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视角管理论文

摘要可持续心智模式可定义为人们心智层面存在的用于描述、解释人与自然关系以及处理该类关系的复杂心理机制。经过文献研究与理论推演，该研究提出了由可持续认知、环境价值观与行为意动组成的构念模型。经过严格的题项发展、项目分析、因素分析、测量模型拟合与验证性分析，该研究提出了信效度可靠的施测量表。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社会心理学视角管理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社会心理学视角管理论文 篇1：

关于“文明旅游”研究的认识、探索与反思

一、认识：“文明旅游”是个什么问题？

中国大众化旅游现象登上世界舞台以来，“中国游客”行为的文明与否就成为各界不时讨论的焦点。当前来看，“文明旅游”更接近于是一个“大众话题”，而尚未达到“学术问题”的高度。

1.“文明旅游”作为“大众话题”

“文明旅游”作为一个大众话题，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文明”和“旅游”，前者是用来界定后者性质的。舆论的共识性理解为：“文明旅游”的主体通常指游客；“文明旅游”是一个行动概念；“文明旅游”等同于“文明出游”；“文明旅游”的功能与国家形象和道德修养相关。在网络信息迅捷传播的全球舆论平台上，“中国游客的不文明旅游行为”在公众假期前后常成为头条。在舆论的推波助澜中，公众对文明旅游的关心逐渐从被动转为主动。中国游客的不文明行为被“建构”成为了一个社会焦点。显然，在舆论层面已经出现了概念认知的“锚定效应”。

2.“文明旅游”作为“学术问题”

从学术角度来看，“文明旅游”的概念尚未得以确认。检索国外文献可发现：几乎没有对这一问题开展研究，一些线索零星存在于旅游伦理范畴之内；国内研究脉络表明，无论从文献数量还是影响力，该问题都未进入学理研究的核心关切之中。文明旅游学理研究相对微弱的原因可能是：（1）没有这个问题；（2）这是个问题，但尚不构成为一个学术问题；（3）这是一个学术问题，但研究非常不充分。推测（1）可直接否定，游客或者旅游服务供给者的不文明/道德失范行为客观存在，并绝不是一个中国问题（Chinese problem），而是一个全球性问题（multinational problem）。对（2）和（3）的推测，合理的回答是：相关研究很大程度上落入到其他学科领域；旅游领域的研究暂未提供有力的研究框架和理论解释。

二、探索：如何解析“文明旅游”的学理？

旅游研究者有必要为该问题提供基于科学范式的学理解读，以澄清大众关注中存在的误区，获得有价值的理论成果。表面上看，“文明旅游”的讨论基本都与道德、素质或文化有关；不过，文明旅游是纯粹高置于伦理道德平台之上的吗？若假定文明旅游是一个科学研究问题，在科学描述该问题“是什么”之前应避免立刻转入到“这应该是什么”的价值观判断中去——即避免误入“自然主义谬论（naturalistic fallacy）”。

1.以“行为—心理”研究层面为基础

文明旅游问题最直观的表现是个体或群体在旅游活动中的文明/不文明行为。既是行为问题，便可纳入到“心理—行为”领域，探求其的内在心理驱动机制、外在行为交互机制及影响的动态过程等。文明旅游问题更是社会情景中“旅游者的行为及行为间交互影响”，因而可借助社会心理学视角展开研究。以飞机旅客不文明行为研究为例，“乘客道德素养低下”这样的归因直截了当，提出“提高个人修养”、“加大对不文明游客的惩罚力度”等对策也显而易见。然而操作起来则相当困难：测定游客素养高下已属不易，提升个人修养又是何其浩大的工程；而诸如进行不文明行为记录或曝光、强化舆论监督等办法，暂时可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但也可能演变为一种道德呼吁的集体姿态。然而从心理学角度开展的对“空中愤怒（air rage）”的研究成果则更具说服力。“空中愤怒”是指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在飞行过程中出现的破坏性或暴力性行为的总称，表现为在空中旅行过程中的异常、失范或暴力行为。研究认为，人们之所以容易在飞机上出现失控行为，与机舱拥挤（反社交环境）和旅客的压力感与疲惫（情绪失控风险）相关。根据这些结论，学者能够提出更加具有操作性的策略——例如建议航空公司合理设计座位、提升服务措施来使乘客之间形成彼此交流的环境，改善机舱氛围；建议乘客通过如深呼吸、冥想等生理调节方法来缓解压力。由此，文明旅游研究的学理探索中，“行为—心理”研究维度是具有吸引力的。

2.开展纳入背景考量的本土化研究

“文明旅游”作为个体行为选择和社会价值观的显示器，除行为心理学科之外，还涉及经济、社会、法律、文化、传播、伦理甚至地缘政治等学科视角。宏观上，“文明旅游”问题研究还应置于社会情景之中。例如，对“游客不文明行为”的归因上，中国人倾向于反省自身的德行不足；必须承认，一部分中国游客确实存在不文明言行。不过，审视环境和反省自身同样重要：由于中国崛起对地缘政治的影响，中国人大规模出境旅游“刺激”了一些国家或地区抱有经济和政治心态优越感的人的神经，部分中国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容易被焦点化。另一方面，个体或群体交往本身就是复杂的善恶交织，不同国家、地区和族群之间，甚至同一国家不同区域的人群之间，或多或少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歧视（discrimination）和偏见（prejudice）。这一基本事实置于旅游交往中，不仅是针对中国游客，其他国家游客也是一样。在文明旅游问题上，不能一味苛责中国游客的个人素质和道德修养，也无需全部归咎于所谓的中国文化弱点或劣根性，而应将研究视角扩展到宏观背景中来开展本土化研究。

三、反思：理性、感性和人性？

1.反思研究——需要保持理性

虽然社会科学研究很难避免将自身的价值观带入到研究之中，但文明旅游的学理探索还是应秉持客观的立场，对问题研究的背景进行理性区别，对问题研究的视角保持理性对待。

“文明旅游”问题是旅游活动中、更是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不文明旅游行为/现象需要学术界清晰界定核心内容，区别哪些行为/现象是由日常生活世界中“复制”到旅游活动中的；哪些是在旅游/旅行环境中“生成”的。作为旅游研究者，应主要关注在旅游/旅行环境中“产生”的特有行为，判断分析这些行为的内在心理机制，产生创新理论；其次是研究在日常生活行为在旅游情景中的特殊性，谋求已有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嬗变。“文明旅游”包含了不同的行为主体，也意味着不同的主体视角，正如“客随主便”和“主随客便”都被认为是可接纳的社会交往行为规范一样。另一方面，问题的呈现方式各种各样，在不同主客体关系、不同交往利益关系中以及隶属于不同社会文化中的各个主体，对旅游活动中的文明/不文明行为的解释就有可能截然不同。研究者有必要从不同视角进行观察与解读，即使带有主观性的立场预设，也应尝试接纳和考虑其他主体的视角。

2.反思舆论——需要正视感性

为了吸引眼球，看似理性的舆论往往本质上是对受众情感的煽动。比如，对文明旅游的学术研究始于被媒体或舆论曝光的不文明旅游现象，列举的不文明行为案例多来源于媒体报道和舆论热点。研究中少有采用实验设计、实地调查、行为观察等收集一手数据的方法。可以推论：研究者的立场受到了舆论观点的影响，在提出研究问题时很可能已经带有以偏概全的感性成分。例如，一些文献指出“境内外大量媒体报道中国游客的不文明行为”；但通过对国外媒体信息的检索发现，并没有“大量”媒体报道中国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媒体报道的游客不文明行为不只涉及中国，也包括了其他国家。反而是国内舆论（尤其是网络上）常常感性地斥责国人道德水平低下。仔细观察境内外的中国游客，整体上表现的还是得体的，并非灾难性的不可救药。因此，研究者要避免在开展研究前就陷入情感偏差之中：既要正视不文明行为存在的事实，也需要与感性的舆论风潮保持适当距离。更加必要的是，对舆论在文明旅游问题的作用和影响进行分析，以理论研究为舆论方向提供理性支持。

3.反思行动——需要尊重人性

在社会科学的学理追求中，除对现象进行符合逻辑的理论解释外，还要为解决问题提供有效而可行的途径指引。“文明旅游”关乎道德素养，更是人性行为。人性如水，管控固然重要，疏导更加有效。经济增长、城市化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在不断提升的。越来越多的国人通过旅游这种形式走出家门到异地去接触、体验和适应不同的文化，进而反身理解自己的文化本底；尊重向外探索的人性追求，从旅游中探索文明，也成为提升个体和群体道德伦理水平的一种途径。促进旅游文明的形成实质是促使人们的道德态度和道德行为的改变。多数旅游者都持有符合社会规范的道德态度，但不一定能时刻表现出与态度相符的道德行为。审视游客失范行为时，除个人道德缺失的主观因素外，多数时候需首先检视行为环境——是服务设计或管理环节不合理？还是社会规范差异产生的文化摩擦？在文明旅游大格局形成的过程中，倡导和输入符合国际/人际交往规范的公德观同时，应配合行为环境的改善，理解和尊重人性，引导个体或群体行为朝期望的方向转变。

（第一作者和第二作者均系该院副教授；收稿日期：2016-05-20）

作者：李艳 程绍文

社会心理学视角管理论文 篇2：

可持续心智模式的结构与测量

摘要可持续心智模式可定义为人们心智层面存在的用于描述、解释人与自然关系以及处理该类关系的复杂心理机制。经过文献研究与理论推演，该研究提出了由可持续认知、环境价值观与行为意动组成的构念模型。经过严格的题项发展、项目分析、因素分析、测量模型拟合与验证性分析，该研究提出了信效度可靠的施测量表。该研究将可持续心智模式界定为构成性多维构念，通过引入3个结果变量建构结构方程模型对各维度因素的荷载参数进行了估计。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心智模式；因素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

分类号B841.7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7010051引言

社会公众在建设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事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Maloney & Ward， 1973；Senge， Smith， Kruschwitz， Laur， & Schley， 2008；叶文虎， 2010）。他们在可持续事务上所持有的认知结构、思考方式与心理倾向以及最终行动，不仅决定可持续性消费（绿色消费、伦理消费或负责任消费等）模式能否被接受并成为潮流，还影响着相关政策措施能否与社会公众形成良性互动从而取得积极效果。因此，社会心理学视角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可能是探究可持续发展问题根源及寻找解决方案的关键线索。

20世纪70年代以来，研究学者们先后提出环境意识（Maloney & Ward，1973）、环境关心（Weigel & Weigel，1978）、环境素养（Marcinkowski，Volk， & Hungerford，1990）和新環境范式（Dunlap，& Van Liere，1978， Dunlap， Van Liere， Mertig， & Jones， 2000）等概念，试图从社会心理学视角研究可持续发展问题。但是，学者们在解构相应研究概念时，要么过于狭窄和简化，不能反映行为个体的复杂性心理机制，如Dunlap等将其简化为人们对新生态范式的接受程度（是为环境价值观）；要么过于复杂，使得构念结构和收敛效度难以保证，如Maloney和Ward（1973）等将知识、情感、意愿及最终行为纳入环境意识的范畴；要么缺乏体系化的推进，如Urban（1986）认为环境意识应包含价值观、态度和行为意愿等彼此独立的维度，但并未提出操作化定义及量表。而且，这些构念对环境行动和可持续行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武春友，孙岩，2006；Hawcroft & Milfont， 2010；Hines，Hungerford， & Tomera， 1987）。近年来，相关研究和实践推进并不顺利。

在社会心理学领域，特定情景下的狭义心智模式的科学性被大量研究文献所证实，并且在预测和解释相关行为上表现良好（Argyris & Schon， 1974；曹科岩，龙君伟，2009；王鉴忠， 2009；王鉴忠， 宋君卿， 曹振杰， 齐善鸿， 2015）。如，曹科岩（2009）的研究发现，团队型心智模式可以有效预测和解释团队绩效。因此，本研究聚焦于人们处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时存在的狭义心智模式，通过结构化定义、量表开发以及测度模型探索等来拓展此前社会心理视角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为未来更有价值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进行铺垫。

2可持续心智模式提出及项目发展

21可持续心智模式提出

关于心智模式（Mental Model），学术界有两种主张。其一，心智模式是一种静态的信念、知识与假设（JohnsonLaird，1983；Rouse & Morris， 1986；Senge， Smith， Kruschwitz， Laur， & Schley， 2008）。其二，心智模式是包括思维模式、内在意识活动以及行为意愿的动态性认知机制（Rouse & Morris，1986； Denzau & North， 1994； North，1996）。近年来，采用第二类主张的学者渐多（曹振杰，2013；王鉴忠， 2009；Westbrook， 2006等）。王鉴忠（2009）对这类视角的研究进行了充分概括，认为心智模式就是在特定环境下居于行为人心理层面的机能性动态认知模式，包含静态“认知结构”和动态“心理加工程序”（即为思维模式）。进一步地，有学者认为人们内在的认知性机制、构成性态度以及结果性行为意愿通常是整体性的心理活动，行为习惯、方式与倾向等也被纳入心智模式范畴（Holyaok，1984；王庆宁， 张国昀，张斌，1999；徐桂红， 曾永学，2002）。

心理技术与应用5卷

1期龙成志： 可持续心智模式的结构与测量

心智模式研究可分成广义和狭义两个方向。广义上，研究者致力于探索普通人关于世界、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自我形象等认知结构与心理机制（Argyris & Schon，1974；Russell，1978；陈兰芬，2011）。狭义上，研究者聚焦到行为人在特定情景下具有的心智模式。吕晓俊（2002）研究了由知识和价值观构成的职业情境下的团队型心智模式；曹振杰（2013）探究了中国文化情境下组织员工追求和谐的心智模式；王鉴忠等（2009，2015）则探讨了开放系统下对职业生涯成功有深刻影响的成长型心智模式。广义研究建构了心智模式理论的基本框架，狭义研究为利用心智模式解释与预测特定现象提供了范式和深度，同时，也证明了特定情境下的狭义心智模式的科学性。

因此，本研究借鉴心智模式定义提出可持续心智模式（Sustainable Mental Mode）的概念，人们描述、解释和预测可持续发展现象以及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潜存于心智层面的静态认知结构、动态心理加工程序和行为意愿。与此前狭义的心智模式和环境意识等不同，可持续心智模式被界定为环境认知、价值观和行为意动构成的综合性心理机制。

22可持续心智模式维度及初步量表

如概念界定，可持续心智模式由可持续认知、环境价值观与行为意动三种关键维度构成，三个维度的不同组合即会产生不同状态可持续心智模式。可持续认知是行为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般性认知，即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知识积累，为可持续心智模式基础；环境价值观是行为人对自然（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等）价值以及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认可和接受程度；行为意动是指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环境态度和行为倾向。虽然三者交互影响并动态递进，但在某一静态时点，可持续心智模式应包括三种独立维度因子，量表项目因此分项展开。

（1）可持续认知。可持续认知是为测试受众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知识积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的知识建构浩若烟海，涵括农药污染、资源耗竭、气候异常、土壤退化、碳足迹等，全面测试几无可能也无必要。经过《21世纪议程》等充分探讨，对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几成共识：无代际伤害、可控制增长、平衡原则、谨慎原则、可循环原则、污染付费以及公众参与等原则等（莫法特，2009）。这些原则是人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概括。因此，项目发展围绕这些原则的理解认知来推进。

（2）环境价值观。与可持续认知不同，环境价值观是行为人持有的关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等生态价值的判断。迄今，在对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抱持积极认知、态度及行为的社会群体中，他们已经形成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态价值范式（NEP）（Dunlap， & Van Liere， 1978； Dunlap， Van Liere， Mertig， & Jones， 2000）。Dunlop等人通过NEP范式的接受程度来判断人们的环境价值观，并开发了不同版本量表，洪大用和肖晨阳等（2007，2014）对其进行了修正检验。因此，本研究借鉴修正后NEP量表，但進行适度的项目修改。

（3）可持续意动。可持续意动量表项目旨在测试受众通过自身行动参与到可持续发展事业的行动意愿，主要范畴包括消费、职业以及可持续公共活动的参与意愿。设计量表项目时，本研究借鉴了Senge等人（2008）对人们面临环境危机时所呈现的心智模式状态的描述和Globescan公司使用的可持续发展舆情调查的部分项目。分项设计后的项目条目为48条。而后，邀请参加德国弗莱贝格工业大学2015年IMRE可持续发展学术年会的5名专家对项目进行内容效度检查，并筛选出其中获得超过3位以上专家支持的共28个项目组成初步量表。

3项目分析与因素分析

为了分析基于理论框架提出的量表适切性和有效性，本研究通过预测试来检验。

31预测试调研

调研采取方便样本抽样方法，但进行了不同类型样本的分层控制。即，通过研究者本人、国家创新创业团队学生成员、商业职员朋友分别利用社交工具（如微信、微博和QQ等）邀请各自好友参与问卷星调研（各来源问卷控制在120份左右），调研使用量表为前一阶段完成的初步量表。历时半个月，问卷星录得问卷380份，删除填写时间低于3分钟样本，得问卷318份，数量高于10倍项目数（Nunnally & Bernstein， 1994）。需要说明的是，预测试之前，本研究选择典型样本对项目进行最后检查。人口统计特征分析显示，样本对不同背景的人口群体有较好地覆盖，其中：男性4718%，女性5283%；24岁以下283%，25～35岁占7170%，36岁以上占2547%；学生占比1321%，企业员工占比3931%，公务员及行政事业性单位占比3145%，其余占比1603%。

32项目分析

根据吴明隆（2010）建议，进行项目分析时本研究采用了三种方法：依照可持续认知、环境价值观和可持续意动各分项量表总计得分27%的高分组和低分组进行极端组比较，分析其鉴别度指标，如临界比值（决断值）小于300，表示测量项目鉴别度不佳；分析项目与分项量表总分之间的相关关系，如果项目低于040，表示项目与量表构念不是十分密切；同时考虑项目同质性，如删除项目分量表信度系数上升，则表明项目同质性不高。此外，共同度需大于020，因素荷载需大于045。如有任一指标不达标，项目删除，分析结果如表1。

经过上述项目删除之后，由14个项目组成的量表Cronbachs Alpha值为072，Guttman折半系数为076。其中，5个项目组成的可持续认知量表各信度系数分别为072和072，4个项目组成的环境价值观量表各信度系数分别为077和079，5个项目组成的可持续意动量表各信度系数分别为079和077。因此，删除表1所列示备注为删除的项目之后，量表内部一致性表现良好。

33因素分析

本研究将可持续心智模式界定为构成性构念，各形成因素之间彼此独立但存在交互关系。因此，对项目进行因素分析时本研究采用斜交转轴法（Nunnally & Bernstein，1994），并进行因素比较。如表2所示，14个项目的转轴聚合情况，与项目发展时的细分子构念彼此吻合。如表2所示，由“溢价支付意愿”等五个项目构成的因素1，主要反映受试者可持续消费等行为意动，为可持续意动；由“不得已伤害”等四个项目构成的项目主要测定受试者对自然环境的价值判断，为环境价值观；因素3由“谨慎原则”等五个项目主要反映受试者对可持续发展基础性原则的理解认知，为可持续认知。进一步在进行因素分析时，SPSS180同时测算出各因素的特征值，分别为368、270和132，三个因素对样本方差总体解释率为5504%，达到可接受的标准。

41验证性调研

14个项目分属可持续认知、环境价值观、可持续意动等不同的潜在构念，它们合并形成可持续心智模式测量模型。为进一步验证模型适配度及外在效度，本研究采取同样的抽样方法进行了为期15天的验证性调研。与预测试调研不同，为验证量表收敛和预测效度，调研增加了4个结果变量。其中，A1：过去1年中是否有过惩罚环境劣行的行动（如放弃购买污染环境企业的产品）；A2：我有参加过民间环保团体举办的环保活动；A3：我赞成对不可再生能源消费（如石油）执行高税收政策；A4：我认为中国应参照欧洲国家执行严格的《产品延伸责任法》，即生产责任厂家需要对使用结束后的废弃产品承担回收利用责任。同时，结果变量是为估计可持续心智模式各维度因素与总体构念之间荷载系数而提出。因为，基于前文理论推演及构念定义，可持续心智模式应为不可直接观测的构成性多维构念（Aggregate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各维度因素组合形成可持续心智模式存有多种荷载的可能，需要增加至少两个结果变量组成结构方程模型，维度与总体构念之间的荷载系数才能进行估计。验证性调研获得样本368个，人口统计特征与预调研样本差异不大。

42测量模型信效度与适配度检验

可持续心智模式测量模型本质是由三个测量模型和一个结构模型构成，三个测量模型分别为可持续认知（SK）、环境价值观（SV）、可持续意（SI），可持续心智模式（SMM）测量模型与结果变量组成一个路径模型（详见图1）。因此可持续心智模式测量模型的质量检验分成了测量模型信效度评估和适配度检验两部分。

421测量模型信效度检验

如前文所述，项目分析之后，可持续心智模式量表信度Cronbach α值和Guttman折半系数均达到070的标准，表明量表数据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如前文所述，本研究量表是基于系统而严谨的理论建构，并且量表得到了相关专家的审查，内容效度良好。收敛效度是指量表与描述该构念的其他变量存在相关性。本研究设置了A4来测量收敛效度。方法是分析了14个项目汇总得分与该题的相关性。结果表明，二者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39，显著性水平p=000<001（双尾），表示显著相关。此外，本研究分析了14个项目汇总得分与A1、A2、A3等结果变量的相关性，项目汇总得分与A1、A2、A3的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038、039和045，显著性水平p=000<001（双尾），表示显著相关。此外，本研究还对量表区分效度进行了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项目汇总总和数值与年龄、学历、职业以及收入均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比如：对职业来说，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F=503，p<001，说明不同职业可持续心智模式汇总指标存在显著差异。

基于可持续心智模式模型中存在三个子测量模型的事实，本研究参照Bagozzi和Yi（1988）、吴明隆（2010）的观点从多个指标来综合评估测量模型的信效度。虽然部分项目的因素荷载低于071，但是，各子量表在反映其一致性程度的组合信度（ρc）上均超过了080，在反映潜在变量构念能解释指标变异程度的平均方差萃取量（ρv）上均超过050的临界值（表3）。而且所有荷载、误差、方差等参数统计量的估计值均达显著性水平，标准化残差绝对值均小于200。

2适配度检验

适配度检验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方法进行。本研究基于重新抽样形成的368个有效样本，利用AMOS180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拟合，以考察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拟合结果如图1所示，各项目与维度因子的荷载在048～082之间，荷载图1测量模型CFA分析系数适中。从绝对拟合指数看，χ2值为15872（df=74），且χ2/df=215，小于250； GFI和AGFI均高于090的拟合优度；SRMR值为005，RMSEA值为005，均小于008的接受值。从相对拟合指数看，NFI值为093，IFI值为092，CFI值为092，均大于090的接受值。而PGFI和PNFI等增值适配度指数指标均大于050的接受值。因而，本研究认为测量模型总体适配的外在效度是经得起检验的。

43维度荷载的确定

如图2所示，为确定不同维度因素组成可持续心智模式总体构念的因素荷载，本研究构建了由相互作用的可持续认知等子构念、可持续心智模式总体构念和结果变量组成的结构模型。其中，结果变量全部为已然性可持续性行为。

在最初的拟合分析中，模型没有负误差方差存在，标准化荷载系数均小于100，也没有太大的标准误存在。但是，环境价值观和可持续意动相关路径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而在结构模型

图2结构模型适配度分析及荷载确定

中删除了这条路径。并且，结构模型中各路径的修正系数没有一项超过400。在最终的结构模型拟合中，适配情况如下：从绝对拟合指数看，χ2值为20210（df=111），且χ2/df=181，小于25；GFI和AGFI值分别为093和090，大于090的拟合优度，SRMR值为006，RMSEA值为005，均小于008的接受值。從相对拟合指数看，NFI值为091，TLI值为092，CFI值为094，均大于090的接受值。在增值适配度指数方面，PGFI和PNFI值均大于050的接受值，综合各项指标，模型拟合效果可以接受。因此，模型中可持续认知、环境价值观和可持续意动对可持续心智模式的因素荷载是可以接受的。据图2所示，它们的荷载系数分别为025、035和078，显著性检验p值均小于001。标准化荷载系数确立之后，可持续心智模式测量最后一项任务即告完成。

5结论及讨论

在心智模式等相关研究基础上，本研究提出可持续心智模式这一新构念，并从理论构建、构念操作化、量表发展以及测量方法上给出了系统性答案，应为一次令人鼓舞的研究尝试。基于整个研究过程及其结果，本研究将研究结论概括性总结如下：

（1）可持续心智模式是从社会心理学视角研究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又一科学构念。

一方面，将可持续心智模式视为认知结构、思维方式与行为意动的综合性机制，充分考虑了彼此的交互性和整体性，扩大了环境意识的内涵，另一方面，也注意将环境行为等剔除在外延边界之外，并对“认知结构”和“心理加工程序”进行了准确界定，确保研究构念的收敛性。并且，本研究提出的构念结构模型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其预测效度、区分效度及收敛效度等都得到了检验。如图2，本研究发现可持续心智模式对环境行为的预测结果大大高于环境意识，各相关系数接近或达到了050的水平，为显著性强相关，初步说明该构念在解释和预测相关行为上的作用和意义。

（2）本研究提出的测量量表是质量可靠的测度工具。

在理论建构的基础上，本研究采取规范而实证的研究方法发展了可持续认知、环境价值观和可持续意动等结构化量表。量表发展充分借鉴和利用环境意识、心智模式等理论成果。比如，环境价值观的测量直接选用了全球应用广泛的Dunlop NEP量表的部分项目，在可持续意动量表发展中，也重点参考了Senge（2008）对可持续心智模式的描述和环球扫描公司使用的调查项目。在此之外，本研究采用了严格标准对测量量表进行了项目分析和因素分析，最终，提出了14个项目组成的可持续心智模式量表。如前文所述，研究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及各项信效度指标达到了令人满意的标准。

（3）基于構成性多维构念的测度方法为该类构念测度提供了可参照范式。

与潜因子多维构念不同，可持续认知等各维度并不能单独反映总体构念。因此，要确定各维度因子在总体构念上的荷载系数才能完成可持续心智模式的测量。为此，本研究在调研中增加了3～4个结果变量，与可持续心智模式形成结构方程模型，从而完成对相应荷载系数的估计（如图2）。虽然对本研究提出的荷载系数结果的稳定性并没有进行比较性验证，如果导入不同的结果变量指标，荷载系数可能出现变化。但是，这种途径不失为达成可持续心智模式测度的有效方法。从为确定荷载系数而构建的结构模型拟合中，本研究发现拟合结果较为理想，表明该类测度方法具有外在的推广价值，在其他构成性构念的测量中可以推广使用。

当然，本研究还有不足。

首先，在理论构建阶段，大量运用了相关研究成果并进行了理论推演，但没有对典型样本进行充分的质性研究，有可能在构念建构阶段造成内容遗漏。

其次，在探究不同维度与总体构念荷载系数的稳定性方面并未深入探讨，没有导入更多的结果变量以比较验证荷载系数的稳定性。

再次，对可持续心智模式构念维度相互关系以及影响因素的探索并未充分展开。这些不足可成为未来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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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龙成志

社会心理学视角管理论文 篇3：

基于社会心理学视角下分析选秀节目对青少年影响

摘 要：自2005年湖南卫视的“快乐女声”火遍全国，各类选秀节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并对青少年造成极大影响。本文主要从社会心理学视角下对选秀节目给青少年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从而提出有关选秀节目的思考，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关键词：社会心理学 选秀节目 青少年

经历了十几年前的“超级女生”等选秀节目的火爆之后，当前的选秀节目其造星能力更加强健，以中国好声音为代表的一批新星迅速崛起，这些节目都受到社会群体的广泛关注。社会心理学与自我认同观点解释了选秀节目怎样影响着青少年的心理与行为，选秀节目对青少年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为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学校和相关部门应对选秀节目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而不断丰富青少年的校园生活。

1 选秀节目概述

选秀指对某一方面能力出众的人进行选拔。随着时代发展，选秀节目不在满足于“草根”选秀，逐渐由平民选秀发展到明星选秀，且选秀种类多种多样。“选秀”不仅是自娱自乐的资本，还受到社会的广泛参与。同时，选秀节目是大众文化的一种形态，其文化内核是价值观，并向人们传播着价值观，从而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群众的心理；选秀节目也是一种公共事件，其卷入了十分庞大的社会群体，并吸引着庞大人群参与其中，特别是吸引着青少年相互交流、持续关注及热烈讨论，进而影响着这群人的价值观、人生观。此外，选秀节目的受众和参与者能够在节目中投射自身情感及找到想要的东西；其用自身的方式联系着我国社会大众的心理，从而影响社会，潜移默化的发挥着社会教育的功能[1]。

2 选秀节目对青少年的影响

2.1 选秀节目对青少的积极影响

（1） 选秀节目进一步扩大和加速青少年对社会的认知。青年时期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期，在这一阶段青少年既要学习和掌握社会的行为规范、相应的知识与技能及价值标准，也要逐渐参与并融入到社会中去。因此，青少年需要社会化，而选秀节目具有的开放性、性详细及公众性等特点，使青少年在休闲时光中观看节目能够对部分社会生活经验进行学习，进而获得对自我及社会人际关系的认识，逐渐参与并融入社会。

（2） 选秀节目可以对青少年的身心平衡进行维护。由于青少年的成长生活大都在学校和家庭的监护下，且其生活环境大多数都处在成人世界的相对规则中，因此没有较多的自我表露与表达机会，也无法展示自我、释放自我及参与成人生活；然而选秀节目可以使青少年享有与成人同等的表达权利，并能够激发青少年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其身心平衡。

（3）选秀节目能够使青少年的成长和生活空间得到扩展。当前，家长及学校都以分数来对青少年进行判断，这种单一的判断标准，使得青少年的成长与生活空间及自我拓展能力受到限制。然而，选秀节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拓展青少年的成长和生活空间，帮助青少年提升自我拓展能力，进而为青少年提供一个自我发展的平台。

2.2 选秀节目对青少年的消极影响

（1）使青少年价值取向选择与取向功利化。由于青少年的模仿能力比较强，尤其模仿成人世界活动和生活的能力较强。因此，青少年的心理状态及行为方式很容易受到社会风气与成人思维的影响，从而使青少年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难免带有成人生活方式的特点；同时，大部分青少年虽对前途与未来充满美好的幻想，但却不愿意付出实际行动。然而选秀节目中的一些桥段容易让青少年产生投机取巧、不劳而获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并使其片面的追求个人欲望及享乐主义。

（2）使青少年做出不理智的价值判断。选秀节目主要营造与渲染的一种热闹和复杂的氛围，并向受众传播着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并向受众传递着自己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打破了传统中知识改变命运的价值观念；当青少年受这样的价值观念影响后，很容易不再渴望学习知识，而是幻想着一夜成名。现实生活中就有通过选秀一夜成名，但在成名后确做出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这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造成了不利影响[2]。

（3）影响着青少年的审美观念。由于青少年的个性张扬、追求自我，对一切新事物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并追求与众不同的生活；因此，有的选秀节目抓住青少年这一心理，将节目形式多样化，从而瞒足青少年的心理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青少年的审美观念。

3 对选秀节目的教育思考和启示

当前，选秀节目已成为一种受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其对青少年有着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为了促进青少年的健康发展，政府、学校及家长都需要对选秀节目进行认真的思考，充分发挥其积极影响，处理好消极影响。这就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1）加强对选秀节目社会教育功能的重视程度。政府应重视对选秀节目的监管，对没有传播正确价值观念的价值，进行批评或停播处理；对于比较“正能量”的选秀节目，学校可以向青少年宣传，为其解读选秀中优秀人才的优秀品质，进而促进其健康成长；家长应注重对青少年的价值观教育，引导其正确观看节目。

（2）注重青少年的公平竞争与个性发展。选秀节目一般都不在乎一个人的门槛有多高、长相有多美及出生好不好，只在乎这个人是否有才华，就如：超级女生的宣传口号“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从而向青少年传播一种正能量，让其相信只要通过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就能够获得成功；不必因为自己的长相、出身而自卑，而不敢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因此，在学校的教育教学中，可以将选秀节目中优秀的价值理念融入其中，從而更好的对青少年的个性进行培养，使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人生观。

（3）将选秀的考核方式多元化。当前选秀节目考核方式主要有歌唱、主持人、演员、绝技等，并能有涉及到社会生活或职业技能；若在选秀节目中加入这些元素，能够引导青少年拥有属于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并能够拓宽青少年的认识面。

（4）对青少年进行挫折教育。青少年在学习生活中经历一些挫折，有利于促进其成才，但当前对青少年的挫折教育主要运用说教的方式，并未取得较好的效果。在选秀节目中，青少年能够见证选秀明星的奋斗过程，并看到选秀明星拥有的优秀品质。在学校教育中，通过借鉴这一因素，让青少年认识到挫折并不可怕，只要肯努力就能获得成功[3]。

（5）使校园文化更加丰富，从而让青少年有表现的机会。虽我国选秀节目严禁青少年参加，但仍有部分选秀节目以青少年为主题进行选秀活动，这就使得选秀活动向低龄化的方向发展。此外，有的青少年类选秀节目向受众传播的并不是正能量，节目形式主要呈成人化的姿态，追求性格与时尚，这就导致青少年的心理发生扭曲想象。因此，在学校教育中，应充分考虑青少年的自我表现需求与肯定心理需求，从而为青少年提高自我表现的平台，并对其进行鼓励，最终丰富青少年的校园生活，促进其健康发展。

4 结语

总而言之，从社会心理学视角下对选秀节目对青少年的影响进行分析，可以得出：选秀节目对青少年的影响是双面的，消极方面会扭曲青少年的心理、积极方面能够促进青少年成长。因此，相关部门应重视对选秀节目的管理，学校应对青少年做出正确的引导，家长应注重对青少年的监管，使其正确的观看选秀节目，进而实现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 易旭明，张萌，傅小旭.电视选秀如何影响青少年？——选秀十年对90后大学生影响调查[J].中国青年研究，2015（4）：7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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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何静.选秀节目对青少年影响的社会心理学审视[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5（3）：91-96.

作者：陈冰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