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社会信息监管论文

摘要：“碎片化”是当前社会信息传播语境的形象性描述，近年来成为了社会学和传播学的研究重点。传统媒介的话语权威和信息传播效果逐渐降低，传播实力逐渐失势于新兴媒介，网民的多元意见散布于互联网环境中，引起广泛的信息互动和交流，这是“碎片化”语境最直接的体现。“碎片化”信息传播，既有效地催化了广泛的信息互动，也造成了舆论引导方面的困难。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虚拟社会信息监管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虚拟社会信息监管论文 篇1：

当前条件下网络不良信息的监管与防控

〔摘要〕 加大对网络不良信息的监管与防控是当前社会信息治理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健全的标准、法律及其严格执行是硬性基础，信息部门要依照网络管控技术设备的种类等制定科学的技术规范，将技术研发及应用纳入网络安全法律中，重视法律法规的严格执行;网络信息生命周期技术监控是重要方式，要加强网络信息发布审核，提升网络监管过滤技术，加快制定网络信息分级制;采取辅助性措施推动网络净化式发展是必要手段，要增强网络服务商及网络公众的网络责任意识，增强网络用户的网络道德和法律观念，创建高效的网络信息资源管理机制。

〔关键词〕 网络不良信息，信息治理，法律规范

〔

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让互联网成为人们生活重要的媒介形态。在一些公共突发事件出现时，人们往往不能理性地看待，常常因着网络空间的虚拟性，不负责任地发表个人意见甚至中伤性文字，或者动辄进行人肉搜索、暴露别人的隐私等，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快速的网络信息传播让人们享受便捷生活的同时，也滋生了无数难以短期内遏制的负面舆情。近些年来，国际上多种力量都在着力于网络信息治理，并且创建了比较完善的网络不良信息监管与防控体系，对网络环境的净化起到了良好的导向作用。然而，我国网络不良信息监管体系创建得比较晚，在技术层面对网络不良信息进行监管与防控则显得更为滞后。如何在借鉴经验并与现实结合的前提下，健全网络信息技术管理体制，就成为社会信息治理的重中之重。笔者拟从辩证角度来审视技术监管的基础、技术监管的核心举措以及辅助措施等，从而为网络信息良性发展提供策略上的帮助。

一、健全的标准、法律及其严格执行是网络不良信息技术监管的硬性基础

在2014年中国互联网安全大会上，美国首任国土安全部部长汤姆·里奇指出，互联网信息的健康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严密的管控技术 〔1 〕。而技术监管能够得以正常实施，监管技术保障性政策及制度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硬性基础。其中，法律是政府及人民意志的重要体现，法律制度的完善为网络信息管控技术的发展提供规范与支持。因此，制定法律或规范进行引导与疏通，有利于网络信息管控技术的良性发展与应用。目前，政府信息化部门和其他法律部门已经颁布了多部网络监管法规，例如2010年的《网络金融信息管理条例》、2011年的《网络信息公告管理规定》、2012年的《网络文化信息管理服务规定》、2013年的《网络真人秀节目管理规定》以及2014年的《网络综合信息管理规定》等，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不良网络信息的恶性产生与传播。但是这些法律并非技术立法，从法律或规范上保障信息管控技术设施、技术发展等，在我国并未具备完整的保障体系。因此，应进一步加强相关标准、法律的建设及其严格执行。

（一）信息部门要依照网络管控技术设备的种类等制定科学的技术规范。网络管控技术设备是网络技术发展的载体，更是执行网络管控的技术平台 〔2 〕。故而，信息部门要重视网络管控设备的科学规格及性能标准的制定与统一，如制定统一的“网络管控设备生产采购标准”、“网络管控设备维护更新条例”等。只有从标准视角、条例法规视角来提出网络管控设备的相关保障性要求，网络管控设备方能及时更新，保证其符合相关指标要求，方能适应网络信息流通的管控需求。

（二）将技术研发及应用纳入网络安全法律中。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信息部门与法律部门联合分析当前网络不良信息的发展特征、规律等，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是极为必要的，例如2012年出台的《互联网信息传播权保护规定》、2013年修订的《互联网保护条例》和一些司法解释等对网络不良信息的治理有着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些法律只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范民众网络行为，难以直接对网络不良信息监管技术形成推进式发展。从网络不良信息监管技术采用的规范细则到技术研究的法律保障，形成网络监管技术的发展应用保护性规制体系，将会为增强网络不良信息技术管控的科学性、有效性提供策略支撑。

（三）重视法律法规的严格执行。在网络不良行为技术监管过程中，决策者与执行者要严格遵守监管技术相关法律，坚决执行相关技术要求及实施标准，以确保网络监管行为“依法办事”“按章办事”。此外，政府层面要派出“执法”“专家”两大工作组，一方面用以监督网络监管行为是否合规，是否在法律限定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则可让“专家工作组”常驻地方信息机构，专门进行日常性与突发事件的应急监管技术应用指导，对共性的技术应用难题，可联网形成“多方共管”的科学模式。专家工作组还应该参与到网络不良信息监管技术的研发-应用中去。其中，“执法工作组”成员主要有相关决策领导、信息部与法律部组成的执法团队;“专家工作组”则由网络监管领域学者、监管技术研发人员及领域内优秀技术员等组成。

这样，通过立法保护网络监管技术的规范性与可持续性，再到两大工作组的巡查执法、应用研发指导，可以初步建立网络不良信息技术监管的实践保障模式，并在实践中更新调整监管技术的基础性保障措施，从而使网络不良信息监管更加有效，网络语言及交流环境趋于良性循环。

二、网络信息生命周期技术监控是重要方式

网络不良信息的技术控制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其中包括网络信息的产生源口控制、传播扩散控制等多重环节，运用技术手段优化网络信息发布审核环节、信息互动环节等有助于创设良好的网络信息流通环境。

（一）加强网络信息发布审核，从源头控制不良信息产生。网络不良信息的制造与传播严重限制了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政府和网络公众应该共同出谋划策、集思广益，不断拓展不良信息的防控渠道，将不良信息消灭在萌芽状态。防控渠道的多元化试图从各个角度打击和抵制不良信息，尽量压缩限制不良信息的生存空间。防控渠道的拓展首先要将重点放在防控和监管技术上，不断投入人力和财力研发各种形式的网络监管和防控技术。为了进一步完善网络信息内容审核制度，网络部门也可以与高校的科研院所开展合作，将一些比较先进的信息识别技术及时应用到不良信息的监管与防控中 〔3 〕。现在，部分网站也已经开始尝试采用将自律与公众监督相结合的形式来对网络信息进行监管与防控，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网络公众集体参与网络环境的净化建设，有利于在短时间内成功打造和谐绿色的网络环境。但是在技术实施和监管的过程中，还需要注重相关管理策略的制定，确保对网络不良信息进行高效监管。

信息源头是控制不良信息产生的初始阶段，也是重要阶段。目前来看，腾讯网、搜狐网、网易、凤凰论坛等网站新闻发布及评论内容都会经过层层筛选。同时，这些大型网站还开通了个人举报不良信息窗口，这样，从源头进行控制极大地遏制了不良信息的产生。不过，在这些网站及论坛，依靠变换语言，巧避关键词方式的涉黄、涉反信息依然存在。而在一些软件下载网页所设置的评论区，审核功能并未完善。因此，应加强网络信息发布的审核，加大审核人力投入，对审核系统进行优化，从而对网络不良信息的产生及发布形成有效封堵。

（二）提升网络监管过滤技术，有效限制和控制对不良信息的访问。网络监管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为网络不良信息的快速处理提供了捷径。网络拦截技术和网络过滤技术是一种全新的网络技术，能够对系统内的所有信息资源进行有效拦截和过滤，极大提升了网络不良信息监管与防控的概率 〔4 〕。网络过滤技术简化了人为审核信息资源的程序，实现了网络信息资源的人性化管理，有助于社会信息资源最大化地实现自身价值。因此，要强化过滤技术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增强拦截技术的效率，在最大程度上帮助网络用户及时过滤和拦截不良信息，有效控制网络公众对不良信息的访问。对浏览量比较大的公众网页或者其他网络服务场所加固过滤技术，并衍生其他相关的产品，有效实现对不良信息的拦截和过滤。此外，对于提供网络服务的供应商要求其在所提供的商品上添加关键词以方便过滤，并对关键词进行技术性屏蔽，以便网络公众不会轻易接收到不良信息等。关键词过滤技术主要针对传统的文字信息，而对于视频和音频信息也可以采取类似的手段进行有效监管。除了借用关键词对不良信息进行过滤处理以外，还可以发展其他的防控技术。在对网络过滤和拦截技术软件进行开发的同时，还要提升网络技术人员的信息素质，进而真正提高网络技术的使用价值。政府和相关网络技术监管部门要在重视技术创新的基础上，注重对信息技术人员自身专业素质和道德素养的培训，引导网络技术人员高素质地利用技术手段开展对网络信息的合理排查，进而实现对网络不良信息的有效防控和监管。

社会网络信息的治理要尽可能调动全部的技术力量，坚持走技术生态化道路，真正实现对不良信息的理性处理。目前网络不良信息传播的途径越来越隐蔽，这对网络监管技术的开发也带来了一些风险和难度，但是只要在原有治理模式的基础上坚持创新，实施科学化技术化管理，不断强化网络信息的生态型治理标准，就能真正实现网络信息的生态化处理。

（三）加快制定网络信息分级制，细化不良信息封堵的技术等级。目前针对网络不良信息的监管主要采用单一的拦截和过滤技术，而且信息管理也主要采用分散式管理体系，因而使个人和单位都可以随意发布、接受和传播网络信息，进而导致过多的不良信息甚至是错误和虚无的信息充斥网络。近期发生的多起网络软件事件已暴露出我国网络技术上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显现出缺少系统化的网络信息技术体系。因此，加快网络信息分级制的制定，对不良信息的封堵细化到具体的技术等级，有助于加快网络不良信息的治理效率。

当前，可根据现有的技术水平和法律法规开展渠道式监管，针对不同的传播渠道，对网络信息分级，建构严格的监管机制，并且引导网络用户积极自律自查。此外，还可以创建信息举报制度，鼓励网络公众积极主动举报接收到的不良信息，并引导他们对网络信息进行长期监督。网络监管部门收到不良信息的举报之后，要立即运用数据包过滤技术对网络不良信息分级，并采用代理服务和应用网管等信息过滤技术对不同的社会信息资源进行分析，在技术的指导下高效率完成信息的加工、处理和归纳等，然后采取集中式管理模式提炼网络信息中的图片、关键词等，进而细化不良信息的等级，以便于在治理过程中运用不同的技术手段对不良信息进行处理，最大程度上提高封堵技术效率。

三、采取辅助性措施推动网络净化式发展是必要手段

在网络信息不断丰富的今天，如何从技术层面管控网络不良信息日渐成为各国的难题。除了上述两点外，还要采取一些辅助性措施，以便推动网络空间净化式发展，并形成长效管控体系。

（一）增强网络服务商及网络公众的网络责任意识，确保传播信息的理性与文明。在社会网络不良信息处理的成功案例中，网络主体的自律已成为不良信息监管与防控的重要手段。网络主体既包括网络服务商，也包括广大的网络公众。一般来说，网络企业对信息的监控形式，即网络的自律机制，主要包括四大类，分别是网络舆情、网络信息守则、网络评议制度和网络企业的自我内部监控 〔5 〕。但是目前网络的自律机制存在明显的漏洞，首先是缺乏严格细致的行为规范，目前的自律机制过于关注原则性问题而缺乏具体甚至细化的行为准则。其次是网络企业内部自我监控的力度不强，甚至不能形成强有力的约束力。最后是缺少执行力度使自律行为很难真正得到落实，甚至导致自律的行为准则成为一张白纸，仅仅凭借自律机制产生的某种程度的道德评判很难对网络不良行为产生约束力。由此可以看出，自律机制虽然是一个好方法，但是需要网络相关主体的参与，无论是网络企业、行业还是网民个体都要积极参与自律机制的建设与完善，并且要求自身严格遵循自律准则，真正实现慎独和自我约束性管理。

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的理性与文明，当务之急就是创建完善的网络自律机制，尽快加强网络素质教育，依托网络的传播力量和教育的影响力唤醒网络主体自觉参与网络信息建设的意识。网络承载着巨大的信息内容，仅仅依靠互联网信息中心的专项治理收效甚微，因此要通过基础性教育向网络公众介绍网络不良信息的内容特征和常见的传播手段，帮助网民学会自我判断和辨别网络信息的真伪，提高网络公众对网络不良信息的监管力和免疫力。此外，网络服务商是网络信息防控与监管的主体，对不良信息的处理是网络服务商的主要责任与义务，强化网络服务商的责任意识，明确他们的责任细节有助于健康网络氛围的营造。总之，完善的网络信息自律机制对网络不良信息的监管以及对规范化网络环境的建设能够起到不可低估的影响力，因此网络行业应该联手网络企业、媒体和个人等主动参与自律机制的建设，并且达成严格遵守网络信息自律准则的共识。

（二）借助主流媒体的力量，增强网络用户的网络道德和法律观念。主流媒体具有强大的宣传功能，能够在短时间内吸引大众的注意力，左右社会舆论的方向。借助主流媒体的优势功能，宣传网络道德素养和法律知识，以最快的速度提升公众对网络信息道德和法律准则的认知能力，有助于网络用户自觉审视自身的上网行为，对自己的网络言行负责。有效监管和防控不良信息是主流媒体的责任和义务，因此主流媒体也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充分发挥自身的光和热，力争为社会信息的治理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网络用户兼具双重身份，既是网络信息的使用者，也是网络信息的传播者。网络用户对信息的敏感度、辨识度以及对不良信息的排斥度直接关系到网络信息的使用效果。目前，大部分网络用户更多地关注信息的使用，而忽视对信息的甄别，因此提升网络用户对不良信息的辨识能力，强化用户对网络信息的综合认知有助于网络用户自觉抵制和过滤网络不良信息，维护社会信息的稳定和安全，同时保障自身对信息的利用价值。

作为信息的发布者和传播者，网络用户也需要了解不良信息传播的危害，提升自身信息传播意识和信息传播的法律观念。基本的法律意识能够有效地帮助网络用户自觉监管自己的网络行为，形成对不良信息的自我约束 〔6 〕。在网络道德的号召和法律的宣传影响下，网络用户能够自觉意识到监管和防控不良信息的重要性，这有助于他们对复制和转帖信息的行为再三审视，从而维护网络信息的健康发展。

（三）创建高效的网络信息资源管理机制，实现治理资源的共享。目前，比较有效的是运用网络信息生态治理技术，实现网络信息资源的集中式管理。网络生态技术的应用为网络信息的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网络生态环境的构建将实现网络建设的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7 〕。生态治理技术强调生态性和效率性。高效率治理不良信息的重要举措就是进行集中式管理。集中式管理平台为网络审核团队开展检验工作和信息过滤技术的开展提供稳定的环境，是迄今为止最高效的社会信息资源处理策略。集中式管理与生态化治理理念相吻合，都极力倡导科学化、生态化和人性化的管理模式。集中式管理是当下最为流行的管理方式，已经广泛应用于企业生产管理，其在网络中的运用也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集中式管理模式需要在政府的倡导下，在政策的指引下，在不断提升技术水平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别的网络信息资源进行共享，并且不断优化资源检测方案，提升遭受污染网络信息系统对新进入信息资源检验、过滤和响应的速度。

集中式管理除了速度的优势以外，还具有人性化特征，具体表现在电脑操作界面的优化、操作环节的极简化和信息核对的智能化，这些优势因素都能够大大降低不良信息检测的出错率，提升网络用户对不良信息鉴别的正确度，强化网络过滤技术的开展效果。集中式管理有助于实现数据的细化记录和整理，能为以后信息资源的分析研究提供宝贵的数据来源，实现社会网络信息的可视化。集中式管理是一种以节约资源为理念的管理方式，不仅能够节省管理层的时间，方便集约化管理，还有利于及时确定异常运行的系统，进而对异常的信息采取及时可行的措施。

总之，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网络环境的优化是必不可少的，监控与防控网络不良信息是维护网络环境的首要任务。加强网络信息技术管控，就要利用政府及行业权威，加快“技术立法”，将技术研发、应用及优化写入法律及行业规范;就要不断从网络信息发布阶段、网络信息监管过滤阶段、网络信息认定分级阶段做好技术优化;就要构建技术支持下网络信息的健康安全平台，以对技术监管形成辅助支持。当然，面对复杂多变的互联网环境，我们只有加强研究，才能催发更为科学、有效的互联网监管技术及体系。这既是政府及网络管控者的工作新领域，更是未来时代发展所必需的生存能力要求。

参考文献：

〔1〕段世惠，郭建勋.P2P文件共享网络的不良信息监测〔J〕.高等教育研究，2014（7）.

〔2〕邵  忻，徐倩漪.网络伪装不良信息检测方法的研究仿真〔J〕.计算机仿真，2012（2）.

〔3〕刘华宝.对防治网络不良信息的思考〔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3（6）.

〔4〕蔡德聪，刘素华.“网络实名制”与网络不良信息治理〔J〕.中国行政管理，2012（11）.

〔5〕李东艳，黄鹏鹤.基于双层规则的内容安全过滤方法〔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4（3）.

〔6〕吴慧玲，等.一种不良信息过滤的文本预处理方法研究〔J〕.江苏高教研究，2012（6）.

〔7〕董伟建，陶喜红.新媒介时代受众信息批判意识的建构〔J〕.高校理论战线，2014（10）.

责任编辑 周 荣

作者：秦立

虚拟社会信息监管论文 篇2：

“碎片化”语境下的网络舆论引导策略探析

摘 要：“碎片化”是当前社会信息传播语境的形象性描述，近年来成为了社会学和传播学的研究重点。传统媒介的话语权威和信息传播效果逐渐降低，传播实力逐渐失势于新兴媒介，网民的多元意见散布于互联网环境中，引起广泛的信息互动和交流，这是“碎片化”语境最直接的体现。“碎片化”信息传播，既有效地催化了广泛的信息互动，也造成了舆论引导方面的困难。本文即旨在探究在碎片化的语境下如何有效引导网络舆论，以避免网络信息传播的紊乱，保障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转。

关键词：碎片化；信息传播；碎片化营销；网络舆论引导

一、“碎片化”语境的涵义

“碎片化”一词，源于英文fragmentation，原意为完整的东西破碎为诸多零碎状，也有人将“碎片化”译为片段化，最早见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文献当中，后被引入多个研究领域。

“碎片化”是当前社会生活差异化和多样化、社会阶层细分化的形象性描述。从社会学上讲，“碎片化”主要表现为社会各阶层在逐步分化的同时，阶层内部又不断因社会地位、利益诉求等因素而划分成小集体。把“碎片化”引入传播学，也就是认为现代社会的信息传播将会催生出无数分散的、不稳定的信息个体或信息小集团，社会阶层的“碎片化”催化了信息传媒的“碎片化”。

在传播学领域中，“碎片化”成为当前社会传播语境的基本特征之一，它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一个重要标志。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被诸多碎片化的东西所分割，传统媒体已经很难满足受众对信息的需求，新媒体的兴起使得大众传播的语境不断被打破和改造，信息传播则朝着分众化、碎片化的方向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在谈及“碎片化”的表现时说：“‘碎片化’表现在传播领域是：一方面传统媒介市场份额收缩，话语权威和传播效能不断降低；另一方面则是新兴媒体的勃兴，媒介通路的激增，海量信息的堆积及表达意见的多元——这便是现阶段传播力量构建所面临的语境。[1]”

碎片化语境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多种文化和价值观的融入，多元利益和意见的产生。不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其传统的议程设置主体地位都在逐步失去，信息的传播对象已经不再是只会被动倾听的“受众”，受众可以通过网络表达意见，影响舆论，直接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中来。在当前的信息环境中，听到的是来自不同方向、不同社会阶层的声音，媒体所扮演的角色也逐渐由议程设置者向意见的平衡者转化。

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社会阶层逐渐被分割，各阶层的消费方式和消费需求开始趋向于个性化、差异化和多样化，加之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信息受众以个体传播者的身份处理信息的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真正从信息的接受者转变为信息的创造者和主导者，这一切都极大地推动了信息组织的更新重构，信息传播打破了传统线性传播结构的束缚而逐步呈现为网状传播的结构特点，整个网络传播呈现为碎片化语境。

正如美国西北大学约翰·拉文教授所说，“碎片化”是“遍及所有媒体平台最重要的趋势” [2]。信息的碎片化传播推动着整个社会的发展，碎片化也开始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信息的碎片化传播正回应了社会和受众对信息传播的诉求，碎片化也将成为传播者从事信息传播活动的必要依据。

二、“碎片化”网络信息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1.丰富网络信息内容，促进信息获取和互动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有效推动了信息传播模式的更新，促进了信息的“碎片化”传播，使信息在受众群体中的传播速度变得更快，传播范围变得更广，传播效率大大提高，网络环境中的信息在短时间之内就能得到一定的数量积累，信息内容更加丰富，更具有专业性和意见性，使受众群体更容易完成对信息的获取和认知，借助信息终端技术的不断推广，更愿意参与信息的互动。

2.刺激产生新型网络营销模式——碎片化营销

在传统营销模式中，广告是网络营销的主要手段，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开始对各种各样的广告宣传加以理性对待，产生了极强的免疫能力甚至逆反心理，一些广告虽然在形式和内容上不断创新，但已经很难引起更多消费者的关注，这种被动的广告模式已经难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进入Web2.0时代以来，网络环境更加自由开放，网络真正成为一个“人人都可自由发声”的环境，网民成为舆论的主导者，这就给碎片化营销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当营销市场从面切割到块在细分到点，当传播目标由大众到窄众到分众，当传播方式由广播到定向播到点播......在媒体碎片化已经到来的今天，优秀的广告主很清楚传统的传播将不复存在[3]。

碎片化营销能巧妙地把品牌信息化整为零，移植于互联网用户经常接触到的信息中，让用户潜移默化地接受广告信息的影响，且不产生排斥心理[4]。网民有在互联网环境中自觉创造信息并通过人际关系自觉传播信息的诉求，这种营销方式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使得广告内容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信息传播的渠道中，而最终实现良好的宣传效果，由此可见，碎片化营销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营销手段。

（二）消极影响

1.导致信息散乱，加重信息污染，降低了有效信息的识别度

网络搜索引擎的存在为信息受众提供了在较短时间内准确获取信息资源的机会，随着信息碎片化的发展趋势，整个信息系统里面充斥着海量的信息，在这些信息中，真假混杂，造成了严重的信息污染，特别是互联网上信息更新速度很快，信息有了一定的数量积累之后，整个信息传播系统很容易造成紊乱。同时作为受众而言，注意力和辨别力都是有限的，对媒介又容易产生盲目性依赖，很难在众多信息中识别有效信息。

2.导致权威观点的缺失和网民的观点盲从

互联网环境是一个言论相对自由的虚拟环境，网民可以充分行使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然而，由于网民职业、社会地位、受教育水平的差异，网络环境中的信息参差不齐，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信息泛滥，在这种局面下，一部分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就很容易被掩盖掉而无法被大多数网民所识别和接受，导致一些无明确价值立场的网民对失实言论甚至偏激观点盲从。

三、碎片化语境下的网络舆论引导策略

（一）完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整合受众意识

社会化的进程不断加深，使得公众参与到网络信息系统的程度越来越深，信息碎片化的程度也就不断加深。在Web2.0时代，网络成为一个由网络用户主宰的去中心化空间，公众掌握了信息传播的主动权，每个人都能发表自己的言论，网络用户的价值观极易受到其他价值观的影响，造成人云亦云的局面，因此为了保证网络信息环境的有序化，需要由政府、主流媒体采取措施对杂乱无章的公众言论进行梳理，整合受众意识，引导舆论倾向。

（二）培育网络舆论主体，引导主流信息消费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及现代化设备的不断普及，网络环境中意见的代表性正在逐步凸显，在信息碎片化的背景下，网络意见需要一个舆论主体来进行合理的引导，使得信息的消费变得有序，避免造成信息传播系统的紊乱。尊重网络意见表达、尊重有序的网络参与、尊重意见领袖的建言作为“中心——边缘”体制下[5]，是实现社会管理有序化、科学化的重要表现。因此，应该积极主动地与意见领袖建立密切联系，运用各种形式加以科学引导，使之扮演好网络环境中的信息纽带角色，既对政府部分负责，又能有效引导舆论。

（三）培养网络舆论引导专业人才，提高网编人员的舆情分析能力

从事互联网站内容建设的专业人员成为网络编辑，网络编辑用什么角度去叙述新闻事实，用什么方法把事实串连在一起，实际上这些对网民态度的发生、意见的形成与汇聚有着深刻的影响[6]。在获取大量网络信息之后，网络编辑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对其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进行选择后进行发布、推广，网络编辑人员实为网络舆情方向的重要把关人，因此，强化对网编人员的培养力度，提高网编人员的舆情分析能力，就能使信息传播从源头上有保障，从而能有效控制和引导网络舆论。

（四）掌握网络舆情信息的传播规律，提高媒体的网络舆论应对能力

大量的网络舆论传播案例表明，网络舆论的形成主要是通过网站以多种形式集中报道，以及网民新闻跟帖、论坛发帖等手段实现的[6]。网络编辑通过对信息进行筛选、加工处理和呈现影响网民意见的形成，从而构建网络舆论环境。公众接触到信息后发表自己的意见实质上也是一种信息的反馈和二次筛选，如此，真正引起公众兴趣、使公众产生参与互动欲望的信息就会呈现在网络环境中，作为信息传播过程中重要环节的网编人员，应该善于接受公众的反馈，在实践中探索和把握舆情信息的传播规律，如此才能提高对网络舆论的应对能力和公关意识，为化解网络危机做好准备。

（五）加强网络信息监管力度，规范网络舆论环境

由于网络具有“虚拟性”，在现实中不能完全得到的言论自由在网络中可以得到实现，网民可以摆脱防备心理匿名参与其中，甚至可以不受社会道德和法律的约束而畅所欲言。在这样的情况下，网民的言论很容易情绪化，而事实证明越是情绪化的言论越会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一旦信息释放出来的非理性因素成为网络氛围主导，就会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共鸣”而因此迅速渗透到网络的各个角落。“韩峰局长香艳日记”、“天价烟局长周久耕”、“温岭幼师虐童”等舆论事件在这方面均有所体现。必须通过加强网络信息监管控制不实言论、过激言论的传播，规范网络舆论环境，对“网络言论自由”加以节制，保障网络舆论环境的自觉、理性、有序。

参考文献：

[1] 喻国明.“碎片化”语境下传播力量的构建[J].新闻与传播，2006（4）.

[2] （法）西蒙·伦敦著.张征译.在一人受众时代赢利[N].金融时报，2004-04-22.

[3] 殷根源.媒体碎片化下的营销传播.[J].广告主市场观察，2011（4）.

[4] 陈远，袁艳红.网络信息碎片化机理与对策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10（1）.

[5] 张康之，张乾友.论意见表达体系的形成与演变[J].社会科学战线，2009（9）.

[6] 王秋菊，师静.网络舆论生成机制与引导规律研究[M].河北：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

作者：刘政序

虚拟社会信息监管论文 篇3：

从有限到无限：平台型媒体界定与信息监管困境

摘要：平台型媒体的概念进入中国已有数年时间，我们有必要对其发展路径和内在特征作出深入探讨。本文首先从厘清平台型媒体的定义与特征出发，在此基础上分析平台型媒体在实践过程中的发展路径及其出现的信息监管问题，进而分析平台型媒体信息监管需求与现有监管水平的差异，以期更好地认识平台型媒体目前所面临的监管问题，为平台型媒体的健康发展提供思路。

关键词：平台型媒体 信息监管 互联网 新媒体

在萬物皆媒、万物互联的时代中，我们理所当然地需要一种媒介，将各种媒介形式、各种媒体平台联系在一起，由此产生了对不同于现有媒体形态的平台型媒体的需求。笔者认为，这是平台型媒体诞生与发展的重要原因。

一、平台型媒体的定义、辨析与探索

平台型媒体被认为是未来媒体发展的理想形式，进入中国以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根据平台型媒体的定义，微信、今日头条和以“长江云”为代表的政务云平台已经成为成熟的平台型媒体。但作为一种新出现的媒体形态，我们显然有必要更深刻地认识平台型媒体的发展规律与内在特征，以期为更加完善的平台型媒体的出现指明道路。

1.平台型媒体的定义。平台型媒体是由美国人乔纳森·格里克在2014年2月7日发表的《平台型媒体的崛起》一文中提出的。他根据平台（Platform）和出版者（Publisher）两个词合成了一个全新词汇——平台型媒体（Platisher）。我国学者喻国明指出，平台型媒体中平台的主要作用不是提供内容，“而是打造一个良性的平台，平台上有各种规则、服务和平衡的力量，并且向所有的内容提供者、服务提供者开放。”也就是说，平台型媒体是一个基于人际网络与用户需求的信息交换的平台，平台保护这种交换行为并提供技术保障，但交换行为要符合平台的规则要求并接受平台的准入审核，除信息服务外，平台还应该提供其他的相关服务与资源入口。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平台型媒体甚至可以成为一个虚拟的线上社会，所有的人和机构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角色并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同时受到社会规则的制约。

2.平台型媒体的发展与探索。根据以上定义，在国际上，早期的《赫芬顿邮报》作为第一份互联网报纸，被认为具是一种理想的平台型媒体，吸引优质内容的进入并提供相应的第三方服务，尽管最终因缺乏合适的盈利模式导致严重的生存危机，但无疑为平台型媒体的探索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范例。

而我国目前主要的媒体形态中，主要包括三种形态的平台型媒体。分别是作为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平台、“今日头条”为代表的新闻聚合平台和以“长江云”为代表的智慧政务信息服务平台，其中，拥有2.5亿活跃用户的“今日头条”被普遍认为是最典型的平台型媒体，但从定义上来看，微信的形态则更为成熟，平台属性更为鲜明。

在平台型媒体的建设过程中，由于技术带来的强大的聚合能力，科技公司表现出了极大的优势，“今日头条”和微信就属于此类。作为平台型媒体，“今日头条”的优势在于它为新闻的发布和获取提供了一个广泛的平台，平台上任何人发布的信息都可以得到算法公平的赋权，从而实现平等的传播。不论是个人还是媒体机构，在平台上都有属于自己的空间。

微信的优势在于随着第三方应用的大量出现和小程序的使用，具有了越来越强的服务功能，“服务+信息”并重的模式使微信从理论上成为目前最接近于平台型媒体的媒体形式，大量的应用通过微信平台实现用户间的互动，这足以证明微信是目前最为成熟的平台型媒体形态。

出于凝心聚力的目的，以“长江云”为代表的智慧政务平台是主流媒体目前着力推进的平台型媒体形态。智慧政务平台依托传统媒体资源与地域凝聚力构建了一个“政务+新闻+服务”的新兴媒体平台，通过其强大的服务功能为用户提供了诸多便利，是主流媒体目前大力发展的平台型媒体。

平台型媒体的发展是由人们高速增长的综合性服务的需求决定的，必然成为未来主流的媒体形式之一。此外，由于科技平台并非专业的媒体机构，在内容生产和发布上会出现诸多问题，因此有学者指出，在平台型媒体的发展过程中，专业媒体和科技公司有同样的机遇。在我国，以《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为代表的媒体也在努力探索着自身的平台化路径，未来平台型媒体也必将有更加丰富的形态。

二、平台型媒体的主要特征

上文通过对于几种新媒体形式与平台型媒体的辨析，可以看出我国的平台型媒体发展已经有了极大成果，而且具有了自身鲜明的特征。但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些媒体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自身媒体属性的限制，如“今日头条”存在的服务功能薄弱问题，微信存在的监管模式问题，智慧政务平台存在的UGC内容不足问题等等。因此笔者认为，根据平台型媒体的定义，我们目前的平台媒体若要发展得更加完善，还应该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从事后审查到事先审核。平台型媒体的主要任务不是提供内容而是提供一个制度完善监管明晰的平台，由个人和媒体自由地发布信息与获取信息。而这种监管行为，主要表现在平台型媒体具有类似于传统媒体的“把关人”功能，信息在进入平台型媒体进行传播之前，先要取得一定的“准入资格”。这也是在新媒体自由发展了较长时间后，对于劣质信息泛滥等问题反思的结果。

2.综合性的信息服务平台。从本质上来讲，平台型媒体是一个以提供信息交换服务为主要功能的开放性的服务平台，因此，除信息服务外，平台型媒体还应该具有丰富的服务功能。

信息是联结社会生活各个部分的纽带，这种联系反映在平台型媒体上，体现出的是丰富的综合服务。用户可以在平台上一站式地享受各种服务，或者迅速进入第三方入口而无须漫长的跳转和复杂的操作，用户、媒体、第三方的关系由线性变为互动式。

3.从受传关系到产消者与第三方的关系。新媒体从本质上来说关注的仍然是受传关系，如何通过渠道、内容等的优化争取尽可能多的受众，提升传播效果，提高媒体影响力。但是在平台型媒体中，产消型的用户处于绝对的核心地位，用户对于平台的要求转化为：它能不能够满足我某一部分的完整需求。

这样的变化使媒体的任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过去无论媒体如何发展，它的核心任务只有一个，提供优质信息。但是，平台型媒体除了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以外，还需要满足用户复杂的服务需要。要满足这种变化的要求，平台型媒体实际上成为一个节点，联系了社会生活的各种服务，为用户提供更便捷全面的服务，从而吸引更多人加入，形成新的“产消者”，进而形成欣欣向荣的媒介生态系统。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的平台型媒体各有所长的同时兼顾着其他特征，但若要发展出更加完善的平台型媒体，同样也需要取长补短。

三、平台型媒体面临的信息监管困境

平台型媒体的发展有其独特的优势，但就我国目前的发展现状而言，已经暴露了平台型媒体在发展上可能遇到的一些瓶颈和困难，例如传播者的极度泛化与媒体功能的高度复杂化等。笔者认为，全面认识平台型媒体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帮助我国的平台型媒体实现良性发展。

1.内容审核对于技术的高要求。平台型媒体重要的特征之一是有类似于传统媒体的内容审核机制，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开放性平台要保障信息质量的必由之路。但是，由于平台面对的用户极为广泛，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自由的信息发布者，内容审核必然面对的是巨大的工作量。

面对平台型媒体上巨大的信息体量，人工审核是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的，因此必须要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的高效性使其能够胜任庞大的信息输入量下的信息筛选工作，但是，目前尽管在机器人写作方面人工智能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信息筛选中人工智能却还稍显无力，语言的复杂性使语言判断远比写作困难得多，而且对于真实性等信息基本要求的判断，人工智能也往往无能为力。因此，要实现平台型媒体的内容审核，我们还有漫长的技术道路要走，在技术实现突破以前，平台型媒体的信息过滤机制将一直困扰着平台型媒体的发展。

2.平台型媒体难以实现有效的自律与他律。目前我们媒体管理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以传统媒体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受到党和国家的直接监管，可以称之为他律；二是以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自媒体，在信息发布之前，其内容只受到媒体内部的监管，可以称之为自律。但是，由于自媒体自身的商业属性，其自律的效果往往受媒介本身及其人员的制约。

对于平台型媒体而言，从目前的发展状况看，同样以商业性媒体为主，这意味着其核心追求恐怕仍然还是商业价值而非社会效果，在商业价值的准绳下，内容不可避免地带有“星、腥、性”的倾向，其自律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同时，平台型媒体的出现意味着监管部门要承担更大的监管责任，不但要监管传统媒体，还要监管平台型媒体，力量的分散必然带来监督效果的弱化，降低新闻他律的有效性，平台型媒体内容的海量性也使监管部门的监督行为不可能全面覆盖到每一条信息。

此外，平台型媒体的介入，实际上是将部分监管部门的权利分散给了平台，由监管部门的他律转化为平台运营者的自律，平台一方面对用户生产的内容进行规范和监督，另一方面自己本身也是受监督的一方，这种左手监督右手的自律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能失效进而带来信息风险的。

3.互联网的无限性与监管有限性的本质冲突。平台型媒体出现的信息监管困境从本质上来看是由监督和互联网平台自身的本质属性决定的。监管行为从本质上来看是一种法律行为，所谓法律，应当“法无禁止即自由”，法律治理下的社会应当是自由的，法律的作用对象是超出了法律规定限度的行为，而不是社会上的全部行为，因此，监管的有限性是必然的。

但互联网是一种平等的、去中心化的平台。在互联网上个人操控信息的能力被激活，个人作為传播主体成为社会资源的直接使用者和操控者，由此带来了个人自主表达权的极大增强和内容生产能力的泛化。每个个体都可以成为传播者，也可能加入某一机构成为全新的传播者，甚至可以成为多个完全不同的传播者，因此互联网天然带有信息海量的特征，任何一个互联网媒体，都可以说其内容在数量上是有限的，但在认知上是无限的。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平台型媒体是互联网高度发展的产物，其身上的互联网特性益发明显，平台型媒体在信息监管上所面临的一系列困境，实际上都是互联网特性与传统监管模式的冲突导致的。这种冲突所带来的问题不是单个的，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等到问题出现了再去解决，而是需要形成一个全新的思维方式与监管模式，以技术手段提升监管能力，将监管由“+互联网”变为“互联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平台型媒体的信息监管困境。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喻国明.“平台型媒体”或是未来媒体发展的重要模式[J].青年记者，2015（12）.

[2]喻国明，焦建，张鑫.“平台型媒体”的缘起、理论与操作关键[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06）.

[3]喻国明.互联网是一种“高维”媒介——兼论“平台型媒体”是未来媒介发展的主流模式[J].新闻与写作，2015（02）.

作者：丁一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