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上海市C区社会医疗机构数量多、诊疗量大、医患纠纷数量也相应较多，形势不容乐观，社会影响较大。在医患纠纷解决方式中，人民调解具有调解机构的中立性、调解人员的专业性、调解程序的便捷性、调解方式的联动性和调解结果的有效性。基于此，运用人民调解化解社会医疗机构医患纠纷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产科医患关系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产科医患关系论文 篇1：
医疗机构话语中患方话语的非和谐性策略探究
摘 要：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业已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和学界关注的热点。基于口语语料库，对医疗机构话语中，患方话语的非和谐性语用策略予以分析汇总，并与医务人员的非礼貌性语用策略进行对比分析，讨论医患双方非和谐语用策略的趋同性和趋异性，并从中总结出医患矛盾触点，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
关键词：医疗机构话语 患方 语用策略 非和谐性
2014年3月，广东潮州发生押医生游行事件；2014年7月，山东日照出现恶性医闹事件；2014年8月，广西台南有病患在医院撒冥币、抬棺材；2014年8月，河北沧州发生患方群殴医生事件；2014年9月，陕西榆林靖边，家属聚众滋事，在医院摆设灵堂……频频出现的恶性医疗暴力事件，让社会和学界的焦点再次转向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早在2010年，卫生部统计显示，全国医疗暴力事件从2006年到2010年陡增70%。针对这种不断升温的紧张态势，学界也纷纷调研立项予以全面讨论、深度思考并建言献策。本文拟从话语分析的角度重点分析患方（包括患者及其家属和朋友）在医患交流中体现出的非和谐性语用策略。
一、医患话语
医患话语是医疗机构话语中的一部分，是指医护人员与患方之间在诊疗护理过程中产生的话语。由于其生成语境的特殊性，医患话语具有交际主体固定、交际环境稳定及交际目的明确的话语特征[1]。医患话语的这些话语特征，也极大地影响了交际主体在交流过程中选取的语用策略。
二、语用策略
语用策略，是语言使用者利用一定语境中语言结构的选择，产生具体言语意义以达到交际目的的手段或途径[2]。任何一种交际都必然会涉及策略。语言使用的策略就是利用意义生成过程中的外显性和内隐性相互作用的种种方式[3]。语用策略运用的是否适宜，关系到言语交际的成败。语用策略选取恰当，会促进交际的有效进行；反之，则会阻碍有效沟通，甚至恶化交际效果。交际主体各自语用策略的选择直接影响到对方回应策略的建构。
通过语料可以发现，在医患交流中，医生和患方所采用的话语策略并不一定都是实时适宜，促进有效沟通的；有时，其实践的语用策略往往具有非和谐性，这无疑成为了医患冲突的触发源之一。目前，学界已有专门针对医务人员非和谐性话语策略的研究（如：非礼貌语用策略）。为此，本文将主要关注患方的非和谐性语用策略研究。
三、（非）和谐性语用策略
语言和谐是指语言运用中，语言行为呈现出一种相互兼容、彼此协调、均衡有序的发展状态，体现出与和谐社会本质相默契的语言社会功能[4]。这其间，实践的话语策略可被视为和谐性语用策略，对人际沟通起到促进作用。基于此概念，非和谐性语用策略则指那些具有排他性、失调状和无序态的话语实践策略，往往阻碍甚至破坏有效人际沟通。本文主要关注医患话语中，患方采用的非和谐性语用策略。
综览相关文献综述发现，目前现有研究中已有基于日常非礼貌策略，总结而出的医疗话语中医务人员的非礼貌实践研究[1]。本研究亦将以日常非礼貌策略作为参考，基于自建小型医疗话语语料库，考察医患冲突话语中，患方的非和谐性话语策略。
通过语料，不难发现医患交际过程中，鲜有只涉及到某种单一语用策略的交际时刻；大部分时候是多策略并用。本文亦将遵循交际主体的策略实践情况，对同一案例中共现的不同策略一并予以分析。
（一）挑衅；忽略冷落对方需求
“挑衅”策略是指话语内容、语气、方式不友好，经常含有敌意，企图引起冲突的策略。“忽略冷落对方需求”主要是指漠视对方的请求、需要、意愿等。如：
相关语境：胎心监测室外，一位产妇家属在走廊通电话，音量相对较大。胎心监护室内的护士走出来，劝其降低嗓音或换个地方通话。
（1）医：这位家属，小点声啊，里面产妇（做胎心监测）需要安静！
患①：（抬头看护士一眼，未答话，埋头继续通话）
医：哎，说你呢，听没听见，小声点。
患：怎么个事？我在公共场所打电话碍你什么事了？
——辽宁省某三甲医院
该案例中，产妇家属不仅对医务人员要求配合的需求置之不理，无视公共秩序（第2话轮的沉默），还以沉默和两个反问句（第4话轮）予以反驳，态度极不友好。在辽宁大连方言中，“怎么个事”具有挑衅的语用功能。患方的话语无疑激化了矛盾，破坏了有序和谐的就医环境。当然，在该案例中，医务人员的劝说策略也有待提升。
（二）无根据地认为对方不称职或能力有限而无法完成某事；阻碍；排斥
第一个策略是指患方对某些医务人员的资质和治疗方案产生质疑，这种质疑常常伴有言语（或肢体）阻碍，排斥医疗方案或行为实施。如：
相关语境：住院部，某主任医师正在向其实习生讲解一位患者所使用的仪器，并告知该仪器的数据应当在每隔30分钟左右查看一次。讲解完毕后，该主任医师同实习生一同离开。30分钟后，只有实习生一人回来查看数据，正欲根据仪器数据调整点滴流速。
（2）患：哎，你要干什么？
医：您的胎心跳动过快，需要调整下（点滴）流速。
患：哎，你先别动，你是大夫吗？你们老师呢？
医：我==②
患：叫你们老师来，我告你别动啊，出了问题你得负责的。
——辽宁省某三甲医院
在该案例的第三话轮中，患方首先阻碍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并质疑对方资质，要求更换医务人员。还未等医务人员作出解释说明，患方再次以“警告”句式（话轮5“我告你别动啊”）对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予以阻止，排斥其参与到医疗过程中来。该案例中的阻碍策略体现了患方对院方医务人员的不信任，在信任缺失的环境下，和谐医疗自然难以保证。
（三）故意寻求异议；缺乏同情心；批评责备
故意寻求异议主要是指患方有意把自己与院方及相关医务人员划清界限；批评责备是指患方对院方或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表达强烈不满与谴责的一种话语策略。如：
相关语境：产科诊室里，一位情绪颇为激动的产妇由丈夫陪同，质问医生没能预约到24周三维立体彩超③的原因。
（3）患：我就想知道为什么我的24周彩超没约上？
医：您问我，我也不知道呀。当时也不是我给您约的呀。
患：你们医院还行不行了？当时我要预约，你们说……我要约的时候你们不让约，等我来约的时候你们又跟我说约不上了。你们什么医生呀？（放声大哭）
医：您别激动啊，您看当时的情况我也不清楚，我也不是您当时的医生，我也没办法呀。
患：你们就这样推来推去，一点责任心都没有！我不管，今天你得给我约上！
医：您看，能约我就给您约了，我没有必要不给您约，您过来看看（手指电脑屏幕），这都已经约满了，我不可能再把别人去掉吧？也请您理解一下我们的工作。
患：理解你们工作？谁理解我？今天你们必须给我解决！要不然我找你们领导！找院长！
——辽宁省某三甲医院
在例（3）当中，产妇错过了一次极为重要的产检预约，在与医生交涉此事的过程中，频繁地使用了反问句（见话轮3）来质问院方的管理体制（“你们医院还行不行了？”）和医生的资质（“你们什么医生啊？”），并通过批评策略（话轮5“一点责任心都没有”）对医生的医疗行为进行否定。从产妇的角度，我们可以理解其心情。但是从其语用策略的使用方式来看，对于解决“预约产检”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多少促进作用，甚至从某种程度来说，不利于事情的有效解决。从客观事实考虑，由于院方的管理系统出现漏洞，产妇没能正常进行有效预约，是院方责任，应由院方负责。产妇本可以同值班医生或院方领导就事论事，妥善协商补救措施；但是语料显示，产妇把这种责任归咎过分情绪化，对非涉事医生的资质一并予以质疑，并且对医务人员的整体医德素质给予了批评；同时，对于值班大夫提出的合作建议故意否定了配合的可能性（话轮7“理解你们工作？谁理解我？”），对医生的处境缺乏理解与同情，这些非理性及非和谐性的行为都阻碍了事情的有效解决。
（四）借助身份，肆意行事
该策略主要是指施为主体妄图借用个人或他人的优势身份，不顾院方制度甚至法律约束，寻衅滋事。如：
相关语境：2011年10月，某市人民医院急诊室，一位患者在询问住院事宜期间，由于护士的嗓音过大过高而激怒了患者，该患者便向护士发火，医生杨某见状上前帮助解释调解，突然被患者掐住脖子，打倒在地说道：
（4）“我上面有人，我是纪委书记，我怕谁，打不死你。”（《南方日报》2011年10月8日）
该案例中，患方强调自己纪委书记的身份，并妄想以此为所欲为，不仅口出狂言，还威胁医生，猖狂至极。这样蓄意破坏和谐的举动在医患矛盾中虽不为多，但的确偶有发生，极大地破坏了医院的正常医疗秩序，应予以法律制裁。
（五）明确把对方与负面信息相关联；使用贬损性称谓；禁忌语
明确把对方与负面信息相关联主要指患方对医务人员的言语冒犯，该种冒犯有轻有重，可体现为对医务人员外表、心智及道德的贬损，也可体现为粗鲁型、谩骂性等禁忌语的使用。如：
相关语境：医生向患儿家属交代患儿的救活率几乎为零。
（5）患儿家属一再哭求道：“别的医院都不敢收，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死吧，你帮忙救救，救活我们感谢你，救不活我们就认了。”医生听罢此言，嘱咐家属：“既然你们相信我，那我就试试，说实话，我有四成的把握。”治疗结果如该医生预料的一样，孩子没有抢救成功。而此时，患方家属则说：“当时你说的有四成的把握才给你孩子的，要是治不了干嘛不早说？骗子！杀人犯！……”
该案例中，医生早已提前预警家属可能出现的治疗结果，而且是在家属一再央求之下尽力而为之的。患方家属痛失爱子，其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不能因此把责任单方面全部归咎于院方，对于医生的努力付出视而不见，甚至还冠以“骗子”“杀人犯”这种极具负面性、侮辱性的称号。
还有一些不理智、情绪激动的患者及家属甚至对医务人员咒骂辱骂、爆粗口、说脏话，这些禁忌语的使用既不利于医患间交际沟通和医疗行为的有效进行，也影响和耽误了他人的正常就诊环境。
（六）威胁/恐吓/胁迫
该策略主要在医务人员没有提供患方满意的解决方案或治疗结果时出现。根据话语内容及可能造成的行事结果来看，该策略的实践有轻重程度之分。如在例（3）中，患方欲“找领导，找院长”的语用交际策略是一种常见的“轻度威胁”策略。患方往往在与当前医务人员交涉却未能达到交际目的时会选择此策略。此策略的目的是希望该医生能够顾虑到上级领导对其制约、批评及制裁的压力，及其自身可能受损的权益，重新对患方所提要求给予解决方案，直至满意。然而有时该策略的实践程度则显得过分。如：
相关语境：2014年8月，湖南岳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一位被刀捅伤，伤势严重的青年男性患者被送至抢救处理。其间，患者的父亲说：
（6）“如果救活了，我给你们医护人员下跪；如果救不活，你们所有医护都不用活。”（新京报网 2014年8月21日）
在例（6）中，患方亲友以医护人员性命为筹码去胁迫医护人员是极不理智的行为，甚至逾越了法律的底线。作为医护人员，救人治病乃是天职，自当会尽其所能。而患方亲友的胁迫性行为不但起不到任何促进作用，反而会导致医务人员的紧张、惧怕或反感情绪，从而影响对患者的救治。
上述非和谐性策略仅是在笔者搜集到的语料基础上总结出的高频策略，主要属于言语性语用策略，趋同于非礼貌言语策略。非和谐性策略的另一大体现方式是非和谐性的行为举止。在搜集到的相关语料里，打砸、伤医、在医院设灵堂、撒冥币等非和谐性行为严重干扰了医疗秩序，有的行为甚至触及法律底线。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关注言语方面的非和谐性策略，将其汇总并与医疗话语中医务人员非和谐策略进行简要对比如下：
从表1可以看出，医务人员和患方人员涉猎到的非和谐性高频策略总计17种。其中趋同策略共有6种，而属医务人员特有言语非和谐性策略有4种，属患方特有言语非和谐性策略则有7种。这些策略的趋同和趋异的实践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医患之间的不同站位和矛盾的触点。
四、医患矛盾触点及解决路径
表1显示，医务人员涉及到的非和谐性策略共有10种，患方涉猎到的非和谐性策略共计13种。双方在策略种类的数量上有一定的差异。当然，仅凭策略种类数量的差异，并不能就此表示患方在医患冲突关系中处于强势主动的地位，还要通过对具体策略及其折射出的矛盾触点的进一步考察，才能更好地分析医患冲突关系的成因和解决路径。
（一）趋同策略分析
通过医患双方使用的趋同非和谐性策略观察，双方可能涉猎到的共同矛盾触点大致有三种：态度触点、同感触点和资质触点。态度是导致医患双方矛盾的核心触点，可以体现为挑衅、批评、责备等语用策略所导致的不满负面情绪；同感触点主要涉及到同情心缺失、漠不关心、冷落对方兴趣和需求等非和谐性策略；资质触点主要体现在明确把对方与负面信息相关联，和无根据地认为对方不称职或能力有限而无法完成某事等策略。由此可知，医务人员与患方双方都关注彼此的言语态度，同情理解的站位，以及分别作为医务人员和患方所具有的行事资质。这提示我们在言语行事之中，都应注意这三方面合适得体的体现方式，因为不论我们是医务人员还是患方，都对彼此抱有同样的交际期望。
（二）趋异策略分析
从两者趋异策略考察，可以发现有一下触点：称谓触点、身份触点、方式触点及合作触点。但是这些触点的触发体现形式有所不同。
1.称谓触点
称谓触点在医务人员言语的体现形式上主要是称谓不当或缺失，这样的言语行为对患者有失尊敬；但较之患方的称谓触点，医务人员的非和谐性策略还尚显柔和，患方的称谓触点的触发体现形式包括使用贬损性称谓和禁忌语，这两种体现策略不仅有失敬意，而且极具侮辱性，极为粗鲁无礼。
2.身份触点
身份触点在医务人员的言语策略上表现为强调自我职业身份权威，该策略本不应该属于非和谐性策略，但是由于该策略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以较为凸显的方式强调自我身份权威，无形中打压或剥夺了患方的话语权，致使患方在诊疗过程中有疑问时也怯于发问，阻碍了医患双方的有效交流，甚至有时会因此耽误最佳治疗时机，影响治疗效果。身份触点在患方的体现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借用自己身份以显示优越感而恣意妄为，另一种是借用他人（亲戚或朋友）权利身份而肆意行事，不管是哪一种体现方式，行事过程都较为嚣张跋扈，这不仅严重干扰就诊环境，且逾越了道德，甚至法制底线。在医院，病患是平等的，没有哪一位患者因为自己或身边亲朋好友的权势而理应得到“特殊”待遇，更不能凭自己或他人身份为所欲为。
3.方式触点
方式触点主要涉及到医务人员对病患具体事件的处理方式，主要体现为使他人感到不适，和吓唬、威胁策略。医务人员因工作繁忙，在回答病患问题时经常同时兼做他事，这种多项任务同时开工的工作方式貌似会提高工作效率，但通过语料发现，医务人员在此种工作状态下，回答患者问题时经常会有延时现象产生，有时会长时间无应答，或心不在焉，有时甚至答非所问。这不仅没有提高工作效率，甚至还会有误诊的可能；与此同时，还会让患者对医务人员的工作态度和方式产生不满情绪，容易导致矛盾冲突。
涉及到方式触点的另一类策略是医务人员的吓唬、威胁策略与患方的威胁、恐吓和胁迫策略，双方策略有相近之处，但语力及使用目的不同。医务人员有时会通过吓唬或威胁的方式来警示提醒患者遵守医疗秩序，或以此方式变相激励患者，促使其配合诊疗方案，语力一般较为柔和；而患方则经常不顾医疗条件与病患情况，以威胁、恐吓或胁迫方式，来求得达到自己的就诊目的，语力较强，经常触及法律道德底线。在此，笔者认为不论是哪一种威胁策略的体现形式，都不应当出现在正常的诊疗过程中，医务人员和患者双方完全可以找到更好的交际方式达到交际目的。
4.合作触点
合作触点主要体现在患方的三类语用策略中：故意寻求异议、排斥和阻碍。这些策略的产生主要源于患方对需要其配合执行的医疗方案不满或认为院方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或态度不妥。该触点明显映射出当前患方与医务人员之间的主要矛盾症结，即缺乏应有的信任和有效沟通。医务人员要充分尊重病人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而病人也应当积极配合医务人员进行治疗，共同构建和谐良好的就诊环境。医患之间的相互信任是医疗行为的基础，是维系医疗活动的纽带。对于患者和医护人员来讲，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敌人”——疾病，而消灭这个“敌人”的最佳方式就是双方互相信任配合。
医疗行为的这些矛盾触点也在媒体报刊对医患报道的命题分布比例中得到了部分印证（见图1）[5]。
图1：媒体报刊对医患标题报道的命题分布比例图
通过图1可见社会媒介关注的医患关系焦点主要集中在医疗体制管理（34%）、医风医德服务态度（27%）、医诊技术与方案（18%）、医患义务与权力（13%）这和医疗环境（5%）五大方面。这五大方面不同程度地涵盖了上述讨论的矛盾触点。医疗体制管理主要涉及到了方式触点；医风医德服务态度方面主要体现为态度触点、同感触点、称谓触点、身份触点和合作触点；医诊技术与方案关联到资质触点及合作触点；医患义务与权利显现为身份触点、方式触点与合作触点。通过这些触点在命题中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医患矛盾在话语分析层面集中的焦点程度不一。针对这些触点的非均衡分布情况，解决路径也不尽相同。
（三）解决路径
从话语分析的角度来看，医患之间的矛盾触点多集中在医风医德服务态度方面，其次是医患义务与权利。这两方面都与话语沟通内容及方式紧密相关。从医风医德角度来看，医患之间的沟通可以尝试在以下以几方面做出改善：
1.加强医务人员医学人文关怀的培养。既要在临床技能与医疗科研上不断努力进步，也要重视患者的感受。多倾听患者建议与意见，主动关心患者，想患者所想，急患者所急，努力赢得患者信任，消除疑虑同隔阂，加深对彼此立场的了解，使患者认识到医患拥有共同的奋斗目标——战胜疾病。
2.医患沟通过程中双方都应注意语气和态度。医务人员应加强医患沟通技能的培训，掌握心理疏导艺术。患者亦应当尊重医务人员及其辛勤付出，遇到问题应冷静处理，多沟通，多协商。
3.沟通内容应尽量做到有效信息量最大化，医务人员应尽量以较为通俗易懂的话语告知患方及其家属医疗情况，患方及家属也应多了解相关医学背景常识知识，减少毫无根据的猜忌与无谓的偏执，尽量配合医务人员完成医疗活动。
4.对医务人员及患者与家属强化换位思考的沟通方式。医务人员要了解患方家属的痛苦和难处，患方及家属应体恤医务人员的工作强度和压力。
在现代医学模式下，医患关系已不再是单纯以义务为基础的传统伦理关系，而是以权利和义务为基础的特殊契约关系[6]。从医患义务与权力方面来看，医患之间应注意如下几点：
1.医务人员应当充分尊重患方的知情权、选择权和隐私权，及时准确告知患方有关医疗过程各方面的信息，并给予患方充分的选择权，不强迫，不威胁。
2.患方要维护好自己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同时，亦要尊重和理解医护人员，积极配合诊疗行为。
3.双方都应清楚相互的权利和义务，不滥用权利，不推诿责任。
除了以上这些建议外，还应注意深层原因——医疗体制的改革，如合理分配调配医疗资源、改良医务人员激励制度、就诊程序进一步透明化、发展医患调节和仲裁工作、以及立法打击医闹等措施。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大众媒体的正面导向作用，对于医患关系给予客观准确的报道和积极正面的引导，用大局观念去引导群众妥善处理医患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通过各媒介信道使广大群众认识到医学技术的有限性、风险度及其疾病转归的不可预见性，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与发展，营造和谐的医疗就诊环境和社会氛围，树立医院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6]。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自建小型医患话语语料库的分析，总结出了医患关系中患方的13种话语非和谐性策略，并通过与医务人员的非礼貌策略进行趋同和趋异策略的比较，总结出了双方的7大矛盾触点。针对这些矛盾触点，分析出医患矛盾主要症结之所在，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路径，为医患关系在话语层面的有效沟通和冲突规避，以及建设和谐医疗就诊环境提供了事实依据和理论参考。
（本文系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机构话语的非礼貌现象研究”[项目编号：W2013224]；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医疗冲突与防范的机构性话语分析”[项目编号：L13DYY039]的相关研究成果。）
注释：
①本研究当中，产妇及其家属统被归为患方。
②“==”表示话语重叠。
③24周三维立体彩超产检一般需要提前预约，由于该项检查不仅考
察胎儿的常规成长指标，还可以检查胎盘、羊水及脐带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数据结果可作为诊断胎儿畸形的主要手段。因此，多数产妇对此项检查都极为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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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婷 辽宁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 116025）
作者：温婷
产科医患关系论文 篇2：
社会医疗机构医患纠纷人民调解的探索及思考
内容摘要：上海市C区社会医疗机构数量多、诊疗量大、医患纠纷数量也相应较多，形势不容乐观，社会影响较大。在医患纠纷解决方式中，人民调解具有调解机构的中立性、调解人员的专业性、调解程序的便捷性、调解方式的联动性和调解结果的有效性。基于此，运用人民调解化解社会医疗机构医患纠纷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社会医疗机构；医患纠纷；人民调解
社会医疗机构，亦称民营医疗机构，是对社会资本开办的各类医疗机构的统称。现有社会医疗机构大部分都是从个体诊所或药店等逐渐发展而来，也有一些是由从事其他行业的私营业主独家投资或几家参股设立，还有一些是通过收购或承包经营不良的国有医院或门诊部发展而来，由于起点低，投入少且绝大多数以专科为主，社会医疗机构在技术实力和门诊量、手术量、营业收入等各项指标上均远远落后于公立医疗机构。 近年来，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公立医疗机构提供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无法满足不同层次人群对就医环境、优质护理、高端医疗设备的需求，而且保健、护理、美容等个性化医疗卫生需求本身不具备公共产品性质，完全由市场提供，这些共同构成了社会医疗机构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市场基础。2000年出台《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办法》后，国家通过一系列政策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社会医疗机构发展驶入快车道，社会医疗机构的整体技术实力和医疗质量也有了显著提升。社会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发挥着更大作用的同时，其中存在的医患纠纷也不容忽视。本文就上海市C区社会医疗机构服务中医患纠纷状况进行调研，并就其引出、化解路径加以探讨。
一、C区社会医疗机构发展及现状
截至2014年底，C区域内共有社会医疗机构156家（含涉外医疗机构32家），其中综合性医院20家（含2家老年护理院）、门诊部86家（其中综合19家、口腔48家、中医12家、整形7家）、个体诊所44家，其它类（临床检验中心等）6家。
（一）C区社会医疗机构的特点
1.数量较多，质量较高。区域内共有社会医疗机构156家，占全市社会医疗机构的10.2%。其中，通过上海市社会医疗机构协会星级医院（中心）评审的社会医疗机构有四星级1家、三星级6家，另有近10家社会医疗机构获市优势专科建设医院或市特色专病建设项目。
2.国际化程度较高。对比本市其它区县，C区的涉外医疗机构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办医特色上，均比较突出。在156家社会医疗机构中，含涉外医疗机构32家（占比20.5%），服务对象遍及欧美和亚洲地区，形成了产科、整形美容、口腔等专科特色。
3.发展势头趋好。统计显示，2012年—2014年20家综合医院的缴税总数为17785万元（其中和睦家税收最高为15880万元），对区域经济的贡献度可圈可点。经过多年沉淀，C区社会医疗机构从最初的“圈地式”粗放型发展模式逐渐转化为“树品牌”精细化发展模式，并取得了初步成效，社会办医保定点医院的增长是全市平均水平的2倍。
（二）C区社会医疗机构的不足
1.办医领域相对狭窄，社会医疗机构主要集中在口腔、整形美容、妇科、老年护理等技术风险相对较低或营利空间相对较大的领域。其中，专科门诊部的设置占了大头（占比55%），而在所有专科门诊部中，口腔专科门诊部所占比例更是高达56%。
2.市场份额偏低，从2014年C区社会医疗机构与公立医疗机构部分主要业务数据（见图表1）来看，区域内95家社会医疗机构的门急诊人次、手术人次、出院人数，分别只占23家公立医疗机构的12%、37%、21%。
3.规模偏小效率偏低。综合性医院数量不多（20家，占比12.8%），且除文杰护理院床位数达到150张外，其余均在100张床位以下。在运行效率方面，社会医疗机构也明显落后于公立医疗机构，尤其是病床使用率非常低，與公立医疗机构的一床难求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见图表1）。
二、社会医疗机构医患纠纷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上海社会医疗机构医患纠纷的特征
根据市司法局医调办提供的数据，2012年，全市共受理医患纠纷2812件，其中社会医疗机构纠纷192件，占6.83%；2013年，全市共受理医患纠纷3090件，其中社会医疗机构纠纷276件，占8.93%；2014年，全市共受理医患纠纷3408件，其中社会医疗机构纠纷381件，占11.18%。社会医疗机构纠纷在全部医患纠纷中比重虽然不大，但呈逐年上升趋势。在公立医疗机构纠纷数量大致稳定的情况下，随着社会办医逐渐增多、社会医疗机构纠纷引出力度加大，社会医疗机构纠纷数量在纠纷总量中的比重逐年上升的趋势还将持续，因此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和应对。
（二）C区社会医疗机构医患纠纷的特征
2012年，C区共受理医患纠纷147件，其中社会医疗机构纠纷44件，占29.93%；2013年，全区共受理医患纠纷195件，其中社会医疗机构纠纷65件，占33.33%；2014年，全区共受理医患纠纷237件，其中社会医疗机构纠纷89件，占37.55%。C区社会医疗机构纠纷的趋势与全市保持一致，但在纠纷总量中所占比重更大。
结合公立医疗机构与社会医疗机构的主要业务数据对比来看社会医疗机构的纠纷数量和所占比重（以2014年为例），能够更加清晰地反映出C区社会医疗机构纠纷高发多发的现状（见图表2）。公立医疗机构虽然数量少，但门急诊人次、出院人数、手术人次均远超社会医疗机构；另一方面，社会医疗机构的纠纷数量却并未因此占比较小，统计中还未将社会机构自行解决、未对外公开的纠纷计算在内。如果将门急诊人次与纠纷数对比，公立医疗机构平均每59619次门急诊发生1起医患纠纷，社会医疗机构平均每11852次门急诊发生1起医患纠纷，社会医疗机构纠纷发生几率为公立医疗机构的5倍。因此，加大社会医疗机构医患纠纷的预防、引出和化解，C区医调工作刻不容缓的任务，也关系到全区的居民健康和社会和谐。
（三）社会医疗机构医患纠纷高发原因
1.逐利色彩严重。社会资本参与医疗卫生事业的目的是逐利、盈利。如何更高效盈利是出资人的首要任务，这种导向反映到社会医疗机构具体的诊疗行为上，就会发生过度检查、过度医疗、小病大治、手术指征放宽等现象，而忽视医疗风险控制。
2.虚假宣传。调研发现，C区多家社会医疗机构（特别是美容整形、男科等专科医院）因“未取得《医疗广告审查证明》发布医疗广告”行为被市、区两级卫生监督执法部门处罚并记录在案。除上述违法行为外，利用患者医疗专业知识的缺乏，社会医疗机构的媒体宣传、当面宣传普遍存在夸大治疗效果现象，让患者形成过高预期。诊疗实际效果若达不到宣传效果，患者就会到处“讨说法”。
3.医护人员流动性较大。受制于现行医护人员的定点执业、职称评定、学术环境等制度区隔，社会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流动性很强。有些在社会医疗机构坐诊的专家执业地点并不固定，归属感和责任感一般低于公立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所以在告知、诊疗、护理等医疗环节容易出现疏漏。
4.医疗质量管理水平差。调研发现，C区156家社会医疗机构中的79家（占50.6%）未设立医疗质量管理和医疗风险控制部门。虽然社会医疗机构普遍规模较小，但忽视质量管理和风险控制，对可能发生的医患纠纷缺乏预判和预防，对已经发生的医患纠纷缺乏处置预案，对存在的问题缺乏有效整改处置，必然会引起医疗质量的滑坡和医疗风险的失控。
三、医患纠纷处理方式的发展与比较
（一）医患纠纷处理方式简介
1.医患和解。对于部分损害程度较小、索赔数额不高、争议不大的医患纠纷，医患双方可自行谈判协商和解，双方自愿签署的《和解协议》具备法律效力。
2.行政调解。县级以上卫生计生部门均设有医疗纠纷处理办公室，接受患方对辖区内医疗机构的投诉，并可根据调查核实情况对医患双方进行行政调解。但因其与公立医疗机构同属卫生计生部门领导关系，有“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之嫌，客观中立性难以保证。由于行政调解制度自身缺陷以及患方对其公正性的质疑，使其在解决医疗纠纷过程中的作用呈现了“萎缩”状态。
3.人民调解。因非对抗、尊重当事人等天然优势和“短平快”特点，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是在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国家提倡的化解医患纠纷首选方式。近几年，特别是2011年来，人民调解已成为患方的首选方式和化解医患纠纷的主要渠道。
4.法院诉讼。患方经协商或调解不成，可向医疗机构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司法调解、庭审、医疗损害鉴定等程序后，对纠纷性质、责任承担、赔偿项目数额进行判决。因成本较高（鉴定费用）、耗时较长、缺乏灵活性，除部分重大复杂的医患纠纷外，患方一般不愿选择诉讼模式。
（二）人民调解化解医患纠纷的优势
人民调解作为我国诉讼程序之外化解矛盾、消除纠纷的重要手段，是提高公民法制观念和道德水平、推进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曾被西方国家誉为“东方经验”大加赞赏。 对比和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诉讼，人民调解在化解医患纠纷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1.调解机构的中立性。上海各区县的医调委，一般均为隶属于各区县人民调解协会、独立运作的社会组织或群众性组织，由政府拨款或购买服务形式承担“化解医患纠纷，维护社会稳定”职责，其成效评估一般也由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医调委只需就工作绩效对政府或发包人负责，在人员选聘、独立调解方面拥有自主决定权，与卫生计生部门、医疗机构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和利益纠葛，这种制度设置保障了医调委的独立性和在医患纠纷中的中立地位，易取信于患者。
2.调解人员的专业性。医患纠纷有别于普通的民间纠纷，它要求调解员具备医学、法学和解纷学三个方面的綜合知识，才能完成对每起医患纠纷的事实认定、损害认定、责任认定和赔偿数额计算。C区医调委现任6名专职调解员中3人为医学背景、2人为法律背景、1人为原医政管理干部；另有包括医学专家、法学专家和律师在内的20名特邀调解员队伍，并且共享全市医调系统专家库，确保了医患纠纷调解的专业水准。
3.调解程序的便捷性。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人民调解从方便医患、快速化解的立场出发，可以采取各种有利于纠纷解决的灵活方式进行，对场地、时间、人员、协议内容等没有严格限制。部分简单纠纷可以在1-2天内成功化解；对群体性医患纠纷、行动不便的患者，调解员可以赶赴医院现场调解。
4.调解方式的联动性。调解启动后，若医患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或改选其他途径解决纠纷，可以终止调解，终止调解不会对医患双方的实体权利产生任何影响。人民调解可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诉讼等纠纷处理方式充分对接和转换，对纠纷予以分级、分类化解，发挥“第一道防护墙”作用。近年来，C区医调委还陆续与区信访办建立“访调对接”工作机制、与保险公司建立“保调对接”工作机制，形成工作联动，提升医调效能。
5.调解结果的有效性。与诉讼相比，人民调解更容易实现医患关系的和谐发展。医患双方在医调委的主持下，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适当让步、妥协和变通，并最终签订具备法律效力的调解协议，体现了对民事主体“私权自治”的尊重和保护，最大限度地反映出双方的真实意思，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纠纷，案结事了。也正因为如此，调解协议不存在“执行难”和反悔问题。
四、将社会医疗机构纠纷引出化解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一）将社会医疗机构纠纷引出化解的必要性分析
1.降低运营成本。与公立医疗机构相比，社会医疗机构无财政拨款、有纳税义务，需要场地、人员、器械设备等各种运营费用，而且面临盈利压力。将医患纠纷引出化解，可以大幅压缩社会医疗机构在纠纷处理方面的空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对维护和谐诊疗秩序、应对过激行为、暴力行为、群体性事件等间接成本开支方面的影响更大。
2.有效监管监控。一是卫生监管部门的监管。医调委将医患纠纷引出化解，对诊疗全程进行细致的检视分析，可以发现执业人员资质、执业行为、大型医用设备、医疗广告等各环节存在的问题和违规行为。通过《医调分析报告》、《对XX医院的医调建议书》等形式通报给监管部门，帮助监管部门有效落实监管职责。二是社会医疗机构的内部风险监控。医调委依据法律、法规、医疗行业规范的要求对医患纠纷的是非与责任进行评定.对医院及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无形的监督作用。 此外，针对某家医疗机构多发、频发医患纠纷的科室或手术项目或管理薄弱点，医调委将综合多起纠纷的调解结果进行分析，提供具体建议，并出具《医调建议书》通报给该医疗机构，帮助其共同做好医疗风险控制和医患纠纷化解。
3.提升诊疗质量。《上海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专家咨询委员会名册》中包含急诊医学、内科、外科、妇产科、病理科等所有医学分类科目的专家800余人，大部分为三级医院副主任医师以上的医学专家，理论知识和临床经验丰富，另有76名法律专家和30名心理咨询专家，能够满足各类医患纠纷调解中的专业需求。对于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例以及跨院、跨科室诊疗中发生的医患纠纷，医调委会视情邀请多名专家共同召开咨询会，确保准确定性、定责、定损，为调解提供准确可靠的专业支撑。社会医疗机构一般为专科医院或门诊部，即便综合性医院的专业实力也相对较弱、临床经验较少、可用专业资源有限，将一些诊疗纠纷引出调解后，不但能够化解纠纷，还能够依靠专家的咨询意见准确诊断纠纷发生的医疗专业技术问题，对症施策，提升诊疗质量。
4.杜绝纠纷反复。上文已经论述，医患纠纷人民调解中一般不存在“执行难”和反悔问题，C区医调委成立至今（数据截止2015年9月底）成功调解的664起医患纠纷中，无1例反悔。它充分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当事人可在不违背法律原则的前提下处分自己的利益，这为纠纷的和谐解决提供了实质意义上的可能性，在个案中能够达到追求实质正义的个别平衡，双方当事人对于解决结果更易于承认和执行，一般也不会出现反悔和反复。
（二）将社会医疗机构纠纷引出化解的可行性分析
1.理念层面。自2011年开展医调工作以来，C区医调委秉承自愿、公正、及时、便民原则，为医患双方提供免费咨询、免费受理、免费调解 免费专家咨询、免费司法确认“全程免费服务”，并以其公正、专业、权威的医患纠纷化解能力，逐渐取得了医患双方的信任和支持，典型调解案例和工作经验先后被《长安》、《中国保险报》、《解放日报》、上视新闻频道等各级媒体宣传报道，社会影响力日趋扩大。医患双方对医调委的认识理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发生医患纠纷找医调委解决”已成为大部分患者的共识。
2.制度层面。C区医调委在区司法局、区卫计委的指导下，加大与区域内医疗机构的联动协作力度，搭建和借助相应的渠道平台，并形成如“5+1”医调工作机制、区卫生质量工作会议、医调业务工作培训、定期走访医疗机构、“C医调”微信群等工作惯例和工作制度，为凝聚合力、增加互信、医患纠紛的引出化解提供便捷、稳定的制度保障。
3.文化层面。C区共有32家涉外社会医疗机构，其出资人和许多医护人员均为国外背景，虽然能够遵守中国的医疗法律政策，但其办医理念、专业知识结构、行为方式等方面均与国内医疗机构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医调委借助全市医疗专家库的专业支撑和坐班法官的法律支撑，运用娴熟的调解技巧，共成功化解和睦家医院、申德医院、德真会口腔诊所等涉外社会医疗机构纠纷27件，在赢得信任的同时也积累了克服文化差异、调解涉外医疗机构纠纷的丰富经验。
4.操作层面。医调委受理及调解程序便捷灵活，无资格审查、固定形式要求，方便社会医疗机构及患者及时享受医调服务。医调委宣传手册（含地址、联系方式、交通线路、调解员简介、服务内容）基本覆盖C区所有社会医疗机构，可免费取阅；医患双方可通过电话、传真、邮件、微信、上门等多种形式申请，必要时调解员还可上门受理和现场调解。
结语
基于上文对C区社会医疗机构运行现状和医患纠纷的调研和分析，笔者认为，将社会医疗机构无法自行和解的医患纠纷全面引出至医调委化解，不但符合当前纠纷冲突解决机制的发展趋势，也能够落实对社会医疗机构的有效监管，更有利于社会医疗机构自身的健康发展。实践中，部分社会医疗机构基于趋利本能和维护声誉愿望，仍在利用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进行诊疗和纠纷化解，对纠纷情况讳莫如深，对纠纷引出心存顾虑。要彻底改变这种现状，需要各方协同，逐步完善科学分类、依次介入、相互强化、整体协调的“大调解”治理体系，推动社会医疗机构自愿、全面的引出医患纠纷，发挥社会治理效能，消除社会医疗机构的后顾之忧，促进医患和谐和社会和谐。
作者：高见
产科医患关系论文 篇3：
浅谈市场经济环境下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及对策
摘 要：医患关系是在医疗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医生角色和患者角色之间特定的人际关系，虽然近几年来医疗纠纷案件频繁发生，但是真正由于医务人员的医疗技术水平欠缺所引起的医疗事故却没有同步增加，这就说明在我国导致医患关系不和谐的原因不再主要是医疗技术方面的原因。文章从六个方面分析了造成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
关键词：医患关系 原因分析 对策建议
医患关系是在医疗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医生角色和患者角色之间特定的人际关系，由于知识结构的差异、看待问题时所站角度的不同，病人及其亲属在因病就诊过程中与医疗机构及工作人员因矛盾而产生分歧和争议是在所难免的，这原本也是自然人的一种情绪反映。但是由于医疗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和针对性——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而这些权利恰恰是一个人得以存在的最基本的条件。这些最终使医患关系具备了区别其他关系的特殊性、复杂性和敏感性。医患关系是否和谐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我国医患关系的现状
从2000年的“医疗赔偿第一案”，到现在全国三级甲等医院每年要发生百余例要求赔偿的医疗纠纷案件来看，我国医疗纠纷的数量呈大幅度上升，且患者索要的赔偿额度也越来也高，甚至出现了“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更有甚竟然出现了“医闹”这样一种特殊的职业。医患矛盾冲突愈演愈烈，轻则干扰了医疗机构正常的医疗秩序，重则引发恶性刑事案件。
然而从近几年的医疗纠纷来看，虽然发生频率有大幅度的上升，但是真正由医疗技术不足或是违反诊疗护理操作规章引起的医疗事故却没有同步增加，这就说明在我国导致医患关系不和谐的原因不再主要是医疗技术方面的原因。
二、我国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分析
1.医患信任度降低成为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医师宣言”中基本原则的第一条就是将患者利益放在首位的原则，信任正是这一原则得以实现的基础，是和谐医患关系的基石。从医学产生直到20世纪80年代，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之所以未能像今天这样出现如此大的冲突，也正是这个原因。换句话说，当前医患关系矛盾的加剧，归根结底是由于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相互的“不信任”造成的。
医学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知识和技术，往往需要经过多年的严格指导训练才能得以掌握，因此在这个领域里我们必须承认患者处于脆弱和依赖的特殊地位。在受到疾病困扰折磨的同时，面对着如此强大的陌生领域，患者不得不假定医生确实是在为他们的健康着想，医生所做的一切检查和治疗都是为了治愈疾病。但是由于某些外在原因或是医疗机构内部约束力相对薄弱的时候，就难免会发生个别利用病人的弱势地位欺骗病人的事情，再加上这些事情被一些社会媒体大肆渲染，就会在社会上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患者在就医的时候就不会再信任医务人员，甚至会有意隐瞒一些与疾病相关的事情（但患者本身并不认为所隐瞒的事情与疾病有关），同时还会将媒体曝光的医疗案例与自身的就诊过程做一个对比，怀疑医生是不是开了大处方、是否做了不必要的检查项目？若是治愈了疾病，那么患者有可能就把这种怀疑和不满压下，若是治疗的结果没有达到患者的预期效果，那么必然将会引起医患矛盾冲突的发生。
另一方面，医务人员对患者的信任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特别是在“举证倒置”出台以后，为了防止患者对疾病有所隐瞒或是为了避免漏诊、误诊引发医疗纠纷的可能，医务人员不得不对患者进行一些就患者本人来看与疾病无关的检查，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引起了患者对医务人员的不信任，怀疑医务人员进行了重复检查、过度治疗，最终在医患之间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医患矛盾冲突变得更加尖锐和深刻。
而且社会公众普遍认为，负责医学事故鉴定的医学会隶属于卫生行政部门，在对医疗事故进行鉴定时必然无法做到公平公正，因而在出现医疗纠纷时，患者往往选择落后的野蛮方式或投机的社会文化。
2.部分医务人员人文素质的缺乏成为医患关系紧张的直接因素。随着社会的进步，生物医学模式的转变，以及患者维权意识的增强，患者就医时不仅要求能够解除痛苦或是治愈疾病，更加希望能在轻松、愉快、舒适的环境下得到治疗。举个例子来说：生孩子，如果顺产的话，几千元就足够了，但是对于一些经济条件尚可的家庭来说，往往会花费更高的费用住进高级的产科病房，因为患者认为在这种环境下能够得到更好的医疗护理，包括身体上、生理上、心理上、情感上全方位的照护。但是医疗队伍中有个别医务人员往往不注意与患者沟通的技巧，服务态度生硬，又缺乏足够的耐心和同情心，最终引起患者满意度的下降。
3.政府财政投入的不足、市场为导向的医疗体制改革成为医患关系紧张的关键因素。从20世界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却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卫生保障制度的不健全，政府在财政上的投入不到位，最终引起了医疗费用的上涨，且超过了居民的承受能力，出现了看不起病、买不起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这些现象，而患者却把这种不满直接发泄到了与他们关系最为密切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身上，一旦找到医务人员的过错，就不依不饶。
医疗卫生行业是一个高风险高强度的职业，而我国医务人员的薪酬和技术劳务费用不足以与所承担的工作量和风险成比例，再加上我国正在实行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医疗卫生保健服务体制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医生开大处方、过度使用新技术、重复治疗，从而也加剧了医患矛盾冲突。
4.法制的不健全成为医患关系紧张不可忽视的因素。虽然我国的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大多数医院都是非营利性机构，但是病人却越来越多地把自己定位在“消费者”上，再加上到目前为止，我国仍没有一部处理医疗纠纷高效力的法律以及缺少在医疗事故鉴定上令各方都信服的权威性机构，因而我国法律界在处理医疗纠纷时，常常不知道究竟该依据那部法律规范来解决医患矛盾，确定法律责任。
5.患者就医期望过高成为医患关系紧张的潜在因素。由于医学实践的复杂性，在医疗过程中存在着太（下转第282页）（上接第280页）多不确定的因素，有些是可以预防的，有些情况不仅无法预见，而且也难以控制。但是患者不了解这些，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医生是无所不能的，只要进了医院，医生就肯定能把病彻底治好，治不好就是失职，就是误诊。因而一旦治疗效果达不到患者的期望值，就会责备医生，进而产生纠纷；有人这么说：“现在医学这么发达，却让病人活着进来，死着出去，肯定是你们工作中出现了重大失误，一定要给病人家属一个说法！”
6.个别媒体的片面报道对医患关系紧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爆炸的社会，每天都有太多的信息充斥在我们面前，因而有些媒体在经济效益的驱使下，为了达到吸引读者的目的，对一些医疗意外进行报道时不再秉持科学、严谨、公正的态度，而是过分强调患者的弱势地位，把医疗意外的责任全部推给医生，试图通过渲染患者的死亡和家属的悲痛，引起读者的共鸣。这些似是而非、以偏概全的报道，过分突出和夸大医患关系的“阴暗面”，给本已紧张的医患关系火上浇油。
三、医患关系紧张的解决对策
1.构建诚信的医患关系是解决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本。作为医护人员，在不断提高自己的医学技术水平，谋求科学发展和医学进步的同时，要注意尊重患者感情，与患者进行充分、有效的沟通交流，解答在诊疗过程中患者产生的疑虑，增进患者对医学复杂性的认识，从而避免使患者对医疗结果产生不合理的期望。
在患者参与医疗诊治的过程中，要给予患者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在尊重患者选择的基础上加以正确的引导，让患者体会到医务人员的确是把患者的利益放在了首位，医务人员做得一切检查、治疗手段都是为患者着想，都是为了治愈疾病。
只有医患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相互依存，才能有效地解决医患关系紧张。
2.政府是缓和医患关系紧张的关键环节，承担保障公民健康权益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有责任扭转公立医院运行机制上不适应公益性目标的现状，加大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改变公立医院过度考虑经济收益的局面，从根本上解决因市场化的医疗卫生政策所引发的医患利益冲突。
为缓解我国日益紧张的医患矛盾，防范和减少医疗纠纷，政府有责任尽快制订一部处理医疗纠纷的法律，明确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规范医患双方的就医行为，设立医疗行为的规范标准，拟定医疗损害的赔偿标准和影响正常医疗行为的具体处罚项目及标准。此外，政府也有责任引导媒体对医务界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3.加强医疗服务机构自身文化的建设，是解决医患关系紧张的直接途径。医疗服务机构是医患关系形成的特定场所，医院在注重人才、加强学科建设、重视学术水平提高的同时更要注重医院软实力——文化的建设，加强对医务人员人文精神的培养，树立人文关怀意识。医院人文环境具有引导、凝聚、激励、协调、辐射等功能，优良的人文环境，可以引导医务工作者认同医院的价值观与发展目标、行为规范，“救死扶伤”、“关爱病人”、“廉洁行医”也就更容易成为医务人员行为坚持的准则。
同时医院也要采取积极措施，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交流，参与有关人民健康需求的舆论导向，避免误导公众行为的舆论发生。
4.健全的法律是医患关系紧张得以解决的有效途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维权意识逐渐觉醒，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法律的权威性以及靠法律说话的重要性，因而当人们在解决冲突、纠纷时，常常诉诸于法律，希望通过法律寻求到帮助。紧张的医患关系也不例外，特别是对于涉及到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的医疗行为而言，也就更加复杂和敏感，更加需要具有权威性的清晰、明确的法律规定。然而，在当下处理医疗纠纷时主要依据的是《民法通则》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但是这二者在一些具体规定上却存在着冲突，当医患双方出现争议时，都主张适用对自己有利的法律规定，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又将矛盾进一步激化扩大。
5.媒体要切实起到沟通医疗机构与大众之间的“桥梁”作用。对于媒体而言，要加强行业的自律。正当的舆论监督作用对于当前的医药卫生服务行业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掌握好“度”，正确处理好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的关系，既不能把医务工作者“天使化”，也不能把医务工作者“妖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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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人事科 北京 100026）
（责编：贾伟）
作者：张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