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档案学研究对策研究论文

关键词：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摘要：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从项目类型、地域分布、单位分布、立项主题等方面对十二五期间“图书情报文献学”学科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的统计和分析，揭示我国图书情报学研究力量分布状况，探讨十二五期间图情学科的新趋势。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我国档案学研究对策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我国档案学研究对策研究论文 篇1：

近5年《人大复印资料·档案学》（2010—2014）全文转载情况计量分析

[摘 要]以近5年（2010-2014）全文刊载在《人大复印资料·档案学》上的期刊论文为数据来源，分别从论文的时间与数量、来源期刊、作者单位、主题内容四个方面进行计量分析，试图了解和揭示我国档案学研究基本概况。

[关键词]人大复印资料；档案学；计量分析

《人大复印资料》（以下简称《资料》）是国内享有盛名的二次文献刊物。该刊一直秉承“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理念，基于三千多种公开发行的杂志期刊，精选出具有代表性、创新性的高质量学术论文。《资料》共128专题，涉及管理、文史等多学科内容，具有内容丰富、观点新颖、学术性强和较高的权威性等众多特点[1]。其中“G7档案学”专题，双月刊，精选学科最前沿的理论及档案管理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还特设“海外纵览”专栏，分享世界各国档案理论及管理的先进技术和方法，深受广大档案工作者的青睐，权威性较高，可作为档案工作者学术成果和科研水平评比的参考标准。

一、文献时间与数量分布

根据文献老化规律，随时间的增长，文献内容越发陈旧过时，老化程度越高，其参考利用价值逐渐衰减乃至失效，近年来发表的文献，老化速度较慢。所以本文对2010-2014年来《资料·档案学》载文进行统计，尽可能的了解和揭示当前档案学科基本概况。由图1可知，2010-2014年来全文转载的档案学方面的论文合计401篇，平均每年约80篇，每期13篇。由此可见，《资料·档案学》每年全文转载论文数量基本保持稳定。在CNKI以“档案”为关键字篇名检索出2010-2014论文总量约为68012篇，年均13602篇，《资料·档案学》这5年全文转载论文的比率仅占0.59%。由此可见，我国档案学文献被《资料》全文转载的概率之低，但也正说明了被转载论文质量之高。因此，通过对全文转载的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可大致了解档案学科的基本概况。

二、文献期刊分布

根据布拉德福定律，一个学科论文分布出现集中—分散现象，即大部分该学科论文相对聚集在一定数量期刊上，剩余小部分论文依次散布在其他众多期刊上。从图2可知，《资料·档案学》401篇论文来源期刊种类较丰富，总计42种，除档案期刊杂志外，还涉及图书、情报期刊、学报等。其中，档案学期刊18种，共占42.86%；图书、情报6种，占14.29%；学报15种，占35.72%；其他3种，占7.14%。由此可知，《资料》取材广泛、类型丰富，为选材的全面性提供了保证；同时又体现了学科间交叉、融合性，具有一定渗透力。根据档案教育网上发布的期刊一览表（2012年版）可知，档案专业期刊的数量21种，核心10种。被全文转载401篇论文中，档案学专业期刊18种，占全部档案学专业期刊总量的85.71%。这说明我国多半档案期刊都有被其刊载过，表明了档案领域杂志刊物整体质量水平较高，学术权威性较强。档案学核心期刊10种，全部榜上有名，转载论文共346篇，共占86.28%，平均每年转载69.2篇，转载量远超过其他期刊。由此可知核心期刊是《资料·档案学》转载文献最主要来源，是我国档案学研究的主体。

三、作者单位分布

由图3可知，档案学研究队伍不仅包括高等院校、档案局、档案馆、科研单位，还有图书馆、企业等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们。其中，高等院校共291篇，占72.57%，是我国档案学研究队伍的主要力量；国家、地方的档案局、档案馆、科研单位的研究群体也是一只不可忽略的队伍，共占19.95%；还有少量的论文来源于图书馆、企业。以上数据表明高等院校是我国档案学研究主要阵地，汇聚了大批优秀学术工作者，同时还包括实践工作者、科研学者等成员，共同构建了我国档案学研究团队，推进档案事业的长足发展。

四、文献专题统计分析

2010-2014年来《资料·档案学》共包含理论探讨、档案管理、政策与法规、等10个专题[2]。本文将10个专题文献进行细分，得出如图4所示。笔者对文献量化结果进行内容归纳与分析，得出以下几点：

（一）档案信息化是信息技术时代档案学研究发展必然趋势

由图4可知，档案信息化研究类文献最多，共有123篇，占30.67%。信息技术为档案信息化提供了技术支撑，配备科学合理的资源规划、整合、開发体系，便于实现传统档案的数字化、网络化。自1997年来，档案信息化研究逐渐成为档案领域关注的对象。

首先，电子文件的出现，引起档案学界研究热潮。共有50篇，占12.47%。由于电子文件自身具有系统依赖性、易复制篡改等特点，其真实性、安全性、证据性引起了档案学界的一番探讨。学者分别从技术、管理、立法层面分析出影响其真实性、安全性、法律证据地位的因素并提出对策。

其次，档案数字化研究受关注。对于什么档案应该数字化，那些应该优先数字化，即数字化标准问题是数字化建设工程中的核心问题。北京市提出档案数字化规范系列地方标准，包括纸质档案、照片档案、成果储存等规范标准，促进了全市档案数字化工作发展。数字化有效解决馆藏堆积问题，改进了传统档案利用方式而不受时空限制，有利于推进国家信息化建设进程，但我们仍需清醒认识到，在数字化建设过程中，如一味追求量的满足，而不考虑实际需求，不进行社会需求分析，那么盲目的对浩如烟海的馆藏档案进行数字化无疑是一件费时、费力的巨大工程。

此外，我国信息化建设实践工作水平还可以从档案网站、数据库建设等方面体现。档案网站是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关键一环，是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建设的主要依托[3]。档案网站实践建设仍存在太多问题，如实用资源缺乏，特色资源匮乏，内容更新不及时等。孟世恩等人提出网站建设要以本馆资源为基础，以技术为支撑，整合档案网站，实现资源共建共享[4]。

（二）政府信息公开环境下档案开放、利用与服务引起关注

随着信息需求的增多，在政府面向公众开放信息的大环境下实现档案开放、利用与服务逐渐成为一个趋势。由图4中档案管理专题中，档案开放、利用与服务所占篇数最多，分别为21篇、30篇，共占12.72%。这表明了我国档案开放、利用与服务研究逐渐被提上日程。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各级档案部门开始积极响应档案开放、利用政策，学者纷纷对其提出见解和总结，理论研究成果颇丰，而现实却是“以不公开为原则，公开为例外”。对此，黄静提出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把握与政府合作的良好契机，争取在档案馆开展政府信息的公开工作，从而带动利用工作的发展[5]。

档案工作者埋头于浩瀚如海的档案整理中，忽视了用户利用服务，是传统档案工作常态。对此，徐拥军等人提倡档案服务以用户为中心向知识服务过渡，主张主动服务、个性化服务等[6]。

（三）档案信息立法成为我国档案法律、法规研究热点

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泄密、信息丢失、专利信息侵权等问题接踵而来，给档案法律、法规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档案信息立法趋势研究成为热点。由图4可知，档案法律、法规研究论文仅19篇，共占4.47%，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其中大多数论文主要集中在信息立法研究，包括信息公布、信息安全、知情权与隐私权等方面。吴雁平提出在不违背信息立法原则的前提下，要针对不同的档案信息，分级别、分层次、分内容，制定与未来信息立法相应的配套档案法律法规和政策[7]。档案事业和谐发展是以档案信息法律为保障，借助法律的强制性来规范。

参考文献：

[1]白崇远.《资料》（1996-2000）对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论文全文转载状况计量分析[J]泰安师专学报，2009，24（2）：103-106.

[2]《档案学》杂志简介_档案学_新浪博客[Z]互联网数据，2012

[3]张宁.2011年我国省级档案网站综合测评与分析[J]档案学研究，2011（5）：66-71

[4]孟世恩，任民锋，徐树林.对我国档案网站中信息资源建设问题的思考[J]档案学研究，2008（3）：40-43

[5]黄静.政府信息公开与档案利用服务工作整合的可行性研究[J]档案学通讯，2007（6）：39-42

[6]徐拥军，陈玉萍.传统档案服务向知识服务过渡研究[J]北京档案，2009（4）：17-18

[7]吴雁平，我国信息立法趋势与档案法律法规建设研究[J]档案管理，2012（3）：30-32

作者简介：刘晶，1990年7月，女，土家族，重庆秀山，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档案学专业，2013级研究生，档案学理论与实践方向。

作者：刘晶　李永

我国档案学研究对策研究论文 篇2：

十二五时期我国图书情报文献学研究的新趋势

关键词：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摘 要：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从项目类型、地域分布、单位分布、立项主题等方面对十二五期间“图书情报文献学”学科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的统计和分析，揭示我国图书情报学研究力量分布状况，探讨十二五期间图情学科的新趋势。

作者简介：栗霞（1968-），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王美芳（1977-），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

获得经费的多少往往是衡量一个研究人员研究水平和研究实力的最重要的指标。在我国，则可以是否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衡量依据。因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我国目前唯一的国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类的基金项目，代表着全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而该基金的立项课题，往往代表着某一学科研究的新动向、新趋势，对该学科的发展发挥着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进行量化分析，就可以较为准确地把握学科研究热点领域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笔者选择十二五期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为研究对象，通过对2011、2012、2013年立项项目的统计和分析，揭示十二五期间图情领域的新变化。

1 研究方法

关于数据来源，笔者依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办公室网站所公开发布的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2011、2012、2013年年度项目立项情况（由于西部项目公布时没有注明学科类型，故此处数据不包括西部项目情况），以一级单位为统计对象，以Excel为统计分析工具。

查阅时间为2013年7月18日，以此为数据源，对项目的地域分布、主题内容等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立项项目的数量和类型分析

十二五期间，即已经公布的2011年、2012年、2013年来看，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立项数分别为96项、114项、130项（见表1），平均每年立项113.3项，比十一五期间的平均数60.4项，增加了近一倍。

从项目类型上看，十二五期间重点项目21项，所占比例为6.2%，比十一五期间的比例3.3%增加幅度较大，涉及内容有维护安全与发展战略的情报理论与体系研究、面向泛在信息社会的国家战略及图书馆对策研究、数字图书馆信息安全管理标准规范研究、档案学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等。一般项目立项数量为176项，所占比例为51.77%，比十一五期间的比例64.6%，下降了13个百分点；青年项目立项数量为143项，所占比例为42.06%，比十一五期间的比例32.3%，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总体来看，与十一五相比，国家十二五期间在各类型项目比例上有所调整，重点项目略有增加，说明国家还是比较重视新时期图情领域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一般项目比例持续下降，青年项目增幅甚快，说明国家高度重视后备队伍的建设和培养，采取了切实措施以更快促进青年学者的成长。特别是2012、2013申报指南均规定：“申报课题的平均资助额度为：重点项目25万元，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15万元。”青年项目和一般项目的经费相同，均为15万元，切实体现了国家对青年学者的倾斜政策。

至于自筹经费项目的消失，除了有学者认为的原因外，自筹经费由一定难度，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面越来越广，申请立项机会相对增多；自筹项目不如其他三种类型的项目影响大。另外的原因亦不容忽视，很多高校在职称评定中不认可“没有经费”的项目有很大关系，如某某师范大学就在《某某师范大学关于申请高一级教师岗位的条件》中规定：“上述所有项目均指经费进入学校财务的科研项目。”该校在职称评审中对没有经费资助的项目一律不予认可。再有，不少高校对研究人员所获得的国家项目都有配套经费支出，你所获得的项目没有经费，自然也就无法配套了。这些都让研究者不再感兴趣申请自筹经费项目。

再有，有学者在论文中断定图情学科“未得到国家的足够重视”，依据理由是“图书情报学的立项数总是低于22个学科的平均立项水平，在22个学科中立项数的总排位始终处于12～13位。”此说颇有可商榷之处。立项的多少，自然与学科是否得到重视有关，但其实更加相关的是与该学科的研究力量总数有关，也与申报总数有关。就全国而言，图书情报学还是个小学科，立项数处于平均水平是正常的。

2.2 立项项目的省际分布（见表2）

注释：2011年军队（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所立3项，因地处上海，便归于上海；同理，2012年军队（南京政治学院）所立3项归于江苏；武警学院所立1项归于河北；2013年军队（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所立2项归于上海，国防科技大学所立1项归于湖南；2013年兵团（石河子大学）所立1项归于新疆。

表2反映出，十二五期间，31个省（市、区）皆获得了立项，但省际差异较大。

2.2.1 北京仍保持领先地位，但优势在不断缩小。三个时间段，北京皆排名第一，但这种领先优势有随时间的推移不断缩小的趋势。这种趋势表现在：其一，北京立项的比例在不断降低，三个时间段分别为：19.79%、17.54%、13.85%；其二，北京与后面省份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十五期间，北京的立项数（49项）为二至五位省份（湖北19项、上海16项、湖南8项、天津8项）的总和（51项）几乎相当，而在十一五期间，北京的立项数（63项、57项）仅为二至三位（湖北35项、上海30项）的总和，十二五期间，排名二至三位的上海37项、江苏36项的总和63项超过了排名第一的北京的立项数57项。

2.2.2 第二层次（二至五位）难分伯仲，广东和江苏跻身第二方阵。十五期间，江苏仅为第六位，广东更是只排在第八位。而在十一五期间，江苏升至第四，广东升至第五。十二五期间，江苏更是超越老牌强省——湖北，名列三甲。广东虽仍位列第五，但与排名第四位的湖北差距只有4项。其他研究者对十一五期间的统计与此类似，“北京地区一枝独秀，湖北、上海、江苏、广东地区立项差距在缩小，显示这四个地区研究实力逐渐平衡。”十二五期间的立项数愈加证明了这一点，上海、江苏差距只有一项，湖北、广东之间的差距也只有4项目。

2.2.3 区域分布差距有所缩小，但仍较为明显。大陆31个省（市、区）皆获得了立项，这与十一五开端2006年云南、青海还没有获得，有了较大改变。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有国家指导思想的转变，有照顾的成分在内。而且各省之间的差距还是相当之大的。立项最多的前5个省份（北京、上海、江苏、湖北、广东）170项占有全国立项数量的正好一半，与其他26个省份的立项数相同，但就北京市的立项数量（57）就比排名后16个省份的立项总和（56）还要多一项。

2.3 承担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的机构（见表3）

由表3可知，承担项目最多的8个机构共承担项目76项，占项目总数340项的22.35%，接近四分之一，其中承担项目最多的是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武汉大学和南京大学。值得指出的是，中山大学由十一五期间的第7位跃升为第四位，传统强校北京大学退居第六位，说明其他学校在奋力追赶，国家图书馆一跃而为第六位，反映了在行使公共服务职能的同时，近年来特别重视科研工作，2013年更是获得了9项重点项目中的2项，表现颇为引人注目。原来分列第三位和第七位的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未能位列前八名，而黑龙江大学从原来的籍籍无名到此次的金榜题名，显示了新生力量的崛起。

2.4 预期成果类型

从项目的成果形式看，目前，申报人选择了4种类型：研究报告、专著、专题论文集、电脑软件，工具书不再作为成果类型，这是因为申报指南中明确指出，“不支持以工具书为目的的研究”。作为提供对策研究的研究报告居第一位，有218项，占总数的64.12%，这反映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智库性质，专著的比例减少，原因可能有三：一则说明专著的系统性较强，需要深厚的学术实力；二则可能是专著多系个人独力撰写，而现在非常强调科研团队的协同作战；再者，专著需要的周期较长，不利于快出成果。

2.5 项目研究周期按照国家社科基金的规定，“项目一般以二至三年为宜”，十二五期间立项项目预计的研究周期统计（见表4）。

注释：“项目数”栏括号外是2011、2012、2013年的总计，括号内三个数依次是2011年的项目数、2012年的项目数；2013年的项目数；“百分比”栏括号外是2011、2012、2013年三年之和的百分比数值，括号内三个数依次是2011年的百分比数值、2012年的百分比数值、2013年的百分比数值。

项目研究周期的计算应该以项目正式发布之日算起，与研究者预期完成项目的时间相比，立项项目的研究周期多集中在2.5～3年，与刘文云等的统计1994年到2006年间预期1.5年以内的占42%相比[3]，预期1年、1.5年的项目2011、2012再无出现，2013年也只有区区7项，2012年预期2年完成的没有，而在上述刘文云等的研究中，3.5年之上的只有1%，而十二五期间预期3.5年以上的占到了11.48%，增加了10个百分点，反映了人们的研究态度更为慎重，同时也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办公室加强了对项目的管理、监督有关。表明了管理越来越规范。

2.6 立项项目的研究内容分析（见表5）

2.6.1 研究内容的范围。十二五期间立项项目的研究内容依然延续了过去范围广泛的特点，既包括基础理论研究课题，如“类序研究”、图书馆资源组织语义化理论及方法研究，也涵盖了对策咨询性较强的应用性研究课题，如基于我国文化发展新战略的公共图书馆政策建设研究、面向泛在信息社会的国家战略及图书馆对策研究等，体现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包容性，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学等各个分支学科，涉及基础学科理论、现代信息技术、历史发展、专业教育等不同的方面。

2.6.2 研究内容的频度。在立项的340项课题中，“信息服务与用户研究”类46项，位居第一位，是学界关注的首要热点，其他20项以上的课题类型有：图书情报档案事业24项、信息资源建设与管理23项、知识管理29项，信息技术研究32项，理论研究与学科调查27项，法规政策与标准研究24项，信息检索26项，上述内容可以说都是本领域最为重要的研究主题，也代表了学科前沿，是为本学科的核心领域。知识管理、信息检索都是本学科新的学术增长点。

2.6.3 重视社会服务研究。特别注重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立项的重点项目此类倾向就更为明显，如“维护安全与发展战略的情报理论与体系研究”、“基于信息共享的网络舆情信息工作机制建构与服务内容研究”、“图书馆面向残疾人的服务模式与规范研究”。

2.6.4 注重信息技术的应用研究。近年来，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本领域所依托的机构图书馆、情报所、档案馆等都是信息技术大有用武之地的场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等的应用已经成为图书情报工作的重要技术基础。这方面的研究皆为研究者所重视。

2.6.5 进一步面对图情领域新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国家社科基金强调面对新问题，要跟进研究，提出有价值的可操作性方案。比如公共图书馆（含档案馆）的发展与变革是当前亟待研究的新问题，2012年就有立项，分别为：我国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政策与保障研究、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的生存环境与功能定位的变革研究、我国公共图书馆社会形象的定位研究。2013年又有立项，分别为：公共图书馆为阅读障碍人群服务的理论、方法与对策研究、公共图书馆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与建设学习型社会研究、中外公共档案馆发展路径比较及对策研究。

3 结语

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是当前我国研究者获取纵向项目的最重要来源，在支持学术研究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从以上分析来看，十二五期间，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学资助项目的数量呈现大幅度增长趋势，在区域分布方面，虽然北京等五大地区仍处领先地位，但领先的优势有逐步缩小之势，进一步走向平衡，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均有立项，也体现了国家的导向作用。从学校分布来看，亦有此趋势。研究领域也是兼顾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应用。从立项周期来看，研究者的研究态度更为严肃，也更加慎重。

参考文献：

[1][2][3][4]张晓阳，曹曼.我国“十一五”期间图书情报学研究力量分布—— 基于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分析[J]. 图书情报研究， 2011（3）：41-45.

[5] 刘文云，耿庆军，李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图书馆· 情报文献学”立项分析研究现状[J].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7（4）：82-87.

（编校：严真）

作者：栗霞 王美芳

我国档案学研究对策研究论文 篇3：

CAJD电子文件研究高被引文献的知识图谱分析

摘 要：为总结我国电子文件研究的有关情况，运用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方法，借助相关计算机软件，结合利用可视化工具绘制的知识图谱，从文献来源、作者、机构、主题、文献被引等多个角度对CAJD收录的1996年～2013年国内电子文件研究的高被引文献进行相关统计和可视化分析。

关键词：电子文件;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知识图谱;CAJD;CiteSpace;1996～2013

1  引言

电子文件（Electronic Records）是指在数字设备及环境中生成，以数码形式存储在磁带、磁盘、光盘等载体，依靠计算机等数字设备阅读、处理，并可在通信网络上传送的文件。[1]具有参考和利用价值并作为档案保存的电子文件（归档电子文件）[1]便是档案。电子文件也称作“数字式文件”，最初人们大多使用“机读文件”（Machine-Readable Records/Documents）这个概念[2]，电子公文、电子文档、电子档案、数字文件、数字档案、机读档案、虚拟文件、虚拟档案等是与之相似或相关的术语。

上世纪60年代，信息技术发达的欧美国家开始了电子文件的研究与管理实践。我国的研究和管理实践起步较晚，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介绍国外电子档案的研究与管理情况、翻译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到开展探索性的研究。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开始增多，理论研究逐渐系统深入。与此同时，国家档案局于1996年成立了电子归档研究领导小组，并陆续发布了《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GB/T 18894-2002）、《电子公文归档管理暂行办法》（2003）等一系列标准、规章和文件，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电子文件的研究和实践。

在中国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AJD）收录的1996年以来的13万余篇档案学、档案事业类文献中，有关电子文件研究的文献近1.16万篇（2014年5月16日检索），占比超过8.8%，可见电子文件研究是近二十年来档案领域研究的热点和重点。

对这一研究领域近20年的演进、热点方向、发展趋势进行相关分析有助于电子文件研究的深入。此前也有一些相关研究，如陈丹丹对1991年～2000年这10年间我国研究电子文件论文的统计和分析，探求电子文件研究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3];曹芳通过对近十年（1993年～2002年）来发表在我国档案事业类中文核心期刊上的电子文件研究论文的数量、内容以及主题分布进行统计与分析，了解我国电子文件的研究现状，并对电子文件的未来发展进行预测[4];张宁对2010年我国电子文件管理理论研究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归纳总结出2010年我国电子文件管理理论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和进展。[5]

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本文采用自编的计算机软件进行了相关统计，并利用可视化工具CiteSpace绘制知识图谱进行分析。

2  文献来源、研究工具与数据处理

2.1  样本文献来源。研究的样本文献来自中国知网（CNKI）的中国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AJD），检索时兼顾了电子文件的其他相似或相关术语，以检索表达式“（KY=（电子文件+数字式文件+机读文件+电子公文+电子文档+电子档案+数字文件+数字档案+机读档案+虚拟文件+虚拟档案+电子型档案+数字化档案） OR TI=（电子文件+数字式文件+机读文件+电子公文+电子文档+电子档案+数字文件+数字档案+机读档案+虚拟文件+虚拟档案+电子型档案+数字化档案）） NOT （KY=（数字档案馆+电子档案馆+虚拟档案馆） OR TI=（数字档案馆+电子档案馆+虚拟档案馆））”进行专业检索。由于1995年前文献数量较少，时间范围选定为1996年～2013年，学科领域限制为“档案学、档案事业”，检索时间是2014年5月16日，检索结果为11606篇。在检索结果基础上，分别按年度选取被引次数大于等于4（1996年～2010年）、大于等于3（2011年）、大于等于2（2012年）和大于等于1（2013年）的文献作为初选样本，共计1679篇，剔除误检的不相关文献（领导讲话、标准等）、重复文献（含一稿多投）后，得到用于分析的文献共计1138篇。

2.2  研究工具。本文研究工具主要有两个，一是由美籍华人陈超美开发的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 Ⅲ[6]（版本号3.7.R7），可用于生成知识图谱，导出相关数据和统计报表，计算突变率、中心性等;二是作者自编的关系型数据库软件，可用于部分数据项的规范或补充，添加必要的统计项，提取同名作者进行区分，选择用于统计分析的样本，快速生成相关统计数据或报表，生成用于CiteSpace处理的数据格式文件。

2.3  数据处理。文献分析是否准确可靠，最重要的就是数据质量。作者将下载的题录信息导入自编软件，对照原文逐一核对了作者、篇名、机构、关键词、刊名等字段，对明显不合理的关键词进行了必要的拆分或合并，补充了部分内容不完整的字段，规范、统一了大多数机构名称和部分关键词，删除了CAJD中计算机自动标引（机标）的关键词，同时剔除了不相关文献。

经过以上处理，由自编软件生成了可用于CiteSpace的WOS格式数据文件。

3  研究文献的计量与可视化分析

本文的相关计量数据主要由自编软件统计得出，表格也依据统计数据编制，其中样本文献的年代分布、作者与机构发文、关键词词频等经与CiteSpace软件的有关处理数据或报表比对，统计结果基本一致。作者合著网络图谱、研究热点主题图谱等由CiteSpace软件生成。

3.1  发文年度及来源分布。CAJD收录的1996年以来有关电子文件研究的高被引文献年度分布如图1所示。从图1中可以看出，2000年～2012年，每年的高被引文献都在60篇以上，反映出2000年以来，国内电子文件研究成果丰硕，且较高水平论文较多。

图1  CAJD高被引电子文件研究文献的年度分布

利用自编软件对样本文献来源进行统计，样本文献来源于211种期刊，其中147种期刊仅1篇被选入统计分析样本中。分析样本中载文数前20位的期刊如表1所示，这20种期刊收录的高被引文献达853篇，占统计分析文献的近75%，巧合的是，排在前十位的是包括《档案》在内的档案类的核心期刊。

表1 高被引样本文献来源期刊载文统计（单位：篇）

3.2  样本文献作者和机构统计与分析

启动CiteSpace软件，建立一个项目及项目目录和数据目录，将WOS格式文件装入数据目录，选择网络节点为“Author”，完成相关设置（主要设置见图谱左上角，下同），由软件生成作者网络图谱（图2），为便于图谱的识读和分析，对软件生成的图谱的节点位置进行了调整。图中的圆为作者节点，圆越大，表明作者发文越多（包括非第一作者）;节点色环的颜色代表发文年份（对应图上部色条颜色代表的年份），色环的厚度代表相应年代发文的多少;节点间的连线表明作者间有论文合作，连线的粗细代表合作的频度，连线颜色对应的是首次合作的年份。

图2   CAJD高被引电子文件研究文献作者网络图谱

由图2可以看出，国内已形成了几大电子文件研究的团队，图中圈出了部分科研产出能力较强的团队，如以冯惠玲、刘越男等为核心的中国人民大学，以张正强为核心的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以何嘉荪为核心的浙江大学等。团队中节点数量较多，大节点较多，且色环颜色多样，表明团队作者及高发文作者较多，1996年以来的多数年份都有成果。节点间连线仅17条，表明合著文献较少。

利用自编软件进行统计，1138篇样本文献涉及作者共计1112人，1523人次，其中独著850篇，两人合著221篇，三人合著48篇，四人及以上合著19篇，表明作者间的合作不多;全部作者来自525个机构。表2和表3分别列示了高发文作者和高发文机构及发文量（发文数中“+”后为第二作者发文数）。

表2 高发文作者及发文量（单位：篇）

表3 高发文第一机构及发文数量（单位：篇）

对照表2、表3和图2，表中数据结果与图谱呈现基本一致，同时也验证了科研产出能力较强的团队是中国人民大学、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等。

3.3  样本文献主题统计与分析。在期刊文献中，关键词最能反映文献的主题，因此，利用关键词进行主题分析。样本文献中有机标关键词文献556篇，无关键词文献10，为减少可能出现的偏差，主题统计与分析未使用机标关键词。在CiteSpace中选择网络节点为“

    图3   CAJD高被引电子文件研究文献主题网络图谱

值得一提的是，图谱清晰地呈现出了电子文件（数字档案）研究的特点，图中各节点与电子文件、数字档案、档案管理和管理等具有高中心性的关键词连线最多，说明如何管理电子文件是研究的动因;与管理相关的自然是电子政务、对策（安全保存、信息安全）、管理系统以及信息化等。

经自编软件统计，作者标注有关键词的572篇样本文献共有关键词1976个个，篇均3.45个，共涉及关键词690个，其中仅出现1次～3次的关键词分别为484、86和35个，比重很大，对统计结果有一定影响。将统计结果与CiteSpace生成的数据报表整合为表4，表4列出了频次前20位的高频关键词及其中心性。

表4  高频关键词的中心性及词频数

表4中，电子文件、数字档案、档案管理、管理、电子政务、对策这几个关键词的中心性值均大于0.1，关键词安全保存和信息化的中心性值接近0.1，这些关键词代表了电子文件研究的热点。

3.4  样本文献被引统计与分析。文献被引频次一般反映出文献在某类研究中的价值。由于CAJD下载的题录不带引文，无法利用CiteSpace生成相应的知识图谱加以分析，进而总结经典文献和知识基础。为弥补这一不足，作者利用CAJD的被引数据和自编软件生成了高被引作者文献被引统计表（表5）、高被引文献被引统计表（表6）和年度文献篇均被引统计表（表7）。

表5 高被引作者文献被引统计表（单位：次）

透过表5和表6可以发现，冯惠玲、何嘉荪、刘越男、刘家真、安小米、库克、于丽娟等是国内电子文件研究最具影响力的作者，被引排在前15位的作者的文献被引频次达2382次，占统计样本总被引数的近1/4;中国人民大学和浙江大学、武汉大学、苏州大学等是最能代表国内电子文件研究水准的机构。而高被引的库克的《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件观念：后保管及后现代主义社会里信息与档案管理中面临的一场革命》、冯惠玲的博士论文《拥有新记忆——电子文件管理研究》系列摘要及《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件管理的共存与互动》和《论电子文件的风险管理》、邱晓威的《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的管理问题与对策》、安小米的《文件连续体模式对电子文件最优化管理的启示》等无疑是电子文件研究的经典基础性文献，被引前20位的论文被引1039次，占统计样本总被引数的10.88%。

表6  高被引文献被引统计表（单位：次）

表7 被引文献年度篇均被引统计表（单位：次）

结合表7的年度篇均被引数，还可得出这样的结论：1997年～1998年、2002年～2003年是国内电子文件研究的高水平阶段。

4  结语

通过以上统计分析，研究结果可以归纳为：电子文件研究热度持续，每年都产出有一定影响力的高水平成果;中国人民大学、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武汉大学、浙江大学、苏州大学等是国内电子文件研究科研产出能力较强且水平较高的机构;冯惠玲、何嘉荪、刘越男、刘家真、安小米、于丽娟、张照余等高产且高被引的作者是国内电子文件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作者;库克是对国内电子文件研究产生深刻影响的国外学者;以解决管理问题为目标和驱动的电子文件研究始终是研究的热点。

本文采用的研究工具CiteSpace是近年国内进行文献分析使用较多并公认较好的一款软件，目前在档案文献的分析研究中运用还不多。尽管该软件可用于分析中文文献，但使用中会面临两个主要问题，一是需用转换程序将分析数据转换为WOS格式，但无论转换前还是转换后要对分析数据进行清洗都比较困难和麻烦（包括部分数据项的规范、缺项补充、剔除重复和误检题录、机标关键词是否采用等）;二是由于CiteSpace相关阈值等的不同设定可能导致图谱节点大小及报表个别数值与实际统计结果有些不完全一致，如作者发文数量不区分作者排序、不区分同名作者而使得图谱数据与用通常方法统计结果的个别不一致。作者用自编的软件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同时自编软件的计量结果还可与图谱及由工具软件导出的数据相互印证。因此，分析工具再好，也需要有“干净”的数据做基础，更需要使用者严谨的研究态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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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陈丹丹.1991-2000年我国电子文件研究论文统计与分析[J]. 档案与建设，2002（9）：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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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hen Chaomei. CiteSpace： Visualizing Patterns and Trends in Scientific Literature[CP/OL]. [2014-06-15].  http：//cluster.ischool.drexel.edu/～cchen/citespace/download.html.

[7] 李晓明，宫启生，谢静静. 2001年-2013年国内档案数字化研究文献分析[J]. 档案管理，2014（4）：51-53.

（作者单位：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图书馆（档案馆）  来稿日期：2014-10-17）

作者：李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