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因素下医患关系论文

【摘要】本文通過总结国内外医患关系的研究现状，旨在探寻医患纠纷的内部规律，为科学合理处理好医患纠纷矛盾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策略。【关键词】医患；纠纷；机制；研究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医疗事业快速发展，医患纠纷矛盾日益严峻，伤医事件逐年攀升，医患矛盾纠纷引发人们广泛关注。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非理性因素下医患关系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非理性因素下医患关系论文 篇1：

化解医患冲突的法治路径

摘要：如何化解医患冲突是我国法治建设中的一个难点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路径是：矫正过度市场化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导向，保证医疗服务的公益性与可及性，为医患双方平等奠定制度基础；培育医患双方共认的公平分担医疗风险的法治理念，减少、避免医患纠纷与冲突；创新医患纠纷处理机制，引导医患纠纷处理回归法治轨道；完善医患冲突应急处理机制，解决法律规则的局限性与医患纠纷发生、演变的复杂性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医患冲突；医疗风险；医疗损害；化解机制

近年来，国内发生了多起患者因医疗纠纷而伤害医务人员的恶性事件，该类事件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如何解决医患纠纷及其引发的医患冲突，已成为我国社会管理和法治建设中的一个难点问题。引发医患冲突的原因很多，如过度市场化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下简称医改）导向诱发医患关系结构性紧张，以及医疗方追逐经济利益与患者实现健康利益之间产生矛盾；医患双方对医疗风险的认识与分担存在分歧；一些患者对通过法律机制公平解决医患纠纷缺乏信心，转而寻求私力救济；现有法律规则存在局限性，难以应对医患纠纷发生、演变的复杂性；等等。本文拟从上述原因着手，探讨化解医患冲突的对策，构建相关法律应对机制。

一、矫正过度市场化的医改导向，

消除医患关系结构性紧张在我国渐进性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着制度供给落后、制度安排不协调等问题，主要表现为新旧制度长期并存、制度之间不协调以及制度缺失、制度真空等。①医疗服务领域制度安排与变迁的不足主要表现为，曾经推行的过度市场化医改与医疗保障制度安排的薄弱，导致医患关系紧张、医患利益冲突现象多发。在医疗服务过度市场化的政策导向和医改模式下，出现了医院运行市场化、医生待遇市场化的局面，医疗机构之间、医务人员之间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展开激烈竞争。如果牟利取代医疗服务而成为医院或医师的首要目标，医疗行为的规范性就难免受到掣肘，就容易出现以职业独立性来掩盖经济动机的情况。②同时，医疗保障制度的薄弱使得患者的医疗需求满足程度主要取决于其经济负担能力，基本医疗服务演变为私人消费品，出现了看病难、看病贵和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导致医疗方追求经济利益与患者实现健康利益之间产生冲突，医患关系结构性紧张。医患关系紧张不仅导致医患纠纷激增，而且增加了医患纠纷的处理难度，成为引发医患冲突的潜在因素。

市场不仅是资源配置、经济整合机制，而且是利益格局形成机制和社会结构生成机制。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和谐的基本要义是形成大体均衡的社会利益格局。医患利益如何均衡是推行医疗体制改革时应当优先考虑的问题。均衡医患双方利益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其一，贯彻“管制约束为主，市场竞争为辅”的原则，在医疗机构的收益分配中突出社会效益的权重比例，构建更加合理的医务人员收入体系，矫正变异的医疗服务模式，遏制医疗方的创收、牟利冲动，以消除医患关系结构性紧张和医患利益冲突，为医患双方法律地位平等提供结构性制度支撑。其二，坚守保证基本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医疗服务质量这一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使基本医疗服务和适当的医疗保障由政府以公共产品的方式提供，而私人消费属性的医疗服务仅作为基本医疗服务的补充。换言之，医改应当回归以公益性与可及性为轴心的导向。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医患关系紧张的局面，促成共生、双赢、和谐的医患关系，有效避免或减少医患矛盾纠纷，从而对化解医患冲突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加强医院安保措施和依法惩处暴力伤医行为固然有其必要性，但并非化解医患冲突的治本之策。

二、培养公平分担医疗风险的法治理念，

减少医患冲突所谓医疗风险，是指医疗过程中存在的可能导致难以准确预见、难以完全避免的“不确定结果”的危险。从现代医学理论的发展来看，许多疾病的病理机制尚不明晰，不少疾病的诊治还处于尝试阶段，诊疗手段尚不能满足人类维护生命健康的需求。从临床诊疗实践来看，疾病是在发展中逐步显现其特征的，早期往往缺乏可以确诊的排他性依据，因而完全做到诊断及时、正确尚难实现，医疗方只能且必须根据既有临床资料进行诊治。可见，临床诊断具有一定的“假说”色彩，相应的治疗则带有尝试性。笔者认为，医学理论发展难以满足实践需求，现代临床医学具有规范性、探索性的基本特征，这决定了医疗方的注意义务在本质上属于“手段债务或过程债务”而非“结果债务”，亦即，我们只能要求医疗方恪守诊疗行为规范，而不能要求其保证治疗效果。

医疗风险涉及患者安全问题，已引起国际医疗界的重视。实践中，医疗方经常用医疗风险来诠释医疗失败和抗辩医疗过错责任追究，而患者方则难以理解和认同医疗风险，其往往将不良医疗结果及医疗失败直接归因于医疗方的失职与医疗过错。医患双方截然不同的医疗风险观是引发医患纠纷和冲突的重要因素之一。笔者认为，医疗风险当然不能成为医疗方规避医疗过错法律责任的避风港，但是，对风险的有效管理不仅意味着减少风险或保护人们免受风险影响，还意味着建立积极而富有活力的风险控制机制，并为人们承担风险提供必要的资源。③如果由医疗方单方承担医疗风险，则必将导致防御性医疗现象，从而对医疗事业的持续发展造成妨害。医学发展过程中伴随的风险，应当在医患双方之间乃至全社会进行公平分配和分担。

培育理性的医疗文化，使医患双方形成共同的依法公平分担医疗风险的理念，是防范和化解医患冲突必须直面的命题。笔者认为，与现代科技勃兴相伴而生的“被容许的危险理论”，为促成公平分担、合理分配医疗风险的法治理念提供了基本理论支撑。该理论认为，对于伴随一定危险，但对社会发展有益、必要的行为，如科研开发、体育竞技、医疗活动等，法律应根据其对人们生活的有益性、必要性而容许其在一定限度内产生一定的不利结果，对此结果不以过失论之。并非所有的危险行为都在法律规范的禁止之列，只有超出社会容忍度的危险行为，才有运用法律加以禁止的必要。④“被容许的危险理论”遵循利益衡量和利害权衡原则，其所容许的危险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危险行为是否被容许实施，这是行为界限；二是该行为的危险结果能否被容忍，这是结果界限。

处理医疗纠纷事件，应当以正当医疗风险为由而免予责罚医疗方，还是以医疗过错来追究医疗方的责任？对此，笔者认为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判断：（1）事件中的医疗措施是否符合现代医学理论发展水平并在临床实践中得到公认。（2）该医疗措施的实施是否遵循了生命安全、健康保护、医疗成本等方面的利益衡量原则。（3）实施该医疗措施是否风险较小，是否进行了利害权衡。（4）该医疗措施的实施是否充分尊重了患者方的知情同意权。符合上述要求的医疗措施具有正当性，从法律上考量，应当认为行为人尽到了医疗注意义务，其行为即使产生了不良医疗结果，也应认定为正常医疗风险而不以医疗过失论处。

培育公平分担医疗风险的法治理念，需要充分发挥法制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建议我国在《侵权责任法》关于医疗损害责任的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建立能够充分体现临床医疗的风险特征的医疗过错责任界定规则，引导医患纠纷裁决部门及医患双方合理确定医疗方的责任比例、赔偿范围和赔偿限额。医患纠纷中医疗损害因果关系的“多因一果”特征，医疗过错判定标准的层次性、地域性、时间性等，均应在立法上受到足够的重视。

三、创新医患纠纷处理机制，引导医患纠纷的

化解回归法治轨道人们对法律规则和法律秩序的自觉遵守与维护，是以对法律的认同、信任、信仰为基本前提的。现实中一些地方医患关系紧张、医患矛盾凸显，医患纠纷中患者方舍弃鉴定、调解、民事诉讼等法定维权程序，而采取围堵医院、围攻医生、雇佣“医闹”等方式进行私力救济，这与患者方对现行医患纠纷处理机制不够信任甚至丧失信心有密切关系。鉴于此，必须创新医患纠纷处理机制，增强民众追诉违规医疗行为的信心，引导医患纠纷处理回归法治轨道，使通过正当法律程序解决医患纠纷成为医患双方的自觉选择。笔者认为，创新医患纠纷处理机制，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要求医疗行业公开医疗规则和医疗事实

医学在科研和技术操作方面表现出高度的专业性、统一性和隐秘性。实践中诊疗规则的制定、执行和解读由医疗行业内部掌控，或者说由医疗界“圈内垄断”；医疗行为（以手术类操作为典型）往往以“暗箱操作”的隐秘方式进行。医疗方可以轻松地用其编制的病历资料来应对外界审查，而患者方事后复制的病历可能已被医疗方出于自我保护或推卸责任的动机而进行了“定向加工”，这种被加工过的病历的真实性令人担忧。在这种情况下，相关部门以外在监督、事后监督形式展开的医疗行为规范性判断和医疗过错责任认定，必然面临标准困惑和事实存疑两大难题。如果患者方和第三方不能打破医疗界的“圈内垄断”而取得实质意义上的话语权，就会导致诉讼陷入僵局、纠纷久拖难决，进而导致患者方对经由法定机制公正处理医患纠纷失去信心，一些患者就会转而寻求私力救济，最终引发医患冲突。笔者认为，公开医疗规则和医疗事实，以公开促公正，是解决上述难题的基本路径。只有使医疗行业向社会公开医疗技术规范和标准，才能实现法律规则与医疗规则的无缝对接和法律监督向医疗领域的充分延伸，才能避免医疗责任研判对医疗责任鉴定和医疗专家的过度依赖。同时，我国应当修改现行病历管理法规，规定病历对患者即时、完全公开，医疗事实对患者方完全透明。这既可以避免患者因对基本医疗事实存疑而引起医患纠纷，也可以为医患纠纷的公正处理奠定事实基础。

2.重构医患纠纷裁决机制的总体布局和裁决人员的专业配置

医患纠纷裁决机制的布局中，应当限制医患双方协商和医疗诉讼而推广医疗仲裁。裁决人员的专业配置上，应当注重法学与医学的结合。

第一，限制医患双方协商。目前，采取协商的方式处理医患纠纷往往是在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事实不清、责任不明的情况下，违背自愿和公平原则进行的。在协商过程中，医疗方往往利用证据和专业技术优势，误导或迫使患者方作出让步，患者方则通过各种非正当的私力救济手段对医疗方施压，这就难免引发医患冲突。此种医患冲突与现行法律对医患协商没有设定必要的行为界限有直接关联。鉴于此，笔者建议修订相关立法，将医患协商的范围限定为三类纠纷，即事实无争议的纠纷，侵犯患者知情同意权和隐私权且无须医疗专业鉴定的纠纷，索赔金额在一定限度内的纠纷。

第二，推行医患纠纷仲裁。医患纠纷仲裁又称医事仲裁，其对化解医患纠纷具有诸多优势。由法律专家和医学专家共同组成仲裁庭是实现仲裁人员专业配置上法学与医学相结合的便捷路径，其制度成本低，且仲裁庭可对医疗事实认定、过错责任界定、赔偿数额确定等进行一体化处理，兼顾了效率和公正。医事仲裁对第三方技术资源的借助呈开放态势，可以从容应对各类医患纠纷并跟进医疗技术发展。医事仲裁的非对抗性有利于修复医患关系，减少医患冲突和对抗。我国已经试行多年的第三方调解机制并未收到充分化解医患冲突的理想社会效果，而仲裁制度具有第三方调解机制所不具备的优势：医事仲裁既有接近司法的规范程序、规则和强制执行力，又可以面向全国受理案件、遴选仲裁员，从而有助于消除患者方对地域保护和行业保护的顾虑。另外，医疗诉讼存在高成本、低效率的缺憾，其不宜作为解决医患纠纷的主要法律程序。笔者认为，我国立法可以将医事仲裁设定为医患纠纷诉讼的前置程序，实行半开放式的医疗诉讼制度。

第三，改进医患纠纷审判机制。应当着重从树立审判权威、提升诉讼效率两方面，对现行医疗纠纷审判机制进行改进。改进的目的是摆脱鉴定依赖，走出“逢案必鉴”的误区。由法官和医学专家共同组成的医患纠纷合议庭，具备医学和法律双重认知能力，其足以取代鉴定机构，完成对医疗过错责任的认定。只有必须借助专门技术设施进行实验的事项（如病历的文书痕迹辨认以及伤残原因、死亡原因确定等），才需要委托鉴定。侵犯患者知情同意权、隐私权之类的医患纠纷，其中的事项无须鉴定。

3.重构医疗损害责任鉴定机制

医疗损害责任鉴定意见对处理医患纠纷发挥着技术支撑和证据的作用。医疗结果与医疗行为之间不能形成一一对应的映射关系，医疗责任鉴定属于行为类鉴定，应当从医疗过程而不是从医疗结果来判断医疗责任。⑤也就是说，医疗损害责任鉴定需要通过病历分析来再现、推断、认定既往医疗事实，并在此基础上运用法学上的主观过失、因果关系、举证责任规则等对医疗方有无过错、责任大小作出认定。显然，该类鉴定需要具备丰富临床医疗知识和经验的医疗专家与法律专业人士共同完成，这是对鉴定人身份的要求。重视临床医学专家的意见并吸收律师参与，是国外医疗责任鉴定的主要做法。我国目前由医学会组织实施的医疗事故鉴定中虽然有临床医学专家参与，但缺乏法律专业人士参加。我国医疗事故鉴定因缺乏中立性而饱受诟病，加上《侵权责任法》实施后医疗事故赔偿逐渐被医疗损害赔偿取代，导致该类鉴定在法律上虽未被明确废止，但事实上已经淡出了司法领域。目前，审判机关主要倚重医疗过错司法鉴定来认定医疗损害责任，该类鉴定由法医单独实施，但法医既非法律专家也非临床医学专家，其作出的医疗过错司法鉴定有时严重偏离临床医学应与法学相结合的医疗责任鉴定规律。从审判实践来看，医疗过错司法鉴定意见权威性不足的弊端已日益显现。鉴于此，重新建构医疗损害责任鉴定机制，使鉴定人员的专业配置符合鉴定需求，已势在必行。

四、完善医患冲突应急处理机制，应对

医患冲突的高风险性法律规则的局限性及医患纠纷演变的复杂性，决定了医患冲突具有难以预见的高风险性。我国目前解决医患纠纷的主要方式是民事诉讼，由于诉讼中很多事项的查明都依赖鉴定，所以医患纠纷案件的审结期限一般是一至两年甚至长达数年，患者及其家属往往因此产生焦虑心理。群体焦虑心理的感染力极强，如果在一个特定社会系统中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心理疏导机制和制度化的利益表达与实现机制，社会成员就极易寻找非理性化的渠道，发泄其不满情绪。⑥实践中患者方索要“说法”的急切性与法律程序的过程性之间存在矛盾，会导致患者方随时采取法外非理性手段，企图借助舆论和“法庭外压力”来快速实现利益诉求。法律规范具有相对滞后性，其难以及时应对复杂多变的医患纠纷，这就要求立法构建比较确定的因果联系判断规则，进而形成一般的可操作性规则，藉此能够对风险进行精确的估计和规制、分配、救济。现代社会中风险的形成、流动与扩散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些一般性规则的构建已迫在眉睫。⑦

具有高度抽象性的法律规则难以对解决复杂多样的医患纠纷进行精准指引；医患纠纷裁判者掌握的技能和知识有限；各类患者对索赔结果的期望具有不确定性，其对维权方式也各有偏好。这些都是可能引发医患冲突的潜在因素。由于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和变量，一些医患冲突中究竟是“患者被侵权”还是“医者被侵权”，也会成为令人困惑的问题。有学者指出，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和偶然性的高度抽象、综合，必将引发制度风险，无论是冒险型还是安全型制度设计，都可能蕴含运转失灵或由于设计者相对无知而导致决策失误的风险。⑧为了应对医患冲突的潜在风险，我国必须建立健全相关应急处理机制。该机制要采取多元化应对策略，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可顺不可激、可解不可结、可散不可聚的原则，控制医患冲突，避免冲突升级，争取将医患冲突的化解导入规范性渠道。

注释

①参见刘婧：《风险：当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东岳论丛》2005年第1期。②参见杨彪：《公共政策、医疗行为与责任配置——关于医疗损害责任制度绩效的观察和评论》，《现代法学》2011年第5期。③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1页。④参见游伟、谢锡美：《信赖原则及其在过失犯罪中的运用》，《法律科学》2001年第5期。⑤参见刘鑫、高鹏志：《医疗过错鉴定规则体系研究》，《证据科学》2012年第3期。⑥张义清：《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形成机理与法治对策》，《法治研究》2011年第2期。⑦参见李晟：《面向社会管理的法律实证》，《法学》2013年第4期。⑧参见劳东燕：《公共政策与风险社会的刑法》，《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责任编辑：邓林

作者：赵新河

非理性因素下医患关系论文 篇2：

我国医患纠纷处理机制研究

【摘 要】本文通過总结国内外医患关系的研究现状，旨在探寻医患纠纷的内部规律，为科学合理处理好医患纠纷矛盾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策略。

【关键词】医患；纠纷；机制；研究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医疗事业快速发展，医患纠纷矛盾日益严峻，伤医事件逐年攀升，医患矛盾纠纷引发人们广泛关注。本文旨在梳理医患矛盾纠纷成因、现状，为科学合理解决医患纠纷提供对策和建议。

1 医患纠纷的研究现状

医患纠纷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机制。梁立智等人在2007年研究表明，全国十所城市的卫生行政部门、二级、三级医院展开医患关系现状调查，结果显示医患关系总体趋势良好，但是医院或医护人员在改善同患者关系方面的努力不足，相比政府部门、患者、社会方面，医方对医患间关系、信任、沟通、尊重的评价都很低，患者对医生的治疗质量和服务态度的评价比医务人员低，二甲、三甲医院医患关系均呈现紧张态势，医患满意度水平都较低，患者最不满意的是对医生长时间的等待及治疗效果，医务人员最不满意的是目前的收入及福利与自己的劳动价值和医疗技术水平不相符。医患关系总体呈现较紧张的趋势，集中体现在医患沟通、医疗费用、医患信任、媒体的失实报道等方面。

2 医患纠纷的因素研究

医患纠纷的形成因素有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的因素

医院方面的因素：医生的职业倦怠导致服务水平较低，直接影响医患关系。另外，医德医风问题是影响医患关系的重要因素，表现为责任心不足、医疗服务意识不强，自身修养不足、收取回扣或红包等现象。还有，医患互动中医务人员的语言沟通能力和方式对和谐医院关系的构建意义重大。

患者方面的因素：医方不但要主动投入人文关怀，同时患者在医疗活动中的行为，诸如理解、参与和配合等，特别是是否充分、合理、有效的参与直接影响医患关系的发展。患者求医过程中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得不到满足，医生医疗技术不精，态度冷漠，在治疗过程中患者的知情权和话语权较医生而言呈不对称性，感觉自我利益受损等，这些现象均导致医患纠纷的增多，加剧医患关系的恶化。

社会方面的因素：随着医疗体制的改革——从政府保障变为市场导向，医院从全额拨款改成自负盈亏，逐渐形成了患者和社会对医生不再是救死扶伤的认知从救死扶伤到唯利是图。另外，我国社会利益结构的变迁及社会转型期的特征在医患关系上体现的最为深刻，不健全的医疗保险制度是影响医患关系的核心社会因素，诸如报销的金额、报销的具体内容、报销的时限等。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生物医学模式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卫生医疗体制的转型都影响了我国的医患关系走向。再有，媒体有失事实的对医患关系的报道，诸如大众媒体关于医疗服务过程更多的报道问题、纠纷，医疗事故及医闹行为，较少报道取得的医学成绩，使得媒体受众者强化并内化了医患之间的不信任，加剧恶化医患关系。

政府方面的因素：医疗卫生改革，将医疗卫生机构推向市场，自负盈亏的发展导向下，医院逐渐失去公益色彩，医生的医疗技术成为了可估价的商品，逐渐引起社会大众的不满和怨愤，在医疗资源无法合理分配，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的完善性不足，激发了全社会的医患矛盾。政府主管部门监管不严，面对医患纠纷缺乏合理的处理对策，相关卫生领域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缓慢，都加剧了医患对立的现状。

3 医患纠纷处理机制研究

正确处理好医患关系，必须建立科学合理医患纠纷处理机制。

第一，开展医德医风教育。扎实治理医药促销行为，严把医疗质量之关，加强医患沟通，加快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步伐，加强医疗卫生的法律法规保障，做好与媒体的沟通工作，完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建立医疗纠纷的应急处理机制赵怀娟的研究指出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包括：加强医患双方的合作及信任，激发政府的主导作用，较快医疗卫生的法制化进程。

第二，加强对患者的人文关怀是目前协调医患矛盾的一个重要对策。 医务人员的工作不单指为患者治愈疾病，还应该对患者的心理和社会适应功能的恢复予以关注，把患者作为一个有尊严，能自主选择的个体来对待，将医患关系的对策研究从法律维度和经济维度，扩展到价值维度和道德维度。

第三，规范媒体对医患现状的报道。政府出台文件规范媒体报道，媒体报道要客观真实，不能有失偏颇，客观有效的媒体报道有助于整个医患关系的改进，而失真的报道使得医患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医患纠纷更加难以解决。

第四，提高医护人员的法治思维和自身修养。完善医疗活动过程中的相关法律法规，普及医务人员和患者的法律知识，增强法律意识；医院及医务人员注重自身修养，提高业务水平，避免医疗行为的过度商业化，加剧医患矛盾；重视医 患的心理调适，开展针对医务人员的压力应对处理，缓解他们的职业倦怠感，提高与患者及家属交往过程中的情商水平。同时改善患者对医疗活动和医务人员非理性的认知观念，积极配合治疗，及时处理消极情绪；加强医患双方的伦理观念，普及双方地位平等、在医疗活动中的共同参与性等方面的知识，加强对医生的人文教育。

4 小结

医患纠纷是一类错综复杂的矛盾，正确处理好医患纠纷，应当从医院、患者和社会三方因素入手，多措并举，协调平衡。其中，政府更应该积极发挥作用，多措并举实现医患纠纷的合理解决。

作者：李廷建 刘宝媛

非理性因素下医患关系论文 篇3：

医患信任的内涵及实现途径

摘 要：医患信任的内涵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必须先厘清的根本性问题。在梳理医患信任内涵的基础上，以口腔正畸治疗为例，提出实现医患信任的途径，即健全医疗法律规范，倡导社会主义医德，促进医患沟通和营造亲切可信的就医氛围。

关键词：医患信任;内涵;实现途径

一、研究的意义

信任对个人和社会极其重要。没有信任，生活就无法运转。没有信任，人们得无休止地搜寻证据，然后验证证据。这种搜寻和验证，循环往复，消耗大量的时间精力，降低行事效率。在卫生保健领域，信任显得尤为重要。国外有较多的文献研究表明，患者對医生的信任水平同健康状况改进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1～2]。

社会进步和生活水平改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口腔颜面部的健康与美观，期望通过正畸治疗矫正错畸形。然而，口腔正畸治疗并非易事。矫正治疗加上后续效果保持，累计治疗周期长达3—5年，甚至更久。患方为此付出的，除了治疗费用外，还有数年的时间成本和承受治疗的疼痛不适及医疗风险带来的心理压力。患者是在高成本投入下期待理想的治疗效果。如果医患间没有信任，医患间的治疗合作就难以维系，治疗效果不佳，医患纠纷在所难免。医患信任可为这种长期的治疗提供有效合作的黏合剂，因此，在口腔正畸治疗的情景下探讨医患间信任的建立和维护，可为相关利益方实现和谐共处提供路径参考。

二、医患信任的内涵

（一）信任

对于信任，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规范的定义。各学科对信任的定义不同。从心理学角度看，信任是个人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一个材料、系统、组织或他人会做预期的事情，这是对即将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事采取乐观的态度和行为。从伦理学看，信任是对他人的诚实、正直、可靠和公正的坚定信念。从社会学看，信任是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比如货币作为信任的凝聚物，简化了人与人的合作关系，化解了经济系统复杂性。从经济学看，信任是默会的契约，即委托人相信受委托人会照顾委托人的利益，是交易双方在风险博弈中理性计算利益得失的结果。

本文中医患信任的“医”，也称作“医方”，应包括医疗机构及其医务工作者。医患信任中的“患”，也称作“患方”，包括病人或病人的家属[2]。医患之间的信任是相互的。单向的信任难以建立稳定的医患关系。因此，医患信任按照主客体的关系，可分为：患方对医方的信任和医方对患方的信任。

（二）患方对医方的信任

病人可能对医生一无所知，就像飞机乘客对飞行员一无所知一样。病人信任医生或飞行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而不是个人。以医疗法律制度规范为基础，患方对医疗机构或医生群体持有信心，这种信任即系统信任。患方与医方在个人直接接触和交往过程中产生的信任，则属于人际信任。人际信任来源于人际接触中个体的经验积累，这当中包含了理性和非理性的因素。患方会对医方的动机、能力、品格、治疗预期效果等方面进行理性判断而产生信任，也会因医方的关爱、尊重、沟通等情感投入而产生非理性的信任。

系统信任和人际信任会相互影响，并贯穿于医患关系中。患方对医方的系统信任会影响相应的人际信任，如果某一口腔诊所的社会美誉度高或者医院划分的等级较高，通常会有较高的系统信任水平，这有利于迅速的建立人际信任。但人际信任是患方产生信任的根源。患方对医疗机构或医生群体的信任来自个人既往经验，或由各渠道获取的他人的人际经验。

无论是系统信任还是人际信任，患方会对医方的信任是无法建立在完全理性的基础上的。在现代复杂的社会系统中，个人是难以获取信完全的信息，患方缺乏医学专业知识，处于病痛焦虑中，相对医方而言是弱势群体。面对医疗结果的不确定性，患方没有足够的精力、能力和时间来证实对医方的各种推测。患方对医方的信任只能是在有限的理性基础上的非理性态度。面对医疗风险，患方愿意相信医方会代表病人利益采取相应的决策，这可以看成是一种道德判断。信任是“一种信念的状态”以及“坚持认为信任的理性是真正的理性”。

综上所述，技术能力和信托道德，是患方信任医方通常会考虑的两个方面。技术能力包括医学知识、操作技能和人际交往能力。信托道德包括重视患者利益、向患者传达真实信息和保护患者隐私。

（三）医方对患方的信任

从多学科的视角来看，医方对患方信任的定义也同样遵循上述逻辑，依旧可以划分为系统信任和人际信任两种类型，仍视同医患双方存在委托代理的心理契约。这种契约除了反映在明确而具体的正式医疗合同内容中，在双方的内心中还会以制度规范和道德情感为基础，对双方交换关系中的付出与收益进行相应的衡量和对比。所不同的是，医方作为代理人，在医患委托代理关系中，有着明显的优势，而患方处于劣势。一方面，医疗机构所提供的医疗服务具有不可替代性，医疗资源稀缺性强;另一方面，医疗技术具有高度专业性，医方处于信息优势，对医疗方案的决策和执行有主导权[2]。在现实的医疗服务市场上，为了经济利益，个别医生或医疗机构可能会利用其优势，做出不利于患方利益的事，比如诱导过度的医疗消费、掩饰不良的医疗效果等。但总体来说，在“尊重生命”的价值约束，医疗法规的制度约束和千百年来“医者仁心”的道德约束下，医生群体仍获得了普遍的信任[3～4]。

由于患方处于弱势，绝大多数文献研究患方对医方的信任，关于医方对患方信任的研究极为少见。有国内外学者认为医方信任患方的维度是：认知能力和信托道德[5～7]。认知能力主要指患者识别理解医生传递的医学信息、医疗计划、病情管理决策等相关内容的能力。信托道德主要指病人的真诚和诚实，即病人尊重医生，并能如实告知病情和积极配合治疗。

（四）医患信任的交互性

医患间的信任是相互作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两者都涉及到对未来行为的期望。例如，医生需要信任病人提供的信息或承诺，进而开展治疗。医生对病人的信任似乎增强了病人对医生的信任，相反，缺乏医生的信任会给病人带来负面的影响。

在面对可选择性治疗的情况下，如果医方不信任患者，就难以选择最适合病患的方法，甚至会拒绝提供医疗服务。比如求医者具备正常的生理功能，为容貌美观，寻求锦上添花的口腔正畸治疗的情况，如果医生认为求医者心理健康程度差，为避免纠纷，会拒绝对方的请求。因此，为促进医患互信互利，从医方角度研究对患方的信任，有其价值，不容忽视。

三、医患信任的实现途径

依据医患信任的内涵，从不同学科视角出发，我们可以从健全制度，倡導道德、促进沟通和营造情境，四条路径来探讨口腔正畸治疗中医患信任的建立和维护。

第一，健全法律法规，保证行医资质。目前，正畸治疗服务市场上，鱼龙混杂，存在非正畸专业且没有相关临床经验的医生开展正畸治疗的现象。非专业的医生，不懂得从牙周病学、正畸力生物学、三维影像学等多方面综合分析病例，矫正实施不当，容易产生颞下颌关节病、牙周支持组织的损伤、牙根过度吸收等问题，引发医患矛盾，甚至导致患方对医方系统性不信任。医生的资质和能力是获取患者信任的首要因素。因此，仍需完善医疗机构管理、从业人员行为及医疗事故处理的法律法规，尤其是相关部门需切实尽到监督及施行职能，规范医疗服务市场，调节平衡医患关系，让患者有法可依，从而建立制度信任，提升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度。

第二，创新医德考核制度，体现人文关怀。出于功利目的，个别正畸医生可能对临界病患，采取高费用、高风险的过度医疗。这种行为属于医疗卫生法律监管的灰色地带。要遏制此类现象，就需要倡导社会主义医德，对医生形成软约束。医生的道德自律，是一个需经时间沉淀的过程。从社会舆论、医学人文教育、医院考核等方面长期开展医风建设，特别是将医德医风考核制度化和规范化。因此，医院需要创新组织管理模式、考核测评程序和绩效分配机制，其目标导向就是要将“救死扶伤，防病治病，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健康服务”的社会主义医德内化为医生的处世信念。

第三，促进沟通，达成相互理解和尊重。对于正畸治疗，公众的主观认知和正畸医学的客观发展程度有很大差异。公众多期许容颜改善的结果，对治疗的难度风险缺乏足够的认识。这种认知上的差异，容易引发医患间的误解和矛盾。一方面，医方需要通过媒体教育、医生告知、前台引导等多种方式，充分告知患者正畸治疗的风险及相关常识，尤其在正畸的方法与材料的选择上充分沟通，达成共识后签署知情同意书。另一方面，医方对患者的努力和支持应给予积极反馈和肯定，对治疗中的消极情绪给予及时的安抚疏导。

第四，营造情境，形成亲切可信的就医氛围。正畸治疗不能享受医保报销，属自费项目。在费用支付方式无差异的情况下，通常三甲公立医院的正畸口腔门诊人满为患，而私立口腔诊所门可罗雀。正畸医疗服务供求出现结构性失衡。公众对私立口腔诊所门缺乏系统信任，因此私立口腔诊所更需注重人际接触，通过营造亲切可信的就医氛围，来获取人际信任。医方可以从工作纪律、团队建设、预约诊疗、人员服务、便民措施、环境卫生、公益宣传等方面加强管理，将医疗信息公开化，诊疗费用透明化、医疗服务人性化，提高就医体验，消减因信息不对等导致的医患信任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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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晓 群]

作者：马澜 许玲 朱佩枫 孙源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