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金融发展分析论文

摘要：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012年《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以有效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民间金融发展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民间金融发展分析论文 篇1：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民间金融发展历程分析

摘要：本文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温州主要的三次金融改革为线索，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分析了民间金融产生与发展历程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对今后的金融改革提出相关的建议。

关键词：温州；民间资本；新制度经济学；博弈

一、引言

温州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温州成为我国民营经济最发达及市场机制最完善的地区之一。与此同时，产生于民营经济的温州民间金融异常活跃，温州民间金融制度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也伴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与变迁。在政府主导的金融改革的大背景下，温州先后经历了三次探索性的金融改革，分别是：1980年，在全国统一固定利率的年代，温州市苍南县金乡信用社在全国率先实行浮动利率改革并且于1987年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温州正式成为全国第一个进行利率改革的试点城市；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又批准温州成为全国惟一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最近一次的改革就是2012年3月国务院批准建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进行全面金融改革，为全国金融改革提供经验。而这些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与民间金融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说温州金融改革一直走在全国金融改革的前列，是全国金融改革的领军者。而温州民间金融制度变迁的历程也就是中国民间金融制度变迁的缩影。

在本文中，我们认为制度变迁源于制度的不均衡，而制度的不均衡源于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的相互作用，进而认为制度变迁是制度供给主体与需求主体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相互博弈的结果，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各博弈方的策略组合会发生变化，原有的制度均衡被打破，并趋向新的均衡，制度变迁随之而发生。而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民间金融制度不断变迁的原因就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间金融组织、国有商业银行、中小企业等主体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在自身策略组合的限制下相互博弈的结果。本文将以这三次主要的金融改革为主线，探究温州民间金融制度的变迁历程，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从而找到其发展的经验及不足的地方。为我国今后的金融制度改革提出相应的借鉴与建议。

二、理论基础

（一）制度均衡、制度非均衡及制度变迁

按照诺斯的定义，制度均衡是指这样一种状态，现存的制度安排的任何改变都不能给任何个人或团体带来额外的收入。制度的均衡包括制度安排的均衡和制度结构的均衡。前者是指一项制度的供给完全适应需求从而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制度结构均衡是指不同制度安排之间的相互关系处于一种协调和相对静止的状态。

制度非均衡是指社会主体对现存制度的一种不满意、意欲改变而又未改变的状态。也就是说存在一种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社会主体从中得到的净收益大于从现有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中得到的净收益，因而存在一个新的盈利机会，就会产生潜在的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

因而，影响制度供给和需求的因素也是决定制度均衡与不均衡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市场规模的变化、技术的变化、偏好的变化、知识积累、制度选择集合的变化、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及随机因素的扰动和冲击等。这些因素的变化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原有制度安排与结构下的收益总量和收益分配方式，因而相关博弈主体的利益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进而在利益驱动下，相关博弈方的策略组合也相应发生变化，从而使得原来的制度均衡变成非均衡，并趋向新的均衡，从而形成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就是一个制度的替代、轉换和交换过程。也就是说制度变迁沿着这样一条轨迹进行：

（二）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

林毅夫提出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是由一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指的是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且强制实行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一种制度安排如果从生产和交易费用考虑，比制度安排集合中的其他制度安排更有效，就有可能诱发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主导，而政府在不同时期、不同发展背景下其政策目标偏好不同。

（三）路径依赖理论

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中，道格拉斯？诺思提出了著名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该理论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原因是，制度变迁过程具有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沿着既定的路径，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脱身而出就会变得十分困难。这即是诺思分析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两种极端形式。因此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影响重大。

进一步分析，造成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本文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利益机制。一种制度形成以后，会形成一个或多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对现存路径有着强烈的要求并且随着其发展壮大其具有很大的政治话语权。他们力求巩固现有体制，阻碍选择新的路径，即使新的体制较之现存体制更有效率。如果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一旦形成，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长期形成并不断自我强化的利益机制是温州民间金融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

三、理论分析

此部分我们以前文提到的温州三次大的金融改革事件为线索，分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在我国金融改革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各博弈主体如何相互作用从而决定了温州民间金融制度的变迁历程。

（一）改革开放之初，浮动利率改革

1.历史背景

1980年，在全国统一固定利率的年代，温州市苍南县金乡信用社在全国率先实行浮动利率改革。开启了三十多年来温州一直走在中国金融改革前列的序幕。

其历史背景是：1980年，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徐徐吹来，苍南县金乡个体户如雨后春笋，资金的需求量直线上升。可信用社因为拉不到存款，根本满足不了群众的资金需求。于是资金需求者转向民间借贷，月息高达五六分。为了抢占民间借贷的市场，时任金乡信用社主任的陈礼铨带领信用社通过市场考察，在国家基准利率月息6厘基础上，以信用社名义提高利率，设立信用社专项贷款利率，在小范围内试验，去的了很好的效果。到了1980年，金乡的商品生产发展很快。随后，经过多方面的努力，该项举措得到了政府的肯定。

1981年10月，金乡信用社正式贴出浮动利率公告。浮动利率成了一块吸铁石，信用社两年放出的贷款高达410万元，而之前26年全社才累计贷款40万元。这一举动突破了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限制和思维模式，是温州人创新精神的充分体现。之后浮动利率改革不断被推进。

2.理论分析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之初，在长期的计划经济的影响下，作为强制性制度供给主体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方面改革都处于理论与实践的初步摸索之中。此时，处于经济实践当中的主体由于自身潜在利益的激励，产生了诱致性的制度变迁，率先实行浮动利率制度。所幸的是该项政策得到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肯定并推进其向前發展。符合当时温州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对资金的需求，进一步推进了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为温州民营经济的兴起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这也说明政府提供的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建立在经济主体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基础上往往能产生很好的效果，因为经济参与主体置身现实经济实践活动之中，诱致性的制度变迁是他们对制度需求最直接的反映，其诱致性制度也往往既具有创造性又贴近现实实践需要。

（二）两社一会的产生、发展与终结

1.历史背景

从1985年～2000年，这一阶段是温州民间金融活动形成与发展的主要时期。

最初温州家庭企业开始起步，民间信用以各种形式的资金供求者的直接借贷为主要形式，以关系型借贷为主。之后，温州个体工商业快速发展，在民间积累了巨额资金，除作为自有资金外，开始出现大量的暂时闲置资金。与此同时，个体家庭工业迅速扩展，专业市场不断出现，资金需求规模急剧增加，而正规金融部门对民营经济的信贷支持严重不足。因此资金需求方与资金供给方一拍即合，迅速推动农村民间信用发展，并随着规模的扩大，陆续出现了间接融资等信用形式。

1984年9月，苍南人方培林开办了新中国第一家由私人开办的金融机构“方兴钱庄”。被视为特定历史条件下民间金融机构的积极探索。此后，全市先后公开挂牌经营的钱庄有4家。1986年11月1日，杨嘉兴等人集资31万元人民币，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股份制合作信用社——温州鹿城城市信用社。6天后，东风家具厂厂长苏方中创办了第一家私人独资的城市信用社——东风信用社。城市信用社小步骤的自主创新改革，也在这一阶段取得成效。1988年，经省人民银行批准，温州设立了16家农村金融服务社。1992年8月，温州第一家农村合作基金社在苍南成立。

这就是温州“两社一会”的最初探索，其对研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温州金融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20世纪八九十年代温州曾存在过51家城市信用社，34家农村服务社，188家农村合作基金会。这些机构绝大多数是私人所有的民营金融机构，即使有少数是股份制的，在经营管理上，实质仍为私人所有，权利集中于少数人，内部缺少层级审批和相互约束的关系，这是私人民间金融发展初期不可避免的缺陷。但是它们充分体现了民间自发创办金融的意愿及实践操作中的不足，表达了金融自由化的原始冲动，也反应了中央、地方政府对区域性民间金融不同的政策意图。1995年是温州“两社一会”发展的巅峰时期，这些金融机构占全市贷款份额的20%。

从1998年至2001年，有关部门将部分城市信用社更名改制，并入农村信用联社：清理整顿191家农村合作基金会，改善农村金融环境，维护农村金融稳定。截止2001年，“两社一会”已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温州民间金融依然存在，只是业态方式发生的改变而已。

2.理论分析

由民间金融的起源来看，民间金融产生于民营经济，其与民营经济有诸多相互匹配的优势，也弥补了正规金融对民营经济先天性支持不足的缺陷。同时，与正规金融机构相比存在着交易成本少的优势，如信息收集与监督成本小，可有效避免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那么，当今天政府试图为实现民间金融的阳光化及合法化提供强制性的制度安排时，就应该认识到民间金融与民营经济的这一历史逻辑关系，并认识到其存在的优势条件，将合法化，阳光化后的民间金融定位于服务民营中小企业，否则民间金融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也为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境提供了有效的方式。

另外，由“两社一会”的产生到其被政府清理整顿取缔，可以看作是政府、国有商业银行、民间金融机构相互博弈的结果。这一时期，政府始终处于强势的地位；国有商业银行属于旧的均衡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而民营金融机构由于刚刚发展起来，力量薄弱，缺乏政治话语权，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最终，由于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在政府规避风险的政策目标偏好之下，“两社一会”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民间金融依然存在，只是存在的业态发生了变化，从此被迫由地上走向了地下。但民间金融的活跃性及其数量的巨大性是不容忽视的，并且其对民营经济的的重要作用也是不容否认的。这也为后面的金融改革埋下了伏笔，民间金融宜疏不宜堵。

（三）2002年温州金融综合改革

1.历史背景

2002年，温州被中国人民银行列为全国唯一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正式启动新一轮金融体制改革，方案涉及6个方面的内容，包括：建立小额信贷营销的“三包一挂钩”制度，创新国有银行经营机制；开展城市商业银行增资扩股工作，引进民间资金：重组和改造农村信用社：继续推进存贷款利率改革：成立中小企业投资担保公司：进一步加大金融创新力度，推动商业银行产品、服务创新。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货币信贷与调统科科长刘守谦（2003）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了温州成为试点区的原因，因为温州的民间金融在国内来说是最具典型性的，所以央行把温州作为全国首个金融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由此可见，2002年温州金融改革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解决温州民间金融问题。

2.理论分析

此次温州金融改革是政府为解决民间借贷问题所做的一次尝试。但由于民间金融问题在当时还没有形成共识，不仅面临国有商业银行的阻力，并且政府内部也存在重重的阻力，所以改革步履维艰，即还存在所谓路径依赖问题。

而此时必须要注意到的一个重要的外界条件的变化是，我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根据我国政府人世的承诺，在加入WTO五年后，即经历完入世过渡期后，外资银行享有国民待遇，获准在中国金融市场上全面经营人民币业务。地域限制和客户限制都将取消。这一外在的冲击使政府及民间金融组织的博弈策略空间都发生了变化。政府及国有商业银行必须面临来自外资银行的竞争及冲击，如何增加自身的竞争优势，争夺市场份额成为必须要考虑的问题，而数量庞大的民间资本对进入一直处于垄断状态金的融领域以获取垄断利润具有了更加强烈的需求，即呼吁给予其“国民待遇”。因此，產生了此次金融改革，虽然就政策层面上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其客观上给予了民间资本信心，激发了民间资本的活力，对温州经济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另外，若探究本次金融改革没有实质进展的深层次原因，可归因于制度结构的非均衡。由上文可知制度均衡包括制度安排均衡和制度结构。制度结构均衡是指不同制度安排之间的相互关系处于一种协调和相对静止的状态。而此时各种制度之间具有极大的不协调性，只是进行金融改革必然会面临巨大的阻力。因此，进行金融改革要考虑整个制度结构的均衡性，及各种制度安排之间的协调性，要有全方位改革的勇气和魄力，单方面，单层次的改革必然会受到其他方面的牵制和制约。

（四）2012年温州金融综合改革

1.历史背景

2012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要求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多元化金融体系，使金融服务明显改进，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能力明显增强，金融环境明显优化，同时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发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全国金融改革提供经验。

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的十二项主要任务中，（一）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和（三）发展专业资产管理机构是关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二）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五）深化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及（六）创新发展面向小微企业和“三农”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探索建立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是关于金融机构建设方面的；（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十一）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防止出现监管真空，防范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及（十二）建立金融综合改革风险防范机制是关于监管方面的。此外还有关于设立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培育发展地方资本市场等内容。

2.理论分析

（1）首先，此次金融改革源于2011年发生的温州中小企业因资金链断裂产生的企业主“跑路潮”和“跳楼潮”。这一现象引起了社会的恐慌和动荡不安。从而引起了政府的重视。由此可见，中央政府的政策目标始终偏好于社会稳定及风险规避。而此之前的金融改革，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所造成的改革滞后，制度供给不足，也就是上文所说的路径依赖问题。而此次中小企业倒闭潮危机为打破路径依赖提供了一个外在的动力，这正符合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

（2）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中小企业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而资金是一个企业的生命线，在中小企业的地位日益重要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对金融的需求无疑会引起政府的重视，导致其增加制度供给。

（3）而民间资本在这一时期对进入正规金融领域产生了更加强烈的需求。这源于随着市场竞争机制的不断完善，许多竞争性领域只能获得行业平均利润，而银行业具有“特许经营权价值”，加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整体经济下滑，民间资本缺乏有利投资渠道的情况下，这种需求会更加强烈。另外，近年来，我国正在逐步放宽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的政策，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正逐步创造一个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这种有利的政策环境就更加激发了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的制度需求，使其变得越来越强烈。同时，政府也注意到由于长期对民间金融实行金融抑制导致的民间金融异化的问题如高利贷越来越严重，有可能引起严重的社会危机。

（4）地方政府为推动此次改革的进行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源于民间资本与地方政府制度利益追求的结合。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各地方政府逐渐成为一个有自身效用函数的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变成了一个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中央政府的“放权让利”在实际中是将经济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分配给了各地方政府，这样各辖区内国民经济的真正的剩余索取权者和控制者便成了地方政府。如此一来，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就提高了，而寻求强大的金融支持便成了地方政府在追求本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时的首要目标。当地方政府的金融需求在原有的金融体系里得不到满足时，这就需要非国有的金融机构来满足这种需求，帮助充分调动当地的金融资源。于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民间资本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地方政府在这里便找到了利益结合点。

在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的制度需求推动下。地方政府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支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该领域，这样一来，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的制度需求就变成了一种有效需求。逐渐壮大起来的民间资本与具有能够同中央政府进行谈判能力的地方政府联合起来的力量就显得更加强大了，这种博弈的力量会促使国家增加对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的制度供给。

作者：孙海英

民间金融发展分析论文 篇2：

汉中市民间金融发展制约因素分析及建议

摘要：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012年《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以有效降低社会融资成本。2014年1月初，人行汉中中支组织对汉中辖内小额贷款公司等民间金融投资主体开展了调查，调查显示：放宽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政策，民间金融机构数量得到增长，但其自身发展中也存在着诸多风险，这些内外部因素都制约着民间金融的健康发展。本文从民间金融投资主体的权益、面临的各类风险入手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民间金融；发展；制约因素

一、基本情况

截至2013年末，汉中辖内共有20家民间资本发起设立的金融机构，自2011年起，2年内增加10家，增幅达100%，其中小额贷款公司16家、融资性担保公司4家；注册资本共计110418万元，其中自然人、企业法人、其它等出资分别为50%、40.1%、9.9%；小额贷款公司各项贷款余额92696万元、同比增长58.15%；融资性担保公司担保余额22467万元，同比增长60%。自2011年至2013年，汉中辖内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加權利率分别为15.13%、15.45%、14.56%；担保公司担保费率平均为2.23%、2.18%、2.15%，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融资成本长期居于高位运行，未能对银行贷款融资成本形成有效的竞争压制。

从民间金融的股权构成情况看，个人投资机构性地方准金融机构资金规模超百万元的人员数量约65人，个人投资机构性地方准金融机构资金规模超五百万元的人员数量约45人，个人投资机构性地方准金融机构资金规模超千万元的人员数量约19人。3人投资两家以上地方准金融机构。

从民间金融的贷款行业集中度来看，小额贷款公司2013年共发放贷款92696万元，其中涉农贷款占比69%，房地产贷款和建筑业贷款占比8%，制造业贷款占比10%。担保公司2013年担保贷款余额是22467万元，其中，涉农担保贷款、建筑业担保贷款、制造业担保贷款分别占比36%、23%、31%。

二、制约因素分析

（一）内部风险因素

一是风险管控能力偏弱。辖内大多数小额贷款公司起步晚、规模小、承受风险的能力弱，管控风险的手段落后，调查发现，小额贷款公司和担保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内控机制不健全，风险管控能力弱。目前，小额贷款公司内设贷款发放审核、风险防控、财务部等必要部门，融资性担保公司内设担保、风险、财务等部门，但是调查反映，风险防控、财务管理部门经办人员多半是兼职形式，风险的自我管控能力整体偏弱。

二是行业集中度较高。目前汉中市16家小额贷款公司均未接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端口，识别、了解农户和小微企业的信用状况、经济实力、社会关系难度较大，而小额贷款公司和担保公司的出资人又高度集中于房地产行业和部分中小企业，其对这些行业的客户都非常了解，因此，部分贷款公司将大量资金放到主发起企业或与之关联企业，甚至将资金投在国家调控项目上，不仅加大了资金风险，也影响了国家宏观政策的有效实施。同时盲目地追求大额客户，一旦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客户出现风险，就会形成巨额不良贷款损失，甚至会危急小额贷款公司的生存发展。

（二）发展环境制约

一是无条件参与银行等同业资金的拆借交易。《中国人民银行同业拆借管理办法》（人民银行令[2007]第3号）第二章第六条规定政策性银行、中资商业银行、外商独资银行、信用合作社、财务公司、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保险证券公司及中国人民银行确其他机构方可申请进入同业拆借市场。调查显示，汉中市小额贷款公司等民间金融投资主体由地方金融办批准设立，并不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机构，因此无法参与同业拆借，调剂资金主要靠股东增资、贷款回收等周期长、周转慢的方式，贷款投放额、担保余额等受到注册资本金及资金回笼速度的严格限制。

二是地方设立的中小企业及支农财政担保基金无法利用。根据地方财政担保基金的使用办法，小额贷款公司等民间金融投资主体并未纳入财政担保基金使用对象的范畴，无法使用担保基金。

三是金融财税奖励政策未能涉及民间金融投资主体。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出台《关于鼓励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将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贷款的考核办法》（银发[2010]262号）中规定对于达标县域金融机构实行存款准备下调一个百分点的优惠政策；2010年财政部出台《财政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资金管理办法》（财金[2010]116号）规定对当年涉农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超过 15%的部分，按2%的比例给予奖励。小额贷款公司等民间金融投资主体各指标符合奖励标准，但由于金融、财政奖励办法中未将小额贷款公司等民间金融投资主体纳入其范畴，造成民间金融投资主体在不公平的市场机制中运行，政策失衡造成市场难以发挥有效配置金融资源的功能，政策垄断的存在使竞争难以发挥功效，社会融资成本难以有效下降。

三、对策建议

一是明确小额贷款公司和担保公司业务发展目标定位。制定适应其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法规，保证小贷公司的合法权益，鼓励小额贷款公司和担保公司稳健发展，始终将防控风险置于首位，通过立法引导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取向，着力创造完善适合其发展的法律基础和政策环境。

二是完善内控制度建设，提高自身风险防控能力。可参照银行金融机构的财务管理、贷款管理、岗位责任、风险防控等制度，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符合公司实际的内部管理制度，强化激励约束机制，充分发挥股东大会、董事会的职能作用，不断提高公司决策水平和防控风险的能力。组建小额贷款公司行业协会，制定统一的财务管理制度和适用的财务报表格式，共享人民银行信贷征信系统。

三是构建多方参与、有效竞争的同业资金调剂市场。建议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将民间金融投资主体纳入同业拆借市场，人总行、财政部、民间金融投资主体等可共同出资建立小额资金调剂平台，按照“小额、分散”的原则将资金拆借给民间金融投资主体。并建议探索性的尝试民间金融投资主体可通过政策性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拆借的平台间接参与同业资金拆借。

四是扩大地方财政担保基金使用机构。建议财政等有关部门扩大地方财政担保基金使用机构，将小额贷款公司等民间金融投资主体纳入担保基金贷款机构范围，对于各项指标都达标的民间金融投资主体使其能够使用担保基金。

五是完善民间金融投资主体的配套奖励制度。建议在财政奖励办法中将各指标符合奖励标准的小额贷款公司等民间金融投资主体纳入奖励的范畴，实行与农村信用社等相同的税收减免补贴政策，并给予一定的地方财政补贴。同时，将民间金融投资主体的法律地位加以确认，促进民间金融投资主体良性发展。（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汉中市中心支行）

参考文献：

[1] 李建军.中国地下金融调查〔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2] 杨瑞龙.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政策选择〔M〕.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3] 张希慧. 我国民间金融发展规范边界研究〔J〕. 财经理论与实践，2009，（1）。

[4] 蔡四平，张强，罗杨伊子.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一种交易费用理论的解释〔J〕. 湖南大学学报，2010，（4）。

[5] 蔡四平.规范我国民间金融发展的路径选择[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2）。

[6] 刘雨露.我国民间金融监管模式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10。

作者：靳科

民间金融发展分析论文 篇3：

中国农村民间金融发展趋势的回归分析

摘要：本文以金融增长和我国政策改变的相关关系理论为基础，建立回归计量模型，对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发展与经济政策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发展对于经济政策总体来讲是呈相关增长的。结合模型分析以及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现状，提出我国农村民间金融改革的建议。

关键词：民间金融；经济政策；农村发展

农村民间金融是指正规农村金融体系之外所发生的金融交易关系的总和，它包括低层次、无组织的民间借贷关系和较高层次、有组织地通过各类金融机构进行的金融活动及交易关系。

2010年7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重点工作分工的通知》，将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新36条”分工至各个部委。其中包括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尤其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的改制工作。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放宽村镇银行或社区银行中法人银行最低出资比例的限制。引导和鼓励民营企业利用产权市场组合民间资本，促进产权合理流动，开展跨地区、跨行业兼并重组。这样就把农村民间金融作为发展民间金融一股主要力量。

一、指标设计及数据来源

（一）指标的选取

1. 农业GDP。本应该采用“农村国民收人”来衡量“农村经济增长”这一指标，但由于没有统计资料，所以我们采用“第一产业的GDP”数据代替。

2. 财政支农。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我国农村的经济增长更加离不开财政的支持，因此财政因素必须考虑。

3. 农业银行贷款利息。考虑到目前我国农村正规金融主要以存、贷款为主，表现方式较为单一，农业贷款利息越高，农户在一定程度上越倾向于非正规金融机构贷款。

4. 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可以观察和研究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水平的变化情况，以及对农民货币收入的影响，作为制定和检查农产品价格政策的依据。

5. 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直接反映农民生活水平的实际变化情况，更直接的为分析和研究农村居民生活问题提供依据。

6. 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由于私人钱庄等非正式民间金融机构的贷款在农村民间金融中所占比例较小，且很难精确的计算，因此采用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作为民间金融衡量指标。

（二）数据来源

农业银行贷款利息（AL）：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六个月至一年（含一年）小额贷款利率。

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X1）：中国统计局公布，在2002年以前使用的是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2002年以后改为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

2005年以后的农业GDP一项，由于国家统计标准出现变化，因此采用第一产业GDP予以替代。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采用《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中农村信用合作社各地区存款、贷款情况表的贷款余额总量一项。以上数据中农业GDP、财政支农和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以亿元为单位，其他指标是比例指标，单位为1。由于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都以亿元来表示，故数据的一致性比较好，得到的模型参数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二、我国农村民间金融模型的建立

（一）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理论函数的前提假设

使用多元回归与相关分析的计量方法，建立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发展与政府政策的函数，对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回归法对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分析结果是参照以往的一些数据得出当时变动模式，所以，可假定过去时期内政策调整没有太大的变化，而且，农村民间金融在过去的变动趋势也适用于将来的情况。

（二）函数模型的建立及参数关系

选取1993-2009年各年数据，运用spss18.0软件对农业GDP、财政支农、农业银行贷款利率、农村生产价格指数以及农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相关性检测，结果如下：

结果表明一些自变量之间高度相关，即AGDP（农业GDP）和FS（财政支农）以及X1（农村生产价格指数）和X2（农村消费价格指数），其相关系数达到0.963和0.848，均大于0.8。由于我国是以宏观经济调控为主，财政支农的力度越大农业GDP增长越快，同时农业人均GDP和财政支农的计算单位不同，因此，采用农村人均GDP增长率（AA）来代替农业GDP。同时，剔除农业消费价格指数。即进入新变量AA=上一年度人均GDP/本年度人均GDP-100%，删除变量X2，所得到的新数据如表3。

三、模型的参数估计和检验

（一）函数模型的建立及参数估计

运用SPSS18.0软件，以AA（农业人均GDP增量）、FS（财政支农）、AL（农业银行贷款利率）、X1（农村生产价格指数）为自变量，以RL（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为因变量的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假定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函数模型为：

利用SPSS软件，用逐步替代的方法估计的结果如下：

a. 因变量： RL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

b. 自变量： AA农村人均GDP增长率

FS财政支农

AL农业银行贷款利率

X1农村生产价格指数

由以上数据可知，其中各解释变量前面的系数都符合经济意义，显著性水平也有很大提高，模型整体的R-squared为0.992，Adjusted R-squared也为0.990，这说明模型拟合度很好，可认为多重共线性已经消除。

（二）模型的检验

1. 二维方差分析检验的结果如下：

a. 预测变量：（常量），X1，FS，AA，AL。

b. 因变量：RL

ANOVA检验表显示F=383.603，且p<0.001，这表明这些变量的组合显著，说明用这些预测变量结合在一起能够很好的预测因变量RL。

2. 相关性检验（见表6）：

表中的相关系数均在0.8以下，说明预测变量之间没有高度相关性，也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四、结果分析及建议

由（2）可知，农业人均GDP的增长率、财政支农和农村生产价格指数和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呈正相关关系，农业银行贷款利率则为负相关关系。其中，财政支农的系数为5.515，即财政支农每增加一亿元，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约增加5亿元，说明财政支农在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中所占比例并不大。这是因为我国已经脱离计划经济时代，转而进入以宏观调控为主的经济发展时期；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并不能很正面的解决农村民间金融的压力。贷款利率的系数为 -766.412，即贷款利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减少约7亿元。可见农民对利率的调控比较敏感，利率的小幅度调整，会带来较大幅度农村民间金融的增减，现实也正是如此。农业人均GDP的增长率和农村生产价格指数是比例指标，农业人均GDP的增长率的系数为4341.348，即农业人均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信用合作社贷款会增加约43亿元，农业人均GDP的增长对农村民间金融的影响较大，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会促进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农村生产价格指数的系数为23.855，即农村生产价格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合作社贷款增加约23亿元，随着物价指数的升高，化肥、种子等农业原材料价格也会相应升高，农民需要筹借更多的贷款满足下一年度的种植，而物价指数升高带来的农产品价格的升高会使农民拥有更多的资金，弱化农村生产价格指数对农村民间金融的影响。最后，根据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发展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结合国家现有法律、法规、政策，对我国民间金融的发展提出以下三条具体建议：

（一）财政支农保持稳定的同时，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扶持力度

财政支农所占比例较小，而且有些小额贷款公司又不可能像农业银行那样获得财政注资，导致占农村民间金融10%左右的小额贷款公司面临更大的倒闭风险，小额贷款公司的出资人采取不健康甚至极端恶劣手段来强行收回贷款，很容易引发社会问题。所以要在财政支农稳定的情况下，加大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扶持力度和监管程度，以避免小额贷款公司的不良发展。

（二）小幅度升高商业银行利率的同时，放宽民间贷款的担保

农民在国家利率升高的同时，会自然的倾向于民间贷款。这时，只要采取扩大担保范围、创新联合担保等担保方式，就可以在不减少民间贷款利率的基础上，鼓励农民采用民间金融的方式融资，通过制度创新引导和规范民间金融的健康发展，从而带动整个民间金融的发展。

（三）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同时，加强农村法律法规制度建设

农村物质生活水品越高，农民手中拥有的资金越多，对非农产品的消费就越多。这时，就需要国家加强法律、法规制度建设，规范农民更加合法的使用和分配资金。生产价格指数对农村民间金融的影响相对较小，国家只需维持现有的农产品价格即可。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重点工作分工的通知， 2010.7.26.

[2]王海洋.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计量经济分析[J].2008，（12）.

[3].Karen C.Barrett，George A.Morgan. SPSS for Intermediate Statistics Use and Interpretation [M]，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2009.06.

（责任编辑 刘西顺）

作者：王吉恒 朱瑞莹 李艳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