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对策研究论文

[摘要]都市圈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形态。我国目前已形成了27个都市圈，空間格局呈现东南密、西北疏、沿海和沿江分布的特点，发展阶段由东向西逐步递减，与我国重大战略存在空间一致性。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对策研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对策研究论文 篇1：

国内区域警务合作机制发展趋势理论评述

【摘要】“十三五”规划以来，我国区域协同发展面临新形势，对公安机关提升治安治理能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虽已建成以打击跨区域犯罪、服务区域警务的区域警务合作机制，但该机制的发展趋势亟待理论解读。文章通过对我国区域警务合作机制的生成演化、路径及发展趋势进行总结分析，助推我国区域安全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

【关键词】区域合作 警务合作 区域警务合作机制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环境，“十三五规划”将我国区域协同发展概括为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①面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公安机关亟待顺势完善区域安全与公共服务的职能，提升区域安全治理能力。

警务合作可以理解为区域警务协同治理。自2010年9月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先后签署七个区域警务合作协议，初步形成区域警务合作框架。现已建成的区域警务合作机制，对于有效整合资源，打击犯罪和提升社会治安防控能力，成效显著，意义深远。区域警务合作机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强化了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的精确度和力度，同时整合了警务资源，形成团队作战合力。但在取得成效和进展的同时，这一合作机制也存在着来自外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尤其是区域协同发展的新趋势和公安改革过程中组织机制变革带来的挑战。因此，在新的“十三五”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亟待对区域警务合作机制的发展趋势进行理论梳理和分析。

关于区域警务合作的产生与发展

区域合作的概念早期是在区域经济和区域公共管理领域中提出的，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早期的区域警务合作研究，更多涉及的是国际警务合作。打破警务管理区划的局限，建立区域间的警务合作，是一种发挥资源共享、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并实现合作双赢的良性机制。该机制不仅简单易行节约资源，而且很好的体现整体性治理理念。就区域警务合作演化进程和方式而言，可分为区际警务合作、跨区域警务合作以及区域警务合作等方式。早在20世纪70年代，区际警务合作就已启动，所谓区际警务合作是指在“一国两制”条件下，根据中国大陆同港澳台地区不同的法域规则，为共同打击犯罪而进行的相互合作与协助的警务活动。自20世纪80年代，香港与广东就启动了警务合作。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2000年以来建立了定期会晤工作机制、联合行动机制、情报交流工作机制等。在两岸四地区际警务合作不断加强办案执法等领域合作的过程中，打击跨境犯罪活动的成效显著，有效提升了警务战斗力。

相较于区际警务合作，跨区域警务合作经历了从静态打击犯罪的警务模式向动态打击犯罪警务模式的转变。早期的跨区域警务合作体现为个案合作的方式，以1983年“二王”案、2000年张君案为例都采取了个案合作的方式。随着经济社会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推进，跨区域犯罪的激增，随之带来了区域间多领域协作模式的丰富。以长三角地区警务合作机制为例，早期的长三角地区警务合作只限于单一警种，即江浙沪刑侦警务协作机制，该合作被认为是我国区域警务合作的开端。随着社会管理创新的不断深入，现行的苏浙皖沪区域警务合作机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刑事侦查单一警种的合作，而是在合作共赢原则的基础上开展应急联勤指挥合作、情报合作等多维度深入合作。可见，现行的跨区域警务合作是回应警务实践需求，以合作为基调的区域警务战略。

所谓跨区域警务合作是一种横向协作模式，以各自的行政区划为准，依据区域安全问题的性质，分层次和等级的不同行政隶属的公安机关或者内部不同警种和部门之间协同行动，即通过警务合作机制的方式达成区域共同体。由于跨区域警务合作在实践运行中存在复杂性，区域警务合作机制逐步形成。在打破行政区划的基础上，基于区域协同发展大战略背景下，公安机关之间根据特殊地域联系、犯罪同源关系、犯罪发展态势关系、区域应急处理突发事件关系等社会治理任务需求，在自愿合作、互利共赢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以维护区域安全、打击区域犯罪、创新社会区域治安治理为共同目标，合作各方、整合资源、协同行动的一种稳定而可持续的警务战略合作关系。从当前我国区域警务合作发展的情况来看，主要的合作类型种类多元，形式多样。②区域警务合作机制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不断关注和发展区域协同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该机制在区域整合的多变性和行政区划非从属性的前提下形成了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协作体系。

关于区域警务合作的路径

从区域警务合作机制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来看，该机制经历了从静态合作到跨区域协议互助再到区域警务共同合作的过程。全国公安机关先后建立的七个区域警务合作都是建立在警务协议的制度基础上，通过契约的方式使合作常态化、规范化、信息化。我国区域警务合作的路径通常有两种选择，一是制度化区域警务合作机制，即在上级政策指导下，以区域协同发展为出发点，根据区域内公安机关间区域整体利益所达成的共识，在制度和组织资源的基础上推动区域警务合作，进而整合区域资源整体，发挥合作优势。二是非制度化区域警务合作，即在传统警务模式下，办理跨区域案件，基于双方或多方合作，所传承下来的警务合作传统。该传统一部分转化为制度化合作机制，另一部分为传统协助模式，至今在打击区域犯罪、应急处突等区域危机合作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区域警务合作机制的路径来看，该机制发展趋势的理论研究正是应现实的各区域警务合作实践需要而展开的。早期的区域警务合作理论研究多是基于该机制的警务实践进行梳理，而对国内警务合作已有模式进行理论梳理与发展趋势判断的相关研究还较为薄弱，亟待在理论上分析我国公安机关面临社会动态治理问题以及对不同的区域警务合作机制发展进行必要性分析和理论分析，科学阐述这一机制的发展趋势，推动区域警务合作向前迈进。

关于区域警务合作的必要性分析

区域警务合作是时代大背景的产物。早在20世纪50年代，国际区域警务合作就伴随地理区位邻近国家频繁的经济往来而产生了，就区域社会治安秩序维护展开探索。早期的区域警务合作是基于两国或多国间相同的文化背景下展开的，这类合作通常采取签署警务合作协议的方式，形成区域一致警务管理对策和方略，共同完成区域治安治理。就警务合作这一事务来看，无论国际警务合作、区际警务合作还是我国区域警务合作，都是由长期以来公安实践不断探索的成功范例发展起来的。目前构建的国内区域警务合作，是一种组织横向架构间的合作伙伴式社会治安治理。因此，区域警务合作机制的高效运行，一方面在于通过区域防范体系的构建，维护了区域社会安全稳定；另一方面在于不断完善合作的过程中，将区域系统稳定和安全放在突出位置。

社会治安“新常态”要求加强警务合作。区域社会开放程度、经济发展速度、人口流动程度、治安控制强度等因素都是影响治安形势的晴雨表。因此，面对社会治安呈现地缘犯罪同域化动态化的新常态，同样要求进一步务实警务合作。地缘犯罪同域化是指在推动区域社会经济加速发展的同时，要面对犯罪以同样速度增长的严峻考验。区域违法犯罪日益突出组织职业化和暴力智能化的特点，流窜作案加剧且时空转换加剧、频率递增。传统警务是在行政区划的框架内开展的，当地缘犯罪同域化发展时，警务工作就会在打防控治安时面临犯罪同域化而警务行政区划之间的矛盾，难以突破行政区怪圈。区域警务合作的大力推进，有助于应对地缘犯罪同域化和动态化发展趋势，将警务便利原则发挥淋漓尽致，全方位打击清查区域内各类犯罪，尤其是跨区域违法犯罪。通过合作打破行政区警务下的孤立和各自为政，将警务活动的整体作战能力有效提升，警务的真空地带不再出现。

公安信息化与规范化促进区域警务合作。新时期的公安信息化是基于大数据、“互联网+”背景下的智慧警务，科技的进步为现代警务机制的建立提供了重要基础。如何真正实现信息情报的生命力和价值，就在于充分的信息交流和情报使用，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区域警务合作正是顺应这一趋势的。同时，公安的规范化建设是基于科学管理基础的标准化与流程化运行，也为区域警务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满足我国区域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一体化发展，构建多层级、多动力、多维向的区域警务合作，既是公安信息化的要求，又是规范化建设的题中之义，从而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公安安全产品的需求变化。

区域警务合作发展趋势的理论分析

当前，公安工作站在公安改革的历史起点上，改革的目标是为了建立与我国第五个现代化③相适应的现代警务机制，区域警务合作机制是现代警务机制中重要的一项社会治理机制，充分发挥了我国的政治优势和体制优势。我国区域警务合作、警种合作机制以及部门合作机制的完善，逐步形成社会治理的整体合力，以区域治安治理为目标的警务合作有效提升了我国公安机关区域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区域警务合作机制顺应警务实战化发展趋势。我国区域警务合作框架形成以来，各区域不断完善合作机制，呈现良好态势，有效提升了警务战斗力。同时进一步深入推进区域警务合作，提升公安机关基层基础工作以及打防管控的实战能力，进而全面提升社会治安治理能力。在合作层级方面，向一线基层延伸，在各区域交界及次区域地带，尤其是派出所、业务警种和巡特警等基层警种，深入推动小区域合作，凸显小、快、灵的特点，使基层一线整体作战和快速反应能力整体提升；在合作对象方面，加强同政府相关部门的紧密合作，进一步推动区域协同警务合作，优化常态合作机制，从四维空间继续拓展警务合作。在合作内容方面，向公安业务横向和纵向延伸，努力拓展到公安机关社会治理、打击犯罪和公共服务诸方面。

区域警务合作机制顺应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趋势。治理理论主张治理多中心化，即治理理论中政府权力的特性为主体之间责任界限的模糊。这种多中心化的直接表现就在于社会力量的日渐强大，区域协同的日渐丰富，使得权力合作伙伴关系和依赖关系的多元化治理主体间协作共赢。权力中心多元化，NGO组织、第三部门及私营组织等行使的权力在得到公众认可的前提下，同样可能成为不同社会层面上的权力中心。多元治理主体在这样的网络中，基于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确立共同目标，并依据和整合各自的资源和优势，在合作与对话当中持续增进相互理解与认同，相互鼓励来共同承担风险，最终使公共事务的联合管理得到确立。

社会治理的多样化治理模式特点和优点表现在：一是社会治理主体多元是一个交流、互商以及参与的过程。现代社会逐步走向多中心化，权力和社会利益逐渐分化，政府服务要获得市民的支持，必须选择合作模式。区域警务合作致力于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提升治安治理能力作为关键因素。首先，该机制坚持以公安政策为原则，考虑地区利益的多样性，考虑不同利益主体在该地区的利益需求，实行不同措施。其次，区域警务合作使权力实现途径多元化，区域治安治理主体间因区域共同的社会安全需求而相互依赖，基于区域治安治理进行协商，解决区域面对共同社会安全治理难题，形成共识，整合共同的利益诉求反映到区域安全治理策略中，各自目的的实现是以共同目标实现为基础。再次，交流、互商及参与机制是重要基础，能够保证区域警务合作的健康发展。多元化的社会治理主体是一个相互合作的关系，实现公共责任的平衡。区域在公安机关的协作关系，本着对公众负责的核心理念进行社会治理，不乏为创新之举。

我国区域警务合作机制顺应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发展趋势。21世纪以来，随着新公共管理式微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整体性治理日渐取代强调碎片化和分散化竞争的新公共管理。整体性治理在西方政府改革的潮流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有效解决了新公共管理中分散化带来的效率低下等问题。整体性治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改革模式，主张从管理走向治理，从部分走向整体，更多地着眼于政府内部机构和部门的整体性运作，强调集中与整合。

重新整合是整体性治理的重要思想之一。这一思想也是对新公共管理碎片化的有力回击，即逆碎片化和部门化。以美国国土安全部为例，在应对“9·11”恐怖袭击时期，美国的警务运行模式呈现出极度分散化，也因此在情报研判和应急处置的过程中产生了低效甚至无效，其实质在于警察组织内部跨部门内部协同的工作机制出现了整合效能不足的问题。从整体性治理重新整合思想出发，要求我国区域警务合作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应为整体公安改革战略服务，必须始终服务于我国公安改革的整体战略，基于公安改革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实现区域警务协同整合与单个地区警务发展之间的统一，适应整个警务系统运行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与改进，实现区域协同作战与跨部门协同作战，从整体把握区域警务合作机制的进一步发展。

追求整体并多元整合的组织结构是整体性治理的又一重要思想。以行政区划为划分基础建立的各级公安机关，都是以科层制为组织架构的，同样面对科层制带来的分工弊端。面对警察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整体性组织理念无疑能够带来区域警务合作的可持续性。我国区域警务合作机制向纵深发展同样要符合这一发展大势，整体合作框架具体表现为各大区形成合作伙伴关系，突破行政区划的单打独斗，从网络结构中为整体处理各种综合性社会突发事件反应滞后等社会治理瓶颈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形成共同领导多个部门，区域整体绩效评估，区域共享工作成果、风险及责任的工作机制。

我国区域警务合作机制在顺应治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区域治理的特点和规律创造并管理新的警务合作系统，并不断创新。所以，我国区域警务合作机制的完善和发展在于统筹机制中的整体要素关系，完善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优化多方整合的组织结构，从而为区域警务合作机制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整体性治理策略。

（作者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新华网，http：//www.china.com.cn/，2016-03-18。

②李侠：“我国区域警务合作现状与思考”，《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12年第7期。

③李景鹏：“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天津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2期。

责编 /张蕾

作者：任捷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对策研究论文 篇2：

我国都市圈的空间格局和发展方向

[摘要] 都市圈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形态。我国目前已形成了27个都市圈，空間格局呈现东南密、西北疏、沿海和沿江分布的特点，发展阶段由东向西逐步递减，与我国重大战略存在空间一致性。新时期，要以都市圈为支撑构建现代区域发展体系，着重在重大国家战略外培育一批都市圈，提升黄河流域和东北地区都市圈发展水平，促进成熟期都市圈向城市群转变，加快都市圈融入新发展格局，最终形成“两横三纵”的都市圈空间格局。

[关键词] 都市圈   空间格局   发展方向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乡融合视角下协调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研究（19BJY059）。

[作者简介] 黄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与区域发展;安树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城市与区域发展。

都市圈是城市地域空间形态演化的高级形式，通常是指以至少一个大城市为核心，以核心城市的辐射距离为半径，所形成的密切联系、分工互补、层次鲜明的同城化区域，具有明显的空间属性（安树伟、孙文迁，2019）。截至2019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60.6%，伴随经济社会活动持续向城市地域集聚，都市圈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作为人口空间分布的载体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指出，要“培育形成通勤高效、一体发展的都市圈”。2019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提出，“培育发展一批现代化都市圈，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可见，发展都市圈已成为加强区域分工互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大城市扩散效应的重要抓手，对于我国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新型城镇格局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与此同时，我国都市圈整体还处于成长阶段，中西部都市圈发育滞后，成熟期都市圈数量较少，都市圈核心城市带动能力不强、内部联系较弱等问题持续存在。基于此，我国都市圈发展的空间格局和发展方向需要深入研究。

一、相关研究综述

（一）关于都市圈识别的研究

都市圈的识别与界定是都市圈研究的基础。其中，人口规模、经济指标和距离要素是较多采用的方法。1977年，美国采用标准一体化区域来描述标准都市统计区，其主要标准包括中心城市人口规模在50000人以上、中心城市所在县的其他部分属于标准都市统计区等。1950年代，日本行政管理厅认为“都市圈”是以一日为周期，可以接受城市某一方面功能服务的地域范围。1960年又提出“大都市圈”概念，规定中心城市为中央指定市，或人口规模在100万人以上，并且邻近有50万人以上的城市等标准，从而将日本划分为首都圈、近畿圈、中部圈、北海道圈、九州圈、东北圈、中国圈和四国圈八大都市圈（张京详 等，2001）。王建（1996）基于日本都市圈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划分出京津冀、沈大、吉黑、济青、成渝等九大都市圈。安树伟、李瑞鹏（2019）则以都市圈核心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规模在300万人以上，在区域内承载着直辖市、省会（自治区首府）城市、副省级城市等重要功能为标准，识别出我国24个都市圈。也有学者基于要素流、直接调查、引力模型、场强模型、断裂点等方法，界定了南京、长春、沈阳、西安等都市圈的范围（孙娟，2003;程大林，2003;李璐，2007;陈大鹏、孙飞，2012;韩刚，2014;闫广华，2016）。

（二）关于我国都市圈空间格局的研究

目前，关于我国都市圈空间格局的研究多聚焦于单个都市圈内部，较少有对全国都市圈总体分布格局进行分析。总体来看，我国都市圈发展水平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发展成熟程度差异显著，不同区域的都市圈发展程度差距较大（梁军辉 等，2018;刘云中、刘嘉杰，2020）。在单个都市圈层面，学术界基于引力模型、通勤联系度、经济联系度等方法对都市圈内部格局进行测算。如韩刚（2014）基于引力模型进行测算，认为长春都市圈呈现明显的圈层结构。钮心毅 等（2018）从跨城通勤联系分析入手，认为上海与周边城市组成的巨型城市区域已经出现了功能多中心的趋势。乔旭宁 等（2007）则从经济联系强度的角度出发，认为乌鲁木齐都市圈存在中心城市辐射力不足、对其他城市发展带动力弱等问题。

总体来看，关于都市圈的基本概念和识别方法已比较丰富和成熟，但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我国都市圈总体格局的研究也需要深入。

二、我国都市圈的识别

（一）都市圈核心城市的选择与范围界定

在分析我国都市圈空间格局之前，要进行都市圈的识别。借鉴安树伟、李瑞鹏（2019）的方法，首先确定出我国都市圈的核心城市。按照标准，一是核心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规模①必须在300万人以上，即核心城市是Ⅰ型大城市;二是核心城市要在区域内承载着直辖市、省会（自治区首府）城市、副省级城市等重要功能，由此筛选出我国28个都市圈核心城市（表1）。其次，分别计算每个核心城市的经济势能量级，并根据经济势能量级确定都市圈的范围。最终得到我国27个都市圈及其区域范围②，结果如表2所示。

（二）我国都市圈发展的综合得分评价

在识别和界定出我国现有都市圈的基础上，本文采用熵值法，选取7类指标计算我国27个都市圈的综合得分情况，在此基础上，按照综合得分低于0.06、0.06～0.15、0.15～0.40、高于0.40的标准将都市圈的类型分为四类，分别为：成熟期（Ⅰ型）、成长期（Ⅱ型）、发育期（Ⅲ型）、萌芽期（Ⅳ型）（表3）。总体来看，我国都市圈发育水平差异较大，其中，上海都市圈、京津都市圈、广州都市圈和深圳都市圈综合得分较高，各类指标得分均位于前列，属于成熟期都市圈;以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和宁波都市圈为代表的都市圈，主要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和中西部交通枢纽，属于发展期都市圈;南宁都市圈、石家庄都市圈、太原都市圈、哈尔滨都市圈综合得分则偏低，多项指标位于末位，属于萌芽期都市圈。评分最高的上海都市圈综合得分是评分最低的哈尔滨都市圈的34.37倍，各阶段都市圈呈现发展期、发育期数量较多，成熟期、萌芽期数量较少的纺锤状结构。

三、我国都市圈发展的空间格局

总体来看，我国都市圈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呈现出以下五个特点。

1. 都市圈空间分布东南密、西北疏

我国都市圈空间分布东南密、西北疏，与我国地理、人口、经济布局基本保持一致，除乌鲁木齐都市圈以外全部位于“胡焕庸线”东南侧。“胡焕庸线”西北侧都市圈平均密度为0.2个/100万平方千米，而“胡焕庸线”东南侧以43.8%的国土面积分布了我国96.3%的都市圈，都市圈平均密度达到6.0个/100万平方千米。从2016—2019年人口年均增速来看，“胡焕庸线”西北侧直辖市、省会（自治区首府）城市、副省级城市常住人口增长速度为负，年均增速为-0.43%，而同期全国直辖市、省会（自治区首府）城市、副省级城市等常住人口年均增长速度为4.39%。此外，同安树伟、李瑞鹏（2019）采用2016年数据识别的24个都市圈相比，2019年新增的福州都市圈、石家庄都市圈、宁波都市圈均位于“胡焕庸线”东南侧，表明“胡焕庸线”西北不仅都市圈分布数量少于东南侧，近些年在新兴都市圈的培育能力上也显著弱于东南侧。

2. 呈现沿海、沿江分布的特点

我国都市圈空间分布以沿海和沿长江经济带布局为主，基本形成以“一纵一横”为骨架的“T”字型都市圈发展轴带。一方面，沿海和沿长江经济带都市圈在数量上占有优势。我国27个都市圈中位于东部沿海和长江经济带的数量合计为15个，占我国现有都市圈数量的55.6%。其中，位于东部沿海城市和长江经济带的都市圈数量各为9个，分别占我国都市圈数量的33.3%，两轴相交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都市圈分布则更加密集。另一方面，沿海和沿长江经济带的都市圈发展阶段较高。综合得分排名前10位的都市圈全部位于我国东部沿海或长江经济带，除广州都市圈和郑州都市圈以外，其余成熟期和发展期都市圈也全部位于我国东部沿海或长江经济带（表3）。2015—2019年，东部沿海和长江经济带都市圈人口占全国常住人口的比重由44.11%增长至44.57%，表明东部沿海和长江经济带仍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心。

3. 由东向西都市圈发展阶段逐步递减

我国都市圈的数量、規模与发展阶段均由东部向中西部递减。从数量上看，27个都市圈中位于东部地带的为14个，所占比重达51.9%;位于中部地带的为7个，所占比重为25.9%;仅有6个都市圈位于我国西部地带，分别为成都都市圈、重庆都市圈、昆明都市圈、西安都市圈、南宁都市圈和乌鲁木齐都市圈。从发展阶段上来看，成熟期都市圈均位于东部沿海地区，成长期都市圈也主要分布于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则以成长期都市圈为主，西部以发育期都市圈为主，发育状况呈现空间不均衡格局（图1）。

4. 与重大国家战略高度一致

区域发展战略作为优化区域空间格局、强化区域空间治理的重要手段，对我国都市圈发展存在重大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陆续推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从空间上看，我国都市圈的空间分布与重大国家战略保持高度一致，既表明重大国家战略在都市圈形成中的重要引导作用，也体现出都市圈已事实上成为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2019年，位于五大重大国家战略范围内的都市圈合计为18个，所占比重达66.7%。其中，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外，其他重大国家战略均以成熟期都市圈为主。

5. 南方都市圈空间融合显著

以秦岭—淮河为界，我国南方都市圈呈现明显的融合连片发展趋势，不同都市圈辐射范围相互重叠，呈现“双核心”特征。都市圈的辐射核即核心城市多数情况下只有一个，在极少数情况下出现两个实力相当的大都市共同辐射一个区域，或一主一次两个辐射核形成的都市圈，都属于都市圈的特殊情况（马燕坤、肖金成，2019）。总体来看，我国都市圈仍以单核心都市圈为主，目前较为认可的双核都市圈仅有京津都市圈，而我国南方多个都市圈呈现出双核发展的倾向，相邻都市圈之间融合现象更加明显，如上海—杭州都市圈、广州—深圳都市圈、南京—合肥都市圈等。主要原因是随着核心城市辐射能级的扩大以及都市圈之间交通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相邻都市圈之间辐射范围逐步重合，多个都市圈组合成为呈连绵状的都市圈发展带。其中，上海、杭州、宁波都市圈基本形成多核心格局，核心城市能级接近，辐射范围相互重叠，已经进入城市群发展阶段。

四、以都市圈为支撑构建现代区域发展体系

以都市圈为支撑构建现代区域发展体系，就是要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引导下，积极引导都市圈建设与我国区域经济布局相协调，充分发挥都市圈在区域发展中的核心带动作用，以点带线、以轴扩面，为构建彰显特色、东西互济、南北协调、陆海统筹的现代区域发展体系提供支撑。

（一）培育形成“两横三纵”的都市圈空间格局

进入新时期，“一纵一横”的“T”字型都市圈发展轴带已不能满足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未来应逐步建成“两横三纵”的都市圈发展新格局，形成扩散效应覆盖全国的增长极体系。

“两横”是指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轴带，“三纵”指沿海轴带、京广—京哈轴带、乌鲁木齐—兰州—西部陆海新通道轴带。目前，沿海轴带和长江经济带都市圈发育较为成熟，要充分发挥沿海、沿江的优势，以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抓手，扩大都市圈的辐射带动范围，推动都市圈之间的合作和融合。京广—京哈轴带和黄河流域的都市圈发育水平不均衡，具备较好的区位优势和人力资源优势，城镇发育密集，在未来一段时间有望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乌鲁木齐—兰州—西部陆海新通道带处于我国西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交通轴线上，是西部地区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未来将在我国对外开放和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二）在重大国家战略之外培育若干都市圈

目前，我国都市圈布局与重大国家战略高度重合，导致资源和政策过度富集，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十三五”时期，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总量不断增长，GDP年均增速分别达到10.5%和9.1%，涌现出一批具有良好发展基础的中心城市，已具备建设都市圈的基本条件。因此，应在重大国家战略之外，积极探索在中西部有条件的地区培育若干都市圈，作为统筹东中西、协调南北方的战略支点。一方面，使增长极和发展轴不仅仅局限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重大国家战略地区，为中西部地区发展留有空间。另一方面，使中西部地区在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同时，充分发挥都市圈在区域发展中的辐射带动作用，集聚更多的人口、资金和要素资源，优化产业发展条件，逐步参与到区域经济发展的接力之中。要特别重视重大国家战略外地区中心城市的培育，逐步形成“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的区域发展体系。

（三）提升黄河流域和东北地区都市圈发展水平

都市圈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对于推动黄河流域动能转换、实现产业集聚、促进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黄河流域已形成青岛、郑州、济南、西安、太原5个都市圈，布局集中于黄河流域中下游，整体发展水平也有待提升，难以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上中下游协調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东北地区已形成沈阳、大连、长春和哈尔滨4个都市圈，均为发育型和萌芽型都市圈，整体发展水平不高，人口和资本流失严重，市场分割和体制机制问题长期存在。因此，要充分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突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引导资源要素高效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产业分工协作、消减内部竞争，优先发展都市圈核心城市，优化都市圈整体功能。

（四）实现成熟期都市圈向城市群转变

作为城市群重要的空间组成单元，处于成熟期的都市圈已具有较强的辐射带动能力，中心城市能级较高，各城市关系紧密，大中小城市发育健全，物质生产与产品流动畅通，多呈现双核或多核心发展态势，已具备向城市群发育的基础。因此，要适时推动成熟期都市圈向城市群转变，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一是要立足城市群发展框架开展都市圈建设，引导都市圈发展目标与城市群建设相互衔接，实现城市群与都市圈之间的“多规合一”，在编制城市群发展规划时也应充分考虑都市圈之间的相互融合和利益协调。二是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基本均等化。以提质升级中等城市的高等级公共服务水平、补齐小城市（镇）和乡村公共服务短板为着力点，进一步缩小中小城市与大城市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引导人口和产业在都市圈内合理布局。三是要破除要素流动边界，实现都市圈共建共享。政府应以纵向突出优势、带动发展，横向明确分工、互补合作为导向，创新和完善都市圈合作体制机制，完善分工协作的引导机制，构建一体化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实现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有效布局。

（五）加快都市圈融入新发展格局

都市圈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和主要抓手。我国沿海都市圈发展阶段较高，是人口、资金和技术的主要承载地，要以扩展国际循环为主要目标，内外循环并重，以创新驱动的高科技导向、高效有序的一体化市场提升国际竞争力，打造面向全球竞争的高端产业集群，为国际循环的扩展和国内循环的构建提供支撑。与沿海都市圈相比，内陆都市圈国际竞争优势尚未形成，国际循环潜力将在未来的5～10年之后逐渐释放，现阶段应以健全国内循环为主，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循环，以破除区域行政壁垒，建设统一开放的国内大市场为主要目标，打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主要环节，健全供应链和产业链，在优先释放我国城镇化潜力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国际循环。

五、完善我国都市圈格局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对都市圈的统一规划与引导

都市圈的统一规划与引导是以都市圈为支撑构建现代区域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一是健全顶层设计。对都市圈的整体空间布局进行统一设计与规划，明确都市圈的识别标准和分类尺度，根据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发育现状确定不同都市圈的发展方向和建设重点，注重都市圈发展的梯次推进，避免都市圈的泛化。二是注重不同规划之间的横向连接。要在更高层面上考虑都市圈的区域定位与发展方向，强化都市圈规划与城市群规划、城市规划的有机衔接，充分考虑都市圈与邻近地区、邻近都市圈或中心城市发展的协调性，推动相邻都市圈之间在基础设施、产业分工、公共服务共享和生态环境共治等多方面统筹发展。

（二）对不同发展阶段都市圈给予不同扶持政策

要在明确都市圈发展阶段的基础上，注重时序推进，按照“萌芽阶段强核心、发育阶段重产业、成长阶段健体系、成熟阶段抓协同”的重点思路进行安排。

成熟期都市圈要以高水平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抓手，着力实现网络化发展。既要引导核心城市向周边次级承载地“有序疏解”，率先完成“腾笼换鸟”，又要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生产分工和政策配置，推动都市圈的融合和城市群的发展。成长期都市圈要加快提升中小城市功能，一方面要坚持以新型工业化为导向，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发展新兴产业，打造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另一方面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中小城市落户限制，促进都市圈内新增城镇人口向中小城市转移。发育期都市圈要健全产业链条，在破除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的基础上，促进核心城市产业结构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低碳化、融合化发展，着重提供研发、设计、培训等现代生产性服务。同时，要按照错位发展的原则，引导核心城市产业链向周边中小城市延伸。萌芽期都市圈要在完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降低区域市场壁垒，减少人口流动的制度性约束，以宽松自由的准入环境和创新氛围积极吸引各类公司区域性总部及营销中心进入核心城市。有序推动有条件的“县（市）改区”或“县改市”。

（三）在西部地区重点培育贵阳都市圈、兰州都市圈和呼包都市圈

我国都市圈空间分布极不均衡，迫切需要以西部中心城市为依托，在有条件的地区培育若干都市圈。以现阶段西部中心城市的人口规模和经济状况来看，可以重点培育贵阳都市圈、兰州都市圈和呼包都市圈。

贵阳都市圈要以贵阳区域性中心城市为依托，完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加快贵阳—贵安新区—安顺一体化发展，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建成我国西南地区的科技创新中心。兰州都市圈和呼包都市圈同属于黄河流域，要在生态优先的基础上，着重完善城镇功能，促进上中游都市圈与下游都市圈分工协作，以此作为促进黄河流域跨区域合作、提升黄河流域协调发展水平的次级增长极。其中，兰州都市圈则以深度落实“一带一路”建设为抓手，充分发挥在资源禀赋和科技创新上的优势，加强与西宁的分工协作，推动兰州—白银一体化发展，打造连接内陆与新疆、向西北延伸至中欧的重要枢纽。呼和浩特是黄河几字弯区域最大的城市，和包头相距不到200千米，且经济和人口规模接近，具备建成双核都市圈的条件，二者应错位发展，完善城镇功能，推动要素集聚和一体化建设，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战略支撑。

（四）做好都市圈核心城市“加减法”

核心城市是都市圈的中心，在极化作用和扩散作用的双重作用下带动外围地区发展，对都市圈发展阶段的推进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应顺应都市圈核心城市发展趋势，合理定位核心城市功能，将核心城市功能调整作为促进都市圈发育的重要引擎。

萌芽期和发育期都市圈要以做好核心城市“加法”为主。当要素资源向核心城市集聚使核心城市达到一定的能级，并使周边地区成为极化区域时，都市圈就进入了萌芽阶段，此时应着重提升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力和经济效率，制定一系列产业和人才方面的政策，优先发展核心城市，推动都市圈发展空间不断向外围地区拓展。伴随着一体化设施的建立，核心城市集聚能力的不断提高、辐射能力逐步增强，都市圈的腹地范围日益扩张、内部联系更加紧密，从而进入都市圈发展的发育阶段。此时，应在进一步加强核心城市功能的基础上，通过产业转移、知识外溢、要素重组、技术转化等途径，带动外围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成长期和成熟期都市圈要统筹核心城市“加法”与“减法”。成长期和成熟期都市圈核心城市扩散作用与极化作用逐渐平衡，中小城市有条件获得发展机会，涌现出多个承载力良好的次级核心。一方面，核心城市要优化空间布局、调整产业结构、加强环境整治，促进核心城市与中小城市功能互补和产业协同，引导不符合核心城市发展需要的产业向中小城市布局。另一方面，进一步提升都市圈要素联系度和交通通达度，通过交通一体化、市场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克服“疏解”给部分产业和核心城市发展带来的影响。

（五）促进相邻都市圈融合发展

都市圈是城市群的初级阶段，随着多个都市圈的发展壮大，都市圈之间不断地交互、融合、改造，导致圈层结构产生交错叠置现象，最终形成多圈层开放式城市网络。为此，应顺应都市圈的发展趋势，积极适时破除都市圈之间的障碍，促进相邻都市圈之间的融合发展，为城市群的形成创造条件。一是搭建核心城市之间的快速交通廊道，通过一体高效的基础设施实现增长极之间的横向连接，为向发展轴转变提供必要条件。二是充分重视次级增长极的作用，在两个核心城市所形成的轴向通道附近布局若干次级增长极，用于放大核心城市的扩散效应，促进都市圈边界的扩展与融合。三是破除行政壁垒，在明确不同都市圈发展定位的基础上，建立横向利益分配机制，以政策和规划的形式明确合作发展导向，推动跨区域互认、信息共享、产业园区和科研平台合作共建，为跨地区企业转移提供便捷的协调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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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Metropolitan Circles; Spatial Pattern; Development Direction

（收稿日期：2021-07-12  責任编辑：罗建邦）

作者：黄艳 安树伟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对策研究论文 篇3：

2011—2012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态势分析

[摘 要]2011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速度普遍放缓。从地区比较看，我国中西部经济增长速度连续5年超过东部，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继续超过各省区平均水平，东西部差距继续向趋缓方向发展。从增长、总量和发展水平三大区域格局看，区域增长速度格局再次变为“远西部、大中部、新东部”的排序，东西部增长速度差继续逆向扩大；区域经济总量格局继续呈“东部大、中西部小”态势；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格局继续呈“新东部和远西部高、大中部低”态势。2012年在世界金融危机继续深化，特别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继续发酵演变的情况下，我国区域经济可能继续趋缓，各地区增长速度大体在150%～75%；区域差距将继续保持“相对差距略有缩小、绝对差扩速放缓”态势；2012年我国区域经济呈现出各地区经济增速继续有所放缓、一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成使区域投资环境得到改善、经济和城镇化重点地区将呈现新变化等基本趋势，为保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良好势头提出进一步制定和出台一些急需的空间规划、出台有利于中小城镇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利用结构性减税的机会建立我国地区差异化税收体制、建立全国性生态补偿机制等若干条对策建议。

[关键词]2011—2012年；区域经济；态势分析

2011年是我国经济增长最不确定的一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头一年。世界经济仍然处于困境之中，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突然显现使世界金融危机继续深化，预计未来若干年也难以走出低谷的局面。随着4万亿元一揽子刺激政策逐步退出和防止恶性通货膨胀政策实施，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从提速转向适度回落，走了个前高后低，全年达93%，比2010年下降11个百分点，GDP达472882万亿元，人均GDP为35097万元。同期，我国区域经济也普遍有所回落，多数地区都由提速转为减速。2011年各省区经济增长速度合计为118%（按GRP加权平均），低于2010年13个百分点（高出全国统计25个百分点）；各省区GRP合计为518194万亿元（比全国统计高出45312万亿元）；各省区人均GRP合计为38777元（比全国统计高出3680元）。

1 区域经济增长的格局演变及特点

2011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总量和水平格局总体态势为，中西部增速继续快于东部，总量和水平格局继续有所改善。

11 区域经济增长格局继续呈“中西部快、东部慢”态势，远西部、长江中上游和天津增长速度最快 从三大地带看，2011年我国中西部连续5年超过东部且超幅继续扩大，前者比后者快259个百分点；远西部快于大中部，再次形成远西部、大中部和新东部的排序，而且东西部增长速度差继续呈现出逆向扩大态势。这些反映了欧债危机对东部的影响，以及国家对新疆投资力度加大正在起作用。

从“7+1”综合经济区看，快于各省区平均的地区变为长江中上游（重庆的发展并未受到影响，大型国有企业支持力度加大）、远西部、珠江中上游、东北地区和黄河中上游，慢于各省区平均的地区变为华东沿海、东南沿海和华北沿海，表明欧洲债务危机导致出口下降，再次给我国沿海地区带来巨大冲击，这次受冲击最大的是华东沿海（2008年是东南沿海）。（参见表1）。

从各省区看，2011年在各省区合计经济增长平均速度为1182%，比2010年低133个百分点的总体情况下，除贵州、云南、西藏、甘肃和新疆5省区外，其余省区增速均慢于2010年（其中海南降速最大，为40个百分点）。各省区增长速度天津和重庆并列第一，达164%（低于2010年天津10个百分点），最慢省区是北京，为81%（低于2010年并列最后一位的上海和北京22个百分点），幅度整体下移10个百分点，幅度范围扩大12个百分点。各省区快于和慢于平均速度的省区之比为23∶8，说明各省区合计增速主要由低于平均水平的少数关键省区决定（如广东、山东、江苏和浙江4省区组成的所谓“两东两江”地区）。各省区增速排序变化较大，其中：升位省区12个，升幅最大的贵州和云南达14位；降位省区11个，降幅最大的海南为18位；位次未变省区6个。

经济增长快于各省区平均又高于140%的有天津、重庆、四川、贵州和内蒙古5省区。天津增速放缓但仍保持了全国第一，滨海新区继续快速发展；重庆也略低于2010年，与居首位的天津同速，国企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四川由降转升前移2位，自主增长开始发力；贵州由降转升前移14位（与云南同为前移最大省区），是增速超上年的少数几个省区之一且超幅最大，实现了“弯道超车”，成为一匹黑马；内蒙古由降转升前移1位，仍然处于第一增长方阵中。这些都表明我国区域增长重心继续向北向西移动。

经济增长在各省区平均周围界于140%～100%的有陕西、湖北、云南、吉林、青海、安徽、山西、湖南、西藏、江西、甘肃、广西、黑龙江、福建、辽宁、新疆、宁夏和海南，河南、河北、江苏、山东和广东23省区。云南、甘肃和西藏都由降转升分别前移14、12和10位，增速也都超过2010年，得益于西部大开发的深化；吉林由连续下降转为上升前移8位，得益于长吉图区域规划的实施和汽车工业的回暖；新疆继续上升前移6位，得益于国家投资力度的加大，煤炭资源的开发；陕西由连续下降转为上升前移2位，缘于陕北能矿资源开发；山西和黑龙江均继续上升都前移2位，前者为煤炭开采，后者为装备工业发展；河北继续上升前移1位，得益于曹妃甸仍处在建设时期。湖北和安徽由升转保，维持了相对较快的速度。海南和青海都经历了大起大落由升变降分别后移18位（后移最多）和7位，前者明显受欧债危机和国际局势动荡影响，国外游客剧减，后者则因为玉树灾后重建接近尾声；辽宁继续大幅后移9位，装备出口受阻严重；江苏由保转降大幅后移7位，广东继续大幅后移6位，均反映欧债危机对出口大省区的影响；广西继续大幅下降5位，明显受外需不足影响，宁夏由升转降也后移5位；湖南继续下降后移4位，福建由保转降也后移4位；河南由升转降后移3位；江西继续下降后移2位。

经济增长慢于各省区平均又慢于100%的有浙江、上海和北京3省区。浙江连续数年下降又后移2位，成为外需萎缩最大受害者之一。北京和上海继续处于最后两位，其中北京依然垫底（参见表2）。

12 区域经济总量格局继续呈“东部大、中西部小”态势，变化依然是东部比重略降中西部略升 从三大地带看，2011年新东部经济总量达314319亿元，占全国比重为607%，比2010年降10个百分点；中西部经济总量达167518亿元，比重为393%，比2010年增10个百分点。在中西部中：大中部经济总量达148551亿元，比重为349%，比2010年增09个百分点；远西部22961亿元，比重为44%，比2010年提高01个百分点。可以看出，东部与中西部总量相对差继续缩小，缩小幅度比2010年略大。

从“7+1”综合经济区看，总量比重高于125%的有华东沿海、华北沿海、长江中上游和东南沿海4大区，其中三个沿海地区比重分别降为193%、187%和140%，降幅分别为04、03和04个百分点；长江中上游比重升为187%，升幅为06个百分点。总量比重小于125%的有黄河中上游、东北地区、珠江中上游和远西部4大区，他们的比重均继续比2010年有所提高，分别提高到110%、87%、50%和44%，提高幅度分别为02、01、01和01个百分点。（见表3）。

从各省区看，在各省区经济总量平均为16716亿元，比上年名义增加2618亿元的背景下，2011年各省区总量都比上年有所增加，其中增加最多的是江苏，增加7179亿元。各省区总量幅度为52674亿（广东，比2010年广东增加6661亿元）～606亿元（西藏，比2010年西藏增加98亿元），整体上移98亿元，幅度则增加6563亿元。大于和小于总量平均的省区之比为12∶19，排序变化很少，仅有湖南和湖北同时前移1位，上海继续后移2位（见表4）。

经济总量大于各省区平均又大于30000亿元的仍然是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4省区，组成“两东两江”地区，排序未变。

经济总量在平均周围界于30000亿～10000亿元之间的有河南、河北，辽宁、上海、四川、湖南、湖北和福建，北京、安徽、内蒙古、黑龙江、陕西、广西、江西、天津、山西、吉林和重庆19省区，比2010年减少1个。只有湖南和湖北同时前移1位，上海继续后移2位，其余排序未变。

经济总量小于各省区平均又小于10000亿元的有云南、新疆、贵州、甘肃、海南、宁夏、青海和西藏8省区，比2010年多1个，但排序无变化。

13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格局继续呈“东西部高、大中部低”的V字形态势，新东部与中西部继续呈现相对差缩小绝对差扩大状态 从三大地带看，2011年新东部和远西部人均GRP均高于各省区平均，分别达50866元和41424元，分别是平均值的131倍和107倍，前者比2010年继续下降003倍，后者则比2010年继续提升003倍。大中部人均GRP依然低于各省区平均，仅为27271元，仅为平均值的070，但继续比2010年略提高002倍（与人口变动有关）。总之，新东部与中西部继续呈现相对差缩小绝对差扩大状态。

从“7+1”大综合经济区看，人均GRP高于各省区平均的有华东沿海、华北沿海、华南沿海、远西部和东北地区5大区，前三者与平均之比继续有所下降；后两者则略有提高，远西部继续提高003倍，东北由持平变升002个百分点。人均GRP低于各省区平均的有黄河中上游、长江中上游和珠江中上游3大区，均属大中部，前两者分别继续提升001倍和003倍，后者由持平转为上升003倍。（参见表5）。

从各省区看，在各省区人均GRP平均达38777元，比2010年名义增加5751元的背景下，2011年各省区人均GRP均有所提高，其中增加最多的省区是天津，达11343元。各省区人均GRP变化幅度为84337（天津，比2010年上海名义增加8263元）～16413元（贵州，比2010年贵州名义增加3294元），整体上移3294元，幅度扩大4969元；低平平差和低平极差分别为073和043（贵州），分别比2010年缩小002和003，也就是说各省区间相对差继续有所缩小绝对差则继续扩大。各省区人均GRP高于和低于各省区平均的省区比为10 ∶ 21，说明各省区人均GRP平均水平主要由大于平均的少数省区决定（实际上就是“两东两江”地区）。各省区人均GRP排序发生重大变化，最突出的是天津取代上海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这是21世纪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增长重心不断北移西移的必然结果。（参见表6）。

人均GRP高于各省区平均又高于80000元的有天津、上海、北京3省区。天津前移2位成为新的龙头，上海和北京向后顺移1位。这是排序的重大变化。

人均GRP在各省区平均周围界于80000～30000元的是江苏、浙江、内蒙古、广东、辽宁、山东和福建，吉林、重庆、湖北、河北、陕西、黑龙江、宁夏和山西15省区，少了新疆。位次变化为辽宁和广东位次互换，辽宁继续前移1位，继去年超山东后再超广东（东北振兴作用明显的表现）；重庆继续前移2位，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广东继续后退1位；河北由持平变为后移2位。其余未变。

人均GRP低于各省区平均又低于30000元的有湖南、新疆、河南、青海、海南、四川、江西、安徽、广西、西藏、甘肃、云南和贵州13省区，多了新疆。湖南继续前进1位；四川由退变进前移1位。新疆继续后移1位（说明增长为外部投入带动，需引起思考），江西由进变退后移1位。

14 2011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基本特点

从以上三个格局的数据分析看，2011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有以下基本特点：一是天津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天津不仅已连续两年增速居全国第1位，而且人均GRP超过上海和北京，也一跃成为全国第1位，初步取得了全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地位。二是区域增长和总量重心继续向北向西移。区域增长格局继续呈现出“中西部快、东部慢”态势，华北地区发展热点明显多于华南地区，天津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这些都显示我国区域增长和总量重心继续向北向西移；有关我国区域增长和总量重心的转移分析也反映了这个特点。三是地区相对差距继续缩小，地区绝对差距依然扩大。地区间经济增速差决定了地区差距的变化方向。2011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东西部之间的距差继续呈现出逆向扩大态势，显示地区相对差以更大的幅度在缩小，但由于地区差距依然较大，地区绝对差距仍然在扩大。

2 2011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演变的原因分析

总体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仍然是由投资和第二产业驱动，少数相对发达省区（上海、北京等）开始出现向消费和第三产业拉动转型的态势。

21 从区域总需求看，区域投资格局在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起着主要作用，但低速增长省区主要由最终消费拉动 从区域资本形成看，省区GDP增速越高资本形成拉动作用也越大，经济增长最快的几个省区，如天津、重庆、四川、贵州和内蒙古等投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几个资本形成拉动峰值省区，如天津、内蒙古、云南、青海、广西和河南，都是增速排序升位较多的省区。也有一些省区经济增长主要由最终消费拉动，如广东、浙江、上海和北京等，这些都是经济增速最低的几个省区，显示了这些地区发展方式开始转变。

再从最终消费和净流出看，两者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太密切。前者几乎不随经济增长变化，也就是说各省区最终消费拉动基本相同，均在5个百分点左右；后者则波动较大，大体上经济高增长省区多位于中西部，因此净流出带动较小，经济低增长省区多位于东部，因此净流出带动较大。

22 从区域总供给看，区域第二产业增长格局在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起主要作用，但低速增长省区主要由第三产业带动 从第二产业看，其带动作用明显高于其他产业，而且经济增速越高，第二产业带动作用越大；重庆和天津等增速最快省区第二产业带动作用也最大最明显；一些峰值省区，如内蒙古、贵州、青海、山西、甘肃、黑龙江和宁夏等都是经济增长排序前移较多的省区。

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看，前者波动较小，后者变动较大。前者除海南、新疆和云南等少数省区外，其余省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十分有限，主要起粮食安全和农业稳定基础的作用。后者则是各省区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抓手，表现为经济较发达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不高，主要由第三产业带动，如上海、北京等；一些第三产业峰值地区，如四川、西藏和海南等，也显示出第三产业的主要带动作用。

除以上因素以外，还有许多其他影响因素，如区域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都有可能影响区域增长格局，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论述。

3 2012年我国区域经济展望与对策

31 2012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基本形势与趋势

2012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将继续笼罩世界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将面临又一次外需严重不足局面，其严重程度还难以准确预计，不少学者认为可能会比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还要严重，因此扩大内需就将再次成为保持我国经济稳定健康增长的最重要的战略选择之一。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工业化城镇化中后期阶段，经济增长适当放缓也是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相应地，我国改革开放也面临新的机遇和考验，改革的顶层设计，开放的进一步深化，都将决定未来我国经济的宏观走势；在我国政府大换届之际，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经济增长的政治周期起到重要作用。以上就是将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国内外主要因素。总体看，2012年我国区域经济继续保持协调发展态势，在促进国内外经济稳定增长中将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是受外需不足和扩大内需要有一个过程的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在继续保持协调增长态势的基础上，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将继续有所放缓。2012年各省区合计的经济增长将保持在9%左右，略低于2011年，各省区增长范围大约在140%～70%；中西部经济增长速度将继续超过东部，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将继续超过各省区平均水平，东部与中西部区域差距将继续有所缩小；区域经济增长的重心将继续北移和西移。

二是随着4万亿元投资形成的一批重大的基础设施、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项目的建成投产，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将得到有效改善。2012年京汉客运专线将建成通车，形成世界最长的纵贯南北的京汉-汉广-广深-深港的高速铁路客运专线，将大大促进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南水北调”东线工程部分段落将竣工通水加上已经竣工投产的“西气东运”二期工程，将为东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即将进一步大规模实施的国家找矿工程将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即将出台的新一轮国家级国土开发整治总体规划，将配合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更加有效地保护和改善国土资源和环境。

三是在整体经济放缓形势下我国区域经济和城镇化重点地区将出现如下变化。首先，长江中上游地区将继续引领综合区增长。随着长江中游城镇群战略和成渝城乡一体化战略的深入实施，该地区成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重点地区的地位日益突显。其次，一些新兴城镇群，如武汉都市圈、长株潭城镇群、中原城镇群等将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最后，随着国家成片贫困地区整体开发战略的实施，中西部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将得到重点投资与发展。

32 若干问题与对策建议

一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仍然面临分工协作关系比较混乱的局面，要进一步制订和出台一些急需的空间规划。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扩大内需，从2008年起，国家先后出台了几十个国家级重点发展地区的规划。据统计，2009年国家出台了12个有关区域规划和指导意见，2010年出台了两江新区、西部新10年规划、山西资源枯竭转型规划等近10项规划。2011年又出台了山东蓝色海洋经济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成渝经济区规划、海峡西岸先行先试规划等。有人认为，我国区域规划太凌乱，区域政策也存在所谓“碎片化”问题。其实，这些不同类型

的区域规划和政策是需要的，是针对不同区域的不同问题制定和实施的，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区域规划和政策体系是一个需要不断努力的过程。事实上，区域规划大体上可能包括板块区、类型区、政策区和改革开放试点区等类型。未来进一步制订和出台一些急需的空间规划应以4大板块区和主体功能区划为龙头，规范和调整区划和规划体系。完整的区域规划体系由全国区域规划总体方案和若干重点规划组成。尽快制订和出台全国区域规划总体方案尤为重要。全国统一的、综合的、多层次的总体空间区划和发展规划方案内容包括：提出完整的全国空间区划体系（由多层次板块区和多方面类型区组成）；综合考虑自然、经济、社会、文化以及行政区划等多方面因素，对不同层次和不同方面的区域面临的不同问题，提出不同的规划解决方案，包括指导思想、原则、重点和措施；区划和政策方案要做到动态性与稳定性有机结合等。

二是我国城镇化仍然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稳妥推进城镇化进程，使其成为扩大内需最行之有效的途径，为此要出台一批有利于中小城镇发展和大城市郊区化的经济社会政策。目前，我国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突出地表现为城镇“大的太大、小的太小、缺乏中间环节”上。中国不乏500万人，乃至上千万人口的超大规模城市，但这些大城市都已经面临严重的“城市病”困扰；而众多的建制镇和集镇规模太小，显示出破败的态势；中间规模的城镇数量严重缺乏，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缺乏需要的选择和过渡环节。尽快出台一批有利于中小城镇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应该成为推进城镇化，改善城镇体系结构，促进内需扩大的首选对策之一。同时，为有效解决“城市病”问题，还必须高度重视和及时实施超大规模城市郊区化战略。一方面这是解决“城市病”问题的根本途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国城镇化已经到了郊区化发展阶段。通过实施郊区化战略，采取一切有利于疏散中心城区人口，有效改善城市居民生活环境和条件，从“以空间换时间”过渡到“以时间换空间”的城镇化模式上来。目前，阻碍大城市郊区化的因素还很多：首先是认识问题，许多人还没有认识到郊区化对大城市发展的重要性，其次是还存在大量的不利郊区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需要加以改革和克服，如大城市周边地区高速公路收费、郊区化缺乏绿带控制出现“摊大饼”现象、卫星城必要的生活设施不配套等。

三是我国区域发展条件不平衡问题尚缺乏有效的干预对策，要充分利用结构性减税机会建立我国地区差异化税收体制框架。各地区由于客观存在的发展条件不同，会影响区域间的公平竞争，从而出现地区发展差距。通过实施差异化税收政策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由于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等客观形成的不公平竞争现象，从而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为稳定增长，国家将出台结构性减税政策，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在统一税制的前提下，根据地方资源环境条件和发展水平的不同，制定累计性差别化税率体系，以更加有效地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四是总结各地区生态补偿方案，建立全国性生态补偿机制。区域可持续发展是未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实践表明，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生态补偿机制的有力支持。目前，全国有许多地方性生态补偿机制，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但就全国而言，这些地区性生态补偿机制力度是不够的，迫切需要从国家层面上建立统一规范，力度更大的全国性生态补偿机制，以保障我国整体生态环境的改善和更高的生态文明目标的实现，促进我国区域可持续发展。

[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中国区域发展形势报告》的资助。

[作者简介]刘勇（1963—），男，湖北武汉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博士后。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生态环境学、产业和区域经济等

作者：刘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