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院校财政学论文

摘要构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是未来十年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趋势。公共选择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构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高职院校财政学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高职院校财政学论文 篇1：

论高职院校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教学改革

摘 要 高职院校开设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时间较短，目前尚无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从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建设方向的确定、专业课程的设置、专业师资队伍的建设和实训基地的建设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并对高职院校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教学改革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 高职院校 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 教学改革

一、 高职院校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教育现状及办学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1、高职院校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教育的现状

高职院校开设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的时间稍早于本科院校，至2005年，全国已有41所高职院校开设了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 这些高职院校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建筑建材类高职院校（徐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等）、经济贸易类高职院校（广西财经学院、山东经贸职业学院等）、财政税务类高职院校（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内蒙古财税职业学院等）、电子机械类高职院校（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等）、综合类高职院校（十堰职业技术学院等）。这些高职院校在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教学过程中，都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由于高职院校开设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时间比较短，从事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研究的人员较少，目前尚无比较系统的教学改革经验可供借鉴。

2、高职院校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趋同，没有考虑社会对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人才的不同需求，专业建设方向不明确

根据笔者调查，目前几乎所有的高职院校都是把按照注册资产评估师的规格和要求来培养具有资产评估理论知识结构和业务实践技能的，能够胜任各类企事业单位的资产管理、会计核算以及资产评估中介机构的业务工作的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作为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对于这种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笔者认为是不够科学的，没有考虑社会对评估与管理人才的不同需求。笔者认为，资产评估不仅包括机电设备评估、建筑工程评估，还包括企业价值评估、珠宝首饰鉴定、文化艺术品评估、无形资产评估、金融评估、税基评估等，另外房地产估价、旧机动车鉴定评估、土地评估、探矿采矿权评估等也应当属于资产评估的范畴。目前，国务院批准了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资产评估师（珠宝评估专业）、房地产估价师、土地评估师、旧机动车鉴定评估师、注册矿业权评估师等资产评估类职业。为社会培养各种从事资产评估职业的专门人才是高职院校的社会责任，但是，不同的资产评估类职业对资产评估理论知识结构和业务实践技能的要求也是不同的，如果只是围绕注册资产评估师的规格和要求来制定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显然是不能满足社会对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人才不同需求的。

3、高职院校主要围绕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科目来设置专业课程，没有考虑主办院校的实际情况，课程设置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

目前，几乎所有的高职院校的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的专业课程都是围绕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科目来设置的，这种专业课程设置方法笔者认为是不合理的。现阶段开设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的高职院校多数为非综合性的，一般与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相关的专业不够齐全，导致部分课程难以安排。比如，一些经济贸易类和财政税务类高职院校因在建筑工程及机电设备方面没有相应的教学能力和经验，无法开设建筑工程和机电设备方面的课程，而建筑建材类和电子机械类高职院校对于财经方面的课程则往往难以开设。

4、高职院校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教师缺乏，职称结构和学历结构不合理

高职院校专业教师的主要来源是高校本科及硕士毕业生，但是我国资产评估本科及以上层次专业教育招生不久。2004年，南京财经大学和内蒙古财经学院将资产评估作为本科试点专业向教育部进行申报并且获得了批准，并已在2005年开始招生。此后，山东经济学院、山东工商学院、上海立信会计学院等高校也先后招收资产评估专业本科生，培养从事资产评估工作的紧缺专门人才。2004年，厦门大学积极申报并且第一个获得批准设立研究生层次的资产评估专业。厦门大学财政系资产评估专业的硕士、博士点是国内重点大学首个设立的该学科（专业）的博士、硕士点。上海财经大学在财政学硕士点下设立了资产评估方向。到2007年才会有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毕业，本科生要到2009年才能毕业，况且本科院校和资产评估事务所也需要大量的资产评估专业本科和硕士毕业生，短期内高职院校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不可能通过引进高校本科及硕士毕业生来解决师资问题。如何尽快建设一支职称结构和学历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是每一所开设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的高职院校的共同课题。

5、高职院校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实训基地建设相对滞后，不能充分保障实践性教学的顺利开展

加强实践性教学工作是高职教育的显著特点，也是培养高素质的高职人才的根本保障。实践性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除了要有高素质的“双师型”教师外，还要有能够组织实践性教学的实习实训基地。由于高职院校开设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时间较晚，实训基地建设相对滞后。为了保证实践性教学的顺利进行，高职院校必须加快实训基地的建设。

二、对高职院校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教学改革的探索

1、根据社会对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人才的不同需求，结合主办院校的特点和优势，合理确定专业建设方向

由于我国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开设较晚，在产权交易、企业改制、司法实践、融资抵押、财产拍卖等活动中，迫切需要大量从事资产评估与管理业务的专门人才。高职院校要想培养能够胜任各种资产评估与管理工作的专门人才是不现实也是没有必要的。高职院校可以结合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合理确定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建设的方向，根据所确定的专业建设方向来制定人才培养目标，设置专业课程。笔者认为：具有房地产专业建设经验的院校可以把房地产估价作为专业建设方向；具有土地经济学建设经验的院校可以把土地估价作为专业建设方向；具有财政学和税收学专业建设的院校可以发展税基评估；具有金融、保险专业建设的院校可以突出金融资产的估价、保险评估；工科院校可以凭借学科优势侧重机器设备评估，如旧机动车鉴定评估的专业内容；拥有珠宝鉴定专业的院校可以开展珠宝鉴定方面的专业建设；拥有艺术、文物和考古等专业优势的院校可以突出古董和艺术品的价值评估；具有地质和矿业专业建设经验的院校可以把矿业权评估作为专业建设方向。

2、根据专业建设方向，结合职业资格证书考试，合理设置专业课程

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专业，其专业课程应当包括财务与管理方面的课程和资产评估方面的课程，具体专业课程的设置应当考虑专业建设方向和职业资格证书考试的内容。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毕业生要到毕业工作后才有资格参加资产评估类职业资格证书考试，这就给资产评估的教育带来了冲击。虽然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学生在校期间不能参加资产评估类职业资格证书考试，但是这些考试科目却是培养学生理论知识结构和业务实践技能所必需的，把这些考试科目设置成专业课程也为学生毕业后参加职业资格证书考试打下坚实的基础。比如以房地产评估与管理为专业建设方向的高职院校，除了要把基础会计、财务会计、财务管理、经济法、税法等课程设置为专业课程外，还应该把房地产基本制度与政策、房地产开发经营与管理、房地产估价理论与方法、房地产估价案例与分析等课程设置为专业课程。再比如以旧机动车鉴定评估为专业建设方向的高职院校把旧机动车鉴定评估师考试科目：汽车原理和构造介绍、汽车性能及新技术介绍、汽车状况检查办法、汽车价值综合评定应用、二手车交易方法与技巧、汽车保险和法律知识、汽车评估基本财务知识、现场评估实习课程纳入专业课程设置也是比较合理的。

3、高职院校通过对专业教师的培养、对紧缺人才的引进和兼职教师的聘请来完善师资队伍，构建一支高素质的“双师型”师资队伍

由于高职院校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设置比较晚，而且高校资产评估专业本科尤其是硕士毕业生短期内不可能选择到高职院校就业，所以高职院校要想很快解决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教师的学历结构和职称结构问题是比较困难的。笔者认为，高职院校在逐步提高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教师的学历和职称的同时，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构建高素质的“双师型”师资队伍上。高职院校应当创造条件鼓励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教师通过考试获取与专业建设方向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注册土地估价师等）并委派专业教师到与专业建设方向相关的评估类事务所参加社会实践，以提高职业素质和实践动手能力。对于有较高职业素质和较强实践动手能力的具备一定的教师素质的资产评估方面的专业人才，高职院校应当创造条件优先引进。对于现阶段高职院校专业教师无法完成的实践性教学任务可以通过聘请相关资产评估事务所的兼职教师来承担。

4、高职院校应当以建设校外实训基地为主，充分利用校内已有实训设备，确保把实践性教学落到实处

根据笔者的市场调研，用人单位对于本专业毕业生的实践动手能力的要求是比较高的。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实践动手能力主要有两方面：财务和评估。笔者认为财务方面的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可以通过校内模拟实训，评估方面的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应当通过校外实训基地来进行。目前高职院校正在积极探索“2+1”人才培养模式，笔者认为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也可以尝试该模式。高职院校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可以用第一学年的时间来完成财务与管理方面的教学任务并完成财务与管理方面的校内实训，用第二学年的时间来完成资产评估方面的教学任务，用第三学年的时间安排学生到相关事务所顶岗实践。根据笔者的调查，目前资产评估方面的事务所由于从业人员较少，几乎每个事务所都需要业务助理人员。高职院校可以把校外实训基地建设和兼职教师的聘用结合起来，根据所确定的专业建设方向，将相关的评估事务所建设成校外实训基地，聘请该事务所的评估师作为兼职教师指导学生的实践教学，以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

作者：陈　英　李亚菲

高职院校财政学论文 篇2：

构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的理论基础探析

摘 要 构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是未来十年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趋势。公共选择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构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借鉴这三个理论的相关观点，应准确把握高职教育的准公共产品属性，重新定位政府在高职教育中的功能；对高职教育进行市场化改造，推动高职院校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多元主体参与高职教育决策的长效机制，提高政府的职业教育行政效率。

关键词 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

现代高职院校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体现高职教育特点的现代大学制度。为推动高职院校制度变革，构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必须从理论的视角对构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进行探讨。基于此，本文从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视角分析、解释现代高职院校制度，希望藉此为构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提供理论指导。

一、公共产品理论与现代高职院校制度

（一）公共产品理论的基本思想

借鉴公共产品理论，可以明确高等职业教育的产品属性，理清政府和市场在高等职业教育供给中的地位和角色，为构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提供重要依据。公共产品概念源于福利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公共产品理论是现代西方公共财政学的核心理论，在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作为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公共产品理论被普遍运用于现代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行政学和管理学等研究领域。因此可以说，公共产品理论不仅具有经济意义，也具有政治意义。公共产品理论主要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真正得以逐步发展、成熟起来的。其中，关于公共产品及其供给的研究已经成为公共产品理论日益关注的重点内容。

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Samuelson）在 “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最早提出了“私人产品”（private consumption goods）和“集体产品”（collective consumption goods）概念[1]，1955年他又发表“公共支出理论的图解”一文，提出了“公共产品”（public consumption goods）概念[2]。萨缪尔森认为，私人产品是指人们对它的消费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物品；公共产品是指每个人对它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量的产品。前者通常称为纯私人产品，后者称为纯公共产品。萨缪尔森指出，纯公共产品必须同时具备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个特征。非竞争性（nonrival）是指某个人或厂商对公共物品或服务的享用,不排斥、妨碍其他人或厂商对其的同时享用,也不会因此而减少其他人或厂商享用该种公共物品或服务的数量或质量。非排他性（non-exclusive）是指在技术上没有办法将拒绝为之付款的个人或厂商排除在公共物品或服务的收益范围之外。这只是关于产品属性的极端假设。现实生活中，纯公共产品根本不存在，说某一产品具有某种产品属性往往是相对而言的。正如布坎南所说：“根据传统定义，纯公共物品或服务是指相关群体的全体成员可同等获得的（equally available）那些物品或服务……这个定义具有高度的限定性，现代公共物品理论因此而遭受批评不足为奇。严格说来，没有哪种物品或服务在真正的描述性意义上符合这一极端定义。”[3] 在公共产品理论中，把那些具有有限的非竞争性或有限的非排他性，介于私人产品和纯公共产品之间的产品称为准公共产品（impure public goods）。准公共产品是指只具备两个特征之一的那些产品。其中，把那些消费上有竞争性而非排他性的产品称为共用资源，而把那些消费上非竞争但可排他的产品称为俱乐部产品。合理的公共产品供给将为个体带来经济福利，并且会促进组织和个人的投资，政府还可以通过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调节社会经济，因此合理的公共产品供给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意义。正因为如此，负责公共产品供给一直以来是与政府的职能定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政府的重要经济职能。然而，由于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因此会导致人们消费上的“搭便车”行为，形成供给上的低效率，从而出现供给不足，市场又缺乏供给公共产品动力的情况。现实中，由于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仅由政府供给）单一，公共财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财政）不足以支撑庞大的公共产品供给，公共产品供需矛盾突出，公共产品质量不高，供给效率极低，并且伴随着较为严重的资源浪费、贪污腐败等弊端。于是人们开始探讨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可能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埃利诺·奥斯特诺姆提出了公共产品提供者与生产者分解理论，把公共产品的供给分解为“提供”和“生产”两个概念。公共产品的提供是指“消费者得到产品的过程”，包括“对服务活动的授权、资助和监督”[4]；公共产品的生产则是指“公共产品或服务得以成为存在物”的过程[5]。根据这一理论，公共产品供给并不一定非由政府垄断，其他组织或个人也可以参与公共产品供给。

（二）基于公共产品理论的现代高职院校制度构建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可以把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社会产品。从其非竞争性特点来看，总体来说，尽管近年来高职院校扩大招生，但当前高等职业教育仍然不能满足所有社会需要，高等职业教育资源相对比较稀缺，还由于受到录取分数线、高额学费等因素的限制，一部分社会成员接受高等职业教育就必然会排斥、妨碍另一部分社会成员接受这种教育的机会，因此它具有较强的竞争性特征。从其非排他性特点来看，尽管与中等职业教育相比，高等职业教育是为了培养高技能人才，似乎它为高职毕业生个人带来的收益更高，然而实际上由于目前的高等职业教育主要还是一种侧重于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掌握的职业准备教育，不仅如此，高职院校也重视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功能。因此可以认为，这种教育的外部性较强，整个社会都会因此受益。因此，把其定位为准公共产品比较恰当。由于高等职业教育存在较强的非排他性，存在着“免费搭车”问题，即某些人付费提供高等职业教育，而他人则可以免费享受高等职业教育，就使得现实中的高等职业教育很少由个人提供，而大体上是由政府提供，并通过征税为其提供费用来源。

根据埃利诺·奥斯特诺姆的公共产品提供者与生产者分解理论，可以认为高等职业教育供给是指为需要的社会成员提供高等职业教育，包括高等职业教育提供和高等职业教育生产。高等职业教育提供是指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下，社会成员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过程；高等职业教育生产是指政府、企业、个人及其他社会组织通过投资、资源建设、管理、教育教学、考核等活动促使高等职业教育得以产生的过程。高等职业教育生产是其提供的物质基础。不仅如此，根据埃利诺·奥斯特诺姆的公共产品提供者与生产者分解理论，公共产品供给并不一定非由政府垄断，个人也可以提供，作为准公共产品的高等职业教育尤其不应完全由政府垄断，要求个人及其他社会组织也应参与高等职业教育供给。或者说，在理论上高等职业教育供给应采取由政府和市场共同分担的原则。然而，分析高等职业教育供给现状可以发现，不管是提供还是生产，高等职业教育供给几乎完全由政府垄断，个人或社会组织未能实质参与高等职业教育供给，也没能建立起市场参与高等职业教育的机制，民办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乏力，由此导致高等职业教育供给效率低下，效益不高，既没有能高质量地满足社会个体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需求，也没有充分发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及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

以公共产品理论为依据，构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应主要围绕如下主要方面展开：准确把握高等职业教育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彻底转变高等职业教育完全由政府垄断的观念；重新定位政府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的职能，制定相关激励措施，力促民间力量参与高等职业教育生产；在高等职业教育供给中引入市场机制，突出竞争，提高效率，增进效益；重视开展高等职业教育供给的绩效评估，建立高等职业教育供给的行政问责制度。

二、委托代理理论与现代高职院校制度

（一）委托代理理论的基本思想

委托代理理论可以为人们较为深入地分析、解读政府与高职院校的关系提供一个全新视角，进而为重构政府与高职院校关系，使各级政府和高职院校更加明确各自的责任，构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提供有益的借鉴。委托代理理论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财产所有权和财产经营管理权逐步分离而产生的，并在20世纪60、7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委托代理关系现已成为信息经济学、契约经济学、现代企业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以委托代理关系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委托代理理论是现代经济学研究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尤其为现代企业组织制度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它主要研究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市场参与者的委托代理关系及激励约束机制。

委托代理关系概念最早由罗斯（ROSS）于1973年提出。罗斯指出，“如果当事人双方，其中代理人一方代表委托人一方的利益行使某些决策权，则委托-代理关系就随之产生了”[6]。委托代理关系，就是一种契约关系；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经济契约关系包括隐性契约和显性契约。詹森和麦克林（Jensen and Meckling）指出，所谓委托代理关系是指“一个人或一些人（委托人Principal）委托一个人或一些人（代理人Agent）根据委托人利益从事某些活动，并相应地授予代理人某些决策权的契约关系”[7]。“经济人”是委托代理理论的基本假设，即委托代理双方都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的行为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逆向选择问题总是存在于不对称信息发生在合同之前，而道德风险问题存在于不对称信息发生在合同之后。前者是指在建立委托-代理关系之前，代理人已经掌握某些委托人不了解的信息，委托人却不知道代理人的类型，而这些不为委托人所知的信息有可能对委托人不利；后者则是指代理人在使其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同时损害委托人或其他代理人效用的行为[8]。委托代理理论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其一，委托-代理关系是一种信息非对称关系的交易。交易中，代理人在专业技能与业务经营上拥有私人信息的优势，直接控制并经营企业；委托人的专业技能与企业经营知识则相对缺乏，对代理人的经营知识、条件及努力程度等不甚了解，另外，由于已经授权代理人，委托人不便过多地干预其工作。其二，尽管委托人和代理人已有契约，然而主要因为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原因，代理人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很可能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某些机会主义行为，使自身效用最大化并降低自身的风险。不仅如此，同样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原因，双方都可能存在欺诈等不道德甚至违法行为，而监控类似行为的成本却又非常高。其三，要实现委托人的预期效用，取决于多方面因素。它不仅取决于代理人的行动，而且委托人在契约中的制度供给、彼此的承诺、相互信任、激励约束机制及监督制度安排等因素也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四，设计一种能更好地协调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关系的契约，以避免道德风险，消除逆向选择，促使代理人为委托人利益最大化服务，是解决委托代理关系问题的关键，也是委托代理理论的核心。委托-代理关系在现代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中广泛存在。普拉特和泽克豪瑟甚至认为，只要信息出现非对称性，一个人必须依赖另一个人的行动，就会产生委托代理关系[9]。委托-代理关系“可以一切组织，存在于一切合作活动”[10]。正因为如此，委托代理理论不仅受到经济学的高度关注，在社会其他领域中也得到广泛应用。

（二）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构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

委托-代理关系同样存在于高职教育之中，可以利用委托代理理论来分析、解读现代高职院校制度，从而为构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提供借鉴，以此能更好地指导高职院校与政府关系的重构。然而，高职教育（尤其是公办高职教育）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既呈现出与纯经济学意义上委托代理关系相同的特点，又有其特殊性。与纯经济学意义上委托代理关系的相同之处在于，各级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高校及其院系和教职员工具有谈判、订立契约的行为能力；各级政府、高职院校代表全体公民意愿，具有合法的委托资格，也能够履行契约完成之后的经济、行政组织上等的支付能力；每级代理人相对于其委托人，都具有了解、经营所辖范围内高职教育的信息优势，而且各级政府、高职院校、教职员工都面临着不确定的风险，彼此之间掌握的信息是不确定的；尽管高职教育中的委托代理双方不能轻易选择从“合约”中退出，但各级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的领导、以高职院校法人代表为核心的领导班子及广大教职员工可根据合约选择自由退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各类高职教育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委托代理关系，也符合委托代理关系的基本条件。然而，不同于经济领域相对较为单一的委托代理关系，高职教育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有其独特性：其一，高职教育是一项产业，但作为外部性较强的准公共产品，高职教育不能完全市场化，也较难实现举办管理分离，产权制度不明晰，委托人难以真正拥有产权和决策权。其二，高职教育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是一条自上而下的、层层传递的委托代理链，在全体公民和教职员工之间的各个主体既是委托人又是代理人。当前，公办高职教育在我国高职教育体系中占绝对主体地位。理论上说，全体公民应该是公办高职教育资源的所有者，是初始委托人，也只有他们才真正关心高职教育的质量和效益，然而作为整体，他们不可能对高职教育行使决策和管理权，而只能由作为代理人的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高职院校及其院系通过层层委托代理，行使高职教育的管理、决策权。第一层次，全体公民作为初始委托人，委托国务院、教育部及相关部委（代理人）；第二层次，国务院、教育部及相关部门则作为委托人，委托各省级政府、教育厅（委员会）及相关部门（代理人）；第三层次，各省级政府、教育厅（委员会）及相关部门作为委托人，委托各地市级政府、教育局及相关部门（代理人）；第四层次，各地市级政府、教育局及相关部门作为委托人，委托各类高职院校（代理人）；第五层次，各高职院校作为委托人，委托其所属院系（代理人）；第六层次，高职院校所属院系作为委托人，委托全体教职员工（代理人）。其三，委托人往往是基于相关法律、政策法规、规章制度、意识形态和相互信任而选择代理人，双方没有签署正式的契约，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契约是不完善的隐性契约。比如一张任命书就等同于一份契约，也就约定俗成地要求代理人遵循相关规定。其四，不同于经济领域中明确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高职教育委托人的目标多元、宽泛，而且不甚明确。

把委托代理理论作为推动现行高职院校制度变革的理论依据，可以从如下方面着手：对高职教育进行市场化改造，推动高职院校产权制度改革；推行董事会制，完善高职院校治理结构，缩短委托代理链，减少信息失真，提高效能；制定《高等职业院校法》，进一步明确委托目标和代理人的责任；设立中立性监督组织，避免道德风险，消除逆向选择。

三、公共选择理论与现代高职院校制度

（一）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思想

公共选择理论与构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紧密相关，对克服政府失灵，理顺政府及其他利益群体与高职院校的关系，提高高等职业教育行政效率，乃至最终实现公共利益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世纪50、60年代，随着政府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长期受到凯恩斯主义影响的西方国家出现了政府失灵的现象，而传统的政治经济理论却又不能对此进行合理解释，公共选择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公共选择理论是由经济学和政治学交叉融合而产生的一种理论，它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运用于分析政治行为之中，是西方国家政府改革的依据。

正如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所言，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是把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的[11]。所谓公共选择理论“是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学研究，或者简单地定义为是把经济学运用于政治科学的分析。就研究对象而言，公共选择无异于政治科学：国家理论、投票规则、选民行为、党派、官方体制等”[12]。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公共选择问题。公共选择就是政府选择，是指人们通过民主决策的政治过程来决定公共物品的需求、供给和产量，是把私人的个人选择转化为集体选择的一种过程，是利用非市场决策的方式对资源进行配置。与传统行政科学采用政治学的方法不同，公共选择理论最显著的特色就是方法论上的选择，它主张采用经济学的方法。根据布坎南的观点，可以概括出公共选择理论在方法论上的基本特征：其一，个人主义。传统的政治学一直以来主要采用集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把集体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和分析单位，集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公共选择理论则是从个体视角分析包括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在内的人类行为，认为个体是决策的基本单位，政府是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制度复合体，个体行为的集合构成集体行为。其二，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是公共选择理论与传统政治学的根本区别所在，经济人具有自利和理性两个突出特点。传统的政治学假设政府为公民利益的代表，政府官员和政治家的目标是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政府及其官员是利他主义者；公共选择理论则认为政治领域（政治市场）中的个体具有经济学领域（经济市场）中的经济人同样的目标追求和一致的利益，是以追求自身利益为最大目标的经济人。其三，交易模式。交易是经济学的基本命题。公共选择理论用交易模式塑造政治过程，将政治制度视为政治市场，把政治过程视为交易过程。在政治市场中，重要的命题并不是国家、团体和党派，而是这些团体之间与组成这些团体的个人之间出于自利动机进行的一系列交易过程；有效率的政策结果并不产生于某个政治领袖或神秘人物的头脑，而在于团体之间或组成团体的个体之间相互讨价还价、妥协与调整的政治过程。在经济市场交易的是私人物品,而在政治市场交易的是公共产品；前者的目标表现为效用和利润的最大化，后者的目标表现为公共利益和政治支持的最大化。

（二）基于公共选择理论构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

公共选择理论对西方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推动政府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在我国，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及其对高等职业教育提出的新要求，以及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体现政府主导特征的高等职业教育行政作为公共行政领域的重要组成，与其他公共行政一样，存在着诸多政府失灵的问题，由此导致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和效益极低，不能较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运用公共选择理论来分析高等职业教育，不仅有助于合理地解释制约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而且可以为理顺政府与高职院校、社会的关系，构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提供新的思路。

总体来看，现行职业教育行政主要基于传统政治学秉持集体主义理念，国家被视为代表社会大众的、唯一的职业教育决策与管理主体，政府代表公众利益来管理高等职业教育，相关行政官员及政治家是利他主义者，其目标就是为了实现公众高等职业教育利益的最大化；职业教育行政是行政官员及政治家决定高等职业教育重大决策、选择高等职业教育公共政策的活动，确保政策的效率和公平。然而，实践已经证明，这种职业教育行政模式具有如下弊端：其一，受到集体主义驱使，也由于对公共利益的偏颇理解，行政官员及政治家垄断政策制定、经费划拨等方面的权力，排斥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参与，这可能导致相关政策偏离公共利益目标和高职院校实际，造成政策效率低下。其二，以利他主义为名，却又往往无法克制个人私欲，不管是在职业教育决策、管理上，还是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行政官员普遍大包大揽各项权力，使得高职院校缺乏应有的办学自主权。其三，政府及其主管机构与高职院校和社会之间等级森严，职业教育行政缺乏竞争意识，控制成本的积极性淡薄，且未能得到有效监督，科层制特征明显，更未能建立起市场参与的机制，工作效率极低。如此种种，为运用公共选择理论分析高职院校制度、构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理由。

虽然可以把公共选择理论作为分析高职院校制度的重要工具，但是由于高等职业教育活动不同于纯粹的经济活动，高等职业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所以高等职业教育行政不能等同于经济市场。如果视高等职业教育行政实践为政治市场，那么在这一市场上交易的则是职业教育公共服务，政府主要负责职业教育供给。综合以上分析，基于对高等职业教育产品属性的认识，借鉴公共选择理论，为推动高职院校制度变革，亟待实现如下转变：实现从以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相关行政官员为唯一决策主体到力促尽可能代表公共利益的多元主体参与高等职业教育决策的转变，建立多元主体参与高等职业教育决策的长效机制；实现从以利他主义为高职院校制度设计的唯一假设到逐步确立起经济人假设的转变，加大绩效评估力度，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赋予高职院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引入竞争机制，加强行政问责，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增强成本意识，提高政府的职业教育行政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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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美]丹尼斯·C.缪勒.公共选择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4.

Analysis on Theoretical Basis of Building Modern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 Institution

SUN Wei-ping1, DONG Ren-zhong2

(1.Chongqing Electronic Engineering Vocational College, Chongqing 400030;

2.Scientific Research Center for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of Jiangsu Province, Changzhou Jiangsu 213001, China)

Key words public product theory; public selection theory; principal-agent theory; modern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 institution

作者：孙卫平 董仁忠

高职院校财政学论文 篇3：

“一带一路”倡议驱动下的高职院校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摘 要] 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家为了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增长，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强化经济体制架构，推动区域经济持续发展。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我国教育事业也应紧跟时代发展进行创新，高职院校更应该进行教学体制改革，培养高质量的技能型人才。鉴于此，就“一带一路”倡议对高职院校会计人才培养的影响进行分析，并找到当前高职院校会计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思路，以促进高职院校会计人才培养体系有所创新，培养出高质量的财会人才。

[关 键 词] “一带一路”；高职院校；会计专业人才；培养现状

在“一带一路”倡议驱动背景下，我国各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越來越大，而高职院校在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和数量上已不能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对高职院校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就显得十分重要。高职院校要将会计专业理论知识与会计实践操作相结合，重视培养会计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进而找到创新高职院校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路径，促进会计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不断完善。

一、“一带一路”倡议驱动下的高等教育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覆盖了亚欧丝绸之路区域的重要国家，衔接了环太平洋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带，“一带一路”途经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区域内的国家与我国开展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沿岸的基础设施建设、进出口贸易、高新技术产业工业园的落地带动我国装备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业、国际贸易快速发展，形成了对我国经济发展极为有利的贸易生态环境。我国产业在不断“走出去”的同时，也要加强自身专业人才培养，在能源贸易、交通建设、电力设施建设、高新技术产业、航空、海洋运输、跨国贸易领域需要有大量的人才支持。高职院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承担起专业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重任，因此，高职院校必须进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1]。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含义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流经济意识形态，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式，为我国企业走出国门提供了舞台，使中国人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一带一路”倡议宏观框架下，实现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不仅实现信息联通，更实现资源共享，使国内产业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到区域经济建设中，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尤其是推动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实施，有利于亚欧区域内部不同经济利益主体实现共存，形成有益于我国经济全面创新和发展的多样化生态格局，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高职院校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可以为我国参与区域经营及竞争提供动力，促进“一带一路”经济带实现现代化建设。对高职院校而言，“一带一路”倡议是教育改革的催化剂，可以激发会计专业人才努力学习经济知识的兴趣，从时间和空间维度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而我国在良好的区域竞争合作氛围中，社会经济将被注入全新活力，经济发展效益将不断提高[2]。

（二）“一带一路”倡议对高职院校教学的影响

全球经济体系和贸易机制是由不同国家和地区共同参与形成的，各国之间的经济利益是维持世界经济体系稳定的决定性因素，各国的经济实力决定着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影响着区域经济的走向和平衡。“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更能促进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给我国高职院校教学体制创新提供全新的舞台和空间。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沿线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园和贸易中心的落地，更加迫切需要具有专业操作技能的会计人才实现有效的财务管理，参与“一带一路”经济建设的中国企业也更加迫切需要具有较强外语交流能力和具备专业会计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开展财务管理。这就迫切需要我国高职院校创新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以培养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人才为基础，全面参与到“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推动我国经济发展[3]。

二、我国高职院校会计专业人才培养现状分析

我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依托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东北老工业区、内陆自贸区、中西部制造业经济带、内陆经济特区、自由贸易新区等经济引擎，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沿海经济特区和内陆制造业工业带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不适宜生产力要素逐步去除，经济增长效益不断提高。但我国高职院校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没有与我国经济进行同步改革，会计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满足不了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区域经济效益的增长，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会计专业课程内容分配不均衡

我国每个省、市、自治区都有高职院校，会计专业在高职院校设置时间也比较早，一直以会计专业课程为核心，大会计观念成为人们认识会计的直接理念。由于目前高职院校对会计专业学生教学主要以会计课程为主，导致学生只具有会计专业知识，在会计实践操作和财务管理方面有所不足。这种模式下培养出来的会计人才只具备单一的知识结构，外语交流能力和会计操作能力较差，对于财务管理认知也不够深入，无法满足区域内企业的用人需求。

（二）会计专业教学模式单一且固化

目前，我国很多高职院校依然在采用传统的会计教学模式，固化的教学模式主要以课堂面授为主，教师在课堂上机械化地向学生传递知识，教材所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学生在课堂教学中成为教师的陪衬，教学效果不明显，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不能得到动手操作机会，导致学生徒有知识理论，却缺乏实践能力。这种教学方法已不适应“一带一路”倡议驱动下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需求，不能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从教师角度来看，很多教师上课形式单一，以讲授理论知识为主，没有将抽象化的会计知识具体化，也没有以简洁易懂的方式传递给学生，导致学生在理解知识时有较大难度。

（三）会计专业课程体系设置不完善

会计专业属于经济学领域的学科，它与经济学、金融学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学生在学习会计理论知识的同时，也要深入学习有关金融学、市场营销、财务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构建完善的会计专业课程体系。然而在我国某些高职院校会计专业课程开设中，课程体系设置不完善，忽略了金融学、市场营销学、财政学、投资学等相关理论课程，导致学生的知识体系不够完整，难以满足区域企业的用人需求。

三、“一带一路”倡议驱动下高职院校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策略

（一）重新定位会计课程教学目标

高职院校对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就要重新定位会计课程教学目标，要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注重培养具有专业操作技能的应用型会计人才，满足本地区企业的用人需求。高职院校在加强专业人才实践技能教育的同时，也要注重专业人才的人文教育，注重其科学文化素质与思想道德素质全面协同发展。在会计课程专业考核上，教师不能一味将会计学作为知识考核重点，要全面看待学生的实践能力、技能应用水平和综合素质，构建全面的考核评价体系，使学生在走出校门之后，能快速参与到区域经济建设中，为经济发展做贡献。

（二）构建完善的会计课程体系

对会计专业教师而言，教师要深入理解财会专业知识和內涵，不断优化会计教学目标，要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现状，构建完善的会计课程体系，在结构上要体现课程内容的合理性，要对学生实施时有深度而全面的会计专业教育，使学生具备更高的理论水平。对学生而言，在教学中要争取课程的主动权，既要积极配合教师学习有关会计专业知识，也要针对会计问题独立分析，将会计知识系统化整理，使其内化于心，形成专业能力。在专业建设方面，有效的教学管理是人才培养的重要保障。要不断强化师生的自我管控意识，全面调动师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兴趣，使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学习会计知识，提高教学质量。每节课过后由学生进行教学结果评价，对评价结果进行反馈，每学期可针对专业教师开展两次测评，对教师的教学质量进行监控，构建教学质量评价监管体系。学校要定期对会计专业毕业生进行跟踪调查，要求用人单位对学院教学质量进行评价，以培养高素质的会计人才。

（三）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创新教学方式

在会计专业教学中，教师要深刻认识到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性，要突破传统教学方法的限制，根据学生的认知需求制定有效的教学方案，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进行教学，以全面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学校要积极对教师进行考核，以学生评分、教师互评的方式对教师的教学工作进行全面评估，以促进教师及时提高教学水平。学校还要注重具有专业会计教学能力人才的引进，注重吸收高学历、高素质、高技能水平的人才进入教师队伍中，融入新理念、新方法、新思路，创新教学模式，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师选拔和任用上，要构建完善的人才任用机制，制定严格的会计专业教师任用标准，教师要具备相关行业的从业证书和高校教师资格证书，以保障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工作能力。

四、结语

在“一带一路”倡议驱动下，高职院校有必要创新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根据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和企业的用人需求，创新课堂教学方式，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构建完善的教学体系，树立科学化的教学目标，融入新思路、新方法、新理念，更新教学内容，使会计教学更具针对性，全面提升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陈相芬.“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院校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4）：42-45.

[2]徐盈.“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路径探析[J].职教论坛，2017（29）：60-63.

[3]胡华.“一带一路”视域下高职院校创新发展探析[J].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30（2）：55-58.

作者：傅红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