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分析论文

内容提要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议定书》三个主要灵活机制之一，具有双重目标：帮助附件1国家（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能够灵活地以成本有效的方式实现其减排承诺；帮助发展中国家促进可持续发展，并采取措施，以减缓气候变化。本文从“必要性”和“实现可能性”两个方面探讨了清洁发展机制(CDM)的有效性，并在此基础上对中日两国的合作前景进行了简要分析。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分析论文 篇1：

新兴发展中大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选择的分析

【摘 要】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当前各种国际会议和外交场合讨论的焦点，其集中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矛盾，是国家生存和发展要素的一次全球再分配。随着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 和南非为首的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发达国家希望通过迫使新兴发展中大国承担相应的“气候责任”，以规避自身减排责任和援助义务。本文旨在对新兴发展中大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梳理分析，寻找新兴发展中大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之道。

【关键词】气候变化；新兴发展中大国；政策；措施

近年来，气候变化已演变成一个涉及全球环境、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国际贸易问题的复杂议题，呈现为大国争夺国际环境政治主导权的一场博弈。而发展中国家在解决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时常处于“尴尬的境地”。[1]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却被发达国家指责为破坏环境的对象。2008年日本北海道八国集团峰会领导人宣言首次针对发展中大国明确提出，“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通过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的支持和扶持，发展中经济大国将努力采取适合本国的减排行动，以改变目前的排放水平”。[2]随着气候变化议题的持续升温，国际气候变化格局酝酿着深刻变化。

1.气候变化问题的兴起与国际气候谈判格局的变化

19世纪初，西方科学家就已发现大量燃烧煤炭将使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并可能造成气候变暖。但在随后的几十年，气候变化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1990年9月，欧共体在第二届世界气候大会部长级会议前夕，提出了立即启动“气候变化公约”谈判的倡议，拉开了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序幕。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第二次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正式签署。1994年3月，《公约》在得到50个国家批准后正式生效。该公约是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此后，缔约方大会（COP）每年举行一次，自1994年3月公约生效以来，迄今已召开了16次会议。

1997年12月，COP3在日本京都召开。会议通过的《京都议定书》首次为附件一国家 规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量化减排目标。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京都议定书》并未对发展中国家做出温室气体减排的具体要求。

上世纪80年代起，新兴发展中大国凭借全球化浪潮机遇迅速崛起，改变了世界经济政治力量对比。据统计，参加与八国集团对话的新兴发展中大国的经济总量已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2％，其中中国、印度、巴西三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至25％。在过去五年中，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超过三分之二。新兴发展中大国的迅速崛起，加快了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进程，正在对国际气候谈判进程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为继续控制政治经济的秩序、把握未来发展的制高点，发达国家纷纷以建立“低碳”社会为目标，采取刚性措施实施行业减排计划，打造“绿色”形象。2008年世界金融经济危机后，经济衰退促使发达国家减排意愿更趋下降，纷纷提出通过开征边境碳税等气候壁垒，向发展中大国转移气候责任。

2.新兴发展中大国应对气候变化方案和行动

2005年以来，随着《京都议定书》的正式生效以及第二承诺期谈判工作的启动，新兴发展中大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动力和国际压力进一步增加。2007年，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相继发布了本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或战略，南非则早在2004年就公布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

2.1中国

中国坚持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减缓和适应并重的原则。在减缓方面，将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能源效率与节约能源、可再生能源开发、核电建设、煤层气利用、工业生产过程、农业、林业和城市废弃物等重点领域采取一系列法律、经济、行政及技术等政策措施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在适应方面，将以农业、森林和其他自然生态系统、水资源、海岸带和沿海地区为重点领域实施广泛的适应对策来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同时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国家政策[3](P20)，开启了新兴发展中大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新篇章。

2.2印度

印度强调其国家政策的首要目标是消除贫困和经济增长，而增强能源供应和安全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必要条件。继续在能源领域实施一系列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做好在扩大和保障能源工业的同时降低能源使用的碳强度以实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双重目标。印度每年用于增强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建设的投资将达到GDP的2％以上，所关注的领域涉及农业、水资源利用，健康和卫生，森林，海岸带基础设施，灾害和极端气候事件的管理等。

2.3巴西

巴西减缓政策的重点包括能源活动、毁林排放和清洁发展机制三个方面。在可再生能源发展和节约能源方面，继续推进实施国家乙醇燃料计划，国家生物柴油生产和使用计划，替代能源发电扶植计划，国家节约用电计划，油气及其衍生品合理使用计划，以及促进资源的回收和循环利用；在控制毁林排放方面，加强实施“亚马逊地区行动计划”和“森林火灾预防和控制计划”；继续利用清洁发展机制参与国际减排合作，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评估必须满足和促进当地的可持续发展。

2.4墨西哥

墨西哥的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的主要内容包括2007-2012年的减缓、适應及相应的科研计划。墨西哥的减缓重点放在“能源生产和使用活动”以及“森林、土地利用变化和农业活动”两个主要领域。其中与能源活动相关的减缓措施主要是提高能源效率，在水泥、钢铁、制糖等行业发展热电联产，用天然气替代燃油发电和发展可再生能源等；与森林和土地利用变化相关的减缓措施则主要包括强化森林资源管理和保护，再造林和商业化林业种植，转变农业土地种植模式，牧场和草地恢复等等。

2.5南非

南非的战略为政府公共部门及其相关执行机构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制定了一个广泛的，涉及法律体制、资金机制、制度安排和机构设立、意识教育、培训和能力建设、以及技术研发和项目示范等各个方面的行动框架。旨在提高政府部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能力，利用可持续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之间的协同作用同时实现国家发展目标和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3.新兴发展中大国关于气候政策的基本立场

3.1国家定位

中、印、巴、墨、南等发展中国家是面临气候变化最严重后果的国家，发展是其第一要务，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极为薄弱。在国民收入、人均消费水平、医疗健康、教育水平等各项社会经济发展指标方面，与附件一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仍有显著差距。五国目前仍有相当比例 的人口生活在每天消费不足1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以下。[4]

3.2强制减排指标

五个发展中大国均认为自身不应承担不相称的责任。首先，发展中国家在排放总量和人均排放总量上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2005年，五国能源利用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仅占世界的27.3％；但从人均水平看，五国拥有世界人口的42.7％，却仅消耗了世界能源的24.7％，排放了二氧化碳总量的27.3％。[5]其次，发展中国家承担着迅速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任，却被发达国家指责为破坏环境的对象。中、巴明确表示，反对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名，制造新的贸易壁垒。发达国家的历史排放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且发展中国家承担了发达国家大量的转移排放。[6]中国就是最大的以内涵能源形式向经合组织国家的出口国家，中国用于生产的排放比消费所产生的排放多出了10％。[7] 印度基于其人均排放量为1.2吨，仅为中国的1/3，美国的1/20，认为其未来人均排放量将永远不会超过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3.3减排责任

发展中大国普遍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强调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消除贫困、促进发展；而反对承担量化减排，强调历史责任、人均排放责任和义务分担。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更应承担排放的历史责任。统计显示，工业化时代起所排放的每10吨二氧化碳中，约有7吨是发达国家排放的。[8]新兴发展中大国认为只有通过技术合作和转移支付，帮助发展中国家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才是真正有效的解决办法。

4.新兴发展中大国共同应对气候问题的前景和展望

发达国家以各种形式向新兴发展中大国转移全球环境危机的责任和义务，通过设置减排目标或产业标准积压新兴大国发展空间，巩固发达国家在未来低碳经济的优势地位。面对沉重的压力，发展中大国亟需加强协调和合作共同应对。

第一，强化集团性质，加强政策协调和共同行动。2008年，中、印、巴、墨、南五国领导人首次就气候变化问题举行会谈，确立了新兴发展中大国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协调机制。通过类似机制的建立，争取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推动包括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以一个声音讲话，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利益，特别是反映小岛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特殊关切。

第二，积极推动向其他发展中国家适应技术的非商业化技术转让。发展中大国根据自身国情所采取的发展、减缓和适应政策措施已初见成效，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内，利用包括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等多种形式的务实合作，向发展中国家低价或无偿转让适用技术。

第三，通过双边交流和合作，化解彼此分歧。由于具体国情不同，发展中大国在争取清洁生产发展机制市场份额和国际资金援助等方面存在一定分歧。在当前情况下，通过增强减缓、适应和技术转移上的共识和合作，逐步营造新兴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良好氛围成为稳定现有发展中大国参与谈判格局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１］段钢. 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J]. 探索与争鸣，2000.12.

［２］G8 Hokkaido Toyako Summit Leaders Declaration [EB/OL],http://www.g8summi

t.go.jp, 2008

［３］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0.

［４］联合国2007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EB/OL]. http://mdgs.un.org/unsd/mdg/Reso

urces/Static/Products/Progress2007/UNSD_MDG_Report_2007c.pdf

［５］IEA. CO2 Emissions from Fuel Combustion Highlights 1971-2005 [EB/OL].2007.

［６］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 Energy Annual 2005. http://www.eia.doe.gov/iea/, 2007,10,01.

［７］成帅华.贸易，气候变化和中国的选择[J]. WTO经济导刊. 2008.1-2.

［８］Nadim Ahmad and Andrew Wyckoff,(2003)“Carbon Dioxide Emission Embodied in International Trade of Goods”, OECD, STI Working Paper 2003/15, http://www.oecd.org/sti/working-papers.

［９］UNDP. http://hdr.undp.org/en/reports/global/hdr2007-2008/. 2008.08.01

［１０］巴西科学技术部.Brazil’s Initial National Communication to the United Natio

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Z]. 2004-11.

［１１］巴西外交部，等.Brazil’s Contribution to Prevent Climate Change White Paper[Z].2007.

［１２］墨西哥气候变化委员会秘书处，Mexico Nation Strategy on Climate Change[Z].2007.

［１３］南非环境和旅游事务部. South African National Climate Change Response St

rategy[Z].2004-09.

［１４］南非礦务和能源部. Energy Efficiency Strategy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

an[Z].2005-03.

［１５］印度环境和森林部. India’s Initial National Communication to the United Nat

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Z].2004-06.

［１６］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Z].2007-06.

作者：魏 敏

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分析论文 篇2：

清洁发展机制与中日合作前景：中国的视角

内容提要　　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议定书》三个主要灵活机制之一，具有双重目标：帮助附件1国家（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能够灵活地以成本有效的方式实现其减排承诺；帮助发展中国家促进可持续发展，并采取措施，以减缓气候变化。本文从“必要性”和“实现可能性”两个方面探讨了清洁发展机制(CDM)的有效性，并在此基础上对中日两国的合作前景进行了简要分析。

关键词　　京都议定书　　清洁发展机制　　中日合作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国际合作。然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存在的利益冲突严重地制约了国际合作的进展。根据《京都议定书》，发达国家率先承诺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如何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有效参与，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日益关心的问题。从环境方面考虑发展中国家有参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或限排的必要，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仍然是摆脱贫困和发展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兼具“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对策”两个目标的清洁发展机制（CDM），成为促进发展中国家有效参与的国际合作机制。与其他援助形式不同，CDM参与者（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企业）都可从中获益（双赢），CDM被认为是可能成为气候变化对策机制从第一阶段（发达国家的减排对策）向第二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对策）过渡的桥梁（藤津朋子，2001）。本文试图从“必要性”和“实现可能性”两个方面探讨CDM的有效性，并在此基础上对中日两国的合作前景进行简要分析。

一、清洁发展机制双重目标及理论基础

清洁发展机制（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CDM）是1997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FCCC）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CO₂P3）通过的《京都议定书》三个主要灵活机制之一，主要是让附件1国家（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能够灵活地以成本有效的方式实现其减排承诺；同时也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促进可持续发展，采取措施以减缓气候变化。由于CDM允许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实施减排项目，并通过这些项目以“经证实的减排”方式获得减排信用，因而被认为是《京都议定书》最重要的机制之一。尽管各自的利益和关心的问题不尽相同，但CDM引起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浓厚的兴趣。

CDM是一个以项目为基础的机制。根据《京都议定书》第十二条规定，CDM具有两个目标：协助未列入附件1的缔约方（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对完成公约的最终目标做出贡献；协助附件1缔约方（主要是发达国家）遵守其做出的排放量限制和削减承诺。该条款指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能从这一机制中受益。一方面，非附件1国家参与CDM，将从能够产生额外的外资和先进技术的CDM项目活动中获益；另一方面，附件1国家可以使用从这些项目活动中积累的“经证实的减排额度”，实现定量排放限制和减排承诺。这个双重目标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议定书谈判过程中激烈争论的结果。由于双方关注的焦点和发展的优先顺序不同，争论的核心主要是减排和可持续发展。发展中国家关注和优先考虑的是可持续发展、公平、共同但又有区别的责任、技术转让和财政援助；而发达国家优先考虑的是减排、排放贸易和信用、私营企业的参与以及实现减排承诺（靳云汇、刘学、杨婉华，2000）。

CDM的实施双方是已经承诺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和尚未承诺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通过在温室气体减排边际成本相对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实施CDM项目完成一定数量的减排义务。从理论上讲，CDM提供了一种“双赢”（win|win）的选择。对于发达国家，CDM不仅带来了更为成本有效的减排方案，也提供了更广阔的技术转让渠道与市场。对发展中国家，CDM的有效利用有可能为促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的机遇。其中包括：（1）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2）拓宽融资渠道，获取先进技术；（3）促进能力建设；（4）减少区域性污染物产生等。即便发达国家负担CDM项目的全部成本，也比在本土完成同样数量减排义务的总成本要低。这就是CDM的魅力所在。

图1揭示了A(发达国家)、B（发展中国家）两国间实施CDM的基本构造（后藤则行，1999）。横轴表示A国承诺的削减排放量。A国的边际成本曲线从左向右，B国的边际成本曲线从右向左表示。A国依赖于边际减排成本相对较小的B国实施相应的减排义务，总成本降低。这个收益可解释为向B国提供的参与CDM项目的额外减排资金，用于补偿CDM项目的减排增量成本，也可从全球的观点解释为促进A国进一步实施削减措施的财源，在图1中，就是“可再分配的纯剩余”表示的领域。但是根据CDM，多少削减量由B国实施及其负担问题目前还没有明确，这里只是展示了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说，CDM的成否取决于“可再分配的纯剩余”在两国间如何分配以及EJ点的确定问题。这里，“可再分配的纯剩余”不仅仅是绝对收益的再分配，也包括相对收益。当然，这需要以后通过政治交涉解决，但可以预想，公平原则将是主要的议题。

二、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对中国的挑战与机遇

从表面上看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关于保护大气层和全球环境的争论，实质上是各主要国家和利益集团关于21世纪能源和经济发展的战略较量。京都会议后，发达国家之间在此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在一定时期内可能有所缓和，而有的发达国家今后会把矛头指向发展中国家，施加更大的压力。特别是迫使发展中国家“自愿承诺”，接受大大提前的约束性限排指标。布什政府否决《京都议定书》的理由之一，就在于议定书没有规定主要发展中大国“有意义参与”的承诺。“有意义的参与”实质是指形成一项对这些国家有约束力的温室气体未来排放限制；而“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是指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上述观点虽严重背离了公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但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减轻这种压力的艰巨性。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收入低的发展中国家，1999年人均GDP仅为793美元，年人均收入在75美元以下的贫困人口仍有3400多万。消除贫困、发展经济是中国的首要任务。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气候变化问题。1990年2月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负责协调、制订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政策和措施。在1998年的机构改革中，国务院对此小组进行调整，成立了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牵头，外交部等13个部门参加的“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没有减少或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义务，但始终对减缓全球气候变化持积极态度，采取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政策措施，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据统计，1999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1981年下降了60%；年均节能率接近5%；能源效率已由1980年的25%上升到目前的34%左右。1981年到1999年，在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10.01%的速度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一次能源消费的年均增长率仅为3.8%。18年间，全国累计节约能源9.49亿吨标准煤，按照我国1990年消费每吨标准煤CO₂排放量0.58吨计算，相当于减排CO₂约5.5亿吨碳。在2001年波恩气候会议期间，国际舆论和与会代表在批评少数国家阻挠《京都议定书》生效的同时，也对中国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肯定。

尽管成绩有目共睹，压力也非常巨大。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继续增长，中国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将继续增加。有关研究预测表明，中国CO₂排放总量有可能在2025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排放大国；在2030年左右，我国的人均CO₂排放量有可能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届时中国面临的减排或限排压力将进一步增大。从国内情况看，传统的消费和生产模式是一种资源耗竭型、不可持续的模式。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和趋势表明，人均商品能源消费和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相关关系。在目前的技术水平和消费方式下，达到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水平意味着人均能源消费必然达到较高的水平。世界上目前尚没有既有较高的人均GDP水平又能保持很低人均能源消费量的先例。中国面临开创可持续发展的消费和生产新模式的挑战。同时，中国长期以来依靠国内的煤炭资源满足主要的能源需求，是世界上使用煤炭最多的国家，也是全球煤烟型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国民的身心健康，还造成了负面的国际影响。在化石能源当中，煤炭的CO₂排放系数远高于石油和天然气。调整能源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能源资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又面临技术和资金上的压力，以煤炭为主的能源资源和消费结构，使中国控制CO₂排放的前景不容乐观。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EIA)2001年的预测，如果中国不采取措施控制煤炭的使用，到2020年，中国由于消费煤炭而排放的CO₂将超过发达国家，占世界的40.3%，接近工业化国家和东欧以及前苏联地区消费煤炭而排放的CO₂之和（见表1）。

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也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中国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在履约活动中具有较强的国际合作优势，应当抓住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给我国发展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认真履行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义务，这不仅有利于树立中国保护全球气候的国际形象，也有利于推动发达国家履行资金和技术转让的承诺。当前国际社会提出的减缓CO₂排放的政策和措施主要集中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大规模植树等对生态环境的改善上，这些不仅符合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需要，而且直接结果是促进高效能源技术和节能产品更迅速地向全球扩展和传播，这一趋势将有利于促进中国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能源结构的优化，改善生态环境。对此，中国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最大限度地发挥“后发优势”，力争在防止气候变化与促进经济发展之间有“双赢”可能。正是在这一认识下，兼具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和发达国家实现减排承诺的CDM受到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根据有关模型模拟结果，预计到2010年全球CDM市场将达到相当的规模，其中中国将占据相当的份额（见表2）。

三、日本的减排目标、政策措施与现实困难

《京都议定书》是第一个为附件1国家规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具体减排指标的国际法律文件。经过艰苦谈判达成的议定书明确规定了要求减排的六种温室气体：二氧化碳（CO₂）、甲烷（CH₄）、氧亚化氮（N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物(PFCs)和六氟化碳(SF₆)，同时规定附件1缔约方在2008至2012年的承诺期内比1990年水平至少减少5%。在此基础上，照顾到各国的具体情况，议定书为每个附件1国家确定了“有差别的减排”指标，即欧盟现有成员国承诺减排8%，美国减排7%，日本、加拿大减排6%，俄罗斯、乌克兰“零”减排，澳大利亚增排8%，冰岛增排10%等等。

日本政府于1998年1月9日成立了以内阁首相为主席的全球变暖减缓对策促进中心，希望通过加强节能，增加天然气供给，建造25座核电站等措施，减少对海外石油的依赖，减少CO₂排放，并将积极利用联合履约、排放贸易和CDM，在境外获得减排额度。从日本政府1998年6月公布的《地球温暖化对策推进大纲》（见表3）来看，6%的削减目标中70%以国内减排为主，30%依靠海外减排来完成。然而，由于经济衰退和核燃料工厂的泄漏事故，日本已经大幅度削减了建设核电站的计划。1999年日本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比1990年增长了9%，可见完成减排目标面临诸多困难。

众多的模型研究结果表明（见表4、5），在没有排放贸易的情况下，日本的边际减排成本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如由日本开发的AIM模型的计算结果表明，日本的边际减排成本为234美元/吨碳，美国为153美元/吨碳，经合组织中的欧洲国家为198美元/吨碳。当附件1国家内部实行排放贸易时，边际减排成本降为65美元/吨碳，当全球实施排放贸易时，边际减排成本又降为38美元/吨碳。同样是AIM模型的测算结果，在没有排放贸易时，日本减排温室气体的损失占GDP的0.25%，附件1国家间实施排放贸易时，损失占GDP的0.13%，全球实施排放贸易时，损失仅占GDP的0.01%。由此可见，重视京都三机制，实施海外减排对日本完成议定书目标的重要意义。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什么日本和美国在2001年海牙气候会议和波恩会议上极力强调要无限制利用京都机制和吸收汇实现减排目标的原因。

四、中日合作前景展望

中日两国同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的14.9%，居世界第2位，日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5.2%，居世界第4位（1997年数据）。虽然日本承诺了温室气体减排义务，中国尚未承担减排义务，但双方都有责任为减排全球温室气体做出贡献。中国人均CO₂排放量不足日本的1/3，但单位GDPCO₂排放量为日本的约20倍（见表6），因此，双方在与能源相关的CDM项目上合作潜力很大。京都会议以后，日本通产省所属的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NEDO）和环境省开始着手进行共同实施和CDM项目的可行性调查研究。NEDO调查的重点为节能技术和石油替代技术的应用前景，涉及制铁、石油化工、发电（包括供热）及水泥等领域。根据统计结果，1998到2001年进行的180个调查项目中，与中国相关的项目为33个，占总数的18.3%。此外，环境省组织实施的调查项目以植树、开发生物质能源、抑制甲烷排放等为中心，其中包括中国黄土高原绿化的可能性研究项目等。中日合作，不仅可以对防范全球气候变暖做出贡献，也有助于黄沙、黄海污染、酸雨等地区性污染问题的解决。据Morita(2001)等的模型计算，假设对排放信用不加任何限制，森林吸收汇可以折算各国的温室气体削减指标（这与波恩协议基本一致），那么，在2010年，日本排放信用的输入总量为7000万吨碳，其中5500万吨碳要从东北亚地区购买。其中71%通过共同实施和排放贸易从俄罗斯购入，6%通过与中国实施CDM项目取得。

虽然从理论上讲，中日两国在CDM项目上的合作潜力巨大，但实施前景如何还取决于《京都议定书》能否如期生效以及在具体细节上达成的协议。可以说，中日两国都希望《京都议定书》能如期生效，以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但两国在关于《京都议定书》生效的关键议题上，却存在严重分歧（见表7）。例如，在是否对海外减排比例加以限制问题上，日本以阻碍经济效率反对设定上限，而中国认为发达国家国内减排对策第一，京都机制是对国内对策的补充；在吸收汇项目能否作为CDM项目问题上，日本积极主张，而中国以具有科学不确定性为由加以反对；日本希望官方发展援助（ODA）能够应用到CDM项目上，这样可以改变CDM项目在地理分配不均衡的状况，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担心资金的追加性和贫困对策等必要领域ODA的减少；日本反对制定具有强制约束力的遵约措施，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认为，如果发达国家未能完成2008-2012年数值目标，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其利用京都机制从他国购买排放权的动机就大为减弱；两国立场趋于一致的核电项目作为CDM项目的主张，却没有被波恩协议采纳。值得说明的是，日本由于特殊的地位，其主张大都体现在波恩协议之中。可以肯定的是，尽管两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分歧，中国会尊重波恩协议的结果，在此基础上，趋利避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波恩协议的结果使京都机制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弱。CDM项目的管理成本（包括项目的选择、基线的确定、减排信用的认定、转让、监督等）很高，尤其是CDM项目收益的2%要作为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基金，这使得CDM项目与共同实施及排放贸易相比处于不利地位。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CDM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不仅利用政府资金，民间资金也可得到利用。对各发达国家来说，现在的ODA已达到最大限度，如果不能利用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民间资本（占77%），推进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变化对策将非常困难。中国正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巨大的市场对日本企业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中国虽然反对在发展中国家的普通商业投资也附加上对减排额度的额外要求，但在西部实施CDM项目可能获得更高的减排额度。京都会议以后，日本的减排对策是鼓励企业自主行动。但由于制度不明（具体实施细则尚未完全确定）风险很高，另外各种市场准入壁垒的存在也制约私营企业的参与。不过，随着国际协议的一步步达成，《京都议定书》如期生效的话，预计私营企业的参与会大大增加。这样日本政府就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支援对策，考虑有关对国内企业的激励措施。

参考文献：

藤津朋子(2001)：《清洁发展机制的实现可能性》，庆应义塾大学学士学位论文，1月。

靳云汇、刘学、杨婉华（2000）：《及早参与：中国加入CDM与实现可持续发展》，《国际贸易》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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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稿：2001年11月　责任编辑：翼　翔)

作者：庄贵阳

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分析论文 篇3：

发展中国家在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摘 要]科技进步是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力支持，对可持续发展的每一个方面都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本文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在利用科技进步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科技进步；可持续发展；技术支持

当今，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如何处理保护环境质量与发展经济之间的矛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面临着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是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是资源供给日益短缺，环境污染日趋加剧。如何解决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间的矛盾，最有效的途径就是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可以说，在整个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科学技术进步起着重大的作用，没有科学技术的支撑，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便无从谈起。

1 科技进步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重要意 义

科学技术作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对于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起着关键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在可持续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科学技术进步可以有效地为可持续发展的决策提供依据，促进可持续发展管理水平的提高，加深人类对自然规律的理解；开拓新的可利用的自然资源领域，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有效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这些作用对于缓解人口与经济增长和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扩大环境容量、进而相应扩大生存空间和提高生存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尤为重要。利用科学技术来支持环境与发展，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由之路。

关于科技进步促进可持续发展，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 N E S C O）作了精辟的论述：“没有科学就没有可持续发展，这种说法并不夸张。对于当今的许多主要的环境和发展问题来说，科学（包括人文科學）在探索和分析问题、找出解决方法、以及确保采取科学的行动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在对待臭氧层损耗方面表现得尤其显著，针对其他诸如气候改变、生物多样性锐减以及水和沿海污染等问题，科学的重要性也日益显著。事实上，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取得的一切进展，科学技术无时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科学是可持续的农业和工业发展，以及满足全世界日益增加的能源需求的基础。”进一步说，可持续发展的每一个领域——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都有对科学技术的要求，科学技术对于发展的每一个方面也都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1.1 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科技进步导致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在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中，科技进步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西方经济学最近的研究表明，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已经取代了资本和劳动而上升到首要位置。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中，科学技术的贡献率已经达到60%-80%，在某些高技术产业甚至还要更大一些。这说明，科技进步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决定力量。

1.2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在提高资源利用率，寻找新的资源开发途径，减少资源消耗方面，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通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科学技术对节约不可再生资源和能源，开发新资源是必不可缺的。

1.3 提高生态环境的质量，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同样需要科技进步

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可以用下面这个恒等式来加以讨论：

污染=污染/GDP×GDP/人口×人口

因此，保护环境质量也应从上面三个变量入手，即降低污染强度，减少人均收入和控制人口增长。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人口数量的降低在短期内绝非易事，人均收入的减少又是与其摆脱贫困的基本目标相违背的。因此，在三个变量中，最有调节弹性的就是污染强度。只有通过大幅度降低污染强度，才能达到保护环境质量的目的。

降低污染强度的目标主要通过科技进步来实现。通过科技进步可以改善减排措施，实现无污染排放或少污染排放的新资源的利用。总之，只有在科学技术的支持下，人类才能在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前提下，抑制环境恶化，才能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而这正是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境界。

关于科技进步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环境质量改善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可以用如下图形加以说明。

图中，A A曲线表示G D P发展的第一阶段。随着经济的发展，A A曲线位置会向外平移，从而达到第二阶段。在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科技进步，继续采用旧的、有污染的技术，环境质量会发生退化，即AA会平移到BB,国内生产总值是增加了，但环境质量下降了；如果在此过程中伴随着科技进步，即采用了保护环境和资源的新技术，则AA会平移到CC, 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环境质量也改善了。

1.4 依靠科技进步可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人口与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密切相关。人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既是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又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适度的人口规模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而人口规模过大，人口素质不高，则又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阻力和障碍。

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人口数量过多，人口素质低下等一系列问题，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严重桎梏。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科技水平来解决。只有迅速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才会有助于人口控制计划的实施。

1.5 科技进步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正是由于科技进步的力量，才使人类能够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维持社会稳定、持续的发展，可以说，科技进步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一场前所未有的科学技术竞争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日益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不断改善着发展的质量。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增长、控制人口、消除贫困、开发可持续利用的能源、保持生态和环境都越来越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只有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突破，人类所面临的人口膨胀、粮食短缺、能源危机、资源枯竭、环境破坏等问题才有可能逐步得到解决。只有在科学技术的支持下，人类最终才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2 发展中国家在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的困难和解决途径

目前，发展中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较弱，利用科技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

2.1 科技整体水平仍然比较低

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科技水平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目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仍然以传统产业为主，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还很低，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技术转化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在1998年全世界颁布的34.7万个专利中，OECD成员占91%。从科技论文的数量看，欧洲和北美发达国家的人口总数占世界人口不到20%，而科技论文

却占到了总量的75%。

2.2 科技能力建设不足

由于缺乏实施可持续发展所必须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发展中国家普遍缺少开发、转化和应用新兴技术的能力，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能力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科研投入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了2.5%，而发展中国家只有0.3%；同样在教育与人才培训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投入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而发达国家却达到了6%。加之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和技术转让存在许多障碍，使得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重复引进发达国家的传统技术，这既浪费大量资金，也抑制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针对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上述问题，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以改进：

(1)发挥政府在促进工商企业界与科技界建立伙伴关系方面的作用。政府应通过加强宏观调控和法律法规建设、制定合理的激励政策，促进企业改变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的生产方式，保持环境与发展的协调。

(2)加强工商企业和科技界的交流与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科技界和工商界应携手合作，通过建立经常化、规范化、层次化、多渠道的有效机制，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政府在这方面也应发挥重要作用，為企业研究、开发、应用新兴技术以及技术转移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3)携手合作，共同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科技能力建设。建立商业和科学之间的伙伴关系固然重要，但是，仅靠合作伙伴关系是不够的，这种伙伴关系并不能取代《里约宣言》所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本原则。这是处理人类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基石。目前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人力和财政资源的支持以增强其科技能力。为此，各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应积极开展有效的国际合作，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增强和提高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能力。

3 结论

科学技术对可持续发展的每一个方面都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经济的发展、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人口数量的控制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需要科技进步的有力支持。目前，发展中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较弱，利用科技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科技整体水平仍然比较低、科技能力建设不足等方面，为了解决这些困难，应该由政府通过加强宏观调控和法律法规建设、制定合理的激励政策；加强工商企业和科技界的交流与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并发展国际协作，共同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科技能力建设。

参考文献：

[1]车卉淳.可持续发展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对策研究[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6:32-33.

[2]余春祥.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4(2):58-59.

作者：车卉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