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理论超越论文

摘要:作为政府介入的一种服务供给方式,公共服务不同于公共行政。为了保障社会和谐,政府有责任提供均等化的底线公共服务。那些超出底线之外的公共服务需求,则可通过市场化途径予以满足。在国家规定的底线公共服务之上,发达地区可根据自身的财政状况,适当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公共服务理论超越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公共服务理论超越论文 篇1：

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社会融入路径

【摘要】不同居住区的少数民族因其长期形成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导致这些聚居区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其社会化过程中所经历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存在显著的差异，这对该群体融入具有多元文化特征的城市社会时带来严峻的挑战。社会融入理论超越了传统的民族国家范畴，能够从宏观层面解释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社会融入；可以通过大学教育，提升社区服务、营造社会环境、创建公共生活，促进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社会融入。

【关键词】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融入

基金项目：本文系甘肃省高等学校科研项目“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社会融入研究——以甘肃省高校为例”（项目编号：2018A-096）的阶段性成果。

我国是由56个民族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随着社会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高等教育事业进入全面普及化发展阶段，非民族类高校招生计划中少数民族学生的数量比例在逐年扩大。[1] 鉴于我国少数民族聚居主要是以乡、县为主的“小聚居”居住格局，不同聚居区的少数民族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因此，成长于这些聚居区的不同民族的学生在其社会化过程中所经历的的社会、历史、文化等也就存在显著的差异，这对其自身在融入具有多元文化特征的城市社会时带来严峻的挑战。在这种现状之下，如何更好地促使少数民族的大学生顺利地融入高校所在地的本土社会，开展大学学习与生活，对于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培养质量、促进民族融合、维护民族团结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国内外社会融入的研究现状

社会融入（Social inclusion）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为了提高社会成员的福利，使人人能够平等、全面地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生活，以促进社会包容，最终实现社会团结的过程，是人类发展追求的结果与目标。[2]社会融入研究在国内外都被研究者给予极大关注。国外社会融入研究主要是围绕移民群体展开的，主要关注了移民融入主流社会的阶段、目标、制约因素、途径、机制等方面的问题，形成了同化论（Assimilation）和多元论（Pluralism）这两种对立的理论。从已有研究来看，国外对社会融入的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对移民社会融入测评因子的研究。比如J.Junger- Tas（2001）和H.Entzinger（2003）就分别提出了移民社会融入的三维度说和四个维度说。二是对移民社会融入影响因素的研究，这类研究主要关注影响移民社会融入的一些背景变量以及环境、政策等因素。比如Berry（1997）关注了性别、年龄、语言等因素对移民社会融入的影响，Wuthnow（2003）关注了文化程度和宗教信仰等因素对移民社会融入的影响。Fuente（2012）关注了不安全感、歧视和社会支持等环境因素对移民社会融入的影响。三是对移民社会融入效果的研究，比如Durkheim（1997）认为，社会融入能够促进移民的幸福和健康。

国内研究者们对社会融入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是对移民国外的华人群体的研究，这类研究主要借鉴西方已有社会融入研究范式，着眼于海外华人移民群体对当地社会的社会认同、社会适应、民族整合以及对民族文化的继承等问题展开。[3]比如王春光（1999）和张戎（2000）等学者对移民法国和美国的华人群体所展开的社会融入研究就属于此种类型。其次是国内学者对于国内一些流动群体城市生活的社会融入研究，这类研究主要着眼于流动群体融入城市生活的现状、面临的障碍以及心理和环境适应、身份转换等。比如文锦（2004）和高秀琴（2004）对外来务工流动群体社会融入的研究，吴新慧（ 2004）对流动人口子女的研究，陈纪（2014）、徐勇志（2016）和孙军（2019）等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都属于此种类型。此外还有学者对退役运动员（王慧文，2020）、随迁老人（刘素素、张浩，2018）、返乡青年（蒋占峰、娄博华，2019）、残疾人（林建华、王力，2019）和搬迁移民（王善坤，2006）等群体的社会融入问题开展了研究。第三，学者们还关注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路径与策略。如袁波澜提出，应该从职业技能培训、语言训练、公共生活构建等方面入手，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姚文静（2019）认为，应从个体融入能力建设、政策制度的完善、加强宣传与社会管理等方面入手，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

通过对国内外已有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对于社会融入的研究所涉群体较多，呈现研究群体多元化倾向，其中对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研究在国内是一个研究焦点；研究所关注的问题主要围绕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现状、影响因素和社会融入的策略与路径等问题展开。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作为少数民族群体中的主要成员，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开阔的视野，对于多元文化具有强烈的接纳意愿，探索该群体的社会融入对于大学生群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具有现实意义。已有研究为我们在全球化、现代化、城镇化背景下深入探索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社会融入问题提供了借鉴。本文试图在梳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社会融入为关键抓手，探索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融入的路径与策略，以期能为我国的民族教育事业有所贡献。

二、社会融入理论解释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融入的依据与视角

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或概念的主要作用在于其对社会现象及社会规律的解释。社会融入作为研究社会政策的重要概念，其本身也是社会政策能够起作用的根源，其价值和目标的终极体现则在于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应用。[4]作为一个在社会学领域广为传播的理论和概念，用社会融入的概念和理论对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融入开展研究符合這一理论本身的旨趣，这也为大学生的社会融入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由于社会融入概念本身所具备的全球性视野。因此对这一理论的应用也就跨越了传统的民族国家范畴，这一特点对于我们从更宏观视角解释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社会融入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本研究的主要关注对象——非民族院校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我们除了考虑其少数民族的背景，更应该将其置于新时代背景之下中华民族共同体重要成员的位置加以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仅是由汉族构成，汉族仅仅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除汉族以外的其他55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主要成员，都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国高校所处的位置基本上是以城市为中心，城市所具有的多元文化特征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社会融入提出了挑战。为此，大学除了传授知识、传承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应承担社区的大部分职能，促使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角色转变、帮助该群体融入高校所在地本土社会，这是大学和社区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以社会融入理论为依据，从学校社会生活、社区管理服务、社会环境等更宏观的视角出发关注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社会融入，探索这一群体社会融入的路径与策略是本研究思考的主要问题。

三、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融入的路径

随着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数量的逐渐增加，规模越来越大，作为高校和当地社区要深刻认识到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少数民族大学生融入大学所在地本土社会既有利于大学自身地发展，也可以促进民族地区发展，有利于不同民族同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同时还要认识到促进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社会融入是促进民族团结的关键，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因此加强对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管理工作的前提是充分认识到新形势下高校民族工作的特殊性和必要性。在城市民族工作的实践和探索中可以发现，促进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社会融入不能只依赖于少数民族大学生自身的薄弱力量， 更需大学本身及其所在地社区的强有力支持。

首先要关注大学教育。少数民族大学生由于其主要来源于民族地区。因此文化、生活习俗、成长环境等与长期处于非民族地区的大学生来说有着不小的差异，这对该群体的社会融入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大学教育是公众获取知识、传承文化的主要手段，良好的大学教育不仅仅能够帮助少数民族大学生获取丰富的知识，更能够帮助他们改变自己的认知与思维方式。为此，高等院校除了传授正统的科学文化知识，还要有意识地开展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活动，如通过各种非正统的方式和平台宣扬平等、诚信、友爱等交往主体精神，使校园、班级充满活力与人气，给不同民族大学生创造良好的人际交往环境，鼓励他们主动参与交往与交流，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鼓励不同民族同学发挥自己的才能，使正确的交往认知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帮助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更新他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将自己的民族文化与大学文化以及大学周边的社区文化顺利整合，从而帮助少数民族大学生提高人际交往素养，获得良好的人际交往技能，让他们在一个更加多元和开放的社会环境中体验到更多的获得感，促进不同民族大学生之间和谐的人际关系的生成，助力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社会融入。

其次要提升社区服务。高等院校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社区。因此，身处大学校园的学生本身也就是一个身处社区的公民，所以高效、良好的社区服务对于帮助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融入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这就牵涉到非民族院校对于少数民大学生的服务管理工作。大学生虽然说身处大学校园，但相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其社会化程度更高。因此作为育人机构的高等院校，其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管理和服务也是其主要职能。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大学生融入当地社区，高校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应该为少数民族大学生提供多层次、适时到位的公共服务，不断提高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将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合理的服务需求，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统筹考虑、区分对待，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妥善解决。高校所在地党委政府应该将大力推进社区公共服务均等化与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特点需求的特殊服务有机结合，除了高校本身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服务与管理，还应鼓励社区不同机构购买社会服务，注重以社区服务促科学管理，优化工作方式方法，将服务与管理巧妙结合起来，使非民族院校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切实感受到规范管理的好处，自觉自愿地融入当地社会。

第三要营造社会环境。良好的社会环境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基本条件。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增进不同民族大学生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的基本前提。市场经济条件下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情感的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物质利益的交换。当前社会上流行的“金钱至上”“一切凭关系”等不良社会风气也影响着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交往观，阻碍他们的社会融入。为此，社区和高校除了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服务和管理，还要想方设法营造团结、友善、和谐、健康的社会环境和诚实、守信、公平、公正的交往氛围；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立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的道德规范，倡导积极、进取、乐观的人生态度，树立对生命终极关怀的人本精神，努力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道德体系，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为不同民族大学生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创造健康的社会环境，进而促进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社会融入。

最后要创建公共生活。少数民族大学生从故乡进入内地高校学习和生活，从形式上看虽然突破了地理空间的阻隔，但仔细观察大学校园的交往圈就会发现，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交往大多数仍局限于血缘和地缘关系，不同民族大学生之间相互交往的广度和深度有限。大学校园和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为少数民族大学生提供了众多的学习和创业的机会，但同时也对他们的社会融入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在引导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融入大学生活的同时，还要加强校园公共文化建设，创建多民族大学生的公共生活空间。在宿舍分配、校园文化活动策划、勤工助学岗位设立和社团成员的纳入等过程当中，积极引导和实现不同民族大学生相互合作相互帮助的格局，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公共文化生活纳入社区和校园公共文化生活建设，将少数民传统文化活动引入大学和社区的公共文化活动范畴，通过建立常态化的交往、交流和交融机制，拉近不同民族大学生的心理距离，进而促进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社会融入。

四、结语

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社会融入不仅关系到少数民族大学生自身地发展，也影响着整个大学地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更关系到我国民族团结与进步的实现。鉴于社会融入理论所具备的全球化视野。因此跳出传统的民族国家范畴，应用该理论从宏观视角出发解释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社会融入成为可能。要想促进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社会融入，从宏观视角来看就必须要将大学教育和社区的管理服务融为一体，关注大学教育、提升社区服务、营造社会环境、创建公共生活，从促进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化的角度认识和重视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融入的现实问题。唯有如此，才能使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尽快融入城市社会当中，实现各民族和睦相处的美好愿景。

参考文献：

[1]陈龙涛，张洪峰.基于社会融入视阈下非民族类高校少数民族学生培养机制探析[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5（7）：134-138.

[2]徐丽敏.社会融入概念辨析[J].学术界，2014（7）：84-91.

[3]向大有.论海外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的若干关系[J].人桂桥史（季刊），1997（1）：7-12.

[4]王慧文.我国退役运动员社会融入问题研究[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20.

作者简介：王璇（1978-），男，甘肃天水人，陇东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為民族教育与心理。

作者：王璇

公共服务理论超越论文 篇2：

公共服务供给与政府责任定位

摘 要:作为政府介入的一种服务供给方式,公共服务不同于公共行政。为了保障社会和谐,政府有责任提供均等化的底线公共服务。那些超出底线之外的公共服务需求,则可通过市场化途径予以满足。在国家规定的底线公共服务之上,发达地区可根据自身的财政状况,适当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于经济落后地区来讲,由于地方财政能力有限,中央需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协助地方担负起底线公共服务责任。

关键词:公共服务;底线;政府责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许多公共服务领域引入了市场化供给机制。这种使用者付费机制,一方面提高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另一方面也引发了诸如住房难、就学难、看病难等民生问题。在市场化改革使得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依靠向使用者收费的公共服务融资机制,越来越阻碍着低收入人群获得均等化公共服务的机会。为化解上述矛盾和问题,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制定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本文着重探讨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及政府责任定位。

一、公共服务的概念内涵

关于公共服务的涵义,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广义的理解,它把政府的所有行政行为都视为公共服务。在这个意义上,所有政府机构都是公共服务机构,政府依法从事的各种活动都具有公共服务性质,公共服务成为了公共行政的代名词。另一种是狭义的理解,它把公共服务看做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在这里,公共服务专指公共部门运用公共资源提供的以满足社会成员的普遍需求为目的的服务行为。

笔者认同狭义上的界定。公共服务不同于公共行政。公共服务是政府介入的一种服务供给机制,而公共行政是以政府为主体的一种权力运行机制。公共服务是一种普遍性的服务活动,可以使公民的某种直接需求得到满足,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公共住宅等,而公共行政是规范公民开展社会活动的行为。公共服务可以由公民根据个人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选择,公共行政则要求公民必须接受。公共服务涉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公共行政则是自上而下的等级关系。

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对公共服务进行不同的分类:(1)根据公共服务是否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可以分为纯公共服务和准公共服务。人们通常所说的公共服务,一般既包括纯公共服务,也包括介于公共服务和私人服务之间的“准公共服务”。(2)根据个人对公共服务的依赖程度,可分为底线公共服务和一般公共服务。底线公共服务是指政府应该提供的最低范围的公共服务。除底线公共服务之外的政府服务,都属于一般公共服务,如高等教育、收费公园、收费高速公路等。

有一种观点把直接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和再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等,都看做是底线公共服务。很显然,如果把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等都列入底线公共服务,是难以实现中央提出的底线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因此,底线公共服务只能涉及其中的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础科学研究、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社会救济等。

二、公共服務的供给方式

由于存在市场失灵问题,政府有责任提供公共服务,但并非所有的公共服务都必须由政府直接生产。早在1959年,经济学家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就对公共需求的“供应”与“生产”进行了基本的区分。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查尔斯•蒂博特和罗伯特•沃伦进一步指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生产”(producing)和“供应”(providing)需要区分开来,前者既可以由私人部门承担,也可以由公共部门承担,要允许在生产这些服务的机构之间开展最大限度的竞争。

萨瓦斯在区分“供应”与“生产”的基础上,总结了公共服务供给(delivering)的10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它们分别是:(1)政府服务。即政府同时扮演着公共服务的生产者和安排者双重角色。一些政府部门使用自身职员,或者设置附属性的企事业单位,亲自指挥生产并提供公共服务。(2)政府出售。是指政府将自身拥有的一些公共服务资源,通过市场化途径出售给私人部门使用。例如,在美国的城市管理中,政府可出租警员为私人部门举办的以营利为目的的大型活动提供安全保卫。(3)政府间协议。即政府之间或行政部门之间达成协议,由某个政府或行政部门支付费用,委托或雇用另一个政府或行政部门提供某些公共服务。例如,一个位于市区的区政府与某个郊区政府达成协议,委托郊区的环卫或水资源部门提供粪便和污水处理服务。(4)合同承包。是指政府与私人企业、非营利组织签署关于服务的生产合同。(5)特许经营。是指政府将垄断性特权给予某个私营企业,让它在特定领域里提供特定公共服务。特许经营通常由政府实施一定的价格管制。(6)政府补助。是指政府对一些收费性的准公共服务的生产者提供补贴。政府补贴可以通过补助和凭单两种不同的方式实施。其中,补助是对生产者的补贴,凭单是对消费者的补贴。(7)凭单制。即政府对特定公共服务的消费者给予专门补贴。(8)自由市场。是指政府在基本不介入的情况下,由消费者自行安排某种服务并选择生产者。(9)志愿服务。是指由志愿人员和慈善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项目。(10)自我服务。是指个人通过自我帮助、自给自足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它是公共服务的最原始供给方式。

上述10种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中,只有“政府服务”和“政府间协议”的生产者和安排者都是公共部门,其他8种都不同程度地涉及私人部门。这10种供给方式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混合使用,从而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多中心制度安排。以城市公共交通为例,既有特许经营的出租车和地铁服务,也有政府补贴的公交服务、自由市场的包车服务以及私家车的自我服务。随着公共服务供给由单中心机制向多中心机制的转变,政府和私人部门会形成公私合作的伙伴关系。这种多中心供给机制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放弃公共服务的安排责任,但政府履行责任的方式却发生了变化。正如萨瓦斯所指出的,(公共)服务提供或安排与服务生产之间的区别十分重要,它是整个民营化概念的核心,是政府角色界定的基础。所谓公共服务的民营化,其实就是表明,对于那些属于政府天职的公共服务,政府应该是个安排者,决定什么应该通过集体去做、为谁而做、做到什么程度和水平、怎样付费等问题。至于公共服务的生产和提供,完全可以通过合同承包、补助、凭单、特许经营等形式,由私人机构或社会机构来完成。

三、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

由于个人在智力、体质、家庭、能力、社会关系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性,即使赋予社会成员相同的发展权利和机遇,个人利用权利和机遇所产生的结果也可能完全不同。有的人成为百万富翁,有的人却穷困潦倒,甚至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为了防止出现从人的状态向动物状态的异化,政府不能以任何名目和理由把任何人排除在最低需求的均等分配之外。为了保障人人都能享受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的好处,政府有责任给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均等化的底线公共服务。所谓底线公共服务,即保障个人基本生活和发展权利所必不可少的公共服务。一个人如果缺少了底线公共服务,那就保证不了其在既定社会状况下维持谋生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对那些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受益最少的弱势群体,政府有必要给予额外的物质帮助和利益补偿,对基本社会福利和底线公共服务实行均等化分配。

自由资本主义的教训表明,如果无视社会最底层民众的利益诉求,不仅容易导致贫富悬殊、社会动荡,甚至可能引发暴力对抗、政治革命等严重后果。因此,从构建和谐社会考虑,政府应保障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最基本的底线公共服务,即使是流浪汉和乞丐也不例外。底线公共服务是维护人的尊严和促进社会合作的基础性公共品,它应当是政府的基本职责所在。和谐社会的最起码要求是,所有国民均可以享受到均等的、无差别的底线公共服务。在既定的公共财政条件下,构建惠及全民的底线公共服务体系,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予以保障。

首先,在制度上给公共服务设立底线标准,以明确政府责任和凸显公民权利。底线公共服务的基本制度安排主要有社会保障制度、义务教育制度、公共卫生和医疗救助制度等。提供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最低生活保障等最基础性的公共服务,应当成为政府的基本职责。对于社会公众来讲,享受底线公共服务是一种权利;对于政府来讲,提供底线公共服务是一种责任。从社会保障方面来讲,一个失业者依靠最低生活保障金和公共卫生保健,就可以维持基本的生存保障。一个老人依靠最低生活保障和医疗救助,就可以获得最基本的社会保护。这些都是政府应尽的基本责任。当前,我国正在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各级政府应把提供底线公共服务作为优先考虑的政策目标。如果不能履行最起码的底线责任,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就会受到消解。

其次,在国家规定的底线公共服务标准之上,经济发达地区可以根据自身的财政状况,适当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比如,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全国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九年制是义务教育的底线,它对地方政府具有约束力。但这并不妨碍经济发达地区将义务教育的年限提高到10年或12年,只要地方政府拥有足够的财政保障就可以了。对于经济落后地区来讲,由于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有限,难以履行国家规定的底线公共服务,中央政府需要通过转移支付、专项拨款等方式,协助地方政府担负起底线公共服务的责任。

最后,政府有责任提供底线公共服务,但并不是说所有的公共服务都应当由政府提供。那些超出底线公共服务之外的服务需求,就不再是政府的责任范畴,应主要通过市场途径或社会途径予以满足。例如,政府有责任保障每个学生都能接受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要保障每个学生都能到当地最好的学校接受教育。那些超出底线服务的教育需求,即使是义务教育,也可以引入市场机制,即由民办或私立学校提供教育资源,按照使用者付费原则,对学生收取学费和杂费等费用。

四、改进公共服务的政策选择

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在财政上已经有条件实行全民最低社会保障,具备了实施均等化底线公共服务的稳定资金来源。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应从扩大扶贫范围、保障最低收入者的受教育权、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等方面入手,加快推进政策创新,给公共服务设立底线,不断改进公共服务水平。

1.明确界定底线公共服务标准,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当前,在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公共治理有必要明确界定政府应当提供的底线公共服务项目及相关标准,并通过公共服务立法和制度建设,强化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行政责任。底线公共服务涉及最低生活保障、失业救助、廉租住房、公共卫生、医疗救助等民生需求,以及基础教育、就业培训、就业服务、基础设施等发展需求。为社会成员提供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应当成为政府应尽的基本职责。

2.加大社会性支出的比重,收缩维持性支出和经济性支出的比重。从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看,一般可以分为以行政管理支出为主的维持性支出,以政府投资为主的经济性支出,以教育、卫生、社会保障为主的社会性支出。社会性支出一般还包括公共住房(如廉租房的补贴)、基础设施支出等。有研究显示,我国社会性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非常低,仅为24%,它远低于发达国家(49.5%)和中等收入国家(42.1%)的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27.5%)的水平。从支出结构看,绝大部分社会性支出被用于城市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投入严重不足。政府应扩大社会性支出比重,让低收入群体也能获得均等化的底线公共服务。

3.底线公共服务由政府免费提供,一般公共服务需求则可通过市场化机制解决。政府有责任免费提供底线公共服務,但并非所有的社会服务都应由政府承担责任。那些超越底线公共服务的高层次服务需求,即使属于公共服务的范畴,也不宜过分强调政府的供给责任,而应更多强调竞争、私人参与等市场化运作机制的作用。在市场化运作机制下,政府只要加强市场监管责任即可。对于底线公共服务,政府担负着“安排者”的责任,既可交由公共事业部门直接生产,也可以通过合同外包、政府补助、特许经营等形式由私营部门进行生产。在内部生产的情况下,需要不断完善激励和问责机制,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和质量。

4.拓展公众参与的有效途径,保障弱势群体的底线公共服务需求。当前,在实际政策制定过程中,有些行政部门不是以公共利益为重,而是以小集团利益为重,它们名义上是为公众服务,实际上却处处都在谋求本行业、本部门、本单位的特殊利益。保障人人都能享受到底线公共服务,需要扩大公众参与的有效渠道,捍卫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权利,让他们也能参与提供底线公共服务的政策制定过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才能防范政府部门谋求特殊利益的分利集团行为,更好地维护和保障弱势群体的底线公共服务需求。

参考文献

[1]安体富,任强.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问题和对策[J].财贸经济,2007,(8).

[2]陈昌盛,蔡跃洲.中国政府公共服务:体制变迁与地区综合评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3]景天魁.底线公平与社会保障的柔性调节[J].社会学研究,2004,(6).

[4]杨宏山.公共政策的价值目标与公正原则[J].中国行政管理,2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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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Vincent Ostrom,Charles M. Tiebout,and Robert Warren.The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in Metropolitan Areas:A Theoretical Inquiry[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55 December 1961.

责任编辑:思 齐

作者：杨宏山

公共服务理论超越论文 篇3：

提升政府自主性: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前提条件

摘要：政府自主性提升与公共服务型政府构建在主体、价值、目标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契合性。我国公共服务型政府建立不起来的根本原因是政府自主性较弱，不能超越各阶层、各群体、各集团的利益来独立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也就不可能实现公共利益。必须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调整失衡的利益结构等方面来提升政府自主性，这是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前提和关键。

关键词：政府；自主性；公共服务型政府

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既是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突破点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遗憾的是，尽管推进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实践已经进行若干年了，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根本原因就是在实践中把提升政府自主性这个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前提条件给忽视了，不依据这一前提条件而脱离实际地进行建设，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本文拟对提升政府自主性和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之间的契合性进行分析，说明我国公共服务型政府迟迟建立不起来的根本原因是我国政府自主性较弱，最后提出提升政府自主性进而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基本思路。

一、提升政府自主性与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契合性分析

政府自主性是指“政府通过自身的能力和行为对不同利益主体的超越，以提供更好和更多的公共产品”①。（需要说明的是，政府是国家的具体表现形式，为论述方便，本文将政府自主性和国家自主性视作同一个概念。）最早关于政府自主性的论述可以追溯到黑格尔，但真正对政府自主性进行有实际意义探讨的应该是马克思，他以法国波拿巴主义为例来论述政府自主性问题，说明当各种社会力量势均力敌的时候，政府的权力才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呈现出独立性。在继承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基础上，西方新马克思学派对政府自主性问题进行了充分论述。其主要代表人物普朗查斯等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表述，提出了国家“仲裁者”的概念，认为为了保持统治阶级的长久稳定和整体利益，国家在日常的运作中必须与统治阶级的各组成部分分离开来。国家只有相对独立于不同阶级的特殊利益，才能保证资本家长期利益的稳定。② 20世纪80—90年代在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新制度主义也将政府自主性放在重要位置，认为政府自主性的实质就是国家可以系统地表达和推进自身的目标，而不是简单地反映集团、阶级和社会的利益需求。亨廷顿更是认为，“缺乏自主性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就是腐败的”③，会进一步导致国家政权的不稳定。比较政府自主性和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含义，我们发现，提升政府自主性与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之间具有很强的逻辑契合性。

第一，在主体上，提升政府自主性与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都强调主体的共同参与。政府自主性的提升需要当事人的共同参与，当事人的共同参与是实现公共利益的有效途径。而只有当事人参与的政府自主性才是有限而且有效的自主性。在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也同样需要民众的共同参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以来，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明显加快。公共财政加大了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的支持力度，有利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建立和健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在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的差别显著缩小。不过，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程中，由于没有利益当事人的参与，公共服务需求的表达机制不畅通，从而制约了公共服务决策中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抑制了公共财政投入的效率，弱化了均等化的实际效果。可见，提升政府自主性与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都需要主体的共同参与，正是两者对主体的共同要求显现了两者的契合性。

第二，在价值上，政府自主性提升与公共服务型政府构建都需要民主、公正和多元价值的支撑。首先，多元价值是两者共同的前提。政府自主性提升与公共服务型政府构建都以现代社会为背景。在现代社会，多元价值的存在是一个既定的事实，政府自主性提升与公共服务型政府构建必须承认这个事实，并以这一事实为前提。具体说来，对于政府自主性提升而言，如果要实现利益相关人的共同参与要求，必然以承认并尊重不同利益相关人的价值为前提。只有在这个前提的基础上，不同价值的利益相关人才有机会在共同的平台上参与协商。对于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而言，承认并尊重多元价值是实现公共利益的重要条件。引起现代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忽视多元价值存在的现实性和客观性。在建构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必须承认并尊重多元价值，在此基础上达成政治认同，以解决多方问题，实现共赢。其次，公正是两者共同的核心价值。提升政府自主性的目标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公共利益，这一目标的价值基础是公正。提升政府自主性必须以公正作为其核心价值，只有公正才能保证政府自主性有效和有限，只有在公正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同样，公正也是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核心价值。这是因为，只有公正才能保证政府以公共利益为本，只有公正才能使政府超越各阶层、各群体、各集团的局部利益，只有公正才能保障每个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再次，民主价值是两者的共同需要。根据科恩的观点，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④ 政府自主性的提升和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构建都需要这种民主价值。对于政府自主性提升而言，只有在民主价值的指导下才能保证利益相关人的共同参与，而只有在利益相关人的共同参与下政府自主性才能实现有效且有限。而对于公共服务型政府建构而言，要实现“以人为本”的目标，必然要求公民的民主参与，通过民主的方式来管理社会，通过民主的渠道来表达利益要求，通过民主的过程来化解矛盾。

第三，在目标上，政府自主性的提升与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构建都试图实现公共利益，建构一个有序、安全的社会。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和加快，各种利益群体大量涌现，各种利益矛盾冲突相应也比较激烈，对于提升政府自主性而言，就要求政府在公民参与的基础上成为超越市场和各种群体利益的政治力量，实现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合理调控，从而保证政府制定的政策具有长期的合理性，而不受某些經济社会组织利益要求的影响。对于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也一样，也需要在公民利益表达的基础上经过利益综合，形成正确的公共政策，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而不是受某一或某些集团的控制和主导。综上，我们认为政府自主性提升与公共服务型政府构建在目标上有很强的契合性。

二、公共服务型政府构建滞后的根本原因是政府自主性较弱

党的十六大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高度，提出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要求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从此我国就拉开了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序幕。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并不能令人满意。从现实的情况看，我国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供给仍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要承担改革成本，解决历史性欠账问题；一方面又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解决新的矛盾和问题。由于体制转轨和经济社会转型的双重压力，我国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供给严重短缺，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滞后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政府职能转变迟迟不能到位。行政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是政府从管理具体的经济事务中脱离出来，履行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职责。但在现有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GDP政绩观引导下，政府成为市场活动中的积极行动者，并且将在市场中的赢利作为自己的优先目标，这就强化了政府利益与市场活动中的其他行动者利益的一致性。在现代社会中，政府是社会规则的制定者，是社会冲突的“仲裁者”，是社会公平最重要的维护者，而政府之所以能够承担这种角色，前提就是它的超越性。“但是，当政府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一个直接的参与者，一个积极的活动者，成为一个与企业没有什么两样的利益主体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无法克服的困境：当它试图通过建立规则来维护和保障社会公平的时候，它自己也同时就是这些规则约束的对象。这些年，在经济领域中有法不依、违法不纠，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现象的普遍存在，与政府本身就是市场活动的参与者有关。”⑤

第二，公共政策受强势利益集团的“俘虏”。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出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趋势，即强势利益集团对政治经济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与此同时，政府自主性日益降低。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这两大政策目标之间出现了明显的不平衡，公共政策的制定没有充分反映社会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和需要。其二，强势集团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公共政策的制定常常为强势群体所左右。⑥ 其实，强势群体的组织化和集团化本身并不是坏事情，可以提高公民参与的有效性，有助于提高政府公共政策的公正性、合理性。但是问题的另一面是弱势群体的组织化程度相当低甚至是碎片化。从实际情况来看，强势利益集团组织化程度高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比如，某些力量强大、资源充裕、组织良好的强势利益集团与政治权力相结合，垄断了公共政策制定的话语权，制定出有利于这些集团的游戏规则，从而损害到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广大民众的利益，尤其是损害到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影响到社会的正义和政治的稳定。

第三，公共服务投入严重不足，公共服务产品分配严重不均衡。目前，在公共服务领域已经形成了两种不合理的局面：一是国家对现有公共事业机构大量资金的投入在相当程度上是用来养人的，公共事业机构应当给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严重不足；二是在公共卫生、农村义务教育等基本的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方面，国家的投入太少，严重制约了社会事业的发展。面对总量不足的公共服务，我们的分配严重不均衡。广大的弱势群体得到的公共服务严重不足⑦，远不能满足他们对公共服务的基本需求，与强势群体享受的公共服务存在着相当大的反差。同时，各地在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时候缺乏科学规划，不考虑本地实际情况，搞一刀切，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现象比较严重，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也缺乏公平性，城乡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公共服务的不公平性成为一个突出的矛盾。

从上述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公共服务型政府建立不起来的根本原因是政府自主性较弱，不能超越各阶层、各群体、各集团的利益来独立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也就不可能实现公共利益。

三、提升政府自主性是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前提条件

政府自主性意味着政府应该具有超越性、公共性和公正性。我们要提升的政府自主性绝不是传统体制下的将政府狭隘利益凌驾于社会公共利益之上，排斥公众参与，而是在公众利益合力对政府进行有效制约的基础上政府对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各集团的利益的超越。我们应该看到，我国公共服务型政府迟迟不能建立的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国家对社会的超强控制、公民社会发育不成熟，多年以来形成的管制型政府体制尚存并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削弱政府自主性造成的。因此，我们必须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调整失衡的利益结构等方面来提升政府自主性，这是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前提和关键。

第一，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自主性的核心是实现公共利益，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政府自主性有限且有效的根本标志是提供更好和更多的公共产品。尽管我国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已经进行了若干年，但由于传统体制的惯性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径，现阶段中国政治体制中政府权力依然过大，掌握的资源依然过多，政府仍然承担了许多非公共服务的职能，政府职能“缺位”与“越位”并存，影响了公共产品的提供。因此，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步伐，合理确定政府的公共权力边界，规范政府的权力运行，并进一步剥离政府的非公共服务职能，真正做到政府是公共利益的集合体。

第二，培育公民社会，从人民利益出发提升政府的自主性。公民社会是社会各种民间组织的总合，组织化的政治参与是公民社会的基本政治功能。只有在公民社会组织化参与的环境下，才能有力地形成对政府行为的民主控制，防止政府权力扩张和变异，才能保证政府承担其公共责任，进而实现公共利益。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培育公民社会，使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得到充分的发育，并且为这些群体表达经济要求和政治参与提供制度化的渠道。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在人民利益表达的基础上进行利益综合，形成正确的方针政策，通过提供更好更多的公共产品，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从而获得政治忠诚和合法性资源。

第三，构建公平、合理的利益结构来解决利益失衡问题。利益分化与整合都是围绕利益结构而展开的，其目的都是为了促进利益结构由失衡状态到平衡状态。每一个社会的利益矛盾、利益冲突都是利益结构失衡的外在表现，当一个社会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非常尖锐时，表明这个社会的利益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严重失衡。世界许多国家的发展史表明，在一个利益结构严重失衡的状态下，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以利益分化为主要方式的利益结构变迁过程中。利益结构由稳定状态向相对不平衡状态发展，这是利益结构分化和重构过程中的必然现象，问题在于当前我国的利益结构由稳定状态迅速越过相对不平衡状态，并走向严重失衡状态。本文在前面论述过的强势利益群体与弱势利益群体的力量不均衡而导致的公共政策受强势利益集团“俘虏”的现象，即是这种利益结构严重失衡的突出表现。我们当前的任务是既要治标，又要治本，要真正改变当前利益矛盾、利益冲突加剧的现状，就必须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结构模式。首先是遏制当前收入差距过大和贫富两极分化现象，理顺收入分配领域的秩序，然后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其次是进一步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步伐，改变当前利益表达不畅，各阶层利益博弈失衡，利益整合机制滞后的现状，遏止當前利益矛盾、利益冲突日渐加剧的趋势，建立有效的利益表达、协商、整合机制，并最终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平、合理的利益结构。

注释：

① 任勇：《国家自主性：政治发展中的一个变量》，《重庆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② 参见陈媛、商红日《非政府组织的非均衡发展与国家自主性的巩固》，《中州学刊》2008年第11期。

③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0页。

④ 科恩：《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0页。

⑤ 孙立平：《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的国家自主性可能》，《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4期。

⑥ 孙立平：《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第3期。

⑦ 王荣红、杜明才：《转型时期弱势群体的政府政策支持》，《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第3期。

作者简介：梁前德，男，1952年生，湖北武汉人，管理学博士，湖北经济学院教授，湖北武汉，430205。

（责任编辑 刘龙伏）

作者：梁前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