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行政许可制研究论文

武汉市新城市规划展示馆免费对外开放，市民可参与武汉城市规划制定，图为工作人员走过城市缩微巨型沙盘城市规划，小到重修家门前的一条马路，大到城市的发展战略，牵涉到每一个市民。那么，城市规划可以“众筹”吗？2015年1月7日，全国首个公众规划平台——“众规武汉”正式上线。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统计行政许可制研究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统计行政许可制研究论文 篇1：

省级精简行政审批事项的八个路径

全国范围内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进行到第六轮，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审批内容繁多、审批程序复杂、审批效率低下、审批权下放含金量不高等问题，仍是当前制约发展的体制政策障碍之一。

就省级行政区域而言，精简行政审批事项既面临天然的障碍，又具有一些独特的制度资源。所谓天然的障碍，是指大部分行政审批事项是由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央部门政府规章所设定和规定的，地方政府无法“越俎代庖”地予以取消或者停止适用。所谓独特的制度资源，是指省级行政区拥有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权，中央确定的一些审改权限的行使主体亦多定位于省级政府，等等。在这样一种双重性之下，省级行政区域如何既合法又有效地精简行政审批事项，以更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呢？

路径一：“依法停止”。运用行政许可法提供的制度资源停止部分审批事项在本省的实施。行政许可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行政法规设定的有关经济事务的行政许可，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认为通过本法第十三条所列方式能够解决的，报国务院批准后，可以在本行政区域内停止实施该行政许可。”根据这一条，省政府可以在广泛调研、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对行政法规设定的不符合本省实际的审批事项、环节列明清单，上报国务院批准后停止实施。

路径二：“立法对冲”。运用“立法竞争”和“立法协调”机制对冲部门规章设定的不合理审批事项。许多审批事项、环节是在中央部门规章，甚至中央部门规范性文件中予以设定的，对于这些审批事项和环节，如果按照路径—建议上报停止实施的通道暂时不具备或者效率太低的，可考虑通过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的相异性规定抵消、对冲其负面影响。这或可称之为一种类似于“立法竞争”或者“立法协调”的方案。例如，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审批（登记）是被国土资源部规范性文件扩大了适用范围的一个审批项目，对于浙江省大部分建设项目而言，这一审批事项并非必要，因此，可考虑通过地方政府规章的相异性规定（如将该审批事项整合入供地审核程序），事实上取消或者严格限制该审批事项的适用范围。

路径三：“清理审查”。对本省各级政府所设定，且不具有上位法依据的行政审批事项进行清理审查，决定其存废。首先，根据“审改”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理念，对于“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取消审批设定。其次，对于大量“零办理”事项进行重点论证，原则上予以取消，确有保留必要的，应进行充分的必要性论证。从实践情况来看，这类“零办理”事项为数不少，如根据某县的统计，该县行政服务中心2010—2011年连续两年“零办理”的审批事项共计173项，其中行政许可事项89项，非行政许可事项84项。再次，对本省已设定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进行甄别和分类处置。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严格地说属于行政许可的范畴，对于此类情况，应加以甄别，以避免其“规避”行政许可法的适用；确不属于行政许可的审批事项，则根据前两点所揭示的原则加以清理。

路径四：“完善准入”。在我省建立严格的行政审批事项准入和新设制度。具体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在制定地方性法规设定行政许可、地方政府规章设定临时行政许可项目时，借鉴先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建立新设行政许可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机制，通过科学的论证和正当的程序设计确保稀缺的审批事项资源用在“刀刃”上。二是实施最严格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准入制度。非行政许可审批的概念最早出现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按照这一通知的精神，所谓“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是国务院一次性列举保留的审批事项，而不能成为地方“批发”设定审批项目的法律根据。因此，原则上应关闭“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新设通道，确需通过事前控制进行监管的事项，应通过法定程序设定行政许可；其他事项则应尽量切换为行政服务类事项或者事后监管类的备案登记事项。

路径五：“限缩适用”。运用法律解释技术，严格限缩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审批项目的适用范围。实践中经常出现的一类情况是，法律法规或者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审批项目适用范围本身较为模糊，而地方政府及部门或基于“审批依赖症”的影响，或出于通过审批规避责任的考量，或由于部门利益的作祟，往往利用上位法的模糊性大大扩张某个审批事项的适用范围。鉴于此，从精简审批事项的角度，可从省级部门条线入手，严格运用法律解释技术，限缩某些审批事项的适用范围，以正本清源。这种方式实际上已在本省一些地方开始探索，可以加以总结并上升到全省层面。

路径六：“规划替代”。将规划环节的有关审批事项予以实质化和强化，从而在具体个案领域可简化审批。关于这一点，我省已有较好先例，例如：《浙江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尽管根据上位法的规定分别设定了规划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和具体项目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两种审批事项，但在第十八条规定：“地质灾害易发区内的规划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符合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该条规定的建设工程可以不再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再如：有些地方探索在一个区域内（如工业园区）的水保、环评实施统一审批，具体单个项目的同类审批则大大简化。这样一种设计，既实现了一定区域内审批的“整体性”，又减少单个项目审批的连篇累牍和重复做功。

路径七：“整合合并”。通过审批事项和审批环节的整合合并，既不减少法定的“审查要素”，又实质上减少审批项目，提高效能。一是审批事项的整合合并。例如：将工业项目中的初步设计审批整合入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批，前一事项中的专业考量因素渗入后一事项；根据投资规模大小，分类合并政府投资项目中的立项建议书审批、可研报告审批和初步设计审批等事项；合并施工合同备案、开工安全生产条件审查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等3个非行政许可审批，实施一体审查。二是审批环节的整合合并。例如：将初步设计审批中所涉的防雷审查环节与施工图设计审批中的防雷审查环节加以合并，在初步设计审批过程中不再实施防雷审查；还可以考虑将初步设计审批中的防雷、消防、园林、人防审查等诸多专业性环节一体纳入施工图设计审批事项。

路径八：“先行先试”。2012年8月，国务院作出《关于同意广东省“十二五”时期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先行先试的批复》，授权广东先行先试，停止部分行政审批项目在广东的实施，并下放部分审批项目的管理层级。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2012年12月）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广东省暂时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我省若能争取获得类似于广东的“先行先试权”，无疑将在精简行政审批事项方面获得更大的空间。

（作者为省社科院地方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

相关链接

“审改”，各地在行动

宁波：推进标准化建设

宁波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将先进的行政管理方式和标准的理念引入到行政审批领域，按照简化、优化、协调、统一的质量方针，构建行政审批事项设定标准、资格条件标准、运作流程标准、联办机制标准、绩效评价标准、窗口建设标准等，形成关于行政审批的标准化体系，最终建立一整套基于一级政府权限内，各部门协调互动的联合审批标准，同时建立联合审批运作机制，实现行政审批标准一体化、环节整体化、进度同步化、过程透明化。

台州：规范中介服务行为

2013年5月14日，《台州市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出台。方案的一个亮点就是提出要大力推进中介机构改革，建立中介服务公平竞争机制。不仅要加快推进中介服务类事业单位的转企改制，实现与行政部门的彻底脱钩，而且按照打破垄断、鼓励竞争的要求，放宽社会中介机构准入条件，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举办社会中介机构，开放服务市场，通过招标等竞争方式确定服务机构。

义乌：“三制”办理

义乌投资项目“三制”办理是代办制、联办制、模拟制的合称。“三制”的代办制可以无偿协助投资主体办理投资项目审批申报及相关业务，解决项目投资者业务不熟悉等困难；联办制是将投资主体从“逐个部门、逐个窗口跑审批”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可以组织有关审批部门共同审查办事资料、踏勘项目现场并作出决定，将相关环节、程序并联起来，压缩办理空间；模拟制相当于交通指示灯中的待转区，可以事前介入，提早准备与启动相关程序，以待条件成熟尽快办理审批手续，从而达到提高办理效率的目的。

作者：唐明良

统计行政许可制研究论文 篇2：

规划城市可以“众筹”吗

武汉市新城市规划展示馆免费对外开放，市民可参与武汉城市规划制定，图为工作人员走过城市缩微巨型沙盘

城市规划，小到重修家门前的一条马路，大到城市的发展战略，牵涉到每一个市民。那么，城市规划可以“众筹”吗？

2015年1月7日，全国首个公众规划平台——“众规武汉”正式上线。武汉市国土规划局宣布，全体市民都可以在线参与城市规划。

所谓“众规”，类似于当下流行的“众筹”概念，城市规划从一开始就让社会公众参与，最大限度汇集众人力量和智慧。

根据武汉市国土规划局公告，网民可参与相关问卷调查、概念方案征集、节点设计征集。其中一大亮点是，在该平台提供的地图上，可直接描线勾画绿道线路走向、入口及与周边道路连接路线，操作如玩游戏般简单。通过统计网民“描线”、“打点”的重合率，确定市民意愿。

武汉市首创的“众规”是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一次新探索。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石楠对此大为赞许：“从‘总规’到‘众规’，了不起的一步！”

近些年，随着我国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带来了巨大的城市建设量，而如何在城市规划中充分考虑公众的诉求，日益成为城市管理者必要的考量内容。
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有了法律保障

我国的听证会制度起步较晚。1996年，《行政处罚法》首次将听证制度纳入行政执法程序，这是听证会制度真正在我国确立。

城市规划领域的听证制度起步更迟。在2008年之前，作为我国城市规划的基本法律，《城市规划法》没有规定城市规划行政许可听证制度，也没有规定听取意见的其他制度，仅规定了分级审批制度。

2000年左右，在各地方规划领域的法规中开始陆续出现“听证”、“公示”等规定。

比如，2001年，江苏省在制定《江苏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条例》中规定，制定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和历史文化保护规划时，必要时应当举行听证会。在原《上海市城市规划条例》中也规定：“制定城市规划，应当有组织地听取专家、市民和相关方面的意见。”

2008年1月1日，与旧的《城市规划法》只有一字之差的《城乡规划法》正式颁布实施，首次使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有了法律保障。法律规定，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必须征求规划地段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对修改必要性进行论证。同时规定，确需修改经依法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及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时，应当采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此后，越来越多的媒体、研究机构等都意识到城市规划与公众参与的重要关系。在2014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来自世界各国的城市管理者也将城市规划与公众参与作为讨论的重点。
“听证会”曾经只是个概念

2008年，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王郁曾选取全国直辖市与省会城市共31个城市为例，通过网络检索与电话访谈的形式，对31个城市规划行政许可听证制度建设的状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和整理分析。

王郁将听证分为两种形式，一是正式听证，又称“审判型听证”，指行政机关在制定法规或作出裁决时，应给予当事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提出证据、反证、对质或诘问证人的机会，然后基于听证记录作出决定，一般采用类似司法审判的方式和程序进行，如我们熟知的各类听证会。

另一种是非正式听证，又称“咨询型的听证”，是指行政机关制定法规或作出裁决时，只须给予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口头或书面陈述意见的机会，以供参考，不须基于听证记录作出决定的程序，其形式除听证会之外，还包括了公示、问卷调查、座谈会、论证会等多种形式。

正式听证要有严格的程序、组织形式等方面的要求，要求依据听证笔录做出行政决定，而非正式听证则没有固定的形式。

根据上述分类，2008年时，我国31个主要城市有近三分之一的城市（10个）尚未建立规划行政许可的听证制度。在已建立规划行政许可听证制度的21个城市中，除西安市没有市一级的制度规定而只有省级法规之外，北京、重庆、上海、南京、乌鲁木齐、合肥、济南、长春、长沙和哈尔滨等10个城市建立了规划行政许可听证的专项制度;而成都、昆明、拉萨、呼和浩特等其他11个城市则仅是在市一级的行政许可法实施条例中有所提及，还未建立规划行政许可听证的专项制度。

在21个已建立规划行政许可听证制度的城市中，有17个城市已建立了基本的听证程序规定，这其中正式与非正式听证程序规定约各占一半。由此可见，大多数城市在规划行政许可听证制度建设中，已初步具备了程序性规定的内容。
北京国际设计周活动之一 ——“一砖一瓦建北京”在751北京时尚设计广场举行。图为创作者在对即将完成的微缩模型进行最后调整

“2008年之前，我国仍然没有统一的城市规划听证会法律制度，在缺乏统一的法律层面定义的前提下，由地方性法规等分散建立起来的城市规划听证会制度，只是提出了‘听证会’这个概念而已。而听证会究竟应该具备哪些制度特性和制度结构，以及相关的运行程序，基本处于空白状态。”王郁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大部分城市已建立规划听证制度

近期，本刊记者对以上所述的31个城市的城市规划行政许可听证制度建设状况，再次进行了调查，发现从2008年至2014年的六年间，这些城市大部分都建立并完善了规划行政许可的听证制度。

在31个城市中，只有西部城市西宁仍然沿用1998年的《西宁市城市规划管理条例》，没有关于听证或公示的明确规定。

此前只在“城乡规划管理条例”中泛泛规定了听证或公示的城市，如今有不少已经建立起了规划行政许可听证制的专项条例。

比如，广州市规划局2010年公布了《广州市规划管理听证办法》，其中不少内容在当时被视为“突破性的亮点”——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收到重大信访投诉或者在进行批前公示期间有重大反对意见，当事人或利害申请人均可以申请召开听证会，在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录音拍照或邀请媒体参加。

2011年10月1日，杭州市发布执行新的《杭州市城乡规划条例》，并同步实施了《杭州市规划局行政许可听证规则》。

2014年1月，天津市规划局印发《天津市规划局听证制度》，详细规定了听证会的组织工作、听证参加人员情况、听证会流程、听证笔录内容等，甚至还附有详细的《天津市规划局听证文书格式文本》。
程序性规定仍然不足

“但现有的相关制度，无论是非正式或是正式听证制度，在程序性规定方面仍然存在明显不足，这主要体现在听证参加人的选择、听证主持人的中立性、第三方介入、听证结果的法律效力和听证反馈机制等方面。”王郁表示。

他认为，在听证主持人的设置方面，现有听证制度大多规定由听证组织者，即规划行政部门人员担任。但是，由规划行政部门主持听证活动，往往难以摆脱“既当运动员又兼裁判员”的双重身份;在一些听证活动中，“自弹自唱”的规划行政部门作为听证组织者的公正性和主持人的中立性很难获得公众的认同。

在听证参加人的选择上，现有听证活动中，各地大多采取公众参与以自由报名的方式进行，相关职能部门的参加由听证主持方、即规划行政部门进行通知，实际参加与否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以上这些方式会导致听证现场的议题和内容因听证参加人而异，或出现听证参加人的意见倾向“一边倒”等情况，极大地影响了听证活动的公平公正性。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孙施文表示，我国现有的规划听证制度还缺乏执行细则。

在他看来，公众参与的核心精神应该是公众意见被处置的方式和结果，所有的程序规则都是为此服务的。但从制度建设来讲，现行的听证程序性规定中，对于谁有最后的决策权，并没有规定，目前仍然是由政府说了算。
公众参与环节一定要前置

“2005年，我曾经在英国参加过一次当地的听证会，是该座城市的总体规划听证会。”据孙施文介绍，听证会有一名中央政府的特派城乡规划督察员参加，该督察员拥有裁决权。

督察员虽是政府委派，但未必是政府官员，可以对听证会的各方陈述和辩论作出判断并裁决，而地方政府要根据督察员的裁决来执行后续规划。

“这样的‘督察员’在我们国内是没有的。”孙施文说。

从2006年开始，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也向省会城市派驻城乡规划督察员，到2014年已进行数次。根据《城乡规划督察员工作规程》，督察员在日常工作中实行异地派驻，不干预地方的正常行政工作，通过列席地方政府和规划主管部门的相关会议、查阅审批资料、踏勘建设项目施工现场等方式，及时发现问题，制止违规行为。但督察员的工作并不涉及规划听证会，更没有决策权。

“第三方介入是保证听证过程与结果公平公正的重要条件之一。由于现行规划行政许可听证制度中，对于听证参加人的角色身份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大量听证活动中较少有专业律师、学术团体、上级部门等第三方的介入，听证活动中双方质辩的内容和证据的真实性均缺乏具有中立性和客观性的验证和判断，进而导致对规划管理政策法规的解释说明难以获得认同。”王郁说。

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城市规划中什么时候需要公众参与？作为规划师，孙施文认为，城市规划的整个过程都需要公众参与——从是否进行规划编制，到规划决策实施的整个过程。

孙施文强调：“公众参与的环节一定要前置，但现在由于将公众参与过程置于规划行为的相对靠后的阶段，往往就会使矛盾聚集到规划工作的后期，利益双方的矛盾冲突也会更激烈，这也是当下许多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产生社会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厦门的PX项目。”

作者：张琰

统计行政许可制研究论文 篇3：

时事月读

党情

今年首轮巡视至少20名央企高管落马

中央第三巡视组于5月3日结束了在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的专项巡视。至此，今年中央巡视组首轮巡视工作全部结束，进入反馈意见阶段。统计显示，本轮巡视“边巡视边落马”的央企高管至少20名，刷新十八大以来前五轮巡视的纪录。专家称，大批央企高管在巡视期间落马说明央企确为腐败问题易发地。

中国社科院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认为，多位央企高管在巡视过程中落马，首先印证了公众的一个直观“感受”——央企是腐败易发地。高波指出，本轮巡视中，央企“利益输送”的现象广泛且严重。甚至原来的钱权交易、小贪小腐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很多人的胃口。很多案件涉及资本运作、杠杆收购等，谋取国家资财，案值远超一般权钱交易。我国央企高管具有领导干部和企业管理者双重身份，因此央企高管落马和一般官员被查的性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样的，都反映出决策权集中度比较高、自由裁量权比较大的问题。

“非行政许可审批”退出历史舞台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在前期大幅减少部门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基础上，再取消49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将84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调整为政府内部审批事项。今后不再保留“非行政许可审批”这一审批类别。

本届政府成立之初，国务院部门共有非行政许可审批453项。经过2013年和2014年前后七轮的清理，已经取消了209项。2014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清理国务院部门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通知》，决定通过一年时间对各部门现有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进行全面清理。今年5月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对剩余244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清理意见。至此，国务院部门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清理工作全面完成。“非行政许可审批”这一概念退出了历史舞台。

世情

日本“战争立法”：葫芦里装满火药

日本政府5月15日向国会提交了一系列旨在扩大自卫队海内外军事活动的安保法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称，安保法案旨在维护日本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

安倍政府向国会提出的一系列法案包括1个新立法和10个修正法。新立法是《国际和平支援法案》，其实质是“海外派兵永久法”。根据这一法案，日本可随时根据需要向海外派兵并向其他国家军队提供支援。10个修正法则统一打包并冠名《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

从法案内容看，冠名“和平”的安保法案实为“战争立法”。鉴于安倍政权的军事大国野心，日本今后在安保和军事领域的动向将使地区局势更趋复杂。

金砖银行总部将落户浦东

5月15日从财政部传来消息，金砖五国倡导设立的金砖银行总部选址已经敲定。根据中方建议，金砖国家已同意未来金砖银行总部选址在上海浦东世博园区。

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透露，印度已提名瓦曼·卡马特先生为金砖银行候任行长。中方对此表示欢迎，期待卡马特先生尽快进驻上海，带领金砖银行前期管理小组开展金砖银行筹建工作。

按照部署，7月初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金砖银行将在俄罗斯召开首次理事会议，正式任命行长和副行长，他们将带领多边筹建秘书处进一步加快推进各项筹建工作，争取推动金砖银行于2015年底或2016年初启动运营。

国情

一百户全国“最美家庭”揭晓

全国妇联近日在北京举行全国“最美家庭”揭晓仪式。荣登全国“最美家庭”光荣榜的100个家庭中，有几世同堂、孝老爱亲家庭，有夫妻和睦、相携进步家庭，有传承家风、教子有方家庭，有勤俭持家、节能环保家庭，有热心公益、乐于助人家庭。

据了解，全国妇联以“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为指导精神，自今年2月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寻找“最美家庭”活动，各地城乡社区“妇女之家”再次展现晒家庭幸福、议家风家训、讲最美故事、展文明风采、秀未来梦想的生动场面。活动还延伸到机关、企业、军营、学校。3个月时间里，全国134万群众自荐他荐，8500多万群众参与网上投票，9300多万群众参与网上互动，为最美家庭点赞。

绝大多数药品政府定价将被取消

5月5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传来消息，从2015年6月1日起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完善药品采购机制，发挥医保控费作用，药品实际交易价格主要由市场竞争形成。

“这次改革是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顶层设计，由原来的政府‘单只手’管制药品价格转变为更好地发挥政府、市场‘两只手’作用，相关政府部门的角色将转变为药品市场竞争秩序和合理价格形成机制的维护者。”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所所长常峰说。

中博会吸引外资288.95亿美元

为期三天的第九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简称“中博会”）5月20日在武汉闭幕。组委会透露，本届中博会期间，中国中部六省共吸收外资项目总投资额288.95亿美元。

其中，最大一笔外资项目落户湖北，法国家乐福集团将在湖北鄂州投资35亿元人民币，建设家乐福华中营运中心、物流中心、电商中心。内资最大项目则是湖北能源集团、中国长江三峡集团、陕煤集团联合投资359亿元人民币投建湖北荆州煤制气项目。

舆情

我国家庭收入最高差19倍

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布《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报告显示，我国家庭发展正经历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类型多样化等七大变化。

国家卫计委家庭司司长王海东介绍，为全面系统地了解我国家庭的基本情况，国家卫计委2014年组织开展“中国家庭发展追踪调查”，并在此基础上编写了《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這是我国首次由政府主导的全国性家庭追踪调查。

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家庭发展在诸多方面都经历着深刻的变化，突出表现在：一是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类型多样化。二人家庭、三人家庭成为家庭类型主体，单人家庭、空巢家庭等家庭形态不断涌现。二是城乡家庭收入差距明显。收入最高20%家庭的收入是最低20%家庭的19倍。三是城乡养老照护和医养结合需求较大。四是父亲在照料和教育儿童的过程中角色陪伴、教育不足。父母双方共同照料儿童日常生活的只占7.5%，共同教育的只占11.7%。五是计划生育家庭发展状况总体上好于非计划生育家庭。六是流动家庭与留守家庭成为常态家庭模式。流动家庭的比例接近20%，农村留守儿童占比超过1/3，留守妇女占比超过6%，留守老人接近1/4。七是城乡社区服务设施和功能差异明显。

卷烟从价税税率由5%提至11%

财政部发布《关于调整卷烟消费税的通知》显示，自2015年5月10日起，卷烟批发环节从价税税率由5%提高至11%，并按0.005元/支加征从量税。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算，在中低收入国家，烟草制品价格提高10%可使烟草使用减少5%。这种效果在对价格敏感的未成年人群中尤其明显：烟草价格提高后，他们减少的消费是成人的2-3倍。

在中国，如将每包卷烟的价格提高1元，就可将卷烟年消费量从1250亿包减少至约1000亿包（减少约20%），增加税收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并将挽救许许多多的生命。