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贸易壁垒动态分析论文

摘要采用GCuECD法探索了室内自然温度和12～14℃恒温贮藏条件下抑霉唑在香蕉中的消解规律和最终残留量。方法的定量限为1～2μg/kg，在添加0.02、0.2、2mg/kg范围内平均回收率为94.7%～107.6%，相对标准偏差为1.0%～7.4%。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欧盟贸易壁垒动态分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欧盟贸易壁垒动态分析论文 篇1：

全球价值链中地方产业国际市场势力的拓展

摘要：基于浙江鞋业出口贸易“价跌量增”日趋严重的现象，本文揭示了全球价值链中，采购商主导的俘获型治理模式是造成地方产业国际市场势力缺失的重要因素。要扭转这一被动局面，企业必须创新性地整合全球要素，实现价值环节的功能攀升，拓展国际市场势力。文章以奥康、康奈等浙江制鞋企业的国际化实践为依据，分析了国际市场势力拓展的具体模式。此分析对我国劳动密集型地方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增进分工利益皆具启发意义。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国际市场势力；鞋业

一、引言

近年来，浙江鞋业出口额每年保持30％以上的增长率，2006出口额达到32.13亿美元，占全国鞋业出口总额的13.94％，浙江已成为中国四大鞋业出口生产基地之一。然而，在出口额持续增长的同时，浙江鞋业的出口价格却不断走低，而同期意大利鞋业出口价格却保持稳步上升，两者形成鲜明反差(图1)。令人担忧的是，浙江鞋业出口的“价跌量增”态势仍在加剧，至2006年2季度，浙江鞋业出口单价已下滑至2.71美元，仅相当于同期欧洲鞋业出口单价的十分之一。出口贸易的“价跌量增”现象对浙江鞋业的发展造成了双重的不利影响：一方面，盈利能力弱化，抑制了企业创新能力的发展，制约了鞋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另一方面，低价竞争使浙江鞋业所处的贸易环境日趋恶化，贸易摩擦不时发生，如欧盟的反倾销措施、西班牙烧鞋事件、俄罗斯灰色清关事件等等。浙江鞋业出口面临的发展瓶颈已引起理论界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密切关注。

目前国内外有关鞋业国际竞争问题的研究，主要以全球价值链为分析工具，围绕“地方鞋业集群如何在全球价值链中实现升级”展开。代表性研究有：Bazan&Navas－Aleman(2003)分析了巴西的Sinos Valley鞋业集群与全球价值链的融合问题，Alessia&Roberta(2003)研究了意大利Brenta和Barletta等鞋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模式。谭文柱、王缉慈、陈倩倩(2006)分析了鞋业的国际空间转移，探讨了浙江鞋业集群如何实现升级；朱允卫、黄祖辉(2006)针对浙江制鞋企业的国际化现象，进行了问卷调研和实证分析。赵伟、秦政强(2005)，朱允卫、董美双(2006)从鞋业全球价值链的特征出发，研究了浙江鞋业面临的困境。现有研究往往将浙江鞋业出口面临的困境，归因于产业或集群的过度竞争及技术水平低下。实际上，经过十余年的资本积累与技术改造，不少浙江制鞋企业的技术装备与工艺水平已经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许多企业已成为海外知名品牌的贴牌制造商，然而，浙江鞋业整体的出口价格水平并未随着技术能力的提高有所改善。

笔者认为，浙江鞋业在全球价值链中陷入低端锁定，体现了我国劳动密集型地方产业所普遍面临的困境。其根本原因绝不仅是技术水平本身，还在于缺乏建立在创新基础上的国际市场势力。本文正是克服了现有研究在把握国际竞争动态性方面存在的不足，富有新意地从国际市场势力的视角切入，以浙江鞋业为例，探索地方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实现升级、增进分工利益的具体思路与模式。

二、全球价值链中地方产业拓展国际市场势力的理论理解

(一)动态分析视角下国际市场势力与创新的互动

在新古典范式下的静态分析框架中，市场势力作为“一个或一群企业持续地将价格维持在边际成本之上，即使价格上升但销售量不会因此大幅下降的能力”(Utton，1995)，往往被视为资源配置无效率的诱因(勒纳1934；Bain，1941)。此类观点忽略了市场势力在动态竞争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熊彼特(1942)、哈耶克(1948)等都对此进行了批判。熊彼特(1942)明确指出，市场势力是“防止企业创新被迅速模仿和利润受到损害的能力”；Kizner(2000)认为，企业正是为获取市场势力、赢得超额利润而不懈地竞争，企业家抓住利润机会的行为理应受到市场势力的激励。基于动态分析视角，市场势力不仅保护了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合理收益，也构成了企业创新的源泉和动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市场势力理论研究正迅速向开放经济延伸，国际市场势力成为产业组织理论、国际经济理论的研究热点。观察世界经济发展的特征事实，不难发现，持续成长的国际性产业集群，正是通过不断的创新来增进国际市场势力，再凭借国际市场势力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国际市场势力与创新能力间的互动演进正是大量跨国公司持续保持竞争力的奥秘所在(张小蒂、朱勤，2007)。

相反，某个地区(国家)的某一产业，如未能建立起国际市场势力与创新能力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就很难在全球竞争中立稳栖身之地。以下对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的基本特征和竞争态势所作的分析正验证了这一点。

(二)采购商驱动型价值链中的竞争态势

Gereffi(1999)在波特提出的“价值链”概念基础上创立了全球价值链理论，他将全球价值链区分为生产商驱动型(Producer driven)和采购商驱动型(Buyer driven)两类。前者由控制关键技术的制造商协调整个生产网络，在汽车、航空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较为普遍；后者由大型零售商、品牌商和营销商等(统称为采购商)控制分散于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网络，在鞋类、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较为普遍。采购商驱动(Buyer－driven)型价值链存在三方面的不平衡性：一是高等要素(Advanced factors)在价值链环节间的配置极不平衡。海外采购商作为鞋业全球价值链的主导企业(Leading Firms)，采取俘获型(captive)治理模式(Governance ofGlobal Value Chain)，对研发设计、市场信息、品牌渠道等高等要素实施了严格控制；发展中国家制造商往往只拥有自然资源、劳动力等基本要素(Basic factors)，作为被治理者，仅能发展有形生产能力，普遍缺乏无形竞争能力。二是附加值在价值链环节间的分布极不平衡。价值链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商业资本而非产业资本，附加值主要由控制了设计、品牌及流通环节的海外采购商创造，中游制造环节产生的附加值极为有限。三是分工利益在价值链环节间分配极不平衡。处于商业流通领域的海外采购商，凭借对市场的绝对控制获得了价值链中的主要分工利益，而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商只能接受不公平的利益分配格局。

俘获型治理模式下，海外采购商出于防范制造商提升竞争能力的考虑，有意识地限制设计、营销和品牌等知识资产在价值链中的流动，约束制造商在设计、营销和品牌方面的升级(Schmitz&Knorringa，2000)，从而造成我国劳动密集型地方产业国际市场势力缺失状况日益严重。一方面，被锁定(Lock－in)于低端制造环节，仅能维持微利经营，缺乏提高研发设计水平所必须的资本积累能力；另一方面，大部分企业未能拥有完整的国际营销网络，只能被动接受采购商的订单，成为无奈的价格接受者。因此，大量企业被迫采取“消耗战博弈(War of attrition)”式的内耗性竞争，出口市场秩序难以得到有效规范，“价跌量增”现象从而无法避免。

(三)地方产业拓展国际市场势力的基本思路

基于以上对全球价值链中竞争态势的分析，可以发现，居于中游的劳动密集型地方产业受制于俘获型治理模式，无法有效向价值链上下游环节升级，从而陷入“创新能力弱化一市场势力缺失”的恶性循环。因此，要突破当前困境，实现从价格接受者向价格制定者(Price maker)角色转变，就必须创新性地整合全球经济要素，形成相应的市场优势地位——即拓展国际市场势力。由此，笔者提出劳动密集型地方产业拓展国际市场势力的基本思路是：“依托资源整合方式的创新，突破俘获型治理模式，推动价值环节的功能升级，构建与创新形成良性互动的国际市场势力”。具体而言，地方产业提升国际市场势力应遵循以下路径：以创新(包括产品创新、组织创新、市场创新以及经营模式创新等)为手段，整合全球的经济与技术资源，主动实现向设计、品牌、渠道等环节的功能升级，在市场竞争中争取相对主导地位，从而持续获取利润，最终形成国际市场势力与创新的良性互动。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与创新形成良性互动的国际市场势力既是动态竞争的合理结果，又是创新效率增进和竞争过程动态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三、浙江鞋业拓展国际市场势力的模式分析

经济理论的探索往往滞后于真实世界的发展，应该看到，现有理论研究并没能为劳动密集型地方产业明确指出拓展国际市场势力的思路与模式。但是通过对浙江鞋业的考察，可以发现部分企业已经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不同的国际市场势力拓展模式。这些模式对于我国其他劳动密集型地方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突破“量增价跌”的困境，增进分工利益，是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

对资源整合方式的创新是浙江鞋业拓展国际市场势力的基础，根据资源整合方式的创新路径差异，笔者将浙江鞋业拓展国际市场势力的模式界定为“联盟型”、“网络型”、“技术型”、“海外制造型”四类。其中，联盟型和网络型模式是向全球鞋业价值链的下游，即品牌、渠道环节延伸，技术型拓展是向上游研发、设计环节延伸，而海外制造型拓展则是将基于本土要素价格的比较优势延伸为国际化制造的竞争优势(图2)。

(一)联盟型拓展模式　联盟型拓展模式是指企业与海外公司结成战略联盟，利用海外联盟伙伴的销售渠道，进入国际市场，从而提高盈利能力和市场势力。例如，浙江奥康集团与意大利GEOX公司于2003年开始结成战略联盟，奥康能够有效利用GEOX的全球销售网络，在世界范围内以更为有利的市场价格推广奥康的自有品牌产品。采取联盟型拓展模式，浙江制鞋企业借助与战略联盟伙伴的渠道互换，不再一味受制于海外采购商，从而有效提升国际市场势力。实施联盟型拓展的本土企业必须具有广泛的国内销售网络和富有竞争力的制造体系，才能吸引富有实力的海外合作对象；其战略合作伙伴也往往是发达国家的领先型跨国公司。

(二)网络型拓展模式

网络型拓展是指企业招募海外华商加盟连锁专卖门店经营，依托华商资源构建网络化、规模化的海外销售渠道，切入终端消费市场，从而直接掌控商品价格的制定权。康奈集团是网络型拓展模式的先行者，自2001年1月在法国开设第一家专卖店以来，康奈已在美国、意大利、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等20多个国家开设了100余家专卖店。利用海外华商熟悉当地市场需求和经营环节的优势，康奈有效地突破了国际“市场隔层”，通过统一形象、统一配送的国际零售网络，提升了国际市场势力。网络型拓展模式要求本土企业具备丰富的连锁商业运作经验，以及良好的国际化品牌运营能力和便捷的海外物流体系。

(三)技术型拓展模式

技术型拓展模式是指企业把握世界鞋业产业转移及竞争格局变化带来的机遇，实施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并购海外鞋业的研发、设计资源；或是在海外鞋业技术高地新建研发中心，形成自主创新能力，增加产品附加值，进而提升市场势力。例如，浙江哈杉鞋业于2004年8月收购意大利WILSON公司90％的股份，在保留WILSON公司研发团队的基础上，投资220万欧元，组建了HAZAN－WILSON鞋类研发中心，以开展面向海外市场的研发与设计。

研发设计能力是浙江鞋业发展的薄弱环节，长期以来，浙江制鞋企业在设计上主要以模仿海外款式、风格为主，难以形成领先于竞争对手的设计优势，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能能帮助企业有效利用海外研发资源，突破在国际分工中的被动锁定，形成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需要注意的是，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国际化的高级形式，尤其是以技术获取为目的开展的投资行为，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性，存在一定投资风险。因此，实施技术型拓展的企业，必须具备良好的海外研发管理能力和财务风险控制能力。

(四)海外制造型拓展模式

海外制造型拓展模式是指企业突破对基于低廉要素价格形成的比较优势的依赖，在海外设立制造工厂，形成全球制造的竞争优势。例如，浙江好兄弟鞋业于2001年在埃及成立全资子公司，将国内工厂生产的半成品组装为成品鞋。这种跨境生产组织方式，既充分挖掘了浙江产业集群中社会化大分工的独特优势，又通过海外制造有效规避了贸易壁垒。好兄弟鞋业在东道国设立制造企业，能促进当地的就业与税收，从而获得了良好的政策支持，为市场势力的拓展提供了保证。2006年，好兄弟鞋业产值达到2400万美元，已成为埃及市场占有率最高，盈利能力最强的制鞋企业。海外制造型拓展模式的投资东道国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制造商必须具备良好的跨境生产组织能力，熟悉东道国法律、制度和投资环境。

虽然这四类模式存在不同的特点与实施条件(表1)，但都遵循着本文提出的拓展思路，成功突破了海外采购商构建的俘获型治理模式。此外，不同拓展模式间还存在着互动的正反馈作用，如联盟型拓展和网络型拓展模式，通过增强企业海外市场的控制力，有助于企业紧密把握海外市场需求进行产品创新，从而能推动技术拓展模式的成功实施；而技术拓展模式则可增强企业产品的技术竞争力，进而促进企业网络型拓展能力的提升。

四、结论

在当前国际分工中，国际采购商采取俘获型治理模式，约束了制造商向全球价值链上下游优势环节的攀升，这使得被长期锁定于低端制造环节的我国地方劳动密集型产业普遍缺乏国际市场势力，并导致出口贸易“价跌量增”的现象日趋严重。

当前，我国地方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处在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增进分工利益的关键转型期，突破俘获型治理模式，拓展国际市场势力是这一转型得以顺利实现的关键。本文指出，地方产业应以创新为手段整合全球的经济与技术要素，实现价值环节的功能升级，从而在国际竞争中争取相对优势地位，实现国际市场势力的有效提升。本文以浙江鞋业为例，在对奥康、康奈等制鞋企业国际化发展实践进行系统考察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资源整合方式，归纳了联盟型、网络型、技术型和海外制造型等国际市场势力拓展模式，并结合案例分析，比较了不同模式的实施路径和条件。

浙江鞋业是我国典型的地方性劳动密集型产业，本文所探讨的基于创新拓展国际市场势力的思路及模式，对分析我国其他劳动密集型地方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增进分工利益，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启发意义。

作者：朱　勤

欧盟贸易壁垒动态分析论文 篇2：

保鲜剂抑霉唑在香蕉中的消解动态及残留分析

摘要 采用GCuECD法探索了室内自然温度和12～14℃恒温贮藏条件下抑霉唑在香蕉中的消解规律和最终残留量。方法的定量限为1～2 μg/kg，在添加0.02、0.2、2 mg/kg范围内平均回收率为94.7%～107.6%，相对标准偏差为1.0%～7.4%。采用该方法测定抑霉唑在香蕉中的残留，将抑霉唑按有效成分300～450 mg/kg在香蕉上使用后，其在香蕉上的原始沉积量为1.596～1.848 mg/kg，抑霉唑在香蕉中的消解行为符合一级降解动力学方程，在室内自然温度和12～14℃恒温贮藏条件下半衰期分别为8.9～10.2 d和13.3 d。

关键词 抑霉唑； 香蕉； 消解； 残留

文献标识码： A

抑霉唑（imazalil）又称烯菌灵，是一种广谱内吸性杀菌剂，对果蔬中常见的青霉病、绿霉病等有很好的防治作用，被广泛应用于采收后的各种水果和蔬菜的防腐保鲜。研究发现，人体若长期摄入抑霉唑会引起内分泌系统功能紊乱，神经系统及肝脏也会受到影响。由于抑霉唑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大隐患，许多发达国家限制抑霉唑使用并将其列入监控范围[1]。抑霉唑每日允许摄入量（ADI）为0.03 mg/kg bw，欧盟、食品法典委员会（CAC）、英国和韩国规定抑霉唑在香蕉上的最大残留限量（MRL）均为2.0 mg/kg。但我国目前还没有制定抑霉唑在香蕉上的MRL值。我国是仅次于印度的世界第二大香蕉生产国，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10%左右。为了保障我国香蕉产业的持续发展，减少香蕉出口时技术贸易壁垒的影响，需进一步健全抑霉唑在香蕉上相关标准的制定。

目前，国内外对食品中抑霉唑含量的检测已有较多报道，这些报道主要集中在高效液相色谱[26]、气相色谱[79]及色谱质谱联用[1015]时抑霉唑分析方法的开发和样品中抑霉唑残留量的检测，而抑霉唑作为香蕉保鲜剂在冷藏和室温条件下的消解动态和残留行为还未见报道。本研究在确立抑霉唑分析方法的基础上，2014年在广西、海南两地进行了抑霉唑作为保鲜剂使用在香蕉上的残留消解动态及最终残留试验，对其安全性进行了初步研究，旨在为抑霉唑作为保鲜剂在香蕉上安全使用及我国政府对抑霉唑在香蕉上MRL值的制定提供基础数据和技术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和试剂

安捷伦7890A气相色谱仪，带uECD检测器（美国，Agilent公司）； VortexGenie2 漩涡混合仪（美国 Scientific Industries 公司）；Sigma 3K13 离心机（德国 Sigma 公司）；MilliQ 超纯水仪（美国 Millipore公司）。

抑霉唑标准品（98.0%，德国Dr. Ehrenstorfer公司）；30%咪鲜·抑霉唑水乳剂（咪鲜胺20%， 抑霉唑10%；广东金农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乙腈（色谱纯，美国Fisher Scientific 公司）；NaCl，无水MgSO4 （分析纯，天津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500℃烘5 h）； N丙基二乙胺（Primarysecondary amine PSA） 吸附剂（美国，Agilent公司）。

1.2 试验方法

1.2.1 消解动态试验

在果实成熟度达75%～85%时，用30%咪鲜·抑霉唑水乳剂稀释400倍（抑霉唑250 mg/kg）浸果1 min，以药液完全浸没果为宜，浸果过程中要不断搅拌药液，每重复用药液20 L，浸果5～7.5 kg，3次重复。于施药后1 h、12 h、1 d、3 d、7 d、10 d、14 d采集香蕉果实样品，分别在12～14℃避光条件下保鲜恒温贮藏和室内自然温度下保鲜贮藏，以清水处理为对照，测定部位为香蕉全果。

1.2.2 最终残留试验

最终残留试验设低剂量（30%咪鲜·抑霉唑水乳剂稀释600倍，抑霉唑166.7 mg/kg）和高剂量（30%咪鲜·抑霉唑水乳剂稀释400倍，抑霉唑250 mg/kg）。浸果处理方法同1.2.1。于施药后3、7和14 d采集香蕉果实样品，样品贮藏同1.2.1，测定部位为香蕉全果样品和香蕉蕉肉样品。

1.2.3 农药标准液的配制

准确称取抑霉唑标准品0.01 g（精确至0.000 1 g）于10 mL 容量瓶中，以乙腈定容，配制成1 000 mg/L标准储备溶液， 于-20℃保存。使用前用乙腈稀释成不同浓度的标准工作液，4℃保存，备用。

1.2.4 样品前处理

称取样品10 g于50 mL离心管中，加入乙腈10 mL，涡旋2 min，加入1 g NaCl、4 g无水MgSO4，涡旋2 min，4 500 r/min离心5 min，取上清液1 mL于含有150 mg无水MgSO4和20 mg PSA的2 mL离心管中，涡旋30 s，10 000 r/min离心1 min，取上清液用0.22 μm有机滤膜过滤于进样小瓶，待测。

1.2.5 色谱条件

Agilent 7890AuECD；载气为N2；DB1701色谱柱 30 m×0.25 μm×0.25 mm；柱流速1 mL/min；进样口温度270℃；检测器温度 300℃；升温程序：150℃保持1 min，再以20℃/min升至260℃保持3 min，最后以15℃/min升至270℃保持5 min；进样量1 μL。

2 结果与分析

2.1 样品前处理

本试验采用QuEChERS方法对样品进行提取和净化，乙腈可完全萃取香蕉全果和果肉中的抑霉唑，PSA对萃取液中的共提物除杂效果良好，能达到理想的提取和净化效果。

2.2 方法验证

2.2.1 校正曲线、方法检出限与定量限

采用外标法定量，用乙腈配制0.002、0.02、0.2、0.5、1、2、5 mg/kg 的抑霉唑标准液，同时以空白基质提取液配制相同浓度梯度的基质匹配标准液，以质量浓度（x）为横坐标、峰面积（y）为纵坐标制作标准曲线图。得到溶剂标准曲线方程为y=27 913x-1 647.8，相关系数r=0.999 0，全果基质标准曲线方程为y=47 473x-4 418.4，r=0.995 8，果肉基质标准曲线方程为y=46 304x-5 332.1， r=0.994 5。以ME=Slope i /Slope 0（ME为基质效应，Slope i为基质匹配标准曲线的斜率，Slope 0为纯溶剂标准曲线的斜率）评价基质效应[16]，抑霉唑在香蕉全果和蕉肉基质中均表现出基质增强效应。以信噪比S/N=10计算得出抑霉唑在香蕉全果和果肉中的定量限（LOQ）分别为2 μg/kg 和1 μg/kg，以信噪比S/N=3计算得出抑霉唑在香蕉全果和果肉中的检出限（LOD）分别为0.6 μg/kg和 0.4 μg/kg。结果见表1。

2.2.2 方法准确度和精密度评价

方法的准确度和精密度用添加回收率试验评价，采用低、中、高3个浓度进行添加回收率试验，每个浓度5次重复。结果表明在0.02、0.2、2 mg/kg 3个添加水平下，抑霉唑在香蕉全果和果肉的回收率分别在98.7%～107.6%和94.7%～106.2%之间（表1），相对标准偏差分别在1.0%～4.6%和2.3%～7.4%之间，方法的准确度和精密度均符合农药残留分析的要求。抑霉唑色谱图见图1。

2.3 消解动态

抑霉唑在香蕉中的消解符合一级反应动力学方程。消解方程、相关系数和消解半衰期见表2。室内自然温度条件下，广西和海南试验点香蕉中抑霉唑原始沉积量分别是1.848 mg/kg和1.657 mg/kg，消解半衰期在广西是10.2 d，海南是8.9 d。12～14℃恒温贮藏条件下广西和海南试验点香蕉中抑霉唑原始沉积量分别是1.788 mg/kg和1.596 mg/kg，消解半衰期在广西和海南均是13.3 d。

2.4 最终残留量

抑霉唑在香蕉上的最终残留量对其在香蕉上的风险评估有着重要意义。试验结果表明，不论在室内自然温度还是12～14℃恒温贮藏条件下，抑霉唑在广西和海南试验点香蕉果肉中均未被检出；而在香蕉全果样品中均有检出。低剂量施用后最终残留量在0.393～0.839 mg/kg之间，高剂量使用最终残留量在0.450～0.987 mg/kg之间。虽然香蕉全果样品中检出了抑霉唑，但其含量未超过欧盟、CAC、英国和韩国规定的抑霉唑在香蕉上MRL 值（2.0 mg/kg），因此抑霉唑作为保鲜剂在香蕉上使用是安全的。

3 结论与讨论

本试验采用QuEChERS方法对抑霉唑在香蕉中的残留进行了分析和样品检测，试验结果表明该方法是一种快速，高效的残留分析方法。本试验明确了抑霉唑作为保鲜剂在香蕉上使用后的消解特性和最终残留量，在该试验条件下，抑霉唑在香蕉中的半衰期在室内自然温度下为8.9～10.2 d，12～14℃恒温条件下为13.3 d，香蕉果肉中未有抑霉唑残留检出，香蕉全果抑霉唑的最终残留量在0.393～0.987 mg/kg之间，未超出欧盟、CAC、英国和韩国规定的抑霉唑在香蕉中的MRL值，抑霉唑在推荐剂量下作为保鲜剂在香蕉上使用对香蕉安全。

本试验前处理采用乙腈提取，PSA净化能达到理想的提取和净化效果，该结果与徐小艳等[1]、谢建军等[10]的报道一致。采用QuEChERS对一种药剂在多种基质或多种药剂在多种基质中进行残留分析时，经常需要使用酸化乙腈提取，同时以PSA与C18、石墨化炭黑（GCB）或Al2O3等吸附剂配合使用才能达到理想的净化效果[1719]，而本试验是单一药剂在单一基质样品中的残留分析，因此采用原始的QuEChERS方法对样品进行提取和净化。在室内自然温度下，抑霉唑在海南香蕉中的半衰期小于广西，可能是海南的平均气温高于广西所致。在冷藏过程中，抑霉唑在香蕉中的半衰期在广西和海南试验点一致。抑霉唑在香蕉中的残留量随着贮存时间的延长而逐渐降低，这与抑霉唑在红毛丹[20]、梨[21]中的残留降解规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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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明丽）

作者：韦典 杨珂 曾东强 王彦辉 王忠文 刘晓亮

欧盟贸易壁垒动态分析论文 篇3：

出口商品结构优化问题研究述评

摘 要：伴随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因此有必要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问题加以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依据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结合出口贸易发展的现实情况，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方向应是立足比较优势，通过提高传统产品的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创造新的竞争优势，同时大力发展新产品。凭借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相结合，技术研发和技术引进相结合，不断推动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升级。

关键词：出口商品结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

1 出口商品结构研究概况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我国的成本优势如劳动力要素和资源要素逐步丧失，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明显变化。为推动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尤其是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有必要对国际贸易的相关理论尤其是影响出口商品结构的要素等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概括来说，有关出口商品结构优化问题的研究大体分为以下六类。

首先是从国际贸易理论的角度出发，有关出口商品结构优化问题的研究可以分为比较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理论以及二者的结合。例如江小涓（2007）等从比较优势理论出发指出当前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应当立足国内比较优势，发挥劳动力等资源的成本优势，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资本积累和技术研发等措施，提高我国要素禀赋结构，推进动态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张曙霞（2002）等从竞争优势角度，认为我国依靠比较优势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当前我国具备实施竞争优势战略条件，必须实现向竞争优势战略转变，避免出口增长的贫困化，陷入比较优势陷阱。李衍（2005）等则认为单纯依靠比较优势或者竞争优势都很难实现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升级，而应当立足现存的比较优势，发展和创新传统产业，通过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相结合，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相结合，不断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质量、技术含量以及附加值。

其次是从影响因素方面，有关出口商品结构优化问题的研究可以分为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进步、人力资本、贸易政策如出口退税、出口信贷、出口保险以及多因素的关联分析。例如卫平、冯春晓（2010）等从FDI与出口商品结构的关系角度，指出FDI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如通过要素报酬的影响引致要素禀赋的变化，继而改变产品的要素投入比重，从而改变产品的要素密集度，实现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赵勇、白永秀（2009）等指出通过鼓励技术研发，吸引高新技术投资和保护知识产权等措施构建良好的技术开发环境，依靠技术进步和技术的溢出效应，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从而促进出口商品结构转型升级。黄黎情（2005）等指出，人力资本存量增加会提高劳动者和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引起资源优化配置，进而优化出口商品结构；人力资本存量通过作用于技术发明、创新、扩散和应用，实现技术进步，从而推动出口商品结构升级。张靓芝（2003）等从出口信贷、出口保险和出口退税等贸易政策角度针对各自时期出口现状，提出促进出口的政策，推动出口商品结构优化。

再次是从出口商品的区域分布角度，有关出口商品结构优化问题的研究可以分为国家层面、地区层面和区域层面的比较分析。例如余斌（2008）等从国家层面研究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运用比较优势或者竞争优势等理论，结合FDI、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等要素禀赋变化情况，分析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提出相应的优化商品结构的策略。唐宜红、杨琦（2007）等分别从省、市区域层面，从出口商品结构的单一或者多因素入手，运用TC指数、RCA指数、误差修正模型等分析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

再次是从行业分布来看，有关出口商品结构优化问题的研究可以分为单一行业和多行业的商品结构分析。例如屈小博、霍学喜（2007）等分析了农产品出口的商品结构、地区结构、市场结构等的变化，实证分析了农产品出口贸易结构。易力、李世美、刘冰（2006）等主要分析了工业制成品的结构变化如资源资本密集产品向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密集产品的转变等。

再次是从时间跨度上，有关出口商品结构优化问题的研究可以分为短期、长期和短期、长期的综合分析。这里主要依据朱格拉周期（9～10年）作为短期和长期的时间划分。例如裴长洪（2009）等主要从短期时间跨度分析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动，而多数研究如魏浩、毛日昇（2007）等主要从长期的时间跨度分析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动，主要是出口商品结构升级需要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多数行业短期内难于完成产业升级，进而引起出口商品结构的明显变化。

最后是从使用的分析工具来看，有关出口商品结构优化问题的研究可以分为简单的RCA、TC指数分析，以及复杂的投入产出分析、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和关联分析。例如贾彬、甘子夏（2009）运用RCA、TC指数测算不同要素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变化。唐宜红、杨琦（2007）利用投入产出模型计算了北京的出口商品结构合理度。刘舜佳（2004）利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FDI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关系。吕瑛（2005）使用灰色关联度分析了WTO背景下河北省主要出口产业和出口商品行业分布的关联程度以及如何通过改善相关产业推进出口商品结构优化。袁芳英（2010）采用ARDL和ECM模型分析了有效汇率的变动对上海市各类出口产品的不同影响引起出口商品结构变动。苏振东、周玮庆（2009）在关志雄等（2006）提出的基于产品技术附加值分布的贸易结构分析法的基础上，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深入分析了FDI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变迁的非对称影响效应。另外，荟萃分析（Meta）的运用，比较全面的概括了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各方研究成果。

2 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研究评述

基于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分析，笔者认为有关出口商品结构优化问题的研究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第一，充分考虑比较优势理论等假设条件的真实性，加入动态变化的要素如短期内要素的国际间流动，长期发展中的技术变化以及国家发展中偶然性譬如意识形态方面不同产生的政治分歧诱发的经济制裁。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过于依靠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可能会造成“比较优势陷阱”，过于依赖竞争优势的发展战略则容易造成经济发展的均衡。林毅夫（2003）等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以要素禀赋结构的提高为目的，并以创造有利于企业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产品、技术的政策环境为手段，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一国的开放程度和贸易规模是由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

第二，选取的时间序列数据既要符合出口商品结构变动长期要求，也要符合参数稳定性如G-L协整检验或者邹氏参数稳定性检验。首先，现实中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的变化，容易引起出口商品的相关时间序列的不确定性，可能不符合多元回归分析的要求。其次，时间序列数据的无法准确获取包括数据本身的失真和数据无法获取。

第三，单纯的依靠RCA和TC指数并不能评价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对RCA指数和TC指数的修正如贾彬、甘子夏（2009）针对RCA指数的缺陷，采用RSCA（显示性对称比较优势）弥合RCA指数对比较优势变化的不敏感。在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评价上应当考虑各种评价方法本身的系统缺陷。

第四，关于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影响。多数学者主要从FDI的角度出发，讨论FDI和出口商品结构的关系。也有部分学者提出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关系。

第五，在对外贸易的发展中面临的资源和环境约束愈加明显。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成本。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设置贸易壁垒如劳工标准和近年来的碳关税等以保护环境的目的限制进口等。

第六，国际金融环境尤其是当前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出口影响明显。一般来说一国货币的升值短期内由于技术条件变化的时滞效应会削弱一国的成本优势，长期内有利于一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带动一国优势的动态转变。即短期内不利于一国的出口，长期内利于一国商品结构的转型升级。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要充分考虑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和我国技术变化的步伐。

此外，跨国公司作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参与者，在国际贸易方式方面的影响值得关注，尤其是国际分工、产业分工的不断深化，例如近年来总部经济概念和关联经济对经济结构转型和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影响等等。

3 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关于出口商品结构优化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依据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从长期的角度出发，采用时间序列数据，运用RCA指数、TC指数等工具分析的基础上，从FDI、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汇率以及出口退税、出口信贷等贸易政策方面，结合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使用计量经济学相关模型如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误差修正模型等分析影响出口商品结构变动的决定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因此，进一步深化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研究应注重比较优势分析和竞争优势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相结合。同时根据我国出口贸易发展的现实情况，吸纳波特钻石模型、误差修正模型等相关理论的有用成分，形成一个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据此分析，不难发现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方向应是立足比较优势，通过提高传统产品的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创造新的竞争优势，同时大力发展新产品。凭借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相结合，技术研发和技术引进相结合，不断推动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升级。

参考文献

［1］江小涓，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决定因素和变化趋势［J］.经济研究，2007，（05）.

［2］唐宜红，杨琦，北京市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实证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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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前方 霍 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