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许可法原则和制度论文

摘要：出租车是一种重要的公共运输方式，但目前我国出租车立法分散、效力层级低，愈发不能适应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本文从分析出租车立法现状和制度不足入手，提出了完善出租车立法和管理制度的对策。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行政许可法原则和制度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行政许可法原则和制度论文 篇1：

“最牛钉子户”案与行政规划的程序法控制

[摘要]“最牛钉子户”反映出我们对行政规划行为理论研究和制度规范的严重不足。作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普遍使用的行政规划具有行政裁量性的特征，为了防止“依计划行政”代替“依法行政”，行政规划应当具有行政实体法上的依据，更要有程序法的保障。只有通过制定程序的民主化，创立充分反映与该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意向的机制，才能保证规划内容的科学性与合法性，而完善的行政规划实施程序又可以监督违反合法的行政规划的行为，保保障既定行政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最牛钉子户案”；行政规划；信忠公开；公众参与；集中事权

一个已经被挖成大坑的工地中间，孤零零地伫立着一幢两层小楼，四周被挖成了悬崖峭壁。2006年初《物权法》通过之际，这张照片在网上广泛流传，重庆“最牛钉子户”成为众多海内外媒体追逐的热点。争议中的小楼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商业核心地段杨家坪鹤兴路片区，户主为杨武、吴苹夫妻。由于对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条件不满，从2004年9月开始杨武夫妇一直拒绝搬迁。经过多方反复的斡旋与协商，2006年4月2日下午，“最牛钉子户”吴苹夫妇才与开发商达成和解，同意接受易地实物安置，并自愿搬迁。当日19时拆除施工开始，至22时36分，房屋被顺利拆除。

在推土机隆隆的轰鸣声中，那幢倍受关注的小楼瞬间消失在飞扬的尘土中，至此重庆“最牛钉子户”案件正式落下帷幕。热闹与喧嚣已成为过去，然而它留给人们的思考却总挥之不去。重庆“最牛钉子户”案件实际上展现的是政府制定行政规划实现行政目标与公民维护自身权利之间不协调而导致矛盾冲突的问题。尽管行政规划在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但我们对行政规划的理论研究和制度规范都远远不够。使得行政规划制定和实施的规范性先天不足，“最牛钉子户”案件的发生也就在所难免。如何正确认识行政规划行为，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控制行政规划行为，是我们亟待探究的重要课题。

一、正确认识其法律性质是规范行政规划的理论基础

行政规划的历史由来已久，在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中发挥着十分明显的作用。国务院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行政规划、行政指导和行政合同等方式的作用”。但是迄今为止并没有官方的文件对中国行政规划的内涵作权威性解释，行政法学教科书也大都不涉及行政规划问题的讨论。在立法上国家于1998年制定了规范城市建设的《城市规划法》，但很多其他的行政规划并没有专门的法律调整。可以说在我国，行政规划的实践和行政法学研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落差。尽管这种情况不是我国大陆特有的，事实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于行政规划或者行政计划的研究同样起步较晚，认识不够深入，一些国家和地区还是通过《行政程序法》对行政规划的基本内涵作出了界定。从经验看来，行政规划和行政计划常常是同一概念，日本《行政程序法》认为行政规划是行政主体在实施公共事业及其他活动之前，首先综合地提示有关行政目标，事前制定出规划蓝图，作为具体的行政目标，并进一步制定为实现该综合性目标所必需的各项政策性大纲的活动。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认为行政计划是“行政机关为了将来一定期限内达成特定之目的，或实现一定之构想，事前就达成该目的或实现该构想的管制办法、步骤或措施等所谓之设计与规划”。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行政规划或行政计划作为一种行政方式在内涵上各国、各地区有共通性。所以我国大陆的行政规划的内涵不妨可以表述为，行政机关为了实现一定的行政目标。事先制定综合性、政策性规划蓝图的行政活动。

行政规划或者行政计划行为的分类非常复杂，如果都立法予以控制是不太现实也没有必要。从立法规范的角度考察，德国、日本、奥地利等只是将那些直接涉及公民权利义务的行政规划由行政程序法予以调整规范。“一般来说。当规划具有规制私人行为那样的外部效果时，需要有法律的根据。反过来说，正是因为具有法律根据，行政规划才具有对外部的规制效果。”总的看来，现代法治国家和地区所关注并纳入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或者制定专门的行政规划法调整的，是那些对外部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权利义务影响的行政规划行为。

所以，我们有必要对这些具有外部法律效果，受行政程序法调整的行政规划行为的法律性质作出判断，以便实施法律控制。然而这方面的努力目前看来还没有获得明确的结论。各国和地区基本上将行政规划视为一种行政事实行为。为了防止“依计划行政”替代“依法行政”，对于那些对公民权利义务构成影响的行政规划行为主要是从法律依据和行政程序进行调控。首先，用专门的行政规划法作为行政规划行为的依据。如日本1974年的《国土利用计划法》。其次对更多的没有专门根据的行政规划，“一般认为，为了防止行政厅任意地制定行政计划，制约行政厅的计划裁量权，行政计划最起码要求有组织法上的根据。”但是行政规划作为行政目标的发展蓝图。由实体法对行政规划的内容加以完全的规定是不可能的。实体法对行政规划的规定只不过是提示抽象的方向性判断要素等，主要规定的是行政机关行政裁量权的法律准则而已。要防止行政规划的专断和不合理，必须通过制定程序的民主化，创立充分反映与该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意向的机制。

二、完备地制定程序是实现行政规划科学合理的基本前提

通过设计完备的行政规划程序控制行政规划行为是各国和地区的通行做法。德国《行政程序法》对行政规划规定了专门而严格的“确定计划程序”。他们认为行政计划涉及土地利用价值的转变和因公共设施或事业的设置地方人文、自然与社会生态的变动，直接牵动人民权益之变动，应当将其列为比起正式行政程序更为严格细致的程序。在这一专门的行政程序中，必须是具有公开言词说明的听证程序，在听证程序中对于提出的计划的各种不同观点应当详细加以讨论。日本《行政程序法》和一些单行的法律规定了行政规划的制定应当包括：出示公告，提供通览，提出意见书制度；公开听证会；审议会。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通过授权立法的方式要求行政机关的行政规划有完备的制定程序，该法第164条第二项规定“行政计划之拟订、确定、修改及废弃之程序，由行政院另定之”。而一些单行的法律如《都市计划法》、《区域计划法》、《农地重划条例》等则规定专门的行政规划程序。

我国大陆没有专门的法律对行政规划的制定程序作出规定。由于行政规划的法律性质不能确定，《立法法》等法律规定的行为程序对于行政规划的制定并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正在起草的《行政程序法(专家意见稿)》虽然对行政规划的程序问题作出了规定，但是由于各方面条件还不成熟，该法的再生还有待时日。所以目前对行政规划的法律规定主要体现在某些单行的法律中。如1998年的《城市规划法》对城

市规划的程序问题作出一定程度的规定，但尚不完善。结合域外经验，我国的行政规划的制定程序需要在两天环节予以完善，即行政规划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

1、行政规划信息公开程序。第一，行政规划法律依据公开。法律依据是行政规划获得合法性的前提，行政规划的制定部门应当公开行政规划的制作所依据的法律。这些法律依据既包括单行的法律如《城市规划法》也包括组织法。一般而言，专门性法律是行政规划制定的直接依据，行政规划部门应当遵守法律规定的行政规划制定的实体和程序性要求。当然，由于行政规划的广泛使用，而目前很多的行政规划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所以，从与行政法治要求相协调适应的角度出发，行政规划机关对于制作这样的行政规划应当具有组织法上的依据。所谓组织法上的依据，就是行政机关应当通过有关的组织法，证明行政规划的制定属于法律允许或者授权的职权范畴。

第二，行政规划的内容公开。行政规划制定部门应当按照有关信息公开的法律规定的要求公布行政规划的内容，以便社会公众和利害关系人知晓并提出建议、意见。行政规划信息的公开应当包括如下几个重要制度。首先是环境条件评价制度。行政规划和建设项目的实施可能对所在地区的自然和人文环境造成重大影响。为了预防或者减轻这种对环境的不良影响，必须重视环境条件的评价，行政规划部门应当组织对行政规划的环境条件进行测量和评价并将结果向社会公布。目前关于行政规划的环境条件评价制度主要规定在《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城市规划法》中。《环境影响评价法》从总体上对有关土地利用和工农牧林等专项行政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问题作出了原则规定。《城市规划法》专门就我国城镇发展规划的环境评价制度作出了规定。但是两部法律并没有将环境条件评价作为行政公开允许公众参与讨论的制定程序，这就使该制度的功能发挥受到限制。其次是对利害关系人的告知制度。行政规划应当在规定的媒体上公布具体的内容，以便公众知晓和参与评论。与此同时一些行政规划的内容可能涉及特定的利害关系人，对这种情况，行政规划制定机关除了要公布规划内容之外，还应当对利害关系人实施专门的告知程序，充分尊重他们的权利，听取他们的意见，以防止和减少利害关系人对行政规划实施的对抗情绪。再次是制定并公布损害补偿或赔偿标准。如果行政规划的实施可能造成公民权利和利益损害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进行行政补偿或赔偿。补偿或者赔偿的依据、标准也应当同时公布，以便接受公众和利害关系人的监督。最后是说明理由制度。在公布行政规划各项内容的同时，制定机关应当对行政规划制作的法律依据、事实理由作充分说明。目前我国行政规划的说明理由制度规定或缺失或含糊不清。

2、公众参与程序。对于制定机关公布的行政规划内容，社会公众可以进行评论，将自己的意见反馈给制定机关，以便使最终确定的行政规划更加完善。参与的方式主要可以包括三种：第一是专家论证会。对于行政规划涉及的技术性问题，行政规划的制定机关应当组织专家就有关问题展开论证，已保证规划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第二是通过非正式的程序参与。对于一般的行政规划，社会公众和其他行政机关对其内容进行评价，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提交行政规划的制定机关，制定机关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评价只具有参考意义，对制定机关不具有当然的法律约束力。第三是正式程序。如果行政规划涉及特定利害关系人的重大权利和利益，就应当启动正式程序。这既可以采用类似我国《行政许可法》规定的听证程序，也可以借鉴德国的模式，设置专门的行政规划确定程序。由行政规划审批机关主持。在制定机关、其他行政机关、公众以及利害关系人的参与下，采用言词的方式确定行政规划的内容。听证笔录对行政规划的最终确定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在我国，经过正式程序，审批机关确定行政规划内容的行为应该是一个具体行政行为。利害关系人如果对确定行政规划的行为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这就为规范行政规划，保护公民权益，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行政规划纠纷找到了出路。

三、完善的实施制度是实现行政规划目标的量终保障

行政规划的实施制度是行政规划内容确定以后，有关制定机关根据规划的要求逐步实现行政目标的行政法律制度。由于行政程序法的缺失，我国的行政规划实施程序尚缺法律上的规定，只在《城市规划法》作了一些原则性表述，而城市规划实施的程序问题也极为简陋。根据现实状况结合域外的经验，我国的行政规划实施程序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

1、行政规划制定或者实施机关根据规划的内容尽快完成规划实施的筹备工作。筹备工作的内容主要包括行政规划实施所需要的人、财、物。行政规划的内容一旦经过有关的制定程序予以确定，该行政规划就应当具有集中事权的法律效果，在规划的实施过程中无须再向其他行政机关履行批准手续，以提高办事效率。行政规划制定或实施机关应当为实施行政规划成立专门的工作机构，统一行使规划中涉及的各项权力。对于行政规划的实施需要对利害关系人实施补偿、赔偿和其他安置的，相关的财物和资金应当立即到位。

2、行政规划的审批部门对规划的实施情况予以监督检查。审批机关通过对行政规划的实施情况的监督和检查，确认行政规划是否在合理的时间内实施；行政规划的实施需要对利害关系人的损害予以补偿、赔偿或者安置的，其财务和资金是否到位；行政规划的实施是否符合规定的内容；有关组织和个人的行为是否违反行政规划确定的内容，为保障行政规划的顺利实施，法律应当赋予行政规划监督部门以必要的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权。

3、行政规划效果评价。在行政规划的实施过程中，实施机关应当组织对行政规划的实施效果进行量化评价，取得科学的评介数据，从而决定是否继续实施行政规划，是否需要对行政规划的内容予以变更甚至废止。

四、“最牛钉子户”案件中行政规划法律程序问题分析

在“最牛钉子户”案件中，争议房屋地处商业中心，建筑已经是几十年前的危房，当地的居民多次向政府提出了危房改造的请求，政府通过制定城市规划的方式，对该地段予以拆迁、改造其本意是值得肯定的。但由于我国行政规划在制定程序上的缺陷，该规划并没有经过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程序，没有告知利害关系人，举行必要的听证会，就拆迁安置和赔偿问题充分听取意见，这就为“最牛钉子户”案件的发生埋下了伏笔。如果行政规划的制定机关以及相关的审批机关能够按照行政法治的要求，事先采取了上述程序，获得了社会公众和利害关系人的同意和谅解，该案件是可以避免的。所以，当务之怠应该是尽快通过立法完善有关行政规划制定程序，尤其是城市规划的制定程序。

“最牛钉子户”案件所展现的主要就是行政规划确定以后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城市规划确定以后，首要的是对旧房的拆迁问题。规划制定或实施机关应当根据规划确定的标准，对有关的房屋实施拆迁，对利害关系人进行补偿、安置，随后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引入开发商。但是随着我国城市建设的规模不断扩大，政府不能拿出足够的资金来实施房屋拆迁安置，所以才通过制定《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让开发商作为拆迁人提前介入。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拆迁人申领拆迁许可证应当提交下列文件：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证明。这就是说在房屋拆迁之前，行政规划实施部门已经将房屋的所有权以及房屋所在的土地使用权出让给了拆迁人，这一作法在程序上是有问题的，因为此时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还属于被拆迁人。另外，既然行政规划实施机关已经就房屋拆迁安置的补偿问题和拆迁人达成了一致，拆迁人就只负责支付与行政机关业已确定的价款。所以，在本案中，“最牛钉子户”不愿意接受拆迁安置协议，造成的损失和被拆迁人要求增加的补偿应当由规划的实施机关向拆迁人承担，而不是拆迁人。本案也暴露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一个最大缺陷，即不应当将拆迁安置以协议的方式确立。补偿标准应当在行政规划制定时就予以统一确定，行政规划实施机关、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单独私下协商补偿标准，是对其他利害关系人的不公正。也助长了有些人对财产补偿提出过分要求的冲动。对于拒不履行业已确定的行政规划内容的，行政规划的审批机关应当督促其履行，在法定期限内没有达成协议的，规划审批机关就应当有权强制执行。

责任编辑：秦玉珍

作者：陆伟明

行政许可法原则和制度论文 篇2：

我国出租车管理立法现状及完善对策研究

摘要：出租车是一种重要的公共运输方式，但目前我国出租车立法分散、效力层级低，愈发不能适应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本文从分析出租车立法现状和制度不足入手，提出了完善出租车立法和管理制度的对策。

关键词：出租车管理；立法；制度完善

作为现代都市公共交通运输的重要方式，城市出租车既缓解了城市公共交通运力不足给城市交通带来的压力，又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便捷快速舒适的出行服务，在适应城市规模扩大、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方便群众出行、扩大社会就业、提升城市综合服务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租车行业发展和运行管理中的矛盾和问题不断显现出来，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行业管理体制不顺畅，这已经严重制约了出租车行业的长期、稳定和健康发展。

一、我国出租车行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我国的出租车行业最早是在20世纪初在北京、上海出现的，早期主要供外交使馆、来华游客使用，后期虽有一定发展，但是由于战乱等原因日渐衰落。新中国成立后，出租车纳入国营运输公司管理，实际上远离了公共交通，主要用于外宾接待等工作。改革开放以后，出租车行业才真正进入了市场化发展的轨道，20世纪80年代出租车运营主要依托国有运输公司和涉外旅游公司，由于居民收入水平限制，消费需求规模有限，出租车数量较少，没有形成行业规模，因此国家没有专门出台管理制度进行规范，出租车行业处于自律发展阶段。1992年，十四大决定加快改革建立市场经济后，出租车行业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出租车行业发展的政策，引入了出租车特许经营制度，降低了行业的准入门槛，鼓励各种社会资本迅速进入，出租汽车数量和种类迅速增加。1997年，建设部、公安部颁布了《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对出租车行业进行规范。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出租车市场进一步扩大。截至目前，全国城市出租车总数量已经超过110万辆，从业人员近200万人，年客运量超过120亿人次。但随着出租车行业的快速发展，原有的管理体制不适应市场化要求，近年来也引发了不少的社会问题。

二、当前出租车管理立法现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对出租车行业管理的不断规范，加强了对出租车管理的立法活动，各地也出台了一系列管理规定，就法律渊源形式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一）法律

法律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它包括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基本法律和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一般法律。目前，我国没有专门规定出租车管理的单行法，涉及出租车管理和出租车经营权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二）行政法规

行政法规是指国务院为领导和管理国家各项行政工作，根据宪法、法律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授权，按照法定程序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目前，国务院没有专门制定单独的出租车管理法规，涉及出租车管理的主要有《道路运输条例》、《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等。

（三）部门规章

部门行政规章是指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按照法定程序制定的规范性法律规范。目前专门规定出租车管理的部门规章仅有1997年原建设部、公安部制定的《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和2012年交通运输部制定的《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

（四）地方法规

地方性法规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及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目前，关于出租车管理的地方法规数量较大，包括《杭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1991）、《深圳经济特区出租小汽车管理条例》（1994）、《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1995）、《西宁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条例》（1996）、《青岛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条例》（1997）、《宁波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条例》（1997）、《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1997）、《天津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1998）、《武汉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1998）、《厦门经济特区出租汽车营运管理条例》（2001）、《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2002）、《乌鲁木齐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2003）、《珠海市出租小汽车管理条例》（2004）、《陕西省出租汽车客运条例》（2006）、《南宁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条例》（2007）、《海口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条例》（2008）、《昆明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2008）、《广州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条例》（2009）、《哈尔滨市城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条例》（2009）、《大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2010）、《石家庄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2010）。它们为贯彻执行法律、法规、发展地方出租车事业、解决出租车行政执法中的各种问题，发挥着重要作用。

（五）地方规章

地方政府规章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及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目前，有少量专门规范出租车管理的地方规章，包括《湖北省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办法》（2004）、《合肥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2008）、《广东省出租汽车管理办法》（2010）、《福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办法》（2012）。

（六）其他规范性文件

为了弥补法律规范的缺失，国务院、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经常通过发布规范性文件的方式指导规范出租车行业的管理和发展，如《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交通部等部门关于清理整顿城市出租汽车等公共客运交通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99]94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租汽车行业管理的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4]81号）等。

三、现有出租车管理制度的不足

从目前行业发展总体来看，出租车行业有较好的发展前景。但是，因为没有统一有效法律渊源规范，缺乏上位法制约，造成各地方出租车立法情况差异较大，形成了不同的管理体制和监管模式。

首先，各地规定的出租车经营权出让形式不同，大体有三类模式。一是资格审批制，符合出租车经营要求的先到先得。二是经营权拍卖制，通过公开拍卖竞价转让。三是资质招标制，通过政府招标获得。目前，大多数地方出租车经营权出让原则上采取拍卖制。

其次，出租车经营权和车辆所有权的归属不同，形成了四种模式，分别是承包经营制、合作经营制、挂靠经营制、个体经营制。从性质上看，承包经营制、合作经营制属于公司化模式，挂靠经营制、个体经营制属于个体化模式。目前，大多数大中城市采取的是前两类。

最后，各地出租车行业管理模式和监管力度不同，形成了强弱两种监管模式。从实际情况来看，出租车监管模式选择一般与出租车经营权出让方式相关。出租车经营权取得方式采取资格审批制等较宽松方式的，出租车监管力度大，采取拍卖制、招标制的一般监管力度弱。但从总体来看，出租车行业秩序的规范需要健全出租车管理制度、加强监管力度。

总之，在出租车行业的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出租车管理制度、手段落后，严重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严重制约了我国出租车行业健康发展，主要体现为：一是出租车行业管理部门、出租车行业经营者、出租驾驶员和乘客等相关主体的关系未理顺；二是出租车驾驶员经济收入、劳动权益保障问题突出；三是出租车行业资格准入、运营监管、退出机制等制度不健全；四是出租车管理与旅客运输管理权限不明确，黑车等非法营运查处不力，扰乱出租车市场秩序，危及行业的稳定。解决以上这些出租车行业现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就需要统筹考虑，通过完善立法健全制度来予以规范和解决

四、完善出租车管理制度的对策

（一）尽快制定出租车管理条例，提高立法层次，完善制度体系

第一，在统筹考虑出租车行业管理现状和发展前景等问题的基础上，参考发达国家出租车管理法规，以国务院名义尽快制定出台出租车管理条例，从而统一规范全国范围内出租车的经营管理制度。

第二，出租车管理条例应当结合我国出租车行业发展的规划，理顺出租车行业管理部门、出租车行业经营者、出租驾驶员和乘客等相关主体的关系，明确出租车公共运输性质、规范经营权出让方式、统一出租车管理部门和体制、强化行业监管模式、健全利益保护制度、确定相关责任体系等问题。

第三，以国务院出台的出租车管理条例为上位法依据，根据立法的有关规定，对各地方制定的出租车管理地方性法规、地方性规章进行清理，完善法律体系。

（二）调整理顺出租车管理体制，统一监管机构，加强监管力度

第一，应明确出租车的公共运输性质，在中央人民政府层面由交通运输部作为行业管理部门，负责出租车行业的发展规划和政策标准的制定实施等工作，公安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出租车道路安全、出租车设施配套等相关工作进行管理。

第二，各地方城市人民政府负责出租车在本行政区域内的管理工作，应统一在交通运输行政机关内设置出租车管理机构，完善机构组织和人员配备，加强执法培训，统一道路客运和出租运输执法体制，强化对非法营运的打击力度，规范出租车市场秩序。

综上所述，为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规范出租车行业秩序、满足人民群众出行要求，必须对目前的出租车管理制度进行完善。应尽快出台出租车管理方面的行政法规或其他上位法，统一出租车管理体制，理顺出租车行业管理部门、出租车行业经营者、出租驾驶员和乘客等相关主体的关系，强化行业监管模式，保障出租车行业能够健康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关于我国出租汽车行业管理和发展若干重要问题的研究[N].中国经济时报，2008-11-14.

[2]董胜武，陈晖.出租汽车行业监管对策分析[J].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03）.

[3]耿昕.出租车管理体制需要突破创新[J].运输经理世界，2011（04）.

作者：崔晓　徐新

行政许可法原则和制度论文 篇3：

改善农村干群关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摘 要】本文认为改善农村干群关系对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改善农村干群关系不仅仅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同时，它也是构建民主、法制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改善农村干群关系，必须从经济结构、基层政治结构、组织结构和制度结构方面加以调整。以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村物质条件为基础，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农村民主与法治为保障，以构建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制度为着力点，从而改善农村干群关系，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关键词】改善农村干群关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了“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了“要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要着力促进农民增收，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新时期的新农村建设必然会有不一样的要求，这其中对于农村干群关系的要求也会烙上时代的印记。

1.改善农村干群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新形势下，改善农村干群关系，事关党的执政理念，事关践行党的宗旨，更事關实现党提出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实现，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加强农村干群关系。

1.1改善农村干群关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依靠群众。如果没有农民群众的参与，新农村建设就失去了实践的主体，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根基。同时，农村干部是新农村建设的引导者和服务者。新农村建设的方向需要农村干部去把握，新农村建设的政策需要农村干部来宣传，新农村建设的实现情况需要农村干部来反馈。改善农村干群关系就是要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积极投身到新农村建设的事业中去。改善农村干群关系是完成新农村建设的有力保障。改善农村干群关系本身也是新农村建设政治和谐的体现。

1.2改善农村干群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在农村要求干群关系和谐。然而，近些年来，虽然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升，但如今在农村社会存在着各种问题和矛盾，包括环境污染问题、征地拆迁问题、教育问题、卫生问题、文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处理不当，往往引发大的矛盾和冲突，甚至爆发群体性事件，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这就需要我们改善干群关系，化解干群矛盾，维护农村稳定，以利社会和谐。

1.3改善农村干群关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大提出，本世纪二十年代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目标，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该要达到的目标。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依靠群众的创造力，依靠干部和群众齐心协力抓建设，同心协力谋发展。而改善农村干群关系正是其得以实现的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五位一体”建设，要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溶入老百姓的心中，而这项思想工作的完成必须依赖基层干部的日常宣传。同时农村社会的建设和生态的保护也要求农村的干部和群众一道努力，齐心协力完成好。

2.改善农村干群关系的途径

2.1深化农村体制改革，加快农村经济发展，为改善农村干群关系提供物质保障

当前，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

2.1.1深化农业税费改革，完善农业补贴政策

自2006年农业税费取消以来，中央积极推进农业补贴政策，对农业耕种者实行一定的财政补贴，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赢得农民的普遍赞誉。政府应该继续保持和推进农业税费改革，并针对税费改革中的问题作出适当调整：一是农业补贴款的标准问题.补贴标准不能长期不变，应当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符合农村耕种成本实际情况。同时可考虑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发展水平的实际情况，实行差额的补贴政策。二是农业补贴款的落实问题。农业补贴应当实施按实际耕作情况进行补贴，耕作着有补贴，荒田荒地者无补贴。多耕者多补贴，少耕者少补贴。

2.1.2扩大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加大农村资金投入

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给农民以看得见的物资利益，就要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支持。我国以前是农业支持工业的发展，现在政府的导向是工业反哺农业。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在金融上反哺农业，加大农村的金融投入。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民获得贷款比较难，程序较为复杂，特别是贫困和低收入农民很难获得创业贷款。为此，一方面要继续深化已有支农金融体系，对现有支农银行的放款程序进行完善和调整，适当扩大放款力度，简化放款程序。另一方面要扩大金融渠道，鼓励地方性银行和民间金融资本进入农村。并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进行统一管理。

2.2完善基层组织建设，为改善农村干群关系提供组织保障

邓小平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2]要改善农村的干群关系，就必须进行有效的政治改革，完善基层组织建设，从而为改善农村干群关系提供组织保障。

首先，继续坚持并深化联乡并镇的政策；根据乡镇规模和地缘特征，将规模不大的乡镇联合，将领导班子整合，以优化组织层级，减少乡镇开支。其次，要对现有的农村机构设置进行认真的研究分析，将职能重叠交叉的部门进行整合，将职能臃肿的部门进行简化分解，精简机构，优化职位设置，要严把人员编制入口，以减少乡镇开支。再次，要根据农民发展经济、开展农业生产活动的需要，增加指导经济发展的常规化机构设置，引进专业人才，指导农民进行生产活动，解决农民在日常生产活动中遇到的困难。

2.3加强农村基层民主与法制建设，反腐败建设常抓不懈，为改善农村干群关系提供政治保障

2.3.1加强农村基层民主与法制建设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要完善基层民主与法制的重要任务。民主和法治是解决人民群众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江澤民强调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是“社会主义民主在农村最广泛的实践，也是巩固农村基层政权，密切干群关系，促进农村社会进步的重要举措。”[3]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要更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逐步推进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基层民主制度的完善，提高农民自我管理水平，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首先，要注重选举，保障农村基层干部选举的公正、公平，选举要真正体现民意，而不是被少数人的意志操纵。其次，要推进党务、政务、村务公开，使得基层干部工作受到农民的监督。对于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行政事务，要实行政务公开。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根本方略。江泽民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4]这就要求，在在农村推进法治。首先，要加强法制宣传，推进普法活动进千家万户。让干部和群众明白法治的重要性，明白法制是国家基本制度形式，更是他们保护自己根本权益的最基本武器。使农村干部和群众都知法、守法、用法，学会日常法律常识，学会用法律来协调处理日常生活中的纠纷和问题。其次，要完善法制。完善以《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行政许可法》等为基础的基层法律体系，使得人民的自治行为和日常行动都有法可依、有法可循。

2.3.2反腐败建设常抓不懈

当前，我国基层腐败问题不少，在一些地方还比较严重。干部的腐败会引起农村社会矛盾的激化，加剧农村干群冲突。惩治腐败，是有效改善农村干群关系的突破口。但反腐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需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反对腐败要坚持不懈。首先，要意识到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把反腐败工作作为经常性工作来抓，把反腐工作提升到农村工作的重心之一。对于腐败分子，不论职位高低、政绩大小，都要坚决查处，绝不能姑息。其次，要标本兼治，建立反对腐败的制度体系。要从制度上遏制腐败的产生和发展。让反腐工作制度化、法治化。第三，反对腐败要从教育上入手。要加强农村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让干部认识到腐败的危害性，从思想上拒绝腐败，从意识上抵制腐败，做到以人民利益为中心，以廉洁奉公为原则，从而改善干部形象，缓和干群矛盾，密切干群关系。

2.4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建立密切联系群众的机制，为改善农村干群关系提供机制保障

2.4.1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密切干群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党的建设实际，在全国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利于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就广大农村而言，首先是切实转变工作作风。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围绕“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突出反对“四风”，着力解决干部的作风问题。其次是为农民群众办实事。一是解决生产过程中的问题。例如缺少粮种、化肥等，使农民生产正常进行，从而达到增产增收。二是解决农民发展中的问题，如调整产业结构，农村信贷、资金投入等，使农业可持续增产增收。三是解决农民生活中的问题。如电网入造，自来水供应，垃圾处理等，使农村整洁，村貌改善。四是解决农民的诉求，如子女上学，“五保”老人供养，大病互助等，使农民解决后顾之忧，安心农业，安心农村。达到干群关系和谐。

2.4.2完善农村干部与群众之间的沟通机制，密切联系群众

健全干群之间的沟通机制，使群众的诉求能得到及时的表达，将有利于干部与群众之间的交流，有利于干群关系的良性发展。

首先，要构建畅通的干群沟通渠道。农村干部要深入群众中去，了解群众的需求，建立定点、定期、定人、定时的群众来访和处访机制，定期安排干部下访，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解答和解决群众的疑难和问题。其次，要建设全方位的沟通渠道。要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完善群众与干部沟通渠道，拓宽群众表达渠道。可以利用现代通讯交流平台，如微博、微信、网站等来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最后，要完善民意表达机制和监督监察机制。对于群众意见反馈和接访处访工作要形成制度化的机制，使之成为日常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构建群众工作监督监察机制，加强对于农民提出问题处理结果的检查和监管，使得民意表达真正有效，落到实处。 [科]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182.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176.

[3]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313.

[4]温铁军.新农村建设要实现“三新”[N].人民日报，2005-10-31.

[5]江泽民.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经济日报，1998-10-18.

[6]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05-2-19.

[7]何平等.江泽民在安徽考察时强调全党全国必须更加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N].人民日报，1998-09-27（1）.

[8]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中国新闻网，2006-10-18.

作者：彭益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