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型公共政策论文

〔摘要〕服务型执政党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没有任何私利的为人民服务理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理论，以及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代表者的利益代表理论、党的执政理论等，都为新形势下建设服务型执政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服务型公共政策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服务型公共政策论文 篇1：

网络时代服务型政党建设的思考

摘要[摘要]建设服务型政党是党的十八大对新时期新阶段党建的新定位。互联网的出现不仅改变了政党的政治生态，而且为服务型政党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在网络背景下建设服务型政党，传统党的组织结构和党的民主功能都将面临着考验。

[关键词]党的建设；服务型政党；网络党建

[文献标识码] A

建设马克思主义服务型政党是党的十八大对新时期新阶段党建的新定位。积极探索建设马克思主义服务型政党的实现形式和实现途径，对于提升服务型政党建设的影响力，确保其实效性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今天，当互联网以其广泛、开放、高效、快捷的信息传播方式改变着人们已有的生活方式时，也在影响着政党的政治生态。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唱响网上主旋律”。这就为互联网时代党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服务型政党，就应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一现代传媒工具，为服务型政党建设注入新活力，增添新力量。

一、网络在服务型政党建设中的优势

网络作为现代传媒手段，不仅改变着信息传播方式，而且为政党建设打造了新平台。

1.网络扩大了建设服务型政党的政治影响力。

建设服务型政党需要广泛的政治宣传，在党管媒体的原则指导下，传统的宣传手段主要依靠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最大特点在于信息传播的单向性、主体性和受众接受的被动性。而当今互联网的出现则极大地改变着这种信息传播方式，网络传媒具有信息发布的即时性、快捷性和互动性，信息传递速度远远超过传统媒体中的任何一种方式。网民可通过网络及时获取党的政策信息，避免了中间环节可能发生的信息衰减问题。政党也可通过网络对党和政府的政策进行详细解读，在与网民互动中答疑解惑，细化服务内容。因此，高度重视和充分利用网络的开放性和传统媒体的可控性，发挥好各自优势，这对于党的建设从理论务虚到实践务实起到很好的沟通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使服务型政党建设在党内聚合力党外顺民意。

2.网络为实现党的领导方式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

邓小平曾说，“领导就是服务。”这句话是对领导本质的深刻揭示。但是在传统社会中，由于观念、行政化的党务体制和操作技术的原因，领导干部比较习惯于为民作主，往往把领导者个人的意图当成政府的决策，在政党的体制中普遍存在着“三重三轻”的现象，即重领导轻组织，重集中轻民主，重管理轻服务。在互联网时代这种领导方式必然面临着挑战。因为在网络社会中每一个网民都可能成为权力的主体，都有机会担当着领导角色，都可以对某一问题发出自己的“指令”，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现实社会中的领导身份，取而代之的则是网络社会中“意见领袖”的异军突起。网络社会使党情发生了根本变化，促使党的领导方式由传统向现代化的平等型、开放型、服务型转变。

3.网络为党的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搭建了应用平台。

服务型政党建设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公共服务，而公共服务又主要表现在公共决策上。公共决策的过程不仅是政党服务功能的体现，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实现的过程。如果在决策过程中没有群众的广泛参与，就不可能真正表达群众利益，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从历史上看，群众路线是我党政治路线的重要内容，更是奠定我党政治成功的基石。当时党所处的环境和所面对的问题都与今天有着很大的不同，具体到公共决策上，无论是决策的群众参与面或是决策问题的复杂性早已超出了历史经验，特别是网络政治的到来为党的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搭建了很好的平台。因为任何决策出台都离不开两个基本环节：信息收集和信息反馈。而网络在这两个方面则具备着先天的优势。一方面，党和政府通过网络能够获取海量的、真实的和原始的信息，这为决策方案的制定提供了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党和政府通过网络可以及时掌握相关决策的执行效果，为以后决策完善打下了基础。总而言之，党可以借助网络使网民全程参与决策，真正使决策博采众长，精益求精，惠及众人。通过网络制定公共政策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精神实质，而且是对决策公共性的回归。

二、网络时代服务型政党建设所面临的考验

网络的出现不仅为服务型政党建设营造了新的空间，提供了技术支持，同时也对党的建设带来了新环境和新挑战。要真正建成服务型政党，就必须正确应对网络时代服务型政党建设所面临的考验。

其一，党的建设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变化。政党发展离不开自身建设，建设绩效的考量来自于政党的适应性。因为一个无视环境变迁的反应几乎无须任何努力，但不熟悉或对环境变化冷漠的政党，其生存将会面临挑战。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改变着政党政治生态，网络在无形中已成为又一个“公共领域”。在网络这个衍生的“公共领域”中，时间、地点不再是人们之间联系的屏障，而且每个网民都可以凭借着自己的“麦克风”跨越时空参与政治活动。在这种态势下，网络政治使得传统的党建理念、党建方法、党建途径、党建评估面临着考验。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3年7月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9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4.1%。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互联网使用人口最多的国家。伴随着我国一路攀升的网民数量，党的建设环境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如何适应网络环境进行党的建设、网络时代如何建设服务型政党，这将成为党的建设转型期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其二，党建的组织结构将面临着变革。服务型政党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系统工程，是需要相应的配套措施的，其中服务型组织建设是网络时代服务型政党建设的立足点。这源于政党本身就是一种组织，既然政党是一种组织，其内部必然有着组织要素，这些组织要素的宏观架构便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层级布局，政党主要通过这些组织来进行复杂的政治活动。但是，网络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政党现有的组织机构，使政党组织由所谓传统垂直式向网络社会的扁平化发展，省略了传统党组织的中间组织环节，只要有网线，网民就可以直接与上级党组织发生联系，获取党务信息，而无需像传统社会那样在层级递进中传播着信息。网络固然是政治的虚拟空间，但在网络时代要体现党组织的先锋领导作用，传统的党的组织架构将面临着重构的可能。只有建立起符合网络特征的党的组织，方能发挥出网络党建的领导力量。

其三，网络时代对党的服务功能提出了更高要求。网络改变着政党的生态环境，不仅要求重构传统的党建组织，而且对党的服务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一是网络使党的服务对象分散化。网络条件下党的服务对象不仅呈现着群体性，而且具有很强的分散性。这就要求各级党组织既要服务好多数人，同时又要兼顾到少数人。二是网络使党的服务内容多样性。基于多元社会的发展和网民的分散性，网民的利益需求普遍带有较浓的个性化色彩，传统的既定的服务内容已显得众口难调。三是服务结果的时效性。网络信息传播的快捷性，使得网络时代党的服务更加重视效率和最终效果。总之，面对网络社会中政党服务环境的重大变化，服务型政党建设面临着如何顺应时代，如何既服务人民，又服务网民，既要满足现实社会中广大人民的利益需求，又要满足网民的个人的利益偏好，这也成为网络时代服务型政党建设中所面临的新问题。目前从世界范围来看，网络党建尚处在探索和尝试阶段，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套，更缺乏成熟的经验可鉴。这些对于一个执掌着公权力的中国共产党来讲，网络时代如何建设服务型政党确实面临着许多难题。

三、网络时代服务型政党建设的对策

互联网不仅深刻地改变着政党的政治生态，而且为政党建设转型创造了条件和提供了机遇。如果说建设服务型政党是党中央在新时期对党建战略转型的重大部署，那么利用网络建设服务型政党则是对这一部署的积极回应。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进行党的建设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选择。只有以改革创新的心态去认真对待网络政治，借力先进技术来发挥党的政治优势，服务型政党建设才能取得全面胜利。要做到这一点，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观念，塑造服务型政党建设的新形象。网络时代服务型政党建设首先需要党政领导干部起带头作用。当前党的建设不仅面临着从革命时期向执政时期的转型，而且在互联网时代，执政时期党的建设还要向虚拟社会的网络时代服务型政党建设的转变。双重的政党建设任务已摆在了党的面前。特别是网络党建，一方面是对传统党建方式的挑战，另一方面更是对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理念改革的深度触及。党政领导干部如果对网络时代政党政治生态变化不敏感不关注，或知之较少，轻者影响政党建设的实效性，重者将会面临被时代淘汰的恶果。因此，要求党政领导干部要高度重视网络时期的党的建设，带头学习和运用网络技术，把网络当成密切联系群众的纽带，化解社会矛盾的捷径，表达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直通车，从而打造出网络时代服务型政党的新形象。

其次，从顶层设计到基层设计突出网络党建服务于民的功能。政党来自于民，自然要服务于民。互联网为服务型政党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只要我们高度重视和合理运用，这将是服务型政党建设的新亮点。反观目前我国党建网络的发展现状，由于起步时间不长的客观原因和部分领导干部观念不到位的主观约束，我国网络党建整体上处在探索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党建网络宏观架构尚未形成，党建网络呈无序分布状，网站重复建设，个别地方的网站甚至出现异地照搬、内容陈旧等问题。针对党建网络中存在的问题，要求高层党的领导部门，首先要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网络党建的顶层设计方案，统一规划，整合各部门党建网站资源，进而形成统领全国的最具权威性的党建网站。在此基础上，还要规范基层党建网站，应设主管部门和主管领导负责制，真正把基层网站打造成既是群众了解政情的场所，又是党组织与群众互动的平台。只有这样政党才能掌握网络政治的话语权，才能打牢服务型政党建设的稳固根基。

再次，建立和完善网络党建的服务平台。网络党建与传统党建的最大不同在于，网络具有着与生俱来的服务优势，这就为网络时代服务型政党建设奠定了服务的技术基础。要建设网络时代服务型政党就必须要在网络党建的服务功能上下功夫。第一，党建网站不仅起着传统媒体的宣传作用，更要发挥网络媒体的特殊功效。特别是对党和政府出台的事关民生的方针政策应在线公布，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主管部门的领导可与网民在线互动，就网民所关心的政策内容进行解读和对话，这种方式一方面确保了上级政策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党的主管部门可在第一时间及时掌握相关部门对政策的执行状况、群众的满意度等方面，为今后政策的不断完善打下基础。第二，增加和丰富网络党建的服务内容。网络党建应当按照“大党建，大服务”的理念，强化服务群众服务社会的功能作用。如党建网站可围绕当前大学生就业问题开辟相关栏目，提供包括就业政策导航、就业政策咨询、就业援助、就业维权等等；针对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乱占耕地等行为，可进行网上跟踪报道。这样既体现着网络媒体中党的领导作用，又能为群众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内容。第三，努力提高党建网站的服务质量。网络党建虽然带有虚拟政治的特点，但却是现实党建的延伸，无论是网络党建还是现实党建，其政党的服务本质不会改变。党建网站不仅是教育平台，更是服务平台。党建网站在完善服务内容基础上，要不断打造网络与服务型政党建设的新亮点，发挥好网络服务优势，真正把党建网站办成一个“有疑问网上查询，有困难网上求助，有需求网上满足，有线索网上提供，有见解网上发表”的与广大群众心连心的信息之家、办公之家、解难之家。

最后，要正确对待网络舆论的监督。由于网络服务型政党建设主体的特殊性，对服务型政党建设的监督也就成为党建中的应有之义。网络监督与传统监督最大的不同在于网民的匿名性和监督方式的隐蔽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监督者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但网络监督中信息主体的匿名性使得网民会轻易发泄自己的情绪，有时还会对舆论形成强有力的引导作用，所谓“意见领袖”就是网络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现象。“意见领袖”凭借着自身优势往往会成为一时舆论的风向标，在观点至上的网络舆论中常常是“立场优于是非”。网络舆情的出现表明政党的监督环境正在发生改变。面对新的环境，要求党政领导干部要学会用理性思维去认真分析和对待，以平常之心去努力工作，同时还要善于与“意见领袖”交流和沟通，积极采纳网络舆情中的有益建议，有意识培养熟悉网络技术和语言，了解网民心理，将正确健康的信息传送到“意见领袖”中去。把领导上网和领导服务常态化和规范化，使网络成为领导干部照镜子、正衣冠、洗洗脸、治治病的自我净化之地，在网民中树立起亲民爱民服务于民的政党新形象，真正把网络建设成充实政党正能量和拓展政党政治智慧的新管道。

作者：任军利

服务型公共政策论文 篇2：

服务型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分析

〔摘要〕服务型执政党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没有任何私利的为人民服务理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理论，以及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代表者的利益代表理论、党的执政理论等，都为新形势下建设服务型执政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关键词〕服务型执政党；政党；中国共产党

〔

服务型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时代体现。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拓中不断强化党的服务功能，以服务功能的提升来凝聚力量，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一、服务型执政党建设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吻合，是为人民服务理论的时代体现 建设服务型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要求，体现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价值取向。服务型执政党建设不仅表明了党的服务对象是人民，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党的执政理念是“服务”，彰显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宗旨的唯一性与服务主体的坚定性。

（一）为人民服务是建设服务型执政党的根本价值指向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服务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人民”和“服务”是两个反复出现的关键词，为人民服务成为建设服务型执政党的根本价值指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遵循的一贯原则。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一性质决定了我们党和其他政党的本质不同。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那样：“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毛泽东同志在1944年追悼张思德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2〕中国共产党公开宣示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这决定了党必须把谋求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决定了党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3〕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

为人民服务是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国梦的根本指针。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发展史就是一部为人民利益而不断奋斗的历史，就是在不断地为人民服务中一步步走向胜利的历史。中国共产党1921年诞生后就把人民的根本利益——反帝反封建、变革落后的生产关系作为自己的主要奋斗纲领。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服务于国家独立的民族目标，带领全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建立了新中国，成就了中国人“翻身做主人”的梦想。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围绕国富民强的梦想进行了曲折探索，我们党立足中国发展实际，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发展，成就了中国人的温饱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起点上，为了使国家更加富强，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小康生活，我们依然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在不断地为人民服务中成就小康社会的富裕梦。

（二）以人为本是服务型执政党建设的价值开拓

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是服务型执政党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是党的宗旨的时代要求，是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基础。新形势下，我们党要建设服务型执政党，仍须坚持这一科学的价值取向。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就是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以人为本彰显了服务型执政党建设人民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统一。在服务型执政党建设中坚持以人为本，不仅是党的性质宗旨决定的，切实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还是努力寻求服务的具体形式和内容，切实解决“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的问题。“为谁服务”表明，以人为本要求执政党把人民群众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是服务的主体对象，同时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和价值所在，讲求服务的人民性。“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表明，执政党的一切工作，都要以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真正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发展、谋利益，讲求服务的科学性。以人为本表明，服务型执政党建设就是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彰显了服务型执政党建设理论底蕴的科学性。

（三）密切党群关系是服务型执政党建设的基本路径

为人民服务理论要求必须不断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以保证服务型执政党建设的正确方向。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中国梦，归根结底取决于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在革命战争年代，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了鱼水关系、血肉关系，才使我们的党不断发展壮大，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实践启示我们，人民群众是我们党完成历史使命最坚实最可信赖的力量，是巩固我们党执政地位的根本政治基础。在新时期，我们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始终“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4〕。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讲话指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5〕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

建设服务型执政党必须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特有的政治优势，是我们党的传世法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群众路线，概括起来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只有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才能真正把握群众的意见和需求，才能有效地把群众的诉求转化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好地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当前，在改革的攻坚期和矛盾的凸显期，建设服务型执政党对于解决当前少数党员干部在联系群众方面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十分重要。只有在不断地密切党群关系中，把为群众谋利益作为党的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保持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在把握群众需求的基础上对人民利益进行有效整合，更好地服务人民。

二、服务型执政党建设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需求相适应，是利益代表理论的时代回应 中国共产党作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建设服务型执政党，是我们党作为利益代表者对人民群众利益需求的时代回应，目的在于以服务来保证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切实为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现提供保障。

（一）服务需求：人民利益的时代提升

随着我国建成小康社会新进程的开启，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也日益多样化，呈现出新的特点。

首先，人民群众利益需求的公共性。改革开放的推进，使我国正在经历由温饱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的转变，而根据国际经验，这一过程也是社会公共需求迅速扩张的时期。在我国，随着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表现出更多的公共产品特性，人民群众的公共需求将进入一个全面快速增长期。由此，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美丽中国等成为当今时代人民群众最为迫切的利益需求，这些需求都具有很强的公共性。

其次，人民群众利益满足的主体性。在物质较为缺乏的计划经济时代，人民群众利益的满足是由单位体制下政府和政党主导的，是一种供给主导下的被动满足。但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和人民主体性的增强，这种“被满足”的情形正在逐步发生改变。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各种利益需求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各主体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必然产生利益竞争和利益冲突，导致社会利益关系发展的不同步性和不均等性日益明显，人民内部利益关系的整合与协调更加困难。社会利益的公共性和复杂性决定了需求的满足不再是单向的行动，而具有双向性和互动性。也就是说人民群众利益如何被满足以及满足的程度等问题需要尊重民众的利益主体地位，不再仅仅由供给者单方面决定，而将是一种利益互动博弈下以公民参与为基础的利益满足过程。

第三，人民群众利益实现的服务性。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不仅具有公共性，而且其实现过程也具有服务性的特点。如果把人民利益的实现看作是一个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和利益整合、利益兑现的过程，那么，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要求也贯穿于整个过程。科学有效的利益表达是公民利益诉求进入利益实现过程的起点，需要党不断畅通利益表达机制，为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提供前提。而对于公民社会还不发达的中国社会而言，利益的整合和协调主要是由政党来完成的。没有有效的利益整合和利益协调，散乱的利益诉求难以进入决策机制，也就难以谈及利益实现的问题。因此，在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的情况下，党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怎样对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进行有效整合和协调，成为对党执政能力的一大考验。

（二）为人民谋利益：利益代表的现实基础

对于人民群众而言，利益问题至关重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6〕，共产党作为其先锋队，“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7〕。在现代政党政治时代，政党只有代表一定社会群体的利益，才能获得该利益主体的支持，才有可能在政治舞台上获得一席之地。〔8〕所以，任何政党都是一定利益主体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符合现代政党政治理论发展的一般规律。

为人民谋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中国共产党从它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天起，就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在不断地为人民谋利益中发展壮大。毛泽东同志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9〕。因此，“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 〔10〕。认为“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11〕。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进程中，中国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人民梦想有更好的生活，人民的期盼就是党努力的目标。要继续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我们党制定和实行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唯一依据，最大限度地为人民谋取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要在中国梦的实现过程中最大限度地让每一位中国人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带领全国人民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改善民生，从而确保党始终成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

（三）服务回应：利益代表的时代要求

美国著名组织理论学者丹哈特认为，“回应性问题是任何现代公共组织理论的核心”〔12〕。所谓回应，不仅是组织要对公众的需求和所提出的问题做出积极敏感的反应和回复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满足公众需求的过程。政党作为政治性现代公共组织，回应性也是其重要特征。

利益代表理论要求党对人民的利益要求具有良好的回应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就在于其始终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在人民群众日益多样的利益需求下，党就需要利用回应性的传导机制，把握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更好地承担起利益代表的职责。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就在于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能够有效地整合民意，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通过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通过法律、政策等使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实现。党如果不能有效地回应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就难以把人民的意志变为党的意志和国家的意志，就难以成为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政党的回应性偏低造成了服务能力的低下，造成了社会矛盾的积聚，致使一些地方群体性事件不断，干群关系恶化，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威信。因此，在信息网络时代，要避免社会矛盾冲突，维护社会稳定，必须增强党对人民利益需求的回应性，以彰显党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

利益代表理论要求党具有良好的需求导向的服务能力。政党的回应性与服务型政党建构密切关联，回应的目的是提供更好的服务，把执政的落脚点放在为人民服务上。现代社会，公共服务是公民的普遍要求，党只有基于公民的公共需求，为民众提供满足他们需要的公共服务，才能真正实现公共利益，才能更好地成为人民利益的代表者。特别是在公共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以人民公共需求为导向的服务将会更有效地满足公众需求，增进公共利益。由于政党和政府主导型地提供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具有权力主体的偏好性，往往会造成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并非基于公民需求，这就是现实生活中存在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重要原因。以公众需求为导向的公共服务，必然促进公民参与，大量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能够增强政策的合法性，增强党利益代表者的合法性和民意基础。特别是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基于政党积极回应的公民需求导向的公共服务必将进一步提升党的利益代表者的身份认同和合法性基础。

三、服务型政党与服务型政府相衔接，是执政理论的时代拓展 任何一个政党都需要与时俱进地拓展自己的合法性基础。在中国语境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方位的，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服务型政党与服务型政府的有效对接，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党的执政理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一）公共服务：执政理念的价值借鉴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要不断拓展自己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内涵，就需要不断地思想吸纳和价值借鉴。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要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提供更多、更便捷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更好地满足公众日益增多的社会需求，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公民的民主权利意识不断增强，不仅带来了公民对共享公共权力的追求，而且要求公共利益共商，以保障公民对公共服务的有效享有。而公共服务的要义在于强调以公民需求为核心的服务理念，认为要在公民参与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尊重和体现公民的公共利益，也就是说公共服务是建立在公共利益的观念之上的。由此可见，建立在公民公共利益需求基础上的公共服务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价值理念，是服务型政府建构的重要思想基础，也是服务型执政党建设值得借鉴的重要思想。

在中国语境下，党与政府的关系决定了政府公共服务功能的拓展必然带来执政党服务性的提升。也就是说，服务型政府的建构必然引起执政党的适应性变革〔13〕，即与服务型政府相对应的一个服务型政党的建设。在中国，执政党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也是服务型政党的目标所在。因为党把人民群众的意志通过国家法律、政策等上升为国家的意志，主要是通过政府来执行的，一定程度上讲，政府职能的履行体现的是执政党的执政意图。因此，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如果缺少服务意识，那么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也将成为空谈。

进一步树立公共服务理念，不断丰富党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内涵，是新形势下拓展党的执政理念的重要内容。执政党的服务理念直接影响着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效能。人民利益需求的公共服务转向，要求执政党也要做出有效的公共服务回应，树立正确的公共服务理念，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党与人民群众利益需求的对接。在当前，党只有在服务供给中才能更加有效地实现民众与公共权力的沟通，才能确保党始终成为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奠定党长期执政的社会根基。因此，公共服务的价值理念是对党“服务”宗旨的时代拓展，使之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也使服务型执政党建设具有了现实的思想依托。

（二）服务执政：执政方式的时代提升

纵观党的历史，可以发现，在不同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时代需求，党都在不断探索和改革完善执政方式。在革命年代和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党采取了严密的组织化管理方式，担负了领导者的重任，而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的执政方式不断向科学化方向发展，服务执政是党执政方式新的跃升。

服务执政是对人民公仆的服务者角色的回归。在我国，人民当家作主决定了党和政府以及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都是人民的公仆。邓小平同志早就提出了“领导就是服务”的思想，江泽民同志提出“一切干部都是人民公仆”。然而，在社会实践中，一些领导干部往往从人民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怎样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确保“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成为制约我们党执政科学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服务型政府的建构推动着政府由作为强制性公共权力的“统治者”角色，逐步向以社会和公众为中心的服务角色转变。政府的这种治理转型带来了执政党执政方式的式微，要求执政党不能再是权力中心的统治方式，而应转向以公民需求为中心的服务治理方式。特别是由于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方位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面对新的挑战，党必须通过服务型执政党建设，在更好地服务人民中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巩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服务执政凸显了党与人民角色的重新定位，使党真正回归了人民公仆的服务角色。

服务执政提升了党执政的科学化水平。我们党执政方式向服务执政的转变，既是党执政理念转变的必然，也彰显了党在新的考验下自身调试性应对的自觉性。一个政党，执政的科学化水平，直接影响着执政效果，影响着党的执政地位。在面临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情况下，党要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就必须进一步提高党执政的科学化水平。而服务执政是新形势下提升党执政科学化水平的重要路径。服务执政实现了执政党角色的回归，实现了执政功能的重新定位，畅通了党与人民群众利益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促使党逐步由权力中心到人民中心执政方式的转变，使我们党真正从领导党转变为执政党，拓展了党的执政视野，有助于提升党执政的科学化水平。

（三）服务民生：执政资源的时代特色

政党政治时代，执政资源是执政党长期执政的重要基石。对于任何一个政党而言，都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拓展党的执政资源，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人民群众是党最宝贵的执政资源。现代政党政治的一个根本特点是，一个党无论是要上台执政，还是想巩固执政地位，都必须以多数民众的支持、拥护为前提。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是党最宝贵的资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群众资源有流失的危险。改革开放过程中，很大一部分低收入者未能有效享有改革开放的成果，特别是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的缺乏造成了民众生活负担沉重，甚至生活出现困难，造成了对党信任度和认同度的下降。这种认同度的下降带来了对党的怀疑甚至是不满，易于造成党的群众资源的流失，危及党的执政基础。而人民群众是我们党执政最宝贵最重要的资源，我们党必须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出发，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巩固党执政的群众资源。

服务民生是党巩固群众资源的必然选择。一个政党能否获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主要取决于它服务民众的意愿和质量，其核心就是民生问题解决的好坏。民生问题是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长远性问题，同时是关系坚持党的宗旨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根本性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改善，但如何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的生活，共享改革开放成果，依然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民生问题不仅涉及每一位公民的个人利益，而且关系到全体人民的利益，关系到整个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服务民生彰显了党的人民利益第一和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的执政理念。民生问题涉及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当前的焦点在于教育、就业、住房、收入分配和食品安全等方面。服务民生，就是服务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需求，就是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真正的实惠，因此，服务民生就成为服务型执政党建设不断增强认同、巩固党的群众资源的着力点。通过服务民生，让人民群众在切实的利益实现中认同党的政治主张，进一步增强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从而有效巩固党执政的群众资源，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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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韶兴.服务型政府视域中的政党治理〔J〕.理论探讨，2007，（2）.

【责任编辑：陈学明】

作者：翟桂萍

服务型公共政策论文 篇3：

转变政府行政理念 构建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

【摘要】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对我国政府行政理念提出了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由管制向服务转变、敢于承担道德责任、注重与民合作四个方面的要求。顺应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型之要求，我国政府行政理念转变有四条路径：一是坚持以民为本的服务理念；二是坚持公开透明的服务体制；三是坚持科学民主的服务决策方式；四是坚持从严执政的道德责任机制。

【关键词】服务型社会 社会治理 治理模式 行政理念

历史语境中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可以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时期。而站在政府的立场，在这三个时期所采取的社会管理方式有所不同。在农业社会时期，其社会管理的基础是高度集中的权力关系，从本质上来看，此时期的社会管理乃是不平等的“权治”。到了工业社会时期，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法制意识有所增强，依靠农业社会时期的权力关系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管理的需求。①因此，这个时期的统治者开始着手建立各项法律制度，通过法律制度对社会管理的程序、规则、技术作出明确之规定，以寻求在政府与公民之间构建起良性的法律关系，进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之目的。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工业社会的社会管理具有鲜明的法治化特点。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工业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信息和知识在推动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从而引起各个产业的生产率有所变化，社会各国将逐步进入后工业化时代。

在后工业化时代，其社会建立的基础乃是伦理关系与法律关系并重，社会道德将在社会管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意味着政府单纯依靠法治并不足以解决社会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还必须积极实施德治，突出信任与合作机制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要求我国政府以制度道德化为起点，以社会服务为根本目的。立足此理论，就可以理解当前我国政府在提倡“依法治国”的同时，为何还要积极提倡“以德治国”。

站在历史的维度来看，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管理模式建立的基础都是社会异质性，强调统治者或政府对统一社会或国家的分而治之，因为无论是以权力为基础的“权治”，还是以法律为基础的“法治”，其都没有突出伦理关系在社会管理中的重大作用，而这也正是农业社会时期和工业社会时期社会管理最大的缺陷。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必须打破过去分化式、隔绝式的社会治理模式，避免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等级化、官僚化、层级化现象的产生，从而将社会各个领域的成果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动力。顺应后工业时代对我国政府管理的新要求，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型应运而生，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型改变了我国过去社会管理过程中政治、经济与管理多元分立的局面，突出信任与合作机制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同时要求我国政府以制度道德化为起点，以为社会服务为根本目的。

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对我国政府行政理念的要求

与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相比，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将其核心价值体现在“服务”二字上，要求其他价值都必须从属于此价值。不同于农业社会的“权治”，也不同于工业社会中的“法治”，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所体现的终极社会治理模式乃是法治与德治并重，倡导道德化及互相信任与合作。依据此逻辑，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对我国政府行政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我国政府以制度道德化为起点，通过政府及其行为的道德化，突出信任与合作机制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社会各个阶层的有机融合与合作，来管理整个国家，实现我国社会治理的良性状态。具体来看，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对我国政府行政理念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

最大限度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温家宝曾经说过：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习近平也提出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之一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我国领导人已经深刻认识到实现和维护公平正义在整个中国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而在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视域下，对我国政府行政理念也提出了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之要求。美国著名的公共管理学家库珀指出：“进入后现代社会，政府管理的标准化程序、服务、规则等面临严峻挑战，人们要重新审视那种认为同等对待就是公平对待的假说”。②在他看来，后现代社会对政府理念的要求不仅仅是要同等地对待公民，还要平等地对待公民，只有平等地对待公民才是实现社会公平。在信息化和大众民主化的背景之下，我国政府虽然采取了多元化、创新型的社会治理手段，但仍然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呈现出不可治理性的危机，其根源就在于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效度和信度有限，不能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让部分弱势群体仍然游离在社会公平与正义框架之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型为政府行政建设的重点开辟了新的途径。

由管制向服务转变。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我国走上了计划经济体制的道路。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政府管理的模式是管制模式，在此种社会治理模式之下，我国政府充当了管制角色，通过各种手段对整个社会进行管理，对全体公民进行控制，以达到维护社会稳定之目标。在管制社会的过程中，我国政府的职能往往没有边界，集权、垄断、强制是政府管制的主要手段和方式。不仅如此，在我国原有的政府理念体系中，过于强调政府在社会管制中的作用，多以行政命令的形式直接干预社会管理，从而忽略社会公众在社会治理中的参与作用，缺乏对政府管理责任的有效监督和限制。管制视域下，我国政府社会治理以管制为本，社会治理方式缺乏人性化，政府的服务性功能基本被忽略。

在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提出之后，作为社会管理的双方，政府与公民在这个过程中的地位有所变化，政府在社会管理过程中不能以政府为中心，而是要坚持社会本位、公民本位的理念，坚持按照公民意志组建、以公民服务为宗旨的社会治理方式。③因此，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要求我国政府摒弃以往在社会治理中的管制方式，实现政府由政府本位、官本位向社会本位、公民本位的转变，“全能政府”变为“有限政府”，领导公众变为服务公众。

敢于承担道德责任。从行政学的基本原理来看，责任是行政伦理学的基础。从行政学的实践来看，只有敢于承担责任的政府，才能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树立公信力。对于政府来讲说，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所承担的责任是多元化的，通常有法律责任、行政责任与道德责任。法律责任与行政责任在当前我国政府责任体系中较为常见，法律责任的实现主要依靠以行政法为基础的行政法律体系，行政责任的实现主要依靠上下级之间的行政监督体系，而政府的道德责任一直以来却是我国政府责任实现的薄弱环节。在服务型社会治理视域之下，德治是政府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道德责任在政府责任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与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不同，政府道德责任的追究更加依靠行政职能人员主观上的自觉性。这就意味着只有政府职能人员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敢于承担道德责任，才能对社会公共利益负责，对公民利益负责，而这正是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对政府行政理念的新要求。

注重与民合作。既然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需要以道德基础，这就意味着构建与公民良性的合作关系也是我国政府行政理念转变的目标。我国公共管理研究学者张康之认为，在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型之下，其网络结构决定了人们之间既是合作又是信任的。④事实上，基于信任关系而发生合作行为普遍化的现象，进而出现社会高度合作的组织形态，这正是服务型社会建立的新路径，如此不仅可以减少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阻力，还可以大大降低我国政府社会治理的成本。基于此，我国政府只有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不断加强与民合作，才能促进与民信任关系的构建，进而化解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难题。因为在服务型社会中，单单依靠政府的努力显然难以实现善治，只有发挥我国全社会范围内的治理力量，群策群力，才能保障社会治理效果的最优化。由此，我国政府行政理念建设中必须构建起能够包容公民个人的合作治理结构，才能提升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进而实现服务型社会治理的行政伦理价值。

政府行政理念转变路径选择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指出：“当今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革。”在服务型社会治理理论出现之后，顺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世界各国逐渐放松了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政府管制，以“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竞争机制，形成顾客导向、公众满意导向的绩效机制”为核心的政府行政理念改革开始在各国蔓延。⑤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目标，十八大更是提出了“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这表明我国政府正在积极实践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在社会风险和矛盾日益多元化的今天，我国政府行政理念转变只有坚持正确的路径，才能构建起符合我国国情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

坚持以民为本的服务理念。从产生的渊源来看，政府是公民之间契约的产物，从这个层面来讲，服务型政府建设是政府本源的回归。转变政府理念，是我国适应社会治理形势对政府的要求而做出的变革，这种变革成功的首要因素便是我国政府能否在执政意识上实现转变。基于此，我国政府应树立服务的理念，将服务作为政府的首要行政理念，尽量围绕为个人和企业提供服务展开，减少对企业和个人的行政控制和干预。要切实实现政府的服务职能，需要政府密切联系群众，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心声和诉求，切实在行政职能中体现出服务的角色，而非传统社会治理中的管制角色。与此同时，在履行政府职能的过程中，政府应坚持以公民本位和社会本位为中心，突出以民为本的服务理念，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这就要求政府强化公仆意识，把维护好、实现好人民的利益作为各职能部门工作的出发点，最大限度地为民众提供便利。不仅如此，还应在政府各职能部门中引入服务绩效管理与评价体系，通过加强对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服务工作的考核，以增强政府各职能部门为民服务的自觉性和能动性。

坚持公开透明的服务体制。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实践证明，行政理念的变革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服务体制是否公开透明，只有公开透明的政府才能突出其服务职能，增强公众在社会治理中的参与度，进而减少政府社会治理中的阻却性因素。

一是要让政府职能机构的产生公开和透明。要进一步立足于行政法律体系，将我国政府机构的产生、职责、权力明确化和规范化，并按照精简和统一效能的原则，按照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要求，逐步调整职能部门的编制。

二是要实现政府职能部门管理与服务行为的透明化和区别化。从组织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公共服务生产供给与对其的组织管理是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行为，在传统管制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之下，并没有对上述两种行为进行区别，进而导致各政府职能部门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出现权责混乱的现象，引发社会公众对于政府工作透明度的怀疑，直接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基于此，要坚持公开透明的服务体制，必须进行以角色分开、功能分离为导向的行政体制改革，使得政府在公共服务生产供给和公共服务生产供给管理的过程中，实现政府职能的匹配与对应。

三是积极推进政务公开。在传统政治体系中，政府对于与其工作相关的信息拥有程度基本处于垄断地位，这直接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和官本位作风的泛滥。因此，积极推动政务公开，将政府职能部门的重大决策、行政标准、办事结果、政策性文件向社会公开，是体现政府行政理念转变的重要举措，也是增强政府服务意识的重要路径。

坚持科学民主的服务决策方式。决策是政府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必然面临的问题，决策方式的民主化、科学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政府社会治理的成本的高低，更是关系着政府社会治理工作成效的优劣。政府职能部门要改变以往由领导说了算的决策方式，在面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决策出台之前，政府职能部门应坚持走群众路线，身体力行到基层调研，并通过座谈会、听证会等形式充分听取公共服务受众者的意见，在民众参与的前提下作出提供正确的公共服务的决策。在出台决策之后，政府职能部门需要严格落实各项决策措施，对于不依法履行决策、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必须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除此之外，坚持科学民主的决策方式还要求我国政府应积极扩大参与型基层民主，不断壮大基层民间自治组织。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交织重叠，由于长期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使得政府与民众之间往往存在信息沟通不畅的问题。通过基层民间组织，可以把民众的意见收集起来，集中反馈给政府，通过基层民间组织发挥上传下达的作用，实现普通民众参与社会决策的诉求。

坚持从严执政的道德责任机制。政府只有在真正履行其责任时才是合乎理性的、道德的。⑥负责任是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下政府必须具备的主要品质，也是服务型政府最鲜明的特征。在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之下，责任政府不仅仅包括追求政府的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更为强调道德责任对于政府的重要性。因此，如何在政府各职能部门中坚持从严执政的道德责任机制，也是摆在政府理念变革面前的一项难题。为此，建议建立道德责任追究机制，政府行政职能部门或其工作人员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出现失职行为，必须向社会和公众道歉。通过道德责任机制的构建，使得行政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面向公众之时，能够讲实话、讲真话。与此同时，政府职能部门还需要积极向社会提供符合道德的公共政策，政府应坚持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尊重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各项经济和建设及社会发展政策制定中考虑道德因素，如此才能协调好我国社会内部的各种伦理关系，承担起服务社会的道德责任。

（作者为遵义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2013年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遵义会议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hjdo12）

【注释】

①谢治菊：“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下行政伦理建设研究”，《广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第100页。

②[美]特里·L·库珀：《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张秀琴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5页。

③刘熙瑞：“服务型政府—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选择”，《中国行政管理》，2002年第7期，第5～7页。

④张康之：《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5页。

⑤彭向刚，王郅强：“服务型政府：当代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模式”，《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4期，第122～123页。

⑥张成福：“责任政府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第77页。

责编/韩露（实习）

作者：杜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