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许可法制定论文

网约车地方立法近期，北京、上海、天津、深圳、杭州、成都、贵阳等地纷纷出台网约车具体规则，经过整理不难看出，各个地方关于网约车的具体规定最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两方面：车和人，车即网约车，人即驾驶员。另外，北京等地除了限制户籍，大部分城市还对对网约车车身轴距和尾气排放量有要求。立法争议问题户籍争议。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行政许可法制定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行政许可法制定论文 篇1：

政府行政管理面临大考

7月1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2003年8月27日通过的《行政许可法》就要正式实施了。从颁布到正式实施，《行政许可法》经过了长达10个月的准备期。

“在这10个月里，清理与《行政许可法》相违背的地方性法规，是我们主要的工作。时间应该说相当紧张。”深圳市法制局行政法规处处长崔为民说。

崔为民们10个月辛苦的结果是，对深圳市政府提请深圳市人大审议通过的近百项法规进行了全面清理，形成了《〈深圳市经济特区劳务工条例〉等28件法规的修正案(送审稿)》。

以《深圳市经济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为例，由于该条例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五个以上发起人中，至少应有一人在特区有住所，因此被认定属于设定地方区域保护的行政许可规定。根据《行政许可法》要求，地方性规定设定的行政许可不得限制其他地区的个人或者企业到本地区从事生产经营和提供服务，也不得限制其他地区的商品进入本地区市场。因此，为避免《行政许可法》实施后可能形成的司法诉讼，深圳市法制局提请人大对股份公司发起人地域限制的规定进行修改。

因为不符合《行政许可法》的相关规定，《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行业管理条例》、《深圳经济特区电梯、自动扶梯安全管理条例》、《深圳经济特区酒类管理条例》和《深圳经济特区体育经营活动管理条例》等四项法规则被提请废止。据崔为民介绍，修改和废止能否最终通过，将由6月22日深圳市人大召开的会议作出决定。

除了清理地方法规，深圳还需对所有的行政审批项目进行清理，找不到法律法规依据的审批项目将被撤销。实际上，此项工作深圳早在1997年就已开始进行，并因此成为中国最早开始行政审批体制改革的地方之一（详见本刊2002年第18期《拆分政府权力》）。但正是因为已经进行过多轮清理，目前保留下来的审批项目，毫无疑问已属清理难度最大的部分。

与深圳类似，在过去的10个月里，在中国上自国家部委，下至各地基层政府，都在进行着行政审批项目的清理工作。他们的压力显而易见——7月1日后，找不到法律依据的行政审批项目，将可以被行政相对人称之为违法，而政府相关部门，亦随之可被告上公堂。

“一定会有大量行政诉讼”

5月24日，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新闻通报会传出消息：继2002年10月和2003年2月国务院分两批取消和调整1300项行政审批项目后，国务院作出决定，第三批再予取消和调整495项行政审批项目。至此，国务院决定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已达到国务院部门审批项目总数的近一半。而据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监察部副部长李玉赋称，予以取消的项目有409项，这些项目属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解决，以及重复交叉审批或审批对象和条件已经发生变化的事项。

据身为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介绍，在《行政许可法》正式实施以后，对行政审批项目的清理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于目前社会中介及市场力量尚不足以完全解决政府行政权力退出后留下的空白，一些由部委规章为依据产生的行政许可项目，极有可能在报国务院批复后，由国务院下文暂时保留。这些行政许可项目的目录，应该在7月1日《行政许可法》正式实施之前公布。

姜明安毫不讳言：“《行政许可法》实施以后，一定会有大量的行政诉讼产生。”据姜明安透露，为避免7月1日后，各级法院可能会面临大量诉讼时的手忙脚乱，最高人民法院在半年前就已经着手制定了《行政许可法》的司法解释。而通常情况下，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都是在法律已实施一段时间后才会着手制定。姜明安认为，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会在7月1日前出台。

“但司法解释只能对一些程序上的问题进行规范，由于行政管理层面仍存在问题，对《行政许可法》可能遇到的很多问题，司法解释会无能为力。”姜明安如是说。

打造有限政府

“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交给市场去解决。”这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目标，也是《行政许可法》的原则。

姜明安认为，《行政许可法》所带来的影响，将会是全方位的。“原来要办几十个许可，现在可能办几个就行了。”

《行政许可法》还规定了许可证发放的时间，一个许可证一般需要在20天内办下来，实在需要，延长10天，如果需要几个部门联合许可的项目，期限为45天，最多不能超过两个月。超过期限，许可项目申请人完全可以和相应政府部门“法庭上见”。

而已经获得行政许可的人，也不必再像过去那样，总是处于提心吊胆之中——害怕政府说不定哪天随便就收回或变更许可。《行政许可法》第8条规定，政府下发的许可不能随便撤销和改变，因法律法规变了，或者为了公共利益需要而产生的许可修改或撤销，必须进行相应的补偿。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要有一个有限的有为的政府，没有政府不行，因为市场不是万能的，但政府如果没有限制地滥用权力，市场也完了。”姜明安说。他认为，很大意义上，《行政许可法》的实施，正是在打造一个权力受限，又不能不有所作为的政府。

行政许可法在限制政府部门许可权力之后，给出的办法是加强事后监管。从事前的许可，到事后的监管，看起来似乎只是前后的区别，但其中意味的，将是整个的管理模式的改变。而这样的改变，对行政管理观念，以及行政管理各个层面都提出了要求。从此意义上讲，《行政许可法》将全面考核现行的政府行政管理。

六考政府

首要的考核，来自于对政府行政管理观念的考核。长期以来，政府行政部门形成了“行政即管理，管理即许可”的行政管理观念。“政府就是管老百姓的”，是很多政府官员对自己所在部门的定位，但真正适合于市场经济的政府行政管理观念，更多的应是为老百姓提供服务。姜明安认為，在相当程度上，“行政即管理，管理即许可”的行政管理观念，假如不能得到根本的改变，形式上的许可也许会改变，但行政部门有足够的能力，将备案、登记等管理方式，统统演化成变相的行政许可。

考核的第二个方面来自于行政部门需要什么样的利益机制。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主任张昕竹曾对《财经》感言：“行政审批改革过程中，与审批项目密切相关的利益的剥离，是审批制度改革最大的难点之一。”

姜明安则进一步指出，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财政管理体制需要进行改革。“现在有的许可费，表面上是收支两条线，收的钱都给财政，但是财政有返还机制，收100元钱，往往要返回20元～30元，这个问题不解决，许可权肯定砍不下来。”

第三个考核的方面是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许可过程中的组织问题。减少政府规制，这是实施《行政许可法》的一个前提，政府不从不该管的事项中退出，《行政许可法》就没有办法实施。“很多事就是政府管得太宽，政府管招商、引资、投资，你都把它包下来，当然会有大量的许可。”姜明安说。

目前，各地通行的办法是将各个行政机关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办事大厅。但姜明安认为，与办事大厅便民同时产生的问题是，这些办事大厅里往往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单位同时处理行政许可，而相当数量的许可，可能涉及到多个部门之间的协作。但其许可过程或者做出的许可一旦出现问题，由于办事大厅并非一个政府部门，不能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这时候，对行政相对人而言，会缺少行政诉讼的主体。

《行政许可法》对行政管理考核的第四个方面，来自于如何保障公众参与。许可项目设定公众的参与方式主要是通过听证会，但是听证会怎么开，怎么产生保证各方利益公平有效的代表，目前的制度并不规范。“有些组织，它有钱，有势力，讲话的声音就大，决策的时候，作出的决策就会对它很有利。”姜明安说。

行政许可信赖保护是第五个需要考核的方面。虽然《行政许可法》规定，许可不能随便撤销、改变，改变了就要有相应的补偿。但其中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隐患，《行政许可法》同时给出了“为了公共利益，可以改变许可”的例外，但什么是公共利益，却是一个难以界定的问题。姜明安告诉《财经》，目前他几乎每周都会接到各个法院打来的电话，请他帮助判断哪些情况属于维护公共利益。实际上，目前各地频出的政府违规征地的现象，往往就是打着公共利益的招牌。此外，还有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平衡问题，如果私人利益大于公共利益，是不是就可以不顾私人利益，一味地维护公共利益？再进一步，《行政许可法》虽然提出了赔偿问题，但并没有规定赔偿的标准。这样，行政许可中信赖保护将难以实施。

需要考核的第六个方面是法律规定的对行政机关的约束和监督。目前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是，行政机关发了许可证后，往往就不去监管了。以“阜阳奶粉事件”为例，生产劣质奶粉的厂家中，有好些都是政府下发了许可证的。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发证后并不能实现相应的监管。

实际上，行政管理环节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既是《行政许可法》考核现行行政管理的内容，更是《行政许可法》能否有效实施的关键。但在长达10个月的《行政许可法》的准备期中，在各级政府忙于进行的审批项目和法规条例的清理之外，人们尚未看到政府在上述环节，为《行政许可法》实施做出的努力。

单个审批项目的清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切断大量不合理行政审批项目产生的根源，能不能真正建立起一个有限有为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而这，正是《行政许可法》之所以被誉为“打造法治政府的基石”的主要原因。

作者：石　东

行政许可法制定论文 篇2：

争议中的网约车地方立法

网约车地方立法

近期，北京、上海、天津、深圳、杭州、成都、贵阳等地纷纷出台网约车具体规则，经过整理不难看出，各个地方关于网约车的具体规定最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两方面：车和人，车即网约车，人即驾驶员。另外，北京等地除了限制户籍，大部分城市还对对网约车车身轴距和尾气排放量有要求。

立法争议问题

户籍争议。从一线城市公布网约车规范的征求意见稿以来，批评户籍要求的声音就不断高涨。以北京为例，根据北京交通委的官方解释，规定驾驶员为本市户籍、网约车为本市车辆主要是考虑到四个原因：第一、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发展要求；第二、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第三、疏缓城市交通拥堵；第四、响应国家政策要求，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适度发展出租车业务。（戴先任.网约车地方细则不要“新瓶装旧酒”[N].人民代表报，2016）但是，在城市化迅速发展的今天，限制户籍是否真的能达到以上目的，无从考证。

车辆争议。《暂行办法》中网约车车辆要求相对而言是比较宽松。《暂行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具体车辆车身条件有三个：第一，7座及7座以下车辆；第二，该车需安装行驶记录功能、车辆卫星定位、应急报警装置；第三，车辆技术性能要符合运营安全相关标准要求。同时，《暂行办法》同时规定：对网约车车辆的具体运营等条件，可由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规定具体细则，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因地因时区制定相关实施细则。（张春生，李飞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释义[M].法律出版社，2003.）《暂行办法》还规定：各地政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由此可见，虽然在《暂行办法》中对网约车车辆没有作出很高的要求，上位法已经将权利下放至各个城市的手里。其意图很明显，希望各地依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本地发展的实施细则。所以很多人就认为，地方在制定的具体规范中是可以对网约车车辆准入提出更多的限定条件的。（李苑.网约车合法近一个月地方细则落地难[N].上海证券报，2016.）

争议焦点中的法律问题

行政许可法的相关规定

在《行政许可法》中设定的法律秩序是再明显不过的，那就是上位法及行政许可法对行政许可的规定，就是最原始最具有强制力的规定。但是长期以来，我国行政审批事项和程序就非常多，上位法三个相关审批部门要跑，下位法又增加了五级办事部门，使得公民都不愿意去找这些机关审批办事。（康劲.兰帅『网约车管理细则引发“激辩”

[N].工人日报，2016）现在，网约车地方立法就出现了这样的倾向性。大多数地方政府机构把《暂行规定》中有关网约车准入条件的行政许可当成“最低要求”，然后他们就以一副“为国为民”的姿态纷纷在《暂行规定》规定的要求上大手一挥新增了很多许可条件。很显然，这样的做法是突破了上位法的限制的，属于在上位法的范围之外去自创立法的行为，这是为法律所不容许的。（张效羽：《网约车地方立法若干法律问题研究行政与法》，行政与法，2016年）

户籍限制的法律问题

限制网约车司机的户籍的具体做法，很显然是和《行政许可法》这一基本法中的有关规定不符的。强制规定网约车驾驶员必须具有本地户籍，属于地方保护主义里面的一种情形，是法律禁止的。从实践中看，也没见哪个商业竞争领域，要求从业人员必须具备本地户籍，说明大部分商业领域的行政监管，也都是遵守《行政许可法》相关规定的。

地方立法中要求网约车司机必须具备本地户籍，从其自身的规划和考虑来讲，是有其内在的合理性的，比如限制外来人口运营网约车，可以间接地增加本地就业。但是，不管地方上限制網约车司机户籍是出于什么因素考量，只要这个具体要求是与国家法律相冲突的，应该否定该做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该做法可能保护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但是牺牲的是更多人的利益，这与立法精神相违背的。

车辆条件中的法律问题

地方网约车立法中大多对网约车车辆本身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要求轴距要在2700毫米以上，这个规定也是和《行政许可法》相冲突的。

《行政许可法》中明确规定了，不能新增加行政许可，制定的具体行政许可条件实施细则也不能违反上位法，必须在上位法范围内去做具体规定。例如，《暂行办法》要求网约车车辆必须是7座及7做以下的车辆，地方立法时就规定网约车车辆除了必须是7座及7做以下的车辆外，还需要满足单价在20万以上这一要求，那问题就来了，这一具体规定是不是对《暂行办法》新增规定？很明显，从该地方的具体条文中可知，这里就牺牲了单价20万以下七座乘用车车主的权利和利益，属于新增行政许可条件。（胡建淼.法律规范之间抵触标准研究[J].中国法学，2016.）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

作者：刘露

行政许可法制定论文 篇3：

行政审批过程中依法行政的困境及解决措施研究

[摘要]依法行政，建立法治政府已成为当今的时代主题。行政审批作为一种国家管理行政事务不可缺少的重要制度，对行政审批过程中的依法行政问题的研究将十分必要。本文从行政审批的角度出发，围绕行政审批产生与发展的过程，探讨依法行政审批的现状以及目前面临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以期对依法行政在行政审批过程中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

[关键词]依法行政；行政审批；解决措施

[DOI]1013939/jcnkizgsc201535087

1行政审批制度的产生及发展

11《行政许可法》实施前的行政审批制度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家垄断和控制了几乎所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生产资源和生产经营领域。计划经济通过自上而下颁发计划控制数字，自下而上编制和呈报计划草案，自上而下批准和下达计划任务的方法实现管理。[1]此时国家主要通过行政指导和命令的方式参与经济活动和实现社会管制，行政审批只存在于极少数的部门和领域。中国的行政审批制度产生于改革开放之后（张康之，2003），但其中大部分审批事项属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残留或变相存在[2]。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催生了政府管理体制的变革，行政审批行为开始大量出现，行政审批制度得以建立。由于大量审批集中在市场有效活动的空间和领域，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以消灭市场、竞争和自由为目的的审批管理制度与新的经济体制发生激烈碰撞，并日渐成为新体制建设的制度障碍，国内亟须进行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厦门等地率先开始了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2001年9月国务院成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标志着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在全国拉开序幕。

12《行政许可法》的制定及其动因

在改革的浪潮之下，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不断完善，其中最突出的成果就是制定了《行政许可法》。2003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正式出台，它标志着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迈入了实质性的全面发展阶段。作为一部以单行法典形式体现的规范政府行政审批制度的法律，《行政许可法》在我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行政许可法》的出台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2001年12月，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中国经济从此登上了国际舞台。WTO至此成为相当长时期内中国行政法治改革的主要外部动力。WTO对我国的行政审批提出了要求，即审批项目的合理化、审批程序的透明化、审批手续的便民化以及审批效率的高效化。[3]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亟须法律的强制性规范，这种现状促进了《行政许可法》的出台。

其次，由行政审批带来的政府部门设租、寻租的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也是推动行政审批制度走向法制化的原因之一。

2行政审批的执法困境

2004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实施后，各省、各地区在审批项目的数量设定、审批程序的精简、审批条件的限定和审批效率的提高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然而，执法困境依然存在。

21法律条文不完善，缺乏具体的执法依据

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请，经依法审查，认定其享有特定权利或自由所应具备的条件或标准的行政程序行为。[4]单从定义来看，就能发现《行政许可法》对行政许可行为的定义过于抽象且宽泛，实践中很多行政行为依据这一定义难以识别和判断是否是行政许可的行为。具体而言，例如，《行政许可法》第12条第3项中的“提供公共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业”，具体运用到实际中时，究竟哪些职业和行业属于这个范围则不够明确。《行政许可法》只是规范了行政许可某种行政行为，并没有直接涉及行政许可项目的具体内容，从而造成它的法律规制作用十分有限，且在现实中时常面临着被架空的危险。[5]

22行政主体变相执法，法律条文流于形式

《行政许可法》的制定与实施作为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过程中的关键一步，其成效是万众期待的。于是削减行政审批事项一时之间成为部门改革成效的重要指标。在指标的单一目标激励下，有的部门往往把那些寻租效果不大的行政审批项目先砍掉，而那些收费多的行政审批项目，则以种种理由予以保留；有的则采取“抓大放小”“丢卒保车”的办法，只减年检、备案等事项；有的把需要取消的行政审批化整为零，以提高取消项目的比例。最终，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仅沦落为一场重数量不重质量的“数字游戏”，而且直接扭曲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实际意义，变成了一种形式化改革模式。

23重审批轻监管，缺乏法定的监督主体

行政审批过于强调审批之前相对人是否符合法定条件的审查，审批事项是否合法，而忽略了通过审批之后对相对人行为的监督管理。这种缺乏事后监管的现象不利于及时对项目执行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进行制止以避免其产生严重的后果。同时，也不利于及时发现审批事项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另外，缺乏严格的监察不利于行政主体规范自身的行为，进而导致寻租现象的泛滥。

3健全依法行政审批的措施

要达到将法治贯穿于行政审批流程始终的目标，无论是从立法上还是执法上都需要继续完善。

31完善立法，建立系统、具体的法律约束机制

《行政许可法》的很多规定中存在着大量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其含义都需要进一步解释。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行政许可法难以有效规制审批行为、大量行政审批从行政许可中分离出来、无行政许可设定权的机关仍在不断设定新的行政审批项目等现象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行政许可法的很多原则规定都缺少统一的、权威性的法律解释。[6]如果能够通过法律解释明确行政许可法的含义与适用范围，将行政审批行为统一到《行政许可法》的调整范围，那么，行政审批项目清理中行政机关自说自话以及行政规范性文件乱设行政审批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能够得到解决。因此，继续完善《行政许可法》，将具体的行政审批事项分门别类，制定具体的审批标准和流程，细化法律条文将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32监督执法，建立强有力的法律保障行政许可法的贯彻实施

行政许可法的实施力度不够也是目前审批混乱的症结之所在。保障行政许可法的实施，就需要建立超越于行政审批机关的、权威的法律监督机构。这一机构应当有能力对设定行政审批项目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判断，对于不符合行政许可法规定设定的行政审批项目，有能力督促设定机关纠正，对于设定机关拒绝纠正的，有权提请国务院改变或者撤销，并有权对拒不纠正违法行为的机关与主管人员实施法律制裁。

33创新立法，实现行政审批的高效、公正和廉洁

管理立法的创新对于革新行政审批、推动政府传统管理职能与管理方式的转变十分重要。创新行政审批立法要求行政部门慎重设立行政审批事项，任何一项审批的设立都必须在严格的考察之后落实，且对于该项审批的标准与流程都有明确的规定；其次，要对审批事项进行归类管理。能够合并或者集中的审批事项就应统一处理，一个部门可以解决的审批事项就应集中在该部门审批，一个环节可以完成的事项不应再设定多环节审批。此外，应建立从申请审批到审批监管整个流程的法治规范，从法定依据、申请条件、申请材料、办理流程、审批时限、收费依据及标准、审批决定证件、联系方式及诉求渠道、年检要求、注意事项等内容都做出明确的规定，确保行政审批执行的高效、公正和廉洁。

4结论

行政审批与现代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事务的管理息息相关，是保障和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积极推进行政审批制度的法治化发展是我国十多年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历程中总结出的最好出路。本文通过总结行政审批法治化道路上遇到的困境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在今后的研究中，面对不断变化的时事还需要不断的考察和总结，推动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在不断发展中更加科学、完善。

参考文献：

[1]苏东斌“制度人”假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2]朱旭峰，张友浪新时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回顾、评析与建议[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4，3（1）.

[3]徐静琳，陈琦华WTO与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8（2）.

[4]顾爱平行政许可制度改革研究——《行政许可法》实施后的思考[D].苏州：苏州大学，2006

[5]庞晓媚，周剑云，戚冬瑾城市规划行政许可及审批探讨[J].规划管理，2014，30（12）.

[6]王克稳我国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及其法律规制[J].法学研究，2014（2）.

作者：宋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