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言语制度管理论文

2022-04-17

【摘要】作为法庭成员,法官与律师之间既有冲突也有合作,冲突在刑事案件中比较常见。如何将这种冲突规范在合法合理的范围之内,既能保障法官与律师之间相互制约,又能促进他们之间高效合作,值得深入探讨。当然,充分保障律师的法庭辩护权利,尊重律师的辩护意见固然重要,但是忽略对法官的当庭处罚权的规范,显然顾此失彼,有失偏颇。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法庭言语制度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法庭言语制度管理论文 篇1:

激活潜能的裂变

“我们搞绩效考评,就是要让绩效考评这把公开、公平的尺子管到底,量到底,一切让数字说话,按分数排队。每个人的表现如何,水平咋样,进步与提高,乃至提拔重用,全由代表你自己工作绩效的数字说话。”2006年5月,在全市法院绩效考评动员大会上,安康中级法院院长周建明掷地有声的言语,在全市法院掀起巨大反响,“我想干、我能干、我会干、求上进、谋发展”的良好风气蔚然形成。6年来,安康中级法院通过推行绩效考评制度,加强审判管理,提高案件质量与效率,始终不懈地作出了重要的探索和努力,各项工作走在了全省法院前列。

司法改革,催生绩效考评机制

2006年以前,安康中级法院内部管理一直沿用行政化模式,年度考核以部门为主要考核对象,每年年底仅对法官进行一次例行的公务员考核,对个人的工作绩效和职业素质没有综合考核和科学评价,不能体现干警的真正水平和素质差异。面对这一现状,安康中院党组实施司法改革,探索科学化管理,拉开了全员绩效考评的序幕。

建立科学规范的考核体系。2006年5至6月,安康中院陆续出台《法官考评管理办法(试行)》、《非审判人员考评办法(试行)》。两个《办法》很好地解决了考评中对审判庭之间、立案庭和审判庭之间、审判部门与综合部门之间,以及审判工作与调研等其他工作之间的量化评价的平衡问题,实现了对全院每位法官干警工作的全方位、无缝隙管理评价。2011年,该院出台《岗位目标责任制考核办法》,明确每一个岗位职责、每一项工作分数,年终以计分的方式来进行考核奖惩。

加强对县区法院综合考评。2005年8月,安康中院首先推出《县区法院综合考评办法》,对县区法院工作开展综合考评,加强对基层的指导力度,成为该院在全省法院系统的一项创举。此后,该院分别于2006年、2008年、2010年、2011年对该办法进行了多次修订完善,使之更符合实际、更具有操作性。

工作直接考评到人。分类对法官干警的思想品德、职业道德、敬业精神、审判技能、学习调研、工作实绩、电脑操作等七个方面共40余个项目进行量化记分考核。考评实行实分制,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按设置内容和评分标准,客观公正地考评计算每个法官的综合得分,然后根据综合得分,评出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四个档次,并以此作为评先、评优、奖惩和晋职晋级主要依据。

量化考评,奖惩分明。安康中院的绩效考评机制之所以成功,其关键在于做到了两个挂钩。一是与政治待遇挂钩。全院年度得分前三名的个人、前兩名的部门记三等功,连续三年保持第一名的个人(部门)报记二等功,连续五年保持第一名的部门报立集体一等功。反之,被评为不合格档次的法官和差档次的部门当年要写出书面检讨,并提出整改办法报院党组备案。连续两年被评为不合格法官,调离审判岗位。部门所属人员平均得分连续三年在全院排名末位的,由该部门向党组检讨责任,部门负责人引咎辞职。二是与经济待遇挂钩。在精神奖励的同时,物质奖励标准以分数确定基数,按法官实际综合得分计算奖励总额,年终考评后照实发放,让肯干事、能干事、多干事的干警通过不同的奖励得到了自身价值的体现,从而有效提高了考评激励性。

加强管理,全面量化业绩考评

在绩效考评中,安康中院通过强化管理,集采众家之长,让每一名法官都融入各项管理中,让每一名干警都成为法院管理的好帮手,从而使安康中院真正做到了班子明确分工、全院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案件质量与效率得到了有效提高。

加强审判管理。安康中院制订了《案件质量检查验收办法》和《裁判文书送达管理办法》,两级法院建立月查季评年考核的常规案件评查制度,通过各办案部门每月自查,考评组每季度由院领导带队逐项逐案评查,年底全院进行年终综合考评。2009年起,安康中院和辖区基层法院即成立专门的审判管理办公 室,专门负责案件评查和审判管理各项事务,对法官办结全部案件一律进行检查验收,对各种错判案件行为重点监督,强化对案件的催办、督办,防止案件久拖不结。

设立“三员”,强化内外监督。安康中院重视监督制度的构建,形成审判管理合力。安康中院和辖区各基层法院在业务庭局设立案件“质检员”制度,选定业务强的法官为质检员,在考评之前,对可能出现质量问题的重要环节进行查漏补缺,防止裁判文书出现“低级”错误。在院内审监庭、审管办和立案庭设立案件质量“监督员”制度,由监督员对审判执行环节进行全程监督,有效避免产生重大程序或实体错误。设立“特邀司法廉政监督员”制度,聘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以及社会人士担任法院的固定监督员,参与案件庭审旁听或执行并听取意见,监督法官公正、廉洁、为民执法。在安康法院网站和各区县法院网站公开裁判文书,接受社会监督。以上审判监督制度,与案件质量考评制度体系共同形成绩效考核制度。

激活潜能,变化的不仅仅是外在

2006年绩效考评推行之初,安康中院受理各类案件939件,审、执结901件,民商事案件调解率23%。而2011年,安康中院受理各类案件1285件,审结1249件,结案率为97.2%,全市法院民商案件调撤率达65%,与2006年相比,各项指标大幅增长。2011年全市法院共评查各类案件8653件,省法院抽查2596件,良好案件占90%以上,未发现不合格案件,案件质量居全省法院前列。

2011年度,全市法院有14个集体、19名个人获得省级以上表彰;有32个集体和95名个人获得市以上部门表彰。其中旬阳法院再获殊荣,被授予“全国优秀人民法院”称号;岚皋法院被省委省政府表彰为“全省人民满意的政法单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并被省高级法院授予集体二等功。岚皋法院民主法庭审判员龚太林被授予“全国优秀办案能手”;白河法院纪检组长曾庆玉被评为“全国优秀女法官”;汉滨区法院政工科科长杨海斌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紫阳法院院长钟军高荣立个人一等功。在全省政法队伍人民群众满意度调查统计中,安康中院群众满意度连续三年位列全省各中级法院第三。

如今的安康中院,将以迁院为契机,推动全院科学发展, 以全新的精神面貌和十足的工作干劲,坚持政治建院、公信立院、业务强院、廉政治院、文化兴院,确保司法公正,维护稳定发展,努力开创法院工作新局面,为建设生态、富裕、法治、人文、和谐的美好安康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作者:张涛 程及海

法庭言语制度管理论文 篇2:

浅论法官对律师的当庭处罚权

【摘要】作为法庭成员,法官与律师之间既有冲突也有合作,冲突在刑事案件中比较常见。如何将这种冲突规范在合法合理的范围之内,既能保障法官与律师之间相互制约,又能促进他们之间高效合作,值得深入探讨。当然,充分保障律师的法庭辩护权利,尊重律师的辩护意见固然重要,但是忽略对法官的当庭处罚权的规范,显然顾此失彼,有失偏颇。因此,应当明确规范法官的当庭处罚权,充分发挥法官的庭审控制和驾驭功能,法官有权利对律师严重扰乱法庭秩序、损害法庭权威的行为在合法的范围内进行处罚。

【关键词】法官;律师;处罚权

近年来,在我国法官与律师的关系较为特殊,冲突现象时有发生。一方面,在法庭上法官的权威不断被挑战,一些律师“死磕”、“闹庭”现象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律师执业权益屡受侵害,一些法官在法庭上肆意对律师言语不当,将律师驱逐出庭或是限制律师的正当辩护权利,甚至是对律师当庭进行拘留、逮捕。从2010年的“李庄案”到2011年的“北海四律师案”、2013年“靖江事件王全璋案”,再到2014年底“张科科案”、最新的事件是2015年1月4日,在广东省惠州市中院审理的一起以涉黑罪名起诉的案件审理中,七名律师不满法庭对他们提出诉求的处理方式,集体退庭。这些现象引起了法律界的轩然大波。

作为法庭成员,法官与律师之间既有冲突也有合作,冲突在刑事案件中比较常见。如何将这种冲突规范在合法合理的范围之内,既能保障法官与律师之间相互制约,又能促进他们之间高效合作,值得深入探讨。当然,充分保障律师的法庭辩护权利,尊重律师的辩护意见固然重要,但是忽略对法官的当庭处罚权的规范,显然顾此失彼,有失偏颇。因此,应当明确规范法官的当庭处罚权,充分发挥法官的庭审控制和驾驭功能,法官有权利对律师严重扰乱法庭秩序、损害法庭权威的行为在合法的范围内进行处罚。

一、法官对律师当庭处罚权的意义

当庭处罚权授予法官立即处罚藐视法庭者的权力,这对于恢复被破坏的法律秩序,保障法律的正当程序、确保司法公正有重要的意义。法官对律师的当庭处罚权是法官针对律师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作出处罚的权力,是法官法庭秩序维持权的组成部分。作为法庭控制者的法官必须有权制止律师的不当行为来保护社会利益,同时保障审判权的有效行使,维护法庭秩序,树立司法权威。

法官在庭审中引导双方诉讼当事人澄清各自的法律事实,法官具有对庭审的指挥管理权,拥有绝对的程序性话语权,控制和支配整个庭审的过程。法官对律师在法庭上部分不当的行为进行直接处罚,能够及时有效地制止部分律师无休止的“闹庭”行为,避免了诉讼程序的无故拖延从而保障了诉讼效率。

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19世纪就指出,“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法官对律师的当庭处罚权就是要体现“当庭”的时间和空间条件,加强法官对突发事件的驾驭能力,及时对律师违法行为进行处罚,从而达到最佳的惩罚效果。

二、法官对律师当庭处罚权的特殊性

法官对律师的当庭处罚权有其特殊性主要在于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法官对律师的当庭处罚权,是一种对于律师藐视法庭行为的直接处断的权力,具有专横性和肆意性,因为它突破了传统的控审分离原则和回避原则,法官既是原告也是裁判者;它无需经过一般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侦查、逮捕和公诉等程序,是对公诉权的分离;它不需要陪审团就可以通过简易程序将一个人直接送进监狱。这就需要对该权力进行合理的限制,防止法官对律师当庭处罚权的滥用。另一方面,律师作为法官当庭处罚的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法官在行使这种权力时的特殊性,既要保障律师在法庭上的各种诉讼权利又要限制其在法庭上作出损害法庭权威和法官尊严的行为。我国目前对律师的惩戒权主要由律师协会与司法行政机关共享,这就需要对司法行政机关与律师协会进行职能定位,合理划分惩戒权限。法官无权对法律规定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处理的律师的藐视法庭行为进行处罚。比如,律师无正当理由不按时出庭等行为。

三、法官对律师当庭处罚权的界限

法官对律师的当庭处罚权是一种针对律师直接藐视法庭行为进行处罚的权力。这种对律师的处罚当庭作出,不通知,不起诉,不经过正式审理程序就可以立即对律师加以实施。法官对律师藐视法庭案件的直接处断的权力侵害了公诉权,违背了现代诉讼制度中的控审分离和回避原则,剥夺了律师的程序性权利。因此必须对法官对律师的当庭处罚权设置适当的界限。

法官对律师当庭处罚权的适用条件,第一,藐视法庭的行为主体仅仅是律师,不包括其他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法庭成员。第二,律师必须当面藐视,法官亲耳听到,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其藐视行为。第三,法官必须当庭立即作出相适应的处罚措施,及时的制止律师的相关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有效恢复被破坏的法庭秩序。法官不能在庭审结束后再对律师进行处罚,因为事后处罚已经起不到维持庭审秩序的作用了,如果庭审能够继续下去,法官就没有理由对律师进行处罚。也就是说只有当律师有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并导致法庭秩序无法顺利进行下去时法官才可适用法律中规定的当庭处罚权对律师进行处罚。

法官对律师的当庭处罚权应当遵守特定的法定原则:第一,适用范围特定原则,法官对律师的当庭处罚权仅适用当庭发生的轻罪藐视案件;第二,必要性原则,即律师破坏法庭秩序的行为正在发生且导致庭审不能正常进行,法官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如果有其他方式能够阻止律师的不当行为恢复法庭秩序则不能使用当庭处罚权;第三,客观公正性原则,法官在对律师使用当庭处罚权时不应掺杂私人感情,不因对律师个人的喜恶来决定惩罚的必要性和轻重程度;第四,合法合理性原则,这个原则是对公权力进行限制的基本原则,法官对律师的当庭处罚权不仅要合乎法律规定更要合乎理性,形式上要客观、适度、符合人之常情。

四、法官对律师的当庭处罚权的法律规定

除了律师法特殊规定的某些藐视行为交由司法行政部门处罚以及追究法律责任以外,关于法官对律师的当庭处罚权的法律规定在我国和针对其他诉讼参与人当庭处罚权的规定基本重合,也就是说在我国实体法和程序法中庭审法官以及院长对行为人未达到犯罪标准的扰乱法庭秩序的藐视行为进行当庭处罚的法律规定同样适用于律师。

律师扰乱法庭秩序的藐视行为的几种主要表现形式有鼓掌,喧哗,哄闹,随意走动、冲击法庭,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审判人员,对庭审活动进行录音、录像、摄影或者通过发送邮件、博客、微博客等方式传播庭审情况,但经人民法院许可的新闻记者除外。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法官对律师当庭处罚权的处罚措施的种类有警告、训诫、罚款、拘留、没收录音、录像和摄影器材、强行带出法庭、强行扣押、收缴、检查等。我国当庭处罚权有两个适用主体,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4条规定强行带出法庭可由审案法官决定,若是要对行为人施以罚款或者拘留的处罚则必须要由院长决定。

综上所述,对法官当庭处罚权进行良好的制度设计同时保障其有效运行是维持法庭秩序基本要求,“死磕派”律师不尊重法律事实、超越法律底线的行为应该受到一定的惩罚,其藐视法庭、妨害司法活动的行为应该被刑事法律进行规制。

根据法治相对健全的国家的经验,法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法官之治,尤其是在历史上的英国及当代美国,法官不仅使用法律,而且在使用法律的过程中还创制法律,扮演着立法者的角色。十八大以来提出建设“法治中国”的奋斗目标,这就决定了法官在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轻谩法官、蔑视法庭,其实就是轻谩法律、蔑视法治。法官权威是法律权威的外在表现,一个国家法治的成熟程度与法官受尊重的程度成正相关。法官对律师的当庭处罚权表面看上去好像扩大了法官的司法权力,限制了律师的执业权利;其实不然,通过明确法官对律师的当庭处罚权力的界限、类型、从而缩小法官的当庭处罚权范围,防止法官滥用对律师的当庭处罚权从而保障律师的权益,实现法官与律师的良性互动,恢复被破坏的法庭秩序,树立法庭尊严和法律权威。

作者:冯益璐

法庭言语制度管理论文 篇3:

我国法官选任制度研究

作者简介:庞轶芳(1980-),女,河北张北人,汉族,研究生,张家口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民法学、法理学。

【摘要】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在选拔和任用法官上显现出较为随意的弊病,我国也没有建立严格科学、规范有序的法官管理制度,于是导造成现有的法官队伍人事源头复杂、素质良莠不齐,从而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司法腐败倾向。某种意义上说,法律是执法人的工具,如若执法者无知、盲从、不专业,那么司法权力的神圣纯洁性就会变质。也因此,公众和社会对法官的威信失去尊重,对法律的效力失去信任。建立和完善一套既适应我国的实际,又与世界通行做法相一致的法官选任制度,以迅速提高我国法官队伍素质,提升法律的公信力,已经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

【关键词】法官选任制度;研究

一、我国法官制度概述

所谓法官制度就是一个国家通过建立法官从业人员的进入、退出、培训、考核、任免、奖惩等制度,通过考试、推荐、选调等多种机制,为司法案件输送、培养法官人才的一系列制度、机制的总和。与法官选任制度密切相关的是法官人事管理制度和法官考试制度。在我国,对法官进行人事上的管理主要包括法官的任职录用、级别升降、福利奖励、惩罚处分、离职退休等。我国长期以来并没有建立法官考试制度。2001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法官法》、《检察官法》修正案,规定凡是要从事法官、检察官、律师职业的人员,都必须参加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两院一部各自从通过考试取得资格的后选人中挑选自己需要的法律人才。

二、我国法官选任制度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法官管理的地方化。法官管理属地化与法院管理属地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我国现行地方体制是,地方党政部门从人事任免、财力分配上制约着法院,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事制度上,各级地方人民政府所属的人力资源部门和组织部门对法院的人员行使着人事管理监察权力,各级地方人民政府所属的财政部门来编制、规划、管理法院的财政预算和司法活动经费,各级地方人民政府所属的建设、规划、土地等职能部门安排法院的办公场所。于是法院未能独立于地方体系也自然无力抗衡地方权力。于是当法律所代表的最高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发生冲突时,法院本应公正的天平就倾向了地方一端,由此造成了涉及地方案件的立案难、取证难、代理难、审判难、执行难等一系列地方保护主义和司法腐败问题,最终侵蚀了国家司法统一性与威严性。

其次是法官机制的行政管理化。主要表现在:第一,行政级别被套用于法官等级的评聘和工资升跌。法官的职责、权利、待遇等因级别之不同而泾渭分明;第二,法官的任免升降往往取决于本人是否担任司法上的行政职务、担任哪一级别的司法行政职务,而这种职务是由本法院院长向有关人大或人事等部门提出任免申请的。于是,本院较高级别的法官对较低级别的法官就形成了事实上的控制权;第三,院长、庭长和审判委员会的领导案件进程,法官对案件审理缺乏独立性。

再者是法官队伍整体素质偏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鉴于“文革”中砸烂公检法部门,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实行法治的需要,便于尽快开展工作,恢复法院之初大量引进了法院工作人员,对进入法院队伍的人员素质要求并不是很高。在进入法院时,很多人甚至没有具备基础的法律专业知识,从而造成法官的业务素质基础薄弱,法官队伍素质整体偏低。八十年代以后,我国司法系统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审判队伍不断扩充人员,然而由于没有严格的法官选任制度,一些专业素质不高能力不是很强的人员都进入法院,因此法院的整体素质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观。

三、建立从优秀律师中选任法官的制度

正如著名法律人卡多佐所曾说,法律最主要的问题不在于它起源于何处,而在于其目标在何方。倘若我们根本不晓得路的导向,我们又怎能智慧地选择。”自近代以来,我国法律传统多受大陆法系之影响,从未形成从优秀律师人才中选任法官的司法制度。笔者在这里提出是否可以考虑借鉴英美法系司法体制的立法经验,在我国建立从优秀律师中选任法官的制度。

由律师出任法官具有诸多的优势:可以保证法官的高素质,因为有丰富的律师实践有利于法官快速提高驾驭庭审能力,促进法官素质的提高;出色的律师有着丰富的出庭经验,由其出任法官往往无须培訓就可以直接进入角色,有利于司法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他们接触的社会面广,具备的社会经验丰富,法庭上的对抗能力好、法律逻辑思维能力强,比知识相对封闭的法官们更具实践性,律师转变角色后能够更好地履行法官的职责。

但是这种优势能否转化成为现实,也就是说从优秀律师中选任法官是否可能呢?笔者认为这是可能的,其可能性在于律师与法官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关联性,二者之间有很多的共性:

首先是二者处于同一法域,法律知识理论具有体系上的统一性。法律是一门独立的社会学科,它是人类社会分工和知识分化的必然产物。人类知识系统中,法学知识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立性,因而系统接受了法学知识的人在知识体系上具有诸多的共性。

其次在于律师和法官二者同属于从事法律这个职业群体,他们存在共同的职业特性和职业品质。在法律“质”的规定性方面,无论他们是律师、学者、还是司法官员,都追求公平、崇尚正义、要求平等、热爱自由,他们以法律为言语,以法治精神为己任。他们专有着晦涩精炼的法学知识也生产、修正着法律的实施和运行。严格的法科教育与法律思维训练,造就了他们讲事实、重证据、善推理、富有逻辑性,习惯用法律的眼光来看待和评价现实生活,从而形成了鲜明的职业特征。

最后,从优秀律师中选任法官的可能性还源自其他国家法官选任机制的启迪。正因为法律职业对整个人类文明,对民主社会如此之重要,世界各国对进入到法律共同体的资格无一例外的予以了相当严格的规定,以确保法律从业人员特别是法官的水平。

综上,从律师中选拔法官的路径符合司法运作规律,符合现代法治精神。建立和完善一套既适应我国的实际,又与世界通行做法相一致的法官选任制度,势在必行。

作者:庞轶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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