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市场制度管理论文

摘要：建筑施工企业的市场经营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所在，关乎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生存地位。建筑施工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有效的解决建筑施工企业面对的困难，高度重视企业市场经营管理模式的创新。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审计市场制度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审计市场制度管理论文 篇1：

内部审计制度创设模式：理论框架和例证分析

【摘 要】 内部审计制度创设是指由谁来建立内部审计制度，其创设模式包括所有者创设、管理层创设、强制创设。从逻辑上来说，所有者创设优先，管理层创设次之，强制创设最后。不同的创设模式都有相应的创设条件，内部审计潜在需求较强且符合成本效益原则是通用的创设条件，不同创设者的创设动力及能力是关键的条件因素，所有者创设能否出现的关键是其创设动力及能力，管理层创设能否出现的关键是其动力，而强制创设能否出现的关键是其对内部审计潜在需求的估计及对所有者创设和管理层创设能否出现的估计。上述理论框架能解释现实生活中不同情形的内部审计制度之建立。

【关键词】 内部审计； 内部审计制度创设； 所有者创设； 管理层创设； 强制创设

一、引言

任何一个组织都会建立治理机制来应对威胁其组织目标的消极因素，创设内部审计制度是这个治理机制的重要要素之一。不少研究已经发现，内部审计在组织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已经成为组织治理的基石。再好的制度，也需要有创设者；没有创设者，制度效果就无从谈起，内部审计制度也是如此。从某种意义来说，要发挥内部审计功能，首要的事项是推动内部审计制度的创设。现实中，许多问题较严重的组织并没有内部审计机构，这些组织不是不需要内部审计制度，而是缺乏内部审计制度创设者，也就是没有机构或个人来推动或主持设立内部审计制度，这些组织的内部审计需求没有成为有效需求。

关于内部审计制度创设，有文献介绍了国外强制设立内部审计机构的一些情况，也有文献建议对一些组织实施强制性的内部审计要求。关于内部审计制度创设模式还缺乏相关的理论框架。本文将内部审计创设区分为所有者创设、管理层创设、强制创设三种模式，提出内部审计制度创设的理论框架，并用这个理论框架来分析若干例证。

随后的内容安排如下：首先是一个文献综述，梳理相关文献；其次，对内部审计不同创设模式进行理论逻辑分析，提出内部审计制度创设的理论框架；再次，用这个理论框架来分析不同创设模式的例证，以一定程序上验证这个理论框架；最后是结论和启示。

二、文献综述

关于内部审计需求，多数文献研究需求因素[ 1 ]，一些文献涉及外部审计机构的法定审计[ 2-4 ]，但是，鲜有文献研究内部审计制度由谁来创设。与此相关的文献是关于实行强制性内部审计的研究。强制性内部审计，就是由法律规定必须建立内部审计机构，这是强制性创设。有文献介绍了国外强制设立内部审计机构的一些情况，也有文献建议对国内一些组织实施强制性的内部审计要求。

美国通过《1978年督察长法案》《1988年督察长修正法案》《2008年督察长改革法案》，创设了联邦政府各部门强制内部审计制度[ 5-9 ]。瑞典通过《政府机构内部审计条例》（1994年），荷兰通过《荷兰政府账户法》（2001年），英国依据国库部的规定，加拿大按照国库委员会秘书处制定的《内部审计政策》，创设了政府机构强制内部审计制度[ 9 ]。一些文献也建议通过立法来推动我国政府部门及事业单位内部审计制度的建立[ 10 ]。

2003年之后，美國等一些发达国家对上市公司实行强制内部审计制度[ 11 ]，我国对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也强制要求建立内部审计制度[ 12-13 ]。鉴于我国国有企业内部审计的现状，一些文献建议在国有企业实行强制内部审计制度[ 14-15 ]。

总体来看，现有文献主要介绍了国外的强制性内部审计制度，并就国内一些组织实行强制性内部审计制度提出了建议，但关于内部审计制度创设模式还是缺乏理论分析。本文拟提出这个理论框架，并用这个框架来分析若干内部审计制度创设例证。

三、理论框架

内部审计制度创设模式主要关注谁来创设内部审计制度，而可能的创设者有多种，所以，本文首先分析由多种可能的创设者来创设内部审计制度的逻辑过程，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创设者创设内部审计制度的条件。

（一）内部审计制度创设的逻辑过程

内部审计制度的可能创设者有三种，一是所有者及其类似者，二是管理层，三是政府强制。那么，这三者创设内部审计制度时，何者优先？一般认为，内部审计主要是经营权监督，然而，在特殊情形下，也可能是所有权监督。当内部审计是经营权监督时，内部审计制度创设者应该是组织的管理层；当内部审计是所有权监督时，内部审计制度创设者应该是组织的所有者。然而，无论是所有者，还是管理层，要成为内部审计制度创设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则内部审计制度难以创设。此时，如果影响组织目标的消极因素较为严重，就需要政府来强制建立内部审计制度。总体来说，内部审计制度创设模式分为三种：所有者创设、管理层创设、强制创设，三者创设内部审计制度的逻辑过程如图1所示。

图1中，首先内部审计制度创设的优先者是所有者，其次是管理层，最后是政府强制。为什么会具有这种优先权呢？首先，政府强制应该是最后选择，当组织本身的利益相关者都不创设内部审计制度时，如果该组织确实需要内部审计制度，政府才出来作出强制性规定，强制创设内部审计制度。如果组织本身的利益相关者自己能创设内部审计制度，政府就不宜干扰组织内部的制度创设。所以，强制创设应该位于最后。事实上，政府强制创设内部审计制度是对所有者创设的替代，当所有者有创设动力，但是没有创设能力时，政府就替代所有者来行动，所以，政府强制创设，本质上可以是一种所有者监督。

其次，就所有者创设与管理层创设来说，在委托代理关系合约中，所有者和管理层法律意义上平等，但是事实上并不平等，所有者处于优势地位，对代理人的选择及合约的主要内容，所有者作为委托人具有主导权；同时，组织目标是否达成，对所有者利益影响最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组织目标是所有者利益的体现，也是所有者对代理人的托付，还是代理人承担的经管责任，组织目标达成了，所有者利益也就实现了，代理人的经管责任也就履行了。所以，所有者非常重视组织目标能否达成，当然也就关注抑制影响组织目标之消极因素的内部审计制度了。所以，如果所有者具有创设内部审计的需求，同时还具有创设能力，那么所有者应该创设内部审计制度，此时的内部审计就是所有权监督。当然，通常情形下，既然所有者将组织交托给管理层来营运，组织目标的达成主要应该由管理层来关注，只有当所有者预期管理层创设内部审计制度动力不足或者所有者创设的内部审计制度更加有效时，才会真正行动起来创设内部审计制度。所以，所有者创设的这种优先权通常情形下是不会行使的。

最后，当所有者没有创设内部审计制度的动力或不具备创设能力时，管理层才有机会创设内部审计制度，此时的内部审计就是经营权监督。当然，完全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形是，某类组织确实需要内部审计制度，所有者无创设能力，而管理层无创设动力，此时，政府应该进行强制创设，此时的强制创设，既可以从所有权监督出发，创设所有权监督属性的内部审计制度，也可以从经营权监督出发，创设经营权监督属性的内部审计制度。

当然，从逻辑上来说，还有一种情形，就是上述三种创设主体都没有创设，该组织就没有内部审计制度。这其中的原因较多，主要是不具备创设条件，此时，该组织如果确实需要内部审计，就是创设主体不作为。当然，首先是所有者不作为，其次是管理层不作为，最后是政府不作为。当政府是组织的所有者时，政府就是双重不作为。

（二）创设条件

以上分析了三种情形的内部审计创设：所有者创设、管理层创设、强制创设。接下来，笔者分析这些创设发生的条件。

人们都是理性的，不会为审计而审计，所以，创设内部审计制度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会发生。这些条件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有较高的内部审计潜在需求，没有这种潜在需求，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创设内部审计制度；二是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内部审计虽然能发挥抑制影响组织目标的消极因素之作用，但是，其本身也是有成本的，只有符合成本效益原则时，这个制度才有可能创设；三是具有创设动力及能力，没有创设动力及能力，内部审计需求只能是潜在需求，不会转换为现实的有效需求。正是这三个条件的共同作用，内部审计制度才得到创设，其大致关系如图2所示。

内部审计需求直接源于影响组织目标的消极因素，而这些消极因素又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由于人性特征产生的消极因素，包括自利产生的代理问题及有限理性产生的次优问题；二是由于组织环境产生的风险因素，包括内部风险因素和外部风险因素。为了应对这些消极因素，由各種机制组成的治理框架得以建立，内部审计是其中的重要机制之一，所以，对消极因素的抑制形成内部审计潜在需求。

然而，在多种可选择的治理机制中，是否会选择内部审计，需要依赖成本效益原则。根据这个原则，首先，估计内部审计制度的成本及其功能，内部审计人财物方面的投入及其耗用会形成内部审计成本，而内部审计审核、监督和评价功能的发挥就会产生抑制消极因素的效果，这二者之间应该有个比较，只有产出大于投入，内部审计制度才是合宜的。其次，还要将内部审计制度的投入产出比与其他治理机制相比较，只有内部审计制度的投入产出比大于其他治理机制时，内部审计制度就具有了比较优势，此时的内部审计制度才是真正意义上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即使具有比较优势的内部审计制度，还需要有创设者，没有创设者，内部审计制度的优势只能是潜在优势。本文前面已经指出，可能的创设者包括所有者、管理层和政府，而这些创设者是否会行动，决定因素是各自的创设动力及能力。

就所有者来说，其创设动力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对组织目标的关注程度，所有者对组织目标达成程度越是关注，其创设动力越强。从理论上来说，组织目标达成程度是所有者利益的基础，所有的所有者都应该关注组织目标的情况。然而，在有些情形下，所有者不一定真正关注其投资或供资的组织。例如，上市公司的小股东投资于上市公司是投机，而不是投资，这种所有者当然不会关注公司各种目标的达成程度；又如，一些公共部门，其上级作为所有者本身也是公共部门，上级部门本身可能就不关注其组织目标达成情况，对其下属组织的目标当然也就更不关注了。二是对潜在内部审计需求的估计，估计的内部审计需求程度越高，所有者预期内部审计制度的作用越大，从而其创设内部审计的动力也就越强。当然，不同的所有者对内部审计需求的估计可能不同，从而产生不同的创设动力。三是对内部审计制度成本效益的估计，内部审计制度越是具有成本效益性，所有者创设内部审计制度的动力也就越强。当然，不同的所有者对内部审计成本效益的估计可能不同，从而产生不同的创设动力。

所有者创设内部审计制度需要有较强的动力，没有创设动力，当然也就没有创设行动。然而，如果没有创设能力，创设动力也无济于事。那么，所有者创设能力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呢？主要是所有者作为一个整体的行动能力，如果所有者作为一个整体具有行动能力，则在创设动力的驱动下，可能具有行动能力；如果所有者作为一个整体不具有行为能力，则创设动力也难以成为创设力行动。一般来说，所有权越是分散，所有者作为一个整体越是难以具有行为能力，大家都会搭便车，都指望其他的所有者来行动，最后是大家都不行动[ 16 ]。所以，所有权分散的组织，所有者创设内部审计制度的能力较差。当所有权较为集中时，所有者从事制度创设的激励密度高，组织目标的成败与所有者本身的利益关联度较大，所以，一般不会搭便车，从而其创设能力较强。因此，所有权越是集中，所有者创设内部审计制度的能力越强。

就管理层来说，其作为一个整体具有行为能力，不存在创设能力问题，关键在于其是否具有创设动力。管理层创设动力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对影响组织目标的消极因素的关注程度，管理层对消极因素的关注程度越高，其创设动力越强。从理论上来说，管理层当然应该关注影响组织目标的消极因素。但是，在一些情形下，管理层可能并非如此。例如，在管理层看来，如果消极因素对组织目标的影响并不显著，或者是管理层本身就对组织目标是否达成并不在意，或者是对下属的代理问题采取容忍态度。在上述各种情形下，管理层可能并不关注影响组织目标的消极因素，当然其创设应对这些消极因素的内部审计制度也就动力不足。二是对内部审计制度的成本效益估计，即使管理层关注消极因素，但是，应对消极因素的机制有多种，内部审计制度只是其中之一，管理层会在多种治理机制中进行选择，只有当其认为内部审计制度具有成本效益性时，才会选择内部审计制度。综合来说，当管理层关注影响组织目标的消极因素，并且内部审计制度具有比较优势时，管理层就有动力创设内部审计制度。

就政府强制创设内部审计制度来说，主要是通过立法的方式来强制某些组织建立内部审计制度，所以，政府对内部审计制度的创设能力并不存在问题，关键之处在于其创设动力。换言之，就是政府如何确定何种组织需要建立强制性内部审计制度。一般来说，政府强制某些组织建立内部审计制度，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所有者创设及管理层创设难以出现，二是内部审计潜在需求强烈，只有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时，政府才用立法的方式来强制创设这些组织的内部审计制度。

内部审计潜在需求强烈是指某些组织存在较严重的代理问题、次优问题及风险因素，并且，内部审计制度应该是治理这些消极因素的有效制度之一，内部审计制度具有不可或缺性。一般来说，所有权越是分散或者所有者越是众多，代理问题就越是严格，次优问题也会得到放大，风险因素的控制也可能越松弛。同时，组织环境越是具有动态性、复杂性、竞争性，风险因素越多。

所有者创设及管理层创设难以出现是指以下两种情形：一是所有者没有创设动力或者有创设动力但没有创设能力；二是管理层没有创设动力。当上述两种情形同时出现时，如果没有政府强制创设，该组织可能就没有内部审计制度。一些股权分散的上市公司，很有可能处于这种情形，一些公共组织也很有可能处于这种情形。

所以，一般来说，当某些组织存在强烈的内部审计需求，并且所有者创设及管理层创设难以出现时，政府就应该充当内部审计制度的创设者，通过立法的方式，强制这些组织建立内部审计制度。政府这样做，从某种意义来说，是充当了没有整体行为能力的所有者，本质上类似于所有者创设。

四、例证分析

以上提出了内部审计制度创设的理论框架，下面，笔者用这个框架来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内部审计制度创设，以一定程度上验证这个理论框架。

（一）所有者创设例证分析

现实生活中，大型组织有多层级的内部审计机构，对于多层级的内部审计机构有两种体制，一是垂直管理，二是分级管理，前者是内部审计机构向总部审计机构报告工作，后者是向所在内部组织的领导报告工作。由于总部和內部组织之间具有委托代理关系，总部类似于所有者，所以，各内部组织的内部审计机构在垂直管理体制下，实质上是所有者创设的内部审计制度①。例如，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设立审计部（这个层级不是所有者创设），各一级分行作为中国建设银行的内部组织，全部都建立了总审计室，但是，这些一级分行的总审计室不向所在分行领导负责，而是向总行审计部负责，总行审计部对各一级分行总审计室实行垂直领导，各一级分行的总审计室事实上是由总行创设的。总行对于各一级分行来说，类似于所有者，所以，各一级分行的总审计室属于所有者创设。

下面，用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建设银行各一级分行内部审计制度创设。本文的理论框架指出，所有者创设具有优先权，中国建设银行各一级分行内部审计制度创设也是如此。在垂直管理体制之前，各一级分行（当时称为省分行）都建立了内部审计机构，向分行领导报告工作，这些内部审计机构是分行的内设机构[ 17 ]，后来，总行感觉到分级管理的内部审计体制不能有效地发挥内部审计的作用，所以，将分级管理体制改为垂直管理体制，实质上是所有者创设取代了各一级分行的管理层创设，这体现了所有者创设的优先权。

那么，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创设内部审计制度的动力来自何种呢？总行认为，分级管理下的内部审计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垂直管理体制更加有利于内部审计发挥其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垂直管理体制下的内部审计独立性增强，能发挥一些在分级管理体制下无法发挥的作用或者是促进这些作用发挥得更好，从而有助于内部审计更好地为组织目标服务；另一方面，垂直管理体制下，不同层级的内部审计资源能整合，从而能提升内部审计的效率和效果，更加提升了内部审计制度的成本效益性[ 18 ]。上述原因与本文的理论框架关于所有者创设之预期基本一致。

（二）管理层创设例证分析

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组织的内部审计机构是由管理层所创设，所以，不少文献认为，内部审计是经营权监督[ 19 ]。本文的理论框架能解释这个现象。其中的原因是，所有者创设虽然具有优先权，但是，通常只是在估计到管理层创设动力不足或所有者创设的内部审计制度效果更好时才会自行创设内部审计制度，所以，如果估计到管理层会创设内部审计制度，所有者通常不会创设。而政府也是估计到所有者创设和管理层创设都不会出现时，才会出现强制创设。综合起来，只要管理层愿意创设，通常会由管理层来创设内部审计制度，这就是现实世界中管理层创设内部审计制度最多的原因。

（三）强制创设例证分析

现实生活中也存在由政府通过立法的方式来强制创设内部审计制度的情形，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公共部门，例如，本文前面的文献综述指出，美国、瑞典、荷兰、英国、加拿大等一些国家就强制政府部门建立内部审计机构；二是公众公司，例如，2003年之后，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对上市公司实行强制内部审计制度。我国对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也强制要求建立内部审计制度。本文的理论框架能解释这两类组织的内部审计强制创设。

就公共部门来说，政府是所有者，这种情形下，所有者创设和强制创设合二为一。如果政府预期到某些组织内部审计潜在需求较强，同时还预期到这些组织的管理层不一定有动力来创设内部审计制度，政府就会通过立法的方式来创设内部审计制度。就公众公司来说，股东众多，代理问题较为严重，内部审计需求较强烈。但是，由于股东众多，对于一些股权分散，不存在大股东的公司，小股东作为一个整体没有行为能力，所以，需要政府代替小股东这个整体来行动，从而出现内部审计制度的强制创设。

五、结论和启示

内部审计制度创设是指由谁来建立内部审计制度，其创设模式包括所有者创设、管理层创设、强制创设，本文分析内部审计制度创设的逻辑顺序及创设条件。

就创设的逻辑顺序来说，首先是所有者创设具有优先权，但是，所有者只有预期到管理层创设内部审计制度动力不足或者所有者创设的内部审计制度更加有效时，才会真正行动起来创设内部审计制度。所以，所有者创设的这种优先权通常情形下是不会行使的。其次是管理层创设，因为组织目标主要由管理层来实现，而内部审计是抑制影响组织目标达成之消极因素的制度设计，所以，现实生活中，管理层创设最多。最后是政府强制创设，当预期所有者创设及管理层创设难以出现时，政府代替所有者通过立法的方式强制创设内部审计制度。

就创设条件来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有较高的内部审计潜在需求；二是符合成本效益原则；三是具有创设动力及能力。影响不同创设者创设动力及能力的因素不同，从而这些创设者也具有不同的创设动力及能力。所有者创设能否出现的关键是其创设动力及能力，管理层创设能否出现的关键是其动力，而强制创设能否出现的关键是其对内部审计潜在需求的估计及对所有者创设及管理层创设能否出现的估计。

研究启示，内部审计制度创设是内部审计需求转化为现实内部审计制度及行动的关键，没有创设者，内部审计只能处于潜在需求阶段。现实生活中，一些公共组织的代理问题、次优问题较为严重，风险因素对组织目标的影响也较严重，但是，这些组织却没有建立起能应对这些消极因素的内部审计制度，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创设者。这些组织的管理层本身缺乏创设动力，在这种情形下，政府应该出面来创设内部审计制度，既是所有者创设，也是强制创设。我国的国有企业、政府部门及事业单位，各类问题都较为严重，内部审计潜在需求较强烈，而这些组织的管理层本身可能缺乏创设动力，但是，政府相关部门也没有出来强制创设，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些相关部门失职。201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强化企业内部监督，建立审计部门向董事会负责的工作机制。这是关于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制度强制创设的最高也是最原则的要求，这个原则如果得到落实，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制度将得以强制创设。政府部门及事业单位的类似强制要求还未见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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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孙立.内部审计动因的委托代理分析：兼论内部审计导向模式的演进[J].财会通讯，2005（12）：62-64.

作者：郑石桥

审计市场制度管理论文 篇2：

浅析建筑施工企业市场经营管理的困境与创新

摘要：建筑施工企业的市场经营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所在，关乎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生存地位。建筑施工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有效的解决建筑施工企业面对的困难，高度重视企业市场经营管理模式的创新。本文就从建筑施工企业经营管理的特点和风险，目前建筑施工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困境和建筑施工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创新途径等方面进行探讨研究，供相关的人员做参考。

关键词：建筑施工企业市场经营管理困境创新

引言：

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后，我国各行各业都有了快速的发展。建筑施工企业作为行业中的一个分支，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的挑战。在这个背景下，建筑施工企业都面临着很强的竞争压力。尤其是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建筑企业数量多，规模大，技术力量雄厚，资质优良，要想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不但要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和技术力量，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企业的市场经营管理上，建筑施工企业市场经营模式决定企业竞争的核心，只有优化企业经营，改善和创新建筑施工企业的管理模式，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持续发展。

1.建筑施工企业市场经营管理的现状和风险

1.1建筑施工企业经营管理的现状

施工企业在经营方式上与其他的企业有显著的不同，施工企业一般是通过招投标或议标等方式取得工程项目承包合同。企业的经营工作在经营业务上存在不稳定性;管理环境上存在多变性;投标承包方式上存在竞争性;组织人员上存在变动性。并且在长三角地区，各省的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差异大、评标规则多变，华东地区经济发达，本地建筑企业起步早，规模大，技术力量强大，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导致很多从事传统建筑业的外来施工单位在华东区域难以取得突破。例如中铁施工单位投标主要集中在铁路、公路、市政和城轨等传统领域，但逐年被大标段、PPP模式项目挤压，铁路市场受人、材、物等费用激增而竞争异常激烈，份额逐渐被蚕食;面对投资项目、片区开发等新领域市场份额不断增加，尽管全力以赴，但无竞争优势，收效并不显著。

1.2建筑施工企业经营管理的风险

建筑施工企业经营管理中，面临的风险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投资风险在加大。在PPP项目投资建设上，融资管理、成本控制、公司规范运作、政府违约等方面的风险日益凸显。二是施工生产对经营工作造成的风险。随着生产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的管理、设备、技术、人才等资源与规模扩张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一旦发生质量、安全事故，对企业的经营工作影响深远，轻者影响企业发展速度，重者动摇企业的生存发展根基。三是依法治企风险仍然存在。虽然目前风气正、规矩严，但大型国有企业从事经营工作的员工由于管理不规范而带来的审计、纪检等违法违纪风险依然存在。

2.目前建筑施工企业经营管理的困境

2.1综合竞争能力不强

随着国家投融资体制改革，投资主体日益多元化，PPP、总承包、BOT、EPC+F等模式大量增加，传统施工承包模式遭受挤压，承包经营的空间越来越小。受税制改革影响，长三角地区一些政府在当地业绩、信用评价、注册登记等方面设置各种条件，对外地企业的经营拓展带来重大影响。企业综合实力将是能否在市场竞争中胜出的决定性因素，一是企业资质数量和等级不足，在企业资质管理制度时代，企业资质等级成了业务能力、水平的代名词和投标资格认定的重要评判标准，低资质、无资质是悬在企业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二是企业业绩不丰满，目前大部分项目参投的准入门槛较低，使得在多企业都有参与投标的机会，但评标办法中的相关业绩加分才是能否中标的关键。三是从业人员短缺，由于各种客观原因，企业有业绩、有获奖的注册建造师向外流失，在建项目的项目经理往往无法及时变更，导致企业无可用项目经理，即使再深入的开展经营工作也是无米之炊。

2.2管理模式粗放

现在多数的建筑施工企业在管理上依旧采用旧的发展模式。建筑企业只是重视盈利和产值，往往不重视前期经营的投入和实际效益比，企业规模的发展仅仅是依靠各种资源的投入和项目数量的不断增加，不能体现前期经营工作和施工技术创新方面因素的存在。在这种的管理模式下，随着各类资源的减少和政策的调控，致使如果不增加人力和资源的投入，建筑企业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甚至负增长。

2.3经营人员综合素质不全面

从基层经营人员层面上看，很多建筑施工企业经营人员由于各种原因，普遍缺乏系统的培训，缺乏丰富的工作经历和经验，从而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没有足够先进的经营理念，导致缺少实用的经营方法，营销策划、市场调研等岗位技能不强，耐心、诚心、自信心、责任心、抗压能力、理解能力、创新能力、心理素质也不够强大。体现在与企业相关的知识、与产品相关的知识、与用客户相关的知识、与行业相关的知识、营销理论知识储备不足，在经营工作中不能做到得心应手和随机应变。

2.4管理制度不健全

建筑施工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之一，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很多企业管理思想和手段落后，管理责任目标不清晰，管理制度不够健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营组织架构和营销格局不健全，甚至从事经营的组织机构也是临时组建，经营活动缺乏领导、分工、统筹和配合，没有一个完整的管理制度对其进行约束，即便有部分企业有相关制度，更新管理也不够及时，执行的过程也不够严格。二是职责和分工不健全，没有明确谁来履行经营工作主体责任，谁来承担企业经营工作的决策指挥职能，谁来制定经营战略、承揽计划、管理制度和实施办法，谁来具体落实经营战略、营销目标、管理制度和工作要求。三是在自身管理制度不健全的基础上，盲目的照搬照抄其他施工企业工经营管理制度，不能和自身企业的经营规模、经营目标相结合，导致管理制度上形同虚设，管理制度缺失。

2.5缺乏先進的市场理念

受到部分地方政府、大型地方国企垄断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建筑施工企业在发展和成长的过程中，自身的基石很不牢固。很多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管理机构存在着机构庞大，职责不明确，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等现象。而且很多建筑施工企业都只顾着追求当前的经济利益，用市场空间换取企业规模的扩大。很少的从长远的发展角度看待企业发展的方向，制定企业未来的发展目标。市场出现意外情况后，不能通过及时调整企业经营模式，致使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变弱。

3.创新建筑施工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对策

3.1提升核心竞争力

近年随着市场环境的不断演变，竞争对手数量的增多和实力的增强，经营压力持续加大，需要企业进一步强化品牌培育、科技引领、装备迭代和模式创新，通过资源优势互补，提升自主经营能力，向产品多样化和市场多元化发展，实现全产业链协同并进。对从事传统建筑施工的企业来讲，要集中力理丰富企业资质业绩，以市场为导向，提高资质数量，拓宽资质领域，提升资质等级，加大对传统领域如公路、市政等勘察设计行业资质和相关专业资质申报力度，提升工程总承包的市场竞争实力，逐步形成主业突出、专业多样、层级合理的资质结构体系。同时提升企业低成本竞争能力，未来市场的竞争归根到底还是成本的竞争，企业市场竞争力关键在于对成本的控制能力。要树立“低成本运营、高品质管理”的理念，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项目，细化责任成本管理，既要做好项目成本经验数据总结，又要严肃对待每一个项目投标前的成本测算工作。

3.2经营管理体制创新

要建立以市场需求为目标的建筑施工企业的管理模式，坚持思想上、手段上、举措上的创新，要在不同的管理层次上建立不同的管理体系，处理好各个层次之间的管理关系。经营体制的创新一是建立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的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二是对市场的应变能力，产品随市场的变化而变化，服务随市场的变化而变化，决策随市场的变化而变化。三是调动人的积极性的机制，用工制度、分配制度、奖惩制度都有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奖勤罚懒，优胜劣汰。

3.3提升企业人员素质

人员是整个建筑施工企业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建筑施工企业经营工作的重点。在建筑施工企业中，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管理队伍，是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一个有效的手段。要加强经营队伍建设，按照“精英干经营”理念，将各专业优秀人才吸纳至经营队伍当中，加大经营人员培训力度，按照专业、层级对经营人员进行针对性的培训，不断提升经营队伍的整体素质。高素质的经营人员要能够高效的对市场信息进行筛选，有效的建立和维护商务关系，要能够对经营工作进行全过程管理和监控，保证在动态的市场环境下经营工作顺利和高效运行。高素质的经营队伍不但要能够降低经营成本，还要能降低工程的总成本。高素质的经营队伍建设，需要企业建立人才选拔、人才管理、人才培训的相关制度，从而打造一支高素质的管理队伍，为建筑施工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创新提供人才基础。

3.4考核激励的创新

经营工作要想有突破，对经营人员考核激励机制的创新也是重中之重，完善绩效考评，是以岗位和人的合理配置为切入点，目标管理为向导，运用过程管理的观点，通过建立员工激励机制完善员工绩效考评，对所设岗位进行分析设计、描述、规划、调整、培训、考评等过程的全面评价，融人力资源管理、目标管理、岗位设计，对人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员工的潜能，以确保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对于经营人员的考核激励，应建立与市场相匹配的考核评价机制，优化“中标奖励丢标追责”的市场化经营机制，按期兑现考核;同时开展经营工作优秀单位和先进个人评选，提高经营人员特别是对新领域、新市场做出巨大贡献人员的地位和待遇，充分激发经营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保持一个企业的活力。

结束语：

综上所示，建筑企业市场经营管理随着浙江省的经济发展，已经暴露出很多的经营管理上的困境和弊端，也不满足长三角建筑施工业市场的发展需求。建筑企业要充分的学习和借鉴大型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结合自身企业的实际，加强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创新，提升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从而促使企业做大做强，推动企业走向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朱照丽，赵静芳.建筑施工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困境与创新探索[J].经营者，2019.

[2]刘洪才.浅析建筑施工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困境与创新[J].现代经济信息，2019（4）：1.

[3]张剑.简述建筑施工企业經营管理模式的困境及创新[J].中国房地产业，2018（21）：2.

[4]魏洪君.建筑施工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困境与创新管理重点[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4，000（016）：1432-1432.

[5]陈连颖.建筑施工企业创新经营管理的新措施刍议[J].中国经贸，2015（1）：2.

作者：刘钢

审计市场制度管理论文 篇3：

产权.信息.契约:独立审计责任的制度解析

摘

要：审计责任的制度基础在于鉴证为满足产权保护需要而披露的信息的使用价值，审计契约的产权保护责任引致了审计责任；而企业“内部人控制”导致的产权“异化”加剧了股东的“审计依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审计责任；在审计制度的强制性变迁过程中，政府主导的审计服务市场中供给与需求失衡，导致审计法律责任强化而市场责任弱化；而在契约不完备性的影响下，审计契约无法约定审计服务的免责条款，制度设计不完善导致在审计责任中实际上包含了一部分制度成本。

关键词：产权；会计信息；契约不完备性；审计责任；制度变迁

一、引言

现代公司制企业两权分离的治理结构导致了股东(或投资人)和管理层(或经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随着证券市场逐步发展和金融工具不断创新，公司制企业日益呈现“公众化”特征，股东规模扩大和结构复杂化使得委托一代理问题超越了企业的物理边界，扩展到整个证券市场乃至联系紧密的全球金融体系。企业会计信息披露就成为股东了解企业经营情况和管理层对外报告受托责任的重要手段，也是减轻委托—代理问题的一种制度设计。而针对会计信息披露行为进行的独立审计则是这种信息披露制度的担保机制，是在会计信息披露的基础上对受托责任进行再认定和再解除，是对管理层自我认定、自我计量、自我编制的受托责任报告按照公认审计准则和审计程序的要求进行的重认定、重评定、重判定。现代企业契约理论认为，企业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契约耦合体，是利益主体进行资源权利和义务交换的平台。因此，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行为应该是契约主体的履约行为(承担契约义务的行为)，独立审计的执行人(一般为注册会计师)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参与企业契约耦合体，也必然享有相应的契约权利和承担相应的契约义务，独立审计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就表现为注册会计师的契约义务。关于契约权利的讨论不能回避相关资源的产权(一般表现为所有权、控制权和处置权等等)问题，Watts and Zimmerman(1983)认为，会计和审计都是产权结构变化的产物，是为监督企业契约签订和执行而产生的。雷光勇、崔文娟(2001)认为，审计理论与实务的产生、发展和变革，追根溯源是为了体现产权结构，反映产权关系，维护产权利益。因此，注册会计师的独立审计责任在产权和契约维度受到制度的制约和影响，产权制度明晰和健全与否、产权制度的变迁路径以及契约理念的发育程度和契约的完备程度，决定了会计信息披露中的独立审计责任范畴。

二、融资契约和信息产权：审计责任的制度基础分析

现代企业契约理论认为，企业作为契约耦合体，参与契约订立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管理层、员工、客户、供应商、政府、中介机构和社区居民等。企业是一个资源交换平台，而契约关系则是资源交换的载体，契约关系的核心是规定契约主体的契约权利和契约义务。契约主体的权力和义务可以分成两大类：管理层的资源使用权和资源占用补偿及信息披露义务，其他契约主体的资源投入义务和资源投入求偿权及资源使用信息知情权，这两类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管理层能够支配或使用其他契约主体投入的诸如资金、劳动力、专业服务等资源，同时需要报告资源的使用情况并且向资源所有者支付资源使用费。管理层的契约权利和义务的实质是代理的企业契约权利和义务，因此管理层实际上居于核心签约人的地位，在股东将经营权委托给管理层之后，管理层和企业聚合在一起，成为企业代理人。

(一)融资契约与信息产权

在管理层代理企业签订的所有契约关系中，管理层和股东以及债权人之间有关资金筹集的融资契约关系是最主要的契约关系，决定了企业生存和发展所需的最重要的资金资源的取得和使用，而融资契约的权利和义务配置也决定了企业的治理机制。从政府管制的角度来看，融资契约本身及其衍生权利和义务也历来是管制的重点。

融资契约的权利和义务配置在本质上隶属于产权的范畴。包括股东和债权人在内的授资者让渡了资源使用权，实现了资源收益权，保留了资源处置权，同时也获得了一种新的权利：企业经营信息知情权，即管理层受托经营资源信息的知情权。可以将融资契约关系视为资源使用权和信息知情权的交易关系：授资者的契约权利是享有信息知情权，契约义务是让渡资源使用权；受资者(管理层代理的企业)的契约权利是享有资源使用权，契约义务是向授资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授资者让渡资源使用权的行为是融资契约关系建立的起点，而受资者信息披露义务的履行则是契约关系维持的关键。信息披露对于资源产权中使用权的交易至关重要，处于信息弱势的授资者一旦无法满意地获取有关其资源使用情况的信息，感觉到其收益权受到威胁时，就可能解除融资契约关系。因此，信息披露至少是一种保护授资者产权的重要方式。更进一步，根据“经济人”假设，融资契约关系主体必然能够从交易中获利才会进行并且维持交易，所以信息披露作为融资契约关系的维持机制具有经济后果，或者说，信息本身也是一种资源。受资者使用授资者的资源的过程和结果是信息的核心内容，是影响授资者收益权的关键因素，受资者实际上是用信息使用权(授资者利用信息进行投资决策)换取授资者的资源使用权并且从中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受资者创造了信息的使用价值，受资者也有义务让渡信息的使用价值，因此，信息也具有产权的属性。

信息产权同样蕴含信息的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等内涵，但信息本身具有无形性的特征，信息的无形性意味着信息在没有产权保护的情况下将难以被信息的最初生产者所占有。信息的无形性也使得信息在被生产出来后，可以由无数人同时使用并获得收益，而不会给信息的最初生产者带来额外的收益。与有形资源不同，信息一旦被公开，即具有事实上的非占有性。信息产权中的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三权实质上是统一于信息使用权的，因此在融资契约关系中，受资者的契约义务是向授资者让渡信息使用权。

(二)会计信息产权与审计责任

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使得企业融资契约关系超越了企业的物理边界，授资者的数量增长、规模扩大和结构复杂使得授资者的契约义务履行对象变得难以准确界定。企业契约理论扩大了企业资源供给者的范围，“利益相关者”概念的引入，使得企业对外信息披露义务受到强化，而信息披露具体对象却变得更加不易确定。因此，信息披露形式最终以较为综合的会计信息形式加以披露，受资者的契约义务履行主要表现为让渡会计信息产权中的使用权。

会计信息产权属于信息产权的范畴。现代会计理论关于会计目标的“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的分歧实际上可以统一于会计信息产权： “受托责任观”是从会计信息供给方的角度考虑，侧重受资者履行契约义务； “决策有用观”是从会计信息需求方角度考虑，侧重会计信息的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附属于会计信息的使用权。会计信息供给(交易)和资金资源交易一样具有产权交易的本

质，二者之间也存在明显的联系：资金资源产权交易促生了会计信息产权交易，而会计信息产权交易是为了维持资金资源产权交易。

信息的无形性为会计信息产权交易带来了一定的障碍——授资者无法确切了解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即无法鉴别会计信息的使用价值，因此其投入资源的收益权受到制约。在受到个人精力、专业知识、成本效益等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下，授资者无法亲自验证会计信息的使用价值，也不能相信会计信息提供者的自我担保。如果授资者是一个理性人，其理性的选择就是终结融资契约关系。因此，为了维持融资契约关系，需要独立第三方对会计信息的使用价值进行鉴证，审计人员就是这个独立第三方鉴证人，通过对会计信息的产生过程和结果进行独立审计，鉴定会计信息的使用价值。

审计人员的独立审计行为提供的是被审会计信息。会计信息只有经过审计后，其使用价值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定和保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审计完成了会计信息产权的实质内容。会计信息经过审计，其使用权才有价值。而审计人员同样属于企业契约模型中利益相关者的范畴，其与企业(由管理层代理)签订审计服务契约，提供审计服务，收取审计服务费用。在审计服务契约中，审计人员享有服务收费的权利，但需要履行审计服务义务并且承担会计信息使用价值鉴证失败的责任。

所以，审计责任从本质上讲是为会计信息使用权赋予合理的价值保证，是为了会计信息产权的顺利交易，从而维持企业的融资契约关系。产权交易是审计责任存在的制度基础，如果没有资金资源以及其它资源的使用权交易，就不会产生会计信息产权交易，也就不需要独立第三方对会计信息使用权价值进行鉴证，当然审计也就失去了存在基础，审计责任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审计责任来源于现代企业的契约制度和产权交易制度设计，审计责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鉴定会计信息产权和保护利益相关者投入资源的产权。

三、产权异化和产权制度变迁：审计责任的制度后果分析

审计责任和产权的实现形式紧密相关，产权清晰度和产权变迁路径在制度层面对审计责任在质和量两方面产生影响。如果审计责任的度量统一于会计信息使用权价值鉴定失败所需要付出的价值赔偿(即审计失败成本)上，那么产权安排会显著影响审计责任的成本值。

(一)产权异化与审计责任

在两权分离的公司制企业治理机制设计中，一般假定股东和管理层的权利和义务界定是清晰的，并且契约双方都有能力和动力维护自己的契约权利，同时要求对方履行契约义务。在股东规模较小，并且股权比较集中的情况下，这样的假定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但是当股东的数量增多，股权非常分散的时候，股东的产权将出现“异化”，即股东没有能力或者没有动力去维护自己的契约权利，习惯上称之为“搭便车”，结果是造成企业“内部人控制”现象，管理层的契约权利得到扩张或者契约义务得以逃避。

审计是监督企业产权关系的一种契约关系。从审计制度设计来看，股东是审计契约的委托人，而审计人员是代理人，审计人员向股东承担审计责任，股东支付审计服务费。审计责任本质上是评价会计信息的使用价值，间接监督管理层的资源使用行为。

如果产权是清晰的，那么审计契约也是清晰的，审计责任边界则限定于审计契约的约定范围之内。考察审计的起源，无论是私有皇权下的官厅审计还是封建领主的庄园审计，还有早期私营企业进行的审计，作为制度基础的产权关系是清晰的，审计责任也是明确的。但是当产权出现“异化”后，审计契约关系委托主体本质上已经发生了改变，审计责任的边界也会相应发生改变。

企业产权异化的结果是管理层实际上控制了企业，股东的部分契约权利转移到管理层手中，其中包含审计契约的订立权。管理层在与审计人员进行审计契约设计时，必然附加自身的利益要求，就可能出现“审计合谋”的情况。 “审计合谋”实际上弱化了管理层在融资契约关系中的契约责任，增加了管理层在审计契约中的契约权利。作为对价，审计人员可能获得的是客户资源之类的利益，也可能是较高的审计服务费。但在契约关系中，契约双方的契约权利和契约义务关系是对应的，相当多的契约关系属于“零和博弈”，因此管理层契约权利的增加和契约义务的减轻必然表现为审计人员契约义务的增加，在其契约收益(客户资源和审计收费)增加的前提下，就只能反映在审计责任的增加上。

从股东的角度分析，形式上的审计契约参与程度的弱化实质上增加了其对审计质量的要求。由于产权异化导致股东的包含审计契约订立权在内的部分契约权利向管理层实质性转移，但同时也削弱了管理层和股东在“审计合谋”暴露或者审计失败时的抗辩权。

因此，产权异化实际上扩大了审计责任的边界。在很多涉及企业信息披露违规的诉讼案例中，审计人员常常被追加为连带责任人，原因也在于此。现代公司制企业股份分散程度的增加，导致了股东产权对管理层的约束力弱化，股东自身的成本效益函数也弱化了其维护自身融资契约权利的动机。因此，股东将更多的监督责任赋予审计契约。但由于审计契约的订立权随同产权异化转归管理层，股东的关注重点也转向审计效果，即审计人员审计责任的履行情况。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弱化转为对审计效果的要求强化，而股东仍然是审计契约的最终委托人，因而审计人员往往需要承担更大的审计责任及更大的审计失败成本。

(二)产权制度变迁与审计责任

制度的变迁路径有两种：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不管是产权制度还是审计制度设计，其发展轨迹都面临着这两种选择。一般而言，制度的诱致性变迁是适应环境变化的结果，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而制度的强制性变迁容易在实际中产生摩擦。但从另一方面分析，如果是为了改变现实的不合理环境状态，那么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则更为合适。

审计制度虽然在东西方都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但是现代审计在西方却是产权制度诱致性变迁的产物。在西方企业产权发展史上，追寻个体企业一合伙企业一公司制企业一公开发行股票企业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到审计职能在不断演变，相应地审计责任也在不断变化。西方企业产权变迁是企业组织形式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产物。在私有制基础上，这种变迁是产权为寻找自身出路适应环境的结果。相应地，为保护产权而设计的审计制度也经历了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在这样一种制度变迁过程中，审计责任的核心始终是维护产权利益，因此审计契约权利和义务的界定相对清晰，审计责任明确。诱致性的产权制度和审计制度变迁的结果是审计相对较好地维护了产权所有者的权利。从审计契约角度来看，审计人员的审计责任即为契约义务，审计结果相对较好地解除了审计人员的审计契约义务。

产权制度的强制性变迁在东方比较典型，如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和我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等。强制性的产权制度变迁在很多情况下是为了改造社会经济环境而实施的，对于社会变革具有积极意义，但它割裂了产权制度发展的轨迹，同时也割裂了配套制度设计的发展轨迹，其中包括保护产权的审计制度。审计制度伴随产权制度进行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由于脱离实际的社会经济环境并且缺乏

历史经验的积累，衡量审计责任履行程度的制度标准的设计自然由制度变迁的主导者(政府)来完成，审计制度变迁的结果是使审计演变成按政府的“产品标准”进行审计信息生产并提供给公众的一种公共产品，最终由企业购买。据调查显示：我国67.9％的单位的审计需求来源于法律法规的规定，而17.9％的单位的审计需求才是来源于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的需求。由于整个审计服务市场大部分需求是非自愿的，因而审计服务市场成为买方市场。与平等的审计契约关系不同，在审计服务买方市场中，审计人员比预料的更容易屈服于被审计单位管理层的压力而允许财务报表中错弊的出现。而独立审计契约并不具有自我履行的特征，独立审计市场的失灵在所难免，这就加大了审计责任演变为审计风险的可能性；而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审计服务质量也容易受到忽视，审计责任不能得到良好履行。

因此强制性的产权制度变迁导致强制性的审计制度变迁，一方面赋予审计服务以审计责任，另一方面却并没有为审计契约的签订创造公平的契约环境，审计人员从一开始就处于“被动” (审计服务产品的标准由政府制定，审计人员仅仅是按照规定生产)的劣势。政府虽然也以强制形式创造了审计服务产品的需求市场(会计信息的强制审计)，但是忽视了审计服务不是一种独立的服务，而是依附于产权保护需要的。由于产权制度变迁的断档导致审计的内生性需求不足，企业仅仅是在政府管制下购买审计服务，这种市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审计服务市场，审计契约双方的权力和义务并不对等，最终审计人员的责任被法律强化，却被市场淡化。

产权制度的设计、实现形式和变迁路径，在制度层面影响着审计责任的质和量的认定：股份公司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弱化了股东的产权权利，但是强化了审计责任；产权制度的强制性变迁催生了审计服务市场，并且在法律层面强化了审计责任，但是审计责任在审计服务市场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四、审计契约的不完备性：审计责任的制度成本分析

人的有限理性决定了契约的不完备性，企业的产权契约、会计信息供给契约等等都是非完备契约。审计契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解决会计信息供给契约的不完备性设计的。但是审计契约本身也是不完备的，审计契约双方不能预见所有的未来不确定事项并在审计契约中进行预先约定。

审计契约的不完备性决定了契约双方不能在审计契约中完整地约定在不同的情况下契约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因此也就无法约定审计人员在不同的状态下的审计责任。为了维持审计契约关系，降低审计契约成本，并最终维持企业的融资契约关系，实际业务中往往将审计责任履行情况的判断标准等同于对职业准则(如我国的《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遵循程度。为便于第三方验证，审计人员的执业过程以审计底稿的形式留档并成为第三方验证的重要依据，这种安排实际上是审计“过程真实观”的立场，强调审计合规。与此相对的是审计的“结果真实观”，强调审计结果真实，忽视审计过程。从审计责任的角度考察，过程真实观显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审计人员的审计责任，而结果真实观则正好相反，其加大了审计失败的责任。但不管是过程真实观还是结果真实观，其着眼点都是审计行为本身。但审计行为本身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催生审计需求的直接原因是验证会计信息使用权价值的需要，根本原因是产权保护的需要，因此，审计责任不能等同于审计过程或者结果的真实与否，而是取决于对产权保护责任的履行程度。

审计契约的不完备性影响审计的产权保护责任的判定，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审计责任，也就是说审计责任中存在一部分属于制度设计原因引发的成本。审计契约附属于会计信息供给契约，会计信息供给契约又附属于融资契约，而融资契约的本质是产权交易。当产权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作为主要监督机制的审计契约中的审计人员很难逃避责任追查。但在审计制度设计中，抽样审计的审计模式不可能无偏差地为管理层的受托责任做出保证，而只能是一定程度的合理保证。抽样审计不可能查出企业所有的差错和舞弊，因此也就不能在审计结论中对产权权利给予确定的保障承诺，当然也就无法避免产权权利受到侵害。因此，不管强调过程真实还是结果真实，在制度设计强调审计产权保护责任的前提下，一旦产权权利受到侵害，审计责任很难得到解脱。由于审计契约无法详细列举什么情况下可以免除审计责任，因此，审计责任中存在一定的制度成本因素。

五、结论

现代企业两权分离的制度设计导致了资源的产权分割，资源所有者通过让渡资源使用权实现资源收益权，保留资源处置权制约资源使用权，并且通过受托责任方的信息披露了解资源使用权的行使过程和结果。验证受托责任方披露信息的可靠性的需要催生了对审计的需求，作为企业契约关系的一种，审计契约本质上是为保护产权而设计的，因此审计责任的制度基础根源于资源产权交易契约，表现为信息产权中信息使用权价值的认定。

股份公司的股权分散导致了企业的“内部人控制”，作为资源所有者的股东，其产权实际上发生了“异化”，部分向管理层转移，管理层在融资契约中的契约权利得到加强，而契约义务相对减轻。一种表现就是管理层能够代理企业(股东)签订审计契约，从而为“审计合谋”提供了空间。此时管理层实际上是利用股东产权“异化”出的部分契约权利购买审计意见，在这种“零和博弈”过程中，审计人员的契约义务得到强化，审计责任得到加强。同时由于一些经济体的产权制度变迁带有强制性色彩，相应的审计制度变迁也属于强制性变迁。强制性审计制度变迁导致政府主导的审计服务供给脱离了产权保护的内生需求，导致了审计责任在法律层面得到强化，而在市场层面却被淡化。

审计契约作为降低会计信息供给契约不完备性引发的契约成本的一种契约设计，其本身也是不完备的。在审计契约中无法详尽约定审计责任的免责事项，而抽样审计模式无法保证完全的查错防弊，因此在现行审计制度设计中，当被保护的产权权利受到侵害时，审计责任无法得到完全的解脱，审计责任中存在一定的制度成本。

作者：曾 浩 袁天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