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商品化两面性分析论文

（甘肃省山丹培黎学校，甘肃山丹734199）[摘要]流行音乐是如今音乐流派中传播比较广泛的一派，其支持者多为青少年。如今流行音乐市场鱼龍混杂，但也不乏优秀作品。如果可以将流行音乐中的精品与中职音乐教学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另一方面能提高学生辨别能力，避免被低俗的流行音乐所影响。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音乐商品化两面性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音乐商品化两面性分析论文 篇1：

改革开放以来流行歌曲创作的变化与趋势

【摘要】中国流行音乐有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我们随着经济的变化和发展走上了商业化的发展道路。这也注定了这种文化独特的双面性。

【关键词】流行音乐文化；发展历程；价值体现；商品化；两面性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中国大地，流行音乐文化也迅速发展。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人不仅看到了经济腾飞，而且看到了流行音乐以其时代节奏的节奏打动人心。这种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中国公众，让他们欣然拥抱了这股文化。

一、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历程

（一）复苏开拓期

从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中期，特别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国家政策引发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音乐文化领域、抒情歌曲和娱乐流行歌曲逐渐走进大众。

（二）高速发展期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流行音乐文化市场逐渐发展壮大。基于磁带录音机和音乐（磁带）的迅速普及，个性化收听流行音乐逐渐成为主要的消费方式。以新兴视听产业为核心，大陆流行音乐市场继续扩大。同时，电视媒体也迅速成为另一种广泛报道的媒体。电视歌手大赛已经成为美声、民族、流行专业的分类。歌唱方法的详细划分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和推动了流行音乐的文化地位。从新兴市场的需求来看，影视主题曲、唱片歌曲逐渐成为推动流行音乐创作繁荣的重要因素。

（三）多元繁荣期

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文化发展日益网络化，全球化，一体化。互联网应用已经流行，数字应用加速，音乐艺术传播渠道变得更快，更方便。在中國流行音乐领域，港台音乐无障碍投入，欧美流行文化为我国社会音乐生活带来了新的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二、中国流行音乐商品化

（一）电视广告音乐

经济越发达，广告就越丰富。每家公司都用广告宣传他们的企业形象和地位。谨慎创建广告活动是完全解读企业形象的一种方式。广告音乐在电视广告中扮演重要角色。现代媒体环境下的广告音乐是一种高投入、高效率的音乐产品。音乐广泛用于电视广告中。随着广告业迅速发展，它本身就创造了一个强大的商业环境。广告音乐是社交音乐商业化的一种主要形式。

（二）影视音乐

很长一段时间，每个人都知道这部电影是沉默的，而且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电影和电视都出现了。音乐也必须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作曲家从实践中学到，配乐的本质是解读电影的节奏。例如，中国电影《卧虎藏龙》获奥斯卡金像奖。音乐给这部电影带来了这样的影响和成功。发布商们不会放弃这个有用的机会。电视的大量发行和电视音乐使其成为商业化的一种形式。

（三）数字音乐

互联网时代比预期的要快。数字音乐包括MP3音乐、RM音乐和手机铃声。它们的出现加速了流行音乐的商业化。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音乐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商品化是其本质特征。

（四）唱片音乐

我们知道，音乐制作人通过唱片把音乐制作出来，然后投放到市场上去销售，从中得到高额利润，音乐制作人也会从中获得报酬。在这种商品交易中，音乐充当了媒介，体现了十足的商品化性质。

三、总结

音乐的商业化是社会发展一定时期的必然结果。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是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的。因此，这是一种安全的商业化方式。这款产品的道路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作用，流行音乐将走向商品化。关于矛盾，促进流行音乐的发展是一个好的方面；另一方面，当单一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市场交换过程中结合经济产品组合时，作为精神产品的商业音乐受到负面影响并被放弃。在音乐领域，许多发行商都只关注金钱，所以它们对于制作优秀的音乐作品并不有用。在某种程度上，流行音乐的发展正在迷失。音乐变成商品，不能扭曲。通过分析流行音乐的本质，发展中国流行音乐，中国流行音乐只有很好地发展，才能为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不要忘记音乐的精髓，中国流行音乐人不要忘记音乐的本质，将其力量用于发展音乐。

参考文献

[1]贾磊磊.流行文化软肋拖累中国软实力[J].人民论坛，2012（6下）：74-75.

[2]周海宏.有关“高雅音乐”与“通俗音乐”审美价值问题的分析[J].人民音乐，2005（11）：30-33.

[3]胡翦.乐评飘飘的时代[J].通俗歌曲，2002（05）.

作者：黄承志

音乐商品化两面性分析论文 篇2：

中职音乐教学与流行音乐的融合思路研究

（甘肃省山丹培黎学校，甘肃 山丹 734199）

[摘 要] 流行音乐是如今音乐流派中传播比较广泛的一派，其支持者多为青少年。如今流行音乐市场鱼龍混杂，但也不乏优秀作品。如果可以将流行音乐中的精品与中职音乐教学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另一方面能提高学生辨别能力，避免被低俗的流行音乐所影响。就中职音乐教学的现状和流行音乐的特点进行分析，阐述两者融合的必要性和具体措施。

[关 键 词] 流行音乐；中职音乐；融合

音乐是文化的重要形式之一，作为一种抽象的情感表达方式，可以引起更多人的共鸣。现代教育中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要求学生“德、智、音、体、美”全面发展，中职教育也应该重视音乐教育的发展，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音乐教学活动。

一、流行音乐的概述

（一）流行音乐的含义

流行音乐产生于美国，于20世纪在我国发展起来，我国最早的流行音乐发展地区有香港、台湾和上海，流行音乐符合大众的欣赏水平，所以发展迅速，在20世纪初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流行音乐歌星。从流行音乐的发展趋势来看，流行音乐趋向商品化，由此带动的一系列文化产业也推动了流行音乐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受政治和经济影响，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受限，这种状态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所改观。流行音乐相比于其他古典音乐具有通俗易懂、节奏感强、歌词朗朗上口的特点，对大众音乐素养的要求较低，因而在大众中广泛传播。

（二）流行音乐的特点

流行音乐具有社会属性。音乐是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文化的发展受到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音乐表达的内容不同。

流行音乐的内容通俗易懂。流行音乐被大众接受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内容通俗易懂；我国古典音乐的歌词多为文言文，对普通民众来说不易理解，记忆困难。另一方面，流行音乐曲调简单，易于传唱。

二、流行音乐融入中职音乐教学的必要性

中职学生年龄在15到20岁之间，这个年龄段的学生追求新鲜事物，喜欢探索和从众。流行音乐的广泛传播被学生当做一种社会潮流，青少年的从众心理驱使学生选择跟随流行音乐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不论是中职教育还是普通高等教育，都是以学生为主体，利用流行音乐调动学生学习热情就有极大的必要性。利用流行音乐的优势让学生产生音乐课程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符合现代教育全面发展学生素质的要求。

教学活动应该考虑中职学生的兴趣点和共同爱好。流行音乐中积极向上的内容可以引进教学活动中，根据学生的成长特点制定有利于促进学生进步的音乐教学计划，进行流行音乐方面的教学提高学生的辨别能力。

三、流行音乐融入中职音乐教学的具体措施

（一）将音乐的教学方式和理念进行有效的转变

教师要正视流行音乐的两面性：流行音乐中积极向上的部分应该被采纳，对于糟粕需要辨别去除。教师在选择教学活动中应用的流行音乐时要进行筛选，选择流行音乐中内容积极向上、体现进步意义的优秀曲目，选择与时俱进的新兴曲目。首先，教师要改变观念，包括教学观念和生活观念，提高音乐鉴赏能力，创新教学形式，除了课堂教学外增加课外活动，培养学生在生活中发现音乐、利用音乐的能力；其次，教师要加强和学生的关系，了解学生对教学活动的评价，主动与学生沟通，鼓励学生进行音乐欣赏的同时寻找能够引发学生共鸣的流行音乐。了解流行音乐不仅仅只是听歌，还应学习音乐理论，了解流行音樂的产生背景、分类、发展和特点，让音乐赏析变得有深度、有内涵，提高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避免被流行音乐中低俗、消极的元素影响。

（二）将流行音乐的潮流结合起来，对其内涵进行深刻的挖掘

流行音乐是工业革命时期美国的农村工人为了表达对家乡的思念之情而产生的易于传唱的音乐，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南北战争而产生了更多的表达意义。流行音乐融合了美国爵士乐、布鲁斯、摇滚乐的特点，但以黑人音乐为主要基础。了解了流行音乐的起源后，可以发现流行音乐其实蕴含了一个民族的音乐灵魂，是音乐多元化的产物。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让学生了解流行音乐的产生背景和蕴含的民族文化。学生要积极参与教学活动，有天赋的学生可以尝试作词作曲，利用流行音乐进行情感表达，在老师的指导下不断改进，加深学习印象、提高学习能力。

（三）不断地将爱国主义渗透到流行音乐中

爱国是时代不变的主题，也是学生教育的重点之一。中职学生的教育关系着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复兴，当今国际局势紧张，中国面临着来自周边国家的威胁，培养学生的爱国热情，引导学生理智爱国、科学爱国，不要用过激的爱国行为损害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

（四）不断将励志精神融入音乐教学中

励志精神可以帮助学生乐观地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丰富学生的内心世界，提升心理素质。流行音乐中有很多理智歌曲，例如《阳光总在风雨后》《最初的梦想》《蜗牛》等，这些歌曲歌词积极乐观，鼓励学生遇到困难不要退缩，要坚定目标勇往直前，成为很多学生的精神动力。

流行音乐反映着社会发展的特点，顺应时代潮流而保持鲜活的生命力。中职音乐教学要正视流行音乐，利用流行音乐教学精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学生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陈涛，周艺波，曹晓梅，等.浅析音乐教学时代性的体现：也谈音乐进课堂[J].考试周刊，2015，11（4）：108-109.

[2]田丹，高静，赵艺琳，等.中职音乐教学与流行音乐的融合思路研究[J].中国校外教育，2015，30（8）：142-143.

作者：郭颖

音乐商品化两面性分析论文 篇3：

“让文艺回归心灵”引发的思考

20１１年６月２４—２５日，北京评论家协会在京举行题为“让文艺回归心灵”的座谈会。大约９０名包括音乐家在内的文艺界人士出席了会议。会上北京评协副主席孟繁华提出了１０个当今我国大陆存在的文艺创作与批评的问题，即作品疏离现实，人才培养不健全，经济大潮影响下文艺创作缺乏方向感，媚俗，市场不规范，评奖活动不纯，新型媒介冲击，文化产业复制品影响大众趣味，媚官，文艺理论和批评因自身问题无法指导创作。从与会者的发言看，大家主要关注生活体验、市场经济影响、艺术标准和批评方式这几个问题，涉及批评对象和批评自身。笔者近来也一直在思考音乐批评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因此借力北京座谈会的主题和具体讨论内容，结合音乐界现象，参与相关问题的探讨（本文引用未加注释者，均出自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网站登载的“２０１１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座谈会纪要”）。

一、生活体验问题

文艺创作者要深入生活，获得具体而丰富的体验，创作出表现生活的深刻作品。可是今天的社会生活主要是经济生活；劳动者往往不是主角。与会者并没有深究这一点，而是看重现实生活的真实和丰富。北京评协副主席贾德臣指出现实生活充满喜剧、悲剧，但是当前的创作却远离了现实生活。他呼吁创作者“至少要关注身边发生的东西。”在体验生活的问题上，作曲家朱践耳也曾撰文谈论过。他在《人民音乐》１９９１年第１１、１２期发表文章《生活启示录》专门谈论了生活体验与自己的创作的关系，他的概括是：“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他列举了在贵州、云南、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体验生活并从中获取灵感进行创作的事例，以此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显然，作曲家在这里所说的“生活”是民族民间的生活。对此，有音乐学者指出将民族民间生活当作真正的生活，要求知识分子进入其中去体验，用作品去反映，这一“律令”源于２０世纪中国大陆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政策；这同时也是音乐民族化的必由之路，从而形成了新音乐传统。①这种新音乐传统如今在对“生活”的理解和选择中有了悄悄的变化。和平时期重在建设，都市生活成了全社会生活的典型。在今日中国大陆，经过了长期的革命和教育的洗礼，“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已变成了“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毛泽东语）②。相应地，从体验他人的生活变为体验自己的生活，也应当被合法化。音乐创作特别需要真情，古人“唯乐不可以为伪”之名句已成当今中国音乐界的口头禅，因此，写自己的生活体验最有利。既然包括文学艺术家在内的知识分子也是现实生活中的当事者，那么以自己的直接经验为创作内容应在情理之中。

北京评协座谈会上有学者指出，“生活”各有不同，关键在于选择。由此引出了创作题材问题。北京师大王贵胜教授指出，当前美术创作缺乏重大主题，缺乏深刻性。“画家们有意无意回避问题。”也就是说，今天的文艺创作有意无意忽略了历史和现状的重大社会题材。联想起音乐界前些年的相关讨论，即王西麟在许多场合指责现今中国音乐作品无视重大题材引起的学术论争。王西麟认为音乐作品应当反映重大的历史或现实问题，要揭示“苦难”，鞭笞苦难的根源，而不应当都去写风花雪夜、个人小情调。郭文景等则回应道，创作需要自由，这是创作规律。依照外在律令来创作，例如“文革”时期作为政治任务的创作，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应该由作曲家自己决定写什么。在笔者看来，“写什么”应该由作曲家决定，而作曲家多种多样，各有各自的生活体验，要写得真实真诚真情，理应有感而发，不能强求。回避“重大题材”一方面是对革命时期外在性写作的反拨，另一方面是对“重大”的新解——不仅王西麟式的“揭露大恶，张扬大善”重要，表现今人细腻情思也同等重要。当然，在价值取域上只能见仁见智，他律性的使命感和自律性的主体论各有各的合理性，从管理学角度应视为具有同等的合法性。

另有学者用“乡土”来替代“生活”。北京作协理事凸凹呼吁“进入土地的书写，用原生态的情感，写出好作品，给读者一个超越世俗的世界”。很明显，他的“乡土”就是本文所说的多样性的“生活”；进入“乡土”，就是进入某个文化圈，就是从局外人变成局内人，获得有效体验，获取真知。词人宋小军说：“企图雅俗共赏，老少皆宜，一定失败。写作要有领域，无论创作还是评论，都要扎进去熟悉那个领域。”他列举金兆钧的事例，指出要把握流行音乐进行有效批评，就要进入流行歌曲界的“乡土”。

在如此多样性的生活中，有一种生活叫书斋生活。陈履生呼吁“回归心灵，回归书房”。这样的呼吁深深触动了笔者的心灵！书斋确保了文艺创作由心而发，没有铜臭、没有权术、没有媚俗媚官媚商。今天呼吁回归书斋，也就是回归心灵，是一种文艺良心底线的守护。书斋是一种象征，象征着士人格精神。作曲家刘湲曾说，真正的作曲之地，是一间与世隔绝的小屋，没有电脑，没有电话，没有电视，只有一张大桌，一盏台灯，一本乐谱，一支铅笔，一块橡皮，一块面包，一瓶清水。这就是作曲家理想的书房，他的《土楼回响》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获首届“金钟奖”头奖。本文的理解是，“书斋”不仅仅是物质的书房，它更是一种精神家园。笔者觉得“书斋生活”本身是一种纯净的生活，但不应是与世隔绝的生活。书斋的主人回归家园，依然要洞察社会，洞察世界。

二、市场经济的影响

与会者关注生活体验，在当下必然涉及经济生活的是是非非。作家出版社的窦海军认为，商品化带来了文艺的令人担忧的现状。“我们不缺好素材，我们缺的是优越的环境。”也就是说，商品化毒害了文艺创作的环境。他的意思是，商品化造成了“一切向钱看”的社会环境。本文认为这个问题在国际上并不新鲜，阿多诺早在２０世纪中上叶就指出，文化工业通过创造大众口味来吸引大众，掏大众的腰包。③王贵胜指出：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思想解放带来了文艺复兴，涌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但是，“完成了转折之后，经济大潮取代了思想解放运动。”如今的文艺创作往往成为一种特殊商品生产，而作品则成了一种特殊商品。本文认为这是普遍现象，音乐界概莫能外。委约创作、商演、音像制品、影视配乐、广告音乐、各类赛事、音乐私学等等，经济因素所占比例不一，却往往都居主导地位。其实，从宽泛的意义上说，音乐商品化古已有之，只不过当今更甚。对此本文认为应两面看。从道理上或逻辑上说，商品化未必是文艺堕落的根由，也就是说二者没有必然联系。音乐厅的演出质量与是否卖门票无关。音乐作品的质量也与是否委约无关。从积极意义上看，经济效益往往可以促使音乐作品和演出质量提高。另一方面，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成本，为了缩短时间、降低成本，不少音乐制品确实降低了质量。但事在人为，关键还在于音乐家本人。有的从不敷衍了事，有的则屈服于利益。座谈会上人们谈论最多的不是流行文化界，而是文艺界专业人士身上表现出的上述问题。还有许多其他具体事例也都表明了商品化与艺术质量之间关系的两可性——正相关与负相关，甚至可能无关。

媚俗最重要的特征是文艺活动的娱乐化。北大教授、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会长谢冕强调：“娱乐不是艺术的目的……当艺术成为商品，创造成为产业，我们有理由担忧。‘娱乐至死’的现象和观念要批判。”座谈会上与会者几乎都对充斥电视台的娱乐节目“发出愤怒的吼声”，对电视小品的搞笑品行不仅不屑而且“恨和尚恨及袈裟”地斥责电视人，批判的炮火将小品创作者、表演者和电视人一锅端。其实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电视节目也如此，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也许这确实是商品化社会的通病。音乐的媚俗表现不在于搞笑，因为除了歌词内容可能搞笑之外，纯音乐本身很难搞笑。但是音乐照样有娱乐化表现，主要体现在流行音乐领域，尤其在它的活动方式上。在“娱乐至死”的时空中，音乐是一种“精神毒品”。在那里人们群体或个体“精神吸毒”，把现实和艺术都抛到脑后，只剩下声光电中的智能化零、体能输出，从而进入Ｆ•杰姆逊所说的“主体非中心化”状态。④当然，音乐的功能多样，娱乐功能是其一，本无可厚非。文革期间音乐的功能只剩下为政治服务，抒情歌曲往往被当作资产阶级的“香花毒草”而受到铲除。改革开放之后，硬邦邦的革命歌曲反过来被抛弃，而软绵绵的港台流行歌曲一时从地下到地上受到普遍欢迎。歌唱活动不再是政治运动的一部分，与此相应的是“大我”被“小我”替代。千万个小我借助流行歌曲抒发出自己的情感意趣，歌唱的娱乐功能凸显出来。座谈会上与会者其实都明白这段历史，他们所抨击的是已过矫枉过正阶段的今天，媒体上仍然占高比例的娱乐节目。

本文认为只要是健康的音乐，都有存在的合理性。“健康”的标准指保持积极精神向度的、符合时代真善美的尺度。事实上社会音乐生活也分布着各式各样的音乐，并非仅有单一的娱乐类型。至于传媒，特别是电视、网络等等的传播者／把关人，应考虑各种效益，而不仅仅是经济效益，选择多样性音乐文化传播内容，为受传者提供丰富多彩的音乐节目。

三、批评标准与方式

探讨文艺批评问题，必然涉及批评的标准与方式。有学者认为批评活动不属于个人事务而属于公共事务，目前标准问题主要表现在失去了公共标准或共识基础；批评应采取多种方式，如肯定方式和否定方式，会议（当面）方式与非会议（非当面）方式，总体评判与个体评判分离的方式，等等。

陈福民指出艺术公共标准已经解体，惟我论盛行，各执一度。于是就出现了许多潜规则、空话和胡说。“我们的工作不属于个人伦理，而属于公共伦理领域，因此需要公共尺度；而公共尺度的建立，需要建立能共享的知识谱系；用这种公共标准进行的批评，才能获得理性、客观的评价结果。从根本上说，公共标准就是群体共识的价值尺度和质量尺度。”本文基本认同这一观点。在音乐界，批评也往往作为公共事务来进行，也就是说，批评者往往是某种代言人。既然是群体的代言人，自然要有该群体的公共尺度。于是就有国家标准、学术标准、大众标准、教育标准等等。这些公共标准之间可以重叠，也可以独立，甚至可能冲突。例如国家标准和教育标准往往是统一的，学术标准也往往和教育标准重叠。但是学术标准、教育标准往往和大众标准不同甚至冲突。流行音乐曾经被学术界和教育界排斥就是一例。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对文革期间“四人帮”的文化霸权曾经有猛烈的批判，并对此前的政治干预、不按艺术规律办事的思想言行进行深刻的鞭笞。２１世纪以来，政府和学界逐渐一致，如教育部提出“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改革”，其实质即尊重音乐审美规律，以此为基础从事音乐教育，这就和学术界的音乐价值尺度统一。至于另有学者发出不同的声音，如提倡“以文化为核心”（管建华等）、“以创造为核心”（王耀华等）等，则是学界内部的差异，而非政府与学界的裂痕。从国际上看，美国实用主义美学为流行音乐辩护，体现出一种学术标准与大众尺度的统一。⑤以上这些都是公共标准的事例，但本文认为这些公共标准都是群体标准，并非本质主义的绝对普遍性的标准。

王贵胜同样指出现在的批评没有共同的价值—质量尺度，政府、艺术家、评论家、媒体各行其是——政府以“主旋律”定标准；艺术家以“新异”或“收藏品”为尺度；评论家坚持采用“肯定／否定”几几开为批评模式；媒体多采用“吹捧”的单向度审查制度。笔者认为音乐界也存在以上情形，但是公允地说，近年来敢说真话、敢于否定甚至猛烈抨击弊端的批评意见不但被写出来，而且还能被发表出来。这不能不说是音乐批评的进步。至于具体音乐作品的批评，具有两面性，一面是作品上演后的座谈会，有褒有贬，一面是发表出来的文章，赞扬者多。这涉及批评方式问题。

座谈会上，有的专家提出应采取多种类型的批评方式。具体可分“说真话”的方式、“说假话”的方式，研讨会的方式、非研讨会的方式，等等，而批评最终需要采取“前瞻性”的方式。所谓“说真话”的方式，当然就是有一说一，好就说好，不好就说不好。张陵认为“在讲真话的层面，还是要讲真话”，这是批评者应该采取的一个基本的批评方式，也是批评者应具备的基本的专业道德。但是“在讲真话的层面”这种说法中，蕴含着一个潜台词，即存在着“不该讲真话的层面”。于是相应地就有“说假话”的方式。“说假话”有两种，一种是真的假话，一种是假的假话。前者如吹捧的“瞎话”，后者则多指“鼓励的话”。张陵举例说年轻人的作品不成熟，但为了爱护他们，我们往往说些鼓励的话。这不是说瞎话，“这样做也许就保护、鼓励了、催生了一个未来的作家。”最后，对一个作品的评判，特别是对那些当下有争议的作品，需要采取“将来过去式”的批评方式，也就是要从未来往回看。张陵说：“有些伟大的作品可能是日后才显示出伟大的。……我们的文学批评应该更讲前瞻性，这样我们的评论工作可能会做得更好些。”

孟繁华提出一个“总体否定，个体肯定”的批评方式，引起大家的关注。例如眼前的时期，“一切向钱看”具有普遍性，应总体否定，但是具体文学艺术家和作品可能有闪光的东西，应给予充分肯定。再如“文革”时期，总体上包括音乐在内的文艺作品都被要求为政治服务，对样板戏“一枝独秀”的局面和造成该局面的原因应否定，而具体的优秀剧目和作品（音乐领域如钢琴协奏曲《黄河》、小提琴独奏《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艺术歌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等）则应肯定。这种批评方式告诫我们：不要把脏水和孩子一起泼掉。

关于批评主体的问题，与会者提出：是否只有圈内人才具备批评的资格？田莉以曲艺为例，设问“不搞曲艺的人是否可以批评？”回答是圈内的人认为不能，但是圈外的人实际上却可以。因为“批评者自己有个位置，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分析这个意见可以看出以下几点：首先，批评者有个立足点，有个立场；从该立足点或立场那里，能够看到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圈内人看不到；圈外的批评可以促使圈内改进，从而促使该门艺术发展。

联想起音乐界的情况，长期以来批评主体并没有形成一个专业队伍，战争和政治运动时期由政治家来确定批评标准，批评主体也以政治身份为主导。改革开放以来尊重艺术规律成为共识，出现了不少常态音乐批评实践，例如对西方现代音乐和我国新潮音乐的批评实践，在学界和社会产生积极影响。近年来音乐界成立了音乐批评学会，批评主体回归学术文化身份。在批评范式上，于润洋教授的“音乐学分析”为音乐批评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另有学者（如韩钟恩）提出除了理性分析之外，还要有感性分析。⑥本文认为这种分析可概括为“感性—理性分析”模式，其分析主体被要求具备音乐的理性分析能力和感性体验能力以及二者结合的丰富的经验积累。实际上在音乐生活中，也常有非音乐专业的人士发表音乐批评文论，其中有人甚至成为公众心目中的“乐评人”。在圈内人看来，对牛弹琴没有意义；非音乐耳朵的音乐批评，也没有价值。但是本文认为圈内人和圈外人有各自的立足点和价值观，因此完全可以对同一音乐作品提出自己的看法。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当然，本文还赞成有的音乐美学家关于“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划分的意见，认为前者属于“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审美判断的个体层面，后者则属于音乐作品质量判断的公共层面。后者具有公共标准，批评主体由圈内人中的专家担任。⑦

笔者认为，音乐批评并没有本质主义的最佳生活体验、最佳模式等等，而是多样性的——批评环境、批评标准、批评方式、批评模式和批评主体等都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也许存在着人人都要遵守的音乐批评的公共底线，如果有的话，应该是有利于人类身心健康，即所谓“绿色精神食粮”的尺度。这涉及身心复杂关系，将另文阐述。

①宋瑾《民族性与文化身份认同——当今中国作曲家思想焦点研究之二》，《中央音乐学院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②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２１页。

③ [德] 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④ [美]Ｆ•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大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５５—１５６页。

⑤［美]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周宪、彭锋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年版。

⑥韩锺恩近年来致力于“临响经验”的研究，发表了系列文论。而２００８年第八届中国音乐美学学会年会议题之一为“感性体验与表达”，探讨的也是音乐审美的感性与理性的一种关系。

⑦宋瑾《音乐美学基础》，上海音乐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２６—１３８页。

胡佳昕齐齐哈尔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金兆钧）

作者：胡佳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