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贸易壁垒战略毕业论文

摘要：文章首先分析了近年来特惠贸易协定盛行的情况以及原因，在此基础上从历史角度分析了特惠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协定之间的相互关系，探讨二者保持一致的可能性，特别以普惠制为例，论证特惠贸易协定偏离多边贸易协定的可能表现，最后通过评价现有解决思路，试图发现多边贸易协定可以从哪些途径加强对特惠贸易协定的监控。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WTO贸易壁垒战略毕业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WTO贸易壁垒战略毕业论文 篇1：

欧盟推动WTO改革：主张、路径及影响

[提要]欧盟在多边贸易体制受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威胁之际，率先提出WTO改革方案，其主张包括：强化对“扭曲市场”行为的监督;对“发展中国家”重新分类;实行“灵活的多边主义”，推进诸边谈判;提高争端解决机制的效率和透明度等。欧盟的主张与其近年来贸易政策的调整一脉相承，推动WTO改革的路径呈现出内部改革先行、积极拓展双边和灵活协调多边的三位一体特征，有助于将各方从“关税战”前线拉回到理性的“规则谈判”上来。但欧盟推动WTO改革本质上立足于其自身利益考量，其局限性无助于真正解决当下WTO和贸易自由化的困境。

[关键字]欧盟、WTO改革、贸易政策

[文献标识码]A

当前，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的压力及欧盟等其他西方力量的推动下，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上升为全球优先议题。欧盟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受益者、维护者和多边规则的倡导者，在推动WTO改革进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剖析欧盟关于WTO改革的具体主张和推进举措，有助于理解欧盟立场及其行为逻辑，寻找中国与欧盟合作推动WTO改革的方同。

一、欧盟WTO改革方案的提出

特朗普上台后实施以“极限施压”为特点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各贸易伙伴进行贸易调查，威胁加征关税。更为严重的是，特朗普延续了奥巴马政府阻挠WTO争端解决机构上诉法官任命的做法，以此逼迫各方解决美国的不满，尤其是有关WTO的“司法越权”（judicialoverreach）问题，美国认为WTO对成员的国内法进行“重新审查”（denovo review），“在对争端的解决不必要的问题上发表咨询性意见”或“附带判决”（obiter dicta），以及“上诉机构声称其报告有权作为先例”等做法是上诉机构“在创造自己的规则”。如今，上诉机构仅剩下3名法官，勉强达到审理案件的最少数量，而其中两名法官将于2019年12月10日任期结束，届时若仍无新法官上任，上诉机构乃至WTO将陷入实质性瘫痪。WTO面临的危机引发欧盟担忧。虽然美欧曾共同主导了国际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但相对美国，欧盟更尊重并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权威，即便在美国咄咄逼人的贸易制裁压力下，仍强调多边贸易规则和秩序的重要性。在欧洲，主张必须强硬回击的学者以及担心连锁报复将破坏WTO体系或者已经开始探讨“后WTO时代”的学者都认同一点：捍卫WTO规则才符合欧盟的长远利益。

在美国威胁加征关税的压力下，欧盟一方面与美国进行双边试探和磋商，另一方面也担忧并酝酿挽救WTO机制。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意识到美国正在背弃现有的多边贸易体制和规则，一度犹豫是否还能依靠WTO解决美欧贸易争端。2018年5月，美国仍未在加征钢铝关税上给予欧盟永久豁免权，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表示，欧盟“除了发起WTO争端解决诉讼己别无选择”。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马尔姆斯特伦（Cecilia Malmstrom）则表示，“欧盟的回应将遵守WTO规则”，但“不会在WTO发起争端解决诉讼，因为美国的做法明显与各方认同的WTO规则背道而驰”。口径的不一致体现出欧盟对WTO机制有效性的担心。

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于2018年6月28日通过决议，面对贸易摩擦升级，为维护基于规则的多边体系，建议欧盟委员会针对WTO的几大关键职能领域提出综合性改革方案，包括：更灵活的谈判，对产业补贴、知识产权和强制技术转让等问题设立新规，降低贸易成本，针对“发展中国家”身份问题的新方案，建立更加有效、透明的争端解决机制以确保公平竞争，提高WTO的透明度和监督职能等。欧洲理事会的决议标志着欧盟成员国对WTO改革的意义及方向达成一致。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也认为，以WTO为载体的多边贸易体系是国际贸易的最佳选择，呼吁欧盟委员会和其他WTO成员共同解决上诉机构所处困境，主张美日欧三边合作解决“不公平贸易行为”问题，并推进多边贸易议程。

基于欧盟三大机构的一致立场，欧盟委员会于2018年9月18日提出欧盟关于WTO改革的方案，即《WTO现代化：欧盟未来方案》（以下简称“欧盟方案”），包括以下主张：

第一，强化对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打击。“欧盟方案”指出，WTO的监督机制失灵，无法保证成员将其补贴情况通报贸易伙伴，以致无法彻底解决某些成员产业补贴、国有企业问题以及“扭曲公平竞争”的做法;建议改善透明度和补贴通报，约束国有企业，主张制定新规解决服务和投资壁垒，包括强制性技术转让和数字贸易壁垒，呼吁解决国际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问题，尤其是取消渔业补贴。

第二，重新制定“发展中国家”的标准和待遇方案。“欧盟方案”指出，“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无差别的区分已经不能反映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现实”，从而造成“谈判障碍”，建议：1.鼓励成员“毕业”，不再享受特殊和差别待遇，提供预期能够全面履行《WTO协定》所有义务的详细路线图，并将此点纳入对该成员贸易政策的审议进程;2.未来协定中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应有“时限”，并考虑成员数量和协定的自由化水平;3.要依据一系列的详细分析来决定是否在现有协定中给予额外特殊和差别待遇。

第三，以“灵活的多边主义”推进诸边谈判（plurilateralnegotiations）。“欧盟方案”指出，WTO谈判功能受阻，多边协定谈判成果寥寥無几，主要原因在于协商一致原则限制了谈判成果的达成。因此，谈判方式需增加灵活性，在无法获得多边协商一致的领域，应积极支持并推进诸边谈判，谈判对所有成员开放且谈判成果在最惠国基础上可以适用。对此，马尔姆斯特伦曾表示，“WTO成员应该可以自由地以不同速度前进，在不同的时间统一并达到标准，从而在关键领域的谈判取得进展。”

第四，挽救争端解决机制，化解其停摆危机。“欧盟方案”对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建议主要是回应美国对WTO上诉机构的不满，建议主要包括1.《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第17.5条可改为“在任何情况下，有关程序不应超过90天，除非案件当事方成员同意”;2.针对即将离任的上诉法官的过渡规则，建议规定，即将离任的上诉法官应完成其任期内己召开一次听证会且未决的上诉案件的审理;3.针对“上诉机构作出对解决争端不必要的、冗长的咨询性意见或附带判决”的问题，建议DSU第17. 12条的表述加上“在解决争端的必要程度内”;4.针对“上诉机构对于事实的审查和对成员国国内法的重新审查”问题，建议澄清应限于“专家组报告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和专家组所作的法律解释”，其中不包括国内措施的含义;5.建立上诉机构和WTO成员定期交流机制，对系统性问题或法理发展趋势交换意见;6.对于上诉法官独立性问题，建议任期只一届但每届任期时间可增加至6至8年。

总体来看，欧盟想通过WTO改革实现三大目标：一是化解美国对WTO的不满，避免争端解决机制瘫痪;二是更新规则，压制“不公平贸易行为”和“发展中国家”身份带来的贸易优势;三是更灵活务实地推进贸易自由化谈判。

二、欧盟推动WTO改革的动因

在美国推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背景下，欧盟一方面力图保住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另一方面，其本身也认为全球经贸格局己发生深刻变革，WTO的有关规则亟需更新，迟迟没有进展的新一轮全球贸易自由化谈判也应寻求新的方式实现推进。

（一）多边贸易体系瘫痪对欧盟经济不利

在全球几大经济体中，欧盟对外贸依存度最高，对外贸环境的变化更为敏感，进出口均依赖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6年货物和服务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贡献率，美国为11.9%，中国为19.7%，日本为16.1%，加拿大为31%，欧盟则高达43.2%欧盟各成员国中，德国为46.1%，法国为30.2%，意大利为29.8%，荷兰达到82.4%。2008年金融危机后，就货物和服务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来看，美国和加拿大增幅平缓，分别低于1%和3%，日本增长也不到4%，2015-2016年间甚至出现下降，中国下降了近5%，欧盟则逆势而行，持续增长了近10%。

对欧盟而言，多边贸易体系的正常运转不仅是全球贸易正常开展的保障，也是防止“霸凌”行为的屏障，一个失去多边贸易体系规制的美国可对欧盟任意施压。2018年底，美国仍未结束关于汽车进口的“232调查”，德国三大车企等不及欧盟官方与美国磋商，高管亲赴华盛顿进行游说。此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2018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19年欧元区经济增速将继续放缓，从2%下降到1.9%。由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空间有限，内部结构性矛盾仍无改观，欧盟必须竭尽全力维护对自己有利的外部贸易环境，以维持经济和就业的稳定，避免令已经深陷重重危机和矛盾的欧洲一体化雪上加霜。

（二）新兴市场国家竞争优势上升促使欧盟酝酿修改贸易规则

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提升，尤其是中国、印度等在中高端制造业领域也崭露头角，令欧洲国家倍感压力，表面上指责“产业补贴”和“强制技术转让”等问题，实则不满国际产能格局、技术力量的变化冲击其原有经贸优势，因此酝酿修改贸易规则。欧盟委员会于2017年发布了《驾驭全球化反思报告》，既不是要像美国那样“邊缘化”多边机制，也不是对这些机制予以“无条件支持”，而是在维系这些机制存在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修改。马尔姆斯特伦表示，“非西方国家正在快速发展，奋起直追……我们却还在用1995年的规则，几乎没有更新和改变，有些甚至仍和1947年一样。”

欧盟不具备超级大国的综合实力以在谈判中占据明显优势，其在国际政治中最大的资本就是“规范的力量”，通过将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并推广为约束各方的国际规则，继而依靠并维护“基于规则”（rules-based）的国际秩序来实现利益最大化。因此，欧盟对WTO的改革不仅是要在中短期保持这一多边贸易机制的稳定，还着眼于从长期塑造全球化，保证贸易规则对其有利，以此作为应对国际经济格局变革及新兴市场经济体竞争优势的工具。

（三）全球贸易自由化谈判进展缓慢驱动欧盟寻求高效谈判模式

欧盟受益于高标准的多边贸易协定，因而一直积极推动谈判，力图扩大国际市场准入。随着产业竞争力增强以及欧盟对贸易谈判权的掌控，为寻求更广阔的国际市场，欧盟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雄心甚至一度超过美国。然而，近年来，欧盟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努力受挫，WTO框架下既有谈判模式难以克服新旧矛盾，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停滞不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美欧之间仍无法弥合农业等领域的深刻分歧，同时，全球经济增长的“蛋糕”缩小，利益分配难平衡，反全球化民粹主义兴起，不论是WTO框架下的多边谈判还是区域贸易协定谈判，甚至美欧之间的自贸谈判都缺乏政治和社会资本。

2017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第11届WTO部长级会议上，马尔姆斯特伦指出，WTO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无法讨论成员的关切并就努力的方向达成一致”。大会闭幕时，马尔姆斯特伦对此次会议连解决有害渔业补贴都没有取得成果表示失望。因此，与“多速欧洲”理念或“竞争性自由化”策略类似，欧盟主张在WTO平台上通过诸边谈判的方式，允许一部分成员先就一些议题进行谈判，减少利益分歧对谈判进程的阻碍，以提升WTO实现贸易自由化的效率。

综上，欧盟之所以能够先于其他经济体，在短时间内提出一个形式上较为完整的改革方案并积极推动，关键在于其自身对多边贸易规则也确实有新的诉求，并己酝酿数年。

三、欧盟推动WTO改革的路径

将欧盟的WTO改革主张及实践放到其近年来整个贸易政策的革新过程中看，可发现欧盟采取了“内部一双边一多边”三步走策略，内外一体，层层推进，WTO改革不过是强化其贸易政策的最后一环，是欧盟内部贸易政策更新在国际层面的投射。

（一）内部改革先行，升级贸易政策工具

“欧盟方案”浓墨重彩地阐述了如何解决“扭曲市场”的政府补贴问题，事实上，欧盟内部对“贸易防御工具”（Trade Defence Instruments，TDI）早己更新完毕。TDI是当欧盟产业受到“倾销”和“补贴”的进口伤害时，为产业再造一个具有竞争力的环境而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包括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safeguards）三项内容。2015年至2016年，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争论激烈，尽管2016年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以压倒性票数通过非立法性决议，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呼吁欧盟采取反倾销措施，但欧盟委员会彼时并未如美国一样立刻执行，而是着手在内部升级TDI，以建立新的比价标准。早在2016年4月，欧盟委员会就提出对现有TDI进行立法修改的建议。2017年底，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就“TDI现代化”达成共识，2018年6月，欧盟新TDI正式生效。

升级后的TDI不纠缠于判断“市场经济”或如何解释“第三国比价”的适用期问题，而是引入“重大扭曲市场行为”概念，以此作为判断是否构成“倾销”并取消“低税率原则”的新标准。另外，在所有的反补贴调查中，欧盟委员会都将取消“低税率原则”，以加强对国外补贴的打击力度。这意味着，欧盟将由内而外推行“扭曲市场行为”这一概念，在WTO层面淡化“市场经济”这一各方争议且难以操作的标准，保证对中国征收双反关税的“合法性”，甚至会令针对中国的双反关税不减反增。

（二）拓展双边经贸伙伴关系，以双边标准压多边

除了更新TDI，金融危机后，欧盟还加快推进双边自贸协定谈判，在全球经贸不景气的情况下，尽可能营造对其有利的贸易环境和伙伴关系。目前欧盟仍与20多个国家或地区进行着自贸谈判。有观点认为，欧盟是拥有最多双边贸易协定的贸易主体，因此不论是遭遇WTO瓦解还是面临一个没有美国的WTO，欧盟都不会是最惨的一个，仍可正常开展对外贸易。欧盟一韩国自贸协定就将欧盟对韩贸易从2011年116亿欧元的逆差扭转为2016年31亿欧元的顺差。

此外，欧盟一加拿大“综合性经济贸易协定”（CETA）和“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EU-Japan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EPA）还具有长远的战略考量。2017年2月15日，欧洲议会通过了CETA，该协定内容包括：减免99%的关税，获益企业广泛;为欧盟企业提供史无前例的政府采购准入优惠;在不降低标准的前提下减少企业支出;改革投资保护机制，严格规定了政府为公共利益进行监管的权利，设立投资法院体制（InvestmentCourt System），取代了在传统欧盟投资协定中广泛存在的投资者一东道国投资争端解决机制（ISDS）;保护民众在工作和环境上享有的权利，为可持续发展建立了新的全球标准。容克表示，“这项协定包括我们所要的贸易政策各项内容……同时也是展现我们价值观、驾驭全球化并塑造全球贸易规范的工具。”

如果说CETA有助于欧盟实现为全球贸易设立新标准的战略目标，那么EPA则更具地缘政治考量。在这一协议中，为制度化欧日战略盟友关系，切实推进欧盟的“亚洲战略”，增强其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存在，巩固与其价值观一致且支持全球化的西方伙伴的关系，并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团结中美之外有助于塑造全球化进程的力量，欧盟对日本核心利益诉求的照顾与满足要多于日本对欧盟妥协，如欧盟几乎完全满足的日本对欧盟汽车市场开放的要求，但日本并未完全滿足欧盟对日本食品和农产品市场以及公共采购市场的要求。

（三）灵活协调多边，组建多重改革阵营

在WTO改革问题上，各方立场共识和差异并存，对此，欧盟突出其务实态度和灵活性，就改革议题侧重的不同组建或参与不同的“意愿联盟”，以求提高协商和行动效率。

1.组建针对“不公平贸易行为”的美日欧改革阵营。尽管欧日与美国在WTO作用、多边贸易体系的未来及上诉法官遴选等问题上存有分歧，但三方仍在主导WTO改革方向上密切合作。从2017年底到2018年底，美日欧就WTO改革问题进行了五次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所涉及的改革目标层层递进。

第一，就维护“公平竞争”的终极目标达成共识。三方在2017年12月发表关于维护“公平竞争”的联合声明，对“政府支持”造成的“严重产能过剩”问题以及政府补贴、国有企业、强制技术转让和本土成分要求造成的不公平竞争条件表示共同的担忧，声称将在WTO及其他论坛上通力合作，消除其他国家“扭曲市场”和“保护主义”行为。

第二，就如何强化规则和措施达成共识。2018年3月，三方就加强针对产业补贴的规则、WTO的通报要求和贸易扭曲行为的信息共享达成一致。2018年5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巴黎会议期间，美日欧三方再次就上述议题进行会谈，并达成《欧盟一日本一美国制定更为严格产业补贴规则的基础界定文件》《关于技术转让政策和做法的联合声明》《关于市场导向条件的联合声明》，三份文件中多处表达出对WTO规则进行完善与改革的意愿，强调将坚决致力于推动未来与WTO相关的讨论。在2018年7月容克与特朗普达成的协议中，也包括“对WTO进行改革的内容”，声称要与“志同道合的伙伴”紧密合作改革WTO，解决盗用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和产业补贴等不公平贸易行为，以及国有企业产生的市场扭曲以及产能过剩问题。2018年9月25日，美日欧三方再次会谈，就非市场导向、产业补贴、强制技术转让问题及WTO改革再次发表联合声明，三方一致同意推动WTO改革，将就WTO监测和监督职能改革的共同提案，供世贸组织货物贸易理事会下次会议审议。三方还要求加强常规委员会的活动，指示专家就三方可能提出的潜在联合提案进行讨论，以及促进最佳实践和提高各委员会的效率。

第三，就“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达成共识。在2018年9月的纽约会谈中，三方认为过于宽泛的分类以及发展地位的自行认定，阻碍了WTO谈判新的贸易扩展协议，且损害其有效性，呼吁WTO中声称拥有发展中国家地位的“发达成员”在WTO谈判中作出全面承诺。

第四，就严苛的惩罚措施达成共识。2018年11月1日，欧盟与美国、日本、阿根廷和哥斯达黎加就透明度问题向WTO联合提议，其中引发争议的是加入了严苛的“惩罚条款”，即如果成员国在未通报WTO的情况下持续对本国产业采取优惠措施，将可能面临“被除名”的处罚。WTO规定，引入可能影响贸易的补贴和制度时，成员国有义务向WTO通报。然而，美国等不满“有经济体长期对钢铁等产业提供过度补贴，却几乎从未提交过报告”，要求改变即使不报告也不会遭受惩罚的现状。因此，该“惩罚条款”建议，若未报告的国家在2年之内不改正，则该国无法担任WTO理事会主席等职务，并被要求向WTO缴纳更多的会费;1年之后仍不改正，则将被认定为“停止活动国”，限制该国的发言机会，“实际上接近于停止活动资格”

2.组建改善争端解决机制和“扭曲市场行为”的改革阵营。这一改革阵营不包含中美两国。2018年10月24-25日，欧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挪威、瑞士、韩国、新加坡、巴西、墨西哥、智利和肯尼亚等13个WTO成员的国际贸易部长齐聚渥太华，专门讨论WTO改革，最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与“欧盟方案”的内容高度一致，包括：首先改善争端解决机制，化解上诉机构危机;其次，支持重启WTO的谈判功能，通过多样化形式推进，且要解决补贴造成的市场扭曲问题;最后，认识到确保WTO实施有效监督和透明度的重要性，承诺将共同寻求具体解决方案，如美日欧在WTO改革提议中强调的“提升对通报义务的遵守”。

3.组建针对上诉机构危机的改革阵营。2018年11月26日，欧盟与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冰岛、印度、韩国、新西兰、墨西哥、挪威、瑞士、新加坡提交了关于化解WTO争端解决机制僵局的具体措施的建议，包括：（1）制定新规以明确卸任的上诉法官在何种情况下可以继续完成尚在进行中的诉讼程序;（2）确保诉讼程序在90天内完成，除非诉讼各方都同意延期;（3）澄清与诉讼有关的法律问题不包含国内法的含义;（4）指明上诉机构应该只解决与纠纷本身有关的问题;（5）建议WTO成员及上诉法官召开年度会议，以开放的方式讨论系统性问题或法学趋势。上述内容基本与“欧盟方案”中关于改革上诉机构和程序的建议一致，也全面回应并安抚了美国对上诉机构的不满和意见。2018年12月，欧盟与中国和印度也向WTO提交了一份针对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建议，提出将上诉机构成员数量从7名增至9名，每人只有6年或8年任期，但若任期结束时没有接任者，则最多可再延期两年。

此外，除了将WTO改革问题纳入美欧自贸谈判中，欧盟还同时与中国成立了WTO改革工作组。

四、“欧盟方案”及相关举措对WTO改革的影响

贸易政策的一体化和欧元的启动使欧盟可以像一个“大国”一样参与国际经济体系，在WTO中与美国形成G2权力结构，并在美国领导力缺失的西雅图会议之后赢得了多边主义领导者的赞誉。凭借在WTO的地位和影响力，欧盟在推动WTO改革问题上体现出主动性、灵活性和领导力，有助于扭转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战升级的势头，维持多边贸易体系的框架，为各方化解分歧、凝聚共识提供机会。但“欧盟方案”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其本质上是欧盟贸易政策的延伸，出发点与多边贸易体制的终极目标仍有差距，难以解决根本矛盾，甚至加剧了一些分歧。

（一）有助于将各方从“关税战”拉回到多边规则谈判的平台

在特朗普贸易政策逼迫各方陷入“关税战”并使多边贸易机制被边缘化的情况下，欧盟率先对WTO提出成形的改革方案，展现出成熟的经济外交能力、议程设置能力及对全球经贸治理的充分准备。尽管“欧盟方案”内容未必为各方一致认同，但方案文本毕竟提供了谈判的基础，将各方从应激式的关税制裁重新拉回到理性的规则博弈上来。此外，欧盟还务实地依据各方分歧与共识，灵活组建并协调多重“意愿联盟”和改革阵营，相互形成压力，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绕开分歧，跳出僵局，从而盘活各方携手推动WTO改革的意愿。

（二）并未弥合与美国在WTO改革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欧盟推动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努力没有解决美国的核心关切。2018年10月，欧盟与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发表的联合声明虽提及争端解决机制改革，但并无具体措施;2018年11月，欧盟与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等国提交的针对上诉机构运行改革的建议虽基本覆盖到美方关切，但在美国看来并没有彻底解决上诉机构的“越權解释”问题，尤其是涉及到“建设性模糊”（constructive ambiguity）案件，而且建立WTO成员与上诉法官的定期交流机制顶多使涉及“建设性模糊”的案件可以送回立法机关（legislative remand），而不太可能就解决立法不确定性而开启谈判;2018年12月，欧盟与中国、印度提交的改革建议主要涉及上诉法官数量及任期问题，且美国可能以更难制衡上诉机构的权力而否决“更长任期”的建议。由于对WTO改革的关键诉求没有得到满足，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新发布的《2019年贸易政策日程与2018年工作报告》中声明2019年仍将“坚持改革争端解决机制的立场”，说明美国会继续以阻挠上诉法官任命的方式实现其目的。欧盟做出多方努力仍无法满足美国诉求，归根结底在于美欧对于以何种路径建立国际贸易秩序有根本分歧。

美国本质上是想减少WTO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权，以享有更多的贸易自主权和更少的国际法约束，这与欧盟依靠国际规则和制度来保障“公平”并防止“霸凌”的主张是存在根本性分歧的。欧盟不愿在“基于规则”和“多边主义”原则上妥协，美国也以《美墨加协定》作为开端，在颠覆原WTO规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因此，尽管美欧在打击“不公平贸易行为”和修改“发展中国家”标准等方面完全一致，但在是依托国际制度还是听命于权力政治、是走功能主义一体化还是自由政府间一体化道路这一根本问题上，二者其实是为全球治理的未来提供了两种不同路径。

（三）加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

欧盟与美国之外的各方对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建议未化解美国不满，联手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改革行动也没有缓解甚至会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贸易问题上长久以来的矛盾。重新设定“发展中国家”标准，不利于弥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歧，更无助于克服成员发展的差异性和多元利益格局对多边贸易谈判构成的阻力。美国也于2019年2月15日提议WTO改革要大幅减少有资格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国家数量。关于“发展中国家”概念的质疑本质上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竞争力上升的担忧，对“发展中国家”重新分类只会加剧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内部己然恶化的立场分歧。

此外，片面强调“公平”，强化对部分成员的规制，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贸易保护主义对多边体制的威胁。“欧盟方案”中被暗示存在“扭曲市场”行为的成员并非当前贸易保护主义的发起者，反而恰恰都受益于并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祭出这些WTO成员的利益以安抚实际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成员，只能是縱容保护主义，离真正的“自由且公平的贸易”越来越远。

再者，对于欧盟提出的“诸边谈判”模式，很多发展中成员现在意识到这是以牺牲多边体系为代价强推在电子商务、国内监管、投资便利化等争议较大的议题上的谈判。如乌干达代表认为，启动在电子商务议题上的诸边谈判将使1997年建立的电子商务多边工作组陷入停滞，诸边谈判将改变WTO的决策本质;代表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岛国的瓦努阿图坚持协商一致原则，认为仍应以多哈发展议程为优先;印度为首一些成员也坚持重申应完成多哈议程所有议题的谈判。

综上所述，欧盟WTO改革的目标与其贸易政策一脉相承，其“内部一双边一多边”三步走的策略也显示出欧盟试图将其对自身面临全球竞争和挑战的关切逐步推向多边平台，同时分化组合持不同立场的各方，分头推动其关切的议题，这种狭隘性限制了欧盟“规范性力量”和全球经贸治理领导力的发挥，化解不了眼前危机，也消除不了WTO的根本矛盾。

五、结语

当前，贸易保护主义令中国和欧盟都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中欧都面临关税战损害经济的风险，中国还要预估被围堵的可能，欧盟也陷入被迫“选边站”的困境。在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抗争从必然双输的“关税战”逐渐转移到可实现双赢的“规则博弈”之际，中欧作为多边贸易体制和规则的坚定支持者，应抓住机遇，在WTO改革上扩大共识、加深合作，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促其释放更多贸易红利。双方应发挥各自优势，在协调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立场问题上发挥桥梁作用，同时双向扩大市场准入，将全球经济增长的蛋糕重新做大，共同致力于打造下一个全球经济增长点。

作者：石岩

WTO贸易壁垒战略毕业论文 篇2：

特惠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协定：一致或侵蚀

摘要：文章首先分析了近年来特惠贸易协定盛行的情况以及原因，在此基础上从历史角度分析了特惠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协定之间的相互关系，探讨二者保持一致的可能性，特别以普惠制为例，论证特惠贸易协定偏离多边贸易协定的可能表现，最后通过评价现有解决思路，试图发现多边贸易协定可以从哪些途径加强对特惠贸易协定的监控。文章认为并存仍然是趋势，贸易自由化的版图仍将错综复杂，而软法途径可能是目前惟一可行的方案。

关键词：特惠贸易协定；多边贸易协定；一致性

文献标识码：A

特惠贸易协定（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过去被更多地译为“自由贸易区协定”，但实际上其涵盖的内容比惯常理解的自由贸易区协定要宽泛得多。特惠贸易协定是少数成员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服务协定、关税同盟的总称，它与多边贸易协定的概念相对应。

近二十年来，不仅是区域性成员之间有了更多此类安排，互补型贸易伙伴之间、经济发展阶段相似的国家之间以及出于政治结盟考虑的国家之间，都开始尝试并且也有效结成了许多特惠贸易协定。这与启动已过十年却至今无果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关于特惠贸易协定到底是多边贸易协定的威胁还是必要的补充，始终是一项有争议的问题。甚至特惠贸易协定到底是促进了全球范围的贸易自由化，还是造成了更大的沟壑和歧视性贸易，也一直困扰着学术界。

一、特惠贸易协定的现状、成因与趋势

20世纪90年代开始，特惠贸易协定（以下简称PTA）的数量迅猛增长。根据WTO的统计，向它通报的成员方缔结的特惠贸易协定已经从1992年的累计20件，增长到2012年1月15日年的累计511件。WTO所有成员，除了蒙古以外，都同时又是1项以上PTA的成员。以加拿大为例，就同时谈判着14项PTA。发展中国家也成为这类协定的主要参加国。平均每个非洲国家都同时参加了4项不同的协定。而平均每个拉美国家则可能隶属于7项不同的协定。PTA呈现出成员重叠、数量增长迅猛、内容涵盖广等蓬勃发展的势头。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国家越来越主动地参加或谈判PTA呢？曾经有经济学家试图使用多米诺理论来解释一国可能出于对被排除在这一协定外的成本的考虑，而选择置身其中而不是其外。后来更多的经济学解释集中于规模效应和经济的相似性对PTA的推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又有些不同，他们认为政府对外签署这些协定可能是为了对抗国内的改革阻力、国家安全、加固在多边谈判中的地位，或者为了应对其他协定。最近的研究则更多地关注国内体制、政治集团和官僚利益以及国际冲击。

在最新的经验性研究成果中，通过对1990年以后的历年PTA数据的实证研究，认为贸易转移的威胁是各国达成PTA的重要原因，另外，历史性或天然的贸易伙伴之间也容易达成PTA，还有，地理相近仍是重要促因。大多数PTA最初的目标就是自由化和一体化，所以有很多研究聚焦于其对成员国之间贸易的影响。但是，近几年也有研究更关注这样一种趋势：自由化的安排越来越朝向纳入更具体和更精确的规则。

还有一方面的研究则关注于哪些国家之间能更快地达成PTA。Baier和Bergstrand在前人Krugman和Frankel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现从经验（和理论）上显示，一项双边PTA的净收益取决于两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和相似性、距离和相对要素禀赋。另一项研究显示，PTA之间具有连锁效应，所以PTA的盛行正是这种惟恐被边缘化的现状的反映，其他国家参与或缔结PTA也会促使相邻的国家参加或缔结该PTA，类似多米诺效应。

目前，美国参加或签署的PTA有17项，对方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多米尼加、新加坡等多个贸易伙伴。但必须承认，美国的主要签约对象来自中东和北美，这是它重点发展的战略区域，有明显的政治考虑。美国也有普惠计划（Generalized System 0fPreferences GSP），对来自131个指定国家或关税区的4800多项产品给予特惠的免税准人。美式协定的另一重大特征是将更多的政治性问题纳入其中，包括环境、劳工、国家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等，美国正在全球推广这样的美式协定。

欧洲本身的PTA——欧盟大概是最成功的经历。同样，欧洲签署或参加的PTA数量与涵盖的国家范围超过美国。值得一提的是，欧洲参加的PTA中经常涉及技术标准的协定、知识产权的保护、竞争政策的合作、投资与资本流动的自由化、政府采购、保障措施和争端解决等内容，甚至政治、文化与安全合作等。显然，欧洲在PTA中推广这些非贸易问题，比在WTO项下要成功得多。

为了应对美国与欧洲在PTA上的扩张趋势⑩，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选择南南协定。Jagdish Bhagwati教授的《贸易体系中的白蚁》一书中，这样解释南南协定的原因：（1）因为担心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2）希望提高与发达国家对话的地位；（3）多边贸易谈判的核心仍然是欧洲与美国，发展中国家空间很小；（4）PTA十分流行；（5）相信PTA是多边谈判失败后的备选方案。在该书中。他表达了对PTA转移贸易、混淆原产地规则、扰乱多边谈判等副作用的担忧。

由于PTA是如此盛行，各PTA之间其实存在广泛的成员重叠，PTA与WTO之间也同样有成员重叠。这就意味着许多成员同时承担着不同协议下不同程度的开放义务，即它实际上向不同的伙伴国提供的贸易条件可能是不同的，这就违背了WTO所努力推进的非歧视原则，或者说公平贸易目标。但是，即使是WTO，也并不能将全世界所有国家纳入其中。为了加入WTO，新成员国可能要面临诸多双边谈判本身就有很大的歧视性。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认为PTA可能构成对WTO的威胁的许多观点，并不能完全为人信服。在多边论坛深陷泥沼的时候，更多的国家选择PTA，不一定代表了非此即彼的某种取舍。

综上，目前PTA的繁荣具有其一定历史必然性。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PTA的发展呈现出这样四个特点和趋势：（1）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过去更依赖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国家，都开始将PTA做为他们国际策略的重要内容；对于非WTO成员的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来说，PTA是优先的选择。（2）PTA的内容越来越复杂，除了涵括的内容广以外，其自由化的程度和建立的纪律的严厉度，有可能高于多边贸易协定。（3）随着一些发展中大国的贸易崛起，20世纪80年代以前盛行的区域性互惠协定，渐渐让位于跨区域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互惠协定，以及发展中国家区域性南南合作。（4）PTA还呈现出这样截然相反的趋势：一方面跨区域的PTA越来越多：另一方面PTA促成的区域性结盟和区域性对外贸易壁垒也十分明显。

二、特惠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协定：共存、一致或冲突、侵蚀？

从历史经验来看，特惠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协定并不存在绝对此消彼长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第一波特惠贸易协定浪潮，是由欧洲一体化推动的，促成了195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和1960年欧洲自由贸易协定的签定。而与此同时，关税贸易总协定也在关税的减让与成员的扩大上成效卓著，1960-1961年的狄龙回合，以及1964-1967年的肯尼迪回合都是非常成功的多边实践。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第二轮特惠贸易协定浪潮，则有欧洲、美国、亚洲与非洲都参加其中，协定的方式也非常多样，有双边、区域性和诸边等多种协定，有南北、北北、南南多种结盟类型。同期多边贸易协定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1986-1994年历时8年的乌拉圭回合曾濒临崩溃，但最终将多边贸易协定扩展至服务、知识产权、投资措施等多个领域。

21世纪初开始的第三波特惠贸易协定浪潮，有着比乌拉圭回合更大的野心，除了数量众多外，涵盖的范围也拓展至服务、资本流动、标准、知识产权、管理体制、劳工与环境等与贸易相关的议题。相较之下，历时超过10年而未有明显突破的多哈回合却遭到更大的压力和更强的阻力。在这一轮谈判中，特惠贸易协定所呈现出的强劲势头，引起更多人的担心，认为其有可能挤压了多边协定的空间，或者转移了多边努力的兴趣。

PTA的广泛推行，引发的一个特别令人困惑的问题就是“原产地规则（Rule ofOrigin）”受到了干扰。原产地规则事关多项国内贸易管理措施，包括配额、关税、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政府采购、数据采集等，都必须通过确定货物的原产地才能确定是否对之施加这些措施。在大多数国家原产地规则的最基本原则是所谓的“重大改变（substantial Transformation）”。有两种方法衡量什么是“重大改变”：一是制造或加工过程中的“附加值（value added）”方法；二是“关税税目的改变（changes in tariff classification）”。

GATT并未要求各个成员方必须采取同样的原产地规则。大多数国家都有两套规则：一般适用的原产地规则以及专门针对PTA对方国适用的特别原产地规则。原产地规则的滥用可能使得其本身成为一项贸易保护的工具，即对PTA成员和非成员歧视性适用不同的贸易措施。尽管乌拉圭回合中专门针对原产地规则的混乱情形签订了“原产地规则协定”，但该协定要求的“透明、无扭曲效果、无歧视实施、基于积极标准”的原产地规则适用条件，仅是针对多边适用的原产地规则，而不是PTA适用的原产地规则。于是，PTA中原产地规则的特别标准，仍然游离在WTO的管辖范围之外。

原产地规则的混乱对发展中国家尤其不利。许多穷困的小国家只有能力进行一些简单的组装工作，而这样的组装工作可能被排除在原产地规则的认定范围外，那么他们依据PTA，特别是普惠制本来应当享有的优惠就可能无法享受到。发达国家拥有很大任意性并且更加复杂化的原产地规则，将使得PTA的许多安排歧视性更大。

2003年发布的“原产地规则：一张世界地图”的报告，描绘了全世界各国使用的原产地规则的类型、效果和相对复杂度，特别提出PTA项下的原产地规则更加复杂、严格，应当首先得到规范和协调，才真正有助于全世界范围内原产地规则的一致性。必须承认，由于PTA与WTO的共同作用，其成员之间存在多重交叉，使得这个世界的贸易自由化版图相当复杂。Panagariya曾提出，具有差别化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的PTA的盛行，将导致一个杂乱的和不透明的贸易体系，就好象一碗扭曲结团的意大利面一样。

FTA的经济影响仍然要视其结构、成员方、自由化程度而定，特别是一些敏感部门的开放往往比一项宽泛的PTA影响要大得多。即使有关FFA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十多年，但仍然是对整体趋势的一些经验性分析，对于单项PTA的影响测量仍然难度很大。欧盟被认为是最成功的PTA，但是也有经验性和实证性分析证明它对第三国企业实际上抬高了壁垒。即使学者们一再诟病PTA的效率、意义和公平性，PTA仍然是目前各国出于经济或非经济考虑而做出的重要选择。

尽管WTO允许PTA的发展（GATT第24条和GATS第5条），只要求各成员及时备案，但是PTA的盛行越来越引起WT0的关注和担忧。在多哈第四次部长会议上，WTO成员认可PTA在推进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发展方面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强调有必要协调多边与区域性进程。在此基础上，部长们同意展开一项谈判，讨论如何进一步厘清和完善现有的WTO相关规则，同时理顺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的职能，对PTA加强控制，并使得PTA盛行可能造成的风险降到最低。

之后多哈回合有关FFA的谈判集中于两条线：一是关于透明度问题，即对备案程度加以细化，并扩大秘书长在详述一项备案PTA上的权限；二是关于系统性问题，主要针对WTO对PTA进行有效控制的规则，特别是在一些敏感领域，这一条线的谈判进展相当缓慢。多哈回合整体陷入僵局，使得PTA问题的谈判在这一轮中恐怕最多能在第一条线上取得成果。值得关注的是，如果此轮多哈回合完全失败，可能意味着多边自由化在近几年完全停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PTA大行其道，那么若干年后后者可能完全盖过前者。

显然，WTO非常希望能将FFA控制到与多边基本原则保持一致，但却是有难度的。目前WTO对于PTA的监控是很有限的，人们也担心各成员花费在PTA上的人力物力和时间都将使得WTO的多边努力受到忽视或怠慢。另一方面，从欧美的例子也可以发现。由于单个国家参加的PTA数量多、范围广、程度不一，并且存在很多交叉重叠，它们共同的趋势是日益规则化以便于各国进行管理和执行。与WTO相同的是，农产品以及其他敏感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开放都是PTA也同样难以取得突破的命题。

三、一项例证：普惠制反映的PTA与WTO的关系

1964年召开的第一次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特别考虑了对发展中国家出口货物的优惠待遇；1968年它推荐了普惠制（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倡导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给予自动的关税优惠待遇。考虑到这样的普惠制与GATT的最惠国待遇是相违背的，联合国贸发会议也提出在GA33"下应当对普惠制给予豁免。1971年GArry各成员同意通过一项“授权条款（Enabling Clause）”，授权发展中国家可以享有自动适用的特别优惠并且无须承担互惠义务的待遇。该条款最初有效期是10年，1979年其被修改为无限期适用。

欧共体在1971年率先对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实施了一项普惠制。最初的普惠制的特征是配额和关税约束。1995年开始，欧共体不再使用配额，而代之以区分不同产品的关税优惠。美国在其大量的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的PTA中也有包含普惠制。因为是单向给予的，所以普惠制严格限制名单，各发达国家有权自列名单并且要求达到一定贸易能力的发展中国家从这些名单中毕业。

普惠制是应发展中国家要求创设的，但又将主动权完全交由发达国家。各受惠国从普惠制受益也差别很大。最早接受欧盟普惠制待遇的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在最初的几年里在欧盟市场份额曾一度达到6.7%（1976），但是随着普惠制的扩大，该份额降到1998年的3%，而且其出口产品单一，多为初级产品，有10种产品占到其出口的60%。欧盟的普惠制也是有限制的，棉花、糖等许多敏感产品被排除在外。因此，欧盟和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曾为普惠制的修改和具体适用，长有争论。这些国家也拒绝签署欧盟要求的经济合作伙伴协议。因为其中对他们的国内政策改革都有要求。Whalley指出，普惠制对那些受惠国的经济表现帮助不大，而那些成长很快的经济体，包括韩国、台湾、土耳其等，又几乎没有证据显示普惠制对其优秀的经济表现有很大的作用⑩。

普惠制自身最大的问题，可能还存在以下几点：（1）妨碍了受惠国降低关税⑩：（2）产品选择性；（3）对受惠国的歧视性适用；（4）附加条件。

1971年的GATr“授权条款”中明确规定，普惠制必须是“非歧视的”、“非互惠的”和“自动的”。“非歧视的”意味着它不能在发展中国家之间造成歧视性适用，除非是对最不发达国家的优惠。“非互惠的”意味着它是单向给予的，发达国家不得要求受惠国给予对等优惠。“自动的”则意味着它不应当成为与受惠国某项合同性安排的一部分。

由于“授权条款”被认为更多是“允许”，而不是“强制”，所以发达国家在具体实施普惠制实际上都与授权条款的要求不相一致。他们经常选择一些敏感产品，将之排除在普惠制外，在普惠制内优惠的程度也依产品的敏感度而有所差别。他们将一些国家纳入受惠国名单，又可能要求部分受惠国从某种产品上“毕业”。这都不可避免地造成歧视，而且使得受惠国的出口依赖性提高，发展中国家本来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生产可能因为无普惠待遇被放弃了。这实际上造成对贸易的扭曲。

与最初的援助发展中国家贸易的目标有了很大区别，欧美近些年来的普惠制中都纳入了更多的非贸易考虑。以欧盟为例，现有的普惠制可分为五种：普适安排、保护劳工权利的特别促进性安排（special incentives arrangement）、保护环境的特别促进性安排、对最不发达国家的特别安排以及打击非法药品生产与贸易的特别安排。显然，近些年欧美普惠制中加入了许多条件和非贸易目标④，实质上是与GATT“授权条款”相违背的。

综上，普惠制作为一项看起来非常理想化的制度，早已经偏离了最初的设定，与GATr的“授权条款”存在很大的不一致。这也能反映目前PTA实践中可能违背多边贸易协定的普遍问题。单向的对发展中国家特别优惠的普惠制，应当是WTO互惠体制的很好补充，但实际上却成为发达国家达到非贸易目的的重要工具。而WTO对这种明显有偏差效果的得到“授权”的普惠安排，却是无作为的。

四、解决建议与评价

WTO发布的《2011年世界贸易报告》以“WTO与特惠贸易协定：从共存到一致”为题，详细阐述了PTA对世界贸易的影响、新的趋势特征，以及WTO可能采取的对策。显然，PTA已经成为WTO不能忽视的现象，过去讨论PTA是否开放贸易还是加诸了壁垒，它是否会引致多边的开放，它是否会造成歧视和不公平贸易，它是否会提高交易成本；对于WTO来说，现在的问题则是：有什么途径可以将PTA控制在更符合多边体系的范畴内？

目前，关于WTO如何控制或影响PTA的对策建议。主要集中为以下三种：（1）修改关贸总协定第24条、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和“授权条款”，使之更具有强制性，而削弱其“授权性”特征，对PTA加诸非歧视的严格限定条件。这被称为“硬法途径”；（2）对PTA的备案程序进行改革，使之能达到更透明、更具体和帮助更好理解的目标。这被称为“软法途径”；（3）加快多边自由化进程，以增强成员对WTO的信心；（4）将目前PTA越来越多涵括的与贸易有关的其他议题也纳入多边谈判，以减弱PTA的吸引力。

这些建议来自不同角度，有担心PTA使多边谈判结果毫无意义者。有不太确定得失而持谨慎评价者。也有借机希望能将更多的劳工、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塞人多边谈判者。值得注意的是，PTA已经成为一些成员敦促WTO承诺机制做进一步变通的重要工具。因为WTO所奉行的“单一承诺（single undertaking）”不能高效率地完成谈判，在这一轮多哈回合中这一缺陷体现更明显。一些成员提出，与其让无关紧要的各色人等都参与谈判，不如学学PTA由少部分关键国家进行关键议题的谈判，即所谓的“重要多数一致（critical mass consensus）”。

不可否认，区域主义仍然是多边谈判中的阴影。20世纪40年代，即使对美国而言也缺乏一个可靠的区域性选择。在冷战对峙的年代，美国政府除了寻求贸易中的得益外，也竭力重新建立西欧、日本以及其他被认为是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薄弱环节的贸易和经济制度，那时GATF是比区域性协定更有效的选择。今天，不仅是欧洲，亚洲、拉美、非洲、太平洋、加勒比地区都形成了一定的区域性力量。不仅是区域，经济水平相当或者发展阶段相同的国家都能寻找到共同的利益点。这使得WTO的谈判力量图比过去要复杂得多。

尽管WTO有相应的条款涉及PTA的备案与分析。以保证其透明度，但实际上WTO无权在PTA的谈判和签署过程中加诸任何干预和影响。在本轮多哈回合中，有一项谈判主题就是“明晰和完善现有的适用于区域贸易协定的WTO条款”。这项谈判围绕着两方面展开：一是讨论与PTA透明度有关的程序问题：二是希望能确认一些体制性和法律性的实质主题能纳入多边谈判。前者的谈判是富有成果的；后者的谈判则仍然主要是针对GATF第24条的进一步明晰，但却未达成任何协议。

另外，GATT/WTO体系中其他一些制度性问题也有待明确。包括对PTA中的原产地规则，应当加以约束；也应当补充规定PTA中如何处理农产品关税配额问题，PTA成员是否可以相互豁免适用按WTO要求必须非歧视实施的保障措施；另外，考虑到普惠制的新近变化，是否有必要将特殊与差别待遇拓展至“授权条款”之外。

与有关强化WTO中与PTA相关条款的谈判的艰难相佐证的是，WTO成员也不太愿意使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来明晰例如GATr24条等存在的措辞问题。即使从理论上来说，PTA的签署必然使得非成员国的贸易利益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但从未有第三方成员对某项PTA提出质疑。鉴于目前几乎所有WTO成员（除蒙古以外）都同时是一项以上PTA的成员，因为PTA而诉诸WTO的动力也更小。

与PTA的繁荣相比，WTO的多哈回合显得更加迟缓、困难和有一点冷清。基于这样的弱势，更多的成员敦促多哈回合谈判尽快达成一些成果，而不要再拘泥于单一承诺。但是，相反也仍然有许多评论家强烈支持“单一承诺”，重点强调一致同意（consensus）对所有成员的公平性以及最终会促成理性讨论（reasoned argument）。“单一承诺”一直被当作是一种理想，代表着对“每一个体组成的群体意志”的尊重。所有成员，无论其数目如何巨大，都被认为认同该组织作为长期存在的多边体系的价值。

综上，除了在PTA备案程序和对PTA的研究分析问题（即软法途径）上，WTO成员基本同意可以进行细节性改进外，目前WTO其他试图对PTA进行一定制约的努力都没有任何进展。WTO与PTA并存仍然是未来的主要趋势，但希望PTA能与之保持一致则看来只能是形式上的一致，PTA已经在许多方面超越WTO。并且，PTA是一项仅限于PTA成员之间的特殊安排，所以其本身都必然违反WTO的非歧视原则。可以期许的是，PTA的重叠、交叉和多头并进的形势，也必然推动全球贸易走向更开放。相对于WTO，PTA可能是一种更务实的选择，但没有一个国家因此宣称可以放弃WTO。PTA与WTO的关系，仍然是错综复杂的，但绝不代表着必然的相互阻碍和非此即彼的选择。

作者：王中美

WTO贸易壁垒战略毕业论文 篇3：

WTO“特殊与差别待遇”适用之争及中国应对策略

摘 要：自从特朗普执政以来，对WTO多边贸易体制表达了强烈不满，要求中国、南非、印度、巴西等部分停止适用“特殊与差别待遇”规则。特殊与差别待遇规则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经过长期的斗争和谈判中得来的，是维系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贸易体系的重要手段。对于中国而言，特殊与差别待遇具有现实意义，对部分产业有保护作用，也可以对中国参与贸易谈判提供支撑。因此对中国而言，应该坚持底线原则，继续加大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做好中长期停止适用的准备。

关键词：WTO;特殊与差别待遇;适用;争议;改革

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大力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对以WTO为主导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极为不满，其中“特殊与差别待遇”规则被美国政府视为是阻碍“公平贸易”的绊脚石，在多个场合要求已经获得高度发展的部分发展中国家“毕业”，不再享受这一待遇。美国对“特殊与差别待遇”适用的表态得到了欧盟的支持，但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一致反对。美国之所以要求终止发展中国家享受特别与差别待遇，与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是密切相关的。中国是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受益者，在过去18年来得益于此，因此特别与差别待遇对于中国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应该就美国的要求提出自己应对之策。

一、“特殊与差别待遇”规则的演变

GATT/WTO中的“特殊与差别待遇”规则是WTO各类协议中旨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及保护其贸易权力的条款。这些条款赋予了发展中成员在全球贸易体系中某些额外或豁免权利，要求发达国家在贸易中给予发展中国家优惠的义务。“特殊与差别待遇”规则因包含在不同的WTO条约中，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对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内容。按照WTO2018年最新公布的“特殊与差别待遇”规则的内容，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贸易中享有155条优惠待遇，主要分为六个方面：第一，能够增加发展中国家贸易机会的规定;第二，能够维护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贸易体系中获得相关权益的规定;第三，关于承诺、行动及贸易政策灵活安排的规定;第四，过渡期及敏感领域特殊保护的规定;第五，享有技术性援助权利的条款;第六，最不发达国家获得特殊贸易优惠的条款。长期以来，GATT/WTO未对发展中国家的标准进行界定，而是由各个成员在加入WTO的时候进行自我声明，确定是否以发展中国家的成员加入。当前WTO164个成员国当中，超过66%的国家自我声明是发展中国家，这就导致了特殊及差别待遇在适用中产生很大的争议。

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主导了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建立及缔约，最惠国待遇是GATT缔约时的核心原则，给予某些国家以特殊权利或待遇并不在缔约设计者的考量范围之内，而是发展中国家在长期的多边贸易实践中争取而来的。美国在1946年提交给GATT筹委会的缔约草案中，并未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不利地位，引起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不满。1947年在日内瓦缔约大会上，发展中国家提出要根据自身的工业发展情况，无需经过GATT的批准来实施发展保护，主要是进口数量限制。发展中国家的这个提案遭到了美国的反对，最终经过妥协，美国允许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进口工业品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可以采取进口限制措施，但实施该措施的时候，需要获得其他缔约方的同意。只有当发展中国家在出现贸易逆差的时候，进口限制措施无需经过其他缔约方的同意。另外，作为对价，发达国家也保留进口限制措施的使用权。这种对价规定大大削弱了进口限制条款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价值。但该提案依然具有历史意义，即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使其在国际贸易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获得相应的地位承认及关注。

进入1950年代中期之后，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初级品价格波动较大且发展中国家并无定价权，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条件急剧恶化，亟待建立新的国际贸易规则。1964年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首届贸易及发展会议上，77个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发表了《77国宣言》。在宣言中要求发达国家接受发展中国家提出的“非互惠性质的普惠制”要求，即发达国家应该给予发展中国家以优惠待遇，但发展中国家可以不给予发达国家优惠待遇。实际上，这种单方普惠制是对最惠国待遇的一种颠覆。在发展中国家的集体施压下，1964年GATT专门就“贸易与发展”章节召开的缔约会议上，承认了发展中国家这一权利要求。在1968年联合国第二届贸发会议上，发达國家接受了发展中国家提出的非互惠性质的普惠待遇，并同意在自愿原则给予发展中成员限时关税单方优惠。1971年GATT贸易部长会议上，认定非互惠性质的普惠制并不违背最惠国待遇原则。1979年GATT东京回合谈判会议上，GATT缔约方一致同意给予非互惠性质普惠制以永久豁免权，发达国家承诺将会在关税优惠之外给予发展中成员更多的单方优惠。

经过发展中国家长期斗争争取来的非互惠性质的普惠制是GATT时代特殊及差别待遇的核心内容。WTO成立后，继承了GATT关于特殊及差别待遇的全部内容。不仅如此，还在新缔结的条约中扩大了这一规则的内容及条款，但减少了具有实际价值的优惠措施。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基于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在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争端解决等协议中增加了“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内容。但在实施过程中，基于市场准入为前提的特殊及差别待遇条款在执行中大打折扣，而WTO对其实施没有执行相关的监督及审议，导致很多条款流于形式。

二、美国要求对部分发展中国家终止适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做法

（一）在WTO会议及贸易政策报告中要求终止适用

2017年12月，在WTO贸易部长会议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提出，中国、巴西、印度三国不能再享受特殊及差别待遇，要求对这三国终止适用特殊及差别待遇规则。2018年7月在WTO总理事会议上，美国再次指出，中国从WTO多边贸易体系中广获收益，虽然贫困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但中国继续认为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并适用特殊及差别待遇是不合时宜的。同时美国在贸易政策报告中也就这一问题继续论述。2018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2018年总统贸易政策议程及2017年贸易报告》中指出，WTO的特殊与差别待遇规则严重侵害了美国公平贸易权益，WTO至今并没有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明确的分类与界定，这就使得任何国家均可以通过自我声明的方式来宣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从而在特殊与差别待遇规则中获益。并特别指出，中国、南非、印度、巴西这些快速发展的国家享受了和欠发达国家一样的待遇及制度安排，使得新的义务及承诺实施变得困难。

（二）通过提交专门议案要求终止适用

2019年2月，美国政府向WTO秘书处提交了一份名为《一个无差别的WTO：自我声明导致多边贸易体系边缘化》的提案。该提案指出，部分G20、经合组织成员国以及某些高度发展的发展中国家通过自我声明来享受特殊及差别待遇，与该规则旨在帮助不发达国家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的初衷相悖。2019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又向WTO理事会提交了一份名为《总理事会决定草案：加强WTO协商功能的立场》，要求立即取消四类国家享受的特殊及差别待遇：一是经合组织成员国及即将加入该组织的国家;二是20国集团成员国;三是按照世界银行的人均GDP标准已经迈入了中等收入的国家;四是在全球贸易总额中占比5%及其以上的国家。2019年3月，美国公布了《2019年总统贸易政策议程及2018年贸易报告》，进一步指出，特殊及差别待遇是WTO改革的四大核心内容之一，必须要加速推进这一动议的谈判，重新制定特殊及差别待遇规则的内容。并着重强调，中国、巴西、印度、南非等四国不能继续以发展中国家身份享有这一待遇。为此，美国详细列举了过去20年来这四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外贸易、扶贫等方面的数据，如果这几国继续通过自我声明的方式来强调自身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就会导致WTO多边谈判机制陷入瘫痪，并要为此负责。

基于美国提出的部分国家“毕业”的要求，各方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欧盟在2018年9月发布的《WTO改革方案》中表达了对美国态度的支持，认为当务之急是必须重新界定发展中国家的定义，并按照此定义进行严格分类，鼓励部分高度发展的发展中国家逐步退出适用这一待遇。欧盟虽然认为部分国家不再适用特殊与差别待遇，但同意设置一个过渡期。WTO中的发展中成员对美国提案及欧盟的态度强烈反对。中国、印度、南非等国家在2019年4月18日共同向WTO理事会提交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及差别待遇对于促进发展及包容的意义》的报告，在该报告中通过系列的数据列举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发展中国家通过自我声明的方式认定适用特殊与差别待遇具有历史合法性。并认为，阻碍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发挥作用的不是特殊及差别待遇规则，而是欧美不断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这也是导致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

（三）美国政府单边行动要求终止适用

2019年7月27日，特朗普签署了《改革WTO发展中国家地位的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要采取一些可能的手段来改变WTO的“不公平”，防止发展中国家在没有经济及贸易指标佐证的情况下通过自我声明来要求使用特殊及差别待遇，并要求60天内汇报进展。如果在90天内依然没有取得实质进展，美国将单方面不再承认WTO体系下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并不支持这些国家加入经合组织。美国的备忘录将矛头首先指向了文莱等石油富国，认为这些国家人均GDP远超发达国家水平，接着又将矛头指向中国，但与判定文莱等小型国家的指标不同，指责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全球第二，还依然声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美国认为必须改变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国家还继续适用特殊及差别待遇，否则将会对美国带来全球性挑战。

三、“特殊及差别待遇”规则对中国的意义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特殊及差别待遇对于中国的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GATT/WTO各类协议中这一规则的条款多达155条，中国能够真正享受只有107条，其中在2001年加入WTO的时候，在欧美国家的压力下放弃了45条，还有3条对中国不适用，真正有意义的条款只有大约50条。

（一）技术援助作用

尽管中国能够享受其中的107条，但真正有意义的条款只有50条。如果中国继续放弃这50条，那么中国当下做出的让步远超了加入WTO时的让步。在对中国适用的50个条款中，有22条是关于技术援助方面的规定。技术援助条款对发展中国家意义重大，技术援助条款實际上就是能力援助。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最大缺失就是能力不足。如果中国继续放弃这些条款，那么就无法获得发达国家的技术援助来促进贸易发展，并且还需要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来提升能力建设，这显然超出了中国的承受能力。

（二）产业保护及谈判支撑作用

具体而言：第一，部分条款对中国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护。最典型的就是《服务贸易总协定》中关于禁止政府补贴行为，但该条对通过自我声明是发展中国家的成员并不适用。由此我国政府对服务业提供补贴并不违背WTO规则，这对我国服务业发展及服务贸易保护作用明显。第二，部分条款能够对中国参与多边或双边贸易谈判提供战略支撑。如GATT1994年第36条第8款的规定，在削减或取消对发展中国家关税及其他贸易壁垒谈判中，发达国家不能期望能够获得对等的承诺。由此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关税减让及其他贸易壁垒谈判中，不需要做出对等承诺。美国要求中国必须采取对等贸易，实际上就是违背了这一条款的内容。第三，部分条款对维护中国在WTO中的合法权利提供了支持。最典型就是在贸易争端解决中的特殊待遇，如果争端发生在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中国可以自行选定一名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法官担任专家组成员。另外发展中国家还享有磋商期延长、获得WTO秘书处提供法律援助等权利。

（三）权利延续作用

WTO作为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以后会继续推行各类新协定谈判，这些新协定中同样会设有特殊及差别待遇的条款，这些条款对中国同样具有重要价值。比如，目前正在推进的数字贸易谈判，美国主张数据自由流动、放宽数字安全限制等。中国近些年跨境电子商务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跨境电商贸易等方面优势明显，但并不主张数据自由流动。如果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参与谈判，就能够获得与自身发展阶段一样的权利，发达国家的主张就不能强加在中国身上。

四、中国应对“特殊及差别待遇”适用争议的策略

（一）坚守不放弃发展中国家身份的底线

在2001年加入WTO的时候，发展中国家身份是中国入世坚持的重要原则之一。虽然遭到了美国的强烈反对和阻挠，但获得了绝大多数成员方的认可，并放弃了部分特殊及差别待遇条款。在过去18年时间内，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这一原则没有动摇。当前，中国面临的外部经济压力比2001年入世的时候更为严峻，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前景不明的情况下，中国坚决不能放弃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因此，面对欧美的施压，中国应该与印度、南非、巴西等国家联合起来，加强与欧美各国进行对话，并将这一对话融入到WTO改革谈判中。当然，从中长期角度看，中国也应该立足于客观事实，在坚守底线的情况下，可以选择放弃部分实际操作性不强的条款。按照国内产业发展的差异及对外贸易的优势，分步骤分类型停止适用，充分展示中国的大国责任担当。

（二）反对美国的“双重标准”

自从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就以WTO多边贸易体系受害者自居，将贸易逆差归结与WTO体制的不公以及发展中国家享有的特殊及差别待遇太多。但实际上，美国一直单方面采取了很多违背WTO规则的做法。比如对农业领域进行大量的变相补贴;针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并购，滥用安全审查权;对某些在政治上与美國有冲突的国家，自行使用单边经济及贸易制裁。美国的这些做法，有的是直接违背了WTO规则，有的是适用过程存在较大争议，有的是美国以国内法高于WTO法作为借口。不管是哪种情况，美国在过去20年的时间内违背WTO规则的做法是客观存在的。换言之，美国要求中国不再适用特殊及差别待遇，而其自身却在不断违背WTO规则，这是明显的“双重标准”。基于此，中国应该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南非、巴西等国，联合向WTO理事会提交议案，约束美国违规行为，从而获得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更多话语权。

（三）明晰“特殊及差别待遇”规则内涵及适用范围

“特殊及差别待遇”作为具体的规则，体现在很多不同的条款之中。在具体规则制定方面，中国应该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强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谈判，力争做到各个条款的内容明确，用语清晰，避免发达国家将授权性条款理解为义务性条款，将不具有约束力的条款理解为约束力条款。从可操作性的层面上看，要WTO成员一致协商来改变“特殊及差别待遇”规则表述存在一定的困难。即便是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对改规则的理解也存在不一致。因此，中国应该发挥主导作用，联合印度、南非等国家先加强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协商，在力争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再通过多边贸易谈判来予以确定。另外，还需要明确不同协定中具体条款的适应范围与对象，进而从侧面推进对发展中国家的分类及界定，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堵住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之口。

（四）推进国内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要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活力。客观看，中国如果长期“不毕业”是不现实的，未来中国一旦迈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特殊及差别待遇就难以适用。因此中国要做好这一准备，苦练内功。一是要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建构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与市场秩序;二是要加大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大力促进产学研的结合，提升核心技术的创新力;三是积极应对老龄化，注重高科技人才培训，应对老龄化后的劳动力市场压力;四是加强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对话与合作，积极参与新一轮多边贸易规则谈判，取得谈判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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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井桂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