文化的特殊性心有不满，但并无反抗的力量。国民党当局建构对中国的认同，也是对“中华民国”的认同，而大陆被视为“叛乱团体”。国民党所推动强化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富含有与共产党斗争的政治意义。但在客观上，无疑强化了民众对中国、中华文化的认同，强化了认同两岸同属一国的心理基础。

两岸认同的折裂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在学者看来，之所以称两岸认同折裂，而非断裂，是因为两岸仍有重叠认同，只是比率已经降低，但尚未完全断裂。90年代以来两岸认同的折裂，主要表现在台湾民众对中国、中国人、两岸同属一国、两岸未来要走向统一等这些台湾民众曾经认同的身份已经大幅度地退却上，与大陆在这些方面的认知出现了巨大落差。与此同时，则是台湾“主体性”、台湾“主体意识”、台湾认同的建构与不断强化，这可以说是90年代以来台湾民众认同的最大变化。

1、“台湾人／中国人”认同的变化

从1992年至今的20年间，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一直在连续地做有关台湾民众“台湾人／中国人”认同的民意调查。调查显示，在1992年时，台湾民众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为25.5％，认同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为46.4％，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只有17.6％。此后的变化趋势显示，认同是中国人的逐渐下降，认同是台湾人的逐步上升。到了2011年，认同是中国人的降为4.1％，认同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为39％，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上升到54.2％。

天下杂志2009年所做的同类民调也显示，有高达62％的受访者回答“台湾人”；“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为22％，回答“中国人”者仅为8％。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约有75％的18至29岁年轻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仅15％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不到10％的年轻受访者回答自己是“中国人”。⑥

从以上可以看出，90年代以来，两岸认同确实出现了某种折裂。一方面，台湾当局加紧建构“我群主体性”，作为推动“台独”的思想与心理基础，另一方面，两岸主权争议等结构性困境与矛盾加剧了台湾民众“我群”与“他群”的区隔，使得“台湾民众不但对于‘台湾’有高度的认同，同时在建立‘台湾认同’时，对‘中国’产生了排斥效应。”④尤为严重的是，伴随着“台湾认同”的升高，是台湾“主体意识”不断强化、“台独”意识形态的日益滋长以及对统一的排斥效应。可以说，这些就是“台独”势力至今仍在岛内拥有一定市场的群众基础。

2、台湾民众“统独”立场的变化

台湾政治大学选研中心从1994年到2011年6月所做的台湾民众“统独”立场民调显示，1994年时，选择偏向统一的(包括尽快统一和偏向统一)有20％，选择维持现状的(包括维持现状再决定和永远维持现状)有48.3％，选择偏向“独立”的(包括尽快“独立”和偏向“独立”)有11.1％。调查显示，此后台湾民众的统“独”立场出现几个明显的趋势。一方面是偏向统一的逐渐下降趋势，到2011年6月，偏向统一的只有10.1％，17年下降了约一半。另一方面，维持现状的则是缓慢上升，到2011年6月，维持现状的已达60.1％，其中尤其选择永远维持现状上升比较明显，从1994年时的9.8％攀升到2011年的26.8％。第三个趋势是偏向“独立”的持续上升，2011年6月已达23.2％。从这个趋势中可以解读出，90年代以来，台湾民众选择反对统一、不愿意统一及倾向“独立”的比例在上升，选择支持统一的比较在不断萎缩，即使在马英九上台后，这一趋势仍在持续。

台湾远见民调中心2011年4月所做的民调也显示，有7.5％的民众倾向统一，有53.5％人主张维持现状，有27％的人倾向“独立”。值得注意的是，该民调也显示，若两岸在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条件差不多时，仍然有67.1％的民众认为没必要统一，认为可以统一的只有12％。

虽然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台湾所做的各种民调未必是台湾民意的真实反映，但90年代以来台湾民众认同出现混乱，尤其“国家认同”出现严重危机，这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与台湾朋友交流中，也明显感觉到他们把中国当外国，认为台湾不属于中国、台湾人不是中国人，这些倾向相当普遍地存在于台湾民众的认知中。在对赴台就读的陆生访问中，他们也反映在这些方面两岸学生的认知存在较大的落差。无疑，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背景下，建构两岸共同认同是一项非常迫切的工作，这是推进两岸和平发展的持续深化和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最重要的基础工程。

三、两岸认同之修复——建构主义之启示

两岸认同出现折裂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最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两岸主权争议等结构性矛盾以及由其衍生的两岸在各个场合的零和斗争对台湾民众认同的冲击与影响。二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执政当局对台湾“主体性”、台湾“主体意识”的培植与建构。

近年来，台湾民众的认同危机引起两岸各界的关注，尤其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背景下，不少学者越来越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如有的学者提出要“正视台湾认同危机”、“增进两岸政治认同感”，要从凝聚两岸同属“一个中华民族”着手，逐步向回归认同“两岸同属一中”方向发展。也有人提出，两岸一切反对“台独”的进步力量，应高度重视分裂史观的巨大破坏性，积极建构有利于两岸整合的共同体史观。近日，台湾前“行政院长”郝柏村投书媒体，针对台湾中小学历史、地理教科书中所潜藏的“台湾、中国，一边一国”立场，大声呼吁各界重视，这在岛内引起广泛的讨论。

认同问题是两岸关系的一个核心问题，两岸认同的折裂，不仅是岛内分离势力推动“台独”活动的重要心理基础，也是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制约，更是推进两岸融合及实现祖国统一的障碍。因此，修复台湾民众的两岸认同撕裂，是当前和未来两岸关系发展中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工程与核心目标所在，也是从根本上遏制“台独”。建构主义虽然是研究国际关系的理论，但它对有关认同的研究对两岸有很多有益的启示。

1、重视观念、理念等非物质性因素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与重要意义

自从1987年两岸有了交往与互动以来，两岸经贸关系、人员往来及各方面的交流都蓬勃发展，两岸交流与互动越来越密切。据统计，1991年，两岸贸易额仅为57.9亿美元，到2010年，两岸贸易额已达1453.7亿美元。从两岸人员往来来看，1991年，台湾同胞来大陆只有946632人次，大陆居民赴台也只有9005人次，到了2010年，台湾同胞来大陆已达5140554人次，大陆居民赴台1661877人次。在两岸关系中，经贸关系、利益关系与交往关系对稳定两岸关系、发展两岸关系与加深两岸人民的相互了解当然非常重要。但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实践证明，经济因素、物质力量并不必然产生政治一体化的结果，两岸还需要情感的联结、心理的联结与共同认同的培育。也就是说，在推进两岸关系过程中，观念、规范与理念等非物质性因素的作用也同样不容忽视。两岸关系的发展不应只注重利益的因素，也应注重观念的建构。在建构主义看来，行为体的观念认同是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通过主动的学习形成的。在互动与学习的过程中，行为体通过各种途径逐渐完善自我观念，根据社会要求校正自己的行为目标，改善行为方式，并且逐渐形成共有认知。两岸在互动过程中，要重视找回与培育共同史观，使两岸都是中国人、两岸同属一国等这些观念成为两岸人民的共同认知与共有观念。

2、重视形塑两岸共有知识

温特认为共有知识即文化，并认为，“身份和利益从概念上和逻辑上都是依赖于文化的，因为只有通过共有知识，才可能以某种特定方式考虑行为体的具体身份和利益。”从两岸关系发展的实践来看，两岸尚未建立起互信机制，尤其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外交上，常常相互猜忌、缺乏互信，尚未建立起安全共同体的文化，也未建构起温特所说的“康德文化”，即两岸之间彼此友好和信任合作的状态。这些说明，两岸之间积极与合作的共有知识还比较缺乏，这些已成为深化两岸和平发展的制约。因此，两岸应重视形塑共有知识，建构起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是一家人，两岸是命运共同体以及两岸合则两利的和谐角色文化，以增进两岸信任，拉近两岸人民的心理上距离。

3、从共有知识出发，形塑两岸共同身份

1949年以后这60多年，台湾民众的认同明显经历了从中国认同向台湾认同、由中国人认同向台湾人认同、由倾向统一到不愿统一的退却与转变，并且明显用后者排斥前者。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出现了混乱，这不可避免地使台湾民众在对利益的认知上出现了偏差，表现在行为上出现了明显的扭曲。如部分台湾民众认为，大陆军事现代化是针对台湾的，即使“惠台”政策，也归结为“经济统战”，在认知上把大陆视为“威胁”，这些其实根源于台湾民众身份认同上的偏差。在建构主义看来，认同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通过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来建构的。而认同一旦形成，就具有独立的作用，使行为体对于相互之间的关系的共同观念发生改变，从而影响到行为体的行为和选择。因此，在两岸的互动中，应重视对两岸共同认同的建构，使中国是两岸人民的中国、两岸都是中国人等这些共同身份能够从建立共同史观、恢复两岸人民共同的历史记忆中，通过深度的文化、教育的交流合作等逐步去建构。

总之，唤起两岸人民共同的记忆，寻找共同认同，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两岸需要通过深化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交流合作，如签定两岸文化协议等，从青少年开始，建构两岸的共同认同，因为认同是两岸和平的基础，更是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作者：孙云李诗梦

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分析论文篇3：

中美关系冲突风险防控机制的理论内涵和界定

摘要：2018年以来中美冲突风险加剧，特别是今年疫情，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急需建立风险防控机制。本文从权力转移理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理论的对比出发，围绕防控机制、管理权、话语权等概念及其内在逻辑关联分析中美关系冲突风险防控机制的实质，认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及权力转移理论看待中美关系都是片面的，马克思主义国际观才是中美关系冲突防控机制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中美关系;冲突风险防控机制;权力转移理论;马克思主义国际观

0 引言

2020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迅速席卷整个世界，中国艰难取得抗疫胜利却遭到美国各种甩锅，中美两国在政治、经贸、外交和军事等各方面关系的严重倒退。建立中美关系冲突风险防控机制是紧迫和必要的。

1 防控机制的内涵和界定

国际机制：根据斯蒂芬·克瑞斯勒（Stephen D.

Krasner）的定义，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是指“行为者在共同关注的一个既定国际关系领域形成的一系列隐含的或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1]。这些机制的确立并不要求双方在制度、价值观念等方面保持一致（很多情况下差异总是无法避免的）。

管理权则是经济学术语，主要指相关所有权人对其财产进行占有、使用以及经营、处分的权利，比如经营管理权等。近年来也常常引用到国际关系领域，用来表达对国际公共产品的处分权利。

话语权即说话的权利。法国哲学家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写道：话语就是人们斗争的手段和目的。话语不仅仅是思维符号、交际工具，而且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并能直接体现为“权力”。放大到国际政治中，话语权是一种潜在的现实权力，是一国的国家实力和地位在国际政治中的体现。一般而言，在一个运转正常的國际秩序中，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越举足轻重的国家，相对来说越有国际话语权。

防控机制是在现有机制的基础上，对潜在的或现实的冲突双方互相的威胁或武力使用进行有效的约束与控制，以中美关系为例，就是指为防范彼此政策误判和冲突摩擦升级而达成的相互遵守的协定与规则。

上述概念之间存在重要的内在逻辑关联，宽泛意义上的国际机制总体上既包括管理权（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控制权），也包括话语权，但本文探讨的中美关系防控机制因其极强的针对性把国际机制的外延大大缩小了，也赋予了管理权和话语权新的内涵。

就中美关系冲突风险防控机制的实质而言，最重要的是防范风险和控制冲突，防范和化解风险就需要管理好双方的关系，对双方的权力进行合理分配，这正是管理权和话语权的意义。但是即使是再良好的沟通也可能因为双方天然的巨大分歧而导致防范风险的失败并引发冲突，这时就需要控制冲突，把损失尽可能降到可承受的范围内。特朗普上台四年来，先是挑起对华贸易战，后持续打压华为、中兴、抖音、微信、大疆等中国企业，今年又借疫情问题在全世界到处抹黑中国，同时粗暴干预中国香港、台湾、新疆、西藏等内政问题，并在台海和南海上频频炫耀军力。这不但让中美关系陷入建交四十一年来的最危局，而且也宣告了防范中美冲突风险的失败，接下来是如何让损失在可控范围之内。

2 中美关系当前冲突风险的三种理论解读

2.1 现实主义理论

各种国际关系理论中，最关注权力问题的就是现实主义理论，例如：权力问题是国际关系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国家间的权力分配则是形成国际事件的根本变量;国际系统中权力高度集中于某个国家会导致抵抗者同盟的出现并引发战争;国际系统中抵抗者的国家同盟和权力“强者”形成的权力互相制约关系，促进了民族国家体系在战争和和平交替中的动态均衡。

现实主义理论虽然认识到了权力以及权力制衡的重要性，但并没有解释清楚以下两个要害问题：国际系统中最主要的两个权力竞争者如何变成“主导者”与“竞争者”关系？为什么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权力转移是和平的，美国和中国之间就会发生战争？另外，现实主义理论是建立在世界政治的无政府性的悲观前提之上的，这就让“囚徒困境”成为可能，即一个国家为了保障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反而会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从而导致该国自身更加不安全[2]。在现实主义来看，世界政治的无政府性让每个国家只能靠自助而不是他助来获得自身安全，他国是不可信的，在不清楚对方下一步策略的情况下，宁可选择背叛对方而减免自身承担的后果。

现实主义总体而言偏向冲突论。但中美关系极其复杂，在政治、外交和军事层面竞争和冲突特征突出，经济层面则合作大于冲突，现实主义理论片面强调权力竞争，并不能全面解释中美关系的动态复杂性，更不利于中美关系冲突风险防控机制的建立。

2.2 自由主义理论

自由主义理论注重合作，正好和注重冲突和竞争的现实主义学说相反。自由主义理论正确地预见到了中国融入国际秩序的历史进程。例如，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在经济领域建立了“亚投行”、丝路银行、金砖新开发银行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金融机制，允许外资进入中国的银行和保险业，在2020年疫情冲击下仍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等，对西方主导的传统国际秩序造成了一定冲击。自由主义看待中美合作过于乐观，没有看到中国迅速发展和在国际秩序中话语权的提升可能会反作用于国际秩序，因而受到打压。另外，现实主义所认为的国际政治的无政府性前提正是自由主义所忽略的，因此，基于自由主义理论基础去建立中美关系冲突和风险防控机制也是不全面的。

2.3 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理论是更强调身份认知和认同的理论，好的认知会建构成朋友，冲突和战争的发生则往往是因为错误的认知和误解造成的[3]。对此，杰维斯指出：“根据逻辑和历史经验进行推理的过程会产生理性认知相符现象，但是也会使人们将接受的信息纳入原有的认识框架中，致使他们所知觉的东西就是他们原来预期出现的东西。”

以中美关系为例，美国确信，中国已在经济、军事、自由价值等方面与西方“对抗”，拒绝实施更加多元化的贸易战略、拒绝激进式的政治改革、没有释放西方人所偏爱的“持不同政见者”。中国的发展与美国的预期相悖，因而把遏制中国作为上策。对于美国得出的这个中国身份认知，苏长和并不认同，他认为，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将自己塑造成好世界的代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界定标准去否定别的国家，甚至侵害别的国家的自由。世界是一分为二的，并不是相互取代的，而是统一共生的[4]。

建构主义虽然跳出了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束缚，也没有局限于自由主义的合作问题上，而是从国家之间的互动建构彼此身份角度来分析国际政治，客观上丰富了国际政治研究的视角，但是太偏重于唯心主义的分析仍然离客观现实的距离太过遥远，一个建构主义无法绕过的事实是国际政治的现实仍然是以权力政治为中心的，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仍然取决于其国家实力的大小，一个国家只有靠提升自身实力而不是猜测对方意图赢得胜利和未来。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

2.4 权力转移理论

在1958年出版的《世界政治》（WorldPolitics）一书中，美国密执安大学教授A.F.K.奥根斯基（A.F.K.

Organsky）考察了近三百年的国际关系史，强烈质疑均势理论（Balance of Power Theory），认为大国间权力关系的变化并引发战争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彼此实力的接近[5]。在1968年出版的《世界政治》修订版中，奥根斯基教授进一步修正和阐发了他的“权力持平”将导致战争的理论，认为崛起后的大国常常对现有的国际秩序“不满”，是“不满意国家”，而主导性的大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是“满意国家”。“当不满意的国家认为有机会通过战争赢得秩序主导权的时候，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通过战争来争取改变现状”，战争就此爆发。

权力转移理论的三个核心要点是：（1）霸权国和崛起国的冲突无法避免;（2）霸權国和崛起国的实力地位越接近，双方冲突的可能性越大;（3）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的战争是霸权战争，其结果是重塑国际秩序。奥根斯基强调，世界上只有一种秩序，出现权力的转移是必然的，要让主导国家让出霸主地位是不可能的[6]。这正如奥根斯基所说的，“一群新来者正在不断地挑战世界政治的现有领导者，如果这些挑战一旦成功，将意味着权力从一群国家向另一群国家的转移。这将是新的国际秩序的开始”。

可以说，权力转移理论比现实主义理论前进了一大步，后者只是笼统地告诉我们，大国间因为对权力的争夺而引发冲突和战争，但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一切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而前者则具体指出了权力争夺的过程特别是秩序和权力的分配不公导致战争的合理性。但是“权力转移”理论依然是有严重缺陷的，和“霸权稳定论”以及“修昔底德陷阱”等一样，都是建立在竭力维护美国霸权基础之上的，因此不可避免打上了深刻的意识形态烙印。而且从“权力转移”理论提出至今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世界政治经济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于当今世界中美两国既冲突又合作的新变化该理论并不能作出合理地解释。因此，中美关系冲突风险防控机制的建立还是得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找良方。

上述四种理论对中美关系冲突风险的不同解读如表1所示。

3 马克思主义国际观对建立中美关系冲突风险防控机制的启示

马克思认为：“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7]。”“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8]。”对于美国霸权政策和强权政治，主张建立以道德与正义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马克思指出，霸权逻辑和殖民政策必然造成国际冲突，对中国主权的肆意践踏和侵犯，是基于资本逻辑催生的殖民扩张意志，完全无视国际平等与公正的关系准则，以战争的“提货单”方式实现和满足资本主义利益[9]。马克思强调工人阶级的责任是“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使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

马克思的国际观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逻辑起点之上的，对建立中美关系冲突风险防控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一方面，从理论上来看，我们要以发展的、动态的、矛盾的、辩证的视角去理解和分析国际社会的矛盾运动和发展，看到美国资本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较量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为了取得最终胜利就必须对中美关系的各种风险和挑战提前采取适当的策略进行防范和化解;另一方面，从实践中来看，我们更要看到抵抗美国霸权的正义性，这不仅是在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是在为维护国际公平和正义做贡献，因而我们要有一定会取得最终胜利的坚定信心，在遇到美国极限打压中国的突发事件时要临危不惧，冷静沉着，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

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也生产了自身的掘墓人，它的灭亡注定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红旗插遍全球也必将实现。

4 结论和思考

即将过去的2020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美国不顾国内因疫情和种族问题严重撕裂，纠集一些西方盟国对中国进行全方位极限打压，中美关系到了战争的临界点，危在旦夕，急需建立风险防控机制。本文认为，权力转移理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虽然提供了分析中美关系的不同视角，但它们对中美关系冲突风险的解读都是不全面的，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国际观来构建中美关系冲突风险防控机制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S tephen D.Krasner.International Regime[M].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

[2]ohn Herz.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J].World Politics，1950，2（2）：171.

[3]罗伯特·杰维斯，秦亚青.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4]苏长和.讨论世界秩序需要认真反思的一个现代政治问题：对立冲突的秩序观深深影响人类政治文明[N].北京日报，2018-7-2（16）.

[5]A.F.K.Organsky.WorldPolitics[M].new York：AlfredA.Knopf，1958.

[6]A.F.K.Organsky.WorldPolitics[M].new York：AlfredA.Knopf，1968.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责编：王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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