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费管理下医患关系论文

摘要：医患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越来越被各界人士所关注，而现在的医患关系现状并不容乐观，医患之间存在着许多问题，导致许多医患矛盾爆发，创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是当前的社会稳定所需的。加强医患沟通、完善法律法规、健全监督机制是有效应对当前紧张医患关系的现实选择。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价费管理下医患关系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价费管理下医患关系论文 篇1：

扬帆共筑医患桥

摘 要 医学生结合当前形势，联系专业，通过暑期实践活动对医患关系进行相关调查，了解医患关系现状，统计调查结果并客观分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以及思考如何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关键词 医患关系 医学生 因素 对策

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和谐”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备条件之一。筑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主题。经过查阅大量资料，发现全国范围内医疗纠纷数量逐年上升，然而与医疗事故的数量并不正相关。由此分析出医患关系的不和谐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治疗技术等问题，而是有复杂的社会因素。然而，医方和患方是医患关系中的主角。基于这些现实情况，本研究主要通过对医方和患方做相关调查，从而更深层次的探讨导致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以及解决办法。

一、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湖北省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及襄阳市惠民医院内患者及其家属以及医务人员，襄阳市西湾社区居民以及广场随机调查，对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齡不限具体要求。本次调查，调查患者270名，收回有效问卷260份，有效率96.3%；调查医务人员55名，收回有效问卷52份，有效率99.5%。

（二）问卷设计和调查方法

参考相关文献并根据医方和患方对医患关系的认知情况自行设计调查问卷。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医方和患方对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程度、医疗费用负担水平、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解决医患关系紧张的方法等方面的认知情况。依托湖北省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湖北医药学院附属襄阳医院）和襄阳市惠民医院，对医院患者和医生进行面对面询问并填写调查表；以“义诊”为载体，深入了解基层民众对医患关系的普遍看法。所有数据由专人进行录入Excel表格，并由他人进行数据核对。问卷统计结果如下。

二、 结果与分析

（一）问卷统计结果

1、患者对医患关系的整体认知情况。 10.0%认为医患关系非常紧张，43.8%认为医患关系比较紧张。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为政府体制因素（44.6%）、媒体炒作因素（33.8%）、患者对医疗行业诸多情况的不了解（49.6%）、看病太贵（44.2%）、医生服务态度不好（33.1%）。57.7%的患者认为医患双方在治疗效果与病人的预期方面容易发生矛盾，70.8%认为医疗制度不完善。

2、医务人员对医患关系的整体认知情况。61.5%的医务人员和患者发生过医疗纠纷或摩擦，75.0%认为在目前医患关系下，医生工作非常有压力。发生医患矛盾的主要原因为家属不理解（69.2%）、社会导向不利于医患关系的缓和（63.5%）、患者的期望太高难以满足（67.3%）、医疗质量、服务态度存在问题（21.2%）。极大部分医务人员对未来医患关系的改善并不乐观，其中53.8%认为不太乐观，32.7%认为很不乐观。

（二）医患关系紧张原因分析

1、社会因素。社会的发展包括多个方面，平衡发展才能提高综合国力。但改革开放20多年来，政府过于注重GDP（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对公立医疗的发展的投入却逐年减少。政府对医院的投入不足、补偿不到位，使医院不得不追求经济利益而采用市场化运作，致使大部分单位过度配置和不合理使用高新仪器，大幅度提高药价。医疗服务价格的不断上涨，医疗资源分布不合理，加之全民医疗保险体制、制度不健全等社会问题，导致看病贵、看病难，成为医患关系紧张的直接原因。同时，社会舆论及媒体的导向不正确也是加重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一些媒体为了获得较高的收视率，常只报道有关医患的负面报道而不报到医方的正面形象。而且舆论经常对一些医患纠纷进行过分的夸大，并且完全扭曲了现实，从而影响了患者对如今医生的认知。另外，国家没有制定有关舆论和媒体的相关的法律法规，从而助长了这些不良风气。

2、医方因素。医方因素包括医院和医务人员两个方面。从医院方面看，大部分公立医院靠自身收入来维持和支出，各项奖励政策均与经济收入挂钩的规定影响了医院的整个医疗质量；同时，医院的管理制度没有健全，医院对一些规章制度执行不严，没有对医务工作者的行为进行整改，并没有对医务工作者加强道德培训。从医生方面看，引发医患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医患之间缺乏沟通。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过于依赖高新仪器的检查、治疗等客观操作，而忽略了与患者的“身体交流”，无意中拉开了与患者交流的距离，同时，一些医务工作者不是遵从“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要求，而是遵从“以疾病为中心”行医作风，因此在给病人看病的过程中没有考虑患者的情绪、生理、心理、经济情况等，导致了患者并没有完全表明清楚自己的全部症状而加重了医患之间的误解。也有一些素质低下的医务工作者在现今社会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违背医德而出现“收红包”、夸大一些高价药物的治愈效果而从中收取“回扣”。也有少数医务工作者在给患者治疗和护理的态度冷淡，工作责任心不强，造成医务工作者和患者之间的情感欠缺，在一定的条件下容易引起冲突。更有一些医务工作者未能摆正自己的心态，以为自己是“上帝”，给病人看病当做是给患者的恩赐，从而严重损坏了白衣天使的形象。致使患者对医生产生误解而引发纠纷。

3、患方因素。一是患者对医疗效果的期望值较高，他们认为只要进到医院就会换取健康，但正是由于他们对医学的特殊性及专业性的不理解，只要他们花了大量的金钱而出现治愈效果越来越差或者死亡，由于心理上的不平衡而将责任推卸给医方，从而出现大闹医院而为了得到一定的补偿。二是患者对医生的要求过高，不能换位思考，当医生给他做各项检查以明确病因时，却误认为医生是在为医院赚钱。三是极少数患者怀有不良心态，通过在医院进行无理取闹而进行不正当的索取。

三、思考与建议

（一）加大政府财政支出，明确医疗机构公益性质

除了担负教学科研、健康宣教、社会救济、免费义诊等公益职能，医院还承担着救死扶伤的核心职能。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首先要明确医疗机构的公益性质，政府应加大对医疗机构的财政支出。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应重点关注相关制度的制定以及资金的分配，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的同时减缓医疗卫生服务费用的增长速度，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同时，可专注于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部门的医疗服务质量，切实解决基层医疗卫生服务部门专业技术人员不足、经费短缺、设备陈旧等矛盾，让“看病简单”、“看病无忧”。

（二）健全医疗法律法规，建立医疗风险分担机制

国家立法机关应加快卫生立法工作，健全医疗相关的法律法规，系统规定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患者的权利、义务，规范医患双方的就医行为，明确知情同意权的告知范围、标准、要求、界定，医疗特权的范围、免责等的相关解释，明确损害医疗卫生服务的赔偿标准，制定相关的医疗纠纷处理、医务人员人身安全保障、医疗机构治安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为医疗事故的公正、公平处理，为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保驾护航。同时，国家应当建立医疗风险分担机制，以减轻医务人员的工作压力，减少医患关系中的“伪信任”，保证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三）加强医疗机构管理，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医院应加强自身管理，建立完善的监管机制，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为患者提高轻松舒适的就医环境。建议医疗机构定期组织医务人员学习与医疗有关的法律、法规、条例等制度，提高医务人员的法律修养，了解保护医患双方权利的法律规章，明确各自的义务，致力于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为降低误诊、误治及医疗事故的发生率，医生在工作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循医疗卫生管理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自觉保护患者的权利，充分履行自己的义务，同时要学会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要加强医德医风建设，严厉打击医疗腐败行为，维护医务工作者的荣誉，提高患者对医务人员的信任度；畅通医疗纠纷投诉渠道，处理患者的投诉问题，并及时作出反馈，促进医患关系和谐发展。

（四）建立多种沟通渠道，加强人文关怀

建立多种沟通渠道，如专家咨询、网络沟通、医疗知识定期宣讲等，加强医患间沟通，加强人文关怀。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应充分执行知情同意、自主择医、不伤害、最优化的基本原则，让患者在手术和治疗前充分了解疾病的种种前景，提供相对于患者来说的最佳治疗方案，尽量避免对患者的损伤，并进行较充分沟通，让患者真正行使自主选择权，以减少医患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减少医患矛盾的发生。

（五）规范媒体行为，正面引导患者就医

对医疗问题，医疗机构应及时向媒体提供准确、全面的信息，不夸大不隐瞒，使媒体及时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新闻媒体应全面公正对医患纠纷进行客观的报道与评论，正面引导患者就医。建议建立医疗服务信息专站，提高医疗透明度，定期向社会公布医疗服务质量、服务效率、价格水平、医疗安全等信息，使患者充分行使自主选择权，同时可在站点宣传相关医疗知识，特别是医疗风险知识，提高患者的认知水平，鼓励患者积极承担相应的责任，减少影响医患关系和谐发展的潜在因素。

（六）转变医学生教育模式，提高医学生专业技能

医学生是未来的医生，转变医学生的教育模式，加大对医学生道德、责任的教育培养，提高医学生的专业技能，对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有着重要影响。同时，通过操作技能选拔和姿势纠正，激发医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动手能力，提高医学生的专业技能。学校及有关医疗机构应鼓励和支持医学生开展志愿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如开展医疗知识宣传和义诊，可以增加医学生的自豪感和使命感，提高专业技能；如设计医疗相关调查问卷问卷，深入社区、鄉村开展调查研究，不仅宣传了国家政策，还可以了解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更能够有效提高医生的亲和力，增加人民群众对医院和医生的信任和理解，增强医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为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创造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1]John Louis Ratz.皮肤外科学[M].刘辅仁译.西安：世界图书出版社，2008：36-38.

[2]尹奋勤，梁金婵.对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法制思考[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8，29（8）：52.

[3]余成普，朱志惠.国外医患互动中的病人地位研究评述[J].中国医院管理，2008，28（1）：62-64.

作者：刘楚繁　常江　周晗

价费管理下医患关系论文 篇2：

对当前医患关系的几点思考

摘 要：医患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越来越被各界人士所关注，而现在的医患关系现状并不容乐观，医患之间存在着许多问题，导致许多医患矛盾爆发，创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是当前的社会稳定所需的。加强医患沟通、完善法律法规、健全监督机制是有效应对当前紧张医患关系的现实选择。

关键词：医患关系；和谐；长沙市

一、医患关系现状

医患关系是患者与医生或医疗机构在诊治或缓解疾病的医疗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相互之间的联系，是医方与患方在共同的治病与防病过程中所结成的医学伦理关系，是医疗活动中最基本、最重要、最活跃的人际关系。“医患关系紧张”是近年来受到极大关注的一个话题。2012年7月到8月，课题组对长沙市湘雅附一等五家省级医院、长沙市人民医院等八家市级医院及长沙市黄金乡乡镇卫生院等二十家乡镇社区卫生院的医务工作者和患者进进行了调查走访，发放问卷300余份，访谈医生、护士和患者共30人，通过对调查问卷的分析和访谈资料整理，总结出当前长沙市医患关系有如下特点：

1.患方不满情绪增加。首先表现在看病难。由于中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够合理，相当多的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条件比较好的大医院，而社区医院、中小医院，卫生所条件都比较差，大部分患者都愿意直接到大医院去看病，导致医院级别越高，医生的工作负荷越大。通过调查发现：我们调查的几家三甲医院医生的工作量平均是中、小医院医生工作量的2～3倍。三甲医院一位医生一个上午要诊冶30～40位病人，平均每位病人的诊治时间只有五六分钟。这些医院经常是人满为患，病人像是天天在医院赶“集市”；尤其是到这些医院找专家看病，病人往往要排几个小时的队，有的甚至要等上几天十几天；医生在这样繁重的工作情况下，往往疲于应付，无暇回答患方提出的疑问及其作必要的解释。其次表现在看病贵。调查发现，62%的家庭平均每年用于医疗方面开支在3 000元以上，有10%的家庭超过5 000元，而且近八年来，人均门珍和住院费用平均每年分别增长13%和11%，明显高于人均增长幅度（城市8.9%，农村2.4%）。而且大部分大中型医院药价贵、检查费用高，脏器移植、介入治疗等新技术和高精尖设备的应用价格昂贵，部分低收入人群和没有医疗保障的人群难以承受。最后表现在看病受气。据调查，频发的医患冲突中，因技术原因引起的占不到20%，其他80%均缘于医德医风和医院管理问题上。医疗过程中，患者主体逐渐以新的理念定位现时的医患关系，他们日趋要求医患之间的平等主体关系、相互尊重关系、参与合作关系。而有些医生在医治过程中常以“家長”自居，缺少对患者主体权利的充分尊重，缺少对医患关系改善和医疗纠纷预防的主动意识和行为，一旦医患产生冲突就用冷冰冰的法律来进行解决。

2.医患双方缺乏信任。由于医院的市场经济行为，医患双方越来越缺乏信任，主要表现在：一是患方对医方的不信任。调查发现，55%的患者对医方持不信任态度，仅有22%的患者对医方完全信任。社会转型时期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信任遇到了挑战，这种状况也在医患关系中反映出来。譬如，医生的正常检查，从检查措施、诊断、到医生所开的处方都误认为是医方在诱导患方消费，并且认为是医方为了多收费而进行的多余检查。二是由于现行的医疗法律规定：医患双方在发生医疗纠纷“对簿公堂”时，要求医方举证，医生往往为了保护自己，会增加一些不必要的检查、诊断措施，这进一步增加了双方的不信任。更有甚者，有些患方在就医过程中，带着录音笔、摄像头，将医生的一言一行都录了下来，以便随时“对簿公堂”，还有的患者从一开始就不相信医生给自己开的药方和治疗方案，进而不配合医生进行治疗。

3.医疗纠纷呈上升趋势。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多数人对医疗服务的水平要求也日益提高，医院医疗纠纷的例数也随之日益增加，有的地方已经影响到医院的正常工作。从调查统计资料表明，近两年来：三级医院医患纠纷上升了17.98%；二级医院上升了34.71%；一级医院上升了12.9%，未评审医院上升了40%左右。可见，医患纠纷的数量在逐年增高。医患纠纷成了新闻媒体报道的焦点、人民群众议论的热点、医疗机构和医疗部门处理的难点。

二、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

1.从患者方面来看，主要表现在：（1）病人对医疗效果期望值过高。医学领域充满着未知和变数，针对复杂的患者个体、医务人员对疾病的认知和医疗技术的运用会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即使在医学高速发展的今天，国内外一致承认的疾病确诊率仅为70%，各种急症抢救的成功率也只在70%～80%，因此，任何医院和医生都不可能包治白病。但有不少患者对医疗行业，对医学科学的认识不够，对医学知识的一知半解，把到医院就诊看做一种简单的商品消费，往往是付出后而不能获得等值的回报，自然就导致了矛盾的升级和恶化。（2）患者存在不信任心。患者希望老资格医生为其治病，一旦得不到满足就认定是年轻医生造成的，从而发生纠纷。还有的病人在诊疗过程中采取先入为主，稍有不妥既持怀疑或对立的态度。因为他们不少人的心里一开始就对医方存有戒备，甚至还出现了对医方与其谈话和诊疗措施进行录音或记录的怪现象，想利用自己手中的记录来作为要挟医方的“证据”。这些行为都给医方在诊疗的过程中带来不小的压力。

2.从医务人员方面看，存在以下一些因素：（1）医疗质量存在薄弱环节，如规章制度执行不严，造成差错事故发生；或是技术水平低下造成误诊误治。（2）院风建设方面的问题。由于客观上正常收入不能满足医生物资需要，少数医生职业道德水平低下，服务不到位，对患者治疗不精心，存在“冷、硬、顶、推”等现象，收受红包、回扣，造成了不良影响，导致了患方对医务人员的不信任。（3）医务工作者不能适应现代医疗模式的转变，依然将疾病放在第一位，忽视了病人生理、心理的感受，只注重自己医疗水平的提高而忽视了与病人的沟通和交流，忽视了人文知识的学习和与社会交流能力的提高，用语不当，造成病人误解。

3.社会方面的因素。（1）过度的医疗费用让不少患者不堪重负。过去城镇职工是公费医疗，现在因医疗体制的改革，患者自身须承担一部分医疗费用，尤其是重病、慢性病个人付费就更多，病人压力不断加大造成了心理的不满，从而将怨气撒在了医院方面，医务人员成了出气筒。（2）社会舆论对医院的片面指责和媒体的推波助澜。由于部分媒体片面地把医患关系定位于简单的消费关系，加上“病人就是上帝”这种说法的误导，将患者和医务人员摆在了不平等的位置上，导致医患双方的不满和不信任。

三、改善当前医患关系的对策思考

1.加强医患沟通是改善医患关系的重要途径。（1）加强医方与患者家属的沟通。患病就诊，知道病情是起码的要求，医务人员对患者及家属有告之病情的义务，在告之真实病情后，更能赢得患者的配合或家属的支持，使治疗取得更好的效果。医生对在用药、检查、改变治疗方案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要根据不同的对象进行有选择的告之，这样既尊重了患者，又拉近了關系，也可避免可能发生的矛盾。（2）加强医方与患者本人的沟通。在医疗服务工作中，医务人员加强与患者沟通交流，时时体现对患者的细心、耐心、关心和爱心，处处体现对患者的人性化服务，是医疗服务的必然趋势。

2.不断完善卫生法律法规。由于医疗服务的垄断性，在医患关系中，医方处于主导地位，这是医疗服务所需要的。这种医患关系不同于民事法律法规中的主客体关系，因此，不能用民事法律法规来规范医患关系。在提高医务人员素质，加强医疗管理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引入国外先进管理模式，把中国现行的卫生法律法规在处理医患纠纷中的适用度不断完善和提高。制定出统一的、有说服力的、比较公正的、有权威性的，真正能起到约束医患双方和解决矛盾的法规。这是确保医疗服务质量的法律基础，也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医患矛盾。另外对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制度，执法要严，严厉打击社会上不法医闹团体，确保正常的医疗秩序。

3.转变服务观念，增强服务意识，协调医患关系。由于医学模式的转变。拓展了临床的工作范围，对医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必须进行观念转变和知识更新。作为一名医务人员，仅仅做到知道病人患的什么病是不够的，还应知道患病的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容易患病，要运用系统的观念来分析研究医疗服务中遇到的有关问题，以适应各种患者对医疗、预防和保健的需要。同时，拓宽服务职能范围，开展承诺服务、便民服务、导医服务、咨询服务等，适应患者需求，密切医患关系。

4.完善社会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昂贵的医疗费用是造成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很重要的因素，它成为构成此种紧张关系的载体，使“看病难”、“看病贵”成为了一个很突出的社会问题。就现状而言，在社会卫生服务网络建立之前，有约80%的病人流向各大医院，只有20%的患者在基层小医院就诊，导致小医院无人问津，大医院人满为患。要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彻底改变这种资源配置失衡的状态，建立和积极完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构建健康和谐的医患关系也不是一两天的事情，更不是简单地实施几项便民措施就能实现的，而是一个不断改善的过程，是一个永远追求的目标，是我们全社会的聚焦点。

参考文献：

[1] 伍天章.医学伦理学[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2] 杜治改.医学伦理学探新[M].郑州：河南医科大学出版社，2000.

[3] 艾永发.对当前医患关系的伦理思考及对策研究[J].重庆技术学院学报，2007，（2）：82.

[4] 周胜，叶芳，何海军.谈医疗纠纷的产生与防范[J].中床新医学，2004，（10）.

[5] 王洁，潘睿，黄辉，等.浅议医学科技发展与医患关系[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5，（11）.

[责任编辑 王玉妹]

作者：吕颖　杨宝慧　李延杰

价费管理下医患关系论文 篇3：

论我国医患信用危机的基本特征

摘要　医患信用危机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衡量标准货币化、责任主体多元化、解决方式武断化。医患信用危机形成、发展与加剧无处不活跃着货币的影子，几乎全部医患纠纷的“解决”都是以货币作为最终调停物。不同的医疗行为主体分别承担着不同的危机责任。医患信用危机解决方式武断化主要表现为极端武断与缓和武断两种，非法剥夺医生生命是医患信用危机解决方式武断化的极端表现，法律判决是较为缓和的形式。我国医患关系日趋严峻，深入分析医患危机的基本特征，对于缓解紧张的医患危机至关重要。

关键词　医患信用危机；货币化；多元化；武断化

作者简介　杨春旭，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医院管理专业2007级博士研究生，广西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业务副院长，湖南长沙410083；孙虹，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院长、一级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　长沙410013

随着我国医疗卫生领域医患纠纷的增多及矛盾的加剧，过去简单的医生与患者狭窄领域逐渐与其他领域结合起来，医患关系日益复杂。医患信用危机的特征在复杂的社会发展中越来越明显。对医患信用危机基本特征进行分析和研究，对于缓解医患关系对策的制订，提高医院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和谐医院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总的说来，医患危机主要表现为衡量标准货币化、责任主体多元化、解决方式武断化几个方面。

一、衡量标准货币化

货币化概念源自经济货币化，经济货币化是指作为交换手段的货币作用大大加强，货币的作用渗透到各个经济领域和环节，随着转轨进程的基本完成货币对经济发展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在定性上出现了明显的失误，将它视为服从于其他体制改革需要的一种工具性政策，忽视了它服务于保护公众基本健康权利目标的公益性。在服务体系改革和建设方面，简单地将医疗服务机构视同于一般企业，选择了一条过度市场化的改革道路。政府因此而放弃自己的责任，通过鼓励创收来实现医疗服务机构的自负盈亏。鼓励医疗卫生机构追求经济效益，这极易损害人们的利益。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在总体上陷入既不公平也缺乏效率境地的同时产生了既得利益群体。在前一阶段医疗卫生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中，既得利益群体主要是部分医疗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以及部分享受较高医疗保障待遇的社会成员。政府责任的放弃、医疗卫生机构追求经济效益、既得利益群体对利益的过度保护等行为，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之中，都通过一种共同的等价物表现，这种等价物就是货币。货币从经济领域的万能衡量物转变为医疗卫生领域的万能衡量物。

医方包括政府、医药生产流通监管部门、医院、医生和医务人员的信用缺失都以他们对卫生经费的提供的严重不足和对经济利益的过分追逐表征出来。就我国政府的医疗经费提供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总体政府卫生支出(主要包括卫生事业费和卫生基建投资)无论在财政总支出还是在当年GDP中的比重均呈逐年下降趋势。据统计，改革开放初期，政府预算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为36％，1990年降为25％，2000年再降为14.9％。这意味着在改革开放的20年里，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36％下降到2000年的15％左右，也就是说，平均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医疗卫生事业的生存环境，迫使医疗卫生体制不得不发生适应性变化。计划经济时期的医疗体制让人们充满深情的眷顾与信任，改革后人们对医疗体制失去信任的原因大概在此。

医药生产流通部门的信用危机货币化表征更为明显。我国医药行业“小而分散”，在面临监管机构出于保证企业药品安全生产的考虑，引进并强制推行GMP这样的安全生产规范时，企业出于自身能力的限制，只有通过非正常的手段获得认证，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腐败。同时，药品价格管制和药品招标制度也难辞其咎。这种复杂的利益结构为企业生产假药或劣药提供了空间。货币作为利益的符号表现，理所当然成为以上部门的追逐焦点。医药生产部门在利益目的驱使下，制售假药或劣药，医患信用危机货币化的趋向愈加显著。医院、医生及医务人员是医患信用货币化的实现者、执行者。医疗体制改革后，我国医院实行的是“以药养医”的政策，并且按规定医院可以在药品出售过程中有一定的利润空间，以此来维持医院的运行，这就成为医生“大处方”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指定的降价药品则少有医生去开，这导致企业丧失生产的动力。再加上药品流通领域中存在的腐败，在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下，“新药”不断出现、价格不断攀升。在医疗费用居高不下的困境中，医患信用危机货币化特征完全表现出来。与此同时，患者信用也通过货币来衡量，医方对患者利益的弥补与赔偿，患者对医方医疗服务费用的提供都是通过货币来实现。在医患信用表征货币化的境遇中，信用的内在衡量机制通过货币予以外化，货币数额从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医患信用的制约力度。

医疗卫生领域在各种力量的驱使与引诱之下，不假思索地引进了这个所谓时代的核心衡量单位。几乎全部医患纠纷的所谓“解决”都是以货币作为最终调停物；医患信用危机形成、发展与加剧无处不活跃着货币的影子。货币顺理成章地成为衡量医患信用最“有效”、最快捷的手段。这里所谓的有效并不是指通过某种合理的手段提高效率，增加社会总体财富那种实质意义上的“有效”，而是以某种充满诱惑但不合理的手段，人为地缩减问题的解决过程。医方信用定位于对患者医疗服务购买费用的缩减，患者信用定位于对医疗费用义无反顾或不假思索的提供。医患信用本质内涵的地位在货币强有力的攻势面前不断地淡化和退隐，甚至面临着即将退出的尴尬。

二、责任主体多元化

由于我国目前医疗卫生领域的复杂化。众多的利益主体进入到医患关系中来，医患信用缺失由传统的医生与患者狭窄范围扩大到整个医疗卫生领域。医疗服务体系的总体布局和结构以及公共卫生服务的重点和技术路线选择等等，都因此而逐步偏离了社会公益方向。在此情况下，医患信用危机随之出现主体多元化特征。医患信用危机主体多元化是指政府，医院、医生及医务人员，医药生产流通部门，患者等行为主体分别承担着不同的信用危机责任。

医患信用危机主体多元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是医患信用危机主要的责任主体。医疗部门对经济利益的过度追求是医患信用危机产生的根源之一，而医疗部门对经济利益的过度追求是由于政府在医疗体制改革中忽视医疗卫生事业特殊性引起的。医疗卫生领域基于“分权让利”思路的改革使得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变化。居民个人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上升导致对医疗服务质量需求的增加；为了确保经济建设中心化，

国家财政对医疗卫生等社会性事业的资金支持力度不断减少，国家的医疗投入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医疗需要。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城镇医疗保障费用也随着快速上涨。据统计，1979—1985年，公费医疗经费年均增长17.9％，而同期财政支出年均增长8％；1985—1989年，公费医疗经费年均增速达到25.3％，而同期财政支出年均增长率只有10.6％。20世纪90年代以来，医疗费用上涨的幅度更是有增无减。在投入不足和经济体制转轨的风潮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在医疗服务收费、大型设备准入、经费使用等方面放宽政策，让医院实行一定程度上的市场化，让医院参与竞争，自谋出路。政府对医院的收支不管，任凭医院自由收费和分配。在医患关系中，医生的主导地位则让这种情况有可能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政府对医疗服务机构收入和支出规制的放松，医疗机构提供过度服务等逐利行为的驱动性将大大增强。除制度体制之外，政府对医疗市场的监管不力也是医患信用危机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2002年原浙江省药监局局长周航因受贿折合约400万元被判死缓；2007年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犯受贿罪，犯玩忽职守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监管失职、渎职让群众用药风险陡增。2006年“齐二药”假药案和“欣弗事件”以及不到半年又爆发的“佰易”事件无不与其紧密相关。药品安全问题，药价虚高现象，进一步使患者对医方的信用严重减弱，医方原有的高尚形象在患者的道德意识中逐渐消失。

(二)医院、医生及医院的其他相关人员也是医患信用危机多元化责任主体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提高医务人员的福利待遇，医疗卫生机构对内部分配制度进行了相应调整，采取鼓励“创收”的策略。绝大多数医疗卫生机构的做法是将“创收”与科室甚至个人收入“挂钩”。随着经济利益诱导作用的不断强化，“创收”逐步演变为医务人员主动行为。其结果是整个医疗服务体系全面走上了商业化、市场化的道路。一些医疗机构所存在的过度医疗、防御性医疗、诱导医疗、红包回扣、玩忽职守等不正常的医疗行为背后都与医院、医务人员的经济利益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医药生产流通部门是医患信用危机的推波助澜者。该部门虽然没有和患者产生直接的对立与冲突，但是。他们利益的实现也是建立在患者高额医疗费用的基础之上。我国药品的定价分为政府定价和企业自主定价两种方式。政府定价的药品仅仅限于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范围的药品以及其他特殊药品，纳入政府定价的药品大约只有16000种，不足药品总数的10％。同时，政府药品降价，使药品流通领域的利润下降，导致生产厂家不愿生产、降价药品在医院销不掉。由于药品定价的虚高及诸多利益的驱动而销量大增，出现药品越便宜越难销，越贵越容易销的现象。药品企业自主定价的药品大概有2万多种，都实行市场调节价。因此一些企业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都希望维持高价，他们往往将药品的出厂价大幅提高，再将这部分附加值弥补于推销过程中的回扣，让利于经销商。近年来，国内药厂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增长，新药层出不穷。同一种药，产地不同，名称不同，价格就相差好几倍。很多生产企业利用政府的优惠政策，通过改用新的名称、新的包装大幅度提高药品价格，很多基本药品价格就上涨了好几倍。目前，全国有40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8000多家药品流通批发企业，还有12万家药品流通零售企业。这些企业的成本都不是政府支付的，都需要通过“经营、收费、加价”来维持，所以药品价格不可能不节节攀高。再者，医院目前实行的是药品加成政策，进价越高，提成越多，医院自然不会积极去进低价药。整个链条都需要高价药，那么到老百姓那里价格就不可能低下来。虽然国家已经实行了10多次药品降价，所涉品种多达万余，但是患者却没有感受到实际的效果，这与药品生产企业大量生产替代药品分不开。国家降这个药品的价格，一些药品生产企业就马上停产这种药，再生产新药，结果还是高价药。药品价格上涨，但效果一样，购买高价药品的患者自然会对医方产生不信任。高价药品最后都由患者买单，致使很多人陷入看不起病的境地，医患信用危机一步步加剧。药品部门的超额利润通过医生、药房得以实现。从某种意义来说，医院、医生信用的缺失有些方面是由于医药生产流通部门给他们提供的高额药品回扣所造成的。

(四)由于经济利益在当前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有些患者对医方的治疗失误或其他不可抗拒原因产生的医疗事故。采取故意制造事端的行为来谋取不正当利益，这导致医患信用危机加深。据国家卫生部新闻办透露，据不完全统计，2002年全国发生严重扰乱医疗秩序事件5093件，打伤医务人员2064人，医院财产损失6790万元。2006年中国内地发生9831起严重扰乱医疗秩序事件，打伤医务人员5519人，造成医院财产损失超过2亿多元人民币。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的报告称，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医疗机构不时地发生医疗差错甚至医疗事故，医疗纠纷增多，由此引发扰乱医疗秩序、伤害医务人员的事件呈上升趋势。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以纠缠、冲击医院为手段谋取私利的“医闹”现象，严重影响医患之间应有的信任和理解。医务人员缺乏安全感，不敢采用风险较大的医疗救治技术。“医闹”目的纯粹是通过蛮横无理的行为获取某种不合理的利益，是患者信用严重丧失的表现，它对医患信用危机恶化的责任不可小视。

三、解决方式武断化

任何问题一经产生就已经预设了它的最佳解决方式。在众多的解决方式之中，虽然有时会同时出现多种形式上的有效途径，但严格来说，其中一定只有一种是最恰当的。即使在某种情况下不得不采取武断手段，而且也似乎把问题作了一个了断，但这种解决方式仍然不符合该问题本身所内求的最佳解决方式。我国医患信用危机解决方式的武断化就是明显的例子。医患信用危机解决方式武断化主要表现为极端武断与缓和武断两种。

非法剥夺医生生命是医患信用危机解决方式武断化的极端表现。据《南方周末》报道，2001年7月教授王某被一研究生患者杀害。犯罪嫌疑人彭某因反复乏力入院治疗，诊断结果是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加速期)。教授王某为其设计治疗方案，出院时症状已完全缓解。但彭某认为，医生和医院欺骗了他，要求医院送他到国外去治疗，并宣称条件不满足就要杀人。医生最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另据新华网福州报道，2005年8月，福建中医学院一专家戴某在该院附属医院坐诊时，被一名患者杀害。犯罪嫌疑人与其是医患关系。有关专家分析认为，这说明当前医患矛盾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心态，亟待引起足够重视。促使一个人形成通过剥夺别人生命来解决争端的最大力量来自于内心的决断。这种方式患者内心是认可了的，而且他坚信是最佳方式，否则，他会采取别的替代方式。医患信用危机作为道德领域中医方与患者之间矛

盾的对立结果，它的解决方式本来应该从医方和患者各自的道德标准中寻求共同的内心信用认同。但是随着医患关系的日益紧张，医患双方对于医患信用危机的解决方式不是采取交谈与协商来获取共同的内心认同，而是各自依照自己单方面确定的解决原则一意孤行。

目前，除以上的极端武断方式之外，医患信用危机的解决方式还有一种较为缓和的形式——法律判决。我国目前医患信用危机的解决大多数是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而且，有很多学者都要求加强立法来增大医患信用危机的干涉力度。2007年11月北京某医院出现患者丈夫拒绝签字，致孕妇死亡的案例表明，医方把对法律的认同置于对信用责任的认同之上。医患信用危机属于道德领域的秩序失调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它的最佳解决方式应该从道德内部去寻找，通过道德以外的方式来解决道德领域之中的冲突得不到道德合理性的辩护。即使这种外在力量使道德冲突得以形式上的解决，它仍然是武断的。通过相互统一来确立一种具体的道德过程是与道德这一概念本身紧密连在一起的。这一过程可以不通过诉诸强制来解决道德争议。因此，通过法律解决来强行了解道德冲突显然是武断的。医患信用危机作为一种信念对立，本来是意识领域观念协调有序性的缺失，它的解决方式主要依赖于思维意识，内心信念本身的自我疏通与引导，依赖于信用主体双方的观念交流与沟通，使双方依照各自的道德原则和内心信念，最终形成符合双方道德标准的最佳方案。缺乏反思与理智，医患信用危机不得不外化为武断的或惨烈的方法来强行解决，这种解决方式不但没有缓和医患危机，而且使医患信用危机进入恶性循环的怪圈，医患关系越发严峻。

四、结语

医患关系作为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创建互助友爱的社会环境中起着先导性和基础性作用。和谐的医患关系是一种双向、互动、双赢关系，其实质是医患双方权利与义务的对立统一，这种对立统一表现在道德权利的利己性和道德义务利他性的对立。对于医患信用危机衡量标准货币化、责任主体多元化、解决方式武断化的基本特征的分析，目的在于为医患关系重建提供具体可行的建设性意见。因此，医疗卫生领域的信用重构必然要求医患信用衡量标准实现从外在货币化向道德自律转换；从责任主体多元化向道德自觉转移；从解决方式武断化向道德认同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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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春旭　孙　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