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老年大学发展对策研究论文

2022-05-01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休闲已成为国内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制约休闲发展的各种因素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不断产生，对休闲制约的研究极具必要性。因此，对中国知网（CNKI）中1990年1月至2014年10月间的国内休闲制约相关文献进行检索，梳理、分析。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我国老年大学发展对策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我国老年大学发展对策研究论文篇1：

基于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的文化养老研究

摘要：养老方式的选择一直是我国学术界研究的一大热点，文化养老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本文以中国知网文献为分析样本，运用CiteSpace软件对文化养老领域目前的发文量、关键词共现与聚类等内容进行可视化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目前我国文化养老研究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研究热度不断上升;热点内容集中在文化养老、老年人、老年教育、老龄化社会等领域。加强对社区文化养老、体育文化养老等领域的研究，是今后学术研究亟须解决的问题和发展方向。

关键词：文化养老;CiteSpace软件;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

1 研究缘起

随着我国人口预期寿命的持续延长以及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目前老年人口数量持续增加，对我国养老方式的选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十四五”规划明确了我国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因此，妥善处理我国养老方式的选择是应有之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巨大变化，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的持续提高，今天，老年人已不再仅仅追求基本物质需要（衣、食、住、行）的满足，而是追求更高层面的精神满足。在这一背景下，文化养老这一养老方式进入大众的视野。这一养老方式更加关注老年人的精神需求，通过更具人性化的养老理念不断满足老年人持续增长的多样化与多层次的养老需求。文化养老通过交流思想感情、陶冶个人情操等方式实现“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学”[1]。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了文化养老的重要性并对其进行相应的学术研究，如郭如良等（2021）探讨了我国文化养老存在宣传力度不足、资金投入不足等现实困境，并就存在的现实困境提出实践进路[2];崔璇（2020）以城市社区空巢老人为对象，得出该部分群体对文化养老具有很大的现实需求，并就文化养老提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对策[3]。

目前，学术界对文化养老的研究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从文献分析情况来看，对文化养老的研究较少做系统性、综述性的研究。鉴于此，本文采用CiteSpace可视化计量分析软件对近十多年我国文化养老方面的文献进行梳理和可视化分析，以期归纳和分析目前我国文化养老研究现状以及研究热点，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参考。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把中国知网文献库作为主要的数据来源，其中，以中国知网学术期刊中的文献作为分析对象。通过文献高级检索功能，以文化养老为关键词，时间设置为2008—2021年，共检索出文献440篇，以这440篇文献作为本次知识图谱分析的主要研究样本。

2.2 研究方法

本文进行的研究利用了陈超美教授研发的CiteSpace文献可视化软件，CiteSpace软件是应用Java语言开发的一款信息可视化软件[4]，可以对众多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机构与作者合作网络等内容的分析，可以揭示出该研究主题目前的研究状况以及未来的研究热点，也可以很形象地揭示出目前该研究主题中学者、机构之间的合作情况与学科带头人，清晰展示出该研究主题的发展概况。该软件自2003年问世以来，通过不断完善与应用，被国内学者广泛应用于学术研究。本文基于这一方法，采用CiteSpace5.5R2版本，对阈值选择、时区选择等内容进行相应的设置，如将软件中的时间跨度设置为2008—2021年，时间切片设置为1等，形成研究的知识图谱，从而对主题相关内容进行研究。

3 文化养老研究的现状分析

3.1 文献发文量时序分布

通过主题词进行文献检索，得到相应年份的发文量与发文趋势，可以更直观地判断该领域的发文速度以及学界的重视程度。从文献检索展示的变化趋势来看，文化养老领域的文献发文量呈逐年增加的趋势，2020年的发文量最大，数量为78篇。总体来看，文化养老研究自2008年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2013—2014年进入研究高峰，许多研究成果开始涌现，目前的研究呈总体平稳的趋势。

笔者通过文献分析以及资料整理发现，我国文化养老的研究节点与我国文化养老政策的发展密切相关。2011—2012年为我国文化养老领域政策出台的上升期，如2011年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要加强对老年人在精神关怀、心理健康以及心理慰藉等方面的关注;2012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文化建設的意见》提出了我国老年文化建设方面的五条意见，明确指出需要加快老年文化的建设。在此期间，关于文化养老领域的发文量呈不断上升趋势，也就在2013年，文化养老领域的发文量不断上升。从变化趋势可以看出，2016年是文化养老领域发文量的一个重要转折点，2016年之后，发文量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且研究热度也在不断提升。该趋势与该年份所发表的政策文件密切相关，如2016年颁发的关于养老服务若干质量的文件明确指出，要不断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这一时期的研究热度呈上升趋势，并且关于文化养老领域的研究呈现出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文化养老领域的研究将成为未来学术研究的一大热点。

3.2 核心作者分布

对软件中的相应参数进行设置，最终得到546个节点，240条连线的知识图谱。根据普莱斯定律核心作者公式M=0.749（N max）1/2[5]，核心作者群代表着发表文章最多的、影响力最大的作者群，由统计数据可知，文化养老研究核心作者中的Nmax=4，得出M为1.50，即发表一篇以上文化养老文章的作者可视为本次研究的核心作者，最终统计数据显示总共有34位核心作者。由知识图谱展示内容可知，文化养老核心作者发文量排名前3的是杜玉霞（4篇）、翟振东（3篇）、林超英（3篇）。根据文化养老研究作者共现图谱分析，目前已经形成合作的作者为林超英—张梅—山艳—王景文—王艳、郭如良—刘小春—李慧聪、周子垚—马宏霞—刘姝伶—王卫国—金英爱等。

3.3 机构分布

采用数据分析的方式能够更为清楚地了解当下文化养老领域核心研究机构的分布情况。根据普莱斯定律可知Nmax=23，得出M为3.60，即发表4篇以上的研究机构是文化养老领域的核心机构。中国知网数据统计显示，文化养老领域的核心研究机构一共有4个，即上海工程技术大学（23篇）、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4篇）、华北理工大学（4篇）、潍坊学院（4篇）。核心机构的总发文量为35篇，占总文献量的7.95%，少于普莱斯定律规定的50%，因此，文化养老领域中研究机构没有形成核心研究机构群，研究机构之间缺少文化养老领域研究的合作，各个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还有待加强。

4 文化养老研究前沿热点分析

4.1 高频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文献中所需要探讨的核心词汇，能够很清楚地表达文献所研究的核心观点。将440篇文献导入CiteSpace软件，对其中一些功能区进行设置，即可得到文化养老研究关键词的共现知识图谱。文化养老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共有863个节点，2364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064。图中每个节点代表每个关键词的情况，节点大小与关键词的研究程度密切相关，连线代表着文化养老研究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图谱中连线的粗细代表着该领域关键词之间联系的强弱。

为了更为清楚地展示文化养老研究领域关键词的影响力，笔者对文化养老研究关键词之间的频次和中心性进行比较，因此，采用数据对比方式对文化养老领域的关键词共现进行分析。频次代表着关键词在文献中出现的次数，而中心性则代表着某一关键词在所有关键词中所占的地位。根据汇总情况可以得出，“文化养老”“老年人”“老年大学”“老年教育”等关键词出现的频次最高，分别出现了266次、50次、36次和22次。如果一个关键词的中心性大于0.1，表明该方面所展开的学术研究较多，其影响力也较强[6]。根据知识图谱以及数据对比情况可知，中心性大于0.1的关键词有“文化养老”“老年人”“老年大学”“离退休人员”，说明学术界对这四个方面展开的学术研究较多，特别是文化养老领域，出现频次为266次，中心性为1.1，表明文化养老与其他关键词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而“老年教育”“体育文化养老”“社区文化养老”等关键词出现频次较高，但是中心性却很低，意味着学术界对这些领域的研究较少，之后对这部分的学术研究有待加强。

4.2 高频关键词聚类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文化养老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对文化养老的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将440篇文献导入CiteSpace软件中，最终形成文化养老研究高频关键词聚类图谱（如下图所示）。根据可视化图谱中关于聚类模块值和聚类平均轮廓值的规定，文化养老研究的关键词聚类可视化图谱中聚类模块值为0.6671，聚类平均轮廓值为0.9163，说明该知识图谱聚类是显著的且合理的，可以对该领域中的关键词热点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与概括。

从下图来看，文化养老关键词的聚类图谱总共形成10个聚类群，分别是#0文化养老、#1老年教育、#2离退休职工、#3老年人、#4城市社区、#5文化、#6医养结合、#7民政局、#8老龄化社会、#9社区居家养老、#10离退休干部。其中，可视化结果中关键词聚类的编号数字越小，说明该聚类所形成的规模越大，其所构成的关键词节点也越多。根据关键词聚类结果来看，文化养老所形成的聚类规模是最大的，且所包含的关键词节点也是最多的。

5 结语

本文运用CiteSpace文献分析软件对文化养老研究热点与研究现状进行可视化计量分析，得出如下研究结论。

首先，从发文量、核心作者以及机构分布统计结果来看，文化养老研究领域的发文量不断增加，且研究热度不断上升，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发文量最多且研究影响最大，也需要关注杜玉霞、翟振东等学者的研究成果。

其次，从文化养老关键词共现与聚类结果来看，文化养老研究领域已经形成文化养老、老年人、老年大学等研究热点，之后还需着重关注体育文化养老、社区文化养老等研究领域，加强对医养结合、老年教育等领域的关注。

总的来看，目前文化养老领域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研究作者與研究机构之间缺少合作与交流，研究方法较为单一，一些特定领域如体育文化养老、社区文化养老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这是未来在学术研究中亟须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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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旭（1997—），男，贵州毕节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社会保障。

作者：刘旭

我国老年大学发展对策研究论文篇2：

国内休闲制约（1990—2014年）研究进展与启示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休闲已成为国内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制约休闲发展的各种因素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不断产生，对休闲制约的研究极具必要性。因此，对中国知网（CNKI）中1990年1月至2014年10月间的国内休闲制约相关文献进行检索，梳理、分析。从国内休闲制约的研究状况（时间进程、研究者空间分布、研究机构及研究数量分布）、研究内容等方面分析了休闲制约在国内的发展态势，发现我国休闲制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具象化制约因素和制约因素对研究对象的负影响。最后，提出关于理论构建、研究方法与内容、研究人员三方面的休闲制约研究建议，为后续理论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休闲制约；国内；研究进展与启示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6.13.062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民众闲暇时间的增多，休闲已呈现大众化趋势，国民休闲的大格局正在形成。然而在休闲产业红火发展的表象下，制约因素亦逐渐凸显。在国外对休闲制约研究步入成熟之际，国内休闲制约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休闲制约是限制休闲偏好形成或阻碍人们参与、享受的因素。其研究路径是先根据经验，设定可能会制约某类休闲活动发生的因素，然后再对这些已设定的因素进行深入的实际调查分析，得出实际制约休闲活动发生的因素，并发掘其深层的制约机制。对休闲制约的研究能更好的把握国内休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我国休闲制约理论的逐步完善和发展、休闲产业的整合提升提供理论依据。

1 国内休闲制约研究背景

我国对休闲的认识主要以旅游的相关研究为基础，后逐渐引渡到对休闲的本质研究。上世纪90年代对旅游行业的初期探索为国内休闲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2001年11月在杭州召开的首届“中国休闲经济国际论坛”成为中国休闲产业正式发展的积极信号。此后2009年国务院41号文件《国民旅游休闲纲要》明确指出：要从休闲时间、休闲环境、休闲设施、休闲产品、休闲公共服务与质量、政府与市场的监督管理等重要的制约休闲发展的方面来提升国民休闲的质量与效用；2014年国务院31号文件以可持续发展和科学性为根本，提出立足环境、市场诚信及交通状况等阻碍休闲发展的关键点着手，将休闲的制约因素重新进行归类整理，为国内休闲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建立政策基础。相关法规意见促进了国内休闲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为休闲制约的提升过程提供坚强后援。

2 国内休闲制约研究

本研究通过中国知网（CNKI）以“休闲”、“休闲制约”、“休闲阻碍”、“休闲障碍”、“休闲”加“制约”、“休闲”加“阻碍”、“休闲”加“障碍”为关键词，在“篇名”条件下检索了1990年1月至2014年12月间的相关文献，共发现133篇，剔除无关报刊与杂志后，剩余83篇，而同时期内的“休闲”主题研究达到32542篇，休闲制约研究仅占休闲研究总量的0.3%。

2.1 文献的基本情况

时间进程：

从时间上来看，休闲制约研究最初并不为学者所重视。国内涉及该内容的研究源于台湾。1988年曾谁芬的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生活目标与休闲参与之研究》，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休闲制约研究。正式研究始于2003年赵龙“大学生运动休闲阻碍因素的分析”，05年开始出现以休闲制约为主题的研究，此后相关研究数量呈上升趋势。2013休闲制约的研究达到历年高峰，相关研究14篇，占总体研究的（共83篇）的169%。具体趋势如图1所示。

从图1可看出，我国休闲研究发展较早，到2011年时达到一个研究高峰期。而休闲制约研究直到2003年才出现第一篇文献，从2003年到2014年这十余年中，休闲制约研究有3个明显的波峰，分别是2003年（2篇），2008年（10篇）和2013年（14篇），发展趋势大致与休闲研究相似。值得注意的事，休闲研究的顶峰期2011年却是休闲制约研究的低谷期，二者呈现明显反差。另外，从整体研究数量来看，国内对休闲制约研究的关注仍旧不足，对休闲发展的消极因素的重视程度不足。

2.2 休闲制约的研究内容

通过对83篇相关文献内容的整理，国内休闲制约研究的主要内容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目前我国休闲制约研究主要分为两大块内容：休闲产业的制约和休闲群体的制约。休闲产业制约研究中涉及到休闲产业（3篇，占文献总量的3.6%）、休闲旅游（7篇，占文献总量的8.4%）、休闲体育（26篇，占文献总量的31.3%）、休闲经济（2篇，占文献总量的2.4%）、休闲农业（5篇，占文献总量的6.0%）、城市（5篇，占文献总量的6.0%）；休闲群体制约研究中涉及到学生（12篇，占文献总量的14.5%）、女性（8篇，占文献总量的9.6%）、老年人（5篇，占文献总量的6.0%）、教师（2篇，占文献总量的2.4%）、男性（1篇，占文献总量的1.2%）、居民（1篇，占文献总量的1.2%）；另外还有三篇研究综述，其中两篇以国外休闲制约研究现状为主。可以发现，休闲体育、休闲旅游、学生群体、女性群体四类视角为国内休闲制约研究的热门方向，文献数量较多；而休闲产业、休闲经济、男性群体与居民四类视角文献数量较少，受关注程度较低。

2.2.1 休闲产业的制约

休闲体育。体育活动是休闲产业中民众参与最为直接与便利的板块。宏观层面上，研究者们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管理体制、市场化程度、消费水平、产品创新能力、投资配套水平、人才资源、场地数量、闲暇时间等是阻碍我国休闲体育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微观层面上，研究者们以不同群体（学生、女性）、地域（浙江省、陕西省）、特殊体育活动（自行车运动）为切入点，调研了不同背景下的休闲体育发展制约状况，并就相应问题分析了解决途径。目前休闲体育制约研究已较为全面，但在基础理论的构建上仍有不足。

休闲旅游。旅游是休闲的重要途径。一方面，研究者们主观认为假日客流的供需冲突、休闲旅游产品开发滞后、品牌宣传落后、社会支持缺乏、国民收入水平等问题是制约我国休闲旅游发展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时间因素、交通因素与学习因素是主要制约因素，而经济因素的影响正逐渐下降。目前国内休闲旅游的制约研究中，以定性分析为主，实证研究较少，而仅有的实证研究所探索的地域范围有限，缺少以全国为调研基础的研究。

城市休闲。董二为就韩国首尔的城市休闲制约与健康问题进行实证调研，发现金钱、时间等12项制约因素；而该研究者对中国六城市（北京市、上海市等）采用民族志法调研，发现8项制约因素。而有关武汉市、曲靖市、福州市三地的城市休闲制约研究则均采用定性方法，通过需求、供给、资源等多角度对阻碍当地休闲发展的要素进行归纳总结，认为城市休闲的制约管理应主要由政府引导，才能从根源解决问题。

休闲农业。目前休闲农业的制约因素研究认为缺乏统筹规划、标准不健全、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宣传推介力度不够是制约我国休闲农业发展四大问题，标准化、市场化、组织化是解决上述问题的路径。未提出因地制宜的有效建议，未来应结合定量方法，改善结论的客观性与效用。

休闲经济与休闲产业。研究认为休闲消费观念和休假制度、休闲经济，产业研究的理论系统化程度、法律法规无法满足对实践的有效指导与规范等是制约我国休闲经济提升的重要因素。国内对这两个议题的制约研究极少，休闲经济制约的研究时间集中于2005与2006年，而休闲产业制约的研究也全为2010年之前，缺乏具有时效性与使用定量方法的实证性文献。

2.2.2 休闲群体的制约

学生群体。学生是休闲活动参与的重要群体，尤其是大学生，拥有充足的闲暇时间与定量的生活费。研究中使用定量方法的实证研究中多以戈比的三重制约理论为基础，而使用定性方法的逻辑分析研究则根据切入点的不同得出细化因素，如赵龙认为学校教育、个人内在、场地设施及家庭环境是主要制约因素，而周星则认为心理、人际、性格、思想、消费、设施与组织问题才是制约发生的原因。另外，也有研究对不同地区的学生进行了实证对比，江宗岳的研究发现台北高中生由于在休闲活动中的新媒体运用得当且投入较多，因此整体休闲制约水平低于上海市高中生；乔光辉对比了中韩大学生的休闲制约差异，发现韩国学生因同伴问题而制约休闲参与的影响最大，而中国学生则因时间问题阻碍了休闲的参与。整体而言，大学生群体的休闲制约研究全面而细致，但对其它学龄阶段群体的研究仍较少。

女性群体。该主题主要对城市中的职业女性休闲制约因素进行探索。多数实证调研量表受戈比三重制约理论的影响，总结出以人口统计学特征及类似个人制约、人际间制约及结构制约的阻碍因素，这种结论也是多数采用统计学测量方法的研究所普遍使用的。仅有陈楠等的实证研究是基于戈比三重制约理论的归纳再创新，他认为认知制约、周边制约、自身制约及经济制约是阻碍都市女性休闲的主要因素，且认知制约对该群体参与休闲活动的满意度影响力最大。目前，关于女性休闲制约的研究主要以大城市、职业女性为主，缺乏对中小型城市仅有一篇和无职业女性（如家庭主妇、农民）的研究，空间与职业维度的普遍性、代表性较低。

老年群体。老年人群的休闲制约研究同样以大城市为主，研究者分别对南京市、长沙市、合肥市、开封市进行了实证调研。几篇文献均使用定性定量结合方法，采用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算并得出制约因素。研究认为除传统的三重制约因素和年龄外，经济、社会、职业状况及场所是制约老年人参与休闲活动的重要原因，该结论不乏与调查对象城市相关；而荣培君对中小城市——开封的探索发现居住状况和文化程度才是阻碍老年人参与休闲的主要因素，反映了不同城市规模与等级对同一群体研究带来的不同影响。

教师群体、男性及居民。研究这三类群体休闲制约因素的文献目前较少，均是采用问卷调查法对研究对象的基本休闲状况进行统计，且问卷设计过程中以戈比三重制约理论为基础，故研究结论有较高相似度。值得注意的是厉新建关于男性休闲制约的研究，他认为研究者不能以主观意识去判断男性休闲制约比率一定低于女性，且男性休闲同样存在障碍，并非不值得关注；其次，男性休闲质量的提升不是以女性休闲质量为代价；而闲暇时间、设施场所及足够金钱是制约男性休闲的主要原因。

2.2.3 休闲制约相关综述

经整理共发现3篇综述，分别是2006年、2012年与2014年，其中两篇是对国外休闲制约研究进行综述，一篇是综合国内外现有文献进行对比研究，内容上各有侧重。王玮等的综述详细叙述了休闲制约理论的发展历程，详细介绍了Crawford & Godbey的休闲制约三重因素理论，并简单与国内旅游决策行为及感知研究进行了对比分析（2006年国内休闲制约研究处于起步阶段，文献较少）；另外两篇综述作者相同，前后仅相隔2年，且都是以国外三大休闲期刊为文献数据检索来源，对国外休闲制约发展状况按照制约模型、影响因素、休闲主体三大内容进行了探索。2014年的文献增加了户外游憩板块的制约分析，并将更多数据陈述用图表代替，更为直观。但是，在总结对国内的研究启示时，仅从宏观层面分析未来休闲学及产业的理论机制构建和动向，并未以国内休闲制约研究的现状与内容为基础，提出更具有针对性的意见，这也正是本文撰写的初衷。

3 评价与启示

3.1 评价

国内休闲制约研究已有12年历史，虽与国外20多年的研究历程相比较短，且文献总体数量较少，但在研究的内容、方法、对象上已经形成一种全面高质的状态。对休闲制约研究内容的深入既是助力我国休闲理论的建设，还是实现全民参与休闲的一种过程。

（1）休闲制约因素的探索与运用上，国内研究多以Godbey的三重制约因素为主要模型，根据83篇文献对休闲制约因素的归纳总结，共有29篇文献直接将个人制约、人际间制约及结构性制约三个因素作为研究结论，占文献总量的35.0%。而其它制约因素的总结过程则是以“三重制约因素→量表建模或案例分析→多重制约因素”来实现新因素的归纳，但一些因素的内容过于宽泛，如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政府因素等；一些则以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差异性为因素（笔者认为这仅是对数据的陈述，缺乏根源性的追溯），如年龄、收入、学历等。整体而言，对因素间逻辑关系、因素产生的根源及作用机制的研究极为缺乏。

（2）目前，我国休闲制约主题与主体的研究较为全面，覆盖了诸如体育、经济、旅游、城市、农业等重点主题和职业女性、大学生、老年人等主要休闲主体。主题研究符合我国休闲产业的发展轨迹，而对休闲主体的研究却稍显单薄。国外休闲主体制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女性、青少年、残障人士、不同种族及老年人五类上，而国内文献仅能勉强分为六类（男性、教师、居民文献数量极少）。相比较而言，国内在残障人士、不同种族上的研究还未出现，研究者的群体选取视角仍有待拓展。

3.2 启示

由于休闲制约研究能为休闲产业发展中的阻碍性问题提供对策，所以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将成为我国政府和学界的“黄金”关注区。未来国内休闲制约的研究应在以下方面进行重点改进：（1）理论构建。在制约因素的具象化上应对广义的普遍性制约因素和狭义的特定对象制约因素在现有成果上进行规范统一，达到标准化和模块化。而在休闲阻碍类型的划分上，应注意把握不同背景下的主次因子关系，做到符合中国国情。（2）研究方法与内容。推崇定性定量结合的研究方法，为我国休闲学科的建设积累更多实效性数据。同时增加对消极制约因素的关注，提升决策的可靠性。（3）关注更多休闲主体。休闲制约研究的一个本质是促进休闲参与主体的便捷性，改善更多的阻碍因素与消极因素，实现良好的休闲体验。目前国内休闲主体研究的对象群体仍较少，应将视野投入到更多群体中，让休闲制约研究更为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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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箐

我国老年大学发展对策研究论文篇3：

我国老龄产业的发展方略与扶持政策研究综述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完善的背景下，老龄产业发展及其扶持政策问题开始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之一。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虽然“老龄产业”的文字已经散见于人口学、社会学等有关人口老龄化的学术文献中，但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老龄产业的研究则从1997年才开始。十多年来，经济学界对“老龄产业”的称谓尚未统一，不少研究成果是以“老年产业”、“养老产业”、“银发产业”及“老龄服务业”等称谓出现；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都有待拓展。现将1997～2014年期间有关老龄产业的文献及研究成果进行归纳与梳理，对其中的主要研究内容、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老龄产业兴起和发展的经济社会背景

结合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学术探讨，熊必俊（1997）从市场化需求的角度，认为人口老龄化引起社会消费结构变化以及由这种变化带来的市场构成和投资结构的变化，导致老龄人口需求的市场规模扩大，从而使老龄产品与服务的专业化生产成为可能。[1]万本根、赵喜顺（2002）认为，我国老龄产业的形成和发展的经济社会背景主要是以下两点：一是人口老龄化为老龄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客观需要和基础条件；二是家庭结构功能的变化增加了现代社会对老龄产业发展的需求。经济水平的发展使得家庭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要求社会来承担其照料老人的责任，其中通过市场化、商品化方式的供给导致老龄产业的专业化发展。[2]李成福（2011）强调我国家庭户规模的变化与老龄产业的发展具有紧密的联系。人口迁移流动的增加，也使得养老社会化、产业化的问题更为迫切，需要通过发展老龄产业来加以解决。[3]向甜（2012）强调日益增多的老龄人口需求总量对老龄产业发展带来的机遇因素。认为人口老龄化是养老产业发展的根本条件，但老年消费总量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和占总消费的比重不断扩大。老年人数量的增多以及需求的多元化，才是养老产业得以发展的根本所在。[4]

从我国老龄人口对养老模式选择的角度，于戈，刘晓梅（2011）认为，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已经很难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需要借助家庭以外的力量养老是老年人的普遍需求。但由于我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尽完善，特别是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还未真正建立与健全，无法为数量巨大的老年人口提供全方位的生活和护理服务等，因此加快养老产业多元化、社会化的发展是解决这一供需矛盾的关键所在。[5]

陆杰华（2002）的研究则从我国经济社会体制转型的角度，认为我国老龄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与以下三个要素紧密相关：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迫切需要用社会化、产业化的新思路、新机制、新模式推进老龄事业的整体发展，其中老龄产业的启动和发展是满足转型时期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需求的保证；二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与完善，微观层面的商家逐步培养了市场营销的意识，部分企业开始关注老年市场；三是居民购买力的增加全面带动了老年市场由潜在的需求转向现实的消费，使得老龄产业的发展成为可能。[6]

基于对我国传统的政府民政部门主导的养老事业的经济功能的数量分析结果，顾国爱等（2011）认为，在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形势下，我国传统的养老事业的运作机制已经不能满足我国庞大的老龄人口的消费需求。尤其是传统老龄事业对我国的农村消费、民间投资以及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的影响甚微。需要通过大力发展老龄产业来满足老龄人口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7]

二、老龄产业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随着社会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和老龄产业发展的必要性等问题的提出，学者们根据产业经济学理论对老龄产业的概念给出了不同的定义。其中刘书鹤，高利平（2001）根据对比老龄实体经济与老龄产业的异同点后，将老龄产业定义为：从第一、二、三产业中派生出的新兴的综合性的特殊产业，它是专门为老年人提供产品或服务、满足老年人衣食住行用等各方面需求的各种行业的统称，包括生产、经营及服务三方面内容。[8]汪雁（2004）根据对产业的内涵及性质的定义，将老龄产业界定为：是指一个目标服务对象锁定为老年人口的产业体系，它包括所有专门为老人提供产品、服务和就业机会的盈利性经营实体（包括生产、销售和经营实体）。认为完整的老龄产业不仅包括向老年人提供产品及服务，也应包括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9]按照这个观点，老龄产业的概念也应该具有狭义和广义的划分，广义老龄产业是泛指服务对象是针对老年人口的产业体系，包括专门为老年人提供产品、劳务和就业的盈利性经济实体以及福利慈善性实体；狭义老龄产业仅指其中的专门为老年人提供产品、服务和就业的盈利性经济实体。

田香兰（2010）认为养老产业是以老年人为对象，以满足高层次生活、文化需求为目标，向老年人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民间盈利事业活动的总称，也称老人服务产业、老龄产业、银色产业等。[10]其定义将老年产业限定为高层次需求和非公有制经济范围。而郭正模，魏宇菲（2013）则强调老龄产业与所有制或产权性质无关。其认为“老龄产业”是指专门为满足老年人的特殊消费需求和具有盈利性特征的产品生产与服务活动的总体构成；是以老年人为供给对象，以养老服务为主要内容，主要通过市场化运作配置养老资源，以市场交易方式向老年人提供商品和服务，由老年人口的需求为导向与拉动的综合性产业。[11]

对于老龄产业的基本特征，有关学者表述的角度差异较大。其中汪雁（2004）等认为，老龄产业的特征表现为：1.特殊性。主要指从年龄阶段划分，老龄产业的目标对象锁定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2.综合性。老龄产业是一个横跨第一、二、三次产业的综合产业体系，也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市场体系，其中包括了众多专门为老人服务的子市场。3.微利性。指从事老龄产业的企业在老龄市场的单项产品或单项服务中获得的平均利润率较其他产业更低，但由于老年市场容量巨大，单项产品的利润率与企业的高总和利润并不冲突。[9]而刘超，卢泰宏（2005）则从老年人口消费特征与消费心理的角度，提出了老龄产业的发展特征，包括：1.求实性消费特征。主要指商品的实用性、服务的可靠性以及价格的合理性。2.习惯性消费特征。指老年人怀旧和沿袭旧俗的心态大于对新事物的学习和接受。3.方便性消费特征。由于老年人生理变化促进消费方式变化的一个主要特征，表现为对购买和消费两个方面便捷的要求。4.补偿性消费特征。指由于对过去某些生活方面感到遗憾和不满足，当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时对过去遗憾和不满足的补偿往往成为了消费的目的。5.服务性消费特征。指通过服务形式弥补老年人生活能力和心理上的不足。6.情趣性消费特征。指老年人习惯性消费的固化或为适应老年人生理条件变化而参与的休闲消费的升华。7.敏感性消费特征。指老年人对商品或服务价格的高度敏感性。8.自我性和利他性消费特征。主要指具有现代观念的部分老年人通过情趣性消费、保健性消费等对自身消费价值、自主意识的一种实现；而利他性消费则指部分老年人承担已成年子女或第三代抚养责任所产生的消费行为特征。[12]

郭正模，魏宇菲（2013）基于加强老龄产业发展的政府管理与将其纳入国民经济规划体系的客观要求，认为老龄产业的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老年产业是以“夕阳”年龄人群为需求对象的“朝阳产业”。我国老年人口的数量急剧增加，相对独立的老龄产业是一种新兴产业，可有效满足老年人口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为经济增长创造新的“增长点”。2.老年产业的服务人群对象的实际购买力较低、具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相对不足。我国老年人的人均实际购买力低于其他各年龄人口组的平均水平，且消费观念较为保守。3.养老产业和养老事业的产品和服务往往相互交叉难以明确区分。两者的经济资源产权界限模糊，难以准确区分。4.老年产业是一个跨部门和行业的综合性的产业体系，涉及行业与领域众多。目前缺乏对老年产业的产值、利润、从业人员数量与收入等的有效统计途径，单独对老年产业的投入与产出等统计存在较大困难。[11]

三、老龄产业的体系及其行业构成

朱国宏，卢元（2001）认为，我国老龄产业横跨第一、二、三产业，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具体构成可分为十个行业。[13]陈茗（2002）认为老龄产业的构成可分为五个大类：1.老年产品领域，指以老年人为主要消费对象的各种机械、器具、用品及食品等领域。2.老年护理和生活服务领域，分为居家养老及机构养老两大市场。3.老年住宅及养老设施领域，包括老年公寓、老年社会福利院、养老院等。4.老年金融、保险领域，包括老年人金融资产投资管理和各种老年险种等业务。5.老年教育、文化、休闲等领域，包括老年大学、老年旅游等。[14]

刘慧（2011）则将老龄产业按老年人口的需求划分为3个类别：精神产业、物质产业、健康产业；同时提出了8项因素指标的分类：旅游和娱乐业、教育业、家庭服务业、房地产业、日常生活用品、金融保险业、医疗保险业、饮食业。并且根据“多级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状况进行了测定和评价，认为我国当前老龄产业的发展状况正向较好的水平发展。[15]

向甜（2012）等从中央提出的“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等方面的老龄社会建设的要求出发，认为老龄产业可划分为六大行业构成：1.老年居住业。2.老年用品业。3.老年服务业。4.老年教育业。5.老年旅游业。指专门为老年人提供旅游休闲的行业。6.老年保险业。[4]

四、老龄产业发展的趋势、规模预期及供需分析

穆光宗（2000）认为老年人需求决定了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的方向，其中使得老龄市场可能形成产业化的需求推力主要有：养老助老需求、健康医护需求、日常用品需求、精神娱乐需求、资产经营需求、学习深造需求和生活咨询需求等七大类。[16]朱国宏，卢元（2001）对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与总人口各自的平均消费需求量之间的比值进行测算，以及对我国人口发展的有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预测我国在2050年经济发展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的老龄人口与总人口各自平均消费需求量的比值可能在2.01左右，即占总人口市场需求量的41.65%，每年增幅约为0.69%。[13]

应斌（2003）基于对我国老年人口收入来源和水平的估算认为，老年人作为一个日益庞大的社会群体，其购买力总和是相当大的。以城市老年人为例，一是领取退休金的人数占有相当的比例，二是有相当一部分老年人退休后又重新找到工作，三是一部分老年人从子女那里得到一部分赡养费，四是一部分老年人拥有一定的储蓄。根据预测，仅退休金一项到2020年为28145亿元，2030年为73219亿元。老年人收入的不断提高，为老龄产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17]李学斌（2008）从老年人口的需求变动对我国老龄产业发展潜力分析的角度，认为老年人的需求主要集中在饮食供应、医疗护理、文化娱乐、体育活动、家庭关系调节、文化知识更新、老年心理咨询等方面，随着社会人口老龄化的加剧，预计到2050年，老龄产业的规模将达到5801.49万亿元。目前我国老年人口的离退休金、退职生活费、医疗卫生费、再就业收入等购买能力在4000亿～5000亿之间，但每年为老年人提供的产品不足1000亿元，供需差距巨大。且自1998年以来该部分收入的平均增速稳定在12%左右，简单推算可得到2050年的规模将达到5万亿之多，因此老年用品市场是潜在的、有发展前途的市场。[18]

袁培（2007）通过对老龄产业的需求及供给的消费经济学分析，指出老年人的需求在消费偏好、消费理念和消费决策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我国老年人的收入在不断提高，年养老金支出金额达到几百亿元。另有数据显示，我国城市60～65岁的老年人口中约有45%还处于就业状态，42.8%的城市老年人拥有储蓄存款，因此老龄产业的发展需求是非常旺盛的。[19]

刘燕等人（2006）通过统计调查分析，认为老龄需求市场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老年人的经济收入、受教育程度和原有职业三方面，主要需求集中于老年公寓、医疗保健服务、家政服务、文化教育服务等领域。[20]

与对老龄产业发展的乐观态度相反的，基于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的研究，于戈、刘晓梅（2011）认为以养老保障制度为基础的“居家养老”是我国最重要的养老模式之一。[5]我国目前城镇老年人收入水平较低，保障水平不高，受传统养老方式的影响以及经济收入的限制，入住养老院可能只是高收入老年人和政府为“三无”老年人提供养老福利的一种模式，不可能成为大多数老年人的选择。居家养老则以“社区照顾”为重要补充方式，是一种最为经济的公共消费和一种有效利用社会有限资源的方法。谭克俭（2001）注意到了老龄产业在城乡区域发展上的不平衡特征，他对我国老龄产业的农村市场的现状及问题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认为开拓老龄产业的农村市场存在以下障碍：1.经济障碍。农村老年人的月收入水平很低，经济困难，是老龄产业农村市场开拓的最大障碍。2.消费水平障碍。调查显示农村8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恩格尔系数高达61.5%，属于绝对贫困之列，使得老年人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非常低。3.消费观念障碍。农村老年人大多数生活节俭，消费倾向稳定，习惯于攒钱而不轻易使用，这种消费观念和生活习惯对老龄产业在农村打开市场形成了一定的阻力。4.消费环境障碍。消费从众的心态制约了老年人的个性发展，使得部分有经济能力的老年人的消费欲望受到抑制，也阻碍了农村老龄市场的开拓。[21]

五、老龄产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应斌（2004）总结现阶段我们老龄产业发展的总体现状，认为包括以下几点：1.养老服务设施以国家和集体投入为主。2.民办养老机构运作优于国营。3.非公有制养老机构呈逐渐增多趋势。4.投资经营模式不断创新。老龄产业具体发展现状呈现以下趋势：1.老年社区与老年住宅产业有所发展。2.老年旅游产业逐渐兴起。但在老龄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同样暴露出以下一些问题：1.养老服务设施总量不足，供需矛盾突出。2.资金来源渠道少，投入资金严重不足。3.地域分布不合理，城乡发展比例失衡。4.服务项目单一、服务功能简单。5.养老设施政策不配套，管理、服务落后。6.从业人员素质低，知识结构不合理，人员亟待培训。7.缺乏必要的扶持政策，现有的优惠政策难以落实。8.政策不完善，缺乏市场规范和行业标准，法律纠纷不断。9.市场开发研究不足，老龄产业规模小，层次不高，发展不平衡。[22]

袁培（2007）认为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现有的产业供给不能满足庞大的老年产品及服务的消费市场，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对老龄产业缺乏认识，将其作为经济部门中一项普通产业对待，忽视其特殊性；2.产业开发方向有偏差，忽视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3.没有按照市场细分的原则分析老年人的需求层次及支付能力等差异，存在供需不平衡等问题。[19]

祁恒珺（2008）对我国城市人口老龄产业进行SWOT分析，指出老龄产业发展中具有的优、劣势。其中优势包括：1.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老年产品及服务具有庞大的消费群体。2.人口老龄化将带动老龄产业的发展。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转变，老年消费品的需求将迅速增大，消费结构也将随之发生改变。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将吸引更多的劳动力从事老年产业的发展和研究，从而引发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的劣势包括：1.老龄产业发展中的资源短缺。2.社会养老保险事业还处于初级阶段，养老服务设施不到位。3.在社会经济不足够发达的状态下提前进入了社会老龄化阶段，即“未富先老”。[23]

刘云（2004）从老龄企业的产品与服务的市场供给角度，认为我国老龄产业的发展现状中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市场管理滞后，缺乏统一的市场规范和标准。2.老年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定价不合理。3.老年产品和服务的营销宣传不到位。4.老龄产业营销网络缺失。5.老龄产业经营企业普遍存在急功近利的思想与行为。[24]

胡晓微，夏敬哲（2010）等从目前老龄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方面存在的问题角度，认为我国老龄产业发展中的问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老龄产业为老年人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供应相对过剩，供需脱节。企业对老年人实际需求缺乏了解，向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并非老年人实际需要的，阻碍了老年人的消费欲望向实际购买力的转变。2.老龄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不能满足老年人多方面的需求。虽然我国老年人整体的购买力在全社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消费观念也有较大改变，但老龄企业并没有及时捕捉到这一变化，导致很多老年人买不到自己需要的产品及服务。3.老龄产业缺乏行业标准和市场规范。无权威行业标准、无专业行业分类与知名品牌、无规模化生产基地、无成型商业渠道、无专业交易市场是我国老龄产业的发展现状，而这种情况直接或间接制约了我国老龄产业的发展。[25]向甜（2012）认为，我国老龄产品市场还存在老年产品的个性不突出、老龄产业的行业分布过于狭窄的问题。[4]

佟晓光，黄毅（2012）认为我国养老产业存在以下一些问题：1.老龄人口服务管理与现行体制的矛盾突出。2.老龄人口快速增长与养老保障负担能力的矛盾突出。3.社区服务网络与“空巢”家庭老人、高龄老人的服务需求不适应。4.卫生保障体制与老年群体医疗需求不适应。5.养老护理机构建设和失能老人的护理需求不适应。[26]

侯卉，徐丁（2012）通过模型测算得出三点结论，一是养老服务业已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并与其发展密切相关，但目前我国养老服务业发展水平有限，仍处于初期阶段。从相对量而言其对自身的直接消耗系数最大，要求较多的劳动力投入；从绝对量而言，养老服务业消耗量最大的依次为房地产、金融业、餐饮业及卫生保健业。二是当前养老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仍然低下，其经济效益并不高，但间接贡献作用明显，对其他行业的带动作用效果明显。三是养老服务业在就业上就到其发展现状的限制，但发展潜力巨大。养老服务业市场年需求约6000亿，而实际供应不足1000亿元，严重限制了其拉动就业的作用。[27]

六、促进老龄产业发展的产业扶持政策与对策措施

基于对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的中长期战略思考，张文范（2001）认为推进我国老龄产业发展需遵循以下指导思想：1.老龄产业的发展必须与国民经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以及国家宏观产业调整战略相适应。2.发展老龄产业必须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协调。3.推进老龄产业要走社会化与产业化相结合的道路。4.引导老年人消费、培育老年市场与开拓老龄产业相互结合。5.发展老龄产业需要以生产性产业和服务性产业两大类分类、分层指导为原则，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28]

刘云（2004）认为在老龄产业发展中政府对行业内企业发展的扶持应该从项目审批、用地审批、税收优惠政策、信贷优惠政策、融资优惠政策、公用事业收费以及风险扶持基金等方面入手。[24]郭正模，魏宇菲（2014）基于对老龄产业的弱质特征认识，认为老龄产业的扶持政策应采取以下几点措施：1.加强对通货膨胀的控制，合理增加社会养老保险金的支付水平及扩大老人社会福利范围，增加老龄人口对老龄产品服务市场的有效需求。2.以政府的养老事业为基础，内生性地发展社会化、市场化、商品化的老龄产品和服务项目。3.通过政府对老龄产业的用地、贷款、税收等多种形式的政府支持，减轻老龄企业的投资负担和加快资金回收。4.重点抓好“社区养老”模式的综合性建设，有机结合“居家养老”模式，根据实际需要增加“社区养老”的有偿服务项目。5.加强老龄产业发展的专业人才培养和一线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等，以增加老龄产业的公共人力资本投资。[11]

杨宏、吴长春（2009）认为政府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老龄产业的发展：1.加强对老龄产业的宏观指导和调控。各级政府应制定老龄产业发展规划，逐年加大对老龄产业发展的财政投入，增加政府对老龄产业发展的扶植力度。2.建立和完善老龄产业的法律体系。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法律文件，为地方制定和实施老龄产业政策提供参照依据、为老龄产业发展提供法律依据和法律监督。3.制定老龄产品和服务的国家和行业标准，为老龄产业提供发展规范；4.加强对老龄产业发展中的企业、老年人消费权益的保护。[29]周环，王玲（2005）认为老龄产业应区分为竞争性和非竞争性行业，政府针对竞争性老龄产业的扶持政策包括：开征社会保障税、实行老年税收照顾以及缩小老年人贫富悬殊等方面，以改善老龄市场的供需格局，推动老龄产业的发展。[30]而在老龄金融保险产业的发展方面，针对老龄产业的融资困难问题，吴婵君（2011）研究了老龄服务产业的融资机制创新问题。提出引入ABS、BOT、TOT等项目融资模式以及联贷联保等债权融资模式的措施建议。[31]

在对于老龄产业发展中的重点行业选择方面，谢宏杰（2001）认为住宅产业是我国可重点扶持的老龄产业。主要手段包括：1.政府出资修建“非营利性老年住宅”。2.更新现行的居住区规划设计理念。3.将现有住宅改造为适合老年人居住的住宅。4.将老年公寓的建设和管理纳入社会化管理渠道。通过这些方式来解决老年人住宅获得机制不合理、居住区规划结构难以适应老龄化社会的需求等问题。[32]黄润龙（2010）则认为应当重点发展老年医疗保障行业、保持老龄人口的身心健康和增强老年人消费信心是开拓老龄产业市场的重要环节。[33]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老龄产业的弱质特征、发展方略与扶持政策研究”（13BJL08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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