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环境贸易分析论文

2022-04-15

WTO环境贸易分析论文篇1：

与产品不相关的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及中国的对策

本文分析了与产品不相关的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与现行的WTO规则的关系问题,从WTO相关协议条款和案件裁决的角度,论证了现行的WTO规则无法容纳与产品不相关的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为了阻止DSB在裁决中将与产品不相关的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逐步合法化,中国应该明确自身立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推动将与产品不相关的PPM环境贸易措施纳入多边贸易体制的约束,禁止滥用与产品不相关的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

[关键词]PPM;环境贸易措施; GATT/WTO规则

钟筱红(1966—),女,南昌大学立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南昌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法;(江西南昌330047)谢新明(1978—),男,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法;(上海200063)刘英生(1961—),男,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商法。(江西南昌330009)

本文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WTO框架下PPM标准与我国相关立法问题研究”的成果之一。

随着世界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严重和公众环保意识的增强,有些国家的政府开始在国际贸易中采取环境贸易措施以保护环境,例如限制危害环境的产品的进口等。①然而,为保护环境而采取的环境贸易措施客观上限制了国际贸易的自由开展。在多边贸易体制下,这种矛盾的表现之一就是各国实施的PPM环境贸易措施②对GATT/WTO非歧视原则(主要包括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两方面)和国际贸易秩序带来的冲击。国内有学者就指出:目前在国际贸易中,PPM问题往往成为一些发达国家进行贸易保护的手段。这些国家往往借口保护环境而要求进口产品符合某一种PPM标准。[1]即便是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也认为,PPM问题成为贸易与环境的国际讨论中的一个关键的和交叉的问题。[2]

根据OECD的文件,PPM是指(产品的)加工过程和生产方法,可以界定为制造或加工产品的方法以及提取或收获自然资源的方法。同时,根据PPM的环境影响是否通过产品传递的不同,OECD将其分为两类:与产品相关的PPM(这一类PPM对产品的特性有影响,相应的PPM要求的目的在于解决消费的外部性问题),与产品不相关的PPM(这一类PPM对产品的特性不具有可辨识的影响,相应的PPM要求的目的在于解决生产的外部性问题)。[3]由于有些(产品)加工过程和生产方法即PPM对环境有影响,有些国家以保护环境的名义,通过贸易措施的方式推行本国对PPM的要求(PPM环境贸易措施)。目前在国际上引发较大争议的就是由一个国家单边推行的PPM环境贸易措施。这种PPM环境贸易措施不仅具有单边性(单边措施或单边行动),而且具有域外性(域外效果)③。也正因为这类PPM环境贸易措施的域外性与单边性,所以,其是否符合多边贸易体制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本文限于篇幅,在OECD对PPM上述分类的基础上,只对与产品不相关的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进行探讨。

一、与产品不相关的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和GATT/WTO相关协议条款的关系

因为与产品不相关的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属于以货物产品为对象的货物贸易领域的措施,所以《关贸总协定》GATT1947和世界贸易组织协议下的GATT1994与其相关。作为GATT的核心条款的第1条最惠国待遇条款和第3条国民待遇条款要求对“相同产品(like products)”不得实施国别歧视和内外歧视。因而,是否属于“相同产品(like products)”,成为判断特定进口产品是否可以享受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的关键问题。根据GATT/WTO相关协议的既往实践,“相同产品”主要是以关税分类表为依据,而关税分类表又是依产品特性而定分类的,因此是否属于“相同产品”而得以享受最惠国待遇或国民待遇,就主要以产品特性决定的关税分类为依据。④

与产品不相关的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因产品特性相同或关税分类相同的“相同产品”根据加工过程和生产方法的不同,从而施以区别待遇或歧视待遇的作法,就不符合GATT第1条(最惠国待遇条款)或第3条(国民待遇条款)的要求。此外,如果与产品不相关的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采取数量限制的形式,还可能违反GATT第11条关于普遍取消数量限制的规定。在美国限制金枪鱼进口案中,墨西哥就指控美国的PPM措施违反了GATT第11条的规定。

那么与产品不相关的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是否能因为环境保护的大旗,而得以援引GATT第20条(一般例外)的规定呢?根据DSB上诉机构对美国汽油案的报告,是否可以援引GATT第20条一般例外的规定,必须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是该措施须符合GATT第20条十项例外中至少某一项例外的规定;其次是该措施须符合GATT第20条引言的要求。GATT第20条的十项例外中有两项可能与此有关:(b)为保护人类及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g)关于保护可用竭自然资源并与限制国内生产与消费一起有效实施的措施。而第20条的引文还施加了两个限制:一个限制是有关措施不会以“构成任意的或无端的歧视手段”的方式实施;另一个限制是有关措施不会以“构成伪装起来的对国际贸易的限制”的方式实施。

关于与产品不相关的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是否符合GATT第20条的问题,笔者认为,如果仅从第20条例外条款的措词本身而言,只要有关的措施出于为保护环境所必需的目的,并且以公平的方式(不构成任意的或无端的歧视手段等)实施,那么该措施就可能援引该第20条而免除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等义务的约束,从而在WTO框架内取得合法性。

然而,从体系解释方法的角度出发,GATT/WTO的多边货物贸易协议体系,是以产品的特性为主要依据建立的有关产品待遇的多边规则体系,因而在这个规则体系之中所有条款的解释也应以此为准,除非协议中另有明确规定。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第20条例外条款具有免除GATT/WTO协议体系中实体性义务的强大效力,如果过于宽纵,则该条款可能成为GATT/WTO协议体系的一个巨大漏洞。在GATT的实践中,“出自第20条(b)项保护人类及动植物健康的考虑,各国自行制定食品、药物乃至一般产品性能的标准,成为贸易保护主义肆虐的一大缺口。”[4]在这样的背景下,第20条例外条款亦应从严解释。因此,与产品不相关的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虽然高举着保护环境的标牌,却还不能理直气壮地声称符合GATT第20条的规定,也就不得援引该条的例外而免除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的义务。

在WTO协议体系中,《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TBT协议)和《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SPS协议)也涉及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的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TBT协议)的附件一将该协议下的技术法规和标准定义为:规定产品特性或有关的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的文件。因而,TBT协议不适用于与产品特性不相关的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

《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SPS协议)的附件一明确规定,该协议下的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都是用来保护成员方境内的人类或动物、植物的生命或健康。由于与产品不相关的PPM环境贸易措施所针对的产品加工过程和生产方法(PPM)发生在成员方境外,这些产品加工过程和生产方法在不影响产品特性的条件下,与保护成员方境内的人类或动物、植物的生命或健康不存在实质性的联系,所以《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SPS协议)也不适用于与产品不相关的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

通过对上述两个协议的考察,我们还可以发现,虽然多边贸易体制的各成员方没有绝对排斥PPM措施,但为之设立了严格的界限标准。“WTO在认可PPM标准的同时,又附加了种种必要条件……其中最重要的附加条件莫过于将PPM限于与产品性能有关。”[5]

我们可以认为,以GATT/WTO为主导的多边(货物)贸易体制是围绕产品本身而建立的,因此GATT/WTO协议体系下的相关条款,应从与产品特性相关的角度加以解释。而与产品不相关的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的域外性和单边性,也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自由贸易宗旨和多边性不相容。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与产品不相关的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因其与产品特性不相关,以及域外性和单边性的原因,不能在现行WTO多边贸易体制中获得合法地位。

二、涉及与产品不相关的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的GATT/WTO典型案例的裁决及评述

在GATT/WTO争端解决的历史上,有这样几个案件直接涉及与产品不相关的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墨西哥诉美国限制金枪鱼进口案(DS21)(第一个金枪鱼案),欧共体和荷兰诉美国限制金枪鱼进口案(DS29)(第二个金枪鱼案),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泰国诉美国限制特定虾及虾产品进口案(WT/DS58)(海虾-海龟案)。⑤

(一)两个金枪鱼案件

墨西哥诉美国限制金枪鱼进口案涉及美国单方采取的限制墨西哥金枪鱼进口的措施。美国的这一措施是根据与产品特性不相关的生产方法(PPM)标准(在本案中主要是拉网捕鱼中伤害或致死的海豚数量)而采取的限制国际贸易的措施。其目的是保护海豚,属于典型的与产品不相关的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第二个金枪鱼案与第一个金枪鱼案基本相同,只是牵涉到从被美国禁令涵盖的金枪鱼原产国进口金枪鱼及其制品的中间国家,向美国出口金枪鱼及其制品的情形。

在分析美国单方采取的限制金枪鱼进口的措施是否适用GATT第3条国民待遇条款和是否违反第11条普遍取消数量限制条款的问题上,两案专家组均持这样的观点:仅仅规制对产品本身特性没有影响的加工过程和生产方法的国内法律规章及有关措施不适用GATT第3条;如果国内法律规章及有关措施基于对产品本身特性没有影响的加工过程和生产方法禁止相同产品的进口,则违反第11条第1款。

对于美国主张的该案适用第20条(b)款和(g)款例外的问题,第一个专家组认为,这两款的目的都是针对各缔约方为保护自身管辖范围内的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及可用竭的资源,进而从维护GATT作为多边贸易框架的角度出发,裁定与产品不相关的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的域外性,不符合第20条(b)款和(g)款。[6]第二个金枪鱼案的专家组则从维护缔约方的权利义务平衡和GATT目的的角度论证,认为旨在迫使其他国家改变政策并且只有出现这样的改变,才达到保护效果的措施,不符合第20条(g)款,因而对美国措施的单边性给予了否定评价。[7]

从两案的专家组裁决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专家组所持观点:与产品不相关的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本案中是美国的《海生哺乳动物保护法》及依据该法案所实施的、禁止不符合PPM要求的金枪鱼进口的措施),因为不影响产品本身的特性,所以不适用GATT第3条国民待遇条款的规定。对于有关措施是否适用第20条(b)款和(g)款例外的问题,专家组则从缔约方的权利义务平衡和GATT多边性的角度,认为与产品不相关的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因具有域外性和单边性,而不为GATT所认可。

(二)海虾-海龟案

该案涉及美国禁止未符合TED装备使用要求(PPM要求)并达到相应美国海龟保护标准的国家或地区捕捞的海虾及其制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措施。在该案中美国主要援引GATT1994第20条“一般例外”作为辩护依据。

在分析美国的措施是否符合第20条(g)款的问题时,该案上诉机构对“这个条款是设计用来影响其他国家采取国家制度方案来要求他们的虾农使用TED”这个敏感问题一笔带过。上诉机构认为,美国的措施与保护海龟物种的政策目标的关系是“紧密和真实的”,是一个“公平的措施”,从而符合第20条(g)款“和保护可用竭的自然资源相关”和“与限制国内生产或消费一起有效实施”的要求。[8]

值得注意的是,该案的上诉机构不仅没有引用两个金枪鱼案件专家组在第20条(g)款问题上的观点,而且实际上背离了此前的专家组观点。笔者认为,如果上诉机构参阅过两个金枪鱼案的裁决,那么该拒绝引用先前案件裁决并且背离此前观点的作法表明:上诉机构似乎并不同意美国的措施所具有的“迫使”他国改变政策的本质(该本质派生出单边性和域外性,也冲击多边贸易体制)构成不符合第20条(g)款的依据。

国内也有学者认为:“依据上诉机构的观点,如果某一产品(如海虾)因其捕捞方式(即PPM)而与‘可用竭的自然资源’(如海龟)有关,即使该PPM对产品的最终特征或性能毫无影响(显然海虾的捕捞过程是否误伤海龟并不影响海虾这一产品的最终性能),但基于该PPM标准而采取的贸易措施本身仍然能够获得第20条(g)款的支持。”[9]笔者对这一观点基本认同,但略有保留。笔者认为,对于美国的PPM环境贸易措施与产品特性无关的问题,上诉机构似乎持这样的观点和逻辑,由于当事方没有提及给予相同产品国民待遇的GATT第3条,那么美国的措施与产品特性不相关的问题,就可以不予考虑。与产品不相关的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可以直接抵触第11条,除非通过第20条的例外免除相应的义务。第20条的例外本身与产品(特性)无需相关。只要符合第20条本身的规定,与产品不相关的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是可以援引第20条的例外免除相关义务的。

上诉机构在该案中避而不谈美国的措施与产品特性不相关的性质,而美国单边实施的与产品不相关的PPM环境贸易措施所具有的单边性和域外性,又被上诉机构所忽略。从这两点来看,上诉机构似乎为与产品不相关的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在WTO多边贸易体制内,预留合法性空间。正如这三个案例的专家组所指出的:与产品不相关的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的单边性和域外性,恰恰是GATT/WTO的自由贸易的宗旨和作为多边贸易框架的地位所不相容的。在海虾-海龟案中,上诉机构对于美国措施与产品特性不相关的问题以及单边性和域外性问题含糊其辞,预留空间,而非明确否定,其观点明显不同于此前的专家组。上诉机构的这种作法,不仅有逾越DSB本身权限之嫌,而且容易导致DSB在今后的裁决中更加被动,乃至越走越远。

三、中国的应对策略

如前所述,在现行WTO协议体系下,任何与产品不相关的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即便符合GATT第1条最惠国待遇条款、第3条国民待遇条款等规定,也不相容于WTO促进自由贸易的宗旨和WTO作为多边贸易框架的地位。

与此同时,从发展中国家立场而言,如果与产品不相关的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符合现行WTO协议体系,将使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因不符合进口国设置的与产品特性不相关的PPM标准,而不被认定为“相同产品”,并进而遭受歧视。其直接后果是发展中国家为保持出口,而被迫接受发达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高标准。对于任何此类意图允许发达国家肆意挥舞“环境保护”大棒的观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应当保持警惕。

虽然现存的WTO协议体系,无法容纳与产品不相关的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但是前述DSB上诉机构在海虾-海龟案中的裁决,却发出了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即以个案裁决的方式,将其隐性纳入WTO框架下。许多NGO对于这种由官员在准司法程序中以案例解释WTO相关协议的做法,持欢迎态度,因为这些新的司法裁决恰恰与他们通过环境条约所寻求的目标一致。通过这种办法,NGO就有了新途径影响国家政策。[10]

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立场出发,通过DSB的裁决将与产品不相关的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纳入WTO协议体系下的做法,不仅不合法,而且非常容易引发各国对与产品不相关的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的滥用,从而冲击现行WTO多边贸易体制。首先,DSB无权影响成员方在WTO协议体系中的实体权利义务。《关于争端解决的规则与程序谅解书》第3条第2款规定:“WTO的争端解决制度是为多边贸易体制提供保障和可预测性的中心环节。DSB的各项建议和决定不能增加或减少有关协议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其次,WTO成员方缺乏对DSB裁决的有效约束,即便是要推翻错误的DSB裁决,在现行DSU程序下也因反向协商一致规定,而变得极其困难。因此,这种方式弊端甚多,于发展中国家也不利。

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出发,与DSB裁决相比,通过WTO部长级会议达成新的协议条款,有一个根本性的优势,那就是更不易受环保组织等NGO的影响。WTO部长级会议是由WTO成员方共同参加的。由于实行的是“一国一票”的表决机制,发展中国家在程序上更能制衡那些动辄打着“环境保护”旗号施压的发达国家。因此,为了抵消有可能日益增多的与产品不相关的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带来的冲击,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比较有利的作法是在多边体制之下,通过WTO部长级会议谈判制定新规则的方式,将与产品不相关的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问题,加以明确和约束。

当今形势下,保护环境的大潮势不可挡,一味拒绝让步,只会使发展中国家承受的舆论压力和外交压力越积越大。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所能够而且应当主张的,是保护环境的措施亦应严格控制,以防止被滥用。因此,为了在WTO框架下成功应对与产品不相关的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问题,中国在有关问题谈判中应主动出击,化被动为主动,争取达成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有利的协议条款,将与产品不相关的PPM环境贸易措施,通过多边协议的方式,予以严格约束。为此,中国可以采取如下谈判立场:

(一)应主张明确“与产品不相关”的PPM环境贸易措施适用的范围和标准

与产品不相关的PPM环境贸易措施在实践中最关键的问题,应是与产品特性不相关,以致容易被滥用。但如果对其适用的范围和适用标准加以严格限制,与产品不相关的PPM环境贸易措施被滥用的危险,是可以控制的。例如仅限于WTO新协议中明确认可和列明的多边环境条约(其后续添加可由各国参加的总理事会决定)中所认定的濒危动植物等的保护。在适用标准上,与产品不相关的PPM环境贸易措施所保护的环境利益,应与本国有充分联系,而且有关成员方的措施所保护的重大环境利益,应比受影响其他成员方的经济利益,具有显著更高的价值。这样可以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实现利益平衡,提供一种联系机制。

(二)应坚决反对与产品不相关的PPM环境贸易措施的单边实施

与产品不相关的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对国际贸易秩序造成扰乱的直接原因,在于其无序的单边性,因此WTO成员方的新共识应明确重申WTO是多边体系,除有明确的例外规定许可,任何成员方无权擅自单边采取“与产品不相关”的PPM环境贸易措施。此外,中国有必要明确声明DSB无权为单边行动问题,做出有违WTO促进自由贸易的宗旨和作为多边贸易框架的地位的裁决。这样可以减弱与产品不相关的PPM环境贸易措施对多边贸易体制和发展中国家所带来的冲击。

(三)应主张严格限制与产品不相关的PPM环境贸易措施的域外效果

与产品不相关的PPM环境贸易措施的域外效果,客观上冲击了他国主权,损害了其他成员方的利益。因此,采取与产品不相关的PPM环境贸易措施的国家,在实施过程中应持谨慎与公平态度,应容许有关成员方的产品以企业为单位获得许可,并应积极考虑受措施影响的贸易伙伴的特殊情况。与产品不相关的PPM环境贸易措施的域外效果所涉及WTO成员方,应以同属特定多边环境条约参加国为限。这样既合法有据,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延缓接受环境保护的过高标准。

(四)在谈判过程中,应将与产品不相关的PPM环境贸易措施问题和对易受影响的发展中国家成员方的援助及补偿问题挂钩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有关问题谈判中可以使用的谈判筹码,或许是将与产品不相关的PPM环境贸易措施问题和对发展中国家的相应技术援助及补偿问题联系起来,如为了符合与产品不相关的PPM环境贸易措施要求的标准所需技术和知识产权,必须以优惠的方式提供给发展中国家,并根据发展中国家受影响的程度提供补偿,以弥补发展中国家在生产方面的劣势。

综上所述,在应对与产品不相关的PPM环境贸易措施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唯有在相关的谈判中,采取变通的立场,而非一味排斥,才不至于在日后的争端解决过程中,陷入被动。具体的谈判策略,可以是积极推动谈判进行,从严约束其实施范围和标准,控制其单边性,限制其域外效果并挂钩相关援助和补偿的谈判方法。如此中国方能在规则制定过程中,占据有利地位,也才能成功应对这一问题。

注释:

①对于何谓环境贸易措施和单边环境贸易措施,有学者认为:“环境贸易措施是指为了达到特定的保护环境的目的而对国际贸易进行限制的措施。单边环境贸易措施是指没有经过多边协商同意的任何贸易措施。”参见鄂晓梅著:《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与WTO规则:冲突与协调》,法律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16页和第19页。

②广义的PPM贸易措施还可能与劳工问题等挂上钩,而本文限于篇幅只探讨与环境有关的PPM贸易措施,简称PPM环境贸易措施。

③有学者将该类措施的特征归纳为单边主义、域外性特征和保护主义。参见鄂晓梅著:《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与WTO规则:冲突与协调》,法律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33页。

④虽然“相同产品”及类似的词没有被明确定义,但“应把‘相同产品’与关税分类表联系起来取意,凡表中列为同项者就是相同产品……由于这种办法实际可行,常为GATT断案时采用。”参见赵维田著:《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78页和第79页。美国John H. Jackson教授也认为对“产品”这个词的解释应当以一个产品的特征为依据,而不是以一个产品的生产过程为依据。See John H. Jack-son,Comments On Shrimp/Turtle And The Product/Process Distinction[J]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00),p.303。

⑤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两次美国金枪鱼争端案中GATT 专家组所作的报告,均未得到通过(因为在GATT的争端解决程序中报告的通过,需要全体协商一致同意,所以通过比较困难)。

[参考文献]

[1] 王海峰.世贸组织新型贸易壁垒法律规制及热点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2] OECD文件OCDE/GD(97)137,第7页。

[3] OECD文件OCDE/GD(97)137,第12页。

[4] 赵维田.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5] 刘勇.WTO体制内有关环境保护的PPM标准问题[J].对外经贸实务,2003,(7).

[6] See Panel Report on UNITED STATES - RE-STRICTIONS ON IMPORTS OF TUNA(DS21), paras.5.26, 5.27,5.31,5.32,5.33, p.45.

[7] See Panel Report on UNITED STATES - RE-STRICTIONS ON IMPORTS OF TUNA(DS29),paras.5.26,5.27, 5.37, 5.38 and 5.39, p.54 and p. 57.

[8] See Report of the Appellate Body on UNITED STATES - IMPORT PROHIBITION OF CERTAIN SHRIMP AND SHRIMP PRODUCTS (WT/DS58/AB/R), paras.138, 141, and 145, p.52, 53 and 55.

[9] 刘勇.WTO体制内有关环境保护的PPMs标准问题[J].对外经贸实务,2003,(7).

[10] See David Robertson(2001),Introduction: accou nting for risk in trade agreements, Globaliz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Risk Assessment and the WTO[M]. Chel-tenham, MA, US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c.p .2.

【责任编辑:叶萍】

作者：钟筱红谢新明刘英生

WTO环境贸易分析论文篇2：

论多边贸易体制下环境标志的贸易限制性影响及其应对

摘要：由于自由贸易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紧密联系，环境标志成为多哈回合WTO环境与贸易委员会的一个重要讨论议题。目前，各国对于是否应在WTO框架下对环境标志加以规范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然而，随着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环境标志制度在各国日渐普及。无论环境标志制度最终是否被列入WTO规则，都已在事实上成为一种新的绿色贸易壁垒。对此，我国一方面应进一步积极完善本国的环境标志制度，并加强国际合作，减少因环境标志标准不同而引起的贸易摩擦；另一方面，应坚持利用现有的WTO规则遏制环境标志制度的滥用，同时积极参加多哈回合环境与贸易委员会关于环境标志问题的讨论，推动WTO各国通过多边协议规范环境标志制度对贸易的限制性影响。

关键词：国际贸易；法律制度；环境保护；绿色贸易壁垒；环境标志；多哈回合

一、问题的提出：环境标志及其对贸易的限制性影响

所谓环境标志(Environmentallabelling)，也被称为生态标志(Eco-1abelling)、绿色标志(Green 1abelling)，是指一种标印在产品或其包装上的标签，它表明该产品不仅质量合格，而且在包括设计、研发、生产、使用和回收利用及处置等各环节在内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均符合特定的环境保护标准的要求，与同类产品相比，具有低毒少害、节约资源等环境优势。近年来，在服务贸易领域也出现了使用环境标志的趋势。无论是用于产品还是服务，环境标志的功能主要是向消费者公示关于产品和服务的环境信息，其目的在于通过引导公众的消费选择，提高环境友好型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竞争力，最终达到促进环境与经济和谐发展的目的。

环境标志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但其使用也对现行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在国际贸易实践中限制甚至禁止未取得本国环境标志的产品进口，已经被许多学者明确定性为一种典型的绿色贸易壁垒或限制贸易手段。虽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目前各国环境标志计划的实施大多以自愿参加为原则，并不会构成对自由贸易的直接限制。但不容否认，即使是自愿的环境标志计划，其标准的制定仍然易对进口产品产生歧视，从而引起贸易争端。特别是一些政府主导的环境标志计划，往往处于环境保护与自由贸易屡屡冲突的灰色地带，很难保证不发生违反WTO多边货物贸易协定的越界行为，甚至会成为一些国家规避WTO协议义务的陈仓暗道。因此，本文对环境标志与贸易问题的理论分析，对于有效应对环境标志的贸易影响，防范其演变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现行WTO贸易规则对环境标志限制影响的应对

早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就在其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中表达出对环境与贸易关系问题的关注。然而，由于环境与贸易问题的复杂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此问题上存在的巨大分歧，在多哈回合之前，多边贸易体制内对贸易与环境议题的正式讨论和谈判迟迟裹足不前。国际社会对贸易和环境问题的有限共识高度概括，除了在GATT第20条“环境例外”等条款中有所体现，尚不能落实为处理环境与贸易冲突的具体规则。因此，虽然1991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环境措施与国际贸易小组”曾经研讨过环境标签和新形式的包装要求对贸易的影响，但在现行多边贸易规则体系中并没有针对环境标志问题的具体规定，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在国际贸易实践中，以GATT/WTO协议为基础的多边贸易协议却早已对环境标志措施提出的挑战作出回应。1991年墨西哥等国诉美国金枪鱼一海豚案已经涉及环境标志的合法性问题。在该案中，墨西哥对美国对于用符合保护海豚的方式捕捞的金枪鱼标“海豚安全”标签的做法提出了质疑。专家组认为“海豚安全”标签是一种环境标志，其使用与GATT要求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并不矛盾。因为这种标志统一适用于所有产品，无论是美国国内的金枪鱼还是进口金枪鱼，只要其捕捞符合生态安全标准，就可以标注，因此是符合非歧视原则的。更重要的是，专家组认为只要环境标志的使用是自愿性的，就不能断定其本身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因为非强制性的环境标志计划本身并未限制或禁止未标记产品的进口。专家组在该案中提出了著名的“产品与工艺区分”规则(“product versus process”)——即一国不能以某种产品的工艺和生产方法不利于环境为由，对他国产品实施进口限制，此类环境限制只能以产品的质量和内容为标准作出，以及“在领域外无效”规则(extra-territoriality)——GATT规则不允许一国超出其领域范围以外实施基于环境而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5]这两个准则已成为目前有关环境标志贸易影响的主要理论。但在金枪鱼案中，专家组显然并不认为非强制性的环境标志计划需要接受上述规则的检验。

另一个涉及环境标志的早期案例是东盟与奥地利的热带木材纠纷案。在该案中，奥地利国内于1992年通过的立法要求所有从热带进口的木材及其制品都必须贴上说明其产于热带的标志，以区别于以“可持续发展”方法管理的森林地区所生产的木材以及含有该种木材的产品，后者被颁发特别的质量认可标志。受到这一规定影响的东盟国家向GATT理事会提出异议，认为奥地利对环境标志使用的立法是以环保为名对贸易的变相限制。最后，GATT支持了东盟国家的主张，认为奥地利仅仅以木材的原产地，而不是木材本身的性质来使用环境标志的做法违反了最惠国待遇原则。

从上述发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早期多边贸易体制对环境标志合法性的判断，主要是基于GATT作出的。涉及的主要条款包括GATT第1条(最惠国待遇原一则)、第3条(国民待遇原则)，以及第11条(b)项、第20条(b)、(g)等项的规定。从相关案例中的专家组报告内容来看，GATT缔约方援引GATT第20条并不能证明环境标志自体(per se)的正当性，环境标志要证明其本身是正当的，必须满足第20条附带的非歧视要件，即“相关措施的实施方式不得构成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进行任意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缔约方对第11条(b)款的援引同样不能证明环境标志自体的合法性。环境标志在多边贸易体制下的使用必须建立在GATT非歧视原则的基础上，并且不得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

在WTO的多边贸易协定体系中，除了GATTl994以外，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TBT协定)中也有涉及环境标志的相关规定。从TBT关于技术法规和技术标准的定义看，环境标志显然属于定义中所说的“用于某种产品、工艺或生产方法的……包括或仅仅涉及术语、符

号、包装、标志或标签要求。”因此，有学者指出强制性的环境标志可能是技术法规，自愿的环境标志则是技术标准。无论是属于技术法规还是标准，环境标志都应受到TBT协定的规范。TBT协定对技术法规和标准规范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就是所谓“与产品无关的工艺和生产方式”(NPR PPMs)。这一概念源于1979年TBT协定，是指与产品质量没有直接关联的产品生产工艺、方式和流程。大部分WTO缔约方和学者们都认为针对与产品质量没有直接关联的工艺与生产方式的规制措施和与产品质量有关的规制措施在WTO规则下的地位是不同的。TBT承认的只是产品质量标准及与产品质量直接相关的生产工艺和流程，并不包括与产品质量没有直接关联的工艺和生产方式。这是因为WTO的基本原则要求“同类”产品应当享受至少是相同的待遇，而区分“同类”产品的标准应当是产品的物理性质，仅仅只是生产工艺或流程不同的产品不应被归为不同产品而给予不同的待遇。因此，以与产品无关的工艺和生产方式的区分为基础的具有贸易影响的规制措施将不可避免地违反GATT第3条规定的国民待遇原则。这种将产品与产品的生产工艺和方法区别对待的理论就是WTO专家组在1991年“金枪鱼一海豚案”中提出的“产品与工艺区分”规则。由于实践中的环境标志计划大都是基于生命周期评价和产品工艺与生产方式作出，许多标准和产品的质量本身并没有直接关系。再加上绝大多数环境标志标准都是基于本国的环境标准进行评估，并且国外生产商往往不能公平地参与标准的制定。因此，即使是自愿的环境标志的实施，也会在事实上绕过“产品与工艺区分”规则，导致带有贸易限制效果的环境标准的域外适用。

新近发生的一个案例是2008年墨西哥诉美国的“新金枪鱼一海豚案”。该案中，墨西哥指出美国的相关措施禁止墨西哥产金枪鱼和金枪鱼产品使用“海豚安全”标签，尽管该国金枪鱼的捕获方式完全符合美洲国家间热带金枪鱼委员会达成的“海豚安全”标准，与此同时，美国却允许其他各缔约方，包括美国本土产的金枪鱼及其产品使用“海豚安全”标签。墨西哥认为美国不允许墨西哥产品使用环境标志的做法违反了WTO规则。除了主张美国的做法违反了GATT第1条和第3条的非歧视原则外，墨西哥还基于TBT协定的第2条(中央政府机构对技术法规的制定、批准和实施)、第5条(中央政府机构的合格评定程序)、第6条(中央政府机构对合格评定的承认)以及第8条(非政府机构的合格评定程序)提出了主张。在该案中，判断环境标志的实施是否违反WTO规则的一个最大的焦点仍然是这些措施是否对外国产品构成了歧视，以及如果构成差别待遇，保护动物生命与健康或其他关于环境的政策目标当能否为这种差别待遇提供正当的理由。本案当事方的主张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问题，那就是如何结合GATT与TBT协定的规则判断歧视以及歧视的合理依据是否存在。根据上文的讨论，在GATT的框架下，虽然GATT第20条的规定存在很大的模糊性，但基本的审查框架已经形成：基于第20条(b)(g)两款，环境标志可能构成第3条国民待遇原则的例外，但还必须首先满足第20条本身设定的非歧视要件并不得构成变相的贸易限制。

考虑到TBT协定的规定，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和有趣了。TBT协定第2条除了规定了国民待遇原则外，还规定了另一个重要的原则：最小贸易障碍原则，第2.2条规定“各成员应保证技术法规的制定、采用或实施在目的或效果上均不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具体而言“技术法规对贸易的限制不得超过为实现合法目标所必需的限度，同时考虑合法目标未能实现可能造成的风险”。相对于GATT第3条与第20条形成的国民待遇作为原则，其他政策目标作为例外的“原则一例外模式”，TBT协议第2条规定的两个原则似乎是相互独立的。因此，与GATT不同，TBT协议的国民待遇义务似乎不存在例外情形。对此有学者认为，根据TBT协定“环境标志除了满足传统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以外，还要证明对贸易带来的负担。”根据这种观点，基于PPMs标准的环境标志只要获得技术法规的地位，就几乎肯定会违反国民待遇原则。但也有学者指出考虑到TBT协定在前言部分大体上引述了GATT第20条的例外规定——“不应阻止任何国家在其认为适当的程度内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证其出口产品的质量，或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及保护环境，或防止欺诈行为”，以及第20条自身附带的非歧视要求——“这些措施的实施方式不得构成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进行任意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可以将TBT协定的规定解释为允许成员国执行某些特殊政策，甚至可以认为GATT第20条可以直接适用于TBT协定。如果这种观点能够成立，环境标志在多边贸易体制内的合法性将更容易得到证明。由于该案仍在审理之中，WTO专家组最终将采纳何种法律观点仍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三、多哈回合中各国关于环境标志议题讨论的新进展

试图概括地说明环境标志在现行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合法性必然会陷入理论上的混乱。环境标志本身的种类十分复杂，不同类型的环境标志的法律性质也存在差异。我们可将环境标志区分为强制性标志和自愿性标志；政府标志和非政府标志；国家标志和国际标志以及基于产品质量标准的环境标志和与产品本身无直接关联的PPMs标准的环境标志。

大体上，在现有规则体系中，完全基于自愿的非政府的环境标志，其合法性基本上可以得到确认。基于产品质量标准的环境标志也不会遇到合法性的质疑。强制实施的涉及与产品本身无直接关联的PPMs标准的环境标志几乎很难通过WTO非歧视原则的检验。而那些虽然属于自愿，但由政府主导或推动的涉及与产品本身无直接关联的PPMs标准的环境标志，其在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合法性具有较大的争议。

为了消除关于环境标志与多边贸易体制的争议，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分岐。2001年在卡塔尔召开的WTO第四次部长级会议通过的《多哈部长宣言》第32段第3款授权WTO贸易与环境委员会“在其开展当前职权范围内的所有事项的工作是，给予基于环境目的的标签以特别关注”并“向WTO第五次部长级会议报告，并就如何在未来展开合适的行动，包括进行谈判的必要性提出建议”。环境标志尽管尚未列入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正式议程，但已经明确被列为WTO贸易与环境委员会讨论的三个重要议题之一。实际上，在此之前，环境标志就已经是贸易与环境委员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1996年的新加坡部长级会议上，贸易与环境委员会提交的研究报告和建议中就曾指出：“精心设计的环保标志计划或程序能够成为促进公众环境意识的有效政策工具。”

在环境标志列为WTO多边贸易体制讨论议题后，200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在南

非约翰内斯堡召开了“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WSSD)。在此次会议上，WTO的缔约方和其他联合国成员国一起，就与可持续消费方式相关的消费信息等问题展开争论并形成了共识。大会通过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提出，各国应当采取行动“酌情自愿拟定并采用有效、具有透明度、可核查、不误导和非歧视的消费者资讯工具，提供关于可持续生产和消费的资料，包括人体健康和安全方面的资料。这些工具不应被用作伪装的贸易壁垒”。环境标志即属于一种典型的消费者资讯工具。《执行计划》还号召各国“支持世贸组织以市场为基础、相互兼容的自愿行动，创建并扩大无害环境货物和服务，包括有机农产品的国内和国际市场，通过能力建设以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来扩大环境和发展的利益”。WTO多哈发展回合在与贸易有关的技术援助方面的努力，对于可发展问题大会的上述成果的达成起到了有目共睹的作用。人们普遍认为WTO对环境标志议题的讨论将有助于实现上述目标。虽然执行计划本身并没有直接的法律约束力，但体现了世界各国，包括WTO的绝大多数缔约方的政治意愿。在逻辑上，各国首脑作出的政治承诺应当和各国在多边贸易体制内的观点是一致的。

然而，各国在政治上对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政策所达成的共识，并不能掩盖在具体环境和贸易利益上立场的差异，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对于环境标志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争议的焦点有两个层次：一是环境标志是否与WTO规则兼容；二是是否应当将环境标志纳入WTO规则体系。

1　环境标志是否与WTO规则体系兼容

在这个问题上，争议的焦点如前所述，集中在由政府主导的非强制性且涉及与产品本身无直接关联的PPMs标准的环境标志。以欧盟、瑞士和加拿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主张这类环境标志与GATT、TBT协定兼容，环境标志本身并不违反WTO的非歧视原则。然而一些发展中国家成员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从TBT协定的谈判历史来看，其制定者并没有赋予基于与产品本身无直接关联的PPMs标准的贸易措施以合法地位，因此，此类环境标志不能在现行WTO规则中获得合法地位。

许多学者指出不同国家间法律观点的对立，实际上是各自利益的博弈。发达国家的目的是通过环境标志制度间接使PPMs在WTO规则体系中获得合法地位，从而将符合其本国环境标准的工艺和生产方法要求强加于发展中国家。如此一来，发达国家不但可以将因国内实施较严格的环境标准而导致的贸易成本劣势抵消，还可以凭借在环保技术方面的比较优势，取得在国际贸易中主动和有利的地位。虽然环境保护是值得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技术水平和社会经济承受能力并不相同，强行要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适用同样的环境标准，不仅是不现实的，更是不公平的。在国际法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环境保护承担的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原则宣言指出：“对于全球环境的恶化，各个国家有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注意到目前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绝大部分来自发达国家，因此认为这些国家负有防治环境污染的主要责任”。因此，发达国家适用更高的环境标准实际上是在承担对世界环境保护和治理的高于发展中国家的义务。发展中国家暂时适用较低的环境标准是共同但有区别原则考虑到环境问题形成的历史因素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现实需求而给予的适当照顾。如果不从这个实际出发，盲目地认可与产品本身无直接关联的PPMs标准的环境标志的合法性，发达国家极易凭借自己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垄断优势，制定出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被动地位，造成新的贸易不公平。事实上可能正是基于这种考虑，WTO现行多边贸易体制通过“产品与工艺区分”规则和“在领域外无效，，规则，将带有环境保护目标的贸易措施限制在与产品质量直接相关的标准和国家领域的范围内。到目前为止，这仍然是理论界占据主流的观点。

2　环境标志是否应当纳入WTO规则体系

在这个问题上同样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日本、瑞士和欧盟为代表的多数发达国家认为无需将环境标志纳入WTO调整。这些国家认为环境标志是自愿性的市场工具，多数环境标志计划并没有禁止或限制未取得标志产品的进口，且涉及产品范围仍然较小，还没有形成贸易壁垒的威胁。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主张将环境标志纳入WTO规则。美国等发达国家认为各国实施的政府性环境标志往往是基于本国的环境背景和优先事项，容易对进口产品产生歧视，违反一些基本贸易规则，引发贸易纠纷，应当将其纳入到WTO多边贸易体制中，制定规则加以规范。发展中国家和美国一样注意到环境标志通常反映本国产品生产者和服务提供者的利益，容易被政府滥用于削弱进口产品在本国市场的竞争力，即使是自愿性的环境标志项目也极易造成贸易歧视，与WTO法律规则存在潜在冲突。除此之外，发展中国家对于将环境标志纳入多边贸易体制还有其自身的关切：市场准入和技术援助问题。在市场准入方面，主张应当将环境标志纳入WTO规则加以规范，通过援用WTO对发展中成员差别或优惠安排的原则，让环境标志对发展中国家成员更加友好。同时，为确保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标志产品的贸易中占有一席之地，还应当在WTO多边贸易体制中规定WTO发达成员方应当进一步考虑到发展中成员方对于技术援助的需求，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本国的环境标志并且能够达到其出口市场的环境标志要求。

事实上，本文引述的相关案例已经表明环境标志的问题和WTO规则间存在现实的冲突，WTO多边贸易体制已经在作出应对。问题的关键已经不是应否将环境标志纳入WTO多边贸易体制，而是如何修订有关规则或制定专门规则来应对环境标志对WTO规则体系的冲击。

四、结语：我国应对环境标志贸易影响的政策选择

随着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环境标志制度在各国日渐普及。目前包括我国在内，已经有超过40多个国家实施了环境标志计划。涉及环境标志的贸易纠纷也不断涌现。可以说，无论环境标志制度最终是否被纳入WTO规则体系，都已在事实上成为一种新的绿色贸易壁垒。对此，我国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应对：

1　继续完善本国环境标志制度体系

从本质上说环境标志是一种积极有效的环境政策。我国早在1993年就已经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标志制度。从科学发展观出发，牺牲环境换取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我国应当不断完善环境标志制度，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经济升级转型的一个重要途径。

2　不断加强我国环境标志的国际交流合作

一方面，通过交流合作，进一步提高我国环境标志的水平和国际认知度。另一方面，推动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环境标志的互认，减少因各国标准差异而产生的贸易纠纷。

3　坚决利用WTO规则遏制环境标志滥用

现行WT0规则对环境标志已有应对。对于我国产品出口中遭遇滥用环境标志的贸易壁垒，应当积极利用WTO规则进行应对，充分利用wT0争端解决机制，据理力争，依法维护我国企业和产品的合法权益。

4　积极参加WTO环境标志议题的研究和讨论在多哈回合关于环境标志议题的讨论中，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当积极参加研究和讨论，防止发达国家完全主导议题的进程，力争推动讨论向着符合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

5　适时推动将环境标志纳入WTO多边规则规范

环境标志的贸易影响是不容否认的。wTO应当发挥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主导作用，规范环境标志对自由贸易超出合理范围的负面影响。有学者认为提出环境标志纳入多边贸易体制是一种悖论，认为其结果将会导致环境标志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然而，上文述及的有关案例表明，环境标志制度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对贸易产生了限制性影响。实际上恰恰是多边贸易规则的模糊和缺位，可能为环境标志蜕变为进口限制提供借口和依据。我国应当和其他WTO成员一道，促进多边贸易规则体系的不断完善，通过规则明确环境标志措施的内涵和外延，消除已经存在和可能出现的“利用规则漏洞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的现象”，防止环境标志沦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与此同时推动在多边贸易体制的框架内解决发展中国家关切的市场准入和技术援助问题。

作者：包振宇

WTO环境贸易分析论文篇3：

略论商务外交在中国“走出去”的功能意义

[摘要]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的产品和企业大量走出国门，在WTO自由贸易体制下参与国际竞争，但却不时遭受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本文分析了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阐述商务外交在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作用。

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部署及其存在的问题

1.中国：“第三大贸易大国”和“贸易摩擦重灾区”的悖论

我国国际贸易总额继2004年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后，2005年达到了1.422万亿美元，相当于入世初2001年的2.8倍。在2006年中国进出口总额高达1.76万亿美元，稳居全球第三。但与此同时，我国遭遇的贸易摩擦数量连续第十一年位居全球之首。中国自入世以来在贸易总额不断增长的同时，也成为一个“贸易摩擦重灾区”。

总体来看，我国目前面对的贸易摩擦呈现以下几大特点：

(1)战略性摩擦增多。战略性摩擦是指摩擦发起国基于该国战略性利益的考虑而引发的贸易摩擦。其特点是：涉案金额大，关系到产业发展，多数涉及国家干预。

(2)贸易保护手段五花八门。反倾销仍然是目前对我国使用最频繁的贸易救济手段。此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环境壁垒和知识产权壁垒越来越成为我国出口遭遇贸易壁垒的主要形式。

2.策略失误

首先，虽然中国“走出去”的企业越来越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连年快速增长，但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还不到0.5%，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的比例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而在中国的对外投资中，地域分布比较集中，主要流向韩国、泰国、中国香港等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占60.3%。其次，境外企业平均投资规模小，投资收益状况不理想。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61.3亿美元。但据商务部的资料显示，境外企业的平均投资规模约153万美元，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约600万美元的水平；三分之二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存在亏损或持平，盈利企业仅有三分之一。最后，“走出去”的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屡遭挫折。

3.缺乏有力的制度法制保障，“走出去”企业步履维艰

目前中国海外商情信息化建设滞后，投资企业缺乏政府有力的宏观指导和扶持。企业自身的实力和资源是有限的，通过设立办事处或其他民间渠道来收集信息有很大局限。由于难以获取投资国权威的经济发展信息，导致企业对外投资的盲目性、地域的集中性、规避风险能力低等各种问题，亦造成国内的优势产品或项目很难及时获得有效的投资机会。

二、商务外交的概述

刚起步的“走出去”进程困难重重、纠纷不断，而和平时期的中国注定要通过国际商务经贸来推动自身经济的崛起。对此，中国的外交必须调整思路，加大商务外交的力度，用智慧来处理国际经贸问题，实现合作共赢。

1.商务外交的概念和内涵

商务外交是一般意义上的外交与商务的交融，是国家间协调双边或多边经贸关系的外交行为或外交过程。它是国家运用外交手段，影响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行为，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协调各国政府间的商务政策和争端。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商务外交的内涵日益丰富。它更多地涉及各种非关税保护手段对贸易的限制，包括政府立法和管理行为对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的影响。因此，现代商务外交就是一国商务问题和所采取的外交策略的有机结合，并更注重于通过分析和谈判最终达成与贸易和投资有关的国际协议。

2.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在商务外交中的作用

(1)国家是商务外交的基本主体

政府在商务外交中的主要目标和作用是：第一，对外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积极加入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和区域贸易集团，加强对外经贸合作，提高本国经济的国际化水平，尤其为本国产品和企业的国际化搭建广阔的舞台。第二，对内调整立法和贸易政策，使之与国际贸易规则相协调。加入WTO后，为使中国经济和贸易融入国际经济和贸易的多边体系中，中国在较大范围内调整和修改国内立法，使之与国际贸易法规和管理协调。第三，制定防范和应对经贸摩擦的政策和策略，通过谈判等手段与外国政府打交道，保护本国企业的利益。这些政策和策略的制定是一个复杂的商务外交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了对本国商务、政策、政治、经济、制度以及舆论分析。对中国政府而言，通过对这些影响一国贸易政策和政府管理的各个方面进行科学的分析，制定出科学的政策和策略，是防范和应对各种贸易和投资摩擦的基础i。第四，利用外交资源，为本国“走出去”的企业提供较完善的政策指导和信息服务。

(2)企业是商务外交的重要角色

商务外交强调企业的作用，虽然企业不是商务外交的主体，但企业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在WTO框架下，企业代表自身利益参与商务外交的全过程，通过对贸易政策的影响使贸易政策服务于具体的商业目标。企业在商务外交中的作用体现在：首先，企业是贸易政策的执行者、受益者和具体贸易事件的承担者，是最有可能提出政策调整依据的群体。在WTO框架下，政府对企业的职能不是管制，而是服务。企业走出去想实现自己的商业目标，保护自己的利益，关键要是有公平竞争和透明的贸易政策。其次，商务外交是企业实现和保护自身利益的途径。包括游说政府调整相应的贸易政策、直接和外国政府打交道，也包括通过行业协会参与建立公平的国际竞争秩序。一个国际化的企业，需要掌握运作和政府的关系，保持和政府间的渠道畅通。包括通过政府获取国外商业投资信息等投资指导服务；在遭遇贸易壁垒时向政府提出自己的诉求，争取政府的介入，保障自身利益；利用政府的外交资源宣传自己的产品、品牌和企业实力；争取政府对外援助项目和工程尽可能采购当地本国企业的产品等等。最后，企业的国际化需要商务外交人才。企业在海外的经营和发展既不可能完全依靠本土化，也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的人才输送，最终成功的国际化一定要有企业自己培养的商务外交人才。一方面，他们能了解企业的需求，能够对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准确定位，另一方面，他们通晓当地的贸易政策，明晰国际贸易纠纷的规则和方法。实践证明，成功的国际化企业都是本企业商务外交人才运用的结果。

(3)行业协会是商务外交两大角色——政府和企业之间的重要桥梁

行业协会作为民间机构或半官方机构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已经成为WTO框架下游说与影响政府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及解决国际经贸纠纷的主要力量。例如WTO倡导的公平竞争就某项产业而言，并不保护个别企业。因此，个别企业的利益保护不可能逐一实现，而必须通过行业协会以产业的形式实现。在这种环境下，行业协会必须能够代表相关产业利益，成为游说和影响政府调整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主要力量。行业协会还能代表行业利益，运用WTO机制实现既定的商业目标。行业协会虽不接受WTO规则的直接管辖，但却可以通过运用WTO机制参与国际经贸活动。行业协会在国际贸易争端解决中既能发挥减少政治性、突出商业利益的特征，又能从根本上利用WTO规则和争端解决机制维护产业利益。此外，行业协会能够规范企业的对外贸易与投资行为，依据政府的有关法令、政策，建立良性的对外协调机制和内部惩罚机制，解决行业内企业之间的利益矛盾，提高行业的整体素质，建立起平等的竞争环境，避免企业在国外市场上的恶性竞争行为。还有，行业协会能够通过与政府、企业之间搭建桥梁，为企业对外贸易与投资提供良好服务。行业协会在参与商务外交过程中，可以发挥其专业性强、联系面广、信息灵通的优势，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升行业竞争力、开拓国际市场服务。

三、加强商务外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

1.中国政府强化商务外交的方向

第一，政府应发挥外交资源的前沿信息优势，收集国外投资的重点国家和城市的经济发展信息，如政策法律环境、经济收入水平、产业投资信息及优惠政策，市场需求及文化背景等，为中国企业编制“走出去”的国别指南。

第二，政府应加强与各行业协会的协调工作，加强破除非关税壁垒的水平和能力，帮助企业在国外建立华商会，帮助中国企业拿到更多的市场份额。

第三，各级政府和官员出访国外，应更多地带企业出访，帮助企业打开国际市场。

第四，建立中国外交官定期访问企业制度：国外的外交官每年都有定期访问企业的制度，甚至在重点出口地区为企业进行路演，介绍商务外交的服务功能和项目，加强外交官对企业的了解，更好地为所在国企业服务。

第五，加大商务外交的对企业的政策支持，放宽企业对外投资的审批，特别是对私营和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审批。

第六，驻外使领馆要重视对中国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服务。加强经营所在地区信息的导向作用。

第七，外交系统应主动建立中国各类企业和中国驻外使领馆和商务处的直接联系，及时获取所在国的商务信息，加强走出去的工作；同时，通过与当地政府部门的合作，保障中国海外投资者的人身财产安全。

第八，通过商务外交完善政府的政策支持体系。中国应加强和加大进出口银行和进出口保险对走出去企业的各项服务以帮助解决走出去企业的所面临的意外风险和资金不足的问题。与此同时，政府应放宽限制，鼓励各级金融机构对有出口潜力的企业实施财务资助。

第九,中国各省市应当建立中国企业走出去服务中心。除了中央政府在外交层面上加强扶持海外企业的力度外，地方政府也应该像在全国各省市设立招商引资服务中心一样，在各国各大城市设立中国企业走出去或出口服务中心，帮助中小企业加强走出去的业务。

第十，成为企业进军海外的猎头和桥梁。外交部门应利用自己特有的权威与熟悉海外的优势，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